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友斋丛说 - 第 7 页/共 26 页
今世将官皆受制於总督。无论赏罚，虽出师之期，亦必请命而行。此甚无谓，盖用兵机宜在於呼吸之间，正须出其不意，使彼不虞我至而我适至，则彼之气先夺矣，夫然后可以制胜。今必请之总督，请之巡按，请之兵备，我未及发而彼先知，已自有备。况正合机宜而或相沮挠，未合机宜而或加督促，则我之气已夺。虽韩信李靖复生，欲其制胜，难矣。闻祖宗朝遣大将提兵，则设一都御史与之督粮，不与兵事，此甚得任将之道。
古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。若南都之险唯在长江，夫倭寇入海口，抵龙江关但四五百里。设中原有警，从襄樊顺流而下，直捣建康，或自淮扬而来，只一水之隔，使守在江上，犹有险可据。若已渡江奄至城下，则我已失其险。而朝廷所设重兵十万之众，如鼠在穴中坐而待毙耳。今江上之守，独操江有少兵，亦甚单弱。南京兵部略不干与，而宿重兵于无用之地，甚非长筭。余尝与赵大周先生言之，大周谋于六科诸公，科中即建言，要以兵部侍郎带管操江。然此议亦未允当。盖操江都御史亦不可革，但当开府于仪真，督率镇江仪真等卫军，专一校阅水战。南京于京营中抽选一万余人，给以行粮，以兵部一侍郎领之，亦在江上教习水战。苟一时有事，彼此策应，则长江之守，庶几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救，而祖宗根本之地始为有恃矣。科中建白既欠周详，后朝廷下南京大小九卿议报，兵部推奸避事，惧其委任责成。担子颇重，多方阻之，其议遂寝。
夫以长江之势言之，荆门为之首，狼山为之尾，而九江安庆是其脊。当使其如常山之蛇，击首则尾应，击尾则首应，击其中则首尾俱应。然后长江之险始为我有，人不得而共之矣。观古来战争之时，自中原窥长江者凡有数处。由南阳邓州以至襄阳，其一道也。昔刘玄德投荆州将出樊邓，三顾孔明于南阳者是也。由夷陵荆门以出荆州，其一道也。昔刘玄德迫于曹公，走当阳长坂者是也。自东西蜀出峡，顺流而下，其一道也。昔司马氏既定蜀遂取吴，所谓王浚楼船下益州者是也。由公安夏口以出武昌，其一道也。由寿春合肥出濡须，又一道也。昔孙权徙治秣陵，闻曹公将来侵，作濡须坞以拒之。又自公安都鄂，改名武昌，魏乃命曹休出洞口，曹仁出濡须，夏候尚围南郡者是也。自凤阳盱眙道滁州由和州渡，又一道也。我高皇帝之取金陵者是也。自淮安而南，越高邮以至仪真，又一道也，昔魏文帝观涛于广陵，临江而叹曰：长江天堑，固天之所以限南北者是也。其他如常德沔中皆沮洳之地，若由鄱阳湖出湖口而来，亦一道也，昔陈友谅兵夜至石头城者是也。今虽以社稷灵长之福，四海宁晏，固万万无虞，然岂可不预为之虑耶？夫留都祖宗根本重地，所关固甚大，况隔岸即饷道之咽喉也。昔孙恩庐循广中之寇数至京口，尝贻宋武帝以益智糉。宋武帝以续命汤报之，用相嘲调。今广中之寇颇为猖獗，倘或流劫他处，由福建而犯浙直，则自狼山以抵京口一帆可至，特顷刻闻耳。万一稍侵饷道，能不遗当宁南顾之忧耶？然祖宗所以宿重兵於都城，而不为江上设备者，盖以高皇帝当定鼎之初，南有张士诚方谷珍，西有陈友谅陈友定，皆患在肘腋。况元之遗孽尚在朔漠，明玉珍在蜀，梁王在云南，方事讨除，未遑远略。至建文朝，则齐黄以书生当国，欲效贾生更制度定章程，改易官名，裁损宗藩，不三年而难作。成祖既靖内难，即徙都于燕，又将拓定三边。经制宣大榆林延绥诸处，以为门庭之卫，视南方之事为稍缓矣。况天下当二祖创造之始，威德宣布，四方慑服，罔敢干纪，故承平以至于今。然治久防乱，则讲之正在今日也。