考信录 - 第 44 页/共 77 页

“济南伏生传《尚书》，授济南张生及千乘欧阳生。欧阳生授同郡儿宽；宽授欧阳生之子；世世相传，至曾孙欧阳高，为‘《尚书》欧阳氏学’。张生授夏侯都尉；都尉授族子始昌；始昌传族子胜，为‘大夏侯氏学’。胜传从兄子建；建别为‘小夏侯氏学’。三家皆立博士。” 　　“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、大小夏侯三家经文，《酒诰》脱简一，《召诰》脱简二。率简二十五字者，脱亦二十五字；简二十二字者，脱亦二十二字。文字异者七百有馀，脱字数十。”（《汉书艺文志》） 　　“中兴，北海牟融习《大夏侯尚书》，东海王良习《小夏侯尚书》，沛国桓荣习《欧阳尚书》。荣世习相传授，东京最盛。”（《後汉书儒林传》） 　　“逵数为帝言《古文尚书》於经传《尔雅》诂训相应；诏令撰《欧阳》、《大小夏侯尚书》、《古文》同异。逵集为三卷。帝善之，复命撰《齐》、《鲁》、《韩诗》与《毛氏》异同。”（《後汉书贾逵传》） 　　“永嘉之乱，《欧阳》、《大小夏侯尚书》并亡。济南伏生之传，惟刘向父子所著《五行传》是其本法，而又多乖戾，”（《隋书经籍志》） 　　按：《欧阳》，《大小夏侯尚书》，皆《今文》也。刘向以《古文》校之而有异文脱简，贾逵又撰三家与《古文尚书》同异，则刘、贾所见者《真古文》也。若仍是《今文》，则与三家有同而无异，何有异文脱简，又何撰同异之有哉！是以《尹敏传》云：“初习《欧阳尚书》（即今文），後受古文。”东汉所谓《古文》之非《今文》明矣。况永嘉之乱，《今文》已亡，安得复有存者！後世学者不知《古文》、《今文》之分，乃以篇数多者为《古文》，少者为《今文》，遂以今书三十三篇为《今文》，谬矣！ 　　孔氏《正义》称刘向作《别录》不见《孔传》？後世耳食者遂以为刘向未见《古文》。夫刘向以《古文尚书》校《今文》，若不见《古文》，以何校之？然则刘向但见《真古文》，未见《伪古文》耳。且云“中古文”，则安国之《古文尚书》已上於朝矣，安有藏於家之事！然则马、郑相传之《尚书》决为《古文》而非《今文》明矣。 　　△六驳之二──今文亦壁藏 　　一，无论马、刘所传之为《古文》而非《今文》也，即伏生之《今文》亦其壁中所藏之书，井无其女口授之事，不得与二十五篇文体互异。 　　“伏生者，济南人也，故为秦博士。孝文帝时，欲求能治《尚书》者，天下无有；乃闻伏生能治，欲召之。是时伏生年九十馀，老不能行，於是乃诏太常，使掌故朝错往受之。秦时焚书，伏生壁藏之。其後兵大起，流亡。汉定，伏生求其书，亡数十篇，独得二十九篇，即以教於齐、鲁之间。学者由是颇能言《尚书》；诸山东大师无不涉《尚书》以教矣。伏生教济南张生及欧阳生；欧阳生教千乘儿宽，（《汉书》无此八字而有“张生为博士”五字）而伏生孙以治《尚书》征，不能明也。自此之後，鲁周霸、孔安国、雒阳贾嘉，颇能言《尚书》事。”（《史记儒林列传》。《汉书》略同，但文异者十馀，增者一，删者十馀耳。故不重录） 　　按此文，则伏生之《今文》乃壁中所藏书。故刘歆《移博士书》亦云：“《尚书》初出於屋壁，朽折散绝；今其书见在。”则是二十九篇之策现存，错何难自以目览之，而必待夫女子之口授乎？且云伏生能“治”《尚书》而不云能“诵”《尚书》，则是所以欲召之者，谓伏生能通达其义，非徒诵其文也。错所受者《尚书》之义，乌用以意属读！若徒诵其文，则伏生之门人若张生、欧阳生等众矣，何人不可以授，又不必其女而後能授也。由是言之，伏生并无口授之事；此二十五篇之所以浅近易知而与马、郑相传之《尚书》大不类者，正以其作於魏、晋之後，原非二帝、三王之言故尔，无他故也。盖作《伪书》者目知其文不类，而恐人之讥己，故伪造此说以弥缝之。乃後之学者沿讹踵谬，皆信之而不疑，岂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唐以後之人皆不复观乎？真天下之怪事也已！ 　　“卫宏，字敬仲，东海人也，少与河南郑兴俱好古学。初，九江谢曼卿善《毛诗》，乃为其训；宏从曼卿受学，因作《毛诗序》，善得风雅之旨，於今传於世。後从大司空杜林更受《古文尚书》，作《训旨》。时济南徐巡师事宏，後更从林学，亦以儒显。由是古学大兴。”（《後汉书儒林传》） 　　按：此文言作《训旨》而不言作《序》，言作《毛诗序》而不言作《尚书序》，则世所传宏《序》非宏所自作也。孔安国之作《书传》与《序》，班固不知，则巧为之说曰，书未行於世也。今蔚宗乃宋元嘉时人，梅赜果於东晋奏上其书，宏《序》行於世矣，蔚宗何以亦不之知？