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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葛屦》、《汾沮洳》二诗，《序》皆以为刺其君之俭啬。《朱传》采《序》刺俭之说，而疑其非刺君。然玩其词亦并不似刺俭者。“象扫”、“左辟”、“如玉”、“如英”，皆就容仪修饰之美言之，似讥其华而不实者。宁有刺人之俭而但叹其美好者哉！褊，狭也，狭则不能尊贤容众，非俭之谓。而“采莫”、“采桑”亦诗人兴之常，如“采苓”、“采蕨”、“采杞”之属，非谓公族自樵采於野也。孔子曰：“与其奢也，宁俭。”子贡曰：“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。”俭者，人之美德，出之於君大夫则尤难。祈以币更，宾以特性，器用不作，车服从给，晋悼以霸诸侯。豚肩不掩豆，一狐袭三十年，平仲以显其君。黜官，薄祭，印段以保其室。俭亦何负於人，而乃以为刺，且琐琐焉不一而足乎！太古之时尊А饮，楚之先世若敖、{曰月}筚路蓝缕以启山林，未闻有以其俭为病者。而後世之君以奢亡国者殆不可以枚举。胡为乎魏之人独以俭为诟病？无怪乎宋蔡京之据《周官》“不会”之文启徽宗之奢以覆其国也！盖此二篇章法与《风》之《君子偕老》略同：其前文但言容饰之美，而末以一二语醒出诗意，直而不迫，婉而多风，善於立言者也。“履霜”、“采莫”不过借以起兴，执此为俭之证，误矣。 　　△《园桃》、《陟岵》、《十亩》背非刺国削 　　《园桃》乃忧时，非刺时。《陟岵》，以为行役思亲者得之。然谓“国小而迫，数见侵削”，则二篇中皆来见此意。《园桃》所忧，在国无政。若果已见侵削，则人皆能知之何待於思！而行役亦臣民之常，《唐》之《肃羽》，《召南》之《殷其雷》，岂必皆见侵削而後然乎！至以《十亩》为国削，小民无所居，语尤附会。“十亩”，但就树桑之地言之，非以十亩授田，何遂至於无居！朱子以为“政乱国危而不乐仕”，是也。大抵《诗序》揣度为多：以唐、魏之俗多勤俭，故谓之刺俭；以魏国小而邻於晋，故以为国小而见侵削耳。甚至《唐风》之《蟋蟀》明言“无已太康”而犹以为刺俭，其诬古人亦已甚矣！ 　　《陟岵篇》“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无已”，当以上五字为句，下六字为句，於文既顺，於韵亦谐。盖“子”与“已”谐，“季”与“寐”谐，“弟”与“偕”（举里反），谐也。近世乃於“行役”处读断，失之矣。 　　△《伐檀》兼刺贪与美不素餐之二义 　　《伐檀序》以为“刺贪”，朱子以为“美不素餐”。然细玩其词，二意实兼之。盖惟贤人不得行其志，而相率Т於十亩之间，故在位者皆贪鄙之夫，不以无功受禄为耻。其反覆叹美於辞荣之君子者，正以愧夫尸位之小人也。《硕鼠序》以为“刺其君之重敛”，朱子以为“刺其有司”。然细玩其词，“莫我肯顾”，“莫我肯德”与《小雅黄鸟篇》笔意相类，非惟不类刺君，亦不似专指有司者。盖由有司不肖，惟务剥小民以自逸乐，而不复理民事，以致豪强舆隶皆得肆行吞噬而无所忌，故民不堪其扰而思去也。大抵生民困於有司之诛求者其害犹小，困於众人之鱼肉者其害最钜。惟有司不以素餐为耻，讼焉而不为逮，逮焉而不为理，则奸民益肆，里巷之间皆不能安其生。此即有司廉静寡欲，民犹不胜其困，况加之以贪乎！无怪乎其以硕鼠为忧也！ 　　△《魏风》中兴亡之故 　　《魏风》仅七篇，然读之，兴亡之故如指诸掌。休休有容，一个臣之所以保子孙黎民也。执政者褊心，则在下之贤才无由进。况人之心思不能两用，务实政者必简於虚文，理大事者必略於小节。若卿大夫惟以修饰容仪为美，而贵游子弟仿而效之，则不复以量德程才为事，而政事之乖忤者必多，西晋之所以陆沈也。是以《园桃》诗人忧其将危。然卿大夫狃於旧习，莫之知也，故曰：“其谁知之，盖亦勿思。”即有一二贤者，亦困於下位，劳於行役，家人父子无生聚之乐。由是稍有识者皆不恋富贵而恋田园矣。贤人去，则在位者尽不肖。美不素餐者，正以见卿大夫之皆素餐也。岂惟素餐而已，方且剥民以奉己，纵奸以殃民，民不聊生而皆有去志，所以晋师一至，不复有御侮之人，而魏遂亡也。故孔子早曰：“诗可以观。”又曰：“诵诗三百，授之以政不达，虽多亦奚以为！”岂不信哉！岂不信哉！ 　　△《葛屦》、《汾沮洳》见植基不固 　　大抵国家盛时，皆以勤政，爱民，黜华，崇实为务。故《卫风》首以《淇澳》，《齐风》首以《鸡鸣》，《唐风》首以《蟋蟀》，虽以郑之其细已甚而犹以《缁衣》冠之。