盖操江须假以重权，於北京都察院择一有才力者任之。其开府当在仪真，若以为去上流稍远，则或於九江、安庆诸处，其宛子城与沿江各卫皆以属之。湖广与九江苏常兵备亦听其调遣节制，则彼得以稍展其效。而江上有事，朝廷亦可以责成之也。今仍住扎南京，而江上卫所与之绝无相关，其所理者唯江上群偷耳。夫缉捕盗贼乃一县尉之任，何必设都御史哉？况沿江之守，分布虽密，略无总统。万一有警，则有首尾腹背分为数截，彼此推调，莫肯用命。而祖宗根本之重，朝廷馈饷之急，顾当责之谁耶？则亦不可谓之细故也。此固杞人之忧，知不足为社稷至计，聊书之以备采择耳。
●卷十二史八
庚申岁，南京兵变，殛杀黄侍郎懋官，悬其尸于大中桥牌坊上。大众喧哄，憾犹未释，自下攒射之。南京大小九卿集议于中府，大众拥至中府，诸公惶据无措。逾垣而出，去冠服，僦蹇驴，奔进逸去。人情汹汹，是日苟不定。若至夜中一放火烧劫，则事不可解，而贻祸于朝廷者不小矣。幸刘诚意招诱至小校场，户部出银四万分给之，众稍定。是日余适携酒于鸡鸣寺，请袁吴门尊尼在寺后冈上，亲望见军士以枪杆击魏国纱帽。诚意慰谕，移时乃稍稍散去。此事余在南都备知其始末，盖黄侍郎在户部不知大体，但欲为朝廷节省，是岁南京适大疫死者甚众。各卫支粮时，军士有死者则报开粮。黄侍郎见各卫粮数内无开粮者，则怒责掌印指挥曰：“各卫死人，汝卫中独不死人耶？”此语喧传于里巷中，又军士娶妻收妻粮者，每一查勘，动经数月。故军士怨入骨髓，则黄侍郎之死实不为过。但系是朝廷大臣，而军卒擅自杀之，此亦坚冰之渐也，安可置而不问？苟以为罪不加众，当先下一诏，令暴黄侍郎之罪，赦诸军无死。继遣科道二人勘处，封御杖，杖为首者数人。其乱逆尤甚者杖死，然后抚谕诸军。申明约束，晓以大义，则人心自定。若守备与参赞机务者，则受朝廷重寄。祖宗根本之地系以安危，如户部果刻减军粮，当豫先闻奏。若素能抚驯将士，结之以恩，临时晓谕，人必帖服。今既不能发奸于未变之先，又不能弥乱于既变之后，国家大事，几为所败。此虽挫尸犹不足赎罪，纵时宰私其亲昵，或纳其重贿，犹当逮至京师，罪而释之。余时在南京，日使人侦探问驾帖曾到否，乃竟寂然不问，使国法大坏。何以警各镇？何以告四方？何以示来世耶？
余在南都时，家中因倭寇之变，避难来依。家口颇众，时耀仓米以继食，买军家筹到仓会支。初到时，每支米一石，量出一斗，米皆精好。至丙辰年止彀正数，后渐减少，一石只九斗四五升矣，而糠穀几半。又加以黄侍郎之苛细，遂启庚申之变。继此吕沃洲为总督，因见访及。余告之故，沃洲遂校勘斗斛，时时到仓巡视。各管仓主政初皆遵守约束，收米皆不苟。后一年余，一主政徽州人在仓收粮，纳乡人之贿。粮只二百余石，而入糠穀几三四十担矣。此仓中人亲为余道之。
余致仕后，住南都又五年。浮沉里巷中，与乡人游处甚久，故知南京之事最详。大率两京官各有职掌，与百姓原不干涉。所用货物，皆是令家人和买。余初至时尚然。至戊午己未以后，时事渐不佳，各衙门官虽无事权者，亦皆出票令皂隶买物。其价但半给，如扇子值二钱者只给一钱，他物类是，铺户甚苦之。至於道中诸公，气焰熏灼，尤为可畏。有一道长买橙丁一斤，其价和买只五六分耳。皂隶因诈银五六两，南京皂隶，俱是积年。其票上标出至本衙交纳，其头次来纳者言其不好，责十板发出，此皂隶持票沿门需索。其家计筭，若往交纳，差人要钱。至衙门中，门上皂隶要钱，书办要钱。稍有不到，又受责罚，不如买免为幸，遂出二三钱银与之。一家得银，复至一家。京城中糖食铺户约有三十余家，遍历各家，而其人遂压所欲矣。时潘笠江为工部尚书，钱景山为大理卿。余告之曰：“公朝廷大臣，凡生民惨舒，地方利病，安得坐视而不言？南京大小九卿衙门堂属官几二百余员，此风一长，民何以堪？不但军家杀黄侍郎，百姓亦将操戈矣。”二公毅然任之。后月余，往见笠江。笠江问近来外边事体何如，余对以仍旧如此。笠江曰：“吾极口与王印岩言之，已出榜文禁革矣。然此须竖一牌于都察院前，令被害人捧牌告首，官即参奏革职，皂隶问发边卫充军，庶可以少息此风。”但出榜文，何益于事？王掌院亦号清严有风力，然竟不能了此。
