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友斋丛说 - 第 6 页/共 26 页

国初承宋元之后，诸公皆讲学。然人人有物议，独薛文清、王阳明二公，虽使之从祀庙廷，可无愧色。 　　永乐己丑，有令自正月十一日为始，赐元宵节假十日。后壬辰年正月，赐文武群臣宴，听臣民赴午门外观鳌山，岁以为常。户部尚书夏原吉侍母往观。上闻，遣中官赍钞二百锭，即其家赐之曰，聊为贤母欢。此真太平盛事，前古所未尝有者。 　　王忠肃（翱）尝至东阁议事。有一从行主事与左顺门内竖谈笑，公望见，呼之谓曰：“曾读《论语》乡党篇乎？过位，色勃如也。此地近奉天门御榻，岂臣子嬉笑处耶？”乃知前辈读书，真有身体力行之意。且属官有过，即以直言相正，皆非近时所有也。 　　邹吉士汝愚名智，四川合州人，秀伟聪悟，弱冠领解首，丁未连第入翰林。其年十月丙子五鼓，有大星飞流，起西北亘东南，光芒烛地，蜿蜒如龙。朝宁之间，人马辟易，盖阳不能制阴之象也。适诏天下大小衙门政务，如有利所当兴、弊所当革者，所在官员人等指实条具以闻。汝愚疏言，正天下之衙门当自内阁始，以利弊言之。莫利于君子，莫弊于小人。少师万安恃权估宠，殊无厌足；少师刘吉附下罔上，漫无可否；太子少保尹直挟诈怀奸，恬无廉耻，皆小人也。南京兵部尚书致仕王竑素志忠贞，可任大事；兵部尚书致仕王秉节刚劲，可寝大奸；巡抚直隶右都御史彭韶学识醇正，可决大疑。皆君子也。然君子所以不进，小人所以不退，岂无自哉，宦官阴主之也。陛下法太祖以待宦官，法太宗以任内阁，则君子可进，小人可退，而天下之治出于一矣。陛下岂不知刑臣之不可弄天纲哉？然一操一纵，卒无定守者，正心之功未之讲也。早朝之后，深居法宫，此心之发，一如事天之时，则天下幸甚。疏上不报，弘治己酉，御史汤鼐坐事连及，遂下锦衣狱，议坐大辟。刑部侍郎彭公（韶）辞疾不判案。始获免，卒以谪死，时年二十六。 　　邹汝愚谪雷州石城千户所吏目。苍悟吴献臣（廷举）尹顺德，令邑民李焕于古楼村建亭居之，匾曰“谪仙”。其父来视，责以不能禄养，箠之，泣受而不辞，弘治辛亥十月卒。献臣往治其丧，适方伯东山刘公（大夏）至邑，不暇出迎，廉知其故，反加礼待，共资还其丧。献臣自是知名。 　　吴献臣在正德初，以劾奏逆瑾，枷号午门前一月，谪戍。瑾诛，起官为松江同知。后嘉靖初，历官至都御史，巡抚南直隶。余小时初入学，适值公行部至松，尝一望见其颜色。其人躯干短小，黑瘦骨立，且举动轻率，俨然一山猴也。察院中常畜小鸡，自种瓜茄。有时正坐堂，忽念及鸡雏或瓜茄当灌汲，虽徒众盈庭，即弃之入内。俄顷而出，人以为痴。然政体清严，人莫敢犯。且博极群书，至孔庙行香讲书毕，问诸生五眼鸡三脚猫故事，诸生无以应者。又薛子粹言胡子粹言分赐诸生，与今之俗吏迥然不同。 　　吴献臣号东湖，为松江同知时，适刘德滋琬为太守。刘江西人，亦能吏也。故事，太守升堂后，各佐贰官散至公馆或私衙中理事，此旧规也。献臣独不去，即侧坐于府堂上。凡太守举动有不当者，即正言不避。性复多虱，有时与太守燕居，辄扪一虱置桌上，周围以唾作一大圈，直视太守曰：“看你走到那里去？”其刚傲凌物如此。此是余先公为粮长在府县中祗应，盖亲闻见之。 　　