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友斋丛说 - 第 4 页/共 26 页

我朝陈白沙、王阳明二公之学，功夫简捷，最易入道。世或病其出于象山，余谓射者期于破的，渡者期于到岸，学者期于闻道而已。苟射者破的，渡者到岸，斯能事毕矣。又何必问其所从入哉？今存斋先生刻学则二书，独象山之言简明快畅。其吃紧为人处甚多，读之令人有感发猛省处。 　　程篁墩有道一编，大率言朱陆之学本出于一。愚谓颜子最明敏，孔子称其闻一知十，则是颜子闻道以敏。又曰：参也鲁，则是曾子闻道以鲁，然皆可入道。即孟子所序前古圣人，此皆道统授受所系。然禹以拜善言，汤以执中，文王以视民如伤望道未见，武王以不泄迩忘远，周公以思兼三王，孔子以作《春秋》，各有其道不相沿袭，然皆能上继道统，未必尽同，夫千蹊万迳皆可以入国。《易》曰：“殊途而同归，百虑而一致。”正此之谓也，则古人之所未必尽同者，安用强而同之哉？ 　　阳明先生之学，今遍行字内。其门弟子甚众，都好讲学。然皆粘带缠绕不能脱洒，故于人意见无所发明，独王龙溪之言，玲珑透彻，令人极有感动处。余来尝与之交，不知其力行何如。若论其辩才无疑，真得阳明牙后慧者也。 　　●卷五史一 　　史之与经，上古元无所分。如《尚书》之尧典，即陶唐氏之史也。其舜典，即有虞氏之史也。大禹皋陶漠益稷禹贡，即有夏氏之史也。汤誓伊训太甲说命盘庚，即有殷氏之史也。泰誓牧誓武成金洛诰君牙君奭诸篇，即有周氏之史也。孔子修书，取之为经，则谓之《经》。及太史公作《史记》，取之以为五帝三王纪，则又谓之《史》。何尝有定名耶？陆鲁望曰：《书》则记言之史，《春秋》则记事之史也。记言记事，前后参差。曰经曰史，未可定其体也。案经解则悉谓之经，区而别之，则《诗》、《易》为经，《书》与《春秋》实史耳。及孔子删定六经之后，天下不复有经矣。而周天王及各国皆立史官，如周有史佚太史儋内史过内史叔兴叔服，虢有史嚚，卫有史华，晋有史苏史狐史墨，鲁有史克，世掌史事而遂有专史矣。当时各国皆有史。《鲁史》偶经孔子笔削，寓一王之法，故独传耳。汉兴司马谈、司马迁世为太史令；东汉则班彪父子世领史职，而二氏卒能整齐汉事，成一家言。今亦与六经并行矣。后世虽代有纪言纪事之官，然作史者又未必即若人也。今二十一代史具在，其得失是非，可考而知也。至于近代之事，其世道之盛衰，人物之升降，风俗之隆替，皆史之流也。其大者，则领史职者载之。若夫识其小者，则不贤者之责也。故备录以俟史氏之阙文，自五以至十四共十卷。历代之史，其不在十九代正史之数者，在古则有帝王世纪，在两汉则有司马彪续《汉书》、射承《后汉书》、华峤《后汉书》、袁山松《后汉书》、在魏则有鱼豢《魏书》、《江表传》；在晋则有王隐《晋书》、臧荣绪《晋书》、陆机《晋书》、曹嘉之《晋书》、《晋中兴书》；在宋则有徐爰《宋书》。 　　其编年之史，在两汉则有荀悦《汉纪》、东观《汉记》、张璠《汉纪》、袁宏《汉纪》、薛莹《汉纪》、汉晋《春秋》、献帝《春秋》；在三国则有魏氏《春秋》、魏氏《春秋异同》、《魏武帝杂事》、《魏略》、《蜀记》、《吴历》、张勃《吴录》；在晋则有孙盛《晋阳秋》、檀道鸾《晋阳秋》、干宝《晋纪》、徐广《晋纪》；在宋则有裴子野《宋略》、《南史》、《北史》。