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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《В梅》、《野有死》 　　△二篇均非文王之化 　　《В梅》，《序》以为“被文王之化，男女得以及时”《朱传》从之，谓“女子贞信自守，惧其嫁不及时而有强暴相辱也”。《野有死》，《序》以为“天下大乱，强暴相陵，被文王之化，虽当乱世，犹恶无礼。”《朱传》从之，谓“女子贞洁自守，诗人因所见而美之也”。余按：男先乎女，正也；以女求男，无耻甚矣。况不俟备礼而欲以一言定约，贞者固如是乎！女子之职，女红而已，“怀春”则心固已荡矣。以男诱女，不良莫甚焉，何以尚称为“吉士”乎？文王治化旁敷，计必先被於男子而後及於女子，今如《序》、《传》所言，《行露》、《В梅》、《野有死》三诗，男无不强暴者，女无不贞洁者；何圣人之化感女易而感男难乎？盖此二诗原不作於文王之世，其诗意亦必不如《序》、《传》之所云者。 　　△借物言情 　　大抵古人触目而会心，借物以言情，所言者此而其意不必果在此，要在读者善会之耳。孔子曰：“譬如为山，未成一篑，止，吾止也。”“譬如平地，虽覆一篑，进，吾往也。”此岂为为山者言之乎！然犹云譬也。孔子曰：“岁寒然後知松柏之後也。”则但言松柏矣，圣人岂果为松柏赋乎！况诗之为体，尤多假事以喻其意，但取其理之足以相明，情之足以相感，而不得尽执所言者以为实。是以《春秋传》晋执卫侯，郑伯为卫侯故如晋，子展赋《将仲子兮》，晋侯乃许归卫侯。晋韩起聘於郑，郑六卿饯之於郊，子大叔赋《褰裳》，韩起曰：“起在此，敢勤子至於他人乎！”郑伯享晋赵孟，子皮赋《野有死》之卒章，赵盂赋《常棣》，且曰：“吾兄弟比以安，ζ也可使无吠。”若如《序》、《传》所释，则三子之取义为不伦矣。然则此二篇者当时必有所指，但世远书轶，不可考其为何事耳。读者且宜从容涵咏以玩其文理意趣，不必定以强暴公行为文王之化也。 　　○《小星》、《江有汜》 　　△二篇均上惠不逮下 　　《小星序》云：“惠及下也。夫人无妒忌之行，惠及贱妾，进御於君，知其命有贵贱，能尽其心矣。”《江有汜序》云：“美媵也，勤而无怨，嫡能悔过也。文王之时，江、沱之间，有嫡不以其媵备数，媵遇劳而无怨，嫡亦自悔也。”朱子《集传》亦用其说。余按：世之盛也，上惠恤其下，下敬事其上，让於德而循於礼，服於善而感於恩，何至诿於命之不同！至於以命自解，则在上者惠固无以逮下，而在下者亦未尝心悦诚服矣。即《江有汜》之“後也悔”亦似望其悔者，未必其真悔也。细玩二诗词意，皆在上者不能惠恤其下而在下者能以义命自安之诗。或果媵妾之所自作，或士不遇时者之媵妾以喻其意，均不可知。要之皆足以见先王之化入人之深，上虽不能厚施於下，而下犹不敢致怨於上，安於命而望其改，依然忠厚之遗也。故此二篇当与《周南》之《つ木》、《螽斯》参看。读《つ木》、《螽斯》者，当知为上者无论男子女子皆当惠爱其下，而後能得其下之爱戴欢悦。读《小星》、《江有汜》者，当知为下者亦无论男子女子，虽上之惠不逮於下，而皆当恪共其事，不可有怨尤其上之心。其庶乎不愧於读《诗》矣！然则此二诗固瑕瑜不相掩者，谓为文王之化，盛世之音，失其旨矣。 　　○《何彼矣》 　　△本篇决为东迁後诗 　　《何彼矣》一篇，明言“平王之孙”，其为东迁後诗无疑。郑渔仲固已言之矣。盖此诗虽晚作，然以王姬下嫁而不侈言其贵宠，盛称其车服，以“肃”，美之，则是犹有先代淳朴之遗，是以圣人犹有取焉。乃《毛传》云：“平，正也。武王女，文王孙，适齐侯之子。”夫《经》明明言为平王而《传》犹以为文王，然则《经》之未尝言为某王而《传》强属之文王者，岂可以胜数哉！且称为“平王”者谓非平王宜臼，则其称为庄公、穆公者亦可谓之非鲁侯同、秦伯任好乎？王氏安石乃以《书》之“宁王”为比，刘氏瑾又以《大雅》之称“辟王”，《商颂》之称“玄王”，“武王”曲为之解，强词夺理，抑又甚焉。何者？夫所谓“宁王”者犹其称哲王也，所谓“辟王”者犹其称君王也，可以称此王，亦可以称彼王。故宁王或以为文，或以为武，泛称之则可耳。若云“宁王之孙”，“辟王之孙”，则不知其果出於何王也。古人宁有如是不通之文理乎！至商以玄王称契，未闻相土、上甲微之亦为玄王也，以武王称汤，未闻太甲、武丁之亦为武王也，岂得援以为此！嗟夫，後之人宁叛圣人之经而不肯少异於汉儒之传，宁使文理不通而必欲曲全夫相沿之说，真可为长太息者矣！且《大雅尚书》称文王者无虑百馀，何以不一称为“平王？”由是言之，“平王”断断非文王明矣。 　　△“齐侯之子”非齐襄公 　　然以“齐侯之子”为齐襄公，亦恐未然。襄公即位，始取王姬，不得称为齐侯之子。《春秋》书之，不过以鲁为之主故耳，其王姬之不见於《春秋》者固不知几何也。说《诗》者不诬经以从传，不强不知以为知，庶乎其可与言《诗》矣！ 　　○《驺虞》 　　△《驺虞》应从鲁、韩说 　　“驺虞”，《毛诗》以为仁兽之名，《鲁诗》、《韩诗》则以为掌鸟兽之官。欧阳永叔以《鲁》、《韩》为是而《朱传》则用毛说。余按：驺虞之为兽，稽之经传皆无文；而《传》有“驺人”、“虞人”之官，《鲁》、《韩》之说为有征矣。且《麟趾》首句言麟，故下言“吁嗟麟兮。”此篇前二句但言草木禽兽之繁，而末忽叹美於仁兽，於文义毫不相蒙。自当以《鲁》、《韩》、欧阳之说为正。其诗意则《序》与《朱传》皆得之，但未必在文王时耳。至《传》以此诗在《召南》中，遂以为南国之诗，亦恐未然。《殷其雷》、《何彼矣》皆周人之诗，何必此诗定属之南国乎！此与《麟趾》皆盛世之音，然乃列於《二南》後者，盖序《诗》者以《关雎》、《鹊巢》以下六篇皆王化之基，是以冠於《二南》之首，此二篇则皆咏叹成周之盛，是以取之以殿《二南》，以见其化之被於子姓而极於昆虫草木。犹十五国风之以《二南》始，以《豳风》终，不可谓邶十二国之诗在前而《豳风》在後也。 　　○通论十三国风 　　△风无正变 　　说《毛诗》者以《二南》为《正风》，《十三国》为《变风》。余按：《七月》一篇乃周王业之所自基，《东山》、《破斧》敌王所忾，劳而不怨，非盛治之世安能有此，此固不得谓之变也。《淇澳》以睿圣得民，《缁衣》以好贤开国，《鸡鸣》之勤昧爽，《蟋蟀》之戒逸游，皆足以见君德民风之美，何所见其当为变风也者？盖春秋之世距成、康盛时渐远，故其诗轶者较多，且当周初方尚大雅，故风与小雅皆不甚流传，雅音渐衰而风始著，是以衰世诗多，盛世诗少，初未尝以正变分也。惟《二南》中《关雎》、《鹊巢》之三与《麟趾》、《驺虞》以燕射时所歌，故不至於逸耳。安得因此数篇，遂断以《二南》为《正风》，《十三国》为《变风》也哉！且即衰世亦未尝无颂美之诗。若《定之方中》纪卫文之新政，《鸠》美淑人之正国，以及《干旄》之下贤，《羔裘》之直节，《无衣》之勤王，较之《行露》、《死》之诗果孰优而孰劣？即《君子于役》之“苟无饥渴”亦何异於《卷耳》之“彼周行”？《出其东门》之“匪我思存”岂不胜於《汉广》之“言秣其马”？何所见而彼当为正，此当为变乎？郑渔仲云：“《风》有正变，仲尼未尝言而他经不载焉；独出於《诗序》。