庐陵孙先生（鼎）初为松江府学教授，后以御史提督南畿学校。每阅诸生试卷，虽盛暑或灯下，亦必衣冠焚香，朗诵而去取之。侍者请先生解衣，先生曰：“士子一生功名富贵发轫于此，此时岂无神明在上？与各家祖宗之灵森列左右，小子岂敢不敬？”故事，士子台试见录而赴举者，提学必插花挂红鼓乐导送。时茂陵北狩之报方至，先生语诸生曰：“天子蒙尘在外，正臣子泣血尝胆之时。小子不敢陷诸生于非礼，花红鼓乐今皆不用。”乃亲送至察院大门而还。 　　《南园漫录》曰：左都御史浮梁戴公（珊）当考察时，吏部只欲凭巡按御史考语黜退，公不从。吏部曰：“我不能担怨。”公私谓志淳曰：“果欲如此，吾与子先将御史考核。从其贤者斯可，不可如贵堂上一概从之。”由是果有所得，公可谓公无私矣，宜孝庙之重之也。余谓弘治当人才极盛之时，然吏部尚不肯担怨，今日之事又何待言？ 　　王端毅（恕）巡抚云南，不絮僮仆，唯行灶一、竹食罗一，服无纱罗。日给唯猪肉一斤、豆腐二块、菜一把，酱醋皆取主家结状，再无所供。其告示云：欲携家僮随行，恐致子民嗟怨。是以不恤衰老，单身自来，意在洁己奉公，岂肯纵人坏事。人皆录其词而焚香礼之。 　　王端毅巡抚云南回，钱塘吴公（诚）代之。太监钱能遣都指挥吴亮迎宴于平夷。亮回，能问这巡抚比王某何如。亮曰：“这巡抚十分敬重公公，与王某不同。”能微笑曰：“王某只不合与我作对头。不然，这样巡抚只好与他提草鞋。” 　　《南园漫录》曰：王端毅为吏书时，署于门曰：宋人有言，凡仕于朝者，以馈遗及门为耻。受任于外者，以苞苴人都为羞。今动辄曰贽仪，贽仪而不羞于人我，宁不自耻哉？一时帖然无异议，使非真诚积久而孚，亦自不敢书，书之适足以增多口也。余见先后为吏书凡几人矣，竟不敢署门如此，亦各自知也。 　　《南园漫录》曰：弘治初，三原王公为吏书，钧州马公为兵书。同朝王公长马公十岁，及王公以太子太保致仕后，马公以少师兼太子太师为吏书。每对予言及王公，不官不姓不号，但曰老天官。前辈之谦己敬德如此。 　　《南园漫录》云：三原王公为吏书时，天台夏进士（鍭）以省亲违限，例当送问。鍭以为母不服，且以诗风贡郎中钦。时予为主事，钦据法白公，必欲送问。鍭急，因言曰：“必欲问，有死而已。”鍭尝以所为文献公，公甚惜之，命予劝鍭。鍭曰：“果不可免，则以进士还官，长归养母而已。”予解之曰：“子节诚高矣。然已中进士，则不比隐者可行其志。今公惜才好文，故遣某相告。果不服而长归，任子归矣。倘据法行浙江巡按御史提子，顾不惊令堂乎？”夏遂语塞。还以白公，公喜见于色，即遣官持手本引鍭送刑部，又丁宁所遣官善慰谕之。及官回，召予引官面问曰：“鍭去云何？”曰：“送至刑部门外，发叹而易衣进矣。”公微笑曰：“汝在道还使之衣冠乘马否？”官曰：“然。”公又笑谓予曰：“此年少有文而不知法，故当委曲成之。”公于一进士爱惜保护之如此，法亦不少屈也，可谓难矣。 　　孔子曰：“臧文仲其窃位者欤。”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。秦誓言，大臣一无他伎，但休休有容。人之有伎，若已有之，遂能保我子孙黎民。则大臣爱才，岂细故哉？若端毅公者，非但近代之所绝无，虽古人亦以为难矣。