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枢密院言：“在京系役兵士，旧额一万八千二百五十九人，见阙六千三百九十二人，若招拣得足，即不须外路勾抽，以免不习水土、冻馁道涂之患。欲於在京及府界、京东、西、河北招少壮兵，止供在京工役，不许臣僚差占，不过期年，可使充足。对减在外招募之数，桩管所减粮赐上京，应省司之用。”从之。 诏：“禁军俸钱至五百而亡满七日者斩。”旧制满三日者死。初执政议更法请满十日，帝令以七日。 六年，诏开封府畿以都保置木契，左留司农寺，右付其县，凡追胥、阅试、肄习则出契。是月，又诏行於永兴、秦凤、河北东、西、河东五路，唯每上番。馀路止相保任，毋习武艺。内荆湖、川、广沿边者，可肄武事，令监司度之。後惟全部土丁、邕钦洞丁、广东枪手改为保甲者则肄焉。十二月，乃罢河北西路强壮、沿边弓箭社常系籍番上巡守者。初，开封府畿、五路保甲及五万人，二年一解发，诣京师阅试命官，开封府、畿十人，五路七人。八年，诏开封府畿及一万人，五路有一万，五千人，各许解发一人。 初，保甲隶司农，八年，改隶兵部，增同判一、主簿二、当公事十，分按诸州，其政令则听於枢密院。 七年，始诏总开封府畿、京东西、河北路兵分置将、副。自河北始，自第一将以下共十七将，在河北四路；自第十八将以下共七将，在府畿；自第二十五将以下共九将，在京东；自第三十四将以下共四将，在京西。合为三十七。而延、环庆、泾原、秦凤、熙河又自列将。其在延者九，在泾原者十一，在环庆者八，在秦凤者五，在熙河者九。合为四十二。 八年，又诏增置马军十三指挥，分京东、西两路。又募教阅忠果十指挥，在京西，额各五百人，其六在唐、邓，其四在蔡、汝。 元丰二年，又增置士兵勇捷两指挥於京西，额各四百人，唐州方城为右第十一，汝州襄城为左第十二。凡马军十三指挥，忠果及土军共十二指挥。 四年，诏团结东南路诸军亦如畿京法，共十三将。自淮南始，东路为第一，西路为第二，两浙西路为第三，东路为第四，江南东路为第五，西路为第六，荆湖北路为第七、南路潭州为第八，全、邵、永州应援广西为第九，福建路为第十，广南东路为第十一，西路桂州为第十二，邕州为第十三。总天下为九十二将，而延五路又有汉蕃弓箭手，亦各附诸将而统隶焉。凡诸路将各置副一人，东南兵三十人以下唯置单将；凡将副皆选内殿崇班以上、尝历战阵、亲民者充之，亦诏监司奏举；又各以所将兵多寡，置部将、队将、押队、使臣各有差；又置训练官次诸将佐；春秋都试，择武力士，凡千人选十人，皆以名闻，而待旨解发，其愿留乡里者勿强遣，此将兵之法也。 五代承唐藩镇之弊，兵骄而将专，务自封殖，横猾难制。祖宗初定天下，惩创其弊，分遣禁旅，戍守边地，率一二年而更，欲使往来道路，足以习劳苦，南北番戍，足以均劳佚，故将不得专其兵，而兵亦不至骄惰。及承平既久，方外郡国，合为一家，无复如曩时之难制，而禁旅更戍，尚循其旧，新故相仍，交错旁午，相属於道。议者以为更番迭戍，无益於事，徒使兵不知将，将不知兵，缓急恐不可恃。神宗即位，慨然更制，部分诸路将兵，总隶禁旅，使兵知其将，将练其士卒，平居训厉择，无复出戍，外有事而後遣焉，谓之将兵。 元丰二年，以兖、郓、齐、济、滨、棣、德、博民饥，募为兵，以补开封府界、京东、西将兵之阙。又诏：“在京俸钱七百以下，选募马步军万五千人；开封府界及本路共选募义兵保甲四万人；如泾原五千人不足，於秦凤路选募。” 四年，诏：五路义勇，悉改为保甲。 上曰：“河东修义勇强壮法。又令团集保甲，如何？”安石对曰：“义勇须隐括丁数。若因团集保甲，即一动而两业就。今既遣官隐括义勇，又别遣官团结保甲，即一事分为两事，恐民不能无扰。”上曰：“保甲不可代正军上番不？”安石曰：“俟其习熟，然後上番。然东兵技艺亦弗能优於义勇、保甲，臣观广勇、虎翼兵固然。今为募兵者，大抵皆偷惰顽猾、不能自振之人。为农者，皆朴力一心听令之人。以此校之，则缓急莫如民兵可用。”冯京曰：“太祖征伐天下，岂必用农兵？”安石曰：“太祖时接五代，百姓困极，公侯多自军中起，故豪杰以从军为利。