《缁衣》之美武公，《驷[A164]》、《小戎》之美襄公，亦可谓之变风乎？”其说是矣。然又为“变之正”之说以斡旋之，则是犹未免依违於两可也。朱子亦言“正变之说《经》无明文可考”，然亦姑从《序》说，吾不知其为何故也。 　　△太史采风之说不可信 　　旧说“周太史掌采列国之风，今自邶、以下十二国风皆周太史巡行之所采也。”余按：克商以後下逮陈灵近五百年，何以前三百年所采殊少，後二百年所采甚多？周之诸侯千八百国，何以独此九国有风可采，而其馀皆无之？曰：孔子之所删也。曰：成、康之世治化大行，刑措不用，诸侯贤者必多，其民岂无称功颂德之词，何为尽删其盛而独存其衰？伯禽之治，郇伯之功亦卓卓者，岂尚不如郑、卫，而反删此存彼，意何居焉？且十二国风中，东迁以後之诗居其大半，而《春秋》之策，王人至鲁虽微贱无不书者，何以绝不见有采风之使？乃至《左传》之广搜博采而亦无之，则此言出於後人臆度无疑也、盖凡文章一道，美斯爱，爱斯传，乃天下之常理，故有作者即有传者。但世近则人多诵习；世远则渐就湮没。其国崇尚文学而鲜忌讳则传者多；反是则传者少。小邦弱国，偶遇文学之士录而传之，亦有行於世者；否则遂失传耳。不然，两汉、六朝、唐、宋以来并无采风太史，何以其诗亦传於後世也？大抵汉以降之言《诗》者多揣度而为之说，其初本无的据，而递相沿袭，递相祖述，遂成牢不可破之解，无复有人肯考其首尾而正其失者。迨於有宋诸儒，甚且以後汉人所作之《序》命为周太史之所题。古人已往，一任後人之加之於伊谁，良可慨也！ 　　△《诗序》所举人名不可信 　　世儒皆谓“《诗序》近古，其说必有所传。十二国风之中，称为美某公，刺某公者，必某公之事无疑也。”虽然，余尝细核之矣。《邶》、《》、《卫风》三十九篇，直指为某君者十有七。《王风》十篇，直指为某王者五。《郑》则二十一篇而直指者十有一。《齐》则十一篇而直指者六。《唐》则十二篇而直指者九。《陈》则十篇而直指者七。乃至《秦》止十篇而得九，《曹》止四篇而得三。惟其事与君无涉则已耳，苟事涉於其君，不举其谧则称其名与字（如秦仲卫州吁之类），徒称君者百不得三四焉。可谓言之凿凿也已！而独《魏风》七篇，《桧风》四篇则无一篇直指为某君者。言及其君，但云“其君俭啬褊急”，“其君俭以能勤”，“君不用道”，“忧其君”，“刺其君”，“疾其君”而已，未尝一举其谧若字。此何以说焉？既果真有所传，何以此二国独不知其为某公？况桧亡於鲁惠之世，魏亡於鲁闵之世，且在齐哀、陈幽之後二百馀年，何以远者知之历历，而近者反皆不之知乎？盖周、齐、秦、晋、郑、卫、陈、曹之君之谧，皆载於《春秋传》及《史记世家》、《年表》，故得以采而附会之；此二国者，《春秋》、《史记》之所不载，故无从凭空而撰为某君耳。然则彼八国者亦非果有所传，而但就诗词揣度言之，因取《春秋传》之事附会之也彰彰明矣！谚曰：“宁在人前全不会（俗呼，“能”为“会”），莫在人前会不全。”盖会不全则智穷於所域，其为剿袭与否人一望而知之，不能欺也。然自有《序》以来，斥其妄者自朱子及郑渔仲、王伯厚以外不多觏焉，其亦可怪也夫！ 　　○《邶》、《》、《卫风》 　　△《绿衣》、《日月》非庄姜伤已失位而不见答之诗 　　《绿衣》以下四篇，《序》皆以为庄姜之诗。《绿衣序》云：“卫庄姜伤已也。妾上僭，夫人失位而作是诗也。”《日月序》云：“庄姜遭州吁之难，伤己不见答於先君以至困穷也。”余按《春秋传》文，绝无庄姜失位而不见答之事。桓公，戴妫子也，而庄姜以为己子，立以为太子，非夫妇一体安能得之於庄公！且使庄公而好德也，必无纵妾上僭之事；如好色也，庄姜之美谁能逾之，而反使之失位乎！至幸嬖人而生子，亦人君之常事，《春秋传》中多矣，不得以此为不答庄姜证也。原《序》所以为是说者，无他，皆由误解《春秋传》文，谓庄姜无子由於庄公之不答。是以《硕人序》云：“庄姜贤而不答，终以无子。”然有子无子岂尽在答与不答哉！汉薄氏、宋李妃皆以一夕之幸而有子；赵飞燕、合德专宠嫉妒而卒无子；今世夫妇相爱，不忍畜妾而无子者何限。乃以庄姜无子遂悬坐庄以不答之罪，可谓汉庭锻链之狱矣庄公之失惟宠州吁一事耳，然此特由溺爱而无远虑，与齐僖公之宠无知正同，初不料其後日有弑夺之祸也。果纵妾使上僭，果不答庄姜而使之失位，则亦何难废桓公而立州吁。然则庄公初未尝有大昏惑之事也，不过说《诗》者强以加之，以蕲其说之相符耳。且使庄姜果贤，庄公即不见答，犹当委婉措词，怨而不怒，庶不失诗人忠厚之旨、乃《日月》之诗云：“乃如之人兮，德音无良。”何至於是！彼谷风之弃妇又当作何语乎？使庄姜果如是，则亦无怪庄公之不答矣！为是说者，非止诬庄公，抑且诬庄姜，而教天下妇人以怼其夫，其所关於名教风化者非小事也。由是言之，此二诗者或系妇人不得志於夫者所作，其所处之地必有甚难堪者；断断非庄姜诗也。盖汉之取士多以经术，而每经有数家之传，故师弟子相授受务巧於说经，以期求胜於人，而不肯缺所不知，犹今人之致力於讲章，求工於举业以期得隽也。说经者能傅会以他经传，则人惊其淹博，服其论议，以为其说有据，犹今人於场屋中能剿袭《左传》，涂抹《三礼》，则考官咸以为博而拔擢之，不复问其经旨之合与否也。是以其说如是，本无足怪。而後之人遂奉以为不刊之论，致古人之受诬几二千年而不能白，则大误矣。乃朱子於此数篇皆从《序》说，且并《柏舟》一篇亦疑以为庄姜之诗，吾不知其为何故也。说并见後《燕燕》、《终风》、《硕人》诸条下。 　　△《燕燕》非庄姜送戴妫诗 　　《燕燕序》云：“卫庄姜送归妾也。”《笺》云：“完立而州吁杀之，戴妫於是大归，庄姜远送於野，作诗以见志。”余按：此篇之文但有惜别之意，绝无感时悲遇之情。而《诗》称“之子于归”者，皆指女子之嫁者言之，未闻有称大归为於归者。恐系卫女嫁於南国而其兄送之之诗，绝不类庄姜、戴妫事也。自庄公之立至是已三十有九年，庄姜、戴妫恐不复存。《史记》以为戴妫先死而後庄姜以桓公为己子，虽未敢必其然，然献公之出也定姜见於《传》，其入也敬姒见於《传》，而记桓公之弑，州吁之杀，绝无一语及於庄姜、戴妫，若无二人然者，则二人固未必存也。且庄姜既以桓公为己子矣，庄姜当大归，何以大归者反在戴妫？而古者妇人送迎不出门，庄姜亦不应远送於野也。又按：《鲁诗》、《韩诗》及《列女传》皆以此为定姜所作：或以为献公无礼於定姜，故定姜作此；或以为定姜归其娣送之而作；或以为定姜送妇作。然以词意观之，时势考之，皆未有以见其必然。盖皆各以其意揣度言之，是以参差不一，皆未可执以为实也。说并见前条下。 　　△《终风》非庄姜伤己遭州吁侮慢诗 　　《终风序》云：“庄姜遭州吁之暴，见侮慢不能正也。”余按：州吁，弑君之贼也；庄姜，妇人，不能讨则已耳，岂当爱之而复望其爱己。乃曰：“顾我则笑，谑浪笑傲。”此何言也而可以出之口！曰：“寤言不寐，愿言则怀。”此何人也而可以存此心！庄姜果赋此诗，一何其无耻乎！朱子《集传》固已觉其不合，乃以“终风”为指庄公。然比之以“终风且暴”，斥之以“谑浪笑傲”，皆非庄姜所当施之於庄公者。且既谓庄姜不见答於庄公矣，又何以有“顾我则笑”之语？详其词意，绝与庄姜之事不类，是以施之於州吁不合，施之於庄公亦不合也。