此皆载一代之事耳。至司马文正公，遂起自周威烈王迄于隋之显德，通作一史，名为《资治通鉴》，而天下始有通史矣。李焘长编，则继司马公而作者，宋七朝之史也。后又有《续长编》，朱晦庵作《通鉴纲目》，大率即《通鉴》之事而稍寓以书法。纲以法经，目以法传，盖欲以继春秋之笔也。 　　如应劭汉宫仪、汉旧仪、汉旧事、汉杂事、汉宫典、职齐官职仪、晋公卿礼秩、大唐六典之类，此皆杂载各代之典章，以备作史者也。 　　古称国灭史不灭，故虽偏霸之朝亦皆有史。古有《吴越春秋》、《越绝书》、《华阳国志》、《蜀王本纪》；汉末有《九州春秋》，载袁绍公孙瓒诸人事；晋有崔鸿《十六国春秋》，载五胡之事；又有车颖《秦书》、《赵书》、《燕书》，有《秦记》、《凉记》；蜀李雄书；南唐有马令《南唐书》、陆务观《南唐书》，大率皆霸史也。余家旧得一抄本，乃载安禄山与史朝义时事，共三卷，又宋徽钦北狩，亦有窃愤录诸书，乃知史固未尝一日灭于天下也。 　　壬子冬到都，首谒双江先生。先生问别来二十年做得甚么功夫，余对以二十年惟闭门读书，虽二十一代全史亦皆涉猎两遍。先生云：汝吴下士人，凡有资质者，皆把精神费在这个上。盖先生方谈心性而黜记诵之学故也。余口虽不言，心甚不然之。盖经术所以经世务，而诸史以载历代行事之迹。故六经如医家素难，而诸史则其药案也。夫自三代而下以至于今，越历既久，凡古人已行之事何所不有。若遇事变，取古人成迹斟酌损益，庶有依据。苟师心自用，纵养得虚静，何能事事曲当哉？寻常应务犹可，至于典章仪式名物度数，其亦可以意见处之哉。故一经变故棼集，则茫无所措。遂至于率意定方，误投药剂，非但无救于病，其人遂成■〈疒兄〉痼矣。可无惧哉！ 　　太史公《史记》，为历代帝王作十二本纪，为朝廷典章作八书，为年历作十表，为有士者作三十世家，为贤士大夫作七十列传。其凡例皆以己意创立，而后世作史者举不能违其例，盖甚奇矣。《史记》起自五帝迄于汉武，盖上下二千四百一十三年之中，而为诸人立传仅仅若此。今观书中诸传欲去一人，其一人传中欲去一事，即不可得。真所谓一出一入，字挟千金。春藏之石室副在人间，实不为过。若后人作史，无秽冗滥，去一人不为少，增一人不为多。今宋元史中，苟连去数十传，一传中削去数事，亦何关于损益之数哉。 　　魏其武安，其事相联，故并作一传，然终始只一事。 　　范蠡列在《货殖传》。本传只载货殖事，若霸越诸谋画与越事相联者，则附见越世家中。其救中子杀人事，亦附其后。此皆太史公作史法也。 　　人谓太史公为孔子立世家非是。盖以为论道德，则孔子为帝王师，不当在诸侯之列；语其位，则孔子未尝有封爵，不当与有土者并，是大不然。盖方汉之初，孔子尚未尝有封号，而太史公逆知其必当有褒崇之典，故遂为之立世家。夫有土者以土而世其家，有德者以德而世其家。以土者土去则爵夺，以德者德在与在。今观自战国以后，凡有爵土者，孰有能至今存耶？则世家之久，莫有过于孔子者。