今百姓安业乐生，而军中不复有如乡时拔起为公侯者，即豪杰不复在军，而应募者大抵皆偷惰不能自振之人而已。”帝曰：“兵之强弱在人。五代兵弱，至世宗而强。”安石曰：“世宗所收，亦皆天下强梁之人，此其所以强也。”帝卒从安石议。帝曰：“保甲、义勇有刍粮之费，当预为之计。”安石曰：“当减募兵，取其费供之。所供保甲之费，才养兵十之一二。”帝曰：“畿内募兵之数已减於旧。强本之势，未可悉减。”安石曰：“既有保甲代其役，即不须募兵。今京师募兵，逃死停放，一季乃数千，但勿招填，即为可减。然今厢军既少，禁兵亦不多。臣愿早训练民兵。民兵成，则募兵当减矣。” 是年，府界、河北、河东、陕西路会校保甲，都保凡三千三百六十六，正长、壮丁凡六十九万一千九百四十五。岁省旧费缗钱一百六十六万一千四百八十三，岁费缗钱三十一万三千一百六十六，而团教之赏，为钱一百万缗有奇不与焉。凡集教、团教成，岁遣则谓之提举按阅，率以近臣挟内侍往赏钱，给按格令从事。诸路皆以番次艺成者先按阅，率五六岁一遍。独河东以金帛不足以赏，乃至十一岁。上。诏晋人勇悍，俗尚武事，又介居二虏之间，讲劝宜不可後，其加赐缗钱十五万焉。其系籍义勇、保甲及民兵（熙宁九年之数），合七百一十八万二千二十八人。 八年四月，哲宗嗣位，宣仁太后临朝，知陈州司马光上疏，乞罢保甲。 光疏曰：“兵出民间，虽云古法，然古者八百家才出甲士三人、步卒七十二人，民甚多，三时务农，一时讲武，不妨稼穑。百两司马以上，皆选贤士大夫为之，无侵渔之患，故卒乘辑睦，动则有功。今籍乡村人民，二丁取一以为保甲，授以弓弩，教之战陈，是农民半为兵也。三四年来，又令河北、河东、陕西置都教场，无问四时，每五日一教。特置此使者比监司，专切提举，州县不得干预。每一丁教阅，一丁供送，虽云五日，而保正长以泥堋除草为名，日聚教场，得赂则纵，不则留之，是三路耕耘收获稼穑之业几尽废也。自唐开元以来，民兵法坏，戍守战功，尽募长征兵士，民间何尝习兵夫兵？夫兵者凶器，圣人不得已而用之。国家承平百有馀年，四夷顺服，戴白之老不识兵革，一旦畎亩之人忽皆戎服执兵，奔驱满野，耆旧叹息以为不祥。事既草创，调发无法，比户骚然，不遗一家。又巡检、指使，按行乡村，往来如织。保正、保长，依倚弄权，坐索供给，多责赂遗，小不副意，妄加鞭挞，蚕食行伍，不知纪极。中下之民，罄家所有，侵肌削骨，无以供亿，愁苦困弊，靡所投诉，流移四方，襁负盈路。又朝廷时遣使者，遍行按阅，所至犒设赏赉，縻费金帛，以巨万计。此皆鞭挞平民铢两丈尺而敛之，一旦用之如粪土。而乡村之民，但劳苦役，不感恩泽。於农民之劳既如彼，国家之费又如此，终何所用哉？若使之捕盗贼，卫乡里，则何必如此之多？若使之戍边境，征戎狄，戎狄之民，以骑射为业，以攻战为俗，自幼及长，更无他务；中国之民，生长太平，服田力穑，虽复授以兵械，教之击刺，在教场之中坐作进退，有似严整，必若使之与戎狄相遇，填然鼓之，鸣镝始交，其奔北溃败可以前料，决无疑也，是犹驱群羊而战豺狼也。当是时，岂不误国事乎？又悉罢三路巡检下兵士及诸县弓手，皆易以保甲。令主簿兼县尉，但主城市以里；其乡村盗贼，悉委巡检，兼掌巡按保甲教阅，朝夕奔走，犹恐不办，何暇逐捕盗贼哉？及保甲中往往有自为盗者，亦有乘保马行劫者。然则设保甲、保马本欲除盗，又更资盗也。自教阅保甲以来，河东、陕西、京西盗贼已多，至敢白昼公行，入县镇，杀官吏。官军追讨，经历岁月，终不能制。况三路未至大饥，而盗贼已昌炽如此，万一遇数千里之蝗旱，而失业饥寒、武艺成就之人，所在蜂起以应之，其为国家之患，可胜言哉！此非小事，不可以忽。夫夺其衣食，使无以为生，是驱民为盗也；使比屋习战，劝以官赏，是教民为盗也。又撤去捕盗之人，是纵民为盗也。谋国如此，果为利乎，害乎？且乡者干进之士，说先帝以征伐四夷、开边拓土之策，故立保甲、户马、保马等法。近者登极赦书节文云：“应沿边州军，仰逐处长吏并巡检、使臣、钤辖、兵士及边上人户不得侵扰外界，务要静守疆场，勿令骚扰。”此盖圣意欲惠绥殊方，休息中国。华夷之人，孰不归戴，然则保甲、户马复何所用哉？今虽罢户马，宽保马，而保甲犹存者，盖未有以其利害之详奏闻者也。