南京有印差道长五人，与巡视京城道长俱与上江二县有统属。凡有燕席，俱是两县坊长管办。有一道长请同僚游山。适坡山一家当直，是日十三位道长，每一个马上人要钱一吊，一吊者千钱也，总用钱一万三千矣。尚有轿夫抬扛人等，大率类是。虽厨子亦索重赂，若不与，或以不洁之物置汤中，则管办之人立遭谴责。且先吃午饭，方才坐席，及至登山，又要攒盒添换等项。卖一楼房，始克完事。不一月而其家荡然矣。继此县家定坊长一人自系死，一人投水死。国家之事，可为寒心。此事余亲见之。
南京一家造厅堂，买过梁一对，乃柏桐者，美材也。巡城某道长方欲制桌，闻之甚喜，即起朵颐之心。遣一人谕意，其家不欲与。不待卜吉，当夜即竖柱。以梁置柱头上，以为可绝其望矣。此道长闻知，即差皂隶领夫役于柱头上放下，一直抬去。
南京各衙门摆酒，吏部是办事官吏，户部是箩头与揽头，礼部六科是教坊司官俳，兵部是会同馆马头，刑部都察院大理寺是店家，工部是作头，太常寺是神乐观道士，光禄寺是厨役。大率摆酒一桌，给银二钱，刻剥者止给钱半。但求品物丰备，皆秽滥不可入口。席散客起，则诸客皂隶攘臂而至，客行稍速，碗碟皆破失无遗。名虽燕客实所以啖皂隶也。衙门中官员既多，日有燕席，人甚苦之。时杨昆南在科中，余语之曰：“公之嚬笑，即可以转移风俗矣。公请各堂上官，但用果五顶，肴五事，令家人买办，于本衙供具。则堂上官谁敢差人办酒？堂上官即不差人，则各属官谁敢差人办酒？如此则南京之人受公之惠不赀。人人将焚香戴公矣。”此事虽小，然颇任众怨，卒不得行。南京各衙门，唯翰林院最清苦。即无职掌，亦无夫役，如公堂酒之类，是自家出银，令家人买办。乙卯年摆瀛洲会，亦是自备银十两，央东城罗兵马设席。
南京考察，考功郎中或有寄耳目於皂隶者，故其人狞恶之甚。纵考功不以之为耳目，然此辈皆积年狡猾之人，好生唇吻，群类又多，转相传播，其言易售。故各衙长官但能打皂隶，则为有风力者矣。然数十年来无一人也。
南京考察，大率以苛细责人而不问其大者。夫天之立君，与人君之所以求贤审官布列有位者，无非为万百生灵计也。今贪残之人，赃贿狼藉，鱼肉百姓至于靡烂而不已者，一切置而不问，好以闺房细事论罢各官。夫闺房之事既暧昧难明，流闻之言又未必尽实。纵或得实，则于名教虽若有亏，于朝廷设官之意亦未大戾。较之贪墨之徒，相去盖万万矣。今之进退人才者，顾详于此而略于彼，未知何谓也。
金子坤大舆，善诗，乃父为掌科。子坤，南都佳士也，尝对余言，王思献瓒为南祭酒日，尝值秋夜月色明甚，其夫人约司业夫人同往鸡鸣寺看月。当时法网尚宽，科道无论之者，王亦不以此损名。后官至礼侍，卒谥文定。使在今日，则论者交至矣。
两京小九卿衙门，首领官皆有印，惟翰林院独无印。见南京翰林院掌院先生，自佥名回各司手本，于事体颇觉有碍。或以为翰林院原隶于礼部，然太常寺詹事府国子监皆隶礼部，亦只是首领官行，不应翰林院独是堂上官与各司对行。盖翰林院乃朝廷司笔札文翰之臣，分局供职。讲读有讲读厅，修撰编修在史馆，检讨有检讨厅。五经博士则以专经待问，典籍则掌中秘书，侍书则以善书者充。待诏则或以工画或以能棋，各守技业以备祗应。独孔目无专职，总领一院之事，以听掌印学士之政，则孔目实首领官也。但翰林院最为近幸，若品级又尊，恐嫌于逼。故学士秩止五品，其下以次递降至待诏秩纵九品，则孔目正应为未入流官。然六部是二品衙门，司务只九品，则孔目只应未入流。此皆朝廷亲幸之臣，岂当以品秩为崇卑耶？若以未入流官不当有印，则给以条记行亦无不可。
