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友斋丛说 - 第 20 页/共 26 页
画之品格，亦只是以时而降。其所谓少韵者，盖指南宋院体诸人而言耳。若李范、董巨，安得以此少之哉？
●卷二十九画二
元人之画，远出南宋诸人之上。文衡山评赵集贤之画，以为唐人品格。倪云林亦以高尚书与石室先生东坡居士并论。盖二公神韵最高，能洗去南宋院体之习。其次则以黄子久、王叔明、倪云林、吴仲圭为四大家。盖子久、叔明、仲圭皆宗董巨，而云林专学荆关。黄之苍古，倪之简远，王之秀润，吴之深邃，四家之画，其经营位置气韵生动无不毕具。即所谓六法兼备者也。此外加陈惟允、赵善长、马文璧、陆天游、徐幼文诸人，其韵亦胜，盖因此辈皆高人，耻仕胡元，隐居求志，日徜徉于山水之间，故深得其情状。且从荆关董巨中来，其传派又正，则安得不远出前代之上耶？乃知昔人所言，一须人品高，二要师法古，盖不虚也。
余家所藏赵集贤画，其醉道图是临范长寿者。上有诗题，真可与唐人并驾，惜破损耳。其天闲五马图临李龙眠，真妙绝，精神完整，且是大轴，至宝也。又有秋林曳杖图，一人曳杖逍遥于茂树之下，其人胜韵出尘，真是其兴之所寄。有画梅花一幅，是学杨补之者，兼得梅之标格。其他如大士像二轴，竹石一幅，皆有神韵，非画工所能到也。
衡山评画，亦以赵松雪、高房山、元四大家及我朝沈石田之画，品格在宋人上，正以其韵胜耳。况古之高人兴到即着笔涂染，故只是单幅，虽对轴亦少。今京师贵人动辄以数百金买宋人四幅大画，正山谷所谓以干金购取者，纵真未必佳，而况未必真乎？
元人又有柯丹丘（九思），台州人，槎芽竹石，全师东坡居士。其大树枝干皆以一笔涂抹，不见有痕迹处。盖逸而不逸，神而不神，盘旋于二者之间。不可得而名，然断非俗工所能梦见者也。
余家有倪云林所作树石远轴，自题云：尝见常粲佛因地图，山石林木皆草草而成。迥有出尘之格，而意态毕备。及见高仲器郎中家张符水牛图，枯柳岸石亦率意为之，韵亦殊胜。石室先生东坡居士所作树石，正得此也。近世惟高尚书能领略之耳。余虽不敏，愿彷象其高胜，不敢盘旋于能妙之间也。其庶几所谓自然者乎。
夫画家各有传派，不相混淆。如人物，其白描有二种，赵松雪出于李龙眠，李龙眠出于顾恺之，此所谓铁线描。马和之、马远则出于吴道子，此所谓兰叶描也，其法固自不同。画山水亦有数家，关仝、荆浩其一家也，董源、僧巨然其一家也，李成、范宽其一家也，至李唐又一家也。此数家笔力神韵兼备，后之作画者能宗此数家，便是正脉。若南宋马远、夏圭亦是高手。马人物是胜，其树石行笔甚遒劲。夏圭善用焦墨，是画家特出者，然只是院体。
云林尝自题其画竹云：以中每爱余画竹，余之竹聊以写胸中逸气耳。岂复较其是与非、叶之繁与疏枝之斜与直哉？或涂抹久之，他人视以为麻为芦。仆亦不能强辨为竹，真没奈览者何。但不知以中视为何物耳。
倪云林答张藻仲书曰：瓒比承命俾画陈子桱剡源图，敢不承命唯谨。自在城中汨汨略无少清思，今日出城外闲静处，始得读剡源事迹图。写景物曲折，能尽状其妙趣，盖我则不能之。若草草点染，遗其骊黄牝牡之形色，则又非所以为图之意。仆之所谓画者，不过逸笔草草，不求形似，聊以自娱耳。近迂游偶来城邑，索画者必欲依彼所指授，又欲应时而得，鄙辱怒骂无所不有。冤矣乎，讵可责寺人以不髯也，是亦仆自有以取之耶。观云林此三言，其即所谓自然者耶，故曰聊以写胸中逸气耳。今画者无此逸气，其何以窥云林之廊庑耶？