臣愚以为宜悉罢保甲使归农，召提举官还朝，量逐县户口，每五十户置弓手一人，略依沿边弓箭手法，许荫本户田二顷，悉免其税役。除出贼地分严加科罚，及令出赏钱外，共贼发地分，更不立三限科校，但令捕贼给赏。若获贼数多及能获强恶贼人者，各随功大小迁补职级，或补班行，务在优假弓手，使人劝募。本县乡村户有勇力武艺者投充，计即保甲中有勇力武艺者必多愿应募。者一人阙额，有二人以上争投者，即委本县令尉选武艺高强者充。武艺衰退者，许他人指名与之比较，若武艺胜於旧者，即令充替。其被替者，更不得荫田。如此，则不必教阅，武艺自然精熟。一县之中，其壮勇者既为弓手，其羸弱者虽使为盗，亦不能为患。仍委本州及提点刑狱常按察，令佐有取舍不公者，严行典宪。若召募不足，即且於乡村户上依旧条权差，候有投名者即令充替。其馀巡检兵士、县尉弓手、耆长壮丁逐捕盗贼，并乞依祖宗旧法。 五月，以司马光为门下侍郎。光欲申前说，枢密院先进呈，乞罢团教。光再奏，寻蔡确执不行。监察御史，王岩叟等极言之。十月，诏提举府界、三路保甲官并罢，令逐路提刑及府界提点司兼领所有保甲，止冬教三月。又诏逐县监教官并罢，委令佐监教。 岩叟言：“臣初以保甲之法，行之累年，朝廷固已知人情之所共苦，而前日下诏蠲疾病，汰小弱，释第五等之田不及二十亩者，省一月之六教而为三日之并教，甚大惠也。然其司常存，其患终在。朝廷知教民以为兵，而不知其教之太苛而民不能堪；知刖为一司以总之，而不知扰之太烦而民以生怨。教之以为用也，而使之至於怨，则恐一日用之有不如吾意者矣，不可不思也。民之言曰，教法之难不足以为苦也，而羁縻之虐有甚焉；羁縻不足以为苦也，而鞭笞之酷有甚焉；鞭笞不足以为苦也，而诛求之无已有甚焉；方耕方耘而罢，方而去，此羁縻之所以为苦也。其教也，保长得笞之，保正又笞之，巡检之指使与巡检者又交挞之，提举司之指挥与提司之当公事者又互鞭之，提举之官长又鞭之，一有逃避，县令又鞭之。人无聊生，每相与言曰，恨不死尔，此鞭笞之所以为甚苦也。创袍、市巾、买弓、修箭、添弦、换包指、治鞍辔、盖凉棚、画象法、造队牌、缉架、僦倚卓、团典纸墨、看听人雇直、均菜缗、纳楷粒之类，其名百出，不可胜数。故其父老之谚曰：“儿曹空手，不可以入教场”，非虚语也。都副两保正、大小两保长，平居於家，婚姻丧葬之问遗，秋成夏熟，丝麻麦之邀求，遇於城市，一饮一食之责望，此迫於势而不敢不致者也。一不如意，则以艺不应法为名，而捶辱之无所不至。又所谓巡检者、指使者，多由此徒以出，贪而冒法，不顾後祸，有逾於保正、保长者，此诛求之所以为甚苦也。又有逐养子、出赘婿、再嫁其母、而兄弟析居以求免者，有毒其目、断其指、灸烙其肌肤以自致於残废而求免者，有尽室以逃而不归者，有委老弱於家而保丁自逃者。保丁者逃，则法当督其家出赏钱十千以募之。使其有所出，当未至於逃；至於逃，则困穷可知。而督取十千，何可以得？故县县常有数十百家老弱嗟咨於道路，哀诉於公庭。如臣之愚，且知不忍，使陛下仁圣知之，当如何也？又保丁之外，平户之家，凡有一马，皆令借供。逐场教骑，终日驰骤，往往至於肌羸残坏而就毙，谁复敢言？或其主家偶因出处，一误借供，遂有追呼笞责之苦。又或其家官捕督迫，不得已而易之，则有抑令还取之苦，故人人以有马为祸。此皆提举司官吏倚法以生事，重为百姓之扰也。臣窃惟古者未尝不教民以战也，而不闻其有此。何则？因人之情而为之法耳。夫缘情以推法，则愈久而愈行；倚威以行令，则愈严而愈悖。此自然之理也。兽穷则搏，人穷则诈。自古及今，未有穷其下而能无危者也。臣观保甲一司，上下官吏，无毫爱百姓之意，故百姓视其官司不啻虎狼，积愤衔怨，人人所同。比者保丁执指使，逐巡检，攻提举司当官，大狱相继，今犹未已。虽民之愚，顾岂忘父母妻子之爱，而喜为犯上之恶以取祸哉？盖激之至於此极尔。臣以为激而益深，安知其发有不甚於此者？情状如此，不可不先事而虑，以保大体为安静计。夫三时务农，一时讲武，先王之通制也。臣愚以为一月之间并教三日，不若一岁之终并教一月。农事既毕，无他用心，人自安於讲武而无憾。遂可罢提举司，废巡教官，一以隶州县，而俾逐路安抚司总之。