余援官后，见吕南渠先生。南渠曰：我衙门中凡有公举，则自介翁书名起至汝而止。有公会，则自介翁坐起至汝而止。此是我衙门中旧规也。后至翰林访沙孔厅，沙不在，呼衙门中人，访以衙门故事。渠云：正南三位皆虚设，惟阁下老爷到任或考满日来坐之，余日无人坐。掌印老爷亦只坐侧边第一位，则知此正是大学士衙门。部寺皆带衔，东阁乃其直房耳。又闻孔目常在阁下祗候，凡各官至阁下见阁老者，皆孔目为之通谒。此得之所闻，然南北事体不同。余不曾在北，不知其果尔否也。
余在南翰林，独吏部各司以孔目是中见官，欲其避马，余曰：“岂有朝廷司笔札文翰之臣，乃下马入委巷小人之家避一郎署耶？要参便参，要考察则考察去耳。不能委琐以苟全也。某不足惜，所惜者朝廷之体。”卒不避，后吏部亦无奈我何。
余尝元旦至各衙门投刺，刺上书侍生。时杜拯为文选郎中，独不受谒，令皂隶送还原帖。因旧规，小九卿衙门属官皆送晚生帖也。余曰：“我与彼同是朝廷侍从之臣，且科贡皆正途。即我岁贡时，不知此辈曾入学否。夫取科第固有幸不幸，其学业未必尽能出我上。岂不白头一老儒，向新进小生处称晚生耶？此则某所未能也。然既在仕途，不宜得罪於当事者。明日书官衔帖遍送吏部诸公。”时赵大周尚在吏部，见官衔帖，怪问之。余语之故，大周曰：诸人亦太俗，乃欲向公处索事分耶。
大周先生尝语某曰：“我在南都，下榻以待者惟公一人而已。”故先生每来访，上午辄至，至午将吃饭始去。某造见亦然。每一遇，则亹亹论辩，留连不能已。旧规，凡小九卿之属见小九卿堂上官，皆侧坐。余欲执此礼，先生曰：“人生处世，岂无朋友？我与公，朋友也，幸勿以此处我。”
沈十洲转南祭酒，吏部推大周署翰林院印。某至通政司请先生到衙门署事，先生曰：“有公在，何须我往？”竟不至。后数月，全九山自北来掌院印。
余初至南京时，见五城兵马尚不敢用帷轿，惟乘女轿。道上遇各衙门长官，则下轿避进人家，虽遇我辈亦然。不三四年间，凡道上见轿子之帷幔鲜整仪从赫奕者，问之必兵马也，遂与各衙门官分路扬镳矣。其所避者，惟科道兵部各司官而已。盖因有一二巡城道长欲入苞苴，有事发五城兵马勘处，兵马遂为之鹰犬，即为其所持而莫敢谁何之。故托道长之势而恣肆无忌若此，乃知朝廷之体，皆为此辈人所坏。可惜可惜！
许尚宝仲贻言，吾幼年做秀才时，见亲识人家有事，则以几百钱谢兵马。今则大天平兑银子矣，大是可骇事。
余尝以除夕前一月偶出外访客。至内桥，见中城兵马司前食盒塞道，至不得行。余怪问之，曰：“此中城各大家至兵马处送节物也。”余与各部诸公往来，初不见有此。一日，张一梧设客，客满座，余戏语之曰：“你们兵马司缺官，可容我翰林院致仕孔目权三四个月印否？”众皆哄堂。
南京各衙门长官，客至供茶，皆用瓷瓯。其燕客行酒，亦只是瓦盏。独盛仪制（唐）张兵马（凤冈），供茶用银镶瓯，行酒用银杯盘，此亦得之创见者也。
辛酉年，余移家来苏后，有人从南京来。余问之，皆言自贵处上海艾公在道，已上诸不法事大加禁革，今百姓已稍得息肩矣。盖天下之事未有极而不反者，极而不反则将奈何？然祛奸革弊亦自不易。盖非大有才力之人肯担当，能任怨不计毁誉，终不能了。
南都之事，有一至大而且要者尚未裁正。盖祖宗之法，特设立三法司。凡各衙门之事，干系刑名者即参送法司，而各衙门不得擅自定罪，无非详刑慎狱之意。今各衙门尚参送，而巡城有事径发兵马司取供。此则道中之新例，而非祖宗之成法矣。然事关科道，谁敢言之？
●卷十三史九