且云“宏受《古文尚书》，由是古文大兴”然则宏果有序，班固见之熟矣，何以为《儒林传》乃绝不载伏生口授之事，而仍录《史记》之文乎？盖由作《伪书》者自知其文不类而恐人之讥己，是以造为此说，之孔、卫以弥缝之。乃後之学者沿讹踵谬，皆信之而不疑，岂《史记》、《前後汉书》唐以後之人皆不复观乎？真天下之怪事也已！ 　　△六驳之三──班固斥张霸伪书 　　一，张霸之《伪书》乃百二篇，并非二十四篇，班固《汉书》业已斥之，必无反以《伪书》为《古文》之理。 　　“世所传《百两篇》者，出东莱张霸，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，又采《左氏传》、《书叙》为作首尾，凡百二篇，篇或数简，文意浅陋。成帝时，求其古文者，霸以能为‘百两’征。以中书校之，非是。霸辞受父，父有弟子尉氏樊并。时大中大夫平当，侍御史周敞劝上存之。後樊并谋反，乃黜其书。”（《汉书儒林列传》） 　　按：《汉书》此文称霸书“文义浅陋”，又云“以中书校之非是”，是班氏明明以张霸之书为伪矣；乌有作《儒林传》则痛诋其伪，作《艺文志》又深信其真，作《律历志》反引其书为证者哉！班氏所引《伊训》、《武成》之文，非霸伪书而为孔壁之《真古文》明矣。《汉书》所引者为真，则梁、陈所出者为伪可知也。况霸所撰乃百二篇，非二十四篇；乃分析二十九篇为之，亦非别有二十四篇也。今颖达但欲表章伪书，遂公然以安国以来相传之《逸》十六篇（即二十四篇）为伪，复公然以百二篇为二十四篇，，亦妄之至矣！且十六篇之语不始於固，《史记儒林传》言之矣。司马迁，汉武帝时人，张霸，成帝时人，迁作《史记》，何由预知後世之有张霸《伪书》，并其篇第之多寡乎！盖凡颖达之说，颠倒矛盾，类皆如此；学者少留意焉，则其谬不攻自破矣。 　　△六驳之四──《古文尚书》立学官 　　一，孔安国《古文》，当时已传於世，王莽及章帝时又已立於学官，两汉之书所载甚明，并未散轶，不容诸儒皆不之见。 　　“安国为谏大夫，授都尉朝；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。迁书载《尧典》、《禹贡》、《洪范》、《微子》、《金》诸篇，多《古文》说。都尉朝授胶东庸生。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，以明《梁春秋》为博士部刺史，又传《左氏》。常授虢徐敖；敖为右扶风掾，又传《毛诗》，授王璜，平陵涂恽子真。子真授河南桑钦君长。王莽时，诸学皆立，刘歆为国师，璜、恽等皆贵显。”（《汉书儒林列传》） 　　“八年，乃诏诸儒，各选高才生受《左氏》、《梁春秋》、《古文尚书》、《毛诗》。由是四经遂行於世。皆拜逵所选弟子及门生为千乘王国郎，朝夕受业黄门署。学者皆欣欣羡慕焉。”（《後汉书贾逵传》） 　　按此文，则《古文尚书》当孔安国时已传於人而行於世，至王莽时而立於学官，至东汉章帝时而再立於学官，且为帝所崇重，习《古文》者皆授官，而为世所欣慕矣，安得诸儒皆不之见，至梁、陈时而突出乎！盖《汉志》所谓“未列於学官”者，谓未置博士及弟子耳，非谓其书不行於世，但藏於家也；谓武帝时未列於学官耳，亦非终已不列於学官也。且《毛诗》、《左氏》、《梁春秋》当武帝时皆未列於学官，皆至王莽时而始立，至章帝时而再立，何以皆行於世，马、郑、服、杜皆得见之而笺注之，独《古文尚书》遂以不列学官之故，致无一人之见之乎？甚矣不学而耳食者多也！ 　　△六之五──《晋书》无古文授受事 　　一，《正义》称郑冲传《古文尚书》，皇甫谧采之作《世纪》，至梅赜奏上其书於朝，考之《晋书》，并无此事。 　　《本纪》无文。 　　《儒林传》中不载此事。苏愉、梁柳、臧曹、梅赜亦皆无传。《郑冲传》中但有高贵乡公讲《尚书》，冲执经亲授之语，并无所讲乃孔氏五十八篇之文。 　　《皇甫谧传》中但有梁柳为太守，谧不为加礼一事，并无柳传《古文尚书》及谧得之之文。 　　按：梅赜果尝奏上此书，《本纪》即不之载，《儒林传》中岂得并无一言及之；乃非惟无其事，亦并无苏愉等三人之名，然则三人亦皆子虚乌有者也。且凡纪事之体，必书年月，而《尚书正义》、《隋书》记此事，皆不言为某帝之时，某年之事，盖缘当时本无此事，系之以时，则人覆检而知其诬，故传《伪书》者为此含混之词，使人无从辨其真伪；孔氏道听涂说，逐从而录之耳。且夫五十八篇之书，魏以前未行於世也。当魏主讲《尚书》之时，冲所执者果系孔氏之五十八篇，《传》岂得不大书特书，而乃但云《尚书》。既但云《尚书》，则即马、郑之二十九篇可知矣。柳为太守，谧不加礼，琐事耳，然犹载之传中，若谧果从柳得《古文尚书》而作《帝王世纪》，此乃经术之显晦，著作之本原？