考信录 - 第 43 页/共 77 页

△八章 　　二之日凿冰冲冲；三之日纳於凌阴。四之日其蚤，献羔祭韭，九月肃霜，十月涤场，朋酒斯飨，曰杀羔羊，跻彼公堂，称彼兕觥，“万寿无疆”！ 　　农桑事毕之後何以复终之以此章也？此古圣人所以燮理阴阳而使无水旱之灾者也。何者？务农养蚕，人力尽矣，田畴可辟，百谷可成矣。然使雨不时，五谷不登，农夫将奈之何？故复继之以此章也。盖雨之不时有二，一由於天地之气不通，一由於上下之情不达。“凿冰”四语，所以通天地之气也。“肃霜”七语，所以达上下之情也。 　　雨也者，所化也。也者，地气之升焉者也。深山幽壑，人所不居，耕凿之所不及，此所由升也。隆冬冰坚，寒气凝结，则春分以後地气不得上升而为。，山多而地寒，层峦叠嶂之中必有积冰之处，故必“凿冰”以疏其气也。 　　“凿冰”於“二之日”者何？此冰坚之候也，“纳凌阴”於“三之日”者何？恐过此而冰泮也。“献羔祭韭”以启冰室於“四之日”者何？春分以後阳气日盛，恐阳气之烁阴，故渐启其冰以宣阴气。此所以阴不伏，阳不愆，而地气常升也。 　　然亦有密布空而雨不降者，何也？又气之烁之也。又气何以烁也？里巷之间，强陵弱，众暴寡，而上不之知，知之而不之禁，则怨且愤。怨愤之气盛，则虽升而不能成雨。是以东海孝冤妇死，三年不雨；神宗用郑侠言罢新法而天即雨。故欲和阴阳之气者，必务通上下之情。“朋酒”“羔羊”页“跻公堂”，所以通上下之情也。 　　曰：雨不时由於讼狱不平，以平讼狱可矣，羊酒而跻堂何取焉？曰：讼狱之平，既事之後则然耳，治民之道固有立於未事之先者，不待於讼狱也。古者诸侯之国，大者不过百里，如今一县然者，而其下有卿，有大夫，有上中下士，承流宣化者多矣，使其君如今县令长，高自位置，不屑轻与士民相见，民谁敢以朋酒羔羊跻其堂者！羊酒之济公堂，民之亲其君也，实由君之亲其民也。此其上下之间无异家人父子：民有所欲，皆可自言於上而与聚之；民有所恶，皆可自言於上而勿施之。不但暴寡陵弱上必知而禁之也？而众自不敢暴寡，强自不敢陵弱，无他，知其耳目周而<疒同>切也。兵法所谓上兵伐谋者，此也。 　　上下交而阴阳和，雨时而禾麦登，休矣盛哉！此《七月》一诗所以必终之以此章也！ 　　△未然之虑 　　《七月》一诗，凡事智为末然之虑，不侍於临事也。“九月授衣”而先言“七月流火”者，见火已流，知衣之将授也。“四之日举趾”、而先言“三之日于耜”者，计田将耕，知耜之当治也。“于貉”、“其同”在子月後也，见“其获”、“陨”而已预戒之。“塞向堇户”为改岁计也，当“动股”、“振羽”而已递数之。至第七章末始明指其故曰：“亟其乘屋，其始播百谷。”然後知前文之“流火”、“于耜”等语皆非泛言，诚为先事之虑故也。盖天下之事，未事而图之则有功，临时而计之则无及。计然所谓“旱则资舟，水则资车”者也。是以乐则虑忧，常则虑变，丰则虑荒，故有终岁之忧而无一朝之患。後世之民情则不然：田谷丰登则亻失快乐顿起，衣食态为好美，风俗务尚繁华，若丰登可以常恃者。一遇凶荒，非流离於道路，即劫掠於闾阎，亦复何济於事！甚矣古人风俗之美也！ 　　△资用不待外求 　　《七月》一诗，资用尽取之於国中，不待於外求也。五谷取之於田，不待言矣。其次莫如衣，而帛取之於桑，布取之於麻，裘取之於猎。又其次莫如室，而亦不过茅索以供其用。乃至酒取於稻，薪取於樗，无非国中之所自有。此外，惟历锻之属须涉渭取之耳。是以其民各自安於耕凿之天，无求於人，无慕於外；不待捐金於山而固无所用於金也，不待沈珠於渊而固无所用於珠也。夫惟不贪，是以无争。夫惟无争，是以宗族和谐，乡里姻睦。