其不在画院者，在正德间则有开化时俨号晴川，徽州有汪肇号海云，其笔皆在能品，稍优于院中人。
苏州又有谢时臣，号樗仙，亦善画，颇有胆气，能作大幅，然笔墨皆浊俗品也。杭州三司请去作画，酬以重价，此亦逐臭之夫耳。
王叔明，洪武初为泰安知州。泰安厅事后有楼三间，正对太山。叔明张绢素于壁，每兴至即着笔。凡三年而画成，傅色都了。时陈惟允为济南经历，与叔明皆妙于画，且相契厚。一日胥会，值大雪，山景愈妙。叔明谓惟允曰：“改此画为雪景何如？”惟允曰：“如傅色何？”叔明曰：“我姑试之。”即以笔涂粉，然色殊不活。惟允沉思良久曰：“我得之矣。”为小弓夹粉笔张满弹之，粉落绢上，俨如飞舞之势，皆相顾以为神奇。叔明就题其上曰“岱宗密雪图”，自夸以为无一俗笔。惟允固欲得之，叔明因缀以赠。陈氏宝此图百年，非赏鉴家不出。松江张学正廷采好奇之士，亦善画。闻陈氏蓄此图，往观之。卧其下两日不去，以为斯世不复有是笔也。徐武功尤爱之，曰：“予昔登泰山，是以知斯图之妙。诸君未尝登，其妙处不尽知也。”后以三十千归嘉兴姚御史公绶。未几姚氏火，此图遂付煨烬矣。
西湖飞来峰石上佛像，是胜国时杨琏僧伽所琢也。下天竺后壁，是王叔明画。其剥落处，近时孙宰子补之。方棠陵为秋官郎，虑囚江南，归省过杭，索笔题之曰“飞来峰，天奇也”。白杨总统琢之，天奇损矣。叔明画，人奇也，自孙宰子补之，人奇索矣。此二者乃山中千载不平之疑案。予法官也，不翻是案，何以服人？棠陵，郑少谷之友也，凡江南山水佳处，皆有题咏。
吾松善画者，在胜国时莫过曹云西。其平远法李成，山水师郭熙，盖郭亦本之李成也。笔墨清润，全无俗气。张梅岩画尊老，得吴道子笔法。任水监画马，有龙眠遗意。此三人传派最正，可称名家。其他如图绘宝鉴所载沈月溪，则未尝见其迹。张可观学马远，张子政学黄大痴，笔墨皆是，但不化耳。朱孟辨张以文画山水亦好，然只是游戏，未必精到。章公瑾世谓之章腊闸。
国初士人犹有前辈之风，都喜学画。顾谨中《经进集》，有自题画竹诗。其后朱孔易夏以平金文鼎顾应文之辈，世亦有其画，然笔墨皆浊，其去前代诸公，不啻数十尘矣。
我朝列圣，宣庙宪庙孝宗皆善画，宸章晖焕，盖皆在能妙之间矣。
我朝特设仁智殿以处画士，一时在院中者，人物则蒋子成，翎毛则陇西之边景昭，山水则商喜石锐练川马轼李在倪端。陈暹季昭苏州人，钟钦礼会稽人，王谔廷直奉化人，朱端北京人，然此辈皆画家第二流人，但当置之能品耳。
我朝善画者甚多，若行家当以载文进为第一。而吴小仙、杜古狂、周东村其次也。利家则以沈石田为第一，而唐六如、文衡山、陈白阳其次也。戴文进画尊老用铁线描，间亦用兰叶描。其人物描法，则蚕头鼠尾，行笔有顿跌，盖用兰叶描而稍变其法者，自是绝伎。其开相亦妙，远出南宋已后诸人之上。山水师马夏者亦称合作，乃院体中第一手。
石田学黄大痴、吴仲圭、王叔明，皆逼真，往往过之，独学云林不甚似。余有石田画一小卷，是学云林者，后跋尾云“此卷仿云林笔意为之。然云林以简，余以繁”。夫笔简而意尽，此其所以难到也。此卷画法稍繁，然自是佳品，但比云林觉太行耳。
衡山本利家，观其学赵集贤设色与李唐山水小幅皆臻妙，盖利而未尝不行者也。戴文进则单是行耳，终不能兼利。此则限于人品也。