以余所见，近来唯顾东桥、马西玄二公，见人有一言一字之可取者，即称誉不绝口。诚有若已有之之意。夏鍭，天台人，号赤城，王石梁先生乡人也，石梁甚重之。尝忆得石梁举其七言律二句云：“双禽自卧青苔巷，一杖惊飞翠竹墙。”此诗亦失之尖新，似南宋人语。惟咏麻姑酒二句云：“紫泥四尺高于躯，使我未饮先愁无。”颇迭荡可诵。大率是有才者，端毅公爱惜而成全之如此。惜东桥、西玄不曾当事，未得行其意耳。二百年来宰相唯杨东里、李西涯肯荐士。故二公之贤声特著，亦是百世不朽之业也。严介溪为南宗伯时，余尝见之，其谦虚爱才之意ㄊ然可掬。及在政府，但以言语诱人，未曾着实举行，或者其夺于小相欤。昔秦桧当国，其子秦熺用事，当时称为小相。大抵骨肉情深，恩能掩义；若不以义自克，能不夺于小相者鲜矣。 　　冢宰耿公（裕）尝曰：吾为礼书时，暮自部归，必经过王三原之门。过必见其老苍头持秤买油于门首。因自念入官至今，初不知买油点也。故每过辄面城墙而行，盖愧之也。时耿方代王为冢宰，而心服其贤如此。余谓此特端毅公之一节，亦其最小者耳。然观人正当于其小者，盖其打点不到处也。只此一事，而王公之清严，耿公之服善，皆前辈之盛事也。今有如三原公者，宁不群诋而讪笑之耶？ 　　张南园云：华容刘东山为兵书时，极意荐才。时张彩为稽勋员外，欲求越次之举。适值北虏火筛张甚，遂以谈兵动刘，刘极推许。余素知彩奸险无学，贪财好色，其谈兵亦妄也，颇不谓然。东山曰：“吾无才而居此，故急于取才耳。”余言就才之中须少有行检，若通无行，恐亦不可任。刘不怿，后竟以佥都御史荐。时泌阳焦公（芳）为吏书，吴郡王公（鏊）为吏侍，灵宝许公（进初）为兵书。焦亦才采，王许固不可，乃止。后彩附刘瑾，起为文选郎中，升佥都御史，即转吏侍，竟以瑾事伏诛。忠宣为张彩所欺，固是一时之误，然其言曰，吾无才处此故急于取才，故是万世之利也。张曲江犹为安禄山所误，于公也何尤？ 　　刘吉丁外艰，诏赍以羊酒宝钞，起复视事如故。吉三上疏辞，托贵戚万喜得不允。陈编修音上书劝其力辞，吉不答。弘治新政，万安尹直以次罢去。吉独不动，倚任尤专。虑科道言之，乃倾身阿结，昏夜款门，蕲免弹劾。建言欲超迁科道，待以不次之位。会诏书举用废滞，吉特为奏升原任给事中贺钦、御史杨珍、部属员外郎林俊。此时吏部已次第拟用，而吉为此以媚众，自是人无复有言之者矣。弘治改元，风雹发自天寿山，毁瓦伤物，震惊陵寝。上戒谕群臣修省，遣官祭告。于是左春坊庶子兼翰林侍读张升疏言，应天之实，当以辅导之臣为先。今天下之人敢怒而不敢言者，以奸邪尚在枢机之地故也。因数吉十罪，且谓李林甫之蜜口剑腹，贾似道之牢笼言路，合而为一，其患可胜道哉。伏望陛下奋发乾刚，消此阴慝，拿送法司，明正其罪，则人心悦而天意回矣。科道交章劾升，指为轻薄小人。上命谪升南京工部员外郎。其同乡何乔新赠以诗曰：“乡邦交谊最相亲，忍向离筵劝酒频。抗疏但求裨圣治，论思端不忝儒臣。自怜石介非狂士，任诋西山是小人。暂别銮坡非远谪，莫将辞赋吊灵均。”由是人目吉为刘■〈米帛〉花，以其耐弹也。吉闻而大怒，或告以出自监中一老举人善诙谐者。吉奏，凡举人监生三次不中者不许会试。其擅威福如此。辛亥九月，上命撰皇亲诰券，吉稽迟俟贿。