窃谓年远事湮，《诗》说失传者多，宁可谓我不知，不可使古人受诬於千载之上。说并详前两条下。 　　△击鼓非州吁伐郑事 　　天下之事有我所知，有我所不知。不可谓有所知者已尽天下之事，而天下之言断无有在我所知之外者也。《击鼓》一诗，序以为“卫州吁用兵暴乱，使公孙文仲将而平陈与宋”，则是即《春秋》鲁隐公四年四国伐郑事也。然今考之《经》文则大不然。凡两国不相和而为和之曰“平”，《春秋》“平莒及郯”、“卒平郑、卫”是也。今也卫自伐郑以媚宋耳，而诗乃云“平陈与宋”，宋与陈初无隙也，何平之有！东门之役，五日而还，不为久也；秋而再伐，州吁旋死，则亦旬月而还师矣。而诗乃曰“爰居，爰处，爰丧其马”，苟非师老岁淹，暴露已久，何至为是言乎？细玩此诗，其非州吁伐郑之事明甚。盖《春秋》之始上去平王东迁已四十有九年，其间诸侯交兵之事盖多有之，但不见於经传，无可考耳。我所未知遂谓必无是事，凡所言者皆我所知，苟取其近似者而附会之，呜乎，何其谬也！且卫有孙氏，卫之世卿也，故曰“从孙子仲”。《序》乃以为公孙文仲，亦误。朱子《诗传》不驳其失，以为或然，固已异矣。乃後人之复为委曲弥缝其说则尤大谬。或云“先和陈、宋而後进兵”，然则何以不言其後而但言其先？或云“自夏而秋仅隔一时，必帅师在途，又闻後命，未得班师故也”，然则《春秋》何以两书伐郑？且卫与郑数百里耳，五日而还，不匝旬而至国矣，何至历三月而犹未归乎？嗟夫，但欲曲护前人之失，遂不顾其说之不通，古人之诗其晦於後人之说诗者岂可胜道哉！ 　　△《式微》、《旄丘》非黎侯寓卫事 　　《式微序》云：“黎侯寓於卫，其臣劝以归也。”《旄邱序》云：“责卫伯也：狄人追逐黎侯，黎侯寓於卫；卫不能修方伯连帅之职，黎之臣子以责於卫也。”余按：《春秋》宣公十五年《传》文，酆舒杀晋伯姬，晋侯将伐之，伯宗斥酆舒有五罪，而夺黎氏地居其一焉。其年，晋侯灭赤狄潞氏，立黎侯而还。则是黎之失国在鲁文、宣之世，酆舒为政之时，上距卫之渡河已数十年，黎侯何由得寄於卫，卫亦安能复黎之国乎？其时不符，一也。黎在山西；卫在山东。而诗乃云：“狐裘蒙茸，匪车不东。”方欲西归而反以“不东”为解，岂非所谓“北辕将楚”乎！其地不合，二也。且黎既失国，则其故土为狄所据，黎侯安能归国，而其臣乃劝之？卫自宣公以後日就微弱，而狄日以强大，晋文、襄之盛且不暇於制狄，而奈何以之责卫乎？细玩诗词，或果有邻国之君寓於卫，或别有所指而传者失之，均未可知。说《毛诗》者但见《春秋传》有夺黎氏地及立黎侯之事，未暇细考，遂附会而为之说耳。後人乃强为之解，谓黎侯凡再失国，黎侯寓在卫东，故云“匪车不东”，欲以曲全《序》说，谬矣！ 　　△《新台》、《二子乘舟》非卫宣公及、寿事 　　《新台序》云：“刺卫宣公也：纳之妻，作新台於河上而要之，国人恶之而作是诗也。”《二子乘舟序》云：“思、寿也：卫宣公之二子争相为死，国人伤而思之，作是诗也。”其事盖本之《春秋传》。然诗所言殊与《传》所载者不类。何者？，宣公之子也。以父而夺子妻？禽兽行也，此真所谓“言之丑者”。乃但笑其“蘧除”、“戚施”，若憎宣公之老且丑者，少知名义者肯为是言乎！既至而知其美，故夺取之。未至而先筑台，又不於国而於河上，欲何为者？寿死於盗，始至莘，诗何以称“二子乘舟”？自卫至齐皆遵陆而行，特济水时偶一乘舟耳。既非於河上遇盗，何不言其乘车，而独於其乘舟咏之思之？细玩二诗之词，与《传》所载、寿之事了不相涉，其非此事明矣。 　　△《左传》记宣公夷姜生急子事不可信 　　然即《传》文亦有未可以全信者。宣公之立在鲁隐公四年，石蜡既杀州吁，迎於邢而立之。而《传》称宣公於夷姜，生急子（即《序》之）。谓於夷姜在为公子时乎，则当庄、桓之世必不敢，而在邢又不能。且石蜡讨贼立君，亦必择其贤者，左公子氵曳，右公子职，何人不可以立，而必立此淫乱之人乎？谓於夷姜在已为君後乎，则宣公在位仅十有九年，急子之娶少亦当十四五岁，早亦当在宣公十六七年之时，则宣公卒时寿、朔皆尚在襁褓，寿安能盗旌而先？即朔亦不能构急子也。此乃必无之事，昔人固有辨之者矣（偶忘为何书何人之说。〔通世按；此说见明沈起元《左灯》，而《左传孔疏》亦既疑之矣〕）。盖缘《左传》一书采摘太广，但有所得，即缀於篇，而不暇辨其是非虚实。况此事乃後日所追述，非若朝聘侵伐，史臣按月而书者此，固未可尽执为实也。嗟夫，《左传》犹不能以无误，况於《诗序》，乌在其可以尽信乎！ 　　△《诗序》惟《风》多得实 　　《诗序》惟《风》多得实。《定之方中》，《经》有明文，《载驰》，《传》有明文，不待言矣。《柏舟》以为共姜自誓之诗。今玩其词，“我仪”、“我特”之称，“之死靡他”之语，其为妇人守贞不贰之作无疑；而“{髟}彼两髦”属之於世子，语亦符合。此必有所传而云然，非揣度而为之说也。《墙茨》、《偕老》、《鹑奔》三篇，以宣姜、昭伯之事当之，虽无确据，然玩其词意与其事正相合，序说近是。惟《传》以《鹑奔》为假惠公之言以刺之，尚恐未然。观其称“君”而不称母，或卫之群公子所作，未可知也。《ぐ》以下三篇亦得诗意，但时世则未可知耳。唯采《唐》说者多疑之；说见後条。 　　△卫俗非郑所能及 　　《郑风》二十一篇，男女相悦者不下十篇，其守正不淫者一篇而已。《风》凡十篇，贞者一篇，淫者一篇，而刺淫者乃至四篇之多。卫俗非郑能所及也！且《东门》不过自明其志而已，未尝敢斥淫者之失。而《》乃云“不可道”，“言之丑”，“子之不淑”，“人之无良”，“大无信，不知命”，深斥痛绝，至於如是，何哉？盖风俗所在，虽贤人亦无如之何。彼既习於淫矣，而有一守正者出焉，方且嫉之笑之，求得免焉足矣，何敢反以责人。若公然深斥之，痛绝之，不一而足，则是先王之礼教犹存，民间之风俗未坏，贤者多而不肖者少，见无礼者群然怪之，是以绝之斥之而无所忌，人亦以为是而传而诵之也。吴季札云“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”，岂不信与！吾故读《墙茨》、《君子偕老》、《鹑奔》三篇而知卫之必亡，而又知卫之必将复兴也。至其立言之妙，则《墙茨》、《君子偕老》二篇为最。《墙茨》一篇初不明斥其恶，而但云“不可道”，“言之丑”，不言之刺甚於言矣。《君子偕老》先从对面著笔，而以“象服是宜”一句跌醒，然後用二语点出主意，笔法之巧，最耐咀嚼玩味。孔子曰：“不学诗，无以言。”良不诬也。《相鼠》刺无礼仪，亦足以见风俗之美。 　　△《桑中》等篇作诗者无刺意 　　《诗序》云：“《桑中》，刺奔也。卫之公室淫乱，男女相奔，至於世族在位，相窃妻妾，期於幽远，政散民流而不可止。”吕氏祖谦云：“诗之为体不同，有铺陈其事不加一词而意自见者，此类是也。”严氏粲云：“或以《桑中》为淫奔者所自作，则非所谓止乎礼义矣。当从国史所题以为刺也。”朱子《诗序辨说》云：“此诗乃淫奔者所自作。《序》之首句以为刺奔，误矣。”又云：“诗之为刺，固有不加一词而意自见者，《清人》、《猗嗟》之属是已。然尝试玩之，则其赋之之人犹在所赋之外。岂有将欲刺人之恶，乃反自为彼人之言，以陷身於所刺之中而不自知也哉！”