朝廷之官莫重於冢宰。冢宰贤，则百司得职，而天下之事理矣。余观中世以下，士鲜全才。其严於律己者，每伤于刻；其宽以应物者，常失之通。聪明者，见事速而短于持循；敦笃者，守法坚而缺于裁变。迟钝之士，可以固而有常，佻狡之徒，亦能权以济事。苟当其材，则尺寸之木皆适于用。若违其任，则虽合抱亦无所施。故必有崔琰毛玠之公，山巨源之识，然后可以无憾。魏刘邵作人物志，以九征论人。其言曰：凡人之质量，中和最贵矣。中和之质，必平淡无味，故能调成五材，变化应节。是故观人察质，必先察其平淡，而后求其聪明。聪明者，阴阳之精。阴阳清和，则中睿外明。圣人淳耀能兼二美，自非圣人莫能两遂。故明白之士，达动之机而暗于玄虑。玄虑之人，识静之原而困于速捷。若官人者，能以刘邵之言参之，则庶乎司其契矣。
皇甫司熏言，我初入仕途时，见吏部四司皆推有德望者充之。故其人必仪貌凝重，或神宇清澈者，与诸司官不同。今不问其人，但资性伶俐巧于进取者，即推吏部四司矣。昔日提学御史，必推有文名或科第高者充之。今不问其人，但御史肯开口讲道学者，即点提学矣。夫铨综群才，使贤愚各得其任。布列有位而庶务毕举者，此吏部事也。能明经术，养士气，使英贤辈出，以需朝廷他日之用者，此提学事也。故此二者所关最大，今乃若此，是孰司其咎耶？或势之所趋，虽贤者不能挽之也。
董幼海转北京吏部主事。北上时，过吴门见访，余语之曰：当今第一急务，莫过于重守令之选，亦莫过于守令久任。盖守令亲民之官，故缙绅辈凡有志与朝廷干事与百姓造福者，独守令可行其志。若迁转太速，则自中才以下，一切怀苟且之念。且初至地方，必一二年后庶乎民风士俗可以周知，今守令迁转不及三年，则是方知得地方之事，已作去任之计矣。故虽极有志意之人，不复有政成之望，亦往往自沮。及至新任一人，复是不知地方之人，如此则安望天下有善治哉？第二，考选科道，当于部属中推举，不当径用新行取诸人。盖取到天下推官知县，分置各部郎署，待一二年后，选其有风力者任科道，则在辇毂之下，与吏部声问相及，其人易知。且扬历中外，必老成练达，与新进骤至通显者不同。或者以为在京城则易于钻刺，恐长奔竞之风。人但知在京城者易于钻刺，而不知在外者物力殷盛，其钻刺尤易为力耶。况在内钻刺者显著而易张，在外钻刺者隐晦而难见。且往往由径路而进，骤至科道，上司虑其如此，大相假借，故皆恣肆无所顾忌，于政体不无有妨。第三，吏部诸公当日与天下士大夫相接。古人云：只须简要清通，何必插篱竖棘。今浇竞之徒，凡至吏部打关节者，岂相见时纳贿耶？尽是怀暮夜之金耳。则白书显然交接，有何不可？况与士大夫接见，其君子小人固自易辨。与之言论，或试之以事，或探之以情，则长短亦可立见。又因可以周知天下地方之利害，生民之惨舒，其有益于朝廷政体者甚大，又何必以闭关谢客者为得耶？幼海深以为然。惜乎在吏部不久，即转太仆少卿去矣。
宋世特重脏吏之罚。观《宋史》中，某人犯脏，诏于某处弃市者，盖不一书而足。故宋自南渡之后，虽偏安浙左，日有军兴之费，犹立国一百七十年。正以脏禁之严，百姓易于过活不思乱耳。
古称刑乱国用重典，故曰刑罚世轻世重是也。孔子曰：“政宽则纠之以猛，猛则施之以宽。宽猛相济，政是以和。”我太祖立国之初，当元季法度废弛，专用重典以肃天下，而人始帖服。今承平二百余年。当重熙累洽之后，士大夫一切行姑息之政，而祖宗之法已荡然无遗。苟不以重典肃之，天下必至于丛脞而不可为矣。则所谓纠之以猛，孔子岂好为苛刻者哉？
余历观前后郡县之政，大率慈仁与刚明者其得失常相半。盖慈仁之人，子惠黎庶，百姓家家蒙泽，此正牧民者之第一善政也。但一切姑息，则吏缘为奸，不无冤抑；而强暴恣肆，侵侮小民，亦有衔怨切骨而不得伸理者，则保奸养蠹，所害不小。若刚明之政，则奸宄畏威，豪石敛迹，野无冤鬼，狱无滞囚。其施设岂不截然可观？然方其震怒之下，一撄其锋，鲜不摧折。然亦有误及善类者，则使人亦自难当。故必有慈仁之心，以出其刚明之政，然后为纯全之治，而可与龚黄卓鲁方驾矣。然岂可以易言哉？