《史记》又以孔门七十二弟子与老子、孟子、荀卿并列为传，则其尊之至矣。孰谓太史公为不知孔子哉？ 　　《史记》序六家要旨，进道德，绌儒术，诚有如班孟坚所讥者。然其述六家之事，指陈得失，有若案断，历百世而不能易，又其文字贯串，累累如贯珠，粲然夺目。文章之奇伟，孰有能过此者耶？太史公作《五帝本纪》，其尧舜纪全用二典成篇。中间略加点窜，便成太史公之文。左氏之文口非不奇，但嫌其气促耳。至《史记》季札观乐一段，全用《左传》语，但增点数字，而文字便觉舒徐。乃知此者胸中自有一副炉■〈韦冓〉，其点化之妙，不可言也。 　　《史记》游侠传序论，至取季次原宪，读书怀独行之君子，义不苟合当世者。以此两者相形以较短长，似为太过，世亦以此非之。然其文章之抑扬出入，若神龙变幻，有非人之可能捉摸者，盖甚奇矣。《汉书》游侠传序，其说稍近正，文章则去太史公远甚，二篇不可并观矣。 　　《史记》游侠传序论，此正是太史公愤激著书处。观其言，以术取宰相卿大夫，辅翼世主，功名俱著者为无可言，而独有取于布衣之侠。又以虞舜井廪，伊尹鼎俎，传说板筑，吕尚卖食，夷吾百里桎梏饭牛，以至孔子畏匡之事，以见缓急人所时有。世有如此者，不有侠士济而出之，使拘学抱咫尺之义者，虽累数百何益于事？又引鄙语，何知仁义，已享其利者为有德，盖言世之所谓有德者未必真有德也。故窃钩者非，诛之是矣。而窃国者天下之大非也，则宜为诛首矣而为诸侯。夫为诸侯，则天下之为仁义者争趋之。仁义所往遂谓之仁义，不复计其昔之大非矣。此不曰侯之门仁义存耶。故曰，已享其利者为有德。然则世之所是者，果真是耶？世之所非者，果真非耶？此正如庄子之ㄈ诡博达，谬悠其说以舒其轻愤不平之气。而世之不知者，遂以为此太史公之庄语也。岂所谓痴人前说梦耶？ 　　班孟坚书，虽无太史公之奇，然叙事典赡，亦自成一家之言。故世之言史者，并称史汉，盖以为《史记》之后便有《汉书》。 　　《汉书东方朔传》，不承袭褚先生之语而自立论，其序董偃事，亦周匝顿挫，宛如画出，能用太史公法。其取设客难与非有先生论二篇，文章亦甚奇伟。如谏罢上林苑与对武帝朕何如主诸语，其剪裁去取皆妙，便可与《史记》角立。 　　班固书杨王孙传，汉以后未必有如此人。纵有之，作史者亦未必能为之立传。盖此事虽无大关系，然能达大道之本，不可使后世不知此等议论。 　　胡建传，其事亦甚俊伟，不知《史记》何故不为之立传。传中言孝武天汉中为军正丞，或者是太史公得罪以后事也。 　　杨子幼传，载子幼与戴长乐辨诘狱辞，仿佛魏其武安侯传。《东汉书》路粹诬奏孔融语，远不逮也。霍光传，废昌邑王一事，序得舒徐详委，亦得太史公法。 　　太史公以贾谊与屈原同传，故但载其吊屈原文与赋二篇而已。然谊所上政事书，先儒称其通达国体，以为终汉之世，其言皆见施用。又其所论贮积与铸钱诸事，皆大有关于政理，是何可以不传？班固取入《汉书》传中，最是。或者太史公未及整齐汉事，故但取其似屈原者附入耳。 　　唐子西言，太史公敢乱道却好，班固不敢乱道却不好。亦是名言。 　　黄山谷言，每相聚辄读数叶《前汉书》，甚佳。人胸中久不用古人浇灌之，则尘俗生其间，照镜则面目可憎，对人亦语言无味也。 　　