沈石田画法从董巨中来，而于元人四大家之画极意临摹，皆得其三昧。故其匠意高远，笔墨清润。而于染渲之际，元气淋漓，诚有如谓诗中有画、画中有诗者。昔人谓王维之笔，天机所到，非画工所能及。余谓石田亦然。
嘉兴姚云东（公绶），以甲科为御史，工诗喜画，善临摹。其临赵松雪、王叔明二家画，墨气皴染皆妙。余有其夏山图，乃临王叔明者，可称合作。间写梅道人竹石，亦萧洒可爱。
周东村，名臣，字舜卿，苏州人。其画法宋人，学马夏者。若与戴静庵并驱，则互有所长，未知其果孰先也，亦是院体中一高手。闻唐六如有人求画，若自己懒于着笔，则倩东村代为之，容或有此也。尝见徐髯仙家有杜古狂所画雷神一幅，人长一尺许，七八人攒在一处，有持巨斧者，有持火把者，有持霹雳砧者，状貌皆奇古，略无前所谓秀媚之态，盖奇作也。髯仙每遇端午或七月十五日，则悬之中堂，每诧客曰：此杜柽居辋川图也。
陶云湖，名成，字孟学，扬州人，曾中乡举。其画兔子、坡草、菊花皆妙绝一时，谓之草圣。若树石则都是邪气，不足观矣。余尝在淮安朱子新家见其画一墨鸭，亦殊胜，乃知云湖盖长于写生者。云湖是朱射陂外祖。
余友文休承，是衡山先生次子，以岁贡为湖州教官。尝为余临王叔明泉石间齐图，其皴染清脱，墨气秀润，亦何必减黄鹤山樵耶。
文五峰（德承）在金台客舍为余作仙山图。余每日携酒造之，看其着笔是大设色，学赵千里者。其山谷之幽深，楼阁之严峻，凡山中之景，如水碓水磨稻畦之类，无不毕备，精工之极。凡两月始迄工。
王吉山（逢原），是南原参政之子，美才华，能书。初不闻其善画，尝见其作松坞高士以赠东桥先生，亦是大设色。乃规模赵集贤者，作大山头，下有长松数株，一人趺坐其下。虽无画家蹊径，然自疏秀可爱，盖其风韵骨力出于天成也。
开化时俨，号晴川，以焦墨作山水人物，皆可观。同时徽州有汪海云亦善画，墨气稍不及时，而画法近正，是皆不失画家矩度者也。如南京之蒋三松、汪孟文，江西之郭清狂，北方之张平山，此等虽用以楷抹，犹惧辱吾之几榻也。
余前谓国初人作画，亦有但率意游戏，不能精到者，然皆成章。若近年浙江人如沈青门（仕）、陈海樵（鹤）、姚江门（一贯），则初无所师承，任意涂抹，然亦作大幅赠人，可笑可笑。
●卷三十求志
余好读古人书，盖上下二千年之间，凡古人之事，大略已参错于胸中矣。非徒欲夸多斗靡以矜眩于世也。一遇奇节伟行之士与其言之可以垂世立训者，则觉毛骨森爽而形神为之超越者，是岂外铄我哉，亦合之于心而有合也。夫二千年之中，其贤士大夫何止数万，然余之所慕悦者则不出此数人耳。故尽摭之著于篇，以观余志之所向云。
逆观人物之盛，莫过于春秋，然尚混成不见锋锷。独程婴既立赵武，乃辞诸大夫谓赵武曰：“昔下宫之难皆能死，我非不能死，我思立赵氏之后。今赵武既立，为成人复故位，我将下报赵宣孟与公孙杵臼。”赵武啼泣固请无死，婴曰：“不可，彼以我为能成事，故先我死。今我不报是以我事为不成矣。”遂自杀。独此一事，渐觉发露，有以开战国节侠之风。
太史公作四君与刺客诸传，独信陵君、荆轲二传更觉精彩。盖以信陵事有侯嬴朱亥，荆轲事则有田光、樊于期、高渐离辈故也。盖义烈所激自能动人，故虽以陶渊明之闲淡，而其咏荆轲之诗则曰：“惜哉剑术疏，奇功遂不成。其人虽已没，千载有余情。”则其意之所感固以远矣。夫死盖有重于丘山有轻于鸿毛者，何哉？彼重则此轻也。呜呼！人生处世，谁则无死？苟以大运校之，若多活数十年禽息视肉，即数十年犹旦暮耳。今以天下之大，一日之中，死人何下数万，皆烟消澌灭。然此数子者常在天地间，虽千载之下犹有生气，则其于生死轻重何如哉？