始恶之，使中官至吉家勒令致仕。吉疏上即允，犹令有司月给米五石，岁拨人夫八名，降敕护之还乡。频行，京城人拦街指曰：“唉，■〈米帛〉花去矣。”升寻被召，擢少詹事。 　　我朝状元以直谏而被谪者三人，罗伦、张升、舒芬也。罗伦论李文达夺情起复，张升论刘吉，舒芬谏武宗南巡。此三人者，真可谓不负大科矣。然三人皆江西，亦奇事也。罗一峰之高风大节，昭如日星；独张舒二公，世或有不知之者，余故表而著之。 　　●卷十史六 　　我朝列圣培养贤才辈出，当宪孝二朝名臣极多，一时如王端毅、马端肃、彭幸庵诸公，皆有物论。独薛文清、刘忠宣、章文懿三公，虽妇人女子皆知其贤，无毫发可议。 　　倪文毅公（岳）弘治中为冢宰，极有风力，诸司畏奉之恐后。自南转北，假一锦衣官之宅以居，以价偿之，坚不肯受。但云有盐在淮上，乞一书与张都堂获支足矣。时在淮上者，张简肃（敷华）也。张得书云：“我知倪冢宰风裁，且吏部外官所宜奉。第某老矣，行且谋归，不能屈法以奉也。”倪大悔沮。吴少君名孺子，能诗，无营无欲，一萧然物外人也，是兰溪人，其言章枫山、唐渔石、方寒溪之事甚详。枫山祖居渡渎，在兰溪城外十五里，后去官家居。过客与上司至兰溪者，必出城访之，至者必留饭。虽鸡肉三四品，枫山力不能备，皆族人营办。每一月凡数次，族人甚苦之。偶有一废尼寺，上司送与为宅。枫山遂徙居城中，唯旧屋数间而已。寺旧有小楼二间，其卑至于碍冠，枫山终日宴坐其中。枫山作文构思，必起坐绕室中行。纱帻数为所触，枫山亦不知。后年八十六，竟哭于斯，别无营构。 　　枫山官止祭酒，后以侍郎尚书起之，皆不应命。家有田二十亩，食指亲丁与家人男妇只十口。每口日食一升，终岁当得米三十六石。金华所收又薄，岁入不谷其半。客来相见者馈赠，因主人从来不受，而来者亦忘致之矣。时常缺米，则以麦屑置粥饭中。吴少君之父名一源，岁贡生，少从学于枫山，有时往见。枫山是大胡子，饭后必拂须而出，麦屑尚沾滞须上，拂拭不尽，吴盖亲见之。章文懿移居城中，宅后有天福山。一日，本县勾摄一罪犯，经文懿门前过，径走入文懿家，从天福山逸去。差人在文懿家作闹，谓藏匿此人。文懿令其自至内中寻索。差人直进文懿卧房内寻，不见，亦从后门上天福山追赶而去。文懿与夫人略不动于色。 　　章文懿之诚朴出于天性。吴少君言其家居每岁请门生二次，清明一次，冬至一次，皆其祭先之福物也。两人共一席，有不至者，文懿自专一席，狼餐而尽。若门生续至，则夫人自来益之。夫人平日与门生皆相见。文懿他时只蔬食。盖文懿初非矫强，亦无意必，其诚朴之性，以为有则吃，无则已，顺其自然，适当如是而止耳。今士宦之家，皆积财巨万，犹营求不已。夫人于禀受之初，其财帛金宝皆有分限。如万斛之舟只可容万斛，更加数斛则沉矣。唐人小说中，有掠剩使之语，言人命中财物皆有定数，少过其数，则天遣一使掠去之，但适满其命中之数而止。夫士夫之意，以为人孰无事，若财货有余，则缓急有济。殊不知今世人亦有散财获福之说。夫散财何以获福，亦只是言人积财太多，过其分限，则冥中之神以横事耗蠹其财。若适满其数，则事亦不至矣。然与其先因事以储财，不若预疏财以弥事。此皆先贤权教，欲人之好义而疏财也。夫读书之人正欲明理，今世士夫读书万卷而独昧于此。