又云，班固《汉书》最好读，然须依卷帙先后，字字读过。久之，使一代之事参错在胸中，便为不负班固矣。 　　相传谓欧阳公不喜《史记》，此理之不可晓者。观苏子瞻与黄山谷亦只称班固书，不常道着《史记》，盖子瞻出欧公之门，而山谷则苏公之友也。 　　范蔚宗《汉书》，虽则已落宋齐绮靡之习，然子长、孟坚世领史职，故自司马谈、班彪以来，皆撰述汉事，而子长、孟坚不无所因。若蔚宗则取华峤张璠诸书而整齐之，首尾贯串，勒成一家，其叙东汉二百年事，简而不漏，繁而不芜，亦可称名史，故世以与班固书并行，似不为过。 　　陈寿作《三国志》，与丁梁州索米。又因诸葛武侯尝黜其父，故传中言临敌制胜非其所长。世遂称为秽史，然其叙事简严质实，犹不失史家体格。自寿之后，作史者殆无足言矣。 　　自唐以前诸史，唯《晋书》最为冗杂。正以其成于众人之手也，此之谓百家衣骨董羹。夫布褐虽至粗恶，然使其为完衣，则犹可适体。今或以布褐与锦绮杂缀成服，其得为观美乎？盖经五胡云扰之后，晋事或多遗漏。而王隐之书，晋人元陋其浅鄙。唐之诸公，遂以郭颁《世语》、刘义庆《世说新语》诸小说缀缉成书。其得谓之良史乎？ 　　沈约作《宋书》，虽非当行家，然约本文士，出自一手，终是可观。 　　新《唐书》，欧阳公诸志序论甚好。宋子京作列传，但做自家文字。故唐事或多遗漏，世以为不如刘句之书为胜。 　　自陈寿《三国志》后，惟欧阳公《五代史》平典质直，最得史家之体。即欧阳文字中，亦无有能出其上者，这便是当行家。 　　杨升庵云：苏老泉曰，唐三百年文章非两汉无敌。史才宜有如丘明迁固，而卒无一人可与陈寿、范晔比肩，其论当矣。盖虽韩退之顺宗实录，亦在所不取也。宋之琐儒，乃以《五代史》并迁。此不足以欺儿童而可诬后世乎？然以诸史较之，《五代史》固是史笔，亦难以尽诬也。 　　史至宋元辽金四家而鄙猥极矣。余在南都时，赵大周先生尝议欲删改《宋史》，余以为非同志三四人不可。盖列传中有事不关于朝廷，又非奇伟卓绝之行，或武臣之业，非以劳定国以死勤事，而其功但在一方者，皆不得立传。须削去数百人，其有一事或相关数人，而彼此互载重复太甚者，当尽数抹去。或一人传中其一二事可录，而因及他事有猥琐不足纪载者，亦尽数抹去。然后以宋朝诸名公小说可以传信者，以次添人，则庶乎其书可传。大周深以为是。后大周以内艰去，余亦羁旅落拓，无可共事者，其事遂寝。 　　双江先生在兵部时，尝欲托某修兵部条例。盖我朝不设丞相，而朝廷之事皆分布六部，凡历朝大典章大刑政，但取六部陈年案牍查之，事事皆在。若将六部案牍中有关于政体者一一录出，修为一书，则累朝之事更无遗漏矣。余观两汉有会要，唐会要，宋各朝皆有会要，大率即此类也。王守溪笔记言我朝不设起居注，而所谓左史记言、右史记事者皆缺，恐后代修史无所依据。殊不知今皇帝临朝，原不曾有言。凡批出旨意即为记言，所行之事即为记事也。若各部条例一修，则欲考祖宗旧制，易于检寻。且甚有关于作史，双江此举可谓极善。会余补官留都，刻日南下，遂不克就。余归后，双江尚在部中五六年，不知曾有人与之了此一事否？ 　　●卷六史二 　　宸濠谋逆时，王晋溪在本兵。