每俟冬教，则安抚司旋择教官，分诣诸邑，与令佐同教於地下。一邑分两番当一月。起教则与正长论阶级，罢教则与正长不相谁何。而百姓获优游以治生，无终年遁逃之苦，无侵渔苛虐之患，无争陵犯上之恶矣。且武事不废，威声亦全，岂不易而有功哉？”又乞罢三路提举保甲钱粮司，又乞罢提举教阅司。又乞罢每岁分保甲为两番，於十一、十二两月上教，不必分作四番，且不必自京师遣官视教，只乞令安抚司差那使臣为便。并从之。 元元年，殿中侍御史吕陶言：“伏见保甲之法，虽已改更，犹有二弊未便於民。其一，为罢去二十亩已下免教指挥，令五等户有三丁者皆赴冬教一月。缘民之贫富，不系丁之多少，而教与不教，则有幸与不幸。今田有百亩，家有二丁，则免教是谓之幸。田有十亩，家有三丁，则赴教是谓之不幸，此贫富力役大为不均。”於是诏府界、三路保甲人户五等已下，地土不及二十亩者，虽三丁以上，并免教。 按籍民为兵，古法也，虽唐府兵犹然。今熙宁之保甲，则无益而有害。言其无益者，则曰田亩之民，不习战斗，不可以代募兵；言有害者，则曰贪污之吏，并缘渔猎，足以困百姓。然民之未谙者，可以教练而能，而吏之为奸者，则虽加之禁戢，而不能止。故元诸贤，议更化理而首欲罢此者，以其厉民也。今观吕陶之言，以为民之贫富，不系丁之多少，而教与不教，有幸与不幸，遂令人户五等以下、地土不及二十亩者，虽三丁以上并免教。然则岂贫者不堪为兵，独富者堪为兵乎？盖所取必五等以上，与田及二十亩者，非取其堪为兵也，特以其稍有资力，堪充污吏之诛求耳。盖介甫所行，刻核亟疾之意多，惨怛忠利之意少。故助役虽良法，保甲虽古法，而皆足以病民。元之初，苛刻小人用事，中外未能尽去，知保甲之当罢，而第释五等之田不及二十亩者，是犹纟兄臂而谕以徐，日攘鸡而易以月。法既不能尽革，而又不能摈弃斥绝，其奉法之人，则姑少加末减，裁量以杀其毒，以纾久困之百姓可也。以是为经武强兵之图不，亦悖乎！ 尚书右仆射司马光乞罢诸路将官，乃诏陕西、河东、广南将兵不出戍他路，其馀河北差近里一将更赴河东，而诸路逐将与不隶将之兵，并更互出戍，稍省诸路钤辖及都监员，仍以将官兼都监职事，卒不能尽罢将副。 光疏曰：“窃见国朝以来置总管、钤辖、都监、监押为将帅官，凡州县有兵马者，其长吏未尝不兼同管辖，盖知州即一州之将，知县即一县之将故也。先帝欲征伐四夷，患诸州兵官不精勤训练，士卒懈弛，於是有建议者，请分河北、陕西、河东、京东、京西等路诸军若千人为一将，别置将官，使之专功训练。其逐州总管以下及知州、知县，皆不得关预。及其有差使，量留羸弱下军及剩员以充本州官白直及诸般差使。其馀禁军，皆制在将官，专事教阅。臣愚以为职事修举，在於择人，不在设官。苟得其人，虽总管等皆能训练士卒；不得其人，虽将官亦何所为。况今之将官，即向之为总管者也。岂为总管等则不能举职，为将官乃能举职乎？此徒变易其名，无益事实；非惟无益，兼复有害。凡设官分职，当上下相维，如身之使臂，臂之使指，纪纲乃立。今为州县长吏及总管，等官而於所部士卒，有不相统摄、不得差使，殆如路人者。至於仓库守宿、街市巡逻，亦俱乏人。虽於条许差将下兵士，而州县不能直差，须牒将官，将官往往占护不肯差拨，万一有非常之变，州县长吏何以号令其众，制御奸宄哉？ 又言：“窃见近年灾伤，盗贼颇多，州郡全无武备，长吏侍卫军单寡，禁旅尽属将官，多与州郡争衡，长吏势力远出其下，万一如李顺、王伦、王均、则之寇，乘间窃发，攻陷郡县，岂不为朝廷忧？又：祖宗以来，诸军少曾在营，常分番出戍，盖欲使之劳筋骨、知艰难、轻去其家，且习山川险阻也。自置将以来，苟非全将起发，然後与将官偕行，其馀常在本营，饮食游嬉，养成骄惰，岁月滋久，不可复用。又：每将下各有部队将、训练官等一二十人，而州又自有总管、钤辖、都监、监押，设官重衤复，虚费禄廪，此天下知兵者皆知其非。臣愚欲乞尽罢诸路将官，其禁军各委本州长吏与总管、钤辖、都监等，如未置将已前，使州郡平居武备有馀，然後缓急可责以守死。” 八年，知定州苏轼上疏，乞存恤河北弓箭社增修条约。不报。 轼疏言：“臣窃见北虏久和，河朔无事。沿边诸郡，军政少弛。将骄卒惰，缓急恐不可用。