有至死而不悟者，吁，可叹哉！ 　　吴少君曰：“兰溪人言我金华深山中，此等人甚多。恐章文懿亦未足为异。”余语之曰：君所谓知其一不知其二也。夫岂谓今世无此辈人？盖人生之初，其本来面目无不如此。但一读书知事，涉于世网，富贵之心一动其中，则无所不至。而本然之初毫发无复存矣。故山中时有此等人。君试言仕宦中如此等者有几人哉？孟子曰：“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。”唯大人而不失赤子之心，此其所以可贵耳。 　　章朴庵名拯，枫山之侄，释褐为给事中，后官至工部尚书，清操淳朴略与枫山等。其致仕回家，有俸余四五百金。枫山知之大不乐曰：“汝此行做一场买卖回，大有生息。”朴庵有惭色。 　　王阳明广东用兵回，经兰溪城下过。时章文懿尚在，阳明往见。在城外即换四人轿，屏去队伍而行。盖阳明在军中用八人轿，随行必有队伍也。至文懿家，阳明正南坐。茶后，有一人跪在庭下，乃文懿门生，曾为广中通判，以赃去官，欲带一功以赎前罪。文懿力为之言，阳明曰：“无奈报功本已去矣。”然本实未行，人以为文懿似多此一节。余谓诚朴之人易为人所欺，然心实无私，言之益见其厚。 　　世之人，大率才大者多阔于拘捡，故杨邃庵、石斋、张罗峰物议甚多。如王晋溪者，世遂以小人目之，然其才固不可掩也。 　　朱玉峰（希周）状元登第，为南京吏部尚书。适当考察期，时张罗峰当国。有欲庇者三人，欲去者二人，托人喻意于玉峰。玉峰不听，但以己意行之。考察后，罗峰言南京考察不公，令从公再考。玉峰即上疏言：“臣备员南吏部已四年矣。南吏部职业，唯考察一事最为重大。故臣自到任以来，即留心体察，颇得其实。今命臣从公再考，则是臣四年留心者未必可信。若一时所访者又岂能尽公，显是臣之不职。乞即罢臣，别委一贤明者任之。则庶无亏损于圣政。”即解官去。余昔在衡山斋中，适玉峰来访衡山。余在屏后窃窥之，见其言若不出口，步履蹜蹜如有循。盖恂恂一长厚君子也。其当事之时，刚毅如此，乃知仁者固有勇哉。 　　衡山常对人言，我辈皆有过举，惟玉峰混然一纯德人也。 　　林见素嘉靖初再起为刑部尚书。方到京，适文衡山应贡而至。见素首造其馆，遍称之于台省诸公。时乔白岩为太宰，素重见素，乃力为主张，授翰林待诏。见素曰：“吾此行为文徵仲了此一事，庶不为徒行矣。” 　　吴匏庵为吏部侍郎时，苏州有一太守到京朝觐。往见匏庵，匏庵首问太守曰：“沈石田先生近来何如？”此太守元不知苏州有个沈石田，茫无所对。匏庵大不悦曰：“太守一郡之主，郡中有贤者尚不能知，余何足问。”此犹是盛朝事。若在今日，则举朝讪笑，以为迂妄不急矣。 　　祖宗以来最重国学。慎选贡徒，文行兼备者，积分自广业堂升至率性堂，即得铨选京职，方面与进士等。洪武乙丑，会试下第举人与赴礼部不及试，及辞乙榜不就职者，皆得入监。永乐初，翰林庶吉士沈升建言：滥预中试者，近年数多，宜加精选，方升国学。盖亦选俊法也。景泰改元，诏以边圉孔棘。凡生员纳粟上马者许入监，限千人而止。然不与馔饩，人甚轻之。成化己丑，进士安邑张璲当在首甲，以援例抑置二甲第一。成化甲辰，山西陕西大饥，复令纳粟入监。两阅月放回依亲。有告原自备薪米寄监读书者听，寻令监生年二十五岁以上方准食粮收拨，其省费如此。