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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帝以伐吴，遂分左、右各一将军，又置羽林、虎贲、上骑、异力四部，皆领於骁骑。又有左、右、前、後四军，四护军领之。凡二卫、左、右、前、後骁骑七军，皆以中军将军羊祜领之（祜罢，改北中军候）。 帝惩魏氏孤立，大封同姓。大国三军，兵五千人；次国二军，兵三千人；小国一军，兵千五百人。 太康元年，既平吴，诏悉去州郡兵。 诏曰：“昔自汉末，四海分崩，刺史内亲民事，外领兵马。今天下为一，当韬戢干戈，刺史分职，皆如汉氏故事，悉去州郡兵，郡置武吏百人，小郡五十人。”交州牧陶璜上言：“交、广东西数千里，不宾属者六万馀户，至於服从官役才五千馀家，二州唇齿，唯兵是镇。又宁州诸夷，接据上流，水陆俱通，州兵未宜约损，以示单虚。”仆射山涛亦言不宜去州郡武备，帝不听。及永宁以後，盗贼群起，州郡无备，不能禽制，天下遂大乱，乃涛所言然。其後刺史复兵民之政，州镇愈重矣。 元帝南渡，有大将军、都督、四镇、四征、四平之号，然调兵不出三吴，大发毋过三万，每议出讨，多取奴兵。 自用刁协议，後皆以奴为兵。王道子发诸郡奴，号曰乐属，庾翼发六州奴北伐是也。 汉主刘聪置辅汉等十六大将军，各配兵二千，以诸子为之。又置左右司隶，各领户二千馀万，万户置一内史。单于左右辅，各主六夷十万落。万落置一都尉。赵王石虎命司冀、青、徐、幽、并、雍七州之民，五丁取三，四丁取二，合邺城旧兵满五十万，兴舡万艘，自河通海，运千一百万斛於乐安城，徙辽西、北平、渔阳万馀户於兖、豫、雍、洛四州之地，兴屯田，括民马得万馀。大阅於宛阳，欲以击燕。又制征士五人出军一乘，牛二头，米十五斛，绢十疋，调不办者斩，民至鬻子以共军须，犹不能给，死者相望。 秦王苻坚下诏大举入寇，民每十丁遣一兵，其良家子二十以下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。良家子至者三万馀骑。 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，大举伐魏，以兵力不足，悉发青、冀、徐、豫、二兖三州三五民丁，倩使暂行，符到十日装束。缘江五郡集广陵，缘淮三郡集盱眙。又募中外有马步众艺武力之士应科者，皆加厚赏。江南白丁轻进易退，卒以败师。 晋氏南迁，以扬州为京畿，所资皆出焉。以荆、江为重镇，甲兵所聚尽在焉。常使大将居之，三州户口居江南之半。宋孝武恶其大，故分扬州、浙东五郡，置东扬州，治会稽，分荆、湘、江、豫州之郡，置郢州，治江夏。罢南蛮校尉，迁其营於建康。 齐高祖受禅。自泰始以来，内外多虞，将帅各募部曲，屯聚建康。李安上表请自非淮北常备，外馀军悉皆输遣，若亲近宜以随身者听限人数。上从之。武帝末年，魏孝文欲迁都洛阳，声言南伐，诏发扬、徐州民丁，广设诏募以备之。 後魏明元帝置四厢大将，又放十二时，置十二小将。诏诸州六十户出戎马一疋，大阅於东郊，署将帅，以山阳侯奚斤为前军，众三万；阳平王熙等十二将各一万骑。帝临白登，躬自校览。其後又诏天下户二十输戎马一疋，大牛一头，六部人羊满百口者，调戎马一疋。 太武真君十一年，遣师南伐，围盱眙，遗臧质书曰：“吾今所遣斗兵，尽非我国人，城东北是丁零与胡，南是氐、羌。设使丁零死，正可减常山、赵郡贼；胡死，减并州贼；氐、羌死，减关中贼。卿杀之无所不利。” 孝文帝定都洛阳、选武勇之士十五万人为羽林、虎贲，以充宿卫。其後诏军士自代来者，皆以为羽林、虎贲。司州民十二夫调一吏，以供公私力役。 宣武时，源怀奏：“边镇事少，而置官猥多。沃野一镇，自将以下八百馀人，请一切五分损二。”从之。 孝明时，任城王澄以北边镇将选举弥轻，恐贼虏边，山陵危迫，奏求重镇将之选，修警备之严。诏公卿议之。廷尉少卿袁翻议，以为：“比缘边州郡，官不择人，唯论资级。或值贪之人，广开戍逻，多置帅领，或用其左右姻亲，或受人货财请属，皆无防寇之心，唯有聚敛之意。其勇力之兵，驱令抄掠，若值︹敌，即为奴虏；如有执获，夺为已富。其羸弱老小之辈，微解金铁之工，少娴草木之作，无不搜营穷垒，苦役百端。自馀或伐木深山，或芸草平陆，贩贸往还，相望道路。此等禄既不多，赀亦有限，皆收其实绢，给其虚粟，穷其力，薄其衣，用其功，节其食，缘冬历夏，加之疾苦，死於沟渎者什常七八。是以邻敌伺，扰我疆场，皆由边任不得其人故也。愚谓自今已後，南北边诸番及所统郡县、府佐、统军至於戍主，皆令朝臣王公已下，各举所知，必选其才，不拘阶级。若称职及败官，并所举之人，随事赏罚。”太后不能用。及正光之末，北边盗贼群起，遂逼旧都，犯山陵，如澄所虑。 李崇长史钜鹿魏兰根说崇曰：“昔缘边初置诸镇，地广人稀，或徵发中原强宗子弟，或国之肺腑，寄以爪牙。中年以来，有司号为府户，役同厮养，宦婚班齿，致失清流，而本来族类，各居荣显，顾瞻彼此，理当愤怨。宜改镇立州，分置郡县，凡是府户，悉免为民。人仕次叙，一集其旧，文武兼用，威恩并施。此计若行，国家无北顾之忧矣。”崇为之闻奏，事寝不报。 广阳王深上言：“先朝都平城，以北边为重，盛简亲贤，拥麾作镇，配以高门子弟，以死防遏，非唯不废仕宦，乃更独得复除，当时人物，欣慕为之，太和中，仆射李冲用事，凉州土人，悉免厮役，帝乡旧门，仍防边戍。自非得罪当世，莫肯与之为伍。本镇驱使，但为虞候、白直，一生推迁，不过军主。然其同族留京师者得上品通官，在镇者即为清途所隔。或多逃逸，乃峻边兵之格，镇人不听，浮游在外。於是少年不得从师，长者不得游宦，独为匪人，言之流涕。自定鼎伊、洛，边任益轻，唯底滞凡才，乃出为镇。将相模习，专事聚敛。或诸方奸吏，犯罪配边，为之损踪，政以贿立，边人无不切齿。及阿那背恩，纵掠发奔，命追之，十五万众度沙漠，不日而还。边人见此援师，遂自意轻中国。尚书令臣崇求改镇为州，抑亦先觉，朝廷未许。而高阙戍主御下失和，拔陵杀之，遂相帅为乱，攻城掠地，所过夷灭。王师屡北，贼党日盛。此段之举，指望销平，而崔暹只轮不返。臣崇与臣，逡巡复路，相与还次中，将士之情，莫不解体。今日所虑，非止西北，将恐诸镇寻亦如此，天下之事，何易可量。”书奏，不省。 孝明神龟二年，征西将军张彝子仲上封事，求铨削选格，排抑武人，不使豫清品，於是讠宣谤盈路，立榜克期集会，屠其家。二月，羽林、虎贲近千人，直造其第，焚杀彝父子，远近震骇。胡太后收羽林、虎贲凶强者八人斩之，其馀不复穷治，大赦以安之。高欢时给使至洛，归而散家财以结客，曰：“宿卫相帅焚大臣之第，朝廷惧其乱而不问，为政如此，事可知矣。” 按先儒因高欢之言，以为当时不能伸张彝之冤酷，歼羽林之骄横，可以见魏政之不纲。然愚尝考之，拓跋氏起自、朔，据有中原，兵戎乃其所以为国也，羽林、虎贲则宿卫之兵，六镇将卒则御侮之兵，往往皆代北部落之苗裔，其初藉之以横行中国者（孝文诏军士自代来者，皆以为羽林、虎贲）。自孝文定鼎伊、洛，务欲以夏变夷，遂至矫枉过正，宗文鄙武，六镇兵卒，多摈弃之，有同奴隶，边任浸轻，裔夷内侮，魏之衰弱实肇於此。任城、广阳二王之言，可见当时为国远虑者。正当少遵创造之规，优假介胄之士，以救其偏。而彝复欲排抑武人，不豫清品，且当时幼主尸位，政出房闼，选举无章，贤否混杂，所谓清品，岂皆佳士？而独欲摈羽林、虎贲，使不得预乎？军士贼杀大臣而不能讨，纪纲隳矣！然彝父子谋之不臧。固有以取死也。 北齐军制，别为内外，领之二胄，外步兵曹，内骑兵曹。十八受田，二十充兵，六十免役，颇追古意。 神武王将出兵拒魏，行台郎中杜弼请先除内贼，欢问内贼为谁，弼曰：“诸勋贵掠夺百姓者是也。”欢不应使军士皆张弓注矢，举刀按槊，夹道罗列，命弼冒出其，弼战栗流汗，欢乃徐谕之曰：“矢虽注，不射；刀虽举，不击，槊虽按，不刺。尔犹亡魂失胆。诸勋人身犯锋镝，百死一生，虽或贪鄙，所取者大，岂可同之常人也？”弼乃顿首谢不及。欢每号令军人，常令丞相属代郡张华原宣旨，其语鲜卑，则曰：“汉民是汝奴，夫为汝耕，妇为汝织，输汝粟帛，令汝温饱，汝何为陵之？”其语华人，则曰：“鲜卑是汝作客，得汝一斛粟，一疋绢，为汝击贼，令汝安宁，汝何为疾之？” 周太祖辅西魏时，用苏绰言，始仿周典置六军，籍六等之民，择魁健材力之士，以为之首，尽蠲租调，而刺史以农隙教之，合为百府。每府一郎将主之，分属二十四军，开府各领一军。大将军凡十二人，每一将军统二开府。一柱国主二大将，将复加持节都督以统焉。凡柱国六员，众不满五万人。 闵帝时，改八丁兵为十二丁兵，率岁一月一役。 武帝既诛晋公护，始亲政。初，周太祖为魏相，立左右十二军，总属相府。太祖殂，皆受晋公护处分。凡所徵发，非护书不行，护第屯兵侍卫盛於宫阙。帝既亲政，始收兵权，既克齐之後，并相，各置六府，而东北别为七总管。隋兵制大抵仍周、齐府兵之旧而加润色，其十二卫：曰翊卫，曰骁骑卫，曰武卫，曰屯卫，曰御卫，曰侯卫，各分左右，皆置将军，以分统诸府之兵。有郎将、副将、坊主、团主，以相统治。其外又有骠骑、车骑二府，皆有将军。後更骠骑曰鹰扬郎将，车骑曰副郎将，别置折冲、果毅，此府兵之大略也。 文帝开皇八年，以伐陈，置淮南省於寿春，以晋王广为尚书令。冬十月出师，凡总管卒兵五十一万八千，皆受晋王节度。 九年，平陈诏曰：“今率土大同，含生遂性，太平之法，方可流行。凡我臣民，澡身浴德，家家自修，人人克念。兵可立威，不可不戢；刑可助化，不可专行。禁卫九重之馀，镇守四方之外，戎旅军器，皆宜停罢。世路既夷，群方无事。武力之子，俱可学经；民甲仗，悉皆除毁。颁告天下，咸悉此意。” 十年，诏曰：“魏末丧乱，军人权置坊府，南征北伐，居处无定。