《书》云：“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，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。”此皆古圣人之言，载之于经。又以二事相对待而言，正以见二者之均为未善，元无毫厘差别。今之士宦，若咈人以从欲者，世犹以为不是。至于磨棱姑息，侥幸以取一时之誉者，举世皆以为是，失圣人之意矣。
今之抚按先生，有第一美政所急当举行者，要将各项下脏罚银，督令各府县尽数籴穀。其有罪犯自徒流以下，许其以穀赎罪。大率上县每年要谷一万，下县五千，南直隶巡抚下有县几一百，则是每年有谷七十余万。积至三年，即有二百余万矣。若遇一县有水旱之灾，则听於无灾县分通融借贷，俟来年丰熟补还。则东南百姓可免流亡，而朝廷于财赋之地，永无南顾之忧矣。善政之大，孰有过此者哉？
周文襄公《年谱》与顾文僖公《傍秋亭杂记》，凡作吏于苏松而与有钱粮之责者，不可不人置一册于左右。
《荀子》曰：“士大夫众则国贫，工商众则国贫，无制数度量则国贫。”由今日论之，吾松之士大夫工商不可谓不众矣，民安得不贫哉？海刚峰欲为之制数度量，亦未必可尽非。但海性既偏执，又不能询谋谘度，喜自用，且更革太骤，故遂至于偾事耳。
海刚峰不怕死，不要钱，不吐刚茹柔，真是铮铮一汉子。但只是有些风颠，又寡深识，动辄要煞癞，殊无士大夫之风耳。
海刚峰第一不知体，既做巡抚，钱粮是其职业，岂有到任之后，不问文田均粮，不清查粮里侵收，却去管闲事？
海刚峰之意无非为民。为民，为朝廷也，然不知天下之最易动而难安者，人心也。刁诈之徒，禁之犹恐不缉，况导之使然耶？今刁诈得志，人皆效尤。至于亡弃家业，空里巷而出，数百为群，闯门要索，要索不遂，肆行劫夺。吾恐更一二年不止，东南之事必有可言者。幸而海公改任，此风稍息。然人心动摇，迄今未定也。
海刚峰爱民，只是养得刁恶之人。若善良百姓，虽使之诈，人尚然不肯，况肯乘风生事乎？然此风一起，士夫之家，不肯买田，不肯放债；善良之民，坐而待毙。则是爱之实陷之死也，其得谓之善政哉？
海老既去之后，复有辩本，疏中言今满朝皆妇人也。其言虽为切直，然岂可谓秦无人？夫卿相则雍雍，百僚则侃侃，古盛朝事也。岂有满朝之人，终日忿忿，为足以了公家事耶？且大臣去国，固自有道。岂有既斥之妇，依栖门庭，但去寻闹？古无此事，亦是不识体耳。
皇甫司勋子循尝语余曰：小时见林小泉廷■〈木昂〉为太守日。小泉有大才，敏於剖决。公余多暇日，好客，喜燕乐。每日有戏子一班，在门上伺候呈应，虽无客亦然。长吴二县轮日给工食银伍钱，戏子既乐于祗候，百姓亦不告病。今处处禁戏乐，百姓贫困日甚，此不知何故也。余应之曰：公奕叶簪缨，处通都大邑之中，所见如此，固不为异。余农家子也，世居东海上，乃僻远斥卤之处。自祖父以来，世代为粮长垂五十年。后见时事渐不佳，遂告脱此役，此髫龀时也。后余兄弟为博士弟子，郡县与监司诸公皆见赏识，此役遂不及矣。然尝忆得小时见先府君为粮长日，百姓皆怕见官府。有终身不识城市者，有事即质成于粮长。粮长即为处分，即人人称平谢去。公税八月中皆完，粮长归家平坐。至十月初又办新岁事矣。先府群每对人言，我家五十年当粮长，自脱役之后，绝足无一公差人到门者。盖以五十年内钱粮无升合亏欠也。此时百姓，十一在官，十九在家，亦家富人足。日勤农作，至夜帖帖而卧。余家自先祖以来即有戏剧。我辈有识后，即延二师儒训以经学，又有乐工二人教童子声乐，习箫鼓弦索。余小时好嬉，每放学即往听之。见大人亦闲晏无事，喜招延文学之士，四方之贤日至，常张燕为乐，终岁无意外之虞。今百姓十九在官，十一在家，身无完衣，腹无饱食，贫困日甚，奸伪日滋。公家逋负日积，岁以万计。虽缙神之家，差役沓至，征租索钱之吏，日夕在门。其小心畏慎者，职思其外，终岁惴惴，卧不帖席。此於民情之休戚，世道之惨舒，君子可以观变矣。