战国之后，独魏晋人亦能轻死。如《史》称夏侯太初格量弘济，临斩东市，颜色自若，举动无异。嵇中散临刑，顾日影，弹琴曰：“广陵散绝于今日矣。”此二人能不怛死，可谓异矣。余观其与战国人轻死虽同，然各有所主。战国人本出义侠，魏晋人则因其深于老庄，识理透彻，能达死生之本故耳。
战国人才当以鲁仲连为第一。盖以虎狼之秦天下震慑，其帝业垂成而鲁连以片言折之。其事遂寝，则其片言之力，威于六国数百万众矣。而能使文武之业犹存一线，则鲁连之功也。及平原君以千金为寿，则曰“所以贵于天下士者，能为人排难解纷而无所取也。即有所取，是商贾之事，吾不忍为之。”终身不复见。后以复聊城之功，齐欲爵之，遂逃隐海上。盖其于弛张去就之间，无毫发可议。又其言皆本大义，切当情实，非若苏张以浮言动人。盖虽战国策士，而其事近正，迥出诸人之上，一时无与为比。苏子瞻之《论范蠡》曰：“使蠡之去如鲁连，则去圣人不远矣。”盖亦深许之也。后代唯孔北海嘲哂曹操，言皆近正。而ㄈ傥奇逸，颇为近之。太史公以鲁连与邹阳同传，失其类矣。余尝谓古今豪杰，独范蠡、东方朔二人耳。东方朔能嘲哂帝王，范蠡则玩弄造化矣。今二人皆载在《列仙传》。
《风俗通》曰：东方朔乃太白星精，黄帝时为风后，尧时为务成子，周时为老子，在越为范蠡，在齐为鸱夷子皮。言其变化无常也。余又闻东方朔是岁星之精。岁星，东方木星也，朔托生于东方，或者岁星为是。
苏东坡曰：春秋以来，用舍进退未有如范蠡之全者。又曰：子胥种蠡皆人杰，而杨雄曲士也。欲以区区之学疵瑕此三人，此儿童之见。又以为范之贤岂聚敛积实者，何至耕于海上？父子力作以营千金，屡散而复积，此何为者哉？盖以此深不满之。余谓子瞻聪明绝世，事事见得明透，独此一节亦为老范瞒过。盖蠡既建奇功于世，遂弃去，自处以天下之至鄙至贱者，而以神奇出之。故三致千金，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，以略见其端绪耳。后听子孙修业而息之，遂至钜万。盖以见鄙贱之事，苟出以神奇，则鬼神不得持其权。正以见其玩弄造化处。而以为蠡真聚敛积实者，宁不为蠡所笑耶？
一日与莫云卿同看须贾諕范雎杂剧，余曰：“睢以一徒隶，徒步至秦，立取卿相。其远交近攻之策，大率秦取天下十分皆其谋也。及功成之日，蔡泽以一言动之，则去相位如脱敝屣，是可不谓豪杰哉？”余即发口，云卿亦同声言曰：“焉知非范雎见秦之少恩不可以共患难，使人激蔡泽来代己，以为避祸之计耶？”乃知有识者，其所见不大相远。
范蠡载西施以去越，东方朔在长安，以千金买少妇，岁中辄易去。司马相如使文君当垆，身着犊鼻涤器于市中，二人皆慢世也。有人赏井丹高洁，王子敬云：“不如长卿慢世。”子敬但知长卿慢世，而不知范蠡、东方朔，其慢世之雄者乎。
后世张子房、诸葛亮似范蠡，然二人本子儒术，便觉不同。子房杂出于黄老，故其后辟谷一事尤为近之。然不如范之去得奇怪，令人不可以意见测识。武侯则纯是儒者，故终始于鞠躬尽瘁、死而后已之二言，惜哉。
余谓三代以后之人，莫有过于韩信者。盖其初见汉高之时，其仓卒数语，而定汉之业，皆不出此与孔明初见先主于隆中，其问对之言，大率相类。然孔明忒仔细，终是韩信气魄大。
