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友斋丛说 - 第 2 页/共 26 页

管仲请桓公救邢，引《诗》曰：“岂不怀归。畏此简书。”简书，同恶相恤之谓也。 　　晋立夷吾。秦伯问公孙枝曰：“夷吾其定乎？”对曰：“臣闻之，惟则定国。”《诗》曰：“不识不知，顺帝之则。”文王之谓也。又曰：“不僭不贼，鲜不为则。”无好无恶不忌不克之谓也。 　　宋人围曹。子鱼曰：文王闻崇乱而伐之，三旬不降，退修教而复伐之，因垒而降。《诗》曰：“刑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御于家邦。” 　　邾人出师，鲁不设备。臧文仲曰：“国虽小，不可易也。”《诗》曰：“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”又曰：“敬之敬之，天维显思，命不易哉。” 　　鲁跻僖公，传引《鲁颂》曰：“春秋匪解，享祀不忒。皇皇后帝，皇祖后稷。”君子曰：“礼谓其后稷亲而先帝。”《诗》曰：“问我诸姑，遂及伯姊。”君子曰：“礼谓其姊，亲而先姑。” 　　北宫文子相卫襄公如楚。过郑，印段廷劳于棐林。冯简子与子太叔逆客。事结而出，言于卫侯曰：“郑有礼，其数世之福也。”《诗》曰：“谁能执热，逝不以濯。”礼之于政，如热之有濯也。 　　秦伯伐晋，自茅津济，封殽尸而还，遂霸西戎。用孟明也，秦穆之为君也，举人之周也，与人之一也。孟明之臣也，其不解也，能惧思也。子桑之忠也，其知人也，能举善也。《诗》曰：“于以采蘩，于沼于沚。”于以用之，公侯之事，秦穆有焉。夙夜匪解，以事一人，孟明有焉。贻厥孙谋，以燕翼子，子桑有焉。 　　孟明败于殽。左右曰：“孟明之罪，必杀之。”秦伯曰：“是孤之罪也。芮良夫之诗曰：‘大风有隧，贪人败类。听言则对，诵言如醉。匪用其良，覆俾我败。’贪故也。孤实贪以祸夫子，夫子何罪？”复使为政。子产以诸侯之币重，寓书于范宣子曰：“德，国家之基也。有基无坏，无亦是务乎？有德则乐，乐则能久。”《诗》云：“乐只君子，邦家之基。有令德也夫。上帝临女，无贰尔心。有令名也夫。” 　　周室有王子朝之难。郑伯如晋，子太叔见范献子曰：“今王室实蠢蠢焉，吾小国惧矣。吾子其早图之。”《诗》曰：“瓶之罄矣，维罍之耻。”王室之不宁，晋之耻也。献子惧，而与范宣子谋之。 　　子产有疾，谓子太叔曰：“我死，子必为政。惟有德者，能以宽服民；其次莫如猛。”及子太叔为政，不忍猛而宽。郑国多盗，兴师徒而尽杀之，盗少止。仲尼曰：“善哉，政宽则民慢。慢则纠之以猛，猛则民残。残则施之以宽，宽以济猛，猛以济宽，政是以和。”《诗》曰：“民亦劳止，汔可小康。惠此中国，以绥四方。”施之以宽也，毋纵诡随。以谨无良，惨不畏明，纠之以猛也。柔远能迩，以定我王，平之以和也。又曰：不竞不练，不刚不柔。布政优优，百禄是遒，和之至也。 　　齐侯与晏子坐于路寝，曰：“美哉室，其谁有此乎？”晏子曰：“如君之言，其陈氏乎。”陈氏厚施焉，民归之矣。《诗》曰：“虽无德与女，式歌且舞。”陈氏之施，民歌舞之矣。 　　鲁昭公卒于乾侯。赵简子问于史墨，墨曰：“鲁君既从其失，季氏世修其勤，民忘君矣。社稷无常奉，君臣无常位，自古以然。”故《诗》曰：“高岸为谷，深谷为陵。三后之姓，于今为庶。”