正德十年以前，松江钱粮分毫无拖欠者。自正德十年以后，渐有逋负之端矣。忆得是欧石冈变论田加耗之时也，先府君即曰：我当粮长时，亦曾有一年照田加耗，此年钱粮遂不清。第二年即复论粮加耗，而钱粮清纳如旧。夫下乡粮只五升，其极轻有三升者，正额五升，若加六则正耗总八升。今每亩加耗一斗，则是纳一斗五升已增一半矣。夫耗米反多於正额，其理已自不通。若上乡，譬如正额三斗加六，则每亩该纳米四斗八升。今论亩加一斗，则是止纳四斗，已减八升。若是正额，四斗已减一斗四升矣。夫下乡增重，钱粮不清，亦自有说。若上乡减去已多，而亦每年不清，此不知何故也。盖周文襄巡抚一十八年，常操一小舟，沿村遂巷，随处询访。遇一村朴老农，则携之与俱。卧于榻下，待其相狎，则咨以地方之事，民情土俗，无不周知。故定为论粮加耗之制，而以金花银粗细布轻赍等项，裨补重额之田。斟酌损益，尽善尽美。顾文僖作文襄年谱，所谓循之则治，紊之则乱，盖不虚也。今为欧石冈一变论田加耗之法，遂亏损国课，遗祸无穷。有地方之责者，可无加之意哉。
府县若要钱粮起总，第一须禁粮里侵收。苟能搜访侵收之人，籍没其家产，从重问遣，则钱粮逐年起总矣。盖各里派征钱粮，譬如本户该征白银十两，但纳串二三两与粮里，收去银三四两，则粮里绝不敢至其家催办矣。其间刁猾之徒又皆观望，以此挟持粮里。粮里复不敢至其家催办，则钱粮何日得清？此皆朝廷血脉，百姓脂膏。今但以资此辈渔猎，或累年侵收，买田造房，家至殷富，而逋负日积。每岁以十数万计，其有告首在官者，但发老人查勘，夤缘买免，复不深究。则何所畏而不侵收乎？故今闾阎无赖之徒，有用银二三十两买充公务粮长者。上亏国课，下残民命，此天地间一大蠹也。不知官府亦何爱於此辈哉？
余谓正德以前，百姓十一在官，十九在田，盖因四民各有定业。百姓安於农亩，无有他志。官府亦驱之就农，不加烦扰。故家家丰足，人乐於为农。自四五十年来，赋税日增，繇役日重，民命不堪，遂皆迁业。昔日乡官家人亦不甚多，今去农而为乡官家人者，已十倍于前矣。昔日官府之人有限，今去农而蚕食于官府者，五倍于前矣。昔日逐末之人尚少，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，三倍于前矣。昔日原无游手之人，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，又十之二三矣。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，已六七分去农。至若太祖所编户口之数，每里有排年十人分作十甲。每甲十户，则是一里总一百户。今积渐损耗，所存无几。故各里告病而有重编里长之说，则当就其中斟酌损益，通融议处，或并图可也，或以富贵者佥替可也。今一甲所存无四五户，复三四人朋一里长，则是华亭一县，无不役之家，无不在官之人矣。况府县堂上与管粮官四处比限，每处三限，一月通计十二限；则空一里之人，奔走络绎于道路，谁复有种田之人哉？吾恐田卒污莱，民不土著，而地方将有土崩瓦解之势矣。可不为之寒心哉？
●卷十四史十