家无完堵，地罕苞桑，朕甚愍之。凡是军人，可悉属州县，垦田籍帐，一与民同。军府统领，宜依旧式。罢山东河南及北方缘边之地，新置军府。” 炀帝大业八年，敕四方兵皆集涿郡，伐高丽。左右各十二军，凡一百一十三万二千八百人，号二百万，其饣鬼运者倍之，帝亲授节度。每军大将、亚将军各一人，骑兵四十队，队百人；十队为团，步卒八十队，分为四团，团各有偏将一人。其铠胄、缨拂、旗幡，每团异色。受降使者一人。承诏慰抚，不受大将节制。其辎重散兵等亦为四团，使步卒挟之而行，进止立营，皆有次叙仪法。 唐高祖初起兵，开大将军府，以建成为左领大都督，领左三军；太宗为右领大都督，领右三军；元吉统中军。发自太原，有兵三万人。及诸起义以相属，与降郡盗，得兵二十万。武德初，始置军府，以骠骑、车骑两将军府之。析关中为十二道，曰万年道，长安道，富平道，醴泉道，同州道，华州道，宁州道，岐州道，幽州道，西麟州道，泾州道，宜州道，皆置府。时以天下未定，将举关中之众，以临四方。三年，更以万年道为参旗军，长安道为鼓旗军，富平道为元戈军，醴泉道为井钺军，同州道为羽林军，华州道为骑官军，宁州道为折威军，岐州道为平道军，幽州道为招摇军，西麟州道为苑游军，泾州道为天纪军，宜州道为天节军。军置将、副各一人，以督耕战，以车骑府统之。六年，以天下既定，遂废十二军，改骠骑曰统军，车骑曰别将。居岁馀，十二军复，而军置将军一人。军有坊，置主一人，以检察户口，劝课农桑。 太宗贞观十年，更号统军为折冲都尉，别将为果毅都尉。诸府总曰折冲府。凡天下十道，置府六百三十四，皆有名号，而关内二百六十有一，皆以隶诸卫。凡府三等，兵千二百人为上，千人为中，八百人为下。府置折冲都尉一人，左、右果毅都尉各一人，长史、兵曹、别将各一人，校尉六人。士以三百人为团，团有校尉；五十人为队，队有正；十人为火，火有长。火备六驮马，凡火具乌布幕，铁马盂、布槽、锸、、凿、碓、{巨}斧、钳、锯皆一，甲床二，镰二；队具火钻一，胸马绳一，首羁、足绊皆三。人具弓一，矢三十，胡禄、横刀、砺石、大Δ、毡帽、毡装、行皆一，麦饭九斗，米二斗，皆自备。并其介胄戎具，藏於库，有所征行，则视其入而出给之。番上其宿卫者，惟给弓矢、横刀而已。凡民年二十为兵，六十而免。其能骑而射者为越骑，其馀为步兵、武骑、排手、步射。每岁季冬，折冲都尉率五校兵马之在府者，置左右二校尉位相距百步。每校为步队十，骑队一，皆卷槊幡，展刃旗，散立以俟。角手吹大角一通，诸校皆敛人骑为队；二通，偃旗槊解幡；三通，旗举，左右击鼓，二人校之人合讠而进。右校击征，队少，左校进逐至右校立所；左校击征，队少，右校进逐至左校立所。右校复击征，队还，左校复薄战。皆击征，队各还。大角复鸣一通，皆卷幡、摄矢、弛弓、匣刃；二通，旗槊举，队皆进；三通，左右校皆引还。是日也，因纵猎，获各入其人。其隶於卫也，左、右卫皆领六十府，诸卫领五十至四十，其馀以隶东宫六率。凡发府兵，皆下符契，州刺史与折冲勘契乃发。若全府发，则折冲都尉以下皆行；不尽，则果毅行；少则别将行。当给马者，予其直市之，每匹予钱二万五千。刺史、折冲、果毅岁阅不任战事者鬻之，以其钱更市，不足则一府共足之。凡当宿卫者番上，兵部以远近给番，五百里为五番，千里七番，一千五百里八番，二千里十番，外为十二番，皆以月上。若简留直卫者，五百里为七番，千里八番，二千里十番，外为十二番，亦月上。 上尝引诸卫将卒习射於显德殿，谕曰：“戎狄侵盗，自古有之，患在边境小安，则人主逸游忘战。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筑苑，专习弓矢。居闲无事，则为汝师，突厥入寇，则为汝将，庶中国之民可以少安。”於是日引数百入教射於殿庭，上亲临试，中多者赏以弓、刀、帛，其将帅亦加上考。由是人思自励，数年之，悉为精锐。 △府兵图 上府（千二百人）折冲都尉（左果毅都尉、右果毅都尉同。长吏一人）中府（千人）折冲都尉（左果毅都尉、右果毅都尉，兵曹一人，别将一人）下府（八百人）折冲都尉（左果毅都尉、右果毅都尉同。校尉一人）坊（高祖置）坊主（一人）羽林军（高宗）龙武军（元宗）团（三百人）校尉　神武军（肃宗）禁军　英武军（代宗）队（五十人）队正　神策军（代宗）火（十人）　火长　天威军（顺宗）　神威军（德宗） 章氏曰：“《唐志》言：‘凡天下十道，置府六百三十四，皆有民号，而关内二百六十有一，皆以隶诸卫。’《会要》云：‘折冲府二百八十，通计旧府六百三十三。’陆贽奏议，则以为太宗置府八百，在关中者五百。杜牧《原十六卫》：‘上畜养戎臣，外开折冲、果毅府五百七十有四。’其数不同，府多在关中，说者以为固本。汉置都尉亦此意。左右卫皆领六十府，诸卫领五十至四十，其馀以隶东宫十率府，而折冲亦隶焉。太子管军，非古制也。唐只是折冲自教。汉都试之日，郡县之官尽会。唐之府兵，虽散在诸道，然折冲都尉并遥隶於诸卫，乃是内任官，故《官志》系之於诸卫之後，不与外官同。汉都尉不隶於都尉，乃是外任官，故《表》系之郡守之後，与唐异。然而领兵则太守与都尉、刺史与折冲同矣。唐以远近分番，皆以一月，恐太纷扰。汉以二岁更代为善。又唐在二千里外者亦不免，此法所以坏也。” 元宗先天元年，诏曰：“往者分建府卫，计户充兵，裁足周事，二十一入募，六十一出军，多惮劳以规避匿。今宜取年二十五以上，五十而免。屡征镇者，十年免之。”虽有其言，事不克行。开元六年，始诏折冲府兵每六岁一简。 自高宗、武后时，天下久不用兵，府兵之法浸坏，番役更代多不以时，卫士稍稍亡匿，至是益耗散，宿卫不能给。宰相张说乃请一切募士宿卫。十一年，取京兆、蒲、同、岐、华府兵及白丁，而益以潞州长从兵，其十二万，号长从宿卫，岁一番，命尚书左丞萧嵩与州吏其选之。明年，更号曰广骑。又诏：“诸州府马阙，官私其补之。今兵资难致，乃给以监牧马。”然自是诸府事益多不补，折冲将又积岁不得迁，士人皆耻为之。十三年，始以广骑分隶十二卫，总十二万，为六番，每卫万人。京兆广骑六万六千，华州六千，同州九千，蒲州万二千三百，绛州三千六百，晋州千五百，岐州六千，河南府三千，陕、虢、汝、郑、怀、汴六州各六百，内弩手六千。其制：皆择下户白丁、宗丁、品子︹壮五尺七寸以上，不足则兼以户八等五尺以上，皆免征镇役。为四籍，兵部及州、县、卫分掌之。十人为火，五火为团，皆有首长。又择材勇者为番头，颇习弩射。又有羽林军飞骑，亦习弩。凡伏远弩自能施张，纵矢三百步，四发而二中；擘张弩二百三十步，四发而二中；角弓弩二百步，四发而三中；单弓弩百六十步，四发而二中，皆为及第。诸军皆近营为堋，士有便习者，教试之，及第者有赏。自天宝以後，广骑之法又稍变废，士皆失附循。八载，折冲诸府至无兵可交，李林甫遂请停上下鱼书。其後徒有兵额、官吏，而戎器、驮马、镝幕、糗粮并废矣。故时府人目番上宿卫者曰侍官，言侍卫天子。至是，佐悉以假人为童奴，京师人耻之，至相骂辱必曰侍官。而六军卫皆市人，富者贩绘采，食梁肉，壮者为角、拔河、翘木、扛铁之戏，及禄山反，皆不能受甲矣。 禄山既反，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入朝，上问以讨贼方略，常清大言曰：“今太平积久，故人望风惮战，然事有逆顺，势有奇变，臣请走马诣东京，开府库，募骁勇，挑马渡河，计日斩逆胡之首。”上悦，以常清为范阳、平卢节度使，乘驿诣东京募兵，旬日得六万人。又出内府钱帛，於京师募兵十一万，号曰天武军。旬日而集，皆市井子弟也。常清屯武牢以拒贼，所募兵皆白徒，未更训练，贼以铁骑蹂之，官军大败。 德宗贞元二年，上与常侍李泌议复府兵，泌因为上历叙府兵自西魏以来兴废之由，且言：“府兵平日皆安居田亩，每府有折冲领之，折冲以农隙教习战陈，国家有事徵发，则以符契下其州及府，参验发之，至所期处。将帅按阅，有教习不精者罪其折冲，甚者罪及刺史。军还，赐勋加赏，便道罢之。行者近不逾时，远不经岁。高宗以刘仁轨为洮河镇守使，以图吐蕃，於是始有久戍之役。武后以来，承平日久，府兵浸堕，为人所贱。百姓耻之，至蒸熨手足以避其役。又，牛仙客以积财得宰相，边将效之。山东戍卒，多赍缯帛自随，边将诱之，寄於府库，昼则苦役，夜絷地牢，利其死而没入其财。故自天宝以後，山东戍卒，还者十无二三，其残虐如此。然未尝有外叛内侮，杀帅自擅者，诚以顾恋田园，恐累宗族故也。自开元之末，张说始募长征兵，谓之广骑，其後益为六军。及李林甫为相，奏诸军皆募人为之。兵不土著，又无宗族，不自重惜，忘身徇利，祸乱自生，至今为梗。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废，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？陛下思复府兵，此乃社稷之福，太平有日矣。”上曰：“俟平河中，当与卿议之。”　 三年，上复问泌以复府兵之策。对曰：“今岁徵关东卒戍京西者十七万人，计岁食粟二百四万斛。今粟斗直钱百五十，为钱三百六万缗。国家比遭饥乱，经费不充，就使有钱，亦无粟可籴，未暇议复府兵也。”上曰：“然将柰何？亟减戍卒归之，何如？”对曰：“陛下诚能用臣之言，可以不减戍卒，不扰百姓，粮食皆足，粟麦日贱，府兵亦成。”上曰：“果能如是，何为不用！”对曰：“此须急为之，过旬日则不及矣。今吐蕃久居原、兰之，以牛运粮，粮尽，牛无所用，请发左藏恶缯染为采缬，因党项以市之，每头不过二三疋，计十八万疋，可致六万馀头。又命诣冶铸器，籴麦种，分赐缘边军镇，募戍卒，耕荒田而种之。约明年麦熟，倍偿其种，其馀据时价五分增一，官为籴之。来春种禾亦如之，关中土沃而久荒，所收必厚，戍卒获利，耕者浸多。