主所知也。 　　郑驷歂杀邓析，而用其竹刑。君子谓子然于是不忠。苟有可以加于国家者，弃其邪可也。“静女”之三章，取彤管焉。干旄何以告之，取其忠也。故用其道，不弃其人。《诗》云：“蔽芾甘棠，勿剪勿伐，召伯所茇。”思其人，犹爱其树，况用其道，而不恤其人乎？ 　　《左氏传》所载，凡列国之大夫聘问邻国者，其主宾于燕享之际，各称诗以明志。余爱其辨而雅也，录之以列于左方。 　　鲁文公与晋侯盟。晋侯享公，赋“菁菁者莪”。庄叔以公降拜，曰：“君贶之以大礼，何乐如之？”抑小国之乐，大国之惠也。晋侯降辞，登成拜。鲁公赋嘉乐。 　　晋公子重耳至秦，秦公享之。子犯曰：“吾不如衰之文也，请使衰从。”公子赋“河水”，公赋“六月”。赵衰曰：“重耳拜赐”。公子降拜，公降一级而辞焉。衰曰：“君称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，重耳敢不拜？” 　　季文子如宋致女，复命。鲁公享之，赋“韩奕”之五章。穆姜出拜曰：“大夫不忘先君，以及嗣君，施及未亡人。敢拜大夫之重勤。”又赋“绿衣之卒”章而入。 　　卫宁武子聘鲁，公与之宴，赋“湛露及彤弓”，武子不辞，又不答赋。使行人私焉，对曰：昔诸侯朝王，王宴乐之。于是乎赋“湛露”，则天子当阳，诸侯用命也。诸侯敌王所忾而献其功，王于是乎锡之彤弓一彤矢百弓矢千，以觉报宴。今陪臣来继旧好，君辱贶之，其敢干大礼以自取戾？ 　　范宣子聘鲁，告用师于郑。公享之。宣子赋“摽有梅”，季武子曰：“谁敢哉？今譬于草木，寡君在君，君之臭味也。欢以承命，何时之有？”武子赋“角弓”，宾出。武子赋“彤弓”，宣子曰：“城濮之役，我先君文公献功，受彤弓于襄王，以为子孙藏匄也。先君守官之嗣也，敢不承命？”君子以为知礼。 　　晋伐秦，使六卿帅诸侯之师以进。及泾不济，叔向见叔孙穆子。穆子赋“匏有苦叶”，叔向退而具舟。鲁公如晋，谋郑也。公还，郑伯与公宴于棐。子家赋“鸿雁”，季文子曰：“寡君未免于此。”文子赋“四月”，子家赋“载驰”之四章。文子赋“采薇”之四章，郑伯拜，公答拜。 　　穆叔如晋聘，且言齐故。见中行献子赋“圻父”，献子曰：“偃知罪矣，敢不从执事？”以恤社稷，而使鲁及此。见范宣子，赋“鸿雁之卒”章。宣子曰：“匄在此。敢使鲁无鸠乎？” 　　季武子如晋拜师，晋侯享之。范宣子为政，赋“黍苗”，季武子兴，再拜稽首曰：“小国之仰大国也，如百谷之仰膏雨。若常膏之，其天下辑睦。岂惟敝邑。”赋“六月”。 　　齐及晋平，穆叔会范宣子于柯。穆叔见叔向，赋“载驰”之四章，叔向曰：“匄敢不承命。” 　　齐侯郑伯为卫侯故如晋，晋侯兼享之。晋侯赋“嘉乐”，国景子相齐侯赋“蓼萧”。子展相郑伯赋“缁衣”，叔向命晋侯拜二君曰：“寡君敢拜齐君之安，我先君之宗祧也，敢拜郑君之不贰也。”国景子又使晏平仲私于叔向，叔向以告晋侯。晋侯言卫侯之罪，使叔向告二君。国子赋“辔之柔矣”，子展赋“将仲子兮”，晋侯乃许归卫侯。 　　郑伯享赵孟于垂陇，子展、伯有、子西、子产、子太叔、二子石从。赵孟曰：“七子从君，以宠武也。请皆赋‘以卒君贶’，武亦以观七子之志。”子展赋“草虫”，赵孟曰：“善哉，民之主也。抑武也不足以当之。”伯有赋“鹑之贲贲”，赵孟曰：“床笫之言不俞阈，况在野乎？非使人之所得闻也。”子西赋“黍苗”之四章，赵孟曰：“寡君在，武何能焉？”