夫量田必须先正经界，《孟子》之论井田亦曰正经界。先须令各区粮长踏勘，报出某区某图有田几丘。盖东西两乡之田皆有界水，以界水所限为一丘，每丘编作一号，逐丘画作图本。其尖斜凸出凹进之处，照地形画出攒册。一样二本送道，然后差官丈量。留一本在道，发一本与丈量官，但总量一丘大数，不必逐片细量。夫总量一丘，则官既省力，亦易明白。况一丘之田，业户非止一人，虽最狡猾之徒，亦谁肯预先出银与众人买嘱耶？则亦可免作弊矣。然后将逐丘步口细数，一一填注送官，官府令善筭者筭其图。天字号一丘，田几百几十亩。地字号，田几百几十亩。逐丘既有总数，然后撮各丘之数为一图总。有图总，则撮各图之数为一区总。有区总，则撮各区之数为一县总。如是，我已执左契，而一县之田尽在我指掌间矣。然后责令各图里长聚集业户，眼同丈量。一人不到，即不作准。若里长有业户不到而朦胧量报者，许人告首，处以重罪，亦要取业户连名执结。夫既有一丘总在官后，须要合着总数。况业户公同在此，若让别人一步，则自家吃亏一步矣。岂有毫发之弊容于其间哉？余以为力省而功倍，不数月而定矣。
西乡之田，地低而水广，易于车戽。一丘之田有多至数百亩者，故虽包岸一步，而腹内之田尚多，亦不甚吃亏。若东乡之岸甚高，去水几一丈，田塍稍阔，则车水不行，故相隔七八丈，即有一沟间之。若每边包岸一步，则去一丈二尺，所存唯十之六七矣。得业之田能几何哉？其势断不可行。西乡之田甚得水利，每鱼断一节，常年包银有多至五六十两者。其寻常河港与人牵网，亦取利一二十两，今略不问及。而东乡之田岸下，略有茭芦即飞弓一步。夫些少茭芦，但可以供数日烧柴而已。有何利息而便作实田起粮，如此冤苦，当何所控诉耶？况业户用钱者，则有茭芦者筭作无茭芦，便不飞弓。不用钱者，虽无茭芦筭作有茭芦，便要飞弓。小民无知，何从辨别？是自立名色自开孔隙，以与公正良民作骗局矣。东乡又立积水河与鱼池二样名色。积水河则四亩作一亩，鱼池则二亩筭一亩。夫积水河本为旱岁救田，高乡若一月无雨，苗必槁死，则国课从何而出？故积水救之，无非为朝廷计也。又不出米，又不出柴，如何筭作实田？今四亩亦包一亩之税矣。鱼池则积水河之稍大者，以其稍宽可以养鱼，遂用工本银买鱼苗蓄之。若数年多雨，鱼或生息，亦有微利。或一年无水，则数亩之池车戽立尽，而鱼即槁死。且五六月中无处可卖，皆臭腐弃去，虽本钱亦无觅处。与西乡鱼断，不下种子而坐收数十金之利者，盖天壤不同矣。今二亩作一亩实田征粮，则人心其何能堪。况今试以积水河为鱼池，鱼池为积水河，即使公廉清正之官亲至其地踏勘，亦何从辨之？今但凭公正与良民开报，使良民公正皆伯夷史鱼则可。今叔季之世，人心滋伪，而望一区之中即有一伯夷一史鱼，则何伯夷史鱼之多耶。况成此大事，不戮一人，吾恐终不能无遗憾也。
夫均粮，本因其不均而欲均之也。然各处皆已均过，而松江独未者，盖各处之田虽有肥瘠不同，然未有如松江之高下悬绝者。夫东西两乡，不但土有肥瘠，西乡田低水平易于车戽，夫妻二人可种二十五亩，稍勤者可至三十亩；且土肥获多，每亩收三石者不论，只说收二石五斗，每岁可得米七八十石矣。故取租有一石六七斗者。东乡田高岸陡，车皆直竖，无异於汲水。稍不到，苗尽槁死。每遇旱岁，车声彻夜不休。夫妻二人极力耕种，止可五亩。若年岁丰熟，每亩收一石五斗。故取租多者八斗，少者只黄豆四五斗耳。农夫终岁勤勤，还租之后，不彀二三月饭米，即望来岁麦熟，以为种田资本。至夏中只吃粗麦粥，日夜车水，足底皆穿，其与西乡吃鱼干白米饭种田者，天渊不同矣。文襄巡历既久，目见其如此，故定为三乡粮额加耗之数，以为一定而不可易。不然，则文襄于东乡之民非有亲故，何独私厚之耶？夫既以均粮为名，盖欲其均也。然未均之前，其为不均也小。既均之后，其为不均也大。是欲去小不均，遂成大不均矣。为民父母者，可不深惟而痛省哉！
苏州太守王肃斋（仪）牵粮颇称为公。然昆山县高乡之田粮额加重，田皆抛荒。而角直一带熟区与包粮，华亭县清浦荒田亦是熟区包粮。今下乡之粮加重，则田必至抛荒。若要包粮，又未免为上乡之累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