一则其时在春秋前，君德民风尚美，二则编《诗》者亦寓惩劝之意。观其先世诗篇，知其植基深固，是以其後政事虽衰，风俗虽敝，而未至遽亡也。今《魏风》首二篇，独以“左辟”、“象扫”、“如玉”、“如英”为刺，则是魏当春秋以前，其君大夫已无远虑，而但以修饰仪容为事，植基本不深固，故其亡也忽焉。是以二篇之後即以《园桃》一诗继之。编《诗》者於此盖有深意焉。惜乎说《诗》者皆为刺俭之说所误而见不及此也！汉初诸家解经，虽不尽合经意，尚多推之政事。自《毛诗》以附会为事，郑氏笺之，逐变而为章句之学，学者读之不过以为诗赋之资，举业之用而已。故今初学之童子莫不诵《诗》者，及其为政，虽举人进士毫无所展布；吏胥作奸，百姓失所，皆视以为固然。无他，《诗》自《诗》，政自政，彼其读《诗》之时固不知其为政也。嗟夫，嗟夫，政与“诗”之分，其来固已久矣！ 　　△《硕鼠》见早亡 　　季札之观乐也，於《郑风》曰：“其细已甚，民弗堪也，是其先亡乎？”於《陈风》曰：“国无主，其能久乎？”然陈为楚灵所灭，楚平复封之，至春秋之末而後陈卒亡，而郑下至战国之初而後亡，乃《魏风》之“大而婉，险而易行”者，反於春秋之初而先亡，何哉？盖凡风俗之浮靡而无远虑者，势必浸衰浸弱以至於亡；若掊克持权，强陵弱，众暴寡，有不可终日之势，则其亡也忽焉。吾故读《黄鸟》、《我行其野》之诗而知周之必衰；读《硕鼠》诗而知魏之必亡也。何者？贤人去则风俗日颓故《白驹》之後次以《黄鸟》、《我行其野》两篇，《十亩》、《伐檀》之後次以《硕鼠》一篇，理势之自然也。然《我行其野》不过昏姻不相顾恤而已，薄则薄矣，初未有相陵藉事也。《黄鸟》，啄我粟矣，然所损不多，且犹有邦族之可复也。《硕鼠》，则吞噬无厌矣，而又作於土著之人，非乐土，其势无以自全。是以西周虽陨，犹有郏辱阝之迁，而魏遂为晋所灭也。大抵人情之不相顾恤者，患在陵夷不振，故其害缓；互相吞噬者，患在О不安，故其害速。学者此而观之，则兴亡得失之故了然可观矣。 　　△魏诗朴茂深厚 　　《二南》以外，《豳风》尚矣；其次则莫若《魏风》。郑、卫之风舒缓，君子是以知其国势之弱。齐、秦之风雄武，君子是以知其国势之强。《魏风》则皆不然，其诗朴茂深厚，元气未漓，盖其俗犹为近古焉。《葛屦》之刺褊心，止篇终一语，《彼汾》之讥贵游，仅微露其意，皆不失温柔敦厚之旨。《陟岵》有思亲之念，无怨上之心。有如《北山》之叹不均者乎？无有也。有如《肃羽》之呼苍天者乎？无有也。且不言已思亲而但言亲思己，慈孝之情尤为笃挚。《十亩》但言退居之乐，不及服官之欢，意在言表，殊耐人思。《伐檀》命意尤高，兴尤远，为美为刺一毫不露圭角，而一唱三叹，诵之使人尘鄙之心都消。惟《园桃》与《硕鼠》忧时感事，语颇沈痛；然犹不肯斥言，不肯直指，想其人材之美，风俗之厚，盖迥非他国所可及，惜乎其君之不足有为耳。然晋自并魏以後，国势益强，遂霸天下；及三家分晋，而魏氏为多贤，文侯修德勤民，为战国诸君第一。善乎吴季札之言曰，“大而婉，险而易行：以德辅此，则明主也”，谅哉其知音也！千载而下读其词犹令人神往。信乎，词之与声果不容分而为二也！ 　　○《唐风》 　　△《蟋蟀》非刺俭 　　《唐风》何为首以《蟋蟀》也？犹《齐风》之首以《鸡鸣》也，所以著晋盛之所由来也。而《蟋蟀》之用意较之《鸡鸣》尤美。《序》乃以为“刺晋僖公俭不中礼”，今观其词，但云“今我不乐，日月其除”，俭何在焉？且云“无已太康？职思其居”，刺何在焉？朱子以为“岁晚务间，相与燕饮，而忧深思远”者得之。然尚有未尽者。何者？此诗前四句特系开笔，後四句乃其主意，与《东山》之四章相类，彼借客以形主，此先反而後正耳；非谓人之当乐，正谓人之不当过於乐也。“职思其居”，居谓现在所居之地；四民各有木业，先尽力於其所当务而後以其馀暇行乐，虽行乐而仍不忘其本业也。“职思其外”，外谓意外所遭；本业虽已克尽，而事变之来无常，不可以为未必然而置诸度外，──朱子所谓“出於平常思虑之所不及，当过而备之”者，是也。“职思其忧”，乐者忧之所伏，太乐则忧必至，──故计然曰：“旱则资舟；水则资车。”孟子曰：“生於忧患，死於安乐。”──所以乐之时常作一忧之想也。“瞿瞿”悚惕瞻顾也。“蹶蹶”，龟勉奔赴也。“休休”，安吉嘉美也。乐不忘忧则不至於有忧，《传》所谓“亡者保其存者也”。然则此三章者，即高宗“不敢荒宁”，文王“小心冀翼”之意，非陶唐之遗民安能如是！第以勤俭美之，犹失其旨。况反以为刺俭，不但与诗意相枘凿，而与季札所言“思深忧远”者亦大相迳庭矣！而世犹以《序》为可信，无怪乎授之以政而不达也。 　　△《蟋蟀》见风俗之美 　　大抵人情处贫困则思虑多周，处安乐则奢佚易起。