边地居人至少，军士月食官粮，粟麦无所售，其价必贱，名为增价，实比今岁所减多矣。”上曰：“善。”即时命行之。泌又言：“边地官多阙，请募人入粟以补之，可足今岁之粮。”上亦从之，因问曰：“卿言府兵亦集，如何？”对曰：“戍卒因屯田致富，则安於其土，不复思归。旧制，戍卒三年而代，及其将满，下令有愿留者，即以所开田为永业。家人愿来者，本贯给长牒续食而遣之。据应募之数，移报本道，虽河、朔诸帅得免更代之烦，亦喜闻矣。不过数番，则戍卒皆土著，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，是变关中之疲弊为富︹也。”上喜曰：“如此，天下无复事矣。”泌曰：“未也，臣能不用中国之兵使吐蕃自困。”上曰：“计将安出？”对曰：“臣未敢言之，俟麦禾有效，然後可议也。”上固问，不对。泌意欲结回纥、大食、南与共图吐蕃，令吐蕃所备者多。知上素恨回纥，恐闻之不悦，并屯田之议不行，故不肯言。既而戍卒应募，愿屯田者什五六。 宪宗元和中，供岁赋者浙西、浙东、宣歙、淮南、江西、鄂岳、福建、湖南八道，户百四十四万，比天宝、开元四之一；兵食於官者八十三万，加天宝三之一，通以二户养一兵。京西、北、河北以屯兵广无上供，至长庆户三百三十五万，而兵卒九万，率三户以奉一兵。 穆宗初即位，两河略定，宰相萧亻免、段文昌以为天下已太平，渐宜消兵，请密诏天下军镇有兵处，每岁百人之中限八人逃、死。上方荒宴，不以国事为意，遂可其奏。军士落籍者众，皆聚山泽为盗。及朱克融、王庭凑作乱，一呼而亡卒皆集，诏徵诸道兵讨之，诸道既少兵，临时召募乌合之众，又诸节度既有监军，其领偏师者，亦置中使监陈，主将不得专号令。战小胜则飞驿奏捷，自以为功，不胜则迫胁主将，以罪归之。悉择军中骁勇以自卫，遗羸懦者就战，故每战多败。又，凡用兵举动，皆自禁中授以方略，朝令夕改，不知所从，不度可否，惟督令速战。中使道路如织，驿马不足，掠行人马以继之，人不敢由驿路行。故虽以诸道十五万人之众，裴度元臣宿老，鸟重允、李光颜皆当时名将，讨幽、镇万馀之众，屯守逾年，竟无成功，财竭力尽。崔植、杜元颖、王播为相，皆庸才无远略；史宪诚既逼杀田布，朝廷不能讨，遂并朱克融、王庭凑以节钺授之。由是再失河、朔，讫於唐亡，不能复取。 致堂胡氏曰：“兵不可好，好兵者必有不戢自焚之灾；亦不可恶，恶兵者必有授人以柄之祸。三代藏兵於农，三时耕种，一时讲武。若有征讨，则命卿将之。天子六卿，大国三卿，次国二卿，小国一卿。大事则六军尽行。又召会诸侯，诸侯之军无王命不敢私用，内外重轻之势如此。其不用也，举天下皆力农桑知孝弟之民；其用也，举万乘皆赢股肱、决射御之士夫。岂有兵少兵多之患哉？唐自张说变革府卫，日以陵夷，李邺侯言欲修复而不果也。宪宗中兴，所宜讨论旧制，而急於近效，不为远图。至萧亻免、段文昌慕销偃之美名，而不知弛张之道。既许以逃死，则百人之中岂但八人而已？奸将贪帅利其衣粮，则军镇之兵，实亡而名在耳。夫兵，有国之大事也。宰相既妄奏请，穆宗听之懵然，则以宪宗豢养其子，不知教之之过也。” 唐方镇节度使之兵，其原皆起於边将之屯防者。唐初，兵之戍边者大曰军，小曰守捉，曰城，曰镇，而总之曰道。自武德至天宝以前，边防之制，其军、城、镇、守捉皆有使，而道有大将一人曰大总管，已而更曰大都督。至太宗时，行军征讨曰大总管，在其本道曰大都督。自高宗永徽後，都督带使持节者始谓之节度使，然犹未以名官。景二年，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、河西节度。自此而後，接乎开元，朔方、陇右、河东、河西诸镇皆置节度使。及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反，犯京师，天子之兵弱不能抗，遂陷两京。肃宗起灵武，而诸镇之兵共起诛贼。其後禄山子庆绪及史思明父子继起，中国大乱。肃宗命李光弼讨之，号九节度之师。久之，大盗既灭，而武夫战卒以功起行阵，列为侯王者皆除节度使。由是方镇相望於内地，大者连州十馀，小者犹兼三四。故兵强则逐帅，帅强则叛上，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，或取舍由於士卒，往往自择将吏，号为留後，以邀命於朝。天子顾力不能制，则忍耻含垢，因而抚之，号为姑息之政。盖姑息起於兵骄，兵骄由於方镇，姑息愈甚，则兵将愈俱骄。由是号令自出，以相侵夺，虏其将帅，并其土地，天子熟视不知所为，反为和解之，莫肯听命。始时为朝廷患者号河朔三镇。及其末，朱全忠以梁兵、李克用以晋兵更犯京师，而李茂贞、韩建近据岐、华，妄意喜怒，兵已至国门，天子为杀大臣、罪已悔过而後去。及昭宗用崔允召梁兵以诛宦官，劫天子奔岐、梁兵围之逾年。当此之时，天下之兵，无复勤王者，向所谓三镇，徙能始祸而已。其他大镇，南则吴、浙、荆、湖、闽、广，西则岐、蜀，北则燕、晋，而梁盗据其中。自国门以外，皆分裂於方镇矣。 唐所谓天子禁军者，南、北衙兵也。南衙，诸卫兵是也；北衙者，禁军也。初，高祖以义兵起太原，已定天下，悉罢遣归，其愿留宿卫者三万人。高祖以渭北白渠旁民弃腴田分给之，号元从禁军。後老不任事，以其子弟代，谓之“父子军”。及贞观初，太宗择善射者百人，为二番於北门长上，曰“百骑”，以从田猎。又置北衙七营，选材力骁壮，月以一营番上。十二年，始置左、右屯营於元武门，领以诸卫将军，号“飞骑”。其法：取户二等以上，长六尺阔壮者，试弓马四次上、翘开举五、圆米五斛行三十步者。复择马射者为百骑，衣五色袍，乘六闲驳马，虎皮鞯，为游幸翊卫。高宗龙朔二年，始取府兵越骑、步射置左右羽林军，大朝会则执仗以卫阶陛，行幸则夹驰道为内仗。武后改“百骑”曰“千骑”，睿宗又改“千骑”曰“万骑”，分左右营。及元宗以万骑平韦氏，改为左右龙武军，皆用唐元功臣子弟，制若宿右兵。是时，良家子避征戍者，亦皆纳资隶军，分日更上如羽林。开元十二年，诏左右羽林军、飞骑阙，取京旁州府士，以户部印印其臂，为二籍，羽林、兵部分掌之。末年，禁兵浸耗，及禄山反，天子西驾，禁军从者裁千人。肃宗赴灵武，士不满百，及即位，稍复调补北军。至德二载，置左右神武军、补元从、扈从官子弟，不足则取他色，带品者同四军，亦曰“神武天骑”，制如羽林。总曰北衙六军。又择便骑射者置衙前射生手千人，亦曰“供奉射生官”，又曰“殿前射生”，分左、右厢，总号曰：“左右英武军。”乾元元年，李辅国用事，请选羽林骑士五百人徼巡。李揆曰：“汉以南、北军相制，故周勃以北军安刘氏。朝廷置南、北衙，文武区列，以相察伺。今用羽林代金吾警，忽有非常，何以制之？”遂罢。上元中，以北衙军使卫伯玉为神策军节度使，镇陕州，中使鱼朝恩为观军容使，监其军。初，哥舒翰破吐蕃临洮西之磨环川，即其地置神策军，以成如ギ为军使。及安禄山反，如ギ以伯玉将兵千人赴难，伯玉与朝恩皆屯於陕。时边土陷蹙，神策故地沦没，即诏伯玉所部兵号“神策军”，以伯玉为节度使，与陕州节度使郭英又皆镇陕。其後伯玉罢，以英兼神策军节度。英又入为仆射，军遂统於观军容使。代宗即位，以射生军入禁中清难，皆赐名“宝应功臣”，故射生军又号“宝应军”。广德元年，代宗避吐蕃幸陕，朝恩举在陕兵与神策军迎扈，悉号神策军。天子幸其营。及京师平，朝恩遂以军归禁中，自将之，然尚未与北军齿也。永泰元年，吐蕃复入寇，朝恩又以神策军屯苑中，自是浸盛，分为左、右厢，势居北军右，遂为天子禁军，非他军比。朝恩乃以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知神策军兵马使。大历四年，请以京兆之好，凤翔之麟游、普润，皆隶神策军。明年，复以兴平，武功、扶风、天兴隶之，朝廷不能遏。又用爱将刘希暹为神策虞候，主不法，遂置北军狱，募坊市不逞，诬捕大姓，没产为赏，至有选举旅寓而挟厚资多横死者。朝恩得罪，以希暹代为神策军使。是岁，希暹复得罪，以朝恩旧校王驾鹤代将。十数岁，德宗即位，以白志贞代之。是时，神策兵虽处内，而多以裨将将兵征伐，往往有功。及李希烈反，河北盗且起，数出禁军征伐，神策之士多斗死者。建中四年下诏募兵，以志贞为使，补峻切。郭子仪之婿端王傅吴仲孺殖资累巨万，以国家有急不自安，请以子率奴马从军。德宗喜甚，为官其子五品。志贞乃请节度、都团练、观察使与世尝任者，家皆出子弟马奴装铠助征，授官如仲孺子。於是豪富者缘为幸，而贫者苦之。神策兵既发殆尽，志贞阴以市人补之，各隶籍而身居市肆。及泾卒溃变，皆戢伏不出，帝遂出奔。初，段秀实见禁兵寡弱，不足备非常，上疏曰：“天子万乘，诸侯千，大夫百，盖以大制小，十制一也，尊君卑臣、︹干弱枝之道。今外有不廷之虏，内有梗命之臣，而禁兵不精，其数削少，後有猝故，何以待之？猛虎所以百兽畏者，爪牙也，爪牙废，则狐豚特犬悉能为敌。愿少留意。”至是方以秀实言为然。及志贞等流贬，神策都虞候李晟与其军之他将，皆自飞狐道西兵赴难，遂为神策行营节度，屯渭北，军遂振。贞元二年，改神策左右厢为左右神策军，特置监句当左右神策军，以宠中官，而益置大将军以下。又改殿前射生左右厢曰殿前左右射生军，亦置大将军以下。三年，诏射生、神策、六军将士，府县以事辨治，先奏乃移军，勿辄逮捕。京兆尹郑叔则建言：“京畿轻猾所聚，慝作不常，俟奏报，将失罪人，请非婚田，皆以时捕。”乃可之。俄改殿前左右射生军曰左右神威军，置监左右神威军使。左右神策军皆加将军二员，左右龙武军加将军一员，以待诸道大将军有功者。自肃宗以後，北军增置威武、长兴等军，名类颇多，而废置不一。惟羽林、龙武、神武、神策、神威最盛，总曰左右十军。其後京畿之西，多以神策军镇之，皆有屯营。