武艺军装，皆不逮陕西、河东远甚。虽据即目边防事势，三五年间必无警急。然居安虑危，有国之常备，事不素讲，难以应猝。今者河朔沿边诸军，未尝出征，终年坐食，理合富强。臣近遣所辟幕官李之仪、孙敏行亲入诸营，按视曲折，审知禁军大率贫窘，妻子赤露饥寒，十有六七，屋舍大坏，不庇风雨。体问其故，盖是将校不肃，敛掠乞取，坐放债负，习以成风。将校既先违法不公，则军政无缘修举，所以军人例皆饮博逾滥。三事不止，虽是禁军，不免寒饿，既轻犯法，动辄逃亡，此岂久安之道？臣自到任，渐次申严军法，逃军盗贼，已觉衰少，年岁之间，庶革此风。然臣窃谓沿边禁军缓急终不可用，何也？骄惰既久，胆力耗惫，虽近戍短使，辄与妻孥泣别，被甲持兵，行数十里，即便喘汗。臣若加严训练，昼夜勤习，驰骤坐作，使耐辛苦，则此声先驰，北虏疑畏，或致生事。臣观祖宗以来，沿边要地，屯聚重兵，止以壮国威而消敌谋，盖所谓先声後实，形格势禁之道耳。若进取深入，交锋两阵，犹当杂用禁旅。至於平日保境，备御小寇，即须专用极边土人。此古今不易之论也。晁错与汉文帝画备边策，不过二事：其一曰徙远方以实空虚；其二曰制边县以备敌。宝元、庆历中，赵元昊反。屯兵四十馀万，招刺宣毅、保捷二十五万人，皆不得其用，卒无成功。范仲淹、刘沪、种世衡等，专务整辑番汉熟户弓箭手，所以封殖其家，砥砺其人者非一道。藩篱既成，贼来无所得，故元昊服臣。今河朔西路被边州军，自澶渊讲和以来，百姓自相团结为弓箭社，不论家业高下，户出一人。又自相推择家赀武艺众所服者为社头、社副、录事，谓之头目。带弓而锄，佩剑而樵，出入山坂，饮食长技与北虏同。私立赏罚，严於官府，分番巡逻，铺屋相望，若透漏北贼，及本土强盗不获，其当番人皆有重罚。遇其警急，击鼓集众，顷刻可致千人。器甲鞍马，常若寇至。盖亲戚坟墓所在，人自为战，虏甚畏之。先朝名臣帅定州者如韩琦、庞籍，皆加意拊循其人，以为爪牙耳目之用。而籍又增损其约У赏罚，奏得仁宗皇帝圣旨，见今具存。昨於熙宁六年行保甲法，准当年十二月四日圣旨，强壮、弓箭社并行废罢。又至熙宁七年再准正月十九日中书子，圣旨：应两地供输人户，除元有弓箭社、强壮并义勇之类并依旧存留外，更不编排保甲。看详上件两次圣旨，除两地供输村分方许依旧置弓箭社，其馀并合废罢。虽有上件指挥，公私相承，元不废罢，只是令弓箭社两丁以上人户，兼充保甲，以至遂捕本界及化外盗贼，并皆驱使弓箭社人户，向前用命捉杀。见今州县，全藉此等寅夜防托，灼见弓箭社实为边防要用，其势决不可废。但以兼充保甲之故，召集追呼，劳费失业，今虽名目具存，责其实用，不逮往日。臣窃谓陕西、河东弓箭手，官给良田，以备甲马。今河朔沿边弓箭社，皆是人户祖业田产，官无丝毫之给，而捐躯捍边，器甲鞍马，与陕西、河东无异。苦乐相辽，未尽其用。近日霸州文安县及真定府北寨，皆有北贼惊劫人户，捕盗官吏，拱手相视，无如之何，可以验禁军弓手，皆不得力。向使州县逐处皆有弓箭社人户致命尽力，则北贼岂敢轻犯边寨，如入无人之境？臣已戒饬本路将吏，申严赏罚，加意拊循其人，辄复拾用庞籍旧奏约束，稍加增损，别立条目。欲乞朝廷立法，少赐优异，明设赏罚，以示惩劝。今已密切会到本路极边定保两州、安肃广信顺安三军，边面七县一寨，内管自来团结弓箭社五百八十八村，六百五十一伙，共计三万一千四百一十一人。若朝廷以为可行，立法之後，更敕将吏，常加拊循，使三万馀人分番昼夜巡逻，盗边小寇来即抢获，不至狃忄犬，以生戎心。而事皆循旧，无所改作，虏不疑畏，无由生事。有利无害，较然可见。”奏上，不报。是月再奏，又不报。 右东坡所奏，元不曾施行。然疏中所言，可以知当时北边军政之弛。中天之祸，有由来矣。所言禁军，大率贫窘；将校不肃，敛掠乞取，坐放债负，习以成风，则知当时虽所募长征之兵，衣食仰给於县官者，犹不能不为将校所渔猎，况籍民之有田亩者以为保甲，贪官污吏，宁无诛求乎？ 绍圣初，枢密院建言：“往时军士犯法，诏许将官一面决遣，以故事无留滞。自州县官预军事以来，动多牵制，不得自在。今後欲仍旧法，及诸军除转排补并隶将司，州县毋得辄有所预。其非屯驻所在，当俟将副巡历决之，馀委训练官行焉。”