唐自叔虞至此，盖不下数世百有馀年，太平日久，年丰人乐，上下恬熙，正纵恣怠惰之时，而其言乃如是，则其层安思危，循分守义，不待言矣。後世人情颓薄，不耐处约，亦复不耐处乐，衣食饶足则侈荡顿生，乾隆四十三年，余乡大饥，人不自存。甫丰收三年，而民即恣意暴殄，贫者亦美衣食，惮勤苦。近西山处俗尤尚侈，婚葬之费常至钜万。城中演剧，几无虚日。尤好爆竹之戏，声常盈耳。每岁放烟火於城南，男女骈肩累迹，蜂屯蚁聚。有娶妻者，则姻友助以炮，沿途声常不绝。其以繁华相尚若是，其居且不之思，况於思外，又况於思忧乎，然强者皆取人财以自奉，黠者百计谋人之财，而愚弱者一遇荒岁即逃外郡，困踣道路间。呜乎，吾不知其何心而必如是然後快也！使能如《唐风》之“好乐无荒”，则皆有以自给，可以不必害人，亦不至於穷饿。然勇威怯，智欺愚？横暴乡里，人皆习以为常而不之怪；数十年不葬者十家而九，而少节浮费则众共非之。故谚曰：“笑贫不笑娼。”吾愿为政者善所以导民；使风俗渐臻於淳厚，庶几无愧於学《诗》也。 　　△《山有枢》之喜乐 　　古人之言，有其意本在此而读之可以悟於彼者。《出其东门》，言好德也，然读之而知郑俗之淫。《蒹葭》，言好贤也，然读之而知秦之不重士。吾故读《山有枢》之诗而益知唐俗之美也。盖惟其民勤於职业，所忧者远，而不肯苟目前之安，是故诗人以此劝之。使如陈、郑之风，淫靡是尚，则此诗不必作矣。且其所谓“喜乐”“永日”者，不过曳娄衣裳，驰驱车马，扫庭内而考钟鼓，使在今日，即为循分自守之人；初无放纵荒淫之事而已满其愿，亦何其易足也！後世恣为淫巧、狎妓、呼虑、闹灯、演剧、烟火杂戏阗城塞巷，皆古人所未见未闻。即以衣裳言之，而亦有貂银呢羽之奇，以酒食言之，而亦有燕窝海参之目，其馀雕镂挑绣之属夺目争妍，亦莫非古人梦想所不到，视所为曳娄驰驱者且淡漠而无味。然则古所云逸乐者，即後世之不自逸乐者也；况於不自逸乐者乎！吾故读《山有枢》而益叹唐俗之美，而知晋之必霸诸侯也。《序》乃以为刺晋昭公“政荒民散，将以危亡”，与诗意全不类。岂有不劝之以勤政爱民而反劝以及时行乐，不忧国亡而反忧死！宜乎朱子之不取其说也。吕氏祖谦乃以吕Ч之弃珠玉为比，曲为之解。Ч但贵吕禄之弃军，未尝劝以弃珠玉也，特自愤而弃珠玉耳，岂得用以为比！甚矣後儒之好附会以护《序》之失也！ 　　△《大杜》与灭翼前事正相反 　　《大杜序》以为“君不能亲其宗族，骨肉离散，独层而无兄弟，将为《沃》所并尔”。朱子《诗序辨说》云：“此乃人无兄弟而自叹之诃，未必如《序》之说也。况曲沃实晋之同姓，其服属又未远乎！”余按：曲沃正晋之宗族，方患其强大有灭翼之势，而今反谓他人不如同姓，与其事正相反。朱子非之，是也。然吾反覆读之，一何其与晋事如合符也！盖自昭侯以後患在兄弟之相争夺，而自献公以後则患在兄弟之相疑忌。桓、庄之族谮富子而去之，献公尽灭桓、庄之族。骊姬之乱，诅无畜群公子，自是晋无公族。文公诸子皆他国，其见於《传》者，雍在秦，乐在陈，成公在周。襄、灵以後，遂以为常。卒至公室衰微，六卿相并，而韩、赵、魏共分晋国，诗言若蓍蔡。然则是此诗与灭翼以前之事正相反，与献公以後之事酷相类。而《序》乃以曲沃为言者，无他，《序》以《无衣》为美武公，而此在《无衣》前，故臆度之而以曲沃之事当之。不知《无衣》未必果美武公，而篇第亦不无失次。或者此诗即指献公以後晋事而言亦未可知，但不如《序》所说耳。即果诗人自道其家事，而其理自可通於国。使晋君能服膺此诗，则无复有三家分晋事矣。然则无论此诗所言为家为国，而其祸福皆如烛照数计，无怪乎季札以为思深而忧之远也。 　　△《唐风》与晋之强 　　五霸，桓公为盛。齐桓在位数十年，晋文在位不及十年；而管仲天下才，先轸、狐偃、赵衰等亦非其比。然齐桓既没，齐遂失霸，而晋文子孙继霸百数十年，此何故哉？吾读《春秋经传》时尝疑之。近年细玩《风诗》，始知其故。盖晋本承陶唐之旧，民情淳厚，流风遗俗尚未尽改，非但《蟋蟀》一诗“好乐无荒”为思深而忧远也。观《椒聊》之“盈升”，亦似预知有汾隰之获者。阅《大杜》之“叶氵胥”，亦似预知有屯留之迁者。乃至《采苓》之刺听谗，为之代谋深虑，亦似事外之人出於忠君爱国之忱而作焉者，与《巷伯》、《青蝇》遭谗忧愤之诗皆不类。即《鸨羽》之思亲，《大杜》之好贤，亦皆足见风俗之美。是其植根深固，迥非他国所及。不惟郑、卫之靡弱不可同语，即泱泱大风亦安能望之！是以易世之後，犹师武臣力，绵延数世；下至战国之初，而犹谓“晋国天莫强”也。故读《豳风》知周之所以王；读《唐风》知晋之所以强。信乎诗之可以观也！ 　　