何得反略之而不记乎？嗟夫，《史记》、《两汉》之书，人所共读者也，乃明明与《今文》相校之《古文》，而谓之《今文》；明明别有百二篇，而谓之即二十四篇；明明壁藏其书者，而谓之口授；明明立学官，置弟子，而谓之私藏於家。彼其於共读之《史》、《汉》尚不难以黑为白，况人不多读之《晋书》，亦何难以无为有乎！ 　　△六驳之六──郑、孔解诂与《伪书》之牾 　　一，非但梅赜未尝奏上此书也，即郑冲亦未尝见此书，孔安国亦不知有此书，考之《论语集解》可见。 　　“子曰：‘《书》云：“孝乎惟孝，友於兄弟，施於有政。”是亦为政，奚其为政！’”注：“包曰：‘孝乎惟孝，美大孝之词。友於兄弟，善於兄弟。施，行也。所行有政道，与为改同。’”（《论语集解》） 　　按：《集解》乃郑冲与何晏同纂辑者。所引包说，以“孝乎惟孝”为句，以“施於有政”为一家之政。今《伪书》此文无“孝乎”二字，而“施於有政”作“克施有政”，乃指治民之政而言，与包所说迥异。若冲果见此书？岂容复采乐包说！今何、郑既以包训为是，则其未尝见此书明矣。 　　“曰：‘予小子履，敢用玄牡，敢昭告於皇皇后帝。’”注：“孔曰：‘履，殷汤名。此伐桀告天之文。……《墨子》引《汤誓》，其辞若此。’”（《论语集解》） 　　按：今《伪书》此文乃汤灭夏之後告诸侯百姓者。安国果见此文，不当谓之“伐桀告天”。且今《伪书汤诰》现有此文，安国何不注云“今《尚书汤诰》有之”，乃反引《墨子》以为证乎？安国既引《墨子》为证，则是安国所见之《古文尚书》并无此文也明矣。 　　“虽有周亲，不如仁人。”注：“孔曰：‘亲而不贤不忠则诛之，管、蔡是也。仁人谓微子、箕子，来则用之。’”（《论语集解》） 　　按此注，是以此言为泛论周之事，以“周亲”指周之公族，以“仁人”指商之贤臣也。今《伪书》此文乃武王誓师之词，不惟管、蔡未叛，微、箕亦尚未来。安国果见此篇，何容复作此解！且《伪传》云：“周，至也。言纣至亲虽多，不如周家之少仁人。”反以周亲属商，以仁人属周，与安国《论语》之注正相悖。然则《伪书》、《伪传》之不出於安国明矣。 　　孔氏《正义》云：“此文与彼正同，而孔注与此异者，盖孔意以彼为伐纣誓众之词，此泛言周家政治之法，欲两通其义，故不同也。”夫圣人之言，一也，岂得忽以为彼，忽以为此。安国宁有此一口两舌之事乎！此理显然易见，而颖达犹欲曲全《伪传》之说，抑亦异矣！嗟夫，安国，西汉名儒乃为妄人所诬如是，为颖达者不能为乃祖辨其诬，顾反附会焯、炫而表章之，以致後儒摘斯传之纰缪，动辄归咎安国，使安国蒙不白之冤於千载之上，谁之过与！此余之所为长太息者也！ 　　△《伪书》之著者及其推行之年代 　　曰：五十八篇经传非孔安国所传，梅赜所奏上，果何人所撰，至何时始行於世邪？曰：江左士大夫於经学皆不留意，罕有言及此者，此不可详考矣、但据其时所著之书观之，王坦之，东晋人也，范蔚宗，宋元嘉时人也，藉令东晋之初此书果已奏上行世，坦之、蔚宗必无不见之者，而坦之著《废庄论》，引“人心，道心”二语，不言其为《虞书》（详见《唐虞考信录》中），是坦之未见此书也；蔚宗著《後汉书儒林传》，但云“贾逵作训，马融作传，郑玄注解，由是《古文尚书》遂显於世”，若不知别有二十五篇者，是莳宗亦未见此书也。直至梁刘勰作《文心雕龙》，始引此二十五篇之文。然则是元嘉以前，此书初未尝行於世，至齐、粱之际始出於江左也。然但行於江左已耳，中原犹未有此书。故《隋书经籍志》云：“梁、陈所讲有孔、郑二家；齐代惟传郑义；至隋，孔、郑并行而郑氏甚微。”然则是隋灭陈以後，此书乃渐传於北方，刘焯、刘炫之辈以为奇货而注释之，然後此书大行而《郑注》渐废也。至其撰书之人，则梅惊、李巨来皆以为皇甫谧所作。以余观之，不然。西晋之时，《今文》、《古文》并存於世，安能指《古文》为《今文》，而别撰一《古文尚书》以欺当世。况谧果著此书，必已行世，何以蔚宗犹不之知；又何以江左盛行而中原反无之？然则此书乃南渡以後，晋、宋之间，宗王肃者之所伪撰，以驳郑义而伸肃说者耳。何以言之？《左传》“乱其纪纲”，旧说以为夏桀之时，而肃以为太康之世；《无逸》“其在祖甲”，马、郑以为武丁之子，而肃以为太甲之事。今《伪经》以“乱其纪纲”入《五子之歌》，《伪传》以祖甲为太甲，明明祖述肃说，暗攻先儒，其为宗肃学者之所伪撰？毫无疑义。盖汉末说经者皆宗康成，逮王肃起，恃其门阀，始好与郑为难。其说不无一二之胜於郑，而荒唐悖谬者实多。但肃父为魏三公，女为晋太后，以故其徒遂盛，其说大行，天下之说经者分为二派，一宗郑学，一宗王学。宗郑者黜王；宗王者驳郑。