又云：“以是为刺，不惟无益，殆恐不免於鼓之舞之而反以劝其恶也。”余按：《桑中》一篇但有叹美之意，绝无规戒之言。若如是而可以为刺，则曹植之《洛神赋》，李商隐之《无题诗》，韩之《香奁集》，莫非刺淫者矣。夫《子虚》、《上林》，劝百讽一，古人犹以为讥，况有劝而无讽，乃反可谓之刺诗乎！余尝细核《序》文，比其前後而参观之，同一题为刺而其文互异。《新台》以为刺宣公，则其文云“国人恶之而作是诗”。《南山》以为刺宣公，则其文云“大夫遇是恶，作诗而去之”。诸如此类，《序》以为作诗者之刺其君，文甚明也。若《桑中序》首言“刺奔”而下但言“卫之公室淫乱，男女相奔”，《远序》首言“刺荒”而下但言“哀公好田猎，国人化之，习於田猎谓之贤，闲於驰逐谓之好”，《丰序》首言“刺乱”而下但言“婚姻道缺”，《著序》首言“刺时”而下但言“时不亲迎”，皆无一言及於诗人之剌之者，与《新台》、《南山》诸篇之文绝不类。疑作《序》者以录此诗於《国风》中以垂戒於後世故谓之刺，未必果谓作此诗者之刺之也。《凯风序》云：“美孝子也。”而诗称“有子七人，莫慰母心”，此为美之乎？抑为责之乎？疑《序》亦以录此诗为美之，非以作此诗为美之也。《静女》、《有狐》之“刺时”，《溱洧》、《绸缪》之“刺乱”，恐亦皆当如是，正不必曲为说以附会之也。 　　△《干旄》访贤才 　　卫之重封，由於齐桓。齐桓所封者，邢与卫也。然邢仅二十馀年而遂亡，而卫历春秋及战国秦又数百年而始亡，何哉？吾读《干旄》之篇而知卫之所以久存良有由也。盖国家之治惟赖贤才，而贤才不易得，故人君於贤才不惟当举之用之，而且当鼓之舞之。旌旄之贲於浚，所以下贤也，即所以劝贤也。下贤，则有以咨诹治道。劝贤，则人皆争自濯磨而贤才将不胜其用。故季札至卫，而曰：“卫多君子，未有患也。”君子之所以多，正由其君好贤，因而其卿大夫咸知下士，躬访贤才於畎亩中，以故人皆竞於贤耳。是知立国之规模未有不在於好贤者。读《诗》者能以此篇例之，则授之以政而无不达者矣。 　　△《硕人》非闵庄姜诗 　　《硕人》，《序》以为闵庄姜之诗，谓“庄公惑於嬖妾，使骄上僭，庄姜贤而不答，终以无子；国人闵而忧之。”朱子《集传》从之，更无异说。余按：此篇凡四章，首章言其贵，次章言其美，三章言其婚成，四章言其媵众，毫不见有刺庄公之意，不知《序》与《传》何从而知之？且玩诗词，乃其初至时作。当其初至，何由预知异日庄公之不见答以至无子而闵之？其三章云：“大夫夙退，无使君劳。”方且代体庄公“晏尔新婚”之情而惟恐其过劳，乌有所谓忧其不答者哉！揆《序》与《传》之意，皆由误解《春秋传》文，遂并以误解《诗》。《春秋传》云：“卫庄公娶於齐东宫得臣之妹，曰庄姜，美而无子，卫人所为赋《硕人》也。”此诗次章正言庄姜之美，则是以此诗证其美，非以此诗证其无子也。若云“美，卫人所为赋《硕人》也，而无子”，则语不成文矣。故待其文既毕，然後证之，非谓因其无子而後赋此诗也。且《春秋传》所记并无庄公不答之事；有子无子亦不在答与不答也。即嬖人生子，亦当在晚节，非庄姜归时已然，何故初归而即不答以致无子乎？二妫之娶後此矣，然厉妫生子孝伯，戴妫生子桓公；庄姜娶於二妫之前，何以独不见答而无子乎？详《序》所言，与《传》了不相合。乃朱子云：“此序据《春秋传》，得之。”严氏粲云：“题以‘闵’庄姜，有《左传》可证。若不用《序》，以此为‘美’庄姜，可乎？”此大不可解也。且诗果以庄姜贤而不答而闵之，则当极书其贤，微讽其不答。乃但侈称其族之贵，色之美，车服之盛，媵妾之多，贤何在焉？称人之贤者固如此乎？至於不答，则绝无一语微露之。朱子但欲曲全《序》说，乃云：“称其族类之贵，见其为正嫡小君，所宜亲厚，而重叹庄公之昏惑也。”於三章则云：“叹今之不然也。”《诗》自言彼，《传》自言此，冤矣！夫诗之体虽婉，要必其言微露此意，乃可从而畅之。若诗绝不言，而吾必谓其有此意，天下尚有不可附会者乎！近世有不喜李白诗者，取杜甫《春日怀李白》诗释之，谓甫素轻白，云：“白也之诗号为无敌，然不过飘然思不群而已。其清新不过如庚开府，其俊逸不过如鲍参军，何尝果无敌乎！何时重与白聚，细论诗律以发其蒙也？”《集传》之释此诗，毋乃类是？嗟乎，不欲改先儒之说，无宁听古人之诬，孰轻孰重，必有能辨之者。说并见前《绿衣》诸诗下。 　　△《河广》非宋襄公出母诗 　　《河广序》云：“宋襄公母归於卫，思而不止，故作是诗也。”朱子《集传》因之，云：“卫在河北；宋在河南。宋桓公夫人生襄公而出归於卫。襄公即位，夫人思之而义不可往，故作此诗。”余按《春秋》闵公二年，狄灭卫，卫人渡河而庐於曹。僖公九年，宋桓公乃卒。则襄公之世卫已在河南，不待杭河而後度也，诗安得作如是言乎！孔氏颖达，严氏粲固已觉其不合，顾不肯变易旧说，乃复曲为之解。孔氏以为假有渡者之词，非喻夫人之向宋渡河也。然则三百篇中何语不可谓之假设，亦何所取义於河而假之乎？严氏以为作於卫未迁之前，桓公犹在。然则夫人非义不可往，乃势不能往，其作此诗，一何无耻也！盖《序》与《传》之为此说，不过一时失於检点，而忘襄公之立在卫渡河以後。学者不肯直抉先儒之误，已非直道而行之正，况欲委曲回护以诬古人而惑後世乎！是所谓“岂徒顺之，又从而为之辞”也。且宋桓，贤君也，其夫人思子而能止乎礼，则亦贤夫人也，以贤夫人而遇贤君，何以得出？夫妇之义重矣，苟非得罪宗庙，不至於出。夫人而贤也，必无可出之罪；无罪而出之，又岂贤君之所为乎！余玩此篇词意，似宋女嫁於卫；思归宗国，而以义自闲之诗。学者以是为说亦可矣，何必诬古人而後足以垂世立教哉！朱子最不取《序》，然其本《序》意以说《诗》者一何多也？ 　　△《伯兮》非卫人从王伐郑事 　　《伯兮》一篇，郑氏以为即《春秋》桓五年蔡人、卫人，陈人从王伐郑之事。朱子云：“诗言‘自伯之东’，郑在卫西，不得为此行矣”（卫未渡河以前，郑在卫南，“西”字疑误）。其说是也。乃孔氏《正义》复曲为之解，言“兵至京师乃东行伐郑”。京师在卫之西数百馀里，岂得置西不言而反言东，天下有如是不通之文理乎！况诸侯之师从王伐郑，必有约会之地，断无至周而後东行之理。观《春秋传》，诸侯会晋伐郑从未有至晋而後南行者。其说之诬，亦已明矣。盖自平王之东四十有九年而後入《春秋》，其时王室尚未甚微，安知其无征伐之事。而外征伐之不书於鲁史之策者亦多，岂得见有桓王伐郑一事，遂纡曲牵合以附会之哉！ 　　△膏沐为夫容 　　抑吾於此诗有感焉。古之妇女，“膏沐”而已。膏沐，以为夫容而已。秦、汉以来，始有脂粉；唐人尤以为重。宋、元之际，加以缠足，而天真几不复存矣。余幼时见妇女妆束尚近浑朴；近则惟务趋时，妖淫怪妄，愈出愈奇，见之令人作恶，而其人以为非是不足以逢时，至有其夫禁之而不听者，吾不知其“谁为容”也。故诵此诗有三益焉：一则为人上者知夫妇离别之苦，而兵非不得已而不用；一则为丈夫者念闺中有甘心首疾之人，而路柳墙花不以介意；一则为妇人者知膏沐本为夫容，而不可学时世梳妆以悦观者之目。则庶乎其为不徒诵此诗也已！正不必取《春秋》中事以附会之也。 　　△说《有狐》、《木瓜》者之锻炼 　　天下有词明意显，无待於解，而说者患其易知，必欲纡曲牵合，以为别有意在。