美哉俗乎！余幼时至乡中，见其俗尚有一二近古者，薪米取之於田，衣则市绵而纺绩以为布，罕有靡丽之饰，鱼肉之奉，而应酬亦殊少，即有之，亦多以饼饵为馈遗，以故人不蓄钱，亦不贪钱。壮年以後，乡民渐尚纷奢，需用日增，非钱莫能买也，由是人多贪钱，智者欺愚，强者陵弱，而风俗遂日敝。吾故读《豳风》而不能无今昔之感也。 　　△趋事之勤 　　《七月》一篇，自正月至十二月。趋事赴功，初无安逸暇豫之一时。男子耕耘於外，女子蚕绩於内，未“举趾”而已先“于耜”，甫“纳稼”而即“执宫功”，虽农隙之时而亦有“剥枣”、“断壶”、“采荼”、“薪樗”、“取狐狸”、“缵武功之事，乃至冰坚水涸，一切之事皆毕，而犹使之冒寒“凿冰”，毋乃过於劳乎？”曰：此先王之所以为忧深而虑远也。大凡人心不能无所用，不用於此则用於彼，不用於正则用於邪。日有所用而无休息，则心专於所营之事而不暇他有所及，以故无分外之思。一日无所事事，则其心遂放，而忄舀淫之念得以乘之而入。於是乎博奕、樗蒲、燕歌、楚舞、烟火、灯船、杂戏之属盛行於时，而民之心遂荡；荡则不复思义。於是乎子不思孝，弟不思友，而邻里亦不思任恤。且其用财既奢则必不敷所出，不敷所出则必取之於人，於是乎智欺愚，强陵弱，相争夺而不止，讼狱自是繁而风俗自是坏矣。是以楚庄王曰：“民生在勤，勤则不匮。”鲁敬姜曰：“民劳则鬼，思则善心生。”吾故读《七月》而知周之所以王，读《蟋蟀》而知晋之所以伯也。惜乎後世之学优而仕者之罕知此义也！ 　　○《东山》诗解 　　《东山》一诗叙室家离合之情沈挚真切，最足感人；而绝无怨尤之意，尤足以见盛世风俗之美。余曩在京师时，滇南陈履和以其所作《东山诗解》贻余，余曾书其文後数十馀言，载於余文集中。暇中吟讽此诗，犹觉所论未尽。不能自己，复著此解，附载之於《七月》诸章之後。 　　△《卫序》之误 　　卫宏《毛诗序》云：“一章言其完也。二章言其思也。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。四章乐男女之得及时也。”余按：首章自叙途中情形，次章代写家中景象，皆未归时事，谓之为“完”与“思”，尚属近之。至第三章明言久别乍逢之喜，故曰“妇叹於室，我征聿至”，而云“室家望女”，已为误解。若第四章，乃言夫妇聚首之乐而借新婚以形容之，然後以“其新孔嘉，其旧如之何”两句醒出主意，词意甚明；今乃以为“乐男女之及时”，是反以衬笔为正笔，失诗人之指矣。 　　△一章 　　我徂东山，忄舀忄舀不归（二句无韵）。我来自东，（韵）零雨其（叶东）。我东曰归，（韵）我心西悲（叶归）。制彼裳衣（叶归），勿士行枚（叶归）。者烛。（韵）在桑野（韵）敦彼独宿。（叶烛）亦在车下（叶野）。 　　首章先写未归之时途中情形，以为下文作势。“西”字直照下“妇叹於室”句。“独宿”、“车下”所以反跌三章“我征聿至”，四章“其旧如之何”句。不写未归时之苦，不见既归後之乐也。 　　△二章 　　我徂东山，忄舀忄舀不归。我来自东，零雨其。果之实。（韵）亦施於宇（韵）。伊威在室，（叶实）蛸在户（叶宇）。町重鹿场，（韵）熠宵行（叶场）。不可畏（韵，读平声）也，伊可怀（叶畏）也。 　　次章极写家中萧条景象，暗含“三年”二字在内，首章所谓“我心西悲”者也。家中萧条如此，何以为情？不如是，不见归後之乐也。前两章纯用反跌，文势极佳。以“伊可怀”结之，神气直注末章“其旧如之何”句。 　　△三章 　　我徂东山，忄舀々不归。我来自东，零雨其。鹳鸣於垤，（韵）妇叹於室（叶垤）。洒扫穹窒，（韵）我征聿至（叶窒）。有敦瓜苦，（不入韵）在栗薪（韵）。