●卷四 　　○《秦风》 　　△《车邻》见赵高之祸 　　吾读《诗》至《秦风车邻》之篇而不禁喟然三叹也，曰，嗟乎，赵高之祸其萌於此矣！春秋之世齐、晋为强，而战国则秦为盛。然《齐风》首以《鸡鸣》，《唐风》首以《蟋蟀》，而《秦风》之第一篇第一章独斤斤以“寺人”为言。且寺人亦有见於《诗》者矣。“寺人孟子”，《巷伯》有之矣，然特忧谗诗耳。“时维妇寺”，《瞻》戒之矣，然特因“哲妇倾城”而波及之耳。未有郑重言之若此篇者。寺人之权安得而不重乎！曰：“未见君子，寺人之令。”不过往来将命，初无预政事也。曰：寺人所以能干政者，正以其将命耳。寺人亦有何权，寺人之权即君子之权也。故人既见君子则权在君子，未见君子则权在寺人。秦之权，在始皇者也；然人不得见始皇，则始皇之权即在赵高。始皇崩，权在二世者也；然人不得见二世，则二世之权亦即在赵高。彼夫扶苏、蒙恬、蒙毅、李斯之属骈首而就戮者，岂有他哉，不过未见君子而已。藉使扶苏、蒙恬得见始皇，始皇必不杀之；即毅与斯得见二世而言其情，亦未见二世之必致之死也。是以《郑》之《缁衣》，孜孜焉贤人之馆，《齐》之《鸡鸣》，汲汲焉听群臣之朝，无他，皆恐人之不得见君子耳。陈蕃、窦武、杨涟、熊廷弼之属位居台辅，功在国家，而一旦不获其死，无他，亦不过不得见君子耳。故孔子曰：“诗可以观。”岂不信哉！岂不信哉！此治乱兴亡之大要，不知说《诗》者何以皆无一言及於此，而但以为美其君之初有寺人车马也？无怪乎诵《诗》者多，而授之以政而不达者亦正不少也。 　　△秦之寺人 　　《诗》之言“未见君子”者多矣。《汝坟》曰：“如调饥。”《草虫》曰：“忧心忡忡。”皆据未见时之思慕言之。惟未见时有相慕之忱，故既见时有相逢之乐。而此篇独先以“寺人之令”，若未见时有寺人之令，然後既见时有瑟簧之鼓者。嗟夫，既见君子则“并坐鼓瑟”，“并坐鼓簧”，其情亲矣，其分尊矣，而未见君子则不能不借助於寺人，岂不可惧也哉！是以及时行乐，犹恐耋不能待而其亡也忽焉。亦非但此诗然也。《权舆》之诗曰：“於我乎夏屋渠渠；今也每食无馀。”何以始重之而终替之也？毋亦惑於近侍嬖幸之言以至此乎？《晨风》之诗曰：“未见君子，忧心钦钦。如何，如何，忘我实多。”亦似初尝有功於国而後为人所间，不得见於君者，故《序》以为弃其贤臣。朱子虽疑《晨风》为妇人念夫之词，然玩其词意未见其必然。而百里奚非秦人，《з之歌》不见於经传，恐未可以是概秦俗也（语详朱子《诗传》）。大凡人主任用近侍，贤人未有不为其所谮者。编《诗》者以《车邻》始，以《权舆》终，或亦有深意存焉乎？观於商鞅富强之才必由景监以见，吕不韦惧祸则荐毒以为内援，似秦立国以来多寄耳目於寺人者。而秦本周之旧，先王遗泽犹存，固当有远虑之君子，或者诗人见微知著，故作此诗以风之，未可知也。纵作诗者不必果有此意，而读此诗自可以悟此理，正不待於读《秦本纪》、《李斯列传》而後知其敝也。 　　△嬖幸壅蔽之患 　　壅蔽之患不但寺人然也，但凡近习嬖幸，苟得将出纳之命，皆能变是非而快恩雠。唐长孙无忌以元舅秉政，受弧之任，而一日不得见高宗，则生死之命悬於许敬宗之手。五代欧阳彬求见楚王马殷，知客樊某索贿不遂，竟不得见殷，卒奔蜀为节度使。故彬诗云：“无钱将乞樊知客，名纸生毛不为通。”亦不但人主然也，即府县长吏苟使人将出纳之命，皆能隔聪明而作威福。昔者府县官皆坐堂上理事，吏胥环立案前以听命，讼者投文者咸执牌由门而进，面为批答，置印架上，有文移则取而印之，以故权不下移，含冤者少。寅宾馆在大堂之侧，士大夫来则见之，逾日则往答之，非徒示谦而已，亦欲谘诹小民之疾苦也。以故上下之情常通。不知何时改办事於宅门以内，文呈批稿悉由宅门出入，而为守令者又多耽於逸乐，妄自尊重，往往懒於升堂，讼者待至数月，或至经年，而不得见。至士大夫来者尤不乐与酬对，即其人爵位匹敌，可与并坐鼓瑟鼓簧之人，而亦艰於一见。由是权尽归於门丁吏胥，喜则幅之，怒则祸之，一县中莫敢谁何者。役之烦也，狱之冤也，百姓皆以咎官，而不知主之者自有人也。岂必寺人然後能为威福也哉！嗟夫，《十五国风》人读之皆诗也，余请之皆政也。虽然，此难为世之专事举业者言之也！ 　　△《小戎》、《无衣》见风俗之悍 　　吾读《秦风》而知秦之必并天下也。吾读《秦风》而知秦并天下之後之必不复见三代之盛也。何者？三代盛时皆以德服民，以礼治民。东周以後，王者不作，诸侯地丑德齐，莫能相胜，则惟以力争之；而兵凶战危，人情多惮而不肯前。独秦俗乐於战斗，视若日用寻常之事，《小戎》，妇人诗也，而矜言其兵甲之盛，若津津有味者，则男子可知矣。《无衣》，平日诗也，而志切於戈矛，意在於同仇，行阵也而衽席视之，锋镝也而寤寐依之，则临敌可知矣。其风俗之劲悍如是，天下谁复能当其锋者！