此释《经》者之通病也，而於说《诗》尤甚。《有狐》、《木瓜》二诗岂非显明易解者乎！狐在淇梁，寒将至矣；衣裳未具，何以御冬？其为丈夫行役，妇人忧念之诗显然。而《笺》云：“妇人丧其妃耦，欲与人为室家。”夫他人无裳，与己何涉，妇人如此之无耻乎？且何所见“之子”之必为他人而非其夫也？木瓜之施轻？琼琚之报重，犹以为不足报而但以为永好，其为寻常赠答之诗无疑。而《序》云：“美齐桓也。卫处於漕，齐桓救而封之，遗之车马器服。卫人欲厚报之而作是诗。”夫齐桓存卫，其德厚矣，何以通篇无一语及之而但言木瓜之投？感人之德者固如是乎？且卫於齐有何报而乃自以为琼琚也？汉周亚夫之子为父治葬具，买甲五百被。廷尉责曰：“君侯欲反邪？”亚夫曰：“臣所买器，乃葬器也，何谓反！”吏曰：“君侯纵不反地上，即欲反地下耳。”世之说《诗》者何以异此！盖汉时风气最尚锻炼，无论治《经》治狱皆然，故曰“汉庭锻链之狱”。狱之锻炼，含冤於当日者已不可胜数矣，《经》之锻炼，後人何为而皆信之？朱子最不信《序》，然於《有狐》亦谓“寡妇见鳏夫而欲嫁之”，是朱子亦不以锻炼为非矣。古人之冤其遂将终古不白邪？唯於《木瓜》不用《序》说，但疑以为男女赠答之词，尚未敢必其然。“投桃”、“报李”，《诗》有之矣。“木瓜”、“琼琚”施於朋友馈遗之事未尝不可，非若“子嗟”、“子国”、“狡童”、“狂且”之属，必荡子与游女而後有此语也。即以寻常赠答视之可也。 　　△《邶》、《卫》二风无渡河以後诗 　　《邶》、《》、《卫风》三十九篇，玩其词意，考其时势，惟《风》自《柏舟》外皆春秋时事，而《邶》、《卫》二国风多似春秋以前所作。《淇澳》、《硕人》不待言矣，其馀诸篇，皆与《春秋经传》所载卫国之事无所关涉。且《邶风》十九篇，而“毖彼泉水，亦流於淇”在第十四篇中，《卫风》仅十篇而言淇者四，至第九篇犹云“在彼淇梁”，其为渡河以前之诗明甚。考卫渡河之日在鲁闵公二年，上距春秋之初仅六十年，然则其诗在春秋以前者多矣。故《序》虽以《春秋》中事附会之，而委曲牵强卒不能合也。惟《风》春秋时诗为多，故《序》说多得之。其风所以分为三者，盖必有说，但世远书轶，无从考耳。《春秋传》，季札请观周乐，为之歌《邶》、《》、卫，曰，“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，是其《卫风》乎？”则当时固已合之矣。然皆各为次序故不能并为一。读者但当即词以求其意，此非大义所关，正不必强为说以曲解之也。又按：旧说以《邶》、《》、《卫》皆殷畿内地名：北曰邶，南曰，东曰卫。今观《邶》、《卫》二风皆无渡河以後之诗，独《风》有之，似在东者然，疑旧说之误也。 　　●卷三 　　○《王风》 　　△《黍离》非追伤诗 　　《黍离》一篇，《韩诗》以为“尹吉甫信谗而杀伯奇，其弟伯封求而不得，忧懑不识於物，视黍离离，反以为稷之苗。”今玩其词，乃似感伤时事，殊不见其为遭家庭之变者也。《毛诗序》则以为“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，过故宗庙宫室，尽为禾黍，闵周室之颠覆而作是诗”，较《韩》说为近理。然玩“心忧”、“何求”之语，乃忧未来之患，亦不似伤已往之事者也。且二家之讹不过以章首言“黍离”、“稷苗”故耳，然作诗者多就其所见以起兴，“蒹葭”、“大杜”，意原不在於物，岂得以章首言“黍稷”遂断以为诗人之旨在是乎哉！细玩此诗词意，颇与《魏风园桃》相类。“黍离”、“稷苗”，犹所谓“园桃”、“园棘”也。“行迈靡靡”，犹所谓“聊以行国”也。“不知我者谓我何求”，犹所谓“谓我士也罔极”，“心之忧矣，其谁知之”也。然则此诗乃末乱而预忧之，非已乱而追伤之者也。盖凡常人之情狃於安乐，虽值国家将危之会，贤者知之愚者不之觉也，是以“不知者”谓之“何求”。《黍离》忧周室之将陨，亦犹《园桃》忧魏国之将亡耳。若待故宫已为禾黍而後忧之，不亦无及於事矣乎？且平王之东也，非由西而东也，当其未立之时畿甸已尽没於戎矣。是以平王以岐、丰地与秦而使自为取之。然秦亦不能有，至其子孙始陆续攻得之。当东迁之初，故国皆戎也，大夫何为而至其地？宋之南渡也？称臣於金，故其臣有衔命至金者。平王未尝乞怜於戎也，大夫安能行役於故国哉！盖缘说《毛诗》者谓《王风》皆周东迁以後之诗，此篇居《王风》之首，当为初迁时所作，有此成见在心，故见章首言“黍稷”遂以为故宫之禾黍耳。其实《王风》不必皆在迁後，读者当玩其词以求其意，不得因此遂定以为行役於故国也。曰：然则季札何以谓为“周之东”也？曰：此不过大概言之耳，非为其必无一二篇在东迁之前也。正如称《大雅》为“文王之德”，而《大雅》岂尽文王之德；称《郑风》为“其细已甚”，而有《缁衣》、《羔裘》；称《唐风》为“思深忧远”，而有《绸缪》、《葛生》；岂得以是为疑也哉！朱子集传虽亦用《序》说，然终未有以见其必然也。 　　△《扬之水》非刺平王私舅 　　《扬之水序》云：“刺平王也。不抚其民而远屯戍於母家，周人怨思焉。”余按：申与甫、许皆楚北出之冲；而申倚山据险，尤为要地。楚不得申，则不能以凭陵中原，侵扰畿甸。是以城濮还师，楚子入居於申；鄢陵救郑，子反帅师过申。申之於楚，犹函谷之於秦也。宜王之世，荆楚渐强，故封申伯於申以塞其冲。平王之世，楚益强而申渐弱，不能自固，故发王师以戍之耳；非以申为舅故而私之也。不然，戍申足矣，又戍甫戍许何为者？曰：为申同姓故也。曰：申同姓之国若是亲乎？申与齐、许、纪、甫皆姜姓也，然齐灭纪，又灭许以与郑；而晋亦灭虞、虢、焦、滑、霍、扬、韩、魏。同姓之国且自相灭矣，况於母家之同姓而平王乃有是推乌之爱乎？盖甫，即吕也，《书吕刑》或作《甫刑》是也。楚子重请取申、吕以为赏田，巫臣曰：“此申、吕所以邑也，是以为赋以御北方。若取之，是无申、吕也，晋、郑必至於漠。”然则申、吕二国皆楚北冲，惟许地稍近内；然楚师度申、吕而北则必经许。是以齐桓得许，则能伐楚而至召陵；晋文践土之盟不得许，则於盟後汲汲率诸侯以伐之；晋霸既衰，许折而入於楚，始以争郑为事耳。由是言之，平王之戍三国，非私之也。谓平王之戍申为私其舅，则宣王之封申亦为私其舅乎？谓平王之戍甫、许以申同姓故，则宣王之城齐亦以申同姓故乎？惜乎说《经》者不考其时势而但以己意度之者多也！ 　　△申侯无与弑幽王事 　　朱子《诗集传》云：“申侯与弑幽王，法所必诛。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，知其立己为有德而不知其弑父为可怨，至使复雠讨贼之师反为报施酬恩之举，则其得罪於天甚矣。”余按：申侯与弑幽王，其事本之《史记》，而《史记》采之《国语》史苏、史伯之言；然《经传》固无此事也。《诗》、《书》或多缺略；《左传》往往及东迁时事而不言此；乃至《周语》专记周事而亦无之。此非常之大变，周辙之所由东，何以经传皆无一言及之，而但旁见於《晋》、《郑》之语，史伯逆料之言，史苏追述之事？乌在其可信为实也！且所载二人之言荒谬者亦多矣。伊尹，圣人也，而以为与妹喜比而亡夏；胶鬲，贤人也，而以为与妲己比而亡殷，诬矣！