丘文庄以礼侍掌监事，季考以南城罗玘为首，曰：“此解元才也，取之者其惟李宾之程克勤乎。”是年丙午京闱果二公主文柄，论题仁者与物为体。玘以无我则视天下无非我立说，理既明畅，词亦奇古，参以前后场俱称，遂置首选，连第入史馆，文名震海内，于是援例之士增价矣。 　　许仲贻（谷）言，东桥在承天督工时，尝以事至京。介老设燕待之。是日许适至介老家，介老语许曰：“今日请东桥，无人可陪席。子是其门生，可在此一坐。”俄而东桥至，介老南面设一席在堂之中，北面设一席在堂之左，偏侧设一席。东桥略不请主人迁席相对，既入坐。东桥嫌酒冷不堪饮，主人命取热酒。酒至，东桥又嫌太热，指顾挥霍，不知有主人。而主人执礼愈恭，一则能笃于下贤，一则能不怵于贵势。当时盖两贤之。 　　南京顾横泾（■〈王垔〉）字英玉，乃东桥之弟，亦有文章，登正德甲戌进士，有重名。为南京兵部武库郎中，格去徐东园锦衣卫带衔之俸。有一兵官缘事在部，亦亲家也。托其尊公一言，横泾重加谴责，立正其罪。在官清严之极，豪发无所私。其先家业亦厚，有槽坊二处，然自奉颇丰。其侄孙孝常云：吾家叔祖每日厨中如乾饭水饭糜粥之类无一不备。唯其所指，历官数年，卖来用尽。后以宪副致仕家居。去官后，惟居临街一小楼，匾寒松斋，训蒙童数人以自给。霍渭厓是其同年，为南京礼部尚书。拆毁无名庵观，怜其贫，以废寺田百亩资之，坚拒不纳。有时绝粮，东桥周以斗斛，亦不肯受。东桥日有燕席，绝足不往。有邻家二老人，其小时朋友也。隔数日则召之来，略备蔬蔌，三人相对，尽三四坛而去。 　　今言中载万治斋勘处湖广山夷疏，甚得夷人情状，可著令甲，以为南方用兵者之戒。 　　今言论崔后渠、王浚川二公，朱象玄摘二事议之。余谓后渠淳朴天至，终瑕不掩瑜。若浚川唐神仙一事，诚凤德之衰也。 　　吴官童，译使也。正统十三年使虏，拘为奴。十四年英宗蒙尘，官重闻之泣。方为人牧放，适也先至，叩马以故谕之。久之，也先下马曰：“尔识若君耶？”官童曰：“我君岂有不识者？”于是令从者引见上。上曰：吴某至，吾无忧也。相对泣。官童因告也先，吾中国为君者甚众。失一君复立一君，执之何为，时英庙与也先不曾相见，盖未有定其礼者。官童复以理谕也先曰：尔父某年来朝受某赐，某年又受某赐，尔亦臣也，岂可为宾主礼？也先设五拜稽颡，复进膳。英庙饮而赐其余，也先饮之，如是者三。也先以车载其妹为英庙配，问于官童，曰：“焉有万乘君而为胡婿耶？后史何以载？”却之则拂其情，乃绐之曰：“尔妹，朕固纳之，但不当为野合。待朕还中国，以礼聘之。”也先乃止。又选胡女数人荐寝，复却曰：“留俟他日为尔妹从嫁，当以为嫔御。”也先益加敬。我朝译使中乃有此人。 　　北京功德寺后宫，像设工而丽。僧云：正统时张太后尝幸此，三宿乃返。英庙尚幼，从之游。宫殿别寝皆具。太监王振以为后妃游幸佛寺非盛典也，乃密造此佛。既成，请英庙进言于太后曰：“母后大德，子无以报，已命装佛一堂，请致功德寺后宫，以酬厚恩。”太后大喜，许之，复命中书舍人写金字藏经置东西房。自是太后以佛及经在，不可就寝，遂不复出幸。当时名臣尚多，而使宦者为此，可叹也。 　　阿丑，乃钟鼓司装戏者，颇机警，善谐谑，亦优旃敬新磨之流也。成化末年，刑政颇弛。