自我不见。（不入韵；除首二句外，篇中单句惟此二字不入韵）於今三年！（叶薪。） 　　三章乃写夫妇相逢之乐。“妇叹於室”，“我征聿至”，两两相对。然使乍别即归，亦属常事，无足异者，故复借“瓜”点出“三年”二字，以见久别重逢之乐也。 　　△四章 　　我徂东山，忄舀々不归。我来自东，零雨其。仓庚于飞，（韵）其羽（韵）。之子於归。（叶飞）皇驳其马。（叶羽）亲结其缡（韵；读若罗），九十其仪（叶缡，读若俄）其新孔嘉（叶缡，读若歌），其旧如之何？（叶缡。） 　　此当写夫妇重逢之乐矣，然此乐最难写，故借新婚以形容之。“缡”，也而“亲结”之，“仪”也而“九十”之，凡其极力写新婚之美者，皆非为新婚言之也，正以极力形容旧人重逢之可乐耳。新者犹且如此，况於其旧者乎！一句点破，使前三章之意至此醒出，真善於行文者。大抵此篇多用旁敲侧击之词，最耐学者思索玩味，工於为文者也。孔子谓“不学诗，无以言”，读此篇，益信《诗》之有资於言者大也。 　　△言语之妙 　　“我征聿至”，“於今三年”两句，乃一篇之关目。篇首“忄舀々不归”一语，次章“果”“伊威”六句，皆暗含“三年”字在内。“制彼裳衣，勿士行枚”，是撇笔，即补笔也。至第三章，始借见瓜点出“三年”二字，非瓜也，其人也。言语之妙可想。 　　按；此诗词意明甚，不知向来何以解为大夫美周公，与周公劳归士也？姑存此注，俟有深於《诗》者决之。 　　○通论读《诗》 　　《诗》之旨趣，前卷之言详矣。近觉其义有未尽者，复附论之於此。 　　△诗与政 　　孔子曰：“诵《诗》三百，授之以政不达，使於四方不能专对，虽多亦奚以为！”夫《诗》以写性情，《书》以道政事，《诗》之有资於言，可以专对，固也，若政事则莫如《书》，而圣人反责之诵《诗》者，何哉？余自近年始悟其理，盖其故有三焉。一则春秋之世卿大夫诵诗者多，观《传》所记赋诗引诗之事不可枚举，故圣人就所素习者言之。二则《尚书》所载皆帝王经世之大法，非寻常人所能，春秋之世贤士大夫尚未足以及此，故圣人亦不以过望於当时也。三则政以治民正俗为要，《尚书》所言乃朝廷兴革之大端，至於民情之忧喜，风俗之美恶，则《诗》实备之。故读《七月》而知周之所以兴；读《大东》而知周之所以衰；读齐、唐之风而知其立国之强；读陈、郑之风而知其享国之促。《车攻》、《夜如何其》，非不朝会仍其旧也，然诵《白驹》、《黄鸟》而知周之必微。《载驰》、《定之方中》，非不国家失其故也，然诵《淇澳》、《干旄》而知卫之必久。《诗》之有益於政大矣，无怪乎季札观於周乐而兴亡得失遂如指诸掌也。余尝观前代诸史书，亦自以为识其治乱之由；其後泛观前人诗集文集与野史之所载，士大夫之风气，民间之好尚，官府闾阎之利弊，所以兴亡盛衰之故皆了然如见，然後知始之所得尚浅，而史之未足以尽政也。圣人於诵《诗》者而望其达於政，其亦犹此意乎？惜乎世之诵《诗》者皆为《诗序》所误，强以事附会之，失诗人之本意，遂至与政不相涉也！ 　　△人心风俗之固 　　大抵国家之所以久，惟在人心风俗之固；而人心风俗之固，惟赖都邑大夫之贤。观《大田》之诗，“遗秉”、“滞穗”以济人，诵《无衣》之篇，“同袍”、“同仇”以结友，不惟无争而且相恤？不惟衣裘可共而且患难可同。俗何以如是美也？无他，大夫廉勤自励，修明政事，扶弱抑强，奸豪有所畏惮，故民得以相安。相安则不争，不争则相恤，是以如此。若贪惰自恣，则政皆失宜，徇私而鬻狱者有之，告於上而不为理者有之，豪强由是肆行，而平民皆无以自保，非附会同党以求其庇，则别倚豪强而与相抗，风俗安得而不坏乎！吾故读《黄鸟》而知周道之衰，读《硕鼠》而知魏俗之敝也。