汤武既不可作，而自田氏三家擅政以来，即桓文亦不能再观，天下之必折而入於秦者势也。虽然，既以力争之，则亦必以力守之，汉高帝所以威加海内必思得猛士以守四方也。是以所务者惟治其甲兵，扼其险要，峻其法令，以弱天下之民，而先王之道以德，齐以礼者至此都无所用，虽欲复为三代，乌可得哉！无怪乎《蒹葭》之“伊人”之隐而不出也！《朱传》之论《无衣》，深得其旨。惟谓《小戎》为“以义兴师”，尚有未尽。篇中称车甲之盛，固未尝有一言之及於义也。至《序》反以《无衣》为刺用兵，失之远矣。又按《春秋传》，季札观周乐，以《齐》、《豳》、《秦》、《魏》、《唐》、《陈》为次；而今乃列於《唐风》後者，意编诗者之所更定。盖自周衰郑弱，齐、晋迭兴；晋霸既衰，而秦遂有雄天下之势。此古今升降之原，或编诗者预知之而列之於此，未可定也。 　　△《蒹葭》见不惜人才 　　《白驹》，好贤诗也，曰“絷之维之，以永今朝”，曰“所谓伊人，於焉逍遥”，曰“毋金玉尔昔而有遐心”。《蒹葭》，亦好贤诗也，然但曰“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”而已，不望其絷维也，不望其逍遥也，亦不恤其有遐心焉否也。何者？《白驹》之时，周道既衰，周礼尚在，特其君不能用贤，其臣不能举贤，故诗人犹冀其人之出仕，其国之中兴焉。迨至平王东徙，地没於戎，秦虽得而有之，而所听信者寺人，所经营者甲兵征战，而不复以崇礼乐，敦教化为务，人材风俗於是大变。然以地为周之旧也，故犹有守道之君子，能服习先王之教者，见其政变於上，俗移於下，是以深自韬晦，入山惟恐不深。诗人虽知其贤而亦知其不於当世之用，是以反覆叹美而不胜其惋惜之情。吾故读《蒹葭》而知三代之将变为秦、汉也。《序》以此诗为刺襄公之不能用周礼，说者因以“伊人”为喻周礼。朱子以其说为凿。夫强指伊人以为周礼，其说诚凿，然以伊人之不出为因周礼之不用，则《朱传》与《序说》未尝不互相发明也；特说《序》者失其指耳。嗟夫，此诗在《小戎》之後，《黄鸟》之前，知秦人惟务强兵而不复以爱惜人材为事，使伊人不在水一方，且将有继子车氏之三良而不保其身者，信乎其有见几之哲，宜诗人之反覆而叹美之也！ 　　○陈风 　　△《宛丘》、《东门之》见陈之不能久 　　《齐风》首以《鸡呜》，《唐风》首以《蟋蟀》，《陈风》何为首以《宛丘》、《东门之》也？君子是以知陈之不能久也。大凡人情宜劳而不宜逸，宜检而不宜纵。奢荡之心胜则本务必荒，於是乎孝弟勤俭之风微。奢荡之俗成则财用必匮，於是乎争夺欺诈之事众。故敬姜曰：“民劳则思；思则善心生。逸则淫；淫则忘善；忘善则恶心生。”是以贤，君大夫修其政事，务防闲其民使不得纵态。今《陈风》首二篇即以奢荡为事，则其政事可知已矣。且《三百篇》之中亦有言佚乐者矣──《还》之言夸矣，然不过好田猎耳；《山有枢》言及时行乐矣，然不过酒食衣服以自耳──未有若陈俗之专以游荡为事者也。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，国何恃而能久！是以春秋之世，陈最不振。幸而齐桓一霸，得以少安。齐桓既亡，遂折而服役於楚。未久？遂为楚庄所灭。幸而复封，而楚灵复灭之。又幸而再封，而楚惠卒灭之。岂非风俗之敝故哉！诗人盖预知其如是，故赋其事而深讥之；而衡门之高士亦遂乐饥而不出也。 　　△《衡门》非无心仕进 　　《衡门序》以为“诱僖公”，朱子以为“隐居自乐而无求者之词”。今按：“衡门”，贫士之居，“乐饥”，贫士之事，“食鱼”，“取妻”亦与人君毫不相涉，朱子之说是也。细玩其词，似此人亦非无心仕进者，但陈之士大夫方以逢迎侈泰相尚，不以国事民艰为意，自度不能随时俯仰，以故幡然改图，甘於岑寂。谓廊庙可居，固也，即衡门亦未尝不可居。鲂鲤可食，固也，即蔬菜亦未尝不可食。子姜可取，固也，即荆布亦未尝不可取。语虽浅近，味实深长，意在言表，最耐人思。盖贤人之仕原欲报国安民，有所建白，若但碌碌素餐，己无乐於富贵，况使之媚权要以干进，彼贤人者肯为宫室饮食妻妾之奉而为之乎！恬吟密咏，可以息躁宁神。《朱传》得其旨矣。 　　△《东门之池》非刺诗或淫诗 　　《东门之池序》以为“疾其君之淫昏，思得贤女配之”。今按“沤麻”、“沤苎”，绝不见有淫昏之意。即使君果淫昏，亦当思得贤臣以匡正之，何至望之女子？而人君礼不再娶，恐亦不容别求良配也。朱子以为男女会遇之词，较为近理；然亦无由见其必然。细玩此诗，绝无狎亵之语而有随遇而安之意，恐亦贤人安贫自得者所作。既息交而绝游，则惟有悦亲戚（亲戚犹言骨肉至亲）之情话耳。