丑于上前作六部差遣状，命精择之。既得一人，问其姓名，曰：“公论。”主者曰：“公论如今无用。”次得一人，问其姓名，曰：“公道。”主者曰：“公道亦难行。”最后一人曰“胡涂”，主者首肯曰：“胡涂如今尽去得。”宪宗微哂而已。若宪宗因此稍加厘正，则于朝政大有所补。正太史公所谓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，则滑稽其可少哉？惜乎宪庙但付之一哂而已。若在今日，则胡涂亦无用处，唯佻狡躁竞者乃得进耳。 　　●卷十一史七 　　乙卯年，倭贼从浙江由严衢过饶州，历徽州宁国太平而至南京，才七十二人耳。南京兵与之相对两阵，杀二把总指挥，军士死者八九百，此七十二人不折一人而去。南京十三门紧闭，倾城百姓皆点上城，堂上诸老与各司属分守各门，虽贼退尚不敢解严。夫京城守备不可谓不密，平日诸勋贵骑从呵拥交驰於道，军卒月请粮八万，正为今日尔。今以七十二暴客扣门，即张皇如此，宁不大为朝廷之辱耶？ 　　倭贼既杀败官兵，此日即宿於板桥一农家。七十二人皆酣饮沉睡。此农家与顾彭山太常庄邻并，其庄上人亲见之。此时若有探细人侦知其实，当夜遣一知事将官，潜提三四百人而往，可以掩杀都尽。但诸公皆不知兵，闻贼至则盛怒而出。一有败衄则退然沮丧，遁迹匿影唯恐不密。殊不知一胜一负乃兵家之常，古人亦有因败而为功者，此正用计之时也。而乃甘於自丧，何耶？且又不用细作，全无间谍，遇着便杀，杀败即退，不知是何等兵法也。 　　甲寅乙卯年，倭子已焚劫常州，传言欲窥南京。京城震恐。有言丹阳为南京咽喉之地，南京之守，守在丹阳，须筑一坚城以扼之。余曰：此所谓知其一不知其二也。夫丹阳之所以有关於南京要害者，使丹阳有城。贼人攻丹阳城不下，必不敢越之而至南京。何也？恐丹阳兵之蹑其后也。苟不得丹阳城，越之而来，则南京兵当其前，丹阳兵蹑其后，句容出一兵捣其中，此之谓腹背受敌，兵家所忌，乃必败之道也。故能遥为南京声援，譬如倭子越嘉兴而至苏州，使苏州兵迎敌，嘉兴兵蹑之，吴江兵从而捣之。则岂能如此得志哉？今贼至嘉兴，嘉兴坚闭城门。兴之一战城下，任其过去，则吴江苏州当其冲，嘉兴方安坐相庆以为无事矣。若但如此，则丹阳虽有城，亦何益於南京胜负之数哉？然此等调度全在总督，而当事诸公曾无一人及此者。可叹可叹！ 　　倭寇既去之后，司寇景山钱公在大理。余与之言曰：夫倭寇之来，大江之外有三路可达南都。从常镇来，则句容其一路也；从宜兴来，则秣陵关其一路也；从太平而来，则江陵镇其一路也。夫古之用兵须得地利。今参赞与守备诸公，当亲至其处相度地形，如某处可以屯兵，某处可以会战，某处可以设伏，皆默识於心。倘一日有警，则差某将官豫先提兵扎营於某处拒敌，某将官於某处策应，某将官於某处设伏。待其既至，则与之争利。先占山头，则我为主，彼为客。我以逸，彼以劳。所以制敌者在我矣。万一不利，则策应兵与伏兵俱起，左右合击，此兵法之至要，而我之所谓庙胜者盖不越此。今必待敌人既至，然后遣兵出城。猝然而遇，即与合战，夫猛虎食人，使其人神全，虎必不能伤。若忽与虎遇，苟非至人，神未有不去者，神去而虎始能食之矣。今出战之兵，气未及定，猝与敌遇，神安得不去？神去则万万必败，又岂待智者而后知耶？