何者？笃实守分之人决不肯为济恶之事，他乡寄居之客断不能敌土著之民，势必至於“食黍”、“啄粟”，惟所欲为而无如何。“莫我肯顾”，“不可与明”，言人皆视为当然，不以为异也。非乐土而复邦族，更有何策？良民去而旅人归，则所存者皆败俗之人耳，岂复能有固志！一旦疆场频惊，势必土崩瓦解；无怪乎其避而迁於洛，折而入於晋也。此治乱兴亡之大要。学者熟此二篇，则授之以政而无不达者矣。《硕鼠》，《诗序》以为刺君，《朱传》以为刺有司。今以《黄鸟》观之，“贪黍”、“食麦”何异“啄粟”、“啄粱”之喻？盖亦困於豪强之陵藉者。但因有司失政，是以至是；不必定以“硕鼠”属之有司也。说已见《魏风》中。 　　△说经之轻信人言 　　古之人主有轻信人言而误用奸人，误杀贤臣者。读史者辄讥其不明，固也。然此亦人之通病，非独人主然也。虽说《经》亦如是而已矣。孟子曰：“左右皆曰贤，未可也。诸大夫皆曰贤，未可也。国人皆曰贤，然後察之。见贤焉，然後用之。”至於曰“不可”，曰“可杀”，亦然。必待国人之言佥同，然後察之；必待察之见其果然，然後去之杀之。若是乎其不肯轻於信人也！今说《经》者则不然。《卫序》、《郑笺》之说《诗》也，不过一家如是言耳，《齐诗》不如是也，《鲁诗》不如是也，即《韩诗》亦不如是也；是何异一二人如是言，而诸大夫国人皆不以为贤，不以为不可，不以为可杀乎？且考之《史略》、《汉书》，不合也，考之《春秋经传》、《国语》，不合也，即细玩本诗之词意而亦不合也；是何异一二人如是言，及察之而实未尝资，未尝不可，未尝可杀乎？然而说者皆不之问，有如不见不闻然者，此何故哉？夫诸大夫国人之言皆同，尚犹不敢尽信而必察之，况仅一家言之，而遂曰“《诗序》近古，必非妄言者”，然则古人之受诬者可胜道哉！此可为长太息者也！ 　　 　　┌──────┐ 　　│古文尚书辨伪│ 　　└──────┘ 　　●卷一 　　○《古文尚书》真伪源流通考 　　△《伪古文尚书》之成立 　　唐、宋以来，世所传《尚书》凡五十八篇：其自《尧典》以下至於《秦誓》三十三篇，世以为《今文尚书》；自《大禹谟》以下至於《ぁ命》二十五篇，世以为《古文尚书》。余年十三，初读《尚书》，亦但沿旧说，不觉其有异也，读之数年，始觉《禹谟》、《汤诰》等篇文义平浅，殊与三十三篇不类；然犹未敢遽疑之也。又数年，渐觉其义理亦多剌谬，又数年，复渐觉其事实亦多兴他经传不符，於是始大骇怪：均为帝王遗书，何独悬殊若此？乃取《史》、《汉》诸书覆考而细核之，然後恍然大悟，知旧说之非是。所谓《古文尚书》者，非孔壁之《古文尚书》，乃齐、梁以来江左之《伪尚书》；所谓《今文尚书者》？乃孔壁之《古文尚书》也。《今文尚书》者，伏生壁中所藏，凡二十八篇（後或分为三十一篇），皆隶书，故谓之“今文”；与今《尧典》以下三十三篇，篇目虽同而字句多异。《古文尚书》者，孔氏壁中所藏，皆科斗字，故谓之“古文”。孔安国以今文读之，得多十六篇。其二十八篇，即今《尧典》以下三十三篇，原止分为三十一篇，马融、郑康成之所注者是也。其十六篇，残缺不全，绝无师说，谓之《古文尚书逸篇》。西汉之时，《今文》先立於学官。迨东汉时，《古文》乃立。自是学者皆诵《古文》，而《今文》渐微。永嘉之乱，《今文》遂亡，《古文》孤行於世，伪《尚书》者出於齐、梁之间而盛於隋世，凡增二十五篇；又於三十一篇中别出《舜典》、《益稷》两篇；共五十八篇，有《传》及《序》，伪称汉孔安国所作。唐孔颖达作《正义》，遂黜马、郑相传之《真古文尚书》，而用《伪书》、《伪传》取士。