老莱子携妻负薪，梁伯鸾夫妇偕隐，何尝非贤人之事。正不必因“彼美淑姬”一语遂定以为淫诗也。 　　△《墓门》非刺陈佗 　　《东门之杨》以下六篇，《序》以为刺诗者五篇。今玩其词，惟《墓门》、《株林》为刺诗耳。《株林》一篇，绝无一语直斥之者，但云：“‘胡为乎至株林？’‘以从夏南故也。’‘然则非株林也，特从夏南耳。’”一问一答，痛疾之意溢於言表。二章又言“说於株野，朝食於株”，则其惟务荒淫，不恤人民，不理政事，显然可见。其言语之妙，与《风墙茨篇》略同，但用笔各异耳。至以《墓门》为“刺陈佗”，则绝不类。陈佗不闻他恶，但争国耳。而篇中绝无一语针对陈佗者。此必别有所刺之人；既失其传，而《序》遂强以佗当之耳。若此果为刺佗，则语皆索然无味，夫人能之矣。吾故读《株林》而知《墓门》之必非刺佗也。盖陈灵之事见於《春秋传》，故得知其事之首尾，因并知其立言之妙；《墓门》所刺之人不见於《传》，故无从知其妙。然则《三百篇》中言语之妙者不知凡几，特其事不见於《传》，无可考耳。吾愿说《诗》者皆缺其所疑，勿强不知以为知也。 　　△《栋林》见陈未遽亡 　　《陈风》凡十篇，首二篇即言歌舞。其馀八篇，言男女约会思慕者四篇，刺淫乱及无良者二篇，独《衡门》、《东门》二篇为佳诗耳，然皆贤者高蹈不仕之作，则其风俗政事从可知矣。吴季札曰：“国无主，其能久乎！”可谓知乐也已。吾故读《陈风》而知陈之必亡也。然吾读《株林》而又知陈之未遽亡也。何者？灵公虽无人理，然大夫谏之，诗人刺之，是其直道犹存，公论未泯，知其民心尚有一线之未尽。不然，荒淫者听之而已，人亦不复鬼之；即鬼之，亦不为诗以刺之；即刺之，亦无人为传之矣。是以楚庄灭陈而复封之；楚灵灭陈而楚平又封之；至春秋之末而後陈卒亡。信乎诗之可以观也！近世说者动谓诗不当存淫诗，不知政事得失，风俗盛衰，皆於诗中验之，岂容删而不存。若如所言，诗何由得通於政，季札亦何由辨其得失及国祚之短长乎？其亦迂腐之至也已！ 　　○《豳风》补说 　　《七月》非周公作，《鸱》非东征时作，《东山》、《破斧》非大夫美周公，亦非周公劳归士而归士答劳之诗，皆已详於《丰镐考信录》中矣。然《七月》一诗义蕴精深，尚未及详申其说，故复补而解之如左。 　　○《七月篇》解 　　余少年时最爱《七月》一诗。近因眼疾，艰於翻阅，往往背诵风诗以自遣。吟讽既久，始觉少年所得尚浅，即先儒之说亦尚有未备未安者。暇日乃为之解，於所未备者补之，所未安者易之，两说互异者折衷之，疑则缺之，已详者则不复赘。时嘉庆庚午夏六月也。 　　△本篇前後章法 　　《七月》一诗，旧说谓“首章前六句言衣，後五句言食；二章至五章终衣之意；六章至八章终贪之意”。余按：“采繁”、“<豕开>”，与衣无涉也；“于茅”、“凿冰”，与贪无涉也。且衣莫多於布而布必藉於麻，何为前四章反无一言称麻而後三章乃不一而足乎？细玩此篇文义，首章与第七章相为首尾：首章言农事之始，七章著农事之终。而资生之计以衣食居三者为要，无以“卒岁”岂复有“于耜”之人，不先“乘屋”必致误“播谷”之事；是以首章农事未举先言“授衣”，七章农功甫毕即言“乘屋”。此一篇前後之章法也。其中五章，则皆叙田家杂事。先之以蚕桑者，豳地多塞，承上章“授衣”之文而先言养老之事也。因帛而遂及裘，故“于貉”、“取狸”次之。因衣而遂及居，故“塞向堇户”次之。而第六章则又杂事中之尤琐细者。初未尝以衣食分也。是故同一衣也，麻为农夫所艺则次之於黍稷之後，蚕为女工所成则列之於杂事之中。至第八章，则又於衣食居三者之外补其未备者。以此求之，章法次第井然可辨；正不必取此七章而分属之衣食也。说并详各章中。 　　△一章 　　七月流火，九月授衣。一之日发；二之日栗烈。无衣无褐，何以卒岁？三之日于耜；四之日举趾。同我妇子，饣盍彼南亩；田至喜。 　　此章述稼穑之始。“于耜”、“举趾”，稼穑之始事也。先之以“授衣”者，关中南北皆山，豳在北山之北，地最苦塞；无以卒岁，来年谁为之于耜、举趾者。杨忠愍公继盛之诗所谓“严底饿夫寒欲死，来年纵稔济谁饥”者也。故以“授衣”先之。冠之以“流火”者，衣非旦夕可成，故於两月前预图之。大凡人情狃於目前，罕为後虑：丰则不为荒备，健则不为疾备，热则不为寒备。七月火虽西流，残暑犹存，距寒尚远，乃见星流即知寒之将至，先事而筹，则无仓卒之患。谚所谓“天河掉角（方音读平声），防备盖窝”者也。故以“流火”冠之。 　　七月、九月，夏正也。一之日至四之日，周正也。《传》云：“‘发’，风寒也。‘栗烈’，气寒也。”余幼读此诗，亦寻常视之。其後身至幽土（即今陕西州，唐时改豳为），仲冬之月，朔风劲甚；逮季冬时，小立庭中，微风不起而肌肤若裂，其塞真有如之发，栗之烈（裂同）者，然後知诗人体物之精，立言之妙也。