军司之人，散处甸内，皆恃势凌暴，民苦之。德宗幸梁还，以神策兵有劳，皆号“兴元元从奉天定难功臣”，恕死罪。中书、御史府、兵部乃不能岁比其籍，京兆又不敢总举名实。三辅人假庇於军，一牒至十数。长安奸人多寓占两军，身不宿卫，以钱代行，谓之纳课户。益肆为暴，吏稍禁之，辄先得罪，故当时京尹、赤令皆为之敛屈。十年，京兆尹杨於陵请置挟名敕，五丁许二丁居军，馀差以条限，繇是富︹少畏。十二年，以监句当左神策军、左监门卫大将军、知内侍省事窦文场为左神策军护军中尉，以监句当右神策军、右监门卫将军、知内侍省事霍仙鸣为右神策军护军中尉，监右神威军使、内侍兼内谒者监张尚进为右神威军中护军，监左神威军使、内侍兼内谒者监焦希望为左神威军中护军。护军中尉、中护军皆古官。帝既以禁卫假宦官，又以此宠之。十四年，又诏左右神策置统军，以崇亲卫，如六军。时边兵衣饣襄多不赡，而戍卒屯防，药茗蔬酱之给最厚。诸将务为诡辞，请遥隶神策军，禀赐遂赢旧三倍，繇是塞上往往称神策行营，皆内统於中人矣，其军乃至十五万。故事，京城诸司、诸使、府、县，皆季以御史巡囚，後以北军地密，未尝至。十九年，监察御史崔不知近事，遂入右神策，中尉奏之，帝怒，杖四十，流崖州。顺宗即位，王叔文用事，欲取神策兵柄，乃用故将范希朝为左右神策、京西诸城镇行营兵马节度使，以夺宦者权而不克。元和二年，省神武军。明年，又废左、右神威军，合为一曰天威军。八年，废天威军，以其兵骑分隶左右神策军。及僖宗幸蜀，田令孜募神策新军为五十四都，离为十军。令孜自为左右神策十军兼十二卫观军容使，以左右神策大将军为左右神策诸都指挥使，诸都又领以都将，亦曰“都头”。景福二年，昭宗以藩臣跋扈、天子孤弱，议以宗室典禁兵。及伐李茂贞，乃用嗣覃王允为京西招讨使，神策诸都指挥使李钅岁副之，悉发五十四军屯兴平，已而兵自溃。茂贞逼京师，昭宗为斩神策中尉西门重遂、李周讠童，乃引去。乾宁元年，王行瑜、韩建及茂贞连兵犯阙，天子又杀宰相韦昭度、李奚，乃去。太原李克用以其兵伐行瑜等，同州节度使王行实入迫神策中尉骆全、刘景宣，请天子幸州，全、景宣及继晟与行实纵火东市，帝御承天门，敕诸王率禁军之。捧日都头李筠以其军卫楼下，茂贞将阎圭攻筠，矢及楼扉，帝乃与亲王、公主幸筠军，扈跸都头李君实亦以兵至，侍帝出幸莎城、石门。诏嗣薛王知柔入长安收禁军、清宫室，月馀乃还。又诏诸王阅亲军，收拾神策亡散，得数万。益置安圣、捧宸、保宁、安化军，曰“殿後四军”，嗣覃王允与嗣延王戒丕将之。三年，茂贞再犯阙，嗣覃王战败，昭宗幸华州。明年，韩建畏诸王有兵，请皆归十六宅，留殿後兵三十人，为控鹤排马官，隶飞龙坊，馀悉散之，且列甲围行宫，於是四军二万馀人皆罢。又请诛都头李筠，帝恐，为斩於大桥。俄遂杀十一王。及还长安，左右神策军复稍置之，以六千人为定。是岁，左右神策中尉刘季述、王仲先以其兵千人废帝，幽之。季述等诛。已而昭宗召朱全忠兵入诛宦官，宦官觉，劫天子幸凤翔，全忠围之岁馀，天子乃诛中尉韩全诲、张宏彦等二十馀人，以解梁兵，乃还长安。於是悉诛宦官，而神策左右军由此废矣。诸司悉归尚书省郎官，两军兵皆隶六军，而以崔允判六军十二卫事。六军者，左右龙武、神武、羽林，其名存而已。自是军司以宰相领。及全忠归，留步骑万人屯故两军，以子友伦为左右军宿卫都指挥使，禁卫皆汴卒。崔允乃奏：“六军名存而兵亡，非所以壮京师。军皆置步军四将，骑军一将。步将皆兵二百五十人，骑将皆百人，总六千六百人。番上如故事。”乃令六军诸卫副使京兆尹郑元规立格募兵於市，而全忠阴以汴人应之。允死，以宰相裴枢判左三军，独孤损判右三军，向所募士悉散去。全忠亦兼判左右六军十二卫。及东迁，唯小黄门打球供奉十数人、内园小儿五百人从。至水，又尽屠之，易以汴人，於是天子无一人之卫。昭宗遇弑，唐乃亡。 《唐书 兵志》：“唐有天下二百馀年，而兵之大势三变。其始盛时有府兵，府兵後废而为广骑，广骑又废，而方镇之兵盛矣。及其末也，强臣悍将兵布天下，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师，曰禁军。其後天子弱，方镇强，而唐遂以灭亡者，措置之势使然也。”盖府兵之制，居无事时耕於野，其番上者宿卫京师而已。若四方有事，则命将以出，事解辄罢，兵散於府，将归於朝。故士不失业，而将帅无握兵之重，所以防微杜渐，绝祸乱之原也。及府兵法坏而方镇盛，武夫悍将虽无事时，据安险，专方面，既有其土地，又有其民人，兵甲财赋，以布列天下。然则方镇不得不强，京师不得不弱。夫置兵所以止乱；及其弊也，足以为乱；又其甚也，至困天下以养乱。故兵之始重於外也，土地民赋非天子有；既其盛也，号令征伐非其有；其末也，至无尺土而不能庇其妻子宗族，遂以灭亡，可不哀哉。 ●卷一百五十二 兵考四 ○兵制 梁太祖开平元年：初，帝在藩镇，用法严，将校有战没者，所部兵悉斩之，谓之拔队斩。士卒失主将者，多亡逸不敢归，帝乃命凡军士皆文其面，以记军号。军士或思乡里逃去，关津辄执之送所属，无不死者，其乡里亦不敢容。由是亡者皆聚山谷为盗，大为州县之患。至是诏赦其罪，自今文面亦听还乡里，盗减什七八。 吴氏《能改斋漫录》曰：“《五代史 刘守光传》，天三年，梁攻沧州，仁恭调其境内凡男子年十五以上，七十以下，皆黥其面，文曰‘定霸都’，士人则文其腕或臂，曰‘一心事主’，得二十万人。”故苏明允《兵制篇》曰：‘屯田府兵，其利既不足以及天下，而後世之君，又不能循而守之，至於五代燕帅刘守光又从而为之黥面涅手，自後遂以为常法，使之不得与齐民齿。’然余按陶岳《五代史补》乃云：‘健儿文面，自梁太祖始。’梁、燕皆同时，则文面不特始於仁恭也。” 致堂胡氏曰：“伊尹曰：‘臣下不匡，其刑墨。’孔氏曰：‘凿其额，以墨涅之。’《吕刑》曰：‘苗民淫为劓耳刂黥。’孔氏曰：‘黥面也。’然则涅其颡者，乃五刑之正，而黥其面者，乃五虐之法也。颡受墨涅，若肤疾然，虽刑而不害；以字文面，则弃人矣。是法也，始於有苗，至刘仁恭、朱全忠加甚。籍民为兵，无罪而黥之，使终身不能去，以自别於平人，非至不仁者，莫忍为也。” 後唐庄宗同光二年敕：“随驾收复汴州，并扈从到洛京，南郊立仗都将官员，自检校司空已下，宜并赐‘协谋定乱匡国功臣’，自检校仆射、尚书、常侍至大夫、中丞，宜并赐‘忠勇拱卫功臣’，其初带宪衔，并赐‘忠烈功臣’，已有功臣名者，不在此限，其节级长行军将，并赐‘扈跸功臣。’”（唐元宗平内难，赐卫士葛福顺等为“唐元功臣，”不过十数人。德宗驻跸奉天，赐从军驾立功将校为“奉天定难功臣”。及僖宗、昭宗频年播迁，功臣差多，至是遍及戎卒，非赏典也）。 潞王之初发凤翔也，许军士以入洛人赏钱百缗。至阅实金帛，不过三万两疋，而赏军之费，计用五十万缗。帝怒，三司使王玫请率京城民财以足之。又据屋为率，无问白居及僦者，预借五月僦直。有司百方敛民财，仅得六万。帝怒，下军巡狱，昼夜督责，囚系满狱，贫者至自经、赴井，而军士游市肆皆有骄色，市人聚诟之。是时竭左藏旧物及诸道贡献，乃至太后、太妃器服簪珥皆出之，才及二十万缗。帝患之，李专美曰：“臣窃思自长兴之季，赏赉亟行，卒以自骄。继以山陵及出师，帑藏遂涸，虽有无穷之财，终不能满骄卒之心，故陛下拱手於危困之中而得天下。夫国之存亡，不专系於厚赏，亦在修法度，立纪纲。陛下苟不改覆车之辙，臣恐徒困百姓，存亡未可知也。今财力尽於此矣，宜据所有均给之，何必践初言乎！”帝以为然。壬辰，诏禁军在凤翔归命者，自杨思权、尹晖等各赐二马、一驼、钱七十缗，下至军人钱二十缗，其在京者各十缗。军士无厌，犹怨望，为谣言曰：‘除去菩萨，扶立生铁。’以闵帝仁弱，帝刚严，有悔心故也。 晋初置乡兵，号“天威军”，教习岁馀，村民不娴军旅，竟不可用，悉罢之，但令七户输钱十千，其铠仗悉输官，而无赖子弟不复肯复农桑，多聚山林为盗。及契丹入汴，纵胡骑打草，民不堪命，所在盗起，攻陷州县，长吏不能制。 周太祖显德元年，军士有流言，郊赏薄於唐明宗时。帝召诸将至寝殿，让之曰：“朕自即位以来，恶衣菲食，专以赡军为念，府库蓄积，四方贡献，赡军之外，鲜有赢馀，汝辈岂不知之？今乃纵凶徒腾口，不顾人主之勤俭，察国之贫乏，又不思已有何功而受赏，惟知怨望，於汝辈安乎！”皆惶恐谢罪，退，索不逞之徒戮之，流言息。 世宗即位，既败北汉兵於高平，谋肃军政。初，宿卫之士累朝相承，务求姑息，不欲简阅，恐伤人情，由是羸老者居多，但骄蹇不用命，实不可用，每遇大敌，不走则降，其所以失国多由此。帝因高平之战，始知其弊，谓侍臣曰：“凡兵务精不务多。今以农夫百未能当甲士一，奈何浚民之膏泽，养此无用之物乎！且健懦不分，众何所劝？”乃命大简诸军，精锐者升之上军，羸者斥去之。又以骁勇之士，多为诸藩镇所蓄，诏募天下壮士，咸遣诣阙，命太祖皇帝选其尤者为殿前诸班；其骑、步诸军，各命将帅选士。由是士卒精强，近代无比，征伐四方，所向皆捷，选练之力也。 宋太祖皇帝建隆元年，诏殿前、侍卫二司，各阅所掌兵，练其骁勇，升为上军，老弱怯懦，置剩圆以处之（剩圆给官符宫观、园苑、寺庙、卢廪之役。咸平五年七月，戎卒有苦寒废支体者，真宗念其劳，不欲遽弃，令隶剩圆，廪给如故，自是率以为例）。 止斋陈氏曰：“剩圆之置，不但以仁羸卒，亦以省冗食也。熙宁十年十月，诏诸路州军，以逐州就粮。禁军、厢军，通计十分立一分为额。剩圆立额自此始。自宣和之难，养兵益众，战功之赏，例加官资，於是退兵重为天下费，盖拣汰起於绍兴七年，率置添差官以处之。自诸司及州军各有圆，参定为节镇一百三十圆，次州军六十五圆，极边节镇二十六圆，次州军十八圆，待阙圆数亦准此（乾道二年二月二十五日敕）。而州县之力，困於养退兵矣。” 八月，诏诸州长吏选所部兵送都下，以补禁旅之阙。