由是学者童而习之，不复考其源流首尾，遂忄吴以此为即《古文尚书》，而孔壁《古文》之三十一篇反指为伏生之《今文》，遂致帝王之事迹为邪说所淆诬而不能白者千有馀年。余深悼之，故於《考信录》中逐事详为之辨，以期不没圣人之真。然恐学者狃於旧说，不能考其源流，察其真伪，循其名而不知核其实也，故复溯流穷源，为“六证”、“六驳”，因究作伪之由，并述异真之故，历历列之如左，庶伪者无所匿其情云尔。 　　△六证之一──孔安国古文篇数 　　一，孔安国於壁中得《古文尚书》，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之文甚明，但於二十九篇之外复得多十六篇；并无得此二十五篇之事。 　　“孔氏有《古文尚书》，而安国以今文读之，因以起其家；《逸书》得十馀篇。盖《尚书》滋多於是矣。”（《史记儒林列传》。《汉书》文同，不复举） 　　“《古文尚书》者，出孔子壁中。武帝末，鲁共王坏孔子宅，欲以广其宫，而得《古文尚书》及《礼记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，凡数十篇，皆古字也。共王往入其宅，闻鼓琴瑟钟磬之音，於是惧，乃止不坏。孔安国者，孔子後也，悉得其书，以考二十九篇，得多十六篇。安国献之。遭巫蛊事，未列於学官。”（《汉书艺文志》） 　　按：二十九篇者，《尧典》（今《舜典》“慎徽五典”以下在内）、《皋陶谟》（今《益稷篇》在内）、《禹贡》、《甘誓》、《汤誓》、《盘庚》（三篇合为一篇）、《高宗肜日》、《西伯戡黎》、《微子》、《牧誓》、《洪范》、《金》、《大诰》、《康诰》、《酒诰》、《梓材》、《召诰》、《洛诰》、《多士》、《无逸》、《君》，《多方》、《立政》、《顾命》（《康王之诰》在内）、《吕刑》、《文侯之命》、《费誓》、《秦誓》，凡二十八篇，并《序》为二十九篇，与《今文》篇数同，《史记》所谓“以今文读之”者是也。其十六篇，《舜典》、《汨作》、《九共》（後或分为九篇，故《正义》谓之二十四篇）、《大禹谟》、《益稷》、《五子之歌》、《允征》、《汤诰》、《咸有一德》、《典宝》、《伊训》、《肆命》、《原命》、《武成》、《旅獒》、《ぁ命》，《史记》所谓“起其家，《逸书》得十馀篇”者是也。而今所传二十五篇，则有《仲虺之诰》、《太甲》三篇、《说命》三篇，《泰誓》三篇、《微子之命》、《蔡仲之命》、《周官》、《君陈》、《毕命》、《君牙》，十有六篇，而无《汨作》、《九共》、《典宝》、《肆命》、《原命》，五篇；惟《舜典》等十有一篇，与汉儒所传篇目同，而《舜典》、《益稷》又皆自《尧典》、《皋陶谟》分出，非别有一篇。篇目既殊，篇数亦异，其非孔壁之书明甚。使孔壁果得多此二十五篇，班固何以称为十六篇，司马迁何以亦云十馀篇乎？盖撰《伪书》者闻有五十八篇之目（刘向《别录》云五十八篇，盖分《盘庚》为三篇，《九共》为九篇，出《康王之诰》，而增河内女子之《伪泰誓》三篇也）。不知其详，故撰此二十五篇，而别出《舜典》、《益稷》二篇，以当其数。惜乎，学者之不察也！ 　　△六证之二──东汉古文篇数 　　一，自东汉以後传《古文尚书》者，杜林、贾逵、马融、郑康成诸儒，历历可指，皆止二十九篇；并无今书二十五篇。 　　“杜林，茂陵人，尝得漆书《古文尚书》一卷，宝爱之；每遭困厄，握抱叹息曰：‘古文之学将绝於此邪！’建武初，束归，征拜侍御史。至京师，河南郑兴、东海卫宏皆推服焉。济南徐兆始事卫宏，後皆更从林学。林以所得《尚书》示宏曰：‘林危厄西州时，常以为此道将绝也，何意东海卫宏、济南徐生，复得之邪！是道不坠於地矣！’”