子产赋“隰桑”，赵孟曰：“武请受其卒章。”子太叔赋“野有蔓草”，赵孟曰：“吾子之惠也。”印段赋“蟋蟀”，赵孟曰：“善哉，保家之主也，吾有望矣。”公孙段赋“桑扈”，赵孟曰：“匪交匪敖，福将焉往，若保是言也，欲辞福禄得乎？”卒享。文子告叔向曰：“伯有将为戮矣。诗以言志，志诬其上，而公怨之，以为宾荣，其能久乎？”叔向曰：“然已侈，所谓不及五稔者，夫子之谓矣。”文子曰：“其余皆数世之主也。”子展其后亡者也。在上不忘降，印氏其次也。乐而不荒，乐以安民，不淫以使之，后亡不亦可乎？楚令尹享赵孟，赋“大明”之首章，赵孟赋“小宛”之二章。享毕，谓叔向曰：“令尹自以为王矣”。 　　赵孟叔孙豹曹大夫入于郑，郑伯兼享之。子皮戒赵孟，赵孟赋“匏叶”。子皮遂戒穆叔，且告之。穆叔曰：“赵孟欲一献，子其从之。”子皮曰：“敢乎？”穆叔曰：“夫人之所欲也，又何不敢。”及享，具五献之笾豆于幕下。赵孟辞，私于子产曰：“武请于冢宰矣，乃用一献。”赵孟为客，礼终乃宴。穆叔赋“鹊巢”，赵孟曰：“武不堪也。”又赋“采蘩”，曰：“小国为蘩，大国省穑而用之，其何实非命。”子皮赋“野有死麕”之卒章，赵孟赋“棠棣”，且曰：“吾兄弟比以安，庞也可使无吠。”穆叔子皮及曹大夫兴拜，举兕爵曰：“小国赖子，知免于戾矣。”饮酒乐，赵孟出，曰：“吾不复此矣。” 　　韩宣子起为政，聘鲁，公享之。季武子赋“绵”之卒章，宣子赋“角弓”，武子拜曰：“敢拜子之弥缝敝邑。”武子赋“节”之卒章，既享。宴于季氏“有嘉树焉”，宣子誉之。武子曰：“宿敢不封殖此树，以无忘角弓。”遂赋“甘棠”，宣子曰：“起不堪也，无以及召公。”遂聘卫，卫侯享之。北宫文子赋“淇澳”，宣子赋“木瓜”，郑六卿饯韩宣子于郑。宣子曰：“二三君请皆赋，起亦以知郑志。”子齹赋“野有蔓草”，宣子曰：“孺子善哉，吾有望矣。”子产赋“羔裘”，宣子曰：“起不堪也。”子太叔赋“褰裳”，宣子曰：“起在此，敢勤子至于他人乎。”子太叔拜，宣子曰：“善哉，子之言是。不有是事，其能终乎？”子游赋“风雨”，子旗赋“有女同车”，子柳赋“兮”，宣子喜曰：“二三子以君贶起，赋不出郑志，皆昵燕好也。二三君子，皆数世之主也。可以无惧矣。”宣子皆献焉，而赋“我将”。 　　小邾穆子朝鲁，公与之燕。季平子赋“采菽”，穆子赋“菁菁者莪”，昭子曰：“不有以国，其能久乎？”吴伐楚，申包胥如秦乞师，立依于庭墙而哭，日夜不绝声，勺饮不入口。七日，秦哀公为之赋“无衣”，包胥九顿首而坐，秦师乃出。 　　《传》曰：九能可以为大夫。其一曰：登高能赋。当春秋时尚未有赋，亦未必人人作诗，即如前之所赋是也，盖但以明志而已。 　　《春秋经》如公谷胡氏之传，特孔子书法之发明耳。若晋楚齐鲁郑卫之事，皆赖左氏作传，而孔子之经始有着落。故孔子称秦王，丘明称素臣，不虚也。虽其言诸侯之威仪言语，其徵应有若卜筮然，故韩子以浮夸病之。然孔子所谓其事则齐桓晋文，而齐桓晋文之事所以得传于后世者，皆左氏之功也，岂诸传可得而并哉？然汉初唯用公谷，至刘歆移书太常，而《左传》始列于学官。 　　《礼记》一书，后人疑其出于汉儒附会，若“檀弓经”解诸篇是也。即“檀弓”所载，如孔子闻伯高之丧曰：“师，吾哭诸寝。朋友，吾哭诸寝门之外。所知，吾哭诸野。于野则已疏，于寝则已重，夫由赐也见我，吾哭之赐氏。”遂命子贡为之主而哭之，曰：“为尔哭也。”