值永嘉之乱，《今文》失传，江左学者目不之见，耳不之闻，又其时俊桀之材，非务清谈，即殚心於诗赋笔札，经术之士绝少，但见马、郑所传与《今文》篇数同，遂误以为《今文》。由是宗肃学者得以伪撰此书以攻郑氏。书既撰於晋、宋之间，故至齐、梁之际姑行於当世也。孔氏见《伪书》、《伪传》之说多与肃同，不知其由，遂疑肃私见《孔氏》而秘之。夫肃专攻郑氏，如果此书在前，肃尝见之，其攻郑氏之失，必引此书为证，云《尚书》某篇云云，某传云云，世人谁敢谓其说之不然，何为若出之於已然者？然则是《伪书》之采於肃说，非肃说之本於《伪书》明矣。即《正义》所称“皇甫谧从梁柳得此书，故作《帝王世纪》，多载其语”者，亦作《伪书》者之采於《世纪》，正如《冠子》采贾谊之《鹏鸟赋》，而人反谓谊赋之采於《冠子》耳。但南北朝中无穷经博古之人察知其伪，遂使其书得行。然马、郑之本书尚在，後之人犹可考而知之。至唐太宗时，孔颖达奉诏作《五经正义》，既不能辨其真伪，又误以其传真为其祖安国所著，遂废《郑注》而用之，自是郑氏古本遂亡，士人之应明经试者，莫不遵功令，读《伪传》，二十五篇之文遂与三十三篇之经并重，习而不察，以为固然，竟不知《史》、《汉》以来汉、晋诸儒所述并无此文，而出於後人之伪撰者矣。 　　△《家语》之伪撰者 　　然不但今《尚书》二十五篇为宗王肃者之所伪撰也，即今所传《家语》亦肃之徒之所伪撰。《汉书艺文志》云：“《孔子家语》二十七卷。”师古注云：“非今所有《家语》。”是今《家语》乃後人所伪撰，非汉所传孔氏之《家语》也。今《家语》序云：“郑氏学行五十载矣，自肃成童始志於学，而学郑氏学矣，然寻文责实，考其上下，义理不安，违错者多，是以夺而易之。然世未明其款情，而谓其苟驳前师，以见异於人。”又云“有孔猛者，家有其先人之书。昔相从学，顷还家，方取以来。与予所论，有若重规叠矩。”然则今之《家语》乃肃之徒所撰，以助肃而攻康成者，是以其文多与肃同而与郑说互异。此序虽称肃撰，亦未必果肃所自为，疑亦其徒所作而名於肃者。由是言之，伪撰古书乃肃党之长技，今《伪古文尚书》亦多与肃说同而与郑氏异者，非肃党为之而谁为之乎！ 　　△《孝经》之《伪孔氏经传》 　　亦不但《尚书》有《伪孔氏古文经传》也，即《孝经》亦有《伪孔氏古文经传》。《孝经正义》云：“隋开皇十四年，秘书学生王逸於京市陈人处买得一本，送与著作王邵，以示河间刘炫。”则是後世所谓《古文孝经》者，出於隋世，非汉儒所传孔壁之《古文孝经》也。又云：“开元七年，国子博士司马贞议曰：‘《今文孝经》是汉河间王所得颜芝本。至刘向，以此参校《古文》，省除繁惑，定此一十八章。其《古文》二十二章，中朝遂亡其本。近儒欲崇古学，妄作传学，假称孔氏，辄穿凿更改，又伪作《闺门》一章，以应二十二之数，非但经文不真，抑亦传文浅伪。’由是明皇自注《孝经》，颁於天下，以十八章为定。”则是南北分王之时，经术荒废，好事者造为伪书以惑当世，乃其常事也。但彼二十二章者，幸而有司马贞驳其谬戾，以故不行於世，而此二十五篇者，不幸而遇孔颖达谬相推奉，黜真书而用伪者以取士，遂致唐人奉为不刊之书耳。惜乎後世之儒之不能以三隅反也！ 　　△《伪书》破绽三端 　　曰：“二十五篇之文果出後人所撰，何其似圣人之言也？曰：乌得似！後世学者不之察耳。三十三篇中，无一道学陈腐之语，然其所载行政用人之略及训诰中所与其君及群臣百姓言者，无一非修身经国之要务，不言道而道莫大焉，不言学而学莫纯焉。其二十五篇则不然：自其所采经传旧文而外，大率皆道学语。然按之乃陈腐肤浅，亦有杂入於异端者。其义不逮，一也。三十三篇之中，事多於言，事亦皆与经传相应，无可议者。二十五篇则言多而事少，其事皆杂采於诸子及汉儒之注说，考之於经既不合，揆之以理亦多谬。其事不经，二也。三十三篇，四代之书，迥然四代之文，古今升降，一望了然，典谟誓诰各有其体，不相混也。二十五篇则自《大禹谟》至《ぁ命》其文如出一手，谟训命诰约略相似，更无分别。其文不类，三也。昔宋阮逸伪造《元经》，称隋王通所撰，而《河汾王氏书目》无之，《唐艺文志》亦无之；且避唐景帝（神尧之祖）讳，称石虎为季龙，又避唐神尧讳，称戴渊为若思。”以故直斋陈氏得知其伪，谓“逸心劳日拙，自不能掩”。今此二十五篇，《史记》无之，班、范《两汉》之书无之，贾逵、马融、郑康成之所传亦无之，赵岐、杜预、韦昭诸儒皆不之见，而其中杂以异端之言，小说之事，魏晋排偶组练之文，与三十三篇之书高下悬绝，较之阮逸伪书尤为易辨。惜乎後世学者震於其名而皆不之察也！ 　　△《伪书》剽窃经传 　　曰：经传所引《尚书》之文，二十五篇之中皆有之，何以言其伪也？曰：此作《伪书》者剽窃经传之文入其中耳。子不见夫铁器乎，铸者无痕而补者有痕。