诏从之。至是州县拱手听其所为，兵将愈骄，无复可用矣。 元符二年，御史中丞章奏乞教习保甲月分，差官按试。曾布言：“保甲固当教习，然陕西、河东连年进筑城寨，调发未已，河北连被水灾，流民未复，以此未可督责训练。熙宁中教保甲，臣在司农，正当此职事。是时司农官亲任其事，督责检察极精密，县令有抑令保甲置衣装之类非理骚扰者，亦皆冲替，故人莫敢不奉法。其後乃令上番。”至十一月，蔡卞劝上复行畿内保甲教阅法，帝屡以督曾布。是日，布进呈畿内保丁总二十六万，熙宁中教事艺者凡七万，因言：“此事固当讲求，然废罢巳十五年，一旦复行，与事初无异，当以渐推行，则人不至惊扰。若便以元丰成法一切举行，当时保甲存者无几，以未教习之人，便令上番及集教，则人情汹汹，未易安也。熙宁中，施行，亦有渐。容臣讲求施行次第。”退以语卞，卞殊以为不快。 按王介甫尝言，终始言新法便者曾布也。若保甲之事，则其时布判司农寺，条画多出其建请，然绍圣之时，布独不欲复行，何也？盖其事繁扰，奉行不得其人，则徒足以困百姓，而实无益於军实。彼章、蔡卞之徒，但欲假绍述之说以遂其私，略不顾生民之休戚，布在当时，视群小犹为彼善於此者欤。徽宗崇宁四年，枢密院言：“比者京畿保甲投八百七十一牒乞免教阅，又二百三十馀牒遮枢密张康国马首诉焉。”乃诏京畿、三路保甲并於农隙时教阅，其月教指挥勿行。 政和时，诸路团成保甲六十一万馀人。 十月，尚书省言：“今所在逃军聚集至以千数，小则惊动乡邑，大则公为劫盗。累降指挥，许其首身，或令投换，终未革绝。神宗皇帝以将不知兵，兵不知将，故分兵隶将。统兵官司，凡兵之事，无所不总，则逃亡走死，岂得不任其责？今见行敕令，未有将官与人员任责之法，致兵将不加存恤，劳役其身，至於逃避，而任职之人，略不加罪。近日熙河一路逃者几四万，将副人员坐视故纵而不问，且军中有长行节级人员、将校，什长相统，同营相依，上下相制，岂得至其逋亡，漫不省察？况招军既立赏格，则逃走安可无禁？今参详修立赏罚十数条。”并从之。 七月，洪中孚为熙河兰湟路转运使。先是枢密院创招崇威、宁锐两军（三年十月二日），中孚自河东入觐，帝问新兵教阅就绪否。中孚曰：“教阅，易事也。臣不知艺祖取天下之兵与神考所分将兵曾无减损，若未尝减损，似不须增，盖兵贵简练不贵多。今遽增二军，所费至广。臣不知献议者於经费之外别有措置，或只仰给朝廷也。”帝愕然曰：“初议增兵，未尝议费，可即罢去。”中孚曰：“惰游之卒，不复安於南亩。今一旦罢遣，强者聚而为盗，弱者转徙，则重为朝廷忧。不若使填诸营阙；无阙，听於额外收管，不一二年尽矣。”帝称善。 政和二年，广西都钤司奏：“广西两将额一万三百馀人，事故逃亡，於湖南北、江东西寄招，缘诸路以非本职，多不用心。今兵阙六分，乞本路、邻路有犯徒并杖以下情重之人，取问犯人，除配沙门岛、广南远恶并犯强盗凶恶、杀人放火、事干化外并依法外，馀并免决刺填。”从之。宣和三年，知婺州扬应试言：“诸郡屯戍，当隶守臣。兵民之任一，然後号令不二。不然，将骄卒横，侵夺细民，气压州郡，有不胜其忧者。”於是诏自今令隶守臣。居无何，复诏曰：“将兵自当遵将官条教，其除前隶守臣指挥。”其後江、浙盗起，攻陷州邑，东南将兵，望风逃溃，无复能战。又事平之後，童贯奏言：“东南三将，类皆孱弱，全不知战，虚费粮廪，骄惰自恣。平时主领占差营私，大半皆习工艺。遂致寇恣横行，毒流一方，重费经画。今事平之後，当添将增兵，镇遏绥驭。然大抵南人怯弱，素失训练，终不堪战。今欲於内郡别置三将，并随京畿将分接续排置，使陕西军更互戍守，庶几东南可得实战之士，於计为便。”诏从之。 四年三月，臣僚上言：“伏见近者招刺阙额禁军，枢密院立限十遽，以数万人而期一月，道路汹汹相怖，云诸军捉人刺人以补阙额，率教人驱一壮夫，且曳且殴，百姓叫呼，或指求免。日者，金明池人大和会，忽遮门大索，但长身少年，牵之而去，云‘充军’。致卖蔬茹者不敢入城，行旅市人下逮奴隶，皆藏避恐惧，事骇见闻。今国家暇，必欲招填禁军，当明示法令，赉以金帛，捐财百万，则十万人应募矣。捉人於途，实伤国体，乞亟行禁止。