公当可言之地，可与当事诸公一言之。景山果白之诸公，后亦颇用其说。余初不知之，一日偶见守备何太监，余谢山田舍即何太监旧庄也。何云：“公庄上杨树何萧疏若此？”余云：“公无事不出城，何由见之？”何云：“前日与诸公看埋伏耳。”夫既谓之伏，当使人不得知之，但宜托以游行，潜觅其处，岂可显言於众曰：“吾往寻设伏虎耶。”谓之机务，恐不如此。 　　张蒙溪在参赞时，颇好兴建。其所置振武营，后遂启黄林原之变。其他如仙鹤营望江楼等处，所费动以数十万计。然使一朝有事，实分毫无补於朝廷，无救於地方。又以南都形势与各营垒刻一石碑以传，中国刻城南十二伏，城东十二伏，城北十二伏。刻成，江荆石以一本见遗。余语荆石曰：“老子云：‘国之利器，不可以示人’。昔唐太宗征高丽，命元万顷为檄文，檄中有不知守鸭绿之险之语。高丽既移兵守鸭绿江，兵不得渡。太宗遂贬谪万顷。夫谓之曰伏，当使鬼神亦不得而知，顾可传刻以示人耶？公在部中，当即白之，亟毁其石，无贻有识者之诮。”江亦不言。石至今存。此岂虞诩增灶之意，盖有余者示之不足，不足者示之有余。诸公或自有见，然非愚陋者之所知也。 　　甲寅岁，倭寇到柘林，即以余兄弟三家为巢穴，屯扎将一年。本地方劫掠既尽后，往嘉兴湖州劫掠。空巢而出，去旬日复归。府县闻之，即遣人纵火，而三家百年营构尽付烈焰矣。初报至南都，舍弟颇不平，余意色恬然。盖此宅既为倭寇所据，已非我之所有。若烧去房室，彼不能驻足，必往他处，则此处田土尚有人耕种，不然则方将安居乐业於此。而居民远避，田卒污莱，宁有穷已时耶？顾不如烧之为愈。但当事诸公不能烧於倭贼方在之时，而乃烧於倭贼既去之后，此则深为可忿耳。 　　陆五台从总督幕中回，余问之曰；“倭贼之在柘林与在周浦寺中者屯住甚久，不知其亦有斥候否？夜中亦令人巡警否？四周设绊索响铃否？”云皆无之。余以为使当事者用计，周遭以铁蒺藜密布，命细作二三人深夜入贼中举火。大军在二里外但鸣锣发喊，则此辈惊动自相攻击，可以歼尽矣。夫山林险阻不以屯兵，正防火攻也。岂有贼住在人家淹顿日久，不知用计焚之，但欲白日与之较力，几何其不败衄也哉？ 　　张半洲为总督时，余尝条列数事。时选部属为赞画，仪制郎中盛南桥亦在选中。条列中有肃威刑一事，曰总督受命出师，朝廷给与旗牌。正欲假以生杀之柄，今逗挠军机与临阵畏缩，未闻有斩一人以徇者，如此而欲致胜难矣。盛即吐其舌曰：“乃欲使我辈杀人耶。”殊不知杀一人乃所以全千万人也。今独惜败残数十卒，而不念东南被杀者数千万人，此数千万人独非民命乎？可叹可叹！ 　　陆五台自赞画幕中返南都，余戏之曰：“公平昔论兵，智略辐辏，此行何寂寂如此。”五台言：“总制公初不令吾辈画策。”余问然则要公辈何用，曰终日只理会处文移耳。昔日李文饶因维州之事造筹边楼，终日上楼计筭敌人。无论用兵，即今人有构讼者，遇一硬对头，则梳头也计筭此对头，吃饭也计筭此对头，岂有工夫管闲事？况用兵乃朝廷大事，地方之得失百姓之存亡所系，岂有不专心计筭敌人，而终日理会文移哉？文移纵理会得甚详密，亦何益於胜败之数？则无怪乎总制诸公愤事之接踵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