时王阳明差南赣都御史，方赴任，至丰城闻变，即走吉安，与太守伍文定檄会袁州临江赣州四郡兵讨之。报至京师，人情汹汹，且外议籍籍，皆云阳明任数其去留不可必。晋溪力主其说，以为阳明必能成功，朝廷不必命将出师。时晋溪之婿侯莎亭为某部主事，入告晋溪曰：“外间人言若此，而老爷坚持此议，倘事有不测，则灭族之祸不远，不若别有处分以为身家计。”晋溪曰：“王伯安我能保其无他，且其谋略足以了此。不久捷音至矣，何多虑为。”既而阳明擒宸濠，定江西，不旬月果报捷。 　　方阳明先生差汀赣巡抚时，汀赣尚未用兵。阳明即请旗牌以行，而晋溪即给以旗牌。阳明又取道于丰城，盖此时宸濠之反形已具。二公潜为之计，庙堂之方略已定。人疑阳明之去留者何耶？ 　　王晋溪在本兵时，适湖州孝丰县汤麻九反，势颇猖獗。浙江巡按御史解冕奏闻，朝廷下兵部议。晋溪呼赍本人至兵部，大言数之曰，汤麻九不过一毛贼，只消本处差数十火夫缚之，此何足奏报？欲朝廷发兵，殊伤国体，此御史不职，考察即当论罢矣。赍本人回浙江，传说此语，一时皆以为湖州江南重地，朝廷不肯处分，岂置之度外耶？倘贼势蔓延猝不可扑灭，本兵甚为失策。贼人亦侦知此语，恣意劫略，不设提备。先是户部为查处钱粮，差都御史许延光在浙江。晋溪即请密敕许公讨之，且授以方略。许公即命宪副彭姓者，潜提民兵数千余，出其不意，乘夜而往。贼人方掳略回，相聚酣饮。兵适至，即时擒斩，无一人得脱者。尔时若朝廷命将遣兵，彼必负固拒命。淹顿日久，不但胜负未可必，纵胜而劳兵费财亦已甚矣。晋溪此举，盖不烦一旅不损一财，而地方寻定。谋之堂庙之上，而定难于数千里之外，若身履其地，所谓折冲于俎豆者非耶。 　　嘉靖初年，北虏尝寇陕西，犯花马池。镇巡惶遽请兵策应，朝廷命九卿会议。时王晋溪为冢宰，王荆山宪在本兵。荆山以为必当发兵，不然恐失事。众皆不敢异同，独晋溪不肯画题，曰：“吾意以为兵不必发。我当别有一疏”，即题奏曰：“花马池是臣在边时所区画，防守颇严，虏必不能入。纵入亦不过掳略，彼处自足守御，不久当自退。若遣京军远涉边境，道路疲劳，未必可用。而沿途骚扰，害亦不细。倘至彼而虏已退，则徒劳往返耳。臣以为不发兵便。”然兵议实本兵主之，竟发六千人，命二游击将之以往。至彰德，未渡河，已报虏人出境矣。一日入朝，张罗峰与晋溪相遇于朝堂。罗峰举手贺晋溪曰：“古人称老成谋国，公前日料敌如见，亦甚奇矣。”即于报捷本上票旨，赏晋溪四表里银二十两。吕沃洲曰：正尔人品或自不同，若论晋溪筹边之才，不知韩魏公、范文正之在西夏，果能过之否也？ 　　王晋溪在西北，修筑花马池一带边墙，命二指挥董其役。二指挥甚效力，边墙极坚，且功役亦不甚费。有羡余银二千余两，二指挥持以白晋溪。晋溪曰：“花马池一带城墙，实西北要害去处。汝能尽心了此一事，此琐琐之物何足问，即以赏汝。”后北虏犯边，即遣二指挥提兵御之。二人争先陷阵，一人竟死于敌。已上四事闻之吕沃洲。 　　余在南馆时，府公王槐野先生喜谈西北事。一日言王晋溪总制三边时，每一巡边，虽打中火亦费百金，未尝折乾，到处皆要供具。烧羊亦数头，凡物称是。