来者拜之，知伯高而来者勿拜也。又，子上之母死而不丧。门人问诸子思，子思曰：“为伋也妻者，是为白也母。不为伋也妻者，是不为白也母。”只此两节，不但文章之妙非后人可及，求之典礼，亦岂后人所能议拟哉？ 　　《经解》，世疑其非本《经》，或后人所撰。然所论诸《经》要旨，亦恐非后人所能道。纵出于汉儒，当时必有所本，必非出于凿空杜撰者。诸篇不能尽述，聊举此以例之耳。 　　古人言“仪礼”为《经》，《礼记》为《传》，岂有废《经》而《传》单行者乎？则仪礼何可不列于学官？ 　　张南园曰：予为稽勋员外时，江夏刘主事绩以陈■〈白浩〉《礼记》集说涂去什四，因与之议，其说良是。后孙九峰知之，谓予曰：“陈说朝廷已颁降天下，不可以刘言改易语人也。”予遂弃之。今追思其言，诚有补陈之不足正陈之舛误者，只缘刘狂诞自高，又制行不捡，任情放言，不久遂出守镇江府。镇江府仍不率矩度，遂去官。而其说礼之善，人不及知。而予亦遂忘之矣。 　　《谈苑醍醐》云：《一统志》载刘有年沅州人，洪武中为监察御史。永乐中上《仪礼逸经》十八篇，则知古《经》之残缺多矣，不知有年何从得之。意者圣经在世，如日月终不可掩耶。然当时庙堂诸公，不闻有表章传布之请。今求内阁，亦不见其书。出非其时，亦此书之不幸。今人大言动笑汉唐，汉唐求逸书，赏之以官，购之以金。焉有见此奇书而付之漠然者乎？世之重经学者，如升庵者可多得乎？《谈苑醍醐》云：《礼记》“聘义说玉”云：“孚尹旁达，信也。”郑注：“孚，一作姇，尹，读竹箭有筠之筠。盖谓玉之滑泽如女肤，致密如筠膜也。”陈■〈白浩〉云：“孚，正也，尹。亦正也。按《尔雅》，尹，正也。”邢昺谓《尔雅》为解诗而作，则所谓“尹，正”也，以解“赫赫师尹”则合。若借以解“孚尹”，何异指白犬以为羊，捉黄牛而作马乎？甚矣，陈■〈白浩〉之不通文理也。 　　朱子作诸经传注，尽有说理精到处。若《书经》注出于蔡沈，《礼记》注出于陈灏，其何可尽去古注而独行之耶？ 　　《诗经》有吕东莱读诗记，世有刻行本，学者亦宜参看。 　　高皇帝以《尚书》咨羲和与唯天阴骘下民二简，蔡沈注误，命礼部试右侍郎张智与学士刘三吾改为《书传会选》，劄示天下学子。 　　今之学者易于叛经，难于违传，宁得罪于孔孟，毋得罪于宋儒。此亦可为深痼之病，已不可救疗矣，然莫有能非之者。 　　子见南子章，栾肇曰：“见南子者，时不获已。犹文王之拘诱里也。天厌之者，言我之否屈，乃天命所厌也。”蔡谟曰：“矢，陈也，夫子为子路陈天命也。”《论语》正义曰：寂然至无，则谓之道。离无入有而成形器，是为德业。 　　●卷三经三 　　太祖时，士子经义皆用注疏，而参以程朱传注。成祖既修五经四书大全之后，遂悉去汉儒之说，而专以程朱传注为主。夫汉儒去圣人未远，学有专经，其传授岂无所据？况圣人之言广大渊微，岂后世之人单辞片语之所能尽？故不若但训诂其辞而由人体认，如佛家所谓悟入，盖体认之功深，则其得之於心也固。得之於心固，则其施之於用也必不苟。自程朱之说出，将圣人之言死死说定，学者但据此略加敷演，凑成八股，便取科第，而不知孔孟之书为何物矣。以此取士，而欲得天下之真才，其可得乎？呜呼！ 　　朝廷求士之心，其切如此，而有司取士之术，其乖如彼。余恐由今之日以尽今之世，但用此辈布列有位，而欲致隆古之治，是犹以鸩毒愈疾，日就羸惫，必至于不可救药而后已耳。呜呼！惜哉。