凡经传所引之语在三十三篇中者，与上下文义皆自然相属；在二十五篇中者，其上下承接皆有补缀之迹，其有痕无痕至易辨也。且其中有传记所引逸书之文而剽窃之者，亦有传记之所自言，并非引书，而亦剽窃之者。“六府三事”，缺自解经文，“同德度义”，苌弘自抒己见，岂得牵帅之以入经！至於“除恶务本”，乃权谋之士所言，尤不得入圣人口中也。有采经传之意而改其词者。“有攸不为臣，东征”，删其首句而移之伐纣，可乎！“天下曷敢有越厥志”，改以为“予”而属之武王，谬矣！有采经传之词而失其意者。周亲之不如仁人，谓己不私其亲，可也；以周亲属之纣，则不伦。嘉谋之归於我後，臣下自相勉励，可也；成王以之命官，则失言。此剽窃之不能掩者也。且《尚书》凡百篇，而凡经传所引略已尽於二十五篇之中，然则其馀四十二篇（五十八篇外，尚当有《逸书》四十二篇）经传遂无引其一语者乎？是以传记所引在三十三篇中者少，在二十五篇中者多。何者？彼固专以裒集传记之语成文者也。即以其引传记观之，而其伪已不能掩矣！ 　　△识别《伪书》之不易 　　曰：三代有三代之文，两汉有两汉之文，魏、晋以还，文体益变，二十五篇之文岂後世文人之所能赝为。此固不得疑为伪也。曰：能膺为者多矣！魏、晋之世，文士多好摩拟古人之文，其习尚然也。若夏侯湛之《昆弟诰》，其声音笑貌俨然《尚书》矣，试隐其名而加以古人之名，使无识之人观之，岂复有疑其伪者乎，宋文彦博帅永兴，得褚遂良《圣教序》墨迹，因令子弟临摹一本；会宴僚属，乃并出二本，令坐客别之，客皆以摹者为真迹也。夫书法，其浅者也，犹且如是，况文之难知乎！嗟夫，《管》、《晏》、《冠》诸子大率皆後人所伪撰，至於昭明所选《高唐》、《风赋》、《黄鹄怨歌》之属，为俊人所拟作者尤多，乃传之日久，而人遂莫不信以为真。故凡世之以伪乱真者，惟实有学术而能文章者然後乃能辫之；悠悠世俗之目，其视莠莫非稷也，视鱼目莫非珠也，乌乎其能知之！昔隋牛宏奏请购求天下遗逸之书，刘炫遂伪造书百馀卷，题为《连山易》、《鲁史记》等，录上送官，取赏而去。後有人讼之，坐除名。然则伪造古书乃昔人之常事，使不遇讼之者，则至今必奉为圣人之言矣。古今之如此者，岂可胜道，特难为不学而耳食者言耳。纵使梅赜果尝奏上此书，尚不可据为实，况并无此事乎！此所关於圣人之政事言行者非小，故余不辞尤谤而考辫之。 　　●卷二 　　○集前人论《尚书》真伪 　　二十五篇之伪，非述一人之私言也，古人固已有之。盖唐儒疑而未言，宋儒言而未决，至南宋之末，赵氏始决言其伪。自是以後，言者益多。但世之学者咸笃志於举业，不深考耳。今略载其一二於左。 　　△韩愈疑《伪书》 　　韩子《进平淮西碑表》云：“其载於《书》，则《尧舜》二典，夏之《禹贡》，殷之《盘庚》，周之《五诰》。”《进学解》云：“《周诰》、《殷盘》，诘曲聱牙。” 　　按：於夏不称《禹谟》而称《禹贡》，於股、周不称《汤诰》、《武成》而反称《盘庚》、《五诰》，则是其文浅陋平弱，韩子固已疑之，但未形於文耳。 　　△朱熹疑《伪书》 　　《朱子语录》云：“孔安国解经最乱道，看来只是孔丛子等做出来。因说《书》云：‘某尝疑孔安国书是假书。’” 　　又云：“《孔书》是东晋方出，前此诸儒皆不曾见，可疑之甚。” 　　按：朱子此语，则是明以二十五篇为伪撰矣。惜其但与门人言之，未尝自为《书传》，尽废其伪而独存其真也。 　　△吴或疑《伪书》 　　吴氏曰：“伏生传於既耄之时，而安国为隶古定，特定其所可知者，而一篇之中，一简之内，其不可知者盖不无矣。乃欲以是尽求作书之本意与夫本末先後之义，其亦可谓难矣。而安国所增多之书，今篇目具在，皆文从字顺，非若伏生之书，诘曲聱牙，至有不可读者。夫四代之书，作者不一，乃至二人之手而遂定为二体乎？其亦难言矣！” 　　又论《泰誓》云：“汤、武皆以兵受命。然汤之辞裕，武王之辞迫；汤之数桀也恭，武王之数纣也傲；学者不能无憾。疑其书之晚出，或非尽当时之本文也。” 　　△蔡沈疑《伪书》 　　九峰蔡氏曰：“按汉儒以伏生之书为‘今文’而谓安国之书为‘古文’，以今考之，则《今文》多艰涩，而《古文》反平易。或者以为《今文》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错时失之，则先秦古书所引之文皆已如此，恐其未必然也。或者以为记录之实语难工而润色之雅词易好，故训诰誓命有难易之不同，此为近之。然伏生倍文暗诵乃偏得其所难，而安国考定於科斗古书错乱摩灭之馀反专得其所易，则又有不可晓者。” 　　又跋《牧誓篇》後云：“此篇严肃而温厚，与《汤誓》相表里，真圣人之言也。《泰誓》、《武成》，一篇之中，似非尽出於一人之口。