又选强壮卒定为兵样，分送诸道。其後又以木梃为高下之等，散给诸州军，委长吏、都监等召募教习，俟其精练，即送阙下（京诸司库务皆有役兵，其执杖者即不设等样）。自是师旅皆精锐，禁衡之籍无阙矣。 止斋陈氏曰：“世多言国家养兵之费，自艺祖时增置禁军始，考之则不然。按祥符、天圣编敕诸部郡，自骑射至牢城，凡名额二百二十三，总为本城而已，则天下无禁兵也。所谓禁兵者，皆三司之卒，分屯而更戍，今之屯驻、驻泊之名，而钤辖、都监、监押之官所部领者也。三边之兵，因事宜升为禁军者，则所谓四十四处禁军是已（咸平四年，始升陕西诸州选中‘保捷’。庆历元年秋，河北教阅本城为禁军），是为就粮。自元昊叛而西北有“保毅”；王伦判而东南有‘宣毅’之类，於是列郡稍置禁军。嘉中，诏东南帅司各置‘威果’凡二十五指挥，既云多矣，然亦无过九大郡。熙宁按天下厢军之籍五十万人而亦不足战，於是教阅之法起。其後以厢军团并为额，则今之两浙‘崇节’、福建‘保节’之类是也。教阅之兵，因别为额而隶之将下，则今两浙‘雄节’、福建‘广节’之类是也。五年，始排立在就粮禁军之下。元丰兵令悉以‘雄节’之类升同禁军，由是禁军始遍天下。此不可不辨。” 自唐中叶後，营兵在诸镇，每防秋征行，大则节将自往，小则列校董之。禁卫虽设而皆非精练。藩镇强者得以专主判换。河北兵最强，故声教不能及，然屯营之处，颇杂耕战。僖、昭，征讨不息，师人疲苦，多亡命者。梁祖患之，乃令诸军悉<黑詹>面为字以识军号，讫今遵其制。五代以来，境蹙兵少，然习用为常，亦有近藩之地更迭戍守者，然方镇列校，势位差损。周显德後，克淮甸，有东南之漕，京师仓廪稍实，得以聚兵为强之术。太祖、太宗以雄略英武，平一海内，惩累朝藩镇跋扈，尽收兵於京师。於时天下山泽之利，悉入於官，帑庾充刃，得以赡给。而备时使。其边防外，藩镇须兵屯守者，自京而遣，故有驻泊、屯驻之名。其京畿诸州便运路者，则有就粮兵焉，许挈家属以往，及本州兵皆更迭屯驻，代还始复旧所。旧制，除军卫外，诸州兵上从节镇及本军之号，自唐末稍增其美名。国朝初平伪国，合并所得兵，别为军额，其愿归农者解其籍，或给以土田。其後或新经料简，或团并有馀，则或特创名，或因旧额增指挥之数而无常焉。凡召募兵者，所在设旗给赏，长吏、都监专视之，遣吏部送阙下，至则军头司覆验等第引对，使坐隶诸军（淳化二年，诏以子弟附兵籍者除去之，愿隶名者阅试而後听。景德三年，又诏有材勇者许隶本军）。其自下军而升入上军者，自上军而入诸班直者，皆临轩亲阅（诸班直新召募者，非材勇超绝，即不预焉，馀皆自下选补。大中祥符五年，诏拣阅诸军有方壮而被斥者，委所在告谕，听其自陈）。每上军遣戍，皆本司整比，军头司引对便殿，给以装钱。代还亦入见，犒以饮食，拣拔精锐升补之，或退其疲老者。凡大祀有赏给，每岁寒食、端午、冬至，各有特支（特支有大小之差，亦有非时给者）。戍边每季又加给银鞋，环、庆缘边，艰於爨给者，又有薪水钱；其役兵劳苦者，或季给钱；或川、广而代还者，别给装钱。川、广递补卒，或给时服钱屦。凡出外率有口粮（有折月粮者，有别给者）。 开宝四年，祀南郊，礼毕行赏，上以御马直扈从郊祀，特命增给钱人五千，而川班内殿直不得如例，乃相率击登闻鼓上诉陈乞。上怒曰：“朕所与即为恩泽，安有例哉！”命斩妄诉者四十人，馀悉配隶许州“骁捷军”，都校皆决杖降职，遂废其班。 时内臣有李承进者逮事後唐，上问曰：“庄宗以英武定中原，享国不久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庄宗好田猎，惟务姑息，将士每乘舆出，次近郊，禁兵卫卒，必控马首告曰：‘儿郎辈寒冷，望与振救。’庄宗即随所欲以给之。如此非一，失於禁戢，因而兆乱，盖威令不行，赏罚无节矣。”上抚髀叹曰：“二十年夹河战争而得天下，不能用法约束，此辈纵其无厌之求，以兹临御，诚为儿戏。今我抚养士卒，固不吝惜爵赏，但犯吾法无所贷耳。” 太宗选军中勇士，教以剑舞，皆能掷剑凌空，绕身承接，妙捷如神。每契丹使至赐宴，乃出以示之，凡数百辈袒裼鼓噪，挺刃而入，各献其技，霜锋雪锷，飞跃满空，及亲征太原，巡城耀武，必令剑舞前导，观者神耸。 至道初，帝因问侍臣河渠转漕以给军食之事，语及屯兵利害。参知政事张洎退而讲求故实，上封奏曰：“国家应图受命，经营鸿业，惩前王之失，审形胜之地，以大梁者八方所凑，为天下之枢，可以阜安兆人，临制四海，故卜京邑而定都焉。昔炎汉开基，高帝云：‘吾以羽檄召天下兵未有至者。’又孝武云：‘吾初即位，不欲出虎符发兵郡国。’即知兵甲在外郊也。唯有南、北军、期门郎、羽林孤儿以备天子扈从藩卫之用。唐承隋制，置十二卫府兵，皆农夫也。及罢府兵，始置神武、神策为禁军，不过三数万人，亦以备天子扈从藩卫而已。及禄山犯阙，朝廷驱市人接战。德宗蒙尘，扈驾者四百馀骑，兵甲散在郡国，军额存而可举者，除河朔三镇外，太原、青杜各十万人，宁、宣武各六万人，潞、徐、荆、扬各五万人，襄、宣、寿、镇、海各二万馀人，观察、团练据要害之地者，亦不下万人。今天下甲卒数十万众，战马数十万匹，萃在京师、本固兵︹，邦国之利也。”上览而嘉之。 真宗咸平四年，开封府言：“龙武军卒亡命捕获，法当决徒。”帝以是军无俸，而同禁军例科罪太重，令改从轻法。其後又诏禁军非征行而因役亡者，止决杖流配（时宁朔军充役太庙而亡，法官议当斩，诏从流配）。 景德元年班临军赏罚之令，遣中使赍御剑赴北面，以肃军令。 北面诸路驻泊兵马使臣等：临阵能率先用命杀贼者，与贼斗战生擒获贼者，临阵擒获贼首领者，使斫营寨能惊贼令扰乱及擒获人畜者，诸偏裨下军士与戎人斗能用命策应杀退贼者，戎人为诱兵翼张受命掩击能破走之者，贼游骑往来或近大军受命掩袭而能擒杀者，用命深入被伤者，临阵用命入贼斩刺其首领分散其旗鼓者，并赏之，其擒贼首领有酋渠并得旗鼓者加等焉。如贼已败走，所夺车帐、人畜、财物并给与之。若克日会战不齐者，夜喧众者，不俟贼稍前而乱射者，阵成列而监军诸校使臣擅简一卒一骑者，後马有犯者，下行阵大寨不齐者，旗枪交错队伍者，贼至可出军而不出者，战斗而观望不救者，兵器不修至临阵不堪施用者，巧诈以避征役者，临阵先退者，贪争赀畜而不赴杀贼，遣入贼境而规避，既复命，言不以实者，为斥候而不觉贼来者，临阵不射贼及弃其馀箭者，遗失铠甲兵器者，贼弃仗降而辄杀者，分布军号及传令不慎密而漏泄者，受命逐贼至某处辄过者，部署下牙队军校、左右指使使臣、忠佐及从人使臣，军校下押前队圆寮、军头、十将并从人，临阵辄离左右不受节度者，并斩。凡军中皆计斩级行赏，其後颇有枭路人首以希赏者，真宗闻而诏戒之。又令缘边凡获蕃寇，皆须辨问得实，当行杀戮者许给赏。如其非理，即以军法论。 二年春，以契丹通好，边鄙无事，释河北诸州强壮悉归，会合镇、定两路部署为一，省河北防城镇兵十之五，缘边三之一。 《两朝国史志》：太祖、太宗平一海内，惩累朝藩镇跋扈，尽收天下劲兵，列营京畿，以备藩卫，其分营於外者日“就粮”。就粮者，本京师兵而便廪食於外，故听其家往；其边防要郡须兵屯守，即遣自京师诸镇之兵，亦皆戍更。真宗、仁宗、英宗嗣守其法，益以完密。於时天下山泽之利，悉入县官，以资廪赐；将帅之臣，入奉朝请，以备指踪。犷悍之民，收隶尺籍，以给守卫。兵无常帅，师无常师，内外相维，上下相制，等级相轧，虽有暴戾姿睢，无所厝於其，是以天下晏然，逾百年而无犬吠之惊，此制兵得其道也。制兵之额有四：曰禁兵，曰厢兵，曰乡兵，曰藩兵。分隶殿前、侍卫总管司，而籍藏枢密院，凡召募、廪给、训练、屯戍、拣选补之政，皆枢密院掌之。禁兵者，天子卫兵也，总於殿前、侍卫二司，其尤亲近扈从者号班直。馀自“龙卫”而下，皆番戍诸路，有事即以征讨。自景德後，兵不复试。厢兵者，诸州之镇兵也。太祖鉴唐末方镇跋扈，诏选州兵壮勇者悉部送京师，以备禁卫，馀留本城。本城虽或戍更，然罕教阅，类多给役而已。乡兵者，选自户籍，或土民应募，所在团结训练，以为防守之兵也。国朝已来，河北、河东有“神锐”、“忠勇”、“强壮”，河北有“忠顺”、“强人”，陕西有“保毅”、“寨户”、“强人”、“强人弓手”，河东、陕西有“弓箭手”，河北、河东、陕西有“义勇”，麟州有“义军”，川峡有“土丁”、“壮丁”，荆湖南、北有“弩手”、“土丁”，广南东、西有“枪手”、“土丁”，邕州有“溪峒壮丁（其本末各见《郡国兵门》）”蕃兵者，塞下内属诸部落，团结以为藩篱之兵也。西北边羌戎，种落不相统一，保寨者谓之“熟户”，馀谓之“生户”。陕西则秦、凤、泾、原、环、庆、、延，河东则石、隰、、府，其大首领为都军主，百帐已上为军主，其次为副军主。又有以功次补者，其官职俸给有差（其兵数本末，见《郡国兵门》）。召募之制，起於府卫之废，盖籍天下良民以讨有罪，三代之兵与府卫是也。收天下犷悍之兵，以卫良民，今召募之兵是也。唐末士卒疲於征役，多亡命者，梁祖令诸军悉<黑詹>面为字，以识军号，是为长征之兵。初募时，先度人材，次阅走跃，试瞻视，然後为<黑詹>面，赐以缗钱衣屦而隶诸军。自国初以来，其取非一途，或土人就在所团立，或取营伍子弟听从本军，或乘岁凶募饥民补本城，或以有罪配隶给役，是以天下失职、犷悍之徒，悉收籍之。伉健者迁禁卫，短弱者为厢军，制以队伍，束以法令，帖帖不敢出绳墨，平居食俸廪，养妻子，备征防之用，一有警急，勇者力战斗，弱者给漕挽，则向之天下失职犷悍之徒，今为良民之卫矣。廪给之制，总内外厢、禁诸军且百万，言国费最钜者宜无出此。虽然，古者寓兵於民，民既出常赋，有事复裹粮而为兵，後世兵农分，常赋之外，山泽关市之利，悉以养兵。然有警则以素所养者捍之，民晏然无预征役也。唐之时兵分，藩镇得专租税，天子禁卫之兵，中外不过十馀万人。国朝收天下甲卒数十万，悉萃京师。