张子房博浪之椎，殊为孟浪。后遇圮上老人以足取履，折挫其气，始能隐忍以就功名。若韩信跨下之辱，安然受之，盖非有所养，亦只是能见事，自度终有所成，不欲徒死耳。
《史记》于《韩信世家》中，其平生陈法，如囊沙背水木罂渡军拔赵帜立汉赤帜诸事，一一详载无有遗者。盖古来用兵，未有如信之神异莫测者。太史公委曲如此，盖重之也。战国时，唯孙膑斩庞涓一事，差可与信比肩，余皆不逮也。
韩信既封齐王，返淮阴，即召向所辱二少年出其跨下者，用以为二都尉。其与李广因霸陵尉故将军之言，一复将即诛之。其量之大小，盖不侔矣。《史》谓李广之死，天下士大夫知与不知，皆为流滋。然则于信又当何如哉？
汉高之得天下，十分皆信之力也。初以陈兵出入而夺王，后以一舍人告变即斩于钟室。此实千古不白之冤，至今人犹痛之。凡言功高而受祸，必以韩侯为口实。
余所不满于韩信者，独不荐用李左车与杀钟离昧二事而已。然信之于汉，君臣之分已定矣。故宁卖友以从君，无宁背君以从友，至是亦乌得不杀哉？其失在于始之受之耳。盖度其势既无终庇之理，则当谢去之，使之北走胡南走越以灭口可也。夫既已受之矣，受而杀之，不已甚乎？
孔北海、嵇中散、谢康乐三人之死，皆有关于天下大义。世不知之，使三人之志不白于天下，聊为辨而著之。夫曹操、司马懿、刘裕皆世之英雄也。方举大事，当录用名士以收人心，岂肯杀一豪杰而自取天下疵类耶？故祢衡者乃一浮薄小儿，以操诛之如杀孤豚耳，然犹必假手于黄祖。况北海议论英发，海内所宗，盖操之所望而震焉者也，而遂甘心焉者何哉？盖谋人之国，必先诛锄异己者。北海忠义素著必不为操用，操固已度之审矣。苟临事而北海一伸大义于天下，则人将解体，而操之事去矣，故不若先事而诛之耳。今观郄虑路粹之奏，如所谓父之于子本为情欲，子之于母如寄物瓶中，此皆儿童之言。乃以此诬衄大贤，纵献帝可欺，操不畏天下后世乎？嵇叔夜名重一时，尤司马昭之所最忌者也。方叔夜当刑之时，太学生徒二千余人乞留康为太学师，况叔夜乃心魏室，使叔夜而在，则昭之异图，叔夜率二千人倡之，所谓虽张空拳犹可畏也。昭乌得而忍之哉？谢康乐之死，亦以声名太盛，且知不为己用故也。然则北海死于汉，中散死于魏，康乐死于晋，盖显然明著者也。世但以为此三人者，皆以语言轻肆，举动狂佚，遂以得罪。呜呼：岂足以知三人者哉？
苏东坡云：孔文举以英伟冠世之资，师表海内，意所予夺，天下从之，此人中龙也。而曹瞒阴贼险狠，特鬼蜮之雄者耳。其势决不两立，非公诛操，则操害公，此理之常也。而前史乃谓公负其高气，志在靖难；而才疏意广，讫无成功。此盖当时奴婢小人论公之语。公之无成，天也。使天未欲亡汉，公诛操如杀狐兔，何足道哉？世之称人豪者，才气各有高庳，然皆以临难不惧、谈笑就死为雄。操以病亡，子孙满前，而咿嘤涕泣；留连妾妇，分香卖履，区处衣物，平生奸伪，死见真性。世以成败论人，故操得在英雄之列。而公见谓才疏意广，岂不悲哉？操平生畏刘备，而备以公知天下有己为喜。天若祚汉，公使备，备诛操无难也。予读公所作杨四公赞，叹曰：方操害公，复有一鲁国男子慨然争之，公庶几不死。
阮嗣宗、陶渊明，与叔夜康乐同时。盖此四人才气志节无一不同，然而二人死，二人不死。盖嗣宗、渊明所谓自全于酒者也。然比干死，箕子佯狂，并称三仁，亦何害其为同耶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