杨升庵云：《注疏》所称先郑者，郑众也。后郑者，郑玄也。观《周礼》之注，则先郑与后郑十异其五。刘向治《春秋》主《公羊》，刘歆主《左氏》，故有父子异同之论。由是观之，汉人说经，虽大亲父子，不苟同也。孔子以一贯传道，而曾子以忠恕说一贯。曾子受业孔子作《大学》，而子思受业曾子作《中庸》，则知圣贤虽师弟子，亦不苟同也。今言学者摭拾宋人之绪言，不究古昔之妙论，始则尽扫百家而归之宋人，又尽扫宋人而归之朱子。谓之因陋就简则有之，博学详说则未也。噫，曾子、子思吾不得而见之矣，安得二郑二刘而与之论经术哉？ 　　近时之人皆言祖宗以经义取士，恐不足以尽天下之才。又以为作古诗文甚难，经义直浅浅耳，此大不然。盖经义皆圣人精微之蕴，使为古诗文，则稍有聪明之人，略加{隐木}括，便能成章。若圣人之言，非有待于蕴藉真积之久，其何能以措一辞乎？况必有待于蕴藉真积，则利根之人，沉郁既久，化轻俊为敦厚。钝根之人，磨砺已深，矫颓惰为奋迅。故贤智者不见其有余，愚不肖者不见其不足。盖以养天下之才，正欲得其平而用之。愚以为自汉以后，取士之科莫善于此。但今读旧文字之人，一用，则躁竞之徒一切苟且以就功名之会。而体认《经》、《传》之人，终无可进之阶。祖宗良法美意遂天渊矣，其流之弊一至于此，痛哉痛哉！ 　　南京道中，每年有印差道长五人，例有赃罚银数千。丁巳年，屠石屋叶淮源管印差，要将赃罚银送国子监刻书，因见访及。尔时朱文石为国子司业，余与赵大周先生极力怂恿，劝其刻《十三经注疏》。此书监中虽有旧刻，然残阙已多，其存者亦皆模糊不可读。福州新刻本复多讹舛，失今不刻，恐后遂至漫灭，所关亦不为小。诸公皆以为是。大周托余校勘，余先将《周易》校毕，方校《诗》、《书》二经。适文石解官去，祭酒意见不同，将此项银作修《二十一史》板费去，其事遂寝。 　　夫用传注以剿取科第，此犹三十年前事也，今时学者，但要读过经书，更读旧文字千篇，则取青紫如俯拾地芥矣。夫读千篇旧文，即取青紫，便可荣身显亲，扬名当世。而体认圣《经》之人，穷年白首，饥冻老死，迄无所成。人何不为其易且乐，而独为其难且苦者哉？人人皆读旧文，皆不体认经传，则五经四书可尽废矣。呜呼！有天下之责者，可不痛加之意哉！ 　　余在南都时，尝与赵方泉督学言，欲其分付上江二县，将书坊刻行时义尽数烧除。仍行文与福建巡按御史，将建宁书坊刻行时义亦尽数烧除。方泉虽以为是，然竟不能行，徒付之空言而已。 　　有司以近来学者全不理会经传，但读旧文字以取科第，近闻欲专以后场策论为主。呜呼！是见树木之枝干蠹蚀便欲拔其本根而去之。殊不知拔去本根，则枝干将曷从生哉？夫经术所以经世务，故经术，本根也。世务皆由此出，不由经术而求世务之当，得乎？故今时但当严立科禁，一切学者有应台试省试者，凡用旧文字之人，痛加黜罚。如能体贴圣人旨意，虽行文或未尽善，亦须曲为褒举。庶几可以挽回此风。然今之主司，未必非读旧文字之人，又安得此理会经传者而为之辨识哉？ 　　我朝留心经术者，有杨文懿、程篁墩、蔡虚斋、章介庵诸人。 　　余以为《十三经注疏》板头既多，一时工力恐难猝办。但得将古注《十三经》刻行一部，则大有功于圣学，而于圣朝政治不为无补；且亦可以嘉惠后学，其费不上一二百金。但得一有意太守，便可了此。惜无可与谋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