（《後汉纪》光武帝第八卷） 　　“扶风杜林传《古文尚书》。林同郡贾逵为之作训，马融作传，郑玄注解，由是《古文尚书》遂显於世。”（《後汉书儒林传》） 　　“《尚书》十一卷（马融注）。《尚书》九卷（郑玄注）。《尚书》十一卷（王肃注）”，“後汉扶风杜林博《古文尚书》。同郡贾逵为之作训，马融作传，郑玄亦为之注。然其所传唯二十九篇。”（《隋书经籍志》） 　　按：王莽之末，赤眉焚掠，典籍沦亡略尽，是以杜林死守此书以传於後。其二十九篇者？即《史记》所谓“以今文读之”，本纪世家之所引者是也。马、郑皆传杜林之书，而止二十九篇，然则非但《仲虺之诰》等十有六篇为《古文》所无，即《大禹谟》等九篇亦非杜林、贾逵所传之《古文》矣。如果二十五篇出於孔壁，经传历历惧全，何以杜林漆书无之，贾、马、郑诸儒皆不为之传注乎？然则二十五篇决非安国壁中之书明矣。 　　△六证之三──《伪书》文体 　　一，伪书所增二十五篇，较之马、郑旧传三十一篇文体迥异，显为後人所撰。 　　大禹谟与《皋陶谟不类；篇末誓词亦与《甘誓》不类。 　　《五子之歌》、《胤征》摭拾经传为多；其所自撰则皆浅陋不成文理。 　　《泰誓》三篇，誓也，与《汤誓》、《牧誓》、《费誓》皆不类。 　　《仲虺之诰》、《汤诰》、《武成》、《周官》，皆诰也，与《盘庚》、《大诰》、《多士》、《多方》皆不类。 　　《伊训》、《太甲》三篇、《咸有一德》、《旅獒》，皆训也，与《高宗肜日》、《西伯戡黎》、《无逸》、《立政》皆不类。 　　《说命》、《微子之命》、《蔡仲之命》、《君陈》、《毕命》、《君牙》、《ぁ命》九篇，皆命也，与《顾命》、《文侯之命》皆不类。 　　按：《皋陶谟》高古谨严；《大禹谟》则平衍浅弱，《汤》、《牧》二誓和平简切；《泰誓》三篇则繁冗愤激，而章法亦杂乱。《盘庚》诸诰，诘曲聱牙之中具有委婉恳挚之意；《仲虺》三诰则皆浅易平直。惟《武成》多摘取传记之文，较为近古，然亦杂乱无章。训在商者简劲切实，在周者则周详笃挚，迥然两体也，而各极其妙。《伊训》、《太甲》诸篇，在《肜日》、《戡黎》前数百馀年，乃反冗泛平弱，固已异矣；而《周书》之《旅獒》乃与《伊训》等篇如出一手，何也？至於命词九篇，浅陋尤甚，较之《文侯之命》，犹且远出其下，况《顾命》乎！且三十一篇中命止二篇，而二十五篇命乃居其九，岂非因命词中无多事迹可叙，易於完局，故尔多为之乎？试取此二十五篇与三十一篇分而读之，合而较之，则黑白判然，无待辨者。无如世之学者自童子时即连属而读之，长遂不复分别，且多不知其孰为马、郑所传，孰为晋以後始出者，况欲其较量高下，分别真伪，此必不可得之数也。其亦可叹也夫！ 　　△六证之四──《史记》引《尚书》 　　一，二十九篇之文，《史记》所引甚多，并无今书二十五篇一语。 　　《五帝本纪》，《尧典》之文（《舜典》“慎徽五典”以下在内）全载。 　　《夏本纪》，《禹贡》、《皋陶谟》（《益稷》在内），《甘誓》之文全载。《伪书》之《大禹谟》、《五子之歌》、《胤征》三篇，无载其一语者。 　　《殷本纪宋世家》，《汤誓》、《洪范》（今在《周书》中）《高宗肜日》、《西伯戡黎》之文全载。《微子》载其半。《盘庚》略载大意。《伪商书》凡十篇，无载其一语者。《汤诰》颇载有数十言，乃今《伪书》所无。 　　《周本纪鲁世家》，《牧誓》、《金》之文全载。《无逸》、《吕刑》、《费誓》皆载其半。《多士》、《顾命》（《康王之诰》在内）略载大意。《燕世家》之《君》，《卫世家》之《康诰》、《酒诰》、《梓材》，《秦本纪》之《秦誓》，皆略载大意。《伪周书》十二篇，无载其一语者。 　　