有已强刺涅之人释遣之，以释忧疑。”诏：“如有非愿之人，速行改正。” 臣僚言：“逃卒所在有之。当祖宗时，军律甚严，若在戌还家，当役避事，必有辕门之戮。今既宥其罪，且许投换，不制於什伍之长。既立赦限，又特展日以宽自首之期。臣恐逃亡得计，其弊滋甚。乞除恩赦外，不轻与限，使知限之不可为常，稍有畏惧。”从之。 五年，手诏：“访闻保甲法行既久，州县玩习弛废，保丁开收既不以实，保长役使又不得时。如修鼓铺、饰粉壁、守败船、沿道路、给夫役、催税赋之类，科率骚扰不一，遂使寇盗奇邪，无复纠禁讥察，良法美意，浸成虚文。可令尚书省於诸路提刑或提举平官内，各路委选一员，令专一督责逐县令佐，将系籍人丁开收取实，选择保正长，各更替如法，使钤束保丁，递相觉察，毋得舍无赖作过之人，遇有盗贼，昼时追捕，若有过致藏匿者，许人告首，仍具条揭示。”钦宗靖康元年，诏：“诸路州军二税课利，先行桩办军兵合支每月粮料、春冬衣赐，数方许别行支散官吏请给等。禁军月粮，并免坐仓。” 自艺祖兵制，内则三司，外则漕台，岁赋禁军钱粮之赐取足，经常廪给，皆有定数。或因屯戍之劳，调发之费，则谓之特支；或战士有功，将吏有劳，随事犒劳，则谓之军赏，皆无定数。若夫诸军阙额，未即招填，则拘其俸廪，别作桩备上供，入内府，隶枢密院。自祖宗以来如此，而特盛於熙宁间。其後诏内外马步军，自今更不封桩，而次年复依旧法封桩，大率诸军司告乏，则暂从其请，或稍优足，则封桩如旧，久之事益讹。宰路专权，则阙额归朝廷；枢势重，则阙额复还密院，其来久矣。崇甯、大观时，皆为朝廷取用。政和间，郑居中为枢密，复争去。然密院又自用，未始入内帑也。内帑则更无考察，兵政财用，日益淆敝，患在不能守祖宗规模而已。 诏守令募州县乡村土豪为队长，各自募其亲识邻里以行。及五十人以上，先与进义副尉，三百人以上与承信郎，募文武官习武勇者为统领。行日，所发州军授以器甲，人给粮半月，地里远者，所至州县接续批支。京畿辅郡兵马制置使司言：“诸路召募敢勇、效用，每名先给钱三千，赴本司试验给据讫，支散银绢激赏。若监司、知通、令佐并应有官人，能召到敢勇、效用事艺高强及二百人以上者，乞与转一官，每加二百人依此。或监司、郡守、州县官以下应缘军期事件，稍有稽缓，并依军法。”从之。 又诏：“闻希赏之人，抑勒强募。自今并取情愿，敢有违戾，当议重罚。毋得将不堪出战及已系军籍者一例充募。”又诏：“募武举及第有材武方略，或有战功、曾经战阵，及经边任大小使臣不以罪犯己发未叙，及武学有方略智谋，及曾充弓马所子弟，及诸色有胆勇敢战之人，并许赴亲征行营司。”方兵盛时，年五十以上皆汰为民。及销并之久，军额废阙，则六十以上，复收为兵矣。 自元丰而後，民兵日盛，募兵日衰，其募兵阙额，则收其廪给，以为民兵教阅之费。元以降，民兵亦衰。崇宁、大观以来，蔡京用事，兵弊日滋，至於受逃亡、收配隶犹恐不足。政和之後，久废补，军士死亡之馀，老病者徒费金，少健者又多冗占，阶级既坏。纪律遂亡。童贯握兵，势倾内外，凡遇阵败，耻於人言，第言逃窜。河北将兵，十无二三，往往多是住招，故为阙额，以其封桩，为上供之用。陕右诸路，兵亦无几。种师道将兵入援，止得万五千而已。靖康之初，召募益急，多市井亡赖及操瓢行乞之人，固尝申抑招之令。明减克之罚，重末作之禁，严窜亡之罪，至於画一之诏，哀矜痛切，亦已无及。为童蔡者乌得不任其咎哉？ 六月，河北制置使刘奏：“近制置种师中领军到榆次，失利，兵马溃散，师中不知存在。奉圣旨，师中下应统制、将佐、使臣等，并与放罪。臣契勘用兵失主将，统制、将佐并合行军法。军法行，则人以主将为重，缓急必须护救。若不行军法，缓急之际，争先逃遁，主将如路人，略不顾恤。近年以来，高永年陷殁，一行将佐及中军将、提辖等并不曾行军法，继而刘法陷殁，今又种师中死军。夫两军相遇，势力不加，血战而败，士卒痛有伤折，或失主将，亦无可言者。榆次之战，顷刻而溃，统制、将佐、使臣走出者十已八九，中伤者十无一二，独师中不出。或谓师中抚御少恩，纪律不严，然师中忠义许国，受命即行，遇敌奋不顾身，古之忠臣，未见其比。师中初闻右军接战已，即自遣发军马传呼应援，时召诸将，已无在者。