京师八方所凑，水陆四达，岁漕江、淮粟六百万石，而缣帛、货泉、齿革、百物之委，不可胜纪，是以军储饶羡。初，太仓才支三二岁，承平既久，常馀数年之食，以此临制四方，犹臂指之运也。世之议者不达，乃谓竭民赋租以养不战之卒，糜国币廪以优坐食之校，是岂知祖宗所以扰役强悍、销弥争乱之深意哉！屯戍之制，凡遣上军，军头司引对，赐以装钱；代还亦入见，犒以饮食，简拔精锐，退其癃老。至於诸州禁、厢兵，亦皆戍更。隶州者曰“屯驻”，隶总管曰“驻泊”。拣选之制，有自厢军升禁军，禁军升上军，上军升班直。升上军及班直者，皆临轩亲阅，自非材勇绝群，不以应召募，馀皆自下选补云。 仁宗时，元昊反，西边用师，多募禁军。吏以所募多寡为赏罚格，诸军子弟悉听隶籍，禁军额员多选本城补填，故庆历中内外禁、厢军总一百二十五万，视祖宗时为最多。及西师罢，天下患兵冗，帑庾不能给，枢密使庞籍奏：“世养兵务多而不精，请与中书议拣汰之法。”从之，省兵数万人。 石林叶氏《燕语》：“元昊初，臣庞颖公自延州入为枢密副使，首言关中苦饣鬼饷，请徙沿边兵就食内地。议者争言不可，以为虏初伏，情伪难测，未可遽弛备。独公知元昊已困，必不能遽败盟，卒徒二十万人。後为枢密使，复言天下兵太冗，多不可用，请汰其罢老者。时论纷然，尤以为必生变，仁宗以为疑。公曰：“倘有一夫之呼，臣请以百口当之。”帝从其言，遂汰八万人。 嘉二年，复定招军等杖。自上四军至“武肃”、“忠靖”皆五尺已上。差以寸坊而视其奉钱之数。奉钱一千者以五尺八寸、七寸三分、七寸为三等，奉钱七百者降杀有差。唯“武严”、御营喝探以艺精者充，诸军执杖者不设等杖。其支军食，粮料院先进样，三司定仓敖界分，而以年月次之。国初，诸庾分给诸营，营在国城西，多给粮於城东，若南北亦然。相距有四十里者，盖恐士卒习堕，使知负担之勤。久之，有司乃取受输年月界分，以军次高下给之。凡三岁大祀，有赐赉，有优赐。每岁寒食、端午、冬至有特支，特支有大小之差。亦有非时给者。戍边，季加给银、鞋。、宁、环、庆缘边艰於爨汲者，两月则给薪水钱，苦寒或赐絮襦。役兵劳苦，季给钱。戍岭南者，增月奉。自川、广戍还者，别予装钱。川、广递补卒或给时服、钱、屦。屯兵州军，官赐钱宴犒将校，谓之旬设，旧止待屯泊禁军，其後及於本城。天圣七年，法自裁定诸军衣装，骑兵春、冬衣各七事，步兵春衣七事，冬衣六事，质卖者重之法。 三司使程琳上疏，论：“兵在精不在众。河北、陕西军储数匮，而招募不已，且住营一兵之费，可给屯驻三兵，昔养万兵者今三万兵。矣河北岁费刍粮千二十万，其赋入支十之三；陕西岁费千五百万，其赋入支十之五。自馀悉仰给京师。自咸平逮今，二边所增马步军指挥百六十。计骑兵一指挥所给，岁约费缗钱四万三千，步兵所给，岁约费缗钱三万二千，他给赐不预。合新旧兵所费，不啻千万缗。天地生财有限，而用无纪极，此国用所以日屈也。今同、华沿河州军，积粟至於红腐而不用；沿边入中粟，价常踊贵而未尝足。诚愿罢河北、陕西募往营兵，勿复增置，遇阙即选厢军精锐者补之，仍渐徙营内郡，以便粮饷。无事时番戍于边，缓急即调发使近。严戒封疆之臣，毋得侵轶生事，以觊恩赏，违令者重之法。如此，则疆场无事，而国用有馀矣。”帝嘉纳之。 嘉七年，宰相韩琦上言：“祖宗时以兵定天下，凡有征伐则募置，事已则省并，故兵日精而用不广。今二虏虽号通好，而西北屯边之兵，常若待敌之至，故竭天下之力而不能给。不於此时先虑而速救之，一旦边陲用兵，水旱相继，骇而图之，不可及也。又三路就粮之兵，虽勇劲服习，然边储贵踊，常苦难赡。若其数过多，复有尾大不掉之患。京师之兵虽杂且少精，然漕於东南，广而易供设，其数多，乃得强弱枝之势也。祖宗时，就粮之兵不甚多，边陲有事，则以京师兵益之，其虑也深，而其费也鲜。愿诏枢密院同三司量河北、陕西、河东及三司榷货务岁入金帛之数，约可赡京师及三路兵马几何，然後以可赡之数立为定额。额足罢募，阙即增补。额外数已尽而营数畸零，则省并之。既见定额，则可以定某路马步一营以若干人为额。仍请开宝、至道、天禧、庆历中外兵马之数。盖开宝、至道之兵，太祖、太宗以之定天下服四夷也。天禧之兵，真宗所以守成备豫也。庆历之兵，乃西师後增置之数也。以祖宗所养之兵，视今数之多少，则精冗易判，裁制无疑矣。”於是诏中书、枢密院同议。枢密院掇祖宗已来兵数以闻。盖开宝之籍，总三十七万八千，而禁军马步十九万三千；至道之籍，总六十六万六千，而禁军马步三十五万八千；天禧之籍，总九十一万二千，而禁军马步四十三万二千；庆历之籍，总一百二十五万九千，而禁军马步八十二万六千。视前募兵浸多，自是稍加裁制，以为定额。 琦尝从容议及养兵事，慨然曰：“养兵虽非古，然积习之久，势不可废，又自有利处。昔者发百姓戍边者无虚岁，父子、兄弟、尝有生离死别之苦。议者但云不如汉、唐调兵於民，独不见杜甫《石壕吏》一诗乎？调兵於民，其弊如此，後世既取强健无赖者养以为兵，兵行，虽民税敛良厚，而终身保骨肉相聚之乐，此岂小事？又其习练战阵，而豪勇可使，安得与农夫同日道也？” 知谏院范镇言：“河北连岁招兵未已，皆是坊市无赖子弟及陇亩力田之人，谓为军营子弟，求刺为军。况今田甚旷，民甚稀，赋敛甚重，国用甚不足者，正由兵多故也。议者必曰，以为契丹备也。且契丹五十年不敢南入为寇者，金缯之利厚也。就使弃利为害，则大河以北，妇人女子皆是乘城之人，其城市无赖、陇亩力田者，又将焉用而预蓄养之以困民？况契丹贪利而不敢动？夫收兵於民则民稀，民稀则田旷，田旷赋役重，赋役重则民心离。寓兵於民则民稠，民稠则田辟，田辟则赋役轻，赋役轻则民心固。与其离民之心以备契丹，契丹未至而民力先已匮，孰若固民之心以备契丹，虽至而民力有馀，国用有备，其利害若视白黑，若数一二。而今以为难者，臣所以深惑也。昔汉武以兵困天下者，用兵以征匈奴，空漠北，得所欲也。陛下以兵困天下者，不用兵养兵以至是也，非以快所欲也。何苦而为是乎？五口之家尚知量入以为出，况天下大计，其可以不校出入乎？其可以无经乎？请下臣章中书、枢密院大臣看详。若陛下诚能罢今招兵，敕大臣使具太祖、太宗、真宗每朝赋入若干，兵若干，官若干，陛下天圣中赋入若干，兵若干，官若干，约今赋入之数与兵数、官数，约取中道，立为经制，以赋入之数十分为率，以七分养兵、官，给郊庙宫省诸费，三分以备水旱缓急非常，为之十年，仅可以言治。古者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，无六年之蓄曰急，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。今自京师至天下州郡，大率无储蓄、边城甚者或无三数月之备，不幸有连年水旱，将何以养此兵乎？此兵不足以养，则其忧不在契丹也。” 欧阳修时论《原弊》曰：‘国家自景德罢兵，三十三岁矣。兵尝经用者，老死几尽，而後来者未尝闻金鼓识战阵也。生於无事而饱於衣食也，其势不得不骄惰。今卫士入宿，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；禁兵给粮，不自荷而雇人荷之。其骄如此，况肯冒辛苦以战斗乎？前日西边之吏，如高化军、齐宗举两用兵而辄败，此其郊也。夫就使兵耐辛苦而能战斗虽耗农民为之可也。柰何有为兵之虚名，而其实骄惰无用之人也？古之凡民长大壮健者皆在南亩，农隙则教之以战，今乃大异，一遇凶岁，则州郡吏以尺度量民之长大，而试其壮健者招之去为禁兵，其次不及尺度而稍怯弱者，籍之以为厢兵（一作军）。吏招人多者有赏，而民方穷时争投之，故一经凶荒，则所留在南亩者，惟老弱也。而吏方曰不收为兵，则恐为盗。噫！苟知一时之不为盗，而不知终身骄惰而窃食也。古之长大壮健者任耕，而老弱者游惰。今之长大壮健者游惰，而老弱者留耕也。何相反之甚邪？然民尽力乎南亩者，或不免乎狗彘之食，而一去为增兵，则终身安佚而享丰腴，则南亩之民不得不日减也。故曰有诱民之弊者谓此也。” 又《本论》曰：“古之善用兵者，可使之赴水火。今厢、禁之军，有司不敢役，必不得已而暂用之，则谓之借倩。彼兵相谓，亦曰官倩我，而官之文符亦曰倩。夫赏者所以守劳也，今以大礼之故，不劳之赏，三年而一遍，所费八九十万。有司不敢缓月日之期，兵之得赏不以无功知愧，乃称多量少，比好嫌恶，小不如意，则持挺而呼，持梃欲击天子之命吏。无事之时犹若此，以此知兵骄也。兵之敢骄者，以用之不得其术，而法制不立也。前日五代之乱，可谓极矣。五十三年之，易五姓十三君，而亡国被杀者八，长者不过十馀岁，甚者三四岁而亡，其主岂皆愚邪？其心岂乐祸乱而不欲为久安之计乎？顾其力不能者，时也。当时东有汾、晋，西有岐、蜀，北有强胡，南有江、淮、闽、广、吴、越、荆、潭，天下分为十三四，四面环之，以至加之中国，又有叛将强臣割而据之，其君天下者，类皆为国日浅，威德未洽，强君武主，力而为之，仅以自守，不幸孱子弱孙，不过一再传而复乱败，是以养兵如儿子之啖虎狼，犹恐不为用，尚何敢制？天下之势，方若敝庐，补其奥则隅坏，整其桷则栋倾，支撑扶持，苟存而已，尚何暇法象规矩而为制度乎？今宋之为宋，八十年矣，外平僭乱，无抗敌之国；内削方镇，无强叛之臣。天下为一，海内晏然，为国不为不久，天下不为不广也。然而兵不足以威於外而敢骄於内，制度不可为万世法而日益丛杂，一切苟且，不异五代之时，此甚可叹也。” 苏轼应诏《策别》，其一曰定军制。自三代之衰，井田废，兵农异处，兵不得休而为民，民不得息肩而无事於兵者十有馀年，而未有如今日之极者也。三代之制，不可复追矣。至於汉、唐，犹有可得而言者。夫兵无事而食，则不可使聚，聚则不可使无事而食，此二者相胜而不可并行，其势然也。今夫有百顷之田，则足以牧马千驷，而不知费聚千驷之马，而输百顷之刍，则其费百倍，此易晓也。