岂独此为全书乎？” 　　按：吴、蔡两先生所辨明矣：既以文体不同别之，复以义理有乖驳之，後学复何疑焉！惟口授之说原无其事，说已详前卷《真伪源流通考》中。 　　△赵汝谈疑《伪书》 　　陈直斋《书录解题》云：“《南塘书说》三卷，赵汝谈撰。疑古文非真者五条。朱文公尝疑之，而未若此之决也。” 　　按：吴、蔡於此皆不能以无疑，然终未敢决言其伪。岂非久假难归，极重难返，虽贤者亦不免游移其间乎？乃赵氏独直斥为伪撰，非有大过人之识安能如是！惜余未得见其书也。 　　近世以来，斥其伪者尤多。若梅、顾、朱、李诸先生咸有论著。惜余学浅居僻，未见梅、朱二君之书，仅於李巨来《古文尚书考》中见其一斑也。今载顾、李两家之说於左： 　　△顾炎武疑《伪书》 　　顾宁人论《泰誓》云：“商之德泽深矣，尺地莫非其有也，一民莫非其臣也。武王伐纣，乃曰‘独夫受，洪惟作威，乃汝世雠’，曰‘肆予小子，诞以尔众士，殄歼乃雠’，何至於此？纣之不善，亦止其身，乃至并其先世而雠之，岂非《泰誓》之文出於魏、晋间人之伪撰者邪？吴氏、蔡氏盖已见及乎此，特以注家之体，未敢直言其伪耳。” 　　△李绂疑《伪书》 　　李巨来《古文尚书考》云：“《古文尚书》，凡《今文》所无者，如出一手，盖汉、魏人赝作。朱子亦尝疑之，而卒尊之而不敢废者，以‘人心，道心’数语为帝王传授心法，而宋以来理学诸儒所宗仰之者也。余友万编修云：‘即此数言，可证其赝。危微二语出於《荀子》，而《荀子》又得之於《道经》，非《尚书》语也。梅尝言之矣。’余覆考之，盖《荀子解蔽篇》言‘舜之治天下也，不以事诏而万物成。处一之危，其荣满侧。养一之微，荣矣而未知。’故《道经》曰：“人心之危，道心之微。”危微之几，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。荀子之论危微者如此，而引《道经》以为证，则《尚书》必无‘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’之语。何也？荀子为李斯之师；其所著书在《诗》、《书》未燔之前。荀子凡引《诗》、《书》，并称‘《诗云》’、‘《书》云’，而此独称‘《道经》曰’，则秦火之前荀子所见之《尚书》无危微语也。杨亻京勉强迁就，注云：‘今《虞书》有此语，而云《道经》者，盖有道之经。’不知汉以前从未尝称《易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春秋》为经，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所引亦无经字。且孔、孟为儒家而黄、老为道家，自战国至汉无异辞。道家之书则曰经，如《老子道德经》、《庄子南华经》、《列子冲虚经》、《关尹子文始经》，皆是。《道经》之非《尚书》也明矣。《经解》出於《戴记》，未必为孔子之言，然通篇无经字，其经目则汉儒所署耳。《孝经》亦汉人钞撮圣贤绪言为之，不然，不应汉以前无一人语及之也。至汉武帝，始设五经博士。盖汉初尚黄、老，儒者慕焉，因亦效道家者流，各尊其所治之书为经，自称曰经师。此如庞蕴《语录》，惟僧人称之，而宋儒弟子之无识者亦录其师之言，名以语录焉耳。其在秦以前，未闻称《易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春秋》为经也。知危微之语出於《道经》而非出於《尚书》，然後知《古文尚书》之赝较然明白。或谓孔壁之书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，故班固谓‘迁书载《尧典》、《禹贡》、《洪范》、《微子》、《金》诸篇多《古文》说’，班固，汉人，其言不可据乎？曰：班说是也。然司马迁所引者、安国所得於壁中之《真古文尚书》，非今所有之《古文尚书》也。秀水朱氏彝尊尝考之矣。《史记》中，《五帝本纪》引《二典》，《夏本纪》引《禹贡》、《皋陶谟》、《益稷》、《甘誓》、《殷本纪》引《汤誓》、《高宗肜日》、《西伯戡黎》、《周本纪》引《牧誓》、《甫刑》，《鲁世家》引《金》、《无逸》、《费誓》，《燕世家》引《君》，《宋世家》引《微子》、《洪范》，皆《今文尚书》所有，不足为据。其所引为《古文》所有而《今文》所无者，惟《殷本纪》所引《汤诰》，《周本纪》所引《泰誓》二篇而已；然其辞皆与今所传《古文尚书》绝不相类。盖安国所得壁中《古文》信有其书，而特非今世所行之《古文尚书》也。司马迁亲问故於安国，而所引之辞绝不类，则今之《古文尚书》复何所恃以取信於天下也哉？然则《尚书》之所谓可信者，皆其可疑者也。” 　　