褒君也而化龙，龙也而化鼋，童妾也而生女，而孕至数十年，又妄矣：如谓申侯之事必实，二子之言可信，将伊尹、胶鬲亦果与妹喜、姐己比者乎？以此为平王罪，吾恐古人之受诬也！细玩诗词，但为伤王室之微弱，初无刺王之意，故以“扬水”喻王室，以“束薪之不流”喻诸侯之不肯敌王所忾。盖因荆楚日强，渐有蚕食中原，窥伺畿甸之势，故戍三国以遏其锋。以为私其母家，固已失之；因《序》此言遂谓之为忘雠报施，则更冤矣。观其後数十年，楚人卒县申、吕，通道中原，陈、许、宋、郑咸被其害，赖有齐桓一匡始得少安，及齐桓亡，许遂改而事楚，由是楚人遂观兵於周郊而问鼎焉，然则此三国者，正如汉之虎牢，唐之维州，如之何其可不戍！安得不详考其时势与其地势而遽以为平王罪也！说并详《丰镐考信录》中。 　　△《中谷有{艹推}》、《兔爰》、《葛ぱ》皆自镐迁洛者所作 　　《中谷有{艹推}序》云：“夫妇日以衰薄，凶年饥岁，室家相弃尔。”《兔爰序》云：“桓王失信，诸侯背叛，构怨连祸，王师伤败，君子不乐其生焉。”《葛ぱ序》云：“王族刺平王也。周室道衰，弃其九族焉。”朱子《集传》於《中谷》一篇全用《序》说，於《兔爰篇》虽亦采《序》说而不训以为桓王伐郑之事，於《葛ぱ篇》则绝不用《序》说而但以为世衰民散流离失所者所作。余按《兔爰》诗云：“我生之初尚无为，我生之後逢此百罹。”然则其人当生於宣王之末年，王室未骚，是以谓之“无为”；既而幽王昏暴，戎狄侵凌，平王播迁，家家飘荡，是以谓之“逢此百罹。”故朱子云：“为此诗者盖犹及见西周之盛。”可谓得其旨矣。若以为在桓王之时，则其人当生於平王之世，仳离迁徙之馀，岂得反谓之为“无为”？而诸侯之不朝亦不始於桓王，惟郑於桓王世始不朝耳，其於王室初无所大加损，岂得辽谓之为“百罹”、“百凶”也哉？窃谓此三篇者皆自镐迁洛者所作。盖迁徒之际，弃旧营新，最易失所，非上大有以安辑之不可。是以盘庚将迁，率吁众戚，既迁之後，奠厥攸居；太王仁主，则民从之如归市；而《传》亦称齐桓迁邢，邢迁如归。平王不能抚┰其民，以致父子兄弟夫妇不能相保，是以其诗云然。吾故读此三诗而知周之不复振也！“仳离”，犹云“流离”。“终远兄弟”，非迁徒之故何以至是？王族即使衰微，亦必不至於“谓他人父”、“谓他人母”也。细玩其词，其为东迁之人所作明甚，非但与王族无涉，亦不必定在凶年饥岁时也。至以桓王伐郑之事附会之，尤失之远矣。 　　△《王风》非东迁所降 　　旧说，周室东迁，王室遂卑，与诸侯无异，故诗不为雅而为风；然其王号未替也，故不曰“周”而曰“王”。余按：风与雅者，诗之两体，非以天子诸侯分也；犹後世之诗有乐府，有古体，有齐、梁体，有唐人近体；诗之外复有词，有北曲，南曲也。《小雅》中间有类《大雅》者，亦有类《风》者，《豳风》亦有类《雅》者；犹唐人诗之《边草河汉》类词，宋人词之《天净沙》、《西江月》类曲也。所以《宾筵》、《抑戒》，卫而列《雅》；《宫》，《泮水》，鲁而称《颂》。诸侯之国既有雅颂，宁天子之畿而独无风乎！东迁以前士大夫多尚雅音，故风之传者少耳，非以东迁故降而为风也。曰，然则何以不曰“周风”而曰“王风”也？曰：王也者，别於齐、秦、郑、卫而言之也；若别於《商颂》，则曰“周颂”不曰《王颂》矣。《春秋》於诸侯之大夫书曰“齐人”、“晋人”，其师书曰“齐师”、“晋师”，独其於周也，人曰“王人”，师曰“王师”，女曰“王姬”，正曰“王正”。何者？普天之下皆周也。犹之乎四量不曰齐量而曰“公量”，二耦不曰鲁臣而曰“公臣”也。是故，风也者，诗之体也，非以其迁故而风之也；王也者，名之正也，非以其风故而王之也。说并见前《黍离条》下。 　　○《郑风》 　　△《缁衣》非国人美郑武公父子为周司徒 　　《缁衣》，言好贤也。治国之要惟在得人：虽有英主，非贤莫助；虽有善政，非贤莫行。然世未尝乏贤但患人主之不好耳。“子之馆”，屈身以见贤也，──孟子所谓“欲有谋焉则就之”是也。“授子之粲”，大烹以养资也，──孟子所谓“廪人继粟，庖人继肉”是也。故曰：“好贤如《缁衣》；恶恶如《巷伯》。”夫如是，安有不得贤者！郑开国之规模其在此矣！大抵国家初造，莫不以好贤为务。虽以郑之不振，而其立国之初犹且如是，况齐、晋之强，鲁、卫之久，当必有更甚於此者；但开国於周初，世远诗轶，无从见耳，惟郑建国於平王之世，是以此诗尚存；学者所当以三隅反也。《序》乃以为“郑武公父子为周司徒，善於其职，国人美之而作此诗。”说者因曲为解，谓“诸侯入为卿士，皆授馆於王室，故云‘适子之馆’”。夫郑，本以王之支庶而为卿士，非由诸侯而入仕王朝者，其居此宫久矣，何待别投以馆？况“馆”、“授粲”皆上施於下之词，而人君爵尊禄厚，亦非民之所当为之改衣授粲者也。朱子《集传》亦用《序》说，殊不可解。嗟夫，自《卫序》、《郑笺》出而《毛诗》大行於世，三百篇遂变而为章句之学，与政毫不相涉矣！ 　　△《将仲子》非指庄公、祭仲，亦非淫奔 　　《将仲子序》云：“刺庄公也。弟叔失道而公弗制；祭仲谏而公弗听。”《郑笺》云：“‘无逾我里’，喻言无干我亲戚也。‘无折我树杞’，喻言无伤害我兄弟也。”余按：以“仲子”为“祭仲”，则此乃庄公谕祭仲之词，不得反以为刺庄公。至以“里”为亲戚，以“杞”为兄弟，其取喻亦不伦。且下既明言“父母”、“诸兄”矣，此又何为之里与杞乎？共叔，庄公之母弟也。庄公方假仁义以欺人，将使人谓我不负弟而弟负我，今乃自谓不敢爱弟，少自顾惜者不肯出是语，而谓庄公肯言之乎！此为勉强牵合，无待问者。朱子驳之，是已。然以此为淫奔之诗，则犹未得诗人之本意也。果奔女与，其肯拒其所欢而不使来，其肯以“父母”、“诸兄”、“人言”自防闲乎？且既以拒之矣而犹谓之淫奔，彼奔焉者又谓之何？细玩此诗，其言婉而不迫，其志确而不渝，此必有恃势以相强者，故为此言以拒绝之，既不干彼之怒，亦不失我之正，与唐张籍却李师古聘而赋《节妇吟》之意相类。所谓“冲可怀”者，犹所谓“感君缠绵意”也。所谓“岂敢爱之，畏我父母诸兄”云者，犹所谓“君知妾有夫”，“远君明珠双泪垂”也。此岂果爱其人哉！特不得不如是立言耳。又按《春秋传》，齐侯郑伯为卫侯故如晋，晋侯言卫侯之罪，使叔向告二君；子展赋《将仲子兮》，晋侯乃许归卫侯。其取义正与此诗语意相合，无怪其能感平公而使之许也。然则此诗固善於词令者。故孔子曰：“不学《诗》，无以言。”反覆读之，其意自见。若以为淫奔，以为刺庄公，而言语之妙遂泯然不复可识矣。 　　△《叔于田》非指共叔 　　有友人谓余曰：“朱子大儒，诚有功於圣道，独於《诗传》余有憾焉。凡《序》所称为刺某人，美某人者，概不谓然；必《经》有明文若《叔于田》者，方敢指为共叔，否则必以《序》说为非矣。”余曰：“余於朱子《诗传》亦有憾焉，顾所憾与君异：非憾朱子之不从《序》，正憾朱子之犹未免於信《序》也。即如《叔于田》二篇，‘叔’者男子之字，周人尚叔，郑之以叔称者当不下十之五，使余为《诗传》，必不敢谓此叔之为共叔也。”（答友人语止此）共叔，国君之介弟也，诗人果称美之，当举卿士大夫以为拟；乃仅曰“巷无居人”、“巷无服马”，彼共叔者岂但与里巷之人较优劣者乎！共叔之在郑也，如二君矣；收二鄙为己邑，其目中岂复有庄公者，而诗曰：“衤裼暴虎，献於公所。”