晋溪不数脔，尽撤去散与从官，虽众头目亦皆沾及。故西北一有警，则人人效命。时东南适有倭寇，余与陆祠部五台相遇于舍弟家。祠部方有赞画之命，余举似之。余曰：“盖当时法网疏阔，故晋溪得行其意。使在今日，则台谏即时论罢，不能一日容矣。”舍弟云：“近闻总督有驰数皮箱银去者，不闻有人论之。”余曰：“此数皮箱之物未必尽以自私，必有同其利者。既同其利，谁复言之。若如晋溪所为，则论者交至矣。但昔之当事者，损己之奉，以悦犯难之人。今之当事者，割犯难者之肉以饲权贵，尚何怪偾事之不旋踵耶？” 　　己巳之难，英宗既北狩，挞虏将犯京城，声言欲据通州仓。举朝仓皇无措，议者欲遣人举火烧仓，恐敌之因粮于我也。时周文襄公适在京，因建议令各卫军预支半年粮，令其往取。于是肩负者踵接于道，不数日京师顿实，而通州仓为之一空。一云，己巳之变，议者请烧通州仓以绝虏望。于肃愍曰：国之命脉，民之膏脂，顾不惜耶。传示城中有力者恣取之，数日粟尽入城矣。 　　武宗末年，当弥留之际，杨石斋已定计擒江彬。然彬所领边兵数千，为彬爪牙者皆劲卒也，恐其仓猝为变。计无所出，因谋之于王晋溪。晋溪曰：“当录其扈从南巡之功，令至通州听赏。”于是边兵尽出，而江彬遂成擒矣。 　　乔白岩参赞南京机务时，方宁藩谋逆，声言取南京。兵已至安庆，而白岩日领一老儒与一医士，所至游燕，兼以校奕。实以观形势之险要，而外若不以为意者。人以为一时矫情镇物，有费祎、谢安之风。 　　武宗在南京，江提督所领边卒，躯干颀硕，膂力拳勇，皆西北劲兵也。白岩命于南方教师中，取其最矮小而精悍者百人，每日与江提督相期至校场中比试。南人轻捷跳趫，行走如飞，而北人麓坌。方欲交手，被南人短小者或撞其胁肋，或触其腰胯，北人皆翻身倒地。僵仆移时，江提督大为之沮丧。而所蓄异谋，亦已潜折其二三矣。 　　武宗南巡时，乔白岩为参赞机务，寇天叙为应天府丞，时缺府尹。寇署印，太监王伟为内守备。三人者同谋协力，持正不挠。故保南京无虞，不然祸且不测矣。 　　寇亦山西人，与白岩同乡。躯体颀硕，搭眼微近视，每日带小帽穿一撒坐堂。自供应朝廷之外，一毫不妄用。若江彬有所需索，每差人来，寇佯为不见。直至堂上，方起坐立语，呼为钦差，语之曰：“南京百姓穷，仓库又没钱粮，无可措办。府丞所以只穿小衣坐衙，专待拿耳。”差人无可奈何，径去回话。每次如此，江彬知不可动，后亦不复来索矣。 　　王伟太监，是小时与武宗同读书者，时适为南京内守备。武宗呼为伴伴而不名，从小相狎，唯其言是听。遂得从中调护，故乔寇二公得行其志。是虽适然之会，亦可以占社稷灵长之福矣。武皇在牛首山经宿。江彬欲行异志，而山神震吼达曙，彬惧慑不敢举事。次日归抵聚宝门，时已深夜，江传旨开聚宝门迎驾，白岩坚闭不纳。是夜武皇宿于报恩寺，若白岩者，镇重不挠，真可谓以死卫社稷者矣。 　　江彬所领边卒，骄悍之极。行游市中，强买货物，民不堪命。寇府丞亦选矬矮精悍之人，每日早晚至行宫祗候，必命以自随。若遇此辈即与相搏，边卒大为所挫，后遂歙迹，亦所以折江彬之谋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