前但言衣，後兼言褐者，褐亦豳所产也。 　　“耜”，耕器，即今之锄也。古未有犁，故用耜以耕也。言“同我妇子”者，帛肉专以奉老，劳苦则卑幼皆当任之也。“田至喜”者，上下一体，爱民深，故课耕勤也。 　　△二章 　　七月流火，九月授衣。春日载阳，有鸣仓庚。女执懿筐，遵彼微行，爱求柔桑。春日迟迟，采蘩祁祁。女心伤悲，殆及公子同归。 　　此下五章，皆叙田家杂事。复以“流火”、“授衣”冠之者，因下文言蚕桑之事故也。杂事首以蚕桑者，一则王政以养老为要，故孟子述王政，亦以墙下树桑，五十衣帛为始；一则承上章“四之日举趾”之文，遂言夏正二月事也。 　　“阳”，晴暖也。“有鸣仓庚”，《月令》所谓“仲春之月仓庚呜”是也。“微行”，由宅至桑径也。孟子所谓“树墙下以桑”者，非环墙皆桑也；民居必相栉比，左右皆邻也，盖於墙外田内树之，是以必遵微行以求之也。“求柔桑”者，二月间蚕尚稚，《郑笺》所谓“蚕始生，宜稚桑”是也。 　　“蘩”，《毛传》以为“白蒿，所以生蚕”。按《召南》诗以采蘩为“公侯之事”，《春秋传》称“蘩蕴藻之菜可羞於王公”，则蘩乃蔬属可为馔者，非白蒿，亦非以生蚕者。古今名物不同，缺之可也。《朱传》以为“蚕生未齐，未可食桑，故以此啖之”。果如是，则诗先言“求柔桑”而後言“采蘩”，於文为倒置。况用蘩为时不久，为数无多，何以於采桑不言祁祁而反於采蘩言“祁祁”乎？然则诗特因言二月间事，故连类而及之，不必果以饲蚕故也。 　　“女心伤悲，殆及公子同归”，《毛传》以为与豳公子同出同归。女遵微行，何由得与公子同归？郑氏不从是也。然谓“感阳气而思男，欲嫁公子”其失尤甚。惟《朱传》以为“许嫁之女以将远其父母为悲”者得之。盖男女居室，人之大伦，然男多乐婚，而女多不乐嫁。何者？男之娶妻，与之共事父母；女子适人，则不得事己之父母，小有人心者自应尔尔。故曰“女子有行，远父母兄弟”。“伤悲”固人情也。如郑氏之言，伤春思嫁乃後世不肖女子之所为，宁先周美俗而有是哉！女而嫁公子，则为卿大夫之女可知，然且贵而能勤如是，宜乎朱子以为风俗之美也！ 　　△三章 　　七月流火；八月住苇。蚕月条桑，取彼斧┥，以伐远扬，猗彼女桑。七月鸣贝，八月载绩。载玄载黄，我朱孔阳，为公予裳。 　　此承上章言仲春蚕桑之事，遂言季春蚕桑之事，因终言之以至於成衣也。“蚕月”，即夏正之三月。不称三月者，豳俗重蚕，故呼此月为蚕月，犹今人之呼十二月为腊月也。 　　“条桑”，芟桑条也。凡树，至春则芟其条，使续生者得遂其长，故择其桑条之远扬者芟而落之，以取其叶，而枝小附干者则但采其叶。盖蚕至三月壮而食多，是以广取桑叶以饲之也。 　　“载续”，绩丝以为帛也。旧说以为绩麻。按：上方言治丝之事，何得不言绩丝而言绩麻，使丝事有首而无尾乎？盖承上文言绩丝，而麻之绩亦包括其中耳。观下文言“为公子裳”亦指帛而言，则此绩之为绩丝明甚。 　　周人尚赤，故曰“我朱孔阳”。迁岐以前，周已尚赤，然则驺衍称周以火德王，刘歆称周以木德王，克商之後始尚赤者，其妄不待言矣。“裳”，犹衣也，变文以协韵耳。庶人五十以上者皆衣帛，而云“为公子裳”，尊君亲上之义，举其重者而言之也。 　　△四章 　　四月秀；五月鸣蜩。八月其获；十月陨。一之日于貉，取彼狐狸，为公子裘。二之日其同，载缵武功；言私其<豕从>，献<豕开>於公。 　　此因上两章言蚕桑之事，由帛而及於裘，遂推言之以及於大猎也。 　　“秀”，草蕃也。“鸣蜩”，虫壮也。草蕃虫壮皆非田猎之时。至八月而禾稼熟，十月而木叶脱，然後田猎。取物之中亦有爱物之仁存焉。 　　上言“于貉”，下言“取狐狸”，互文以见意也。“为公子裘”，犹言“为公子裳”；举其重者言之，卿大夫士庶人之老者皆在其中矣。 　　“于貉”，私猎也。“其同”，大猎也。安不可以忘危，故有文事必有武备。然兵凶战危，非可尝试者，故借田猎以习之。“私<豕从>”、“献<豕开>”，亦尊君亲上之义也。 　　△五章 　　五月斯螽动股；六月莎鸡振羽；七月在野；八月在宇；九月在户；十月蟋蟀入我床下。穹窒熏鼠，塞向堇户。嗟我妇子，曰为改岁，入此室处！ 　　此因上章言制裘以御寒，遂言入室以御寒之事也。 　　“斯螽”、“莎鸡”、“蟋蟀”，《朱传》以为一物随时变化而异其名，是也（旧说以为三物）。後世谓之促织，或谓之络纬，亦谓之蛩，皆是物也。 　　启“向”本以清暑，故塞则“塞”之。“户”，历三时，不无剥落，故“堇”之。云“嗟我妇子”者，前三章言裘帛，皆以奉老，此入室则卑幼皆同之，故特著此文也。 　　前章首以“四月”，此章首以“五月”，亦章法也。 　　