彼共叔者岂尚肯获禽而献於庄公者乎，子封之伐京也，京叛共叔，祭仲、子封之谏也，庄公若不为意者，盖庄公已早策共叔之庸愚不能抚┰其众，而下皆有叛心，而《序》乃云“国人说而归之”，《朱传》亦云“郑人爱之”，段不能结京人之心，而况能得郑国之人之爱且说乎！且共叔之在京也，抚大都，收二鄙，缮甲兵，具卒乘，爱共叔者何不述其都邑之雄富，车甲之强盛，而惟田猎之是言乎？取二篇之诗逐文而求其义，未见有一言之合於共叔者，然则其非共叔明矣。 　　△名字之附会 　　大抵《毛诗》专事附会。仲与叔皆男子之字，郑国之人不啻数万，其字仲与叔者不知几何也，乃称叔即以为共叔，称仲即以为祭仲，情势之合与否皆不复问。然则郑有共叔，他人即不得复字叔，郑有祭仲，他人即不得复字仲乎？宋陈振孙云：“本朝诸家蓄古器物款式，其考订详洽如刘原父、吕与叔、黄长睿，多矣，大抵好附会古人名字，如‘丁’字即以为祖丁，‘举’字即以为伍举，‘方鼎’即以为子产‘仲吉’即以为逼吉之类。邃古以来，人之生世夥矣，而仅见於筒册者几何？器物之用於人亦夥矣，而仅存於今世者几何？乃以其姓字名物之偶同而实焉！余尝窃笑之。惟其附会之过，并与其详洽者皆不足取信矣。”陈氏之言可谓特识。然岂惟古器物为然哉！古今之如是者盖不可枚举矣。故陈恒所杀者阚我也，而司马氏以为宰予，以予亦字子我故也。饵金石药者卫退之也，而孔氏以为韩昌黎，以昌黎亦字退之故也。世传有严洞宾者尝挑女子牡丹，而传奇家遂以为吕岩事，以岩亦字洞宾故也。彼说《诗》者亦如是而已矣！滏间有李氏者，素封也，其季弟行五者俗呼为李老五。同城别有一李老五，年相若也，偶以事至邻郡，闻者遂以为素封之李老五也，延之於家厚其供帐饮食，出金帛以态其狭邪游，犹恐其不得当也。其人知其误而利其奉，亦不自言。去旬月，而後知其非此李老五也，乃嗒焉若丧。闻者莫不笑之。然此二人者；不惟其行同，其姓亦同，其误犹有说者。若《诗》之《将仲子》、《叔子田》，但举其字而姓氏皆无之，何所见其当为祭与共者？乃说《诗》者动谓《诗序》近古，其言必有所据、岂知生同斯世者，相距仅百里，其舛误已如是，况作《序》者（谓卫宏）上距作诗之时已八百馀年乎！嗟夫，嗟夫！此真非言语所能争也！ 　　△《女曰鸡鸣》非贤夫妇相警戎 　　《女曰鸡鸣》一篇，《序》以为“陈古义以刺今不说德而好色。”《郑笺》以为“夫妇相警戒以夙兴，言不留色也”。朱子《诗传》不取陈古刺今之意，而但以为贤夫妇相警戒之词。余按：夫妇果贤，则当男务耕耘，女勤纺织，如《葛覃》之“刈、”七月之“于耜”、“举趾”矣；果相警戒，则当如《蟀蟀》之“无已大康”，《小宛》之“无忝所生”矣。今也，鸡鸣而起，所为者弋凫雁耳，饮酒耳，好交游耳；所谓贤者固如是乎？所谓警戒者如是而已乎？孟子曰：“鸡鸣而起，孳孳为善者，舜之徒也。鸡鸣而起，孳孳为利者，之徒也。”然则鸡鸣而起不必贤者而後能也。若但以不留色为贤，则天下之男子岂必皆日日御妇人者哉！盖郑俗浮薄，不知勤於职业，男女相悦者不必论矣，即夫妇居室，不为冶荡，而亦不过弋游醉饱之是好，初无唐、魏勤俭之风，秦人雄勇之俗也。君子是以知其园势之不振。以此为贤而相警戒，误矣。以为陈古刺今，则尤大误。岂古之人亦惟弋猎饮酒之是好哉！ 　　△《女曰鸡鸣》之可取处 　　《女曰鸡鸣》一诗虽不足以当贤夫妇，然亦尚有可取者在。妇人之性多私所亲而执所见。故女叔齐曰：“先君若有知也，毋宁夫人，而焉用老臣！”汉高帝大封诸子，约非刘氏不王，及吕氏称制，而王诸吕，杀诸刘矣。若近世士大夫之家，更难以屈指数。苟於己有瓜葛者，虽常有怨於夫而常思厚之，夫之贫困因何致，不问也。夫欲薄之，则以积德从厚之说进之。苟於己无瓜葛者，虽尝有德於夫而常思薄之，夫之富贵自何来，不问也。夫欲厚之，则以节用留馀之说进之。夫夫之富贵，己必与焉，夫之贫困，己亦必与焉，此宜无事不与夫一体，而倒行逆施乃如此，不几以怨报德而以德报怨乎！至於执所见者尤非书所能尽（若汉窦太后奉黄、老，黜儒术之类），虽丈夫有言？若弁髦然。今诗乃云“知子之来之，杂佩以赠之。知子之顺之，杂佩以问之。知子之好之，杂佩以报之”，妇人能体其夫之心乃至是乎！是虽不足为贤，然恐後世以贤名者或未逮焉。亦足以愧夫世之私所亲而执所见者矣。 　　△《有女同车》非刺忽 　　《有女同车序》云：“刺忽也。太子忽尝有功於齐，齐侯请妻之，齐女贤而不取，卒以无大国之助至於见逐，故国人刺之。”朱子《诗序辨说》云：“忽之辞昏未为不正；至其失国则又特以势孤援寡不能自定，亦未有可刺之罪也。《序》乃以为国人作诗以刺之，其亦误矣。後之读者又袭其误，必欲锻炼罗织，文致其罪而不肯赦，徒欲以徇说《诗》者之谬，而不知其失是非之正，以乱圣经之本指，坏学者之心术也。”朱子之辨可谓明尽。然近世说《诗》者仍多从《序》说而以朱子为非是，余按诗词，一则曰“有女同车”，再则曰“有女同行”，齐侯之女深处闺中，何由得与郑人同车同行？郑氏不得已，乃曲为之解，以同车为亲迎。未聘之女而遽咏其亲迎，称为同车，其污蔑孰甚焉！一则曰“颜如舜华”，再则曰“颜如舜英”，明明称其色美，贤何在焉？岂称人之贤者固当称其色乎？抑有色者即为贤女乎？且齐侯初欲妻忽者文姜也，文姜淫於兄而弑其夫，何贤之有！忽果娶之，亦不过为鲁桓之续耳。说者不得已，乃属之再请妻时。再请妻者，尚未知为何人，安知其不亦如文姜，而郑之人遂能决其为贤女乎？然则此诗即非淫奔之诗，亦断断非昭公诗矣。细玩此诗，皆赞女子之美，或男子所作，或女子所作，均不可知；要不过称其容颜之丽，服饰之华，初未尝有一语称其贤也。盖郑俗浮薄，所郑重而乐称者惟色，是以季札谓之“其细已甚”；细也者，无关於大体之谓也。不必於诗词之外强寻一意以诬古人也。原《序》所以为是说者，无他，当汉之时，四家并立，务期相胜，而又其时方尚锻链，故因诗有“孟姜”之文，遂取《春秋传》昭公辞婚一事以附会之。此乃汉时风气，本不足怪；而後之人遂信以为实然，虽经朱子详加指驳而犹不信，真大不可解也！且其所以从《序》说者，不过曰孔子删诗不当存此淫诗耳；然不当存者，岂独淫诗哉！昭公辞婚一节乃贤哲之高行，若不知称美，反用刺讥，此乃势利之小人，扳援之鄙夫，无见识之尤者，何以反存之而不删乎？晋董叔欲为系援，求婚於范氏，他日范氏纺诸庭槐，为叔向所讥笑。若删淫诸而独与其刺忽，是圣人教人皆学董叔也，尚可以为训乎！吾不知世何为而信之也？ 　　△《扶苏》、《箨兮》、《狡童》亦非刺忽 　　《扶苏》以下三篇，《序》皆以为刺郑昭公。《扶苏序》云：“刺忽也。所美非美然。”《箨兮序》云：“刺忽也。君弱臣强，不倡而和也。”《狡童序》云：“刺忽也。不能与贤人图事，权臣擅命也。”朱子《集传》则皆谓篇淫奔之诗，而深辟言刺忽之谬。然近世说者皆以为孔子删诗不当存此淫诗，反以朱子之说为非是。余按：谓淫诗不当存，似也，然所当删者岂独淫诗哉！昭公为君未闻有大失道之事，君弱臣强，权臣擅命，虽诚有之，然皆用自庄公之世，权重难移，非己之过。厉公欲去祭仲，遂为所逐；文公欲去高克而不能，乃使将兵於河上而不召；为昭公者岂能一旦而易置之！此固不得以为昭公罪也。