昔汉之制，有践更之卒，而无营田之兵，虽皆出於农夫，而方其为兵也，不知农夫之事。是故郡县无常屯之兵，而京师亦不过有南北军、期门、羽林而已。边境有事，诸侯有变，皆以虎符调发军国之兵。至於事已而兵休，则涣然各复其故，是以其兵虽不离农，而天下不至於弊者，未尝聚也。唐有天下，置十六卫府兵，天下之府八百馀所，而屯於关中者至有五百，然皆无事则力耕而积，不惟以自赡养，而又足以广县官之储，是以兵虽聚於京师，而天下亦不至於弊者，未尝无事而食也。今天下之兵，不耕而聚於畿辅者以数十万计，皆仰给於县官，有汉、唐之患而无汉、唐之利，择其偏而兼用之，是以兼受其弊而莫之分也。天下之财，近自淮甸，而远至於吴、楚，凡舟车所至，人力所及，莫不尽取以归於京师。晏然无事，而赋敛之厚，至於不可复加，而三司之用，犹苦其不给，其弊皆起於不耕之兵聚於内，而食四方之贡赋。非特如此而已，又有循环往来屯戍於郡县者。昔建国之初，所在分裂，拥兵而不服。太祖、太宗，躬擐甲胄，力战而取之，既降其君而籍其疆土矣，然其故基馀孽犹有存者，上之人见天下之难合而恐其复发也，於是出禁兵以戍之。大自藩府，而小至於县镇，往往皆有京师之兵。由此观之，则是天下之地，一尺一寸，皆天子自为守也。而可以长久而不变乎？费莫大於养兵，养兵之费莫大於征行。今出禁兵而戍郡县，远者或数千里，其月廪岁给之外，又日供其刍粮，三岁而一迁，往者纷纷，来者累累，虽不过数百为辈，而要其归，无以异於数十万之兵，三岁而一出征也。农夫之力安得不竭？饣鬼运之卒安得不疲？且今天下未尝有战斗之事，武夫悍卒非有劳代可以邀其上之人，然皆不得为休息闲居无用之兵者，其意以为为天子出戍也。是故美衣丰食，开府库，辇金帛，若有所负，一逆其意，则欲群起而噪呼。此何为者也？天下一家且数千百年矣，民之戴君，至於海隅，无以异於畿甸，亦不必举疑四方之兵而专信禁兵也。曩者蜀之有均贼，近岁贝州之乱，未必非禁兵致之。臣愚以为郡县之士兵，可以渐训而阴夺其权，则禁兵可以渐省而无用，天下武健岂有常所哉？山川之所习，风气之所咻，四方之民一也。昔者战国常用之矣，蜀人之怯懦，吴人之短小，皆尝以抗衡於上国，夫安得禁兵而用之？今之土兵所以钝弊劣弱而不振者，彼见郡县皆有禁兵而待之异等，是以自弃於贱隶役夫之，而将吏亦莫训也。苟禁兵渐省，而以其资粮益优郡县之土兵，则彼固以欢欣踊跃出於意外，戴上之恩而愿效其力，又何遽不如禁兵邪！夫土兵日以多，禁兵日以少，天子扈从、捍城之外，无所复用。如此，则内无屯聚仰给之费，而外无迁徙供亿之劳，费之省者，又已过半矣。” 其二曰练军实。三代之兵，不待择而精，其故何也？出兵於农，有常数而无常人。国有事要，以一家而备一正卒，如斯而已矣。是故老者得以养，疾病者得以为闲，民而役於官者莫不皆其壮子弟，故其无事而田猎，则未尝发老弱之民；师行而饣鬼粮，则未尝食无用之卒。使之足轻险阻而手易器械，聪明足以赴旗鼓之节，强锐足以犯死伤之地，干城之众，而人人足以自捍，故杀人少而成功多，费用省而兵卒强。盖春秋之时，诸侯相并，天下百战，其经传所见谓之败绩者，如城濮、鄢陵之役，皆不过犯其偏师，而猎其游卒，敛兵而退，未有僵尸百万，流血江河，如後世之战者。何也？民各推其家之壮者以为兵，则其势不可得而多杀也。及至後世，兵民既分，兵不得复而为民，於是始有老弱之卒。夫既已募民而为兵，其妻子屋庐既已於营伍之中，其姓名既已书於官府之籍，行不得为商，居不得为农而仰食於官，至於衰老而无归，则其道诚不可以弃去。是故无用之卒，虽薄其资粮而皆廪之终身。凡民之生，自二十以上至於衰老，不过四十馀年之，勇锐强力之气，足以犯坚冒刃者，不过二十馀年。今廪之终身，则是一卒凡二十年无用而食於官也。自此而推之，养兵十万，则是五万人可去也；屯兵十年，则是五年为无益之费也。民者天下之本，而财者民之所以生也。有兵而不可使战，是谓弃财；不可使战而驱之战，是谓弃民。臣观秦汉之後，天下何其残败之多邪！其弊皆起於分民而为兵，兵不得休，使老弱不堪之卒，拱手而就戮。故有以百万之众，而见屠於数千之兵者；有良将善用，不过为饵，委之啖贼。嗟夫！三代之衰，民之无罪而死者，其不可胜数矣。今天下募兵至多，往者陕西之役，举籍平民以为兵，加以明道、宝元之，天下旱蝗，次及近岁青、齐之饥，与河、朔之水灾，民急而为兵者日益众。举籍而按之，近世以来，募兵之多无如今日者，然皆老弱不教，不能当古之十五，而衣食之费，百倍於古，此甚非所以长久而不变者也。凡民之为兵者，其类多非良民。方其少壮之时，博奕饮酒，不安於家，而後能捐其身，至其少衰而气沮，盖亦有悔而不复者矣。臣以谓五十以上愿复而为民者，宜听。自今以往，民之愿为兵者，皆三十以下则收，限以十年而除其籍。民三十而为兵，十年而复归，其精力思虑，犹可以养生送死，为终身之计。其应募之日，心知其不出十年而为十年之计，则除其籍而不怨。以无用之兵终身坐食之费而为重募，则应者必众。如此，县官常无老弱之兵，而民之不任战者，不至於无罪而死。彼皆知其不过十年而复为平民，则自爱其身而重犯法，不至於叫呼无赖，以自弃於凶人。今夫天下之患，在於民不知兵。故兵常骄悍而民常怯，盗贼攻之而不能御，戎狄掠之而不能抗。今使民得更代而为兵，兵得复还而为民，则天下之知兵者众，而盗贼戎狄将有所忌。然独有言者，将以为十年而代，故者已去而新者未教，则缓急有所不济。夫所谓十年而代者，岂举军而并去之？有始至者，有既久者，有将去者，有当代者，新故杂居而教之，则缓急可以无忧矣。” 英宗治平初，兵一百一十六万二千，而禁军马步六十六万三千。 治平元年，宰相韩琦上言：“古者籍民为兵，故其数虽多而赡至薄。唐置府兵最近古。天宝以後，废不能复。今之‘义勇’，河北几十五万，河东几八万。勇悍纯实，生於天性。而有物力资产、父母妻子之所系，若稍加简练，与唐府兵何异？陕西尝剌弓手为‘保捷’，其後拣放，所存无几。且河北、河东、陕西三路，皆控西北，事当一体。请於陕西亦点‘义勇’，止涅手背，一时不能无小扰，而终成长利。”乃遣官陕西路籍‘义勇’，得十三万八千四百六十五人。 知谏院司马光上言：“昔康定、庆历之，朝廷以元昊犯边，官军不利，已曾籍陕西之民以为乡弓手。始者明出敕榜云：‘但欲使之守护乡里，必不刺充正军，屯戍边境。’榜犹未收，而朝廷尽刺充‘保捷’指挥，令於边州屯戍。当是之时，臣丁忧在陕，备见其事。民皆生长太平，不识金革，一旦调发为兵，自陕以西，闾阎之，如人人有丧，户户被掠，号器之声，弥天互野，天地为之惨凄，日月为之无色，往往逃避於外，官中絷其父母妻子，急加追捕，鬻卖田园，以充购赏。暨刺面之後，兵员教头，利其家富，百端诛剥，衣粮不足以自赡，须至取於私家。或屯戍在边，则更须千里供送，祖、父财产，日销月铄，以至於尽。况其平生所习者，则惟桑麻耒耜。至於甲胄弩槊，虽日加教阅，不免生疏。而又资性戆愚，加之畏懦，临敌之际，得便即思退走，不惟自丧其身，兼更拽动大阵。自後官中知其无用，遂大加沙汰，给与公凭，放令逐便。而惰游已久，不复肯服稼穑之劳，兼田产已空，无所复归，皆流落冻馁，不知所在。长老至今言之，犹长叹出涕。其为失策，较然可知。足以为後来之戒，而不足以为法也。” 又言：“祖宗平诸镇，一天下，岂尝有义勇哉？自赵元昊反，诸将覆师者相继，终不能出一旅之众，涉区脱之地，以讨其罪，不免为姑息之计。当是时，三路乡兵数十万，何尝得一人之力乎！议者必曰：“河北、河东，不用衣廪，得胜兵数十万，阅教精熟，皆可以战。”又：“兵出民间，合於古制。”臣谓不然。彼数十万者，虚数也；阅教精熟者，外貌也；兵出民者，多与古同，而实异也。盖州县承朝廷之意，止求数多。阅教之日，观者但见其旗号鲜明，钲鼓备具，行列有序，进退应节，即叹美以为真可以战。殊不知彼犹聚戏，若闻寇敌则瓦解星散，不知所之矣。古者兵出民，民耕桑之所得，皆以衣食其家，故处则富足，出则精锐。今既赋敛农民之粟帛以赡正军，又籍农民之身以为兵，是一家独任二家之事也。如此，则民之财力安得不屈？臣愚，以为河北、河东已刺之民，犹当放遣，况陕西未刺之民乎？” 又言：“臣比日以来，熟思其事，诚於民有世世之害，於国无分毫之利。何谓於民有世世之害？臣窃见河北、陕西、河东，自景以前，本无义勇，凡州县诸般色役，并是上等，有物力人户支当。其乡村下等人户，除二税之外，更无大段差徭。自非大饥之岁，则温衣饱食，父子兄弟，熙熙相乐。自宝元、庆历之，将陕西一路弓手，尽刺充“保捷”正军，自此骚然愁苦矣。其河北、河东之民，比於陕西路，虽免离家去乡戍边死敌之患，然一刺手背之後，或遇水旱凶荒，欲分房逐熟，或典卖尽田产，欲浮游作客，皆虑官中非时点集，不敢东西。又差点之际，州县之吏，宁无乞觅？教阅之时，军员教头，宁无敛掠？是以常时色役之外，添此一种科徭（云云）。且今日既籍之後，州县义勇，皆有常数，每有逃亡病死，州县必随而补之。然义勇之身，既羁縻以至老死，而子孙若有壮丁，又不免刺为‘义勇’，是使陕西之民，子子孙孙，常有三分之一为兵，故臣曰於民有世世之害也。何谓於国无分毫之利者？曰，古之兵皆出民，岂民兵可用於古而不用於今乎？臣对曰：三代之时，用井田之法，以出士卒车马，居则为比、闾、族、党、州、乡，行则为伍、两、卒、旅、师、军。为之长者，皆乡士大夫也。唐初府兵各有营府，有将军、郎将、折冲、果毅，以相统摄。是以令下之日，数万之众，可以立具，无敢逃亡避匿者，以其纪纲素备故也。今乡兵则不然。虽有军员节级之名，皆其乡党、族姻，平居相与拍肩、把袂、饮博、斗殴之人。非如正军有阶级上下之严也。若安宁无事之时，州县聚集教阅，则亦有行阵旗鼓，开弓广弩，坐作叫噪，真如可以战敌者，设若闻胡寇大入，边兵已败，边城不守，则莫不望风声奔波迸散，其军员节级，将鸟伏鼠窜，自救之不暇，岂有一人能为县官率士卒以待寇乎！