△六章 　　六月食郁及奠；七月亨葵及菽。八月剥枣，十月获稻，为此春酒，以介眉寿。七月食瓜；八月断壶；九月叔苴。采荼，薪樗，食我农夫。 　　此章鸡叙农桑馀事，蔬酒器物之属，皆田家琐细之务也。 　　“郁”、“”，未详何物。“菽”，今谓之豆。後文十月纳稼有菽，而此文七月已言“菽”者，盖豆种类最多，豇豆有入饭入蔬二种，扁豆亦以入蔬，皆陆续摘食之，白豆将熟者亦可食，故七月即亨菽也。 　　土宜“枣”，肥大甘美，他方莫能比者。“稻”，北方罕种之，今州惟一川产稻。窃意古者亦当如是。盖缘所产无多，以故不以充食，但以酿酒。是以後文“纳禾稼”不言稻，而此文“为春酒”独言稻也。 　　稻有粘不粘二种：不粘者可食；粘者可为酒，所谓糯米者也。故《笺传》皆谓稻以酿酒。窃疑枣亦用以酿酒者。今山东有枣酒；关中多用柿醋。或者以枣入稻而酿之，“春酒”二句双承上两句，未可知也。 　　“壶”，瓠也。“苴”，麻属。“叔”义未详，盖治麻也。《传》谓苴为麻子，与壶皆以充食。按：昔人称“中流失船，一壶千金”，又称“魏王贻我五石之瓠”，《论语》亦称“匏瓜系而不食”，则似古人於壶但以备器用，不以充食也。而麻子亦非可食者。盖亦治麻以为布耳。所以“瓜”独言“食”而“壶”但言“断”，“苴”但言“叔”也。 　　“荼”，未详何物，或云即今茶也。按，荼茶文相似，古读茶音与荼正同，说为近之。但茶非可常食。古今不同，缺之可也。“樗”，今俗谓之臭椿，易生而非美材，故以为薪。後世近山多薪煤，既泄地气，亦劳人力；平地多薪秸藁，爨则烟浓，遇岁歉则不给於用。古人岂无秸趸，且山亦产煤，然皆不用而惟用樗。惜乎後人但苟目前之安，莫肯预树樗於数年前也！云“食我农夫”者，别於上文“春酒介寿”之养老者而为言也。 　　上章首“五月”，此章首“六月”，正与上章意同。 　　△七章 　　九月筑场圃，十月纳禾稼：黍、稷、重、、禾、麻、菽、麦。嗟我农夫，我稼既同，上入执宫功。昼尔於茅；宵尔索。亟其乘屋，其始播百谷。 　　此终首章稼穑之事也。首章“于耜”、“举趾”开农事之始，此章“筑场”、“纳稼”表农事之成，首尾呼应，诗人之章法也。前言“八月其获”，此何以言“十月纳禾稼”也？禾熟先後不齐，此举其终而统言之故也。何以继之以“乘屋”也？犹首章之先之以“授衣”也。 　　“黍”，类稷而穗散，有二种：粘者可为酒，《诗》所谓“丰年多黍多余，为酒为醴”者也；不粘者可为饭，河以北呼为祭，今人谓之糜，《诗》所谓“其饷伊黍”，《论语》所谓“杀鸡，为黍”者也。朱子《黍离传》云：“黍，苗似芦，高丈馀，穗黑色，实圆重。”按：此乃今蜀黍，种自蜀来而粘者可为酒，故名蜀黍，俗呼为高粮，非黍也。黍，中原遍地有之。朱子生长闽中，闽、浙多稻麦，无黍，仅有蜀黍，故误以为黍耳。 　　“稷”，汉以後谓之粟，今北方农夫皆呼为。粟，本黍稷未去皮之通称，对米而言，则皆曰粟。故曰“四百里粟；五百里米”。粟之中，稷最蕃，故概呼之为粟，而黍则必称黍以别之，久之而稷之名遂掩。朱子《黍雏传》云：“稷，一名祭，似黍而小，或曰粟也。”按《说文》云：“祭，糜也。”又云：“糜，祭也。”祭乃黍之别种，故糜从黍，今人亦呼黍为粘糜。何者？其类同也。《说文》云：“莠草似稷而无实。”今俗所谓正与莠相似，非农夫往往不能辨，而梁与莠毫不相类，则祭之非稷明矣。但山东、河南之人多读入为去，因有误以稷为祭者。闽、浙旧无此种，故无从辨其是非耳。云祭非也，云粟是也（详见陆稼书先生《黍稷辨》及余《稷祭辨》中）。 　　“重”与“”，黍稷皆有之。言“黍稷”复言“重”者，雨无定度。宜早宜晚不可预卜，故多其种，以冀其有一当也。“禾”，黍稷之通称，凡之穗侧垂者皆为禾，故禾从木而侧其首（篆文作米）。“麻”所以绩为布而成衣也。详於桑而略於麻者，帛，贵者老者之衣；布，卑幼之衣也。前已言“亨菽”，此复言“菽”者，前举其一二种，此则兼诸种而统言之也。“麦”以五月熟，乃言於此者，农事既毕，通计一年之所入也。 　　“宫功”，《朱传》云：“邑居之宅也；或曰，公室官府之役也。”余按：二义皆富有之。观於“为公子裳”，“为公子裘”，则上下一体，义固无所别也。日入而息，乃“宵而索”者，冬昼短而夜长，故以夜补昼也。“其始播百”，《朱传》得之。《郑笺》以为祈，非也。盖谓明春又将“于耜”、“举趾”，其文正与首章相呼应也。 　　首章农事未起，先言“授衣”；此章农功甫毕，即言“乘屋”。首章由子丑月逮寅卯月，此章叙戌亥月而仍及子丑月，复遥注寅卯月，亦章法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