如果郑人妄加毁刺，至目君为狡童，悖礼伤教，莫斯为甚。孔子曰：“恶居下流而讪上者。”何以於此等诗反存之而不删哉？且所美非美者，谓色乎？谓德乎？子都有色而已，何得以比贤臣？考之《春秋经传》，昭公以前为庄公，射王，囚母，纳宋、鲁之赂而与其弑君，皆王法所不容；然而郑人不之刺。昭公之後为厉公，逐太子而夺其位，倚祭仲以立而谋杀祭仲，赖傅瑕以入而卒杀傅瑕，贪忍谲诈，背盟食言，是以谧之为厉；然而郑人亦不之刺。独昭公较为醇谨，虽无驾驭之才，亦无暴戾之事，谓宜郑人爱之惜之；然而连篇累牍莫非刺昭公者。岂郑之人皆拂人之性，好人之所恶而恶人之所好者乎？然则三诗之为淫奔与否虽未可知，然决非刺忽则断然无可疑者。孔子未尝删《诗》，说详见後条下。 　　△《郑风》多淫诗 　　《诗序》之谬，《郑风》为甚。《遵路》以後十有馀篇，《序》多以为刺时事者；即有以男女之事为言者，亦必纡曲宛转以为刺乱。至朱子《集传》始驳其失，自《鸡鸣》、《东门》外概以为淫奔之诗，《诗序辨说》言之详矣。顾自朱予以後说者犹多从《序》而非朱子，无他，以为《诗》皆孔子所删，不容存此淫靡之作耳。余按：《风雨》之“见君子”，拟诸《草虫》、《隰桑》之诗初无大异；即《扬之水》、《东门之单》，施诸朋友之间亦无不可；不以淫词目之，可也。至於《同车》、《扶苏》、《狡童》、《褰裳》、《蔓草》、《溱洧》之属，明明男女洽之词，岂得复别为说以曲解之！若不问其词，不问其意，而但横一必无淫诗之念於其胸中，其於说诗岂有当哉！且孔子删诗孰言之？孔子未尝自言之也，《史记》言之耳。孔子曰：“郑声淫。”是郑多淫诗也。孔子曰：“诵诗三百。”是《诗》止有三百，孔子未尝删也。学者不信孔子所自言而信他人之言，甚矣其可怪也！张采序陈际泰文云：“知为大士文者，虽不佳亦佳。不知为大士文者，虽佳亦不佳。”小说载有马生者，以其诗示人，人咸笑之。乃假扶乩，称康状元海诗，座客无不赞者。後知其出於马，始结舌不复语。世儒闻为孔子所删而逐谓其无淫诗者，何以异是！由是言之，朱子目为淫奔之诗未可谓之过也。然其诗亦未必皆淫者所自作。盖其中实有男女相悦而以诗赠遗者，亦有故为男女相悦之词，如楚人之《高唐》、《神女》，唐人之《无题》、《香奁》者。又或君臣朋友之间有所感触，而之於男女之际，如後世之“冉冉弧生竹”、“上山采蘼芜”、“君嫌邻女丑”之类，盖亦有之。子太叔赋《褰裳》，子柳赋《箨兮》，子{羔齿}赋《野有蔓草》，赋之者既可以断章而取义，作之者独不可以假事而寓情乎！不然，何以女赠男者甚多，男赠女者殊少？岂郑之能诗者皆淫女乎？虽据词以说诗，而不拘以成见，但取其词之有资於言，而不强知其意之所指为何事，庶乎其得之矣。 　　△季札论《郑风》 　　《郑风》二十一篇，惟《缁衣》好贤，有开国之规，《羔袭》直节，有扶危之操，其馀皆卑鄙猥琐之言耳。两《叔于田》及《女曰鸡鸣》，其言之津津者止弋猎一事。至《遵路》、《同车》之属！淫靡冶荡，尤不知人间有羞耻事矣。故季札曰：“其细已甚？民弗堪也，是其先亡乎？”细也者，即卑鄙猥琐之谓也。习俗如此，久必不胜其弊，安得而不先亡！是故读《郑风》者当知立国有久远之图，教民以淳朴为贵，惩淫荡之风，变弋猎之俗，而使之勤耕桑，敦孝弟，则宗社固於苞桑，──所谓授之以政而达焉者，此也。夫然後不愧於学《诗》耳。若如《诗序》所言，诸儒所释，篇篇皆刺时事，莫非爱君忧国之心，则与《卫》、《齐》、《唐》、《魏》之风几无所别，季札何缘目之为“其细已甚”，又何由知其当“先亡”平？吾尝取《传》所载季札之言证之十五国风，无不合者。然据毛、郑所注，则与季札之言无一不相刺谬。不知向来诸儒何以深信笃好其说而不容人少持一异议也？可叹也夫！ 　　○《齐风》 　　△《鸡鸣》非刺诗 　　《鸡鸣》，美勤政也。太上以德化民，其次则莫若勤。虽古之大圣人犹以勤为要务。故《书》曰：“无教逸欲，有邦；兢兢业业，一日二日万几。”《传》曰：“民生在勤，勤则不匮。”盖人君以一身抚有一国，为地广矣，为人众矣，所患常在耳目之不周，下情之不上达，故惟勤为要务。何者？人主日与其大臣接，则宦官宫妾不能欺矣；日与其群臣接，则大臣不能欺矣。不能欺，然後能知人之贤否而用舍之。不能欺，然後能知人之欲恶而兴革之。不然，逸乐自恣，深层简出，大臣有权则为大臣所壅蔽，大臣无权则为便嬖宦寺所壅蔽，民情何由而达，国政何由而治。而人主之晏安鸩毒尤多因於好内：故开元治非不盛，得太真而遂亡；同光亲翦朱梁，宠刘氏而遂乱。是以贤君惟恐视朝之晏，不得与大夫士熟议国政；而贤夫人亦惟恐其夫之耽於逸乐而不勤政，是以儆之劝之。知其事者作此诗以美之也。《序》乃以为哀公荒淫怠慢，故陈贤妃相成之道，谬矣，朱子不取哀公之说，而但以为言古贤妃，亦恐未然。岂自丁公下至僖公十二世之中断不得有一贤夫人，而必古者乃有之乎！大抵《序》说之误，皆由以十三国为《变风》，务谓其有刺而无美，有邪而无正，委曲以为之解；必不可通，则以为陈古以刺今耳。学者信为实然，亦可叹矣！ 　　△《春秋》时齐、晋最强之故 　　《齐风》何以首《鸡鸣》也？政勤於上也。《唐风》何以首《蟋蟀》也？俗美於下也。春秋之时，齐、晋最强，齐伯至数十年，晋伯至百数十年。此其立国之基必有远胜於他邦者，而後英主得以乘其势而有为。《鸡鸣》、《蟋蟀》，所谓先立其基者也。盖自丁公、唐叔立国於成周盛时，其设施措置，政事纪纲，必有能抚绥黎庶而垂裕後昆者。但世远诗缺，无从详考；赖此二诗犹足见其遗泽。何者？此二诗者皆其数世以後之诗，国安民乐，朝野无事，正人心逸豫之时，而在上者不敢自逸，在下者惟恐太康，是其初服之善政犹存，立国之纪纲未坏。是以虽有一二昏庸怠荒之主，而一得贤君即可以经理整饬而得志於诸侯也。故此二诗者皆当在春秋以前。编《诗》者首载之，以见夫《南山》、《卢令》、《肃羽》、《采苓》之所以不至於亡，而且以大启其国者，赖有此也。 　　△《远》、《著》、《东方之日》皆非刺诗 　　《远序》云：“刺荒也。哀公好田猎，从禽兽而无厌”云云。《著序》云：“刺时也。时不亲迎也。”《东方之日》云：“刺衰也。君臣失道，男女淫奔，不能以礼化也。”後之说《诗》者因此，遂谓作此诗者其意主於刺也。余按《远》云：“揖我谓我儇兮。”著云：“俟我於著乎而。”《东方之日》云：“在我室兮，履我即兮。”皆以其事归之於己。夫天下之刺人者，必以其人为不肖也；乃反以其事加於己身，曰我如是，我如是，天下有如是之自污者乎！《南山》，刺襄公也，则其《序》云：“大夫遇是恶，作诗而去之。”而此三诗但云“哀公好田猎”，云“时不亲迎”，云“男女淫奔”，并无一言及於刺者，与《南山》之《序》迥不类。疑作《序》者之意但以录此诗为刺之，非以作此诗为刺之，不必附会而为之说也。又按：“俟著”、“俟庭”，施之明友亦可，施之男女私会亦可，未见其必为婚娶者。而“彼姝者子”，以“干旄”例之，亦可施之男子，亦未见其必为淫奔者，窃谓遇此等诗但当缺其所疑，不必强命之以事也。说已详见前《邶》、《》、《卫风》中。 　　○魏风 　　△《葛屦》、《汾沮洳》皆非刺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