按：百馀年以来，读书有卓识者无过於顾宁人先生，所推为博学者无过於李巨来先生，而皆以《孔氏经传》为伪则此二十五篇之非安国《古文》明矣。惟巨来称“安国所得壁中《古文》信有其书，而特非今世所行之《古文尚书》”者，考之尚有未详。盖安国壁中之《古文》即今三十三篇之书，与《今文》篇数同而文字互异，前卷固已详言之矣。司马氏所引，班氏所称，皆此也。此外十六篇，则所谓《尚书逸篇》者是也。但《今文》亡於永嘉，而人遂误以三十三篇为《今文》耳；非别有《古文》而今亡之也。故今补而正之。 　　○李巨来《书“古文尚书冤词”後》补说 　　毛西河有《古文尚书冤词》，以二十五篇为非伪（此书未见）。巨来作此辨之，深足以纠世人之惑。今摘录之於此。然其中亦尚有未尽未周者，故复补其未备，附录於後。 　　△《晋书》无古文授受事 　　“余少时读《尚书正义》，考《古文》授受引《晋书》云：‘晋太保郑冲授扶风苏愉，愉授天水梁柳，柳授城阳臧曹，曹授汝南梅赜。’考之《晋书》，绝无其语，不知《正义》何所据也。按《晋书》郑冲本传，止云‘高贵乡公讲《尚书》，冲执经亲授’而已，并未有《古文》之说。又称冲与孙邕、曹羲、荀ダ、何晏共集《论语》诸家训注之书，名曰《论语集解》，奏之魏朝，未闻有经学授之何人。又冲仕魏至司空司徒，常道乡公即位，拜太保，位三司上，封寿光侯，而阿附司马昭；比炎篡位，冲实奉禅策，拜太传，进爵为公，视孔光、张禹之罪又有甚焉。此辈经术又安用哉！况苏愉、臧曹、梅赜，《晋书》并无其人；惟梁柳附见《皇甫谧传》，亦止言其作郡，并无得《古文尚书》之事。毛西河氏作《古文尚书冤词》，亦据《正义》引《晋书皇甫谧传》，云：‘谧从姑子外弟梁柳得《古文尚书》，故作《帝王世纪》，中多载其语’，则《谧传》并无之。毛氏乃引晁公武《十八家晋书》为辞。按《唐书艺文志》，唐初，《晋书》虽有七家，御制书出，余必称名。《正义》所引未称某人《晋书》，必《御制晋书》矣。且《御制晋书》成於贞观，而《唐书儒学传》谓《尚书正义》，永徽中，於志宁等校正，始布天下，则《正义》自当引《御制晋书》，不当他引也。毛氏为《古文尚书》称冤，大声疾呼，著书立说，而所引疏阔，与孔氏《正义》无异，安足以传信後世而箝天下之口也哉！” 　　按：毛氏以《十八家晋书》为解，不过强词夺理而已。假使他《晋书》果有之，贞观《晋书》必无删之之理。圣经显晦，天下之大事也，数百年亡轶之书一旦忽出，岂容略而不言！修《晋书》者与孔氏之书无仇也，何为处处皆削其文？况当时方崇奉此书以为真，乃无故削其文，尤不近於情理。然则是他《晋书》原无此语，故贞观《晋书》亦不能凿空而增此文也。此盖传《伪书》者假设此言以欺当世，孔氏道听涂说而未及覆核耳；不必曲为之说也。毛氏乃欲以想当然之说定古书之真伪谬矣！巨来此辨深足以正世人之惑，故今补而论之。 　　△《伪书》与皇甫谧之关系 　　“考晋时著书之富无若皇甫谧者；尝因《正义》所引牵连梁柳，即疑《古文》为谧所作。後得梅《尚书考异》观之，所见多相合者。其序文则直指《古文尚书》为谧作以授梁柳。其别有所据耶？抑亦因《谧传》及梁柳而臆揣之耶？‘他人有心，予忖度之’，《古文》之作自谧，可信十之六七矣。” 　　按：巨来以二十五篇为伪，是也。惟从梅氏以为皇甫谧作，尚恐未然。谧所著书虽多荒谬，然或采摘太杂，及附会以己意，则有之矣，若公然撰伪经以欺世，则谧尚未至是。且谧所著《帝王世纪》，汤之後有外丙、仲壬两代，与《孟子》、《史记》合，而《伪传》释《伊训篇》云：“汤崩，逾月太甲即位。”与谧说正相反，其非谧所著明甚。梅氏但因《伪书》、《伪传》多采《世纪》之文，遂猜度之以为谧作，误矣。故今正之。 　　△古书可赝造 　　“吾友方灵皋谓汉以来文章具在，孰能赝为之者。不知後人特未尝摹经而自作文字，故不相似耳。刘原父尝补作《礼经》三义，杂之《戴记》，有过之无不及；况搜集群书，征引《尚书》原文，特以己意联属其间，因稍加补缀，何不似之有！黎邱鬼虽父不能辨其子；优孟为叔敖衣冠，楚王不得不爱也。” 　　按：谓摹经所以似经，固也，然特其貌似，貌之一二分似耳，究之不脱当时风气。试取其书读之，文势则多杂排偶，句法则率经煅炼，名言浅语间出错陈，与三十三篇毫不相类，一望而知为晋以後人之笔。以之欺世俗之人，则有馀；以之入知文者之目，则固不能掩也。犹之乎苏子瞻市猪於金华，中道而逸，买猪代之，而客犹赞其美，使其遇陆鸿渐，必不至以江水为潭水也。 　　△辨《晋书荀崧传》“古文尚书孔氏”语 　　又按：自汉下逮魏、晋，言《古文尚书》者众口如一，无可以假借者。故毛、方两家虽极力崇奉《伪书》，而皆毫无证据，其失不待言矣。