按：《真古文尚书》二十八篇，《史记》全载其文者十篇，载其半者四篇，略载其大意者八篇；其未载者，《周书》六篇而已。盖此十四篇者，诰体为多，文词繁冗而罕涉於时事，故或摘其略而载之，或竟不载，从省文也。然所载者亦不可谓少矣。《伪书》二十五篇乃无一篇载者，何也？《皋陶谟》载矣，《大禹谟》何以反不载？《甘誓》、《汤誓》、《牧誓》皆载矣，《泰誓》何以独不载？《吕刑》，衰世之法，犹载之；《周官》，开国之制，而反不载。至於《武成》乃纪武王伐商之事，尤不容以不载。然则司马氏之未尝见此书也明矣！夫迁既知有《古文》而从安国问故矣，何以不尽取而观之？安国既出二十八篇以示迁矣，即何吝此二十五篇而秘不以示也？然则此二十五篇之书不出於安国，显然易见。惜乎後儒之不思也！ 　　△六证之五──《汉书律历志》引逸书 　　一，十六篇之文，《汉书律历志》尝引之，与今书二十五篇不同。 　　《伊训篇》曰：“惟太甲元年，十有二月，乙丑朔，伊尹祀於先王，诞资有牧方明。”（《汉书律历志》） 　　《武成篇》：“惟一月壬辰<勹方>死霸，若翌日癸巳，武王乃朝步自周，於征伐纣。”“粤若来三月既死霸，粤五日甲子，咸刘商王纣。”“惟四月既<勹方>生霸，粤六日甲戌，武王燎於周庙。翌日辛亥，祀於天位。粤五日乙卯，乃以庶国祀馘於周庙。”（并同上） 　　“《尚书逸篇》二卷。”“《尚书逸篇》出於齐梁之间。考其篇目，似孔壁中书之残缺者，故附《尚书》之末。”（《隋书经籍志》） 　　按：《汉志》所引《伊训》、《武成》之文皆与今书《伊训》、《武成》不同，则今之《伊训》、《武成》非孔安国壁中之书明矣。《伊训》、《武成》既非孔壁《古文》，则《大禹谟》等七篇亦必非孔壁《古文》矣。况《仲虺之诰》等十有六篇乃孔壁之所本无者乎！盖所得多之十六篇，文多残缺难解，故《汉志》虽间有征引，而学者皆罕所诵习，马融所谓“《逸》十六篇，绝无师说”者也。既无师说，则日益以湮没，是以迨隋仅存二卷；至唐以《伪书》取士，人益不复观览，遂并此二卷而亡之耳。由是言之，《尚书逸篇》即马融之“《逸》十六篇”，刘歆、班固所引《伊训》、《武成》之文，此乃孔壁之《真古文》，而二十五篇为後人所伪撰，不待言矣。 　　△六证之六，──东汉、吴、晋诸儒道逸害 　　一，自东汉逮於吴晋数百馀年，注书之儒未有一人见此二十五篇者。 　　“《书》曰：‘天降下民，作之君，作之师。惟曰其助上帝，宠之四方。有罪无罪，惟我在；天下曷敢有越厥志！’”注：“《书》，《尚书》逸篇也。”（赵岐《孟子注》） 　　“《书》曰：‘汤一征，自葛始。’”“《书》曰：‘我後；後来其苏！’”注：“此二篇皆《尚书》逸篇之文也。”（同上） 　　“《书》曰：‘洚水警余。’”注：“《尚书》逸篇。”（同上） 　　“《兑命》曰：‘念终始，典於学。’”注：“兑当为说字之误也。高宗梦传说，求而得之，作《说命》三篇；在《尚书》。今亡。”（郑康成《学记注》） 　　“《君陈》曰：‘尔有嘉谋嘉猷，入告尔君於内；女乃顺之於外，曰：“此谋此猷，惟我君之德。”於乎，是惟良显哉！’”注：“君陈，盖周公之子，伯禽弟也？名篇；在《尚书》。今亡。”（郑康成《坊记注》） 　　“《尹吉》曰：‘惟尹躬及汤，咸有一德。’”注：“吉，当为告。告，古文诰字之忄吴也。《尹告》，伊尹之诰也。《书序》以为《咸有一德》。今亡。”（郑康成《缁灾注》） 　　“《夏书》有之曰：‘众非元后何戴！后非众无与守邦。’”注：“《夏书》，逸书也。”（韦昭《国语注》） 　　“《夏书》曰：‘戒之用休，董之用威，劝之以九歌，勿使坏：’”注：“逸书。”