臣故曰於国无分毫之利也。” 韩魏公建议於陕西刺“义勇”，凡三丁刺一，每人支买弓箭钱三贯，深山穷谷无得脱者，人情惊挠，而兵纪律疏略，终不可用，徒费官钱不赀，无一人敢言其非者。司马光时为谏官，极言不便，持子至中书。魏公曰：“兵贵先声後实，今谅祚方桀骜，使闻陕西骤益二十万兵，岂不震忄？”光曰：“兵之贵先声，为无其实也，独可以欺人於一日之耳，少缓则敌知其情，不可复用矣。今吾虽益二十万兵，然实不可用过十日，西人知其详，不复惧矣。”魏公不能答，复曰：“君但见庆历陕西乡兵初刺手背，後皆刺面充正兵，忧今复尔耳。今已降敕榜与民约，永不充军戍边矣。”光曰：“朝廷屡失信，民皆忧此事未敢以敕榜为信，虽光亦未免疑也。”魏公曰：“吾在此，君无忧此语之不信。”光曰：“光不敢奉信。非独不敢，恐相公亦不能自信耳。”魏公怒曰：“君何相轻甚邪！”光曰：“相公长在此坐，可也。万一均逸偃藩，他人在此，因相公见成之兵，遣以运粮戍边，反掌耳。”魏公竟不为止。其後不十年，义勇运粮沿边，率以为常，如光言。 ●卷一百五十三 兵考五 ○兵制 神宗即位之初，总治平之兵一百十六万二千，而禁军步骑六十六万三千。帝患兵冗不继，始议销并，乃亲制选练之法，靡不周悉。其立军之制，非新经科简，即团并有馀，或特创名，或因旧额增损，指挥之数无常焉。熙宁元年，诏诸路监司察州兵拣不如法者按之，不任禁军者降厢军，不任厢军者免为民。 先是陈升之建议，卫兵四十以上稍不中程者量减请衣粮，徙之淮南。吕公弼上言，以为既使之去本土又减其常廪，於人情未安。且事体甚大，难遽行也。司马光亦言其不便，曰：‘在京禁军及其家属，率皆生长京师，亲姻联布，安居乐业，衣食县官日久。年四十五未为衰老，尚任征役，一旦别无罪负，削廪远徙，是横遭降配也。沙汰既多，人情惶惑，大致愁怨。虽国家既承平，纪纲素张，此属忄匈忄匈，亦无能为患。然诏书一下，万一有道路流言，惊动百姓，朝廷欲务省事，复为收还，则顿失威重，向後不复可号令骄兵。若遂推行，则众怨难犯，梁室分魏博之兵，致张彦之乱，此事之可鉴者也。且国家竭天下之财，养长征兵士，本欲备御边陲。今淮南非用武之地，而多屯禁军，坐费衣食，是养无用之兵，诸无用之也。也又使边陲常无事则已，异日或小有警急，主兵之臣，必争求益兵。京师之兵既少，必须使者四出，大加召募，广为拣选，将数倍多於今日所退之兵。旧兵尚请衣粮，而新兵更添衣粮。是弃已教阅经战之兵，而收市井川亩之人，本欲减冗而冗兵更多，本欲省大费而大费更广，窃恐非计之得也。臣愚伏愿朝廷且依旧法，每岁拣禁军有不任征战者减充小分，小分复不任执役者，放令听其自便在京居止，但勿使老病者尚占名籍，虚费衣粮。人情既安於所习，皆无怨嗟；国家又得其力用，不为虚设。冗兵既去，大费自省。兹事系国家安危，不敢不言。’右正言李常亦言其不便。从之。 七月，手诏：“拣诸路半分年四十五以下胜甲者，升为大分；五十以上愿为民者，听之。”旧制：兵至六十一始免，犹不即许也。至是免为民者甚众，冗兵由是大省。 二年，诏并废诸军营。陕西马步军营三百二十七，并为二百七十，马军额以三百人，步军以四百人。其後，总兵之拨并者，马步军五百四十五营，并为三百五十五。而京师之兵，类皆拨并畿甸诸路，及厢军皆会总畸零，各定以常额。凡并营，先为缮新其居室，给迁徙费。军校溢员者，以补他军之阙，或随所并兵入逐指挥，依职高下同领。 先时，军营皆有额。皇格：马军满四百、步军满五百人为一营。承平日久，兵制浸弛，额存而兵阙，马一营或止数十骑，兵一营或不满一、二百。既不成部分，而将校猥多，赐予廪给十倍士卒，递迁如额，不敢少损。帝患之，乃诏并废诸营，尝谓辅臣曰：“天下财用，朝廷稍加意，则所省不可胜计。乃者销并军营，计减军校十将以下三千馀人，除二节赐予及亻兼从廪给外，计一岁所省，为钱四十五万缗，米四十万石，纟由绢二十万疋，布三万端，马藁二百万。庶事若此，邦财可胜用哉！”初，帝议并营，大臣皆以为兵骄已久，遽并之，必召乱。帝不听，独王安石赞帝力行之。自熙宁至元丰，岁有废并甚众。 三年，枢密院文彦博等上在京开封府界及京东等路禁军数，帝亦自内出治平中兵数参照，顾问久之，遂诏殿前司：“虎翼除水军一指挥外，六十指挥，各以五百人为额，总三万四百人。在京增广勇五指挥，共二千人。开封府府界定六万二千人，京东五万一千二百人，两浙四千人，江东五千二百人，江西六千八百人，湖南八千三百人，湖北万二千人，福建四千五百人，广南东、西千二百人，川陕三路四千四百人为额。在京其馀指挥，并河东、陕西、京西、淮南路前已拨并，其河北以人数尚多，须後命。”是月，诏河北禁军，以七万为额。初，河北兵籍，比诸路为多。其沿边者，悉仰给三司，言事者屡请损其数，因拨并畸零，立额为七万。以京东土地饶沃，租赋有馀，於是增置武卫军，严其训练之法，不数年皆为精兵。至是分隶河北四路。後又以三千人戍扬、杭州、江军府，以议言东南兵募寡，而盗贼多故也。其後又团结诸军，置将分领，谓之将云。八月，帝手诏：“仓吏给军粮，例有亏减，出军之家，侵牟益甚，岂朕所以爱养兵卒之意？自今给粮，毋损其数。三司具为令。”於是严河仓乞取减刻罪赏，而兵粮每石及十斗，士卒欢呼。　十二月，诏行保甲法。畿内之民，十家为一保，选主户有力者一人为保长；五十家为一大保，选一人为大保长；十大保为一都保，选为众所服者为都保正，又以人为之副。应主客户两丁以上，选一人为保丁。附保，两丁以上有馀力，丁壮勇者亦附之，内家赀最厚、材力过人者亦充保丁。兵器弊禁者听习。每一大保夜轮五人警盗。凡告捕所获，以赏格从事。同保犯强盗、杀人、放火、强奸、掠人、传习妖教、造畜蛊毒，知而不告，依律伍保法。馀事千已，又非敕律所听纠，皆毋得告，虽知情亦勿坐。若於法类保合坐罪者乃坐之。其居停强盗三人，经三日，保邻虽不知情，科失觉罪。逃移、死绝，同保不及五家，并地保。有自外入保者，收为同保，户数足则附之，俟及十家，则别为保，置牌以书其户数姓名。遣官先行畿甸，既就绪，遂推之五路，以遍於天下。 王安石欲变募兵而行保甲，帝从其议。帝尝言节财用，安石对以减兵最急。帝曰：“比庆历时，数已甚减矣。”因举河北、陕西兵数，虑募兵太少，又训练不精。安石曰：“精训练募兵，而鼓舞三路之民习兵，则兵可省。臣屡言，河北旧为武人割据，内抗朝廷，外敌四邻，亦有御奚、契丹者，兵储不外求而足。今河北户口蕃息，又举天下财物奉之，常苦不足，以当一面之夷狄，其施设乃不如武人割据时。此无他，惟能专用其民故也。臣以为倘不能理兵，稍复古制，则中国无富强之理。陛下若欲去数百年募兵之弊，则宜果断，立法制令，本末备具，不然，无补也。”帝曰：“制而用之，在法当预立条制，以渐推行可也。”安石又曰：“陛下以为柴世宗能辟土疆、服天下者何也？”帝曰：“世宗非能果断乎？”安石曰：“是也。世宗能使兵威复振，非但高平之战能斩樊爱能等而已，天下盗贼、杀人亡命者，皆募以为禁军。史臣以为当时孤子寡妇，见仇雠而不敢校，後悔之莫有贷者。臣以为史官不足以知世宗，世宗非悔也。方中国兵弱，以为非募此辈不足以胜诸僭伪之国。及所募已足，则法不可久弛，故不复贷其死，此乃定计数於前，必事功於後，岂以为悔也？世宗募盗贼、杀人亡命者以为禁卫，不以为虞，诚有帝王威略故也。今当平世，发义勇入卫，有爵赏禄为劝利，而乃更忧其为变，岂笃论哉？大抵世人习见募兵，而不见民兵之事，故一闻此议，则不能无骇。然募之法不变，乃实可忧也。”彦博等又以为士兵难使千里出戍。安石曰：“前代征琉球，讨党项，岂非府兵乎？”帝曰：“募兵专於战守，故或可恃；至民兵，则兵农其业相半，可恃以战守乎？”安石曰：“唐以前未有黥兵，然亦可以战守。臣以为募兵与民兵无异，顾所用将帅何如尔。” 一日，帝批：“陈留县见行保甲，每十人一小保，中三人或五人须要弓箭，县吏督责，无者有刑。又每保令置鼓，人置一鼓，费钱不少。至有质衣而买弓箭者，可见贫乏艰於出备，可速指挥禁戢。”安石曰：“民贫宜有之。抑民使置弓箭，则法所弗许也。往者冬阅及巡检番上，唯就用官弓矢而已，不知百姓何故至於质衣也。然自生民以来，兵农为一，男子生则以桑弧蓬矢射四方，明弓矢者男子之所有事。盖耒耜以养生，弓矢以免死，皆凡民所宜自具，自古未有造耒耜、弓矢以给百姓者也。然则，虽使百姓置弓矢未为过。第陛下忧恤百姓甚至，故今立法一听民便尔。且府界素多群盗，攻劫杀掠，一岁之间，至二百夥，逐夥皆有赏钱，备赏之人，即今保丁也。方其备赏之时，岂无卖易衣服以纳官赏者？然人皆以为赏钱宜出於百姓。夫出钱之多不足以止盗，而保甲之能止盗，其效已见於今日，则虽令民出少钱以置器械，未有损也。”帝曰：“赏钱，人所习惯，则安之如自然；不习惯，则不能无怨。如河决坏民产，民不怨；决河以坏民产，则怨矣。” 四年，始诏畿内保丁肄习武事。岁农隙，所隶官期日於要便村都试骑步射，并以射中亲疏远近为等。骑射校其用马，有馀艺而愿试者，听之。第一等保明以闻，引见於庭，天子亲阅试之，命以官使。第二等免当年春夫一月、马藁四十、役钱二千。本户无可免，或所免不及，听移他户而受其直。第三等、四等，视此有差。即艺未精愿来阅试者，听。 五年，知制诰、判司农寺曾布言：“近日保户数以状诣县，愿分番隶巡检司习武伎，提点司以闻朝廷及司农寺，而未敢辄议。”於是诏：“主户保丁愿上番於巡检司者，十日一更，疾故者次番代之，月给口粮、薪菜钱，分番巡警。”又诏尉司上番保丁如巡检司之法。 始行保甲。初，以捕盗贼相保任而未肄以武事也，至四年，始诏畿内保丁肄习武事，定其赏罚，然犹番上也。至五年因曾布之说，始令分番隶巡检司、尉司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