惟唐贞观中所纂《晋书》内二语，颇足惑世；然其误亦显然易见。毛、方虽皆未之及，然世人读书粗心浮气者多，恐数百年後复有以此献疑者，故附辨之如左： 　　《晋书荀崧传》中记简省博士事，内云：“《尚书》郑氏，《古文尚书》孔氏。”似当晋时已有此《伪书》者。然按《传》中所载，《春秋左传》二家，《易》、《诗》、《周官》、《礼记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各一家，加以《尚书》二家，当为博士十人，何以但云九人？前後不符，其为误衍孔氏一家无疑。且考《职官志》，称晋承魏制，置博士十九人，江左减为九人。魏既未尝以《孔传》列学官矣，晋安得而有之？而《隋书》亦称齐建武中，《孔传》始列国学。合观诸书，孔氏之文之为误衍，不待问者。盖今之《晋书》乃唐人采七家《晋书》而纂录之者：郑氏本传《古文尚书》，是以《旧晋书》有《古文尚书》之文；而当唐初，人皆指《伪孔氏经传》为《古文》，纂《晋书》者因误以所称《古文尚书》者为孔氏《伪书》，遂於郑氏之外别出孔氏之文，以致其数不相合耳。且《尚书》非《古文》则《今文》，非《今文》则《古文》，今乃云“《尚书》郑氏，《古文尚书》孔氏”，然则郑氏者今文邪？古文邪？盖隋、唐间学者专尚词赋，不甚通於经术，而唐初承大乱之後，廷臣之有学问者少，故不敢定马、郑之为古文今文，──谓为今文，则永嘉之乱今文已亡；谓为古文，则又别有五十八篇伪孔氏之经传与郑互异，──故不得已而为是两可骑墙之语耳。大抵古来自修之史多佳，词臣共修者多不佳。自修者，必有其所见，其平日亦必详考之，否则恐有舛误，贻讥後世，故佳者多，《史记》、《两汉》、《南北史》等书是也。词臣共修之书，则多以官使之，未必皆有学术，其平日亦未尝留心於此，而又不专其事，即有抵牾，莫任咎，故佳者少。是以伏生之书本属壁中所藏，而《隋书》称“伏生口授二十八篇”；杜林本传孔氏《古文尚书》，而《隋书》称“杂以《今文》，非孔旧本”；皆习於世俗流传之语，而未尝取《史汉》诸书核正其是非耳。盖凡古来词臣共修之书多不可据如此，刘知几《史通》言之详矣。《隋书》、《晋书》皆唐初人所纂，复何怪乎《荀崧传》中之误衍此文也！ 　　○《尧典》分出《舜典》考辨 　　今世所传《尚书》，首有《尧典》、《舜典》两篇；《尧典》自“曰若稽古”起，至“帝曰钦哉”止；《舜典》自“曰若稽古”起至“陟方乃死”止。习举业者幼而读之，以为《古文尚书》果如是矣。不知此乃唐孔颖达所改之本，自隋以前，《尚书》原文本系一篇，而无“曰若稽古帝舜”以下二十八字。但学者皆为举业计，不考之古，非惟不知孰为《古文》，孰为《今文》，甚至并不知有《古文》、《今文》之名者，况能知《舜典》之为後人所分乎！余於《唐虞考信录》固已辨之。今因详考《古文尚书》真伪，复缕陈其本末是非如左： 　　△伏生《尧典》 　　一，伏生所传《今文尚书》，通为《尧典》，并不别分《舜典》：──《今文尚书》凡二十八篇（篇目详见《古文尚书源流真伪考》中），首为《尧典》，自“曰若稽古帝尧”起，至“帝曰钦哉”，即继以“慎徽五典”云云，至“陟方乃死”止，不惟不分两篇，亦无“曰若稽古帝舜”以下二十八字。则是战国西汉以来通为《尧典》矣。 　　△孔氏《舜典篇》 　　一，孔安国所传《古文尚书》，亦通为《尧典》；别有《舜典篇》，而非自《尧典》分出者：──《古文尚书》於二十八篇外，得多十六篇（篇目已见《古文真伪考》中）内有《舜典》一篇。而《尧典篇》“帝曰钦哉”之下，仍继以“慎徽五典”云云，至“陟方乃死”止。其十六篇学者罕所诵习，马融所谓“《逸》十六篇绝无师说”者也。其後郑康成注《尚书》，分《盘庚》为三篇，分《顾命》後章为《康王之诰》，而《尧典》未尝分。则是东汉、魏、晋以来，亦通为《尧典》矣。 　　△分《尧典》为《舜典》之说 　　一，东晋以後，《伪古文尚书》出，於二十八篇外多《大禹谟》等二十五篇（篇目已见《古文真伪考》中）分出《益稷》、《盘庚》、《康王之诰》四篇，而无《舜典》。或云《舜典》缺也；或云“慎徽五典”以下当为《舜典》。自是始有分《尧典》为《舜典》之说。然尚未有“曰若稽古帝舜”以下二十八字也。 　　△十二字及十六字之出现 　　一，据《正义》称齐建武中，姚方兴於大航头得《孔氏古文尚书》，有“曰若稽古帝舜，曰重华协於帝”十二字，在“慎徽五典”之前。方兴寻以他罪诛死，以故其书不行於世。或云“协於帝”下复有“哲文明，温恭允塞；玄德升闻，乃命以位”十六字。《正义》两载其说，不能详也。 　　△二十八字之定为《舜典》之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