（杜预《春秋左传集解》） 　　“《夏书》曰：‘遒人以木铎徇於路，官师相规，工执艺事以谏。’”注：“逸书。”（同上） 　　“《周书》曰：‘皇天无亲，惟德是辅。’”注：“《周书》，逸书。”（同上） 　　右十则，皆见於今《伪书》，而赵、郑、韦、杜诸儒皆注以为“逸书”，或云“今亡”。然则自汉逮晋，无一人之见此书也。无一人见此书，则此书不出於安国明矣。此四书中所引《尚书》之文尚多，不可悉载；姑举数则，以见其凡。 　　孔氏《正义》云：“刘向作《别录》，班固作《艺文志》，并不见《孔传》。刘歆作《三统历》，引《泰誓》、《武成》，并不与孔同。贾逵奏《尚书疏》，与孔亦异。马融《书序》云：‘经传所引《泰誓》，《泰誓》并无此文。’又云：‘《逸》十六篇绝无师说。’是融亦不见也。服虔、杜预注《左传》‘乱其纪纲’，并云：‘夏桀时作。’服虔、杜预皆不见也。郑玄亦不见之，故《仲虺之诰》、《太甲》、《说命》等篇见在而云亡，其《汨作》、《典宝》等十三篇见亡而云已逸，是不见《古文》也。”余按：自孔安国以後学之博者，西汉无过向、歌，东汉无过赵、班、贾、马、服、郑，吴、晋无过韦、杜。之数人者皆不见，天下岂复有见此书者！藉令安国果有此书，一人偶未之见，遗之可也，必无四百年中博学多闻之士竟无一人见之之理。然则当时原无此书，而此书为後人所伪撰，不待言矣。 　　△传《伪书》者之自解五说 　　据此六端观之，此二十五篇者乃後人所伪撰，非孔壁中之书，不待明者而知之矣。然自隋、唐以来，学者皆信之而不疑，何也？盖缘传《伪书》者恐人之不之信，巧为之词，曲为之解，学者不复考其源委，遽信以为实然故也。其说大抵有五。其一谓马、郑所传乃《今文》，非《古文》，故与伏生之篇数同，而无二十五篇，──由是学者遂真以三十一篇为《今文》，而不复疑此书晚出之非真矣。其二谓《今文》乃伏生之女所口授，因齐音难晓，而晁错以意属读之者，故多艰涩难解，不若二十五篇平易，──由是学者遂真以三十一篇为口授，而不复疑此书文体之不类矣。其三因《汉书》有张霸伪作《百两篇》一事，遂诬《汉志》所载安国多得篇目乃霸伪书之目，所引《伊训》、《武成》篇文乃霸伪书之文，──由是学者遂不复疑东晋以後出者非真，而反谓西汉之时得者为伪矣。其四因《汉书》有“武帝末未列学官”一语，遂诬终汉之世不列学官，以故不行於世，儒者皆不之见，──由是学者遂不复疑此书为晋以後之书，而反谓司马、赵、郑、韦、杜诸儒为未尝学问矣。至其尤诬妄者，《正义》引《晋书》云：“皇甫谧於姑子梁柳边得《古文尚书》，故作《帝王世纪》，往往载《孔传》五十八篇之书。”又引《晋书》云：“晋太保公郑冲以《古文》授扶风苏愉字休预，预授天水梁柳字宏季，──即谧之外弟也，──季授城阳臧曹字彦始，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赜字仲真，又为豫章内史，遂於前晋奏上其书而施行焉。”──由是学者遂以此二十五篇为真有所传，而不复疑其为後人之伪撰矣。而岂知其莫非子虚乌有之事也哉！嗟夫，两汉、晋、隋之书昭然在耳目间，非天下之秘书，世所不经见也，何为皆若不见不闻然者，而惟伪说之是信乎？故今复采汉、晋诸书之文足证其伪妄者列之左方，学者一一核之可矣。 　　△六驳之一──古文、今文篇第不异 　　一，《古文》、《今文》分於文字之同异，不分於篇第之多寡：马、郑所传虽止二十九篇，与《今文》同，而文字则与《今文》异，两汉之书所载甚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