至贼兵犯营，师中犹未肯上马。使师中有偷生之心，闻初败即行，亦必得出。使诸将忧失主帅受军法，亦必戮力相救，或能破敌。今一军才，诸将便不顾主帅，相继而遁，意谓全军溃散，必难以尽行军法。诸将初出，犹有惧色，既闻放罪，遂皆释然。朝廷以太原之围未解，末欲穷治。今师旅方兴，深恐无所惩艾，遇敌必不用命。欲乞特降指挥，应种师中下一行统制、将佐并先次施行，依已得指挥，令依旧军前自效。如能用命立功，即与免罪。今後非立战功，虽该恩赦，不得叙复。仍乞降诏优异褒赠师中，以为忠义死事之劝。”诏：“种师中下统制、将佐并各付降五官，仍令刘开具职位、姓名申尚书省，馀依奏。”十月枢密院奏：“召募有材武勇锐及胆勇人并射猎生户。”从之。 时京城四壁共十万人，黄旗满市。应募者悉庸丐寒乞之人，全无斗志。何用王健募奇兵，操瓢行乞羸劣之人，皆跃然应募，仓卒未就纪律。奇兵乱，殴王健，杀使臣数十人，内前大扰。王宗氵楚斩渠魁数人，乃定。及出战，为铁骑所冲，望风奔溃，歼焉。是时守御司寄姓名得官者甚多，如术人柳彦辅，姓谢姓丁人皆冒故旧。小人布衣补官，不问能否，与官告数十道，使之妄用。 ●卷一百五十四 兵考六 ○兵制 高宗开元帅府於南京，初募兵近万人。王旅寡弱，至招溃卒、收群盗以补之。既即位，始置御营司，以大臣主之。四年，以御营司并归枢密院。（详见《禁旅门》。） 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》：“御前诸军者，本高宗所收诸将部曲也。祖宗以来，内外诸军惟厢、禁二色而已。禁军皆隶三衙，而更戍於外；厢军者所在有之，以守臣节制。若禁军在边上，则文臣为经略使者统之，武臣但为总管。熙宁间，内外禁旅合五十九万人。神宗将有事於四夷，乃置百三十将，其法甚备。崇、观後，朝廷取其阙额之数以上供，故阙而不补者几半。军兴以来，所存无几。上在元帅府，始招溃卒群盗以为五军，後又得王渊、杨惟忠等河北之兵。建炎元年五月，以为御营五军，然犹未大盛也。三年四月，又更置御前五军。刘光世所领西兵，则谓之巡卫军，在五军之外。是岁，又改为神武五军。绍兴元年十二月，又改为行营四护军，张俊称前军，韩世忠称後军，岳飞称左军，刘光世称右军，并杨沂中中军入殿前司，而吴军如故。七年八月，光世军叛降伪齐，於是川陕军更以右护军为号。十一年四月，三宣抚司罢，乃改其部曲称某州驻御前诸军。十八年，川陕军亦如之，其军皆不隶三卫，由是御前军又在禁军之外矣。御前军者，帅臣不可得而节制，得自达於朝廷。令禁兵但供厮役，大抵如昔之厢军，将官虽存，亦无职事，但为武臣差遣而已。愚谓不若并军於厢籍，而改御前军为禁军，所在以帅臣节制之，而都统制之官为之副贰，庶几兵民权出於一，而缓急可以责成，则合祖宗制兵之意矣。” 建炎之後，诸大将之兵浸增，遂各以精锐雄视海内，而因时制变，随处立营，迁易靡定，驻未有常所。有如刘光世军或在镇江、池州、太平，韩世忠军或屯江阴，岳飞一军或戍宜兴、蒋山，惟王彦八字军随张俊入蜀，而吴之兵，多屯凤州、大散关、和尚原，大略可考矣。当是时，合内外大军十九万四千馀，而川、陕不与。及杨沂中将中军，专总宿卫，於是江东刘光世、淮东韩世忠、湖北岳飞、湖南王含四军通十二万一千六百，时亦未有常屯。绍兴五年，王含罢，以兵五千隶韩世忠，王彦以八字军赴行在。七年之秋，刘光世将郦琼叛，以七万人北降刘豫，别将王德以八千人归张俊，由是三衙之外，惟张、韩、岳三军为盛。自三大将之外，八年五月，吕师古留兵三千屯太平州，而刘留兵屯镇江焉。至若四川之兵，曲端死，吴并将其兵，王庶、刘子羽有兴元，又招集流散，立成都伍。子羽罢，又并将其兵，故之兵十万。死，胡世将为宣抚，命吴以二万守兴州，杨政以二万守兴元，郭浩以八千人守金州。而之中部三万人，分屯仙人关内外，并将之，是以四川之兵，独偏重於兴州。 给事中兼直学士院汪藻言：“金人为患，今已五年。陛下以万乘之尊，而伥然未知税驾之所者，由将帅无人，而御之未得其术也。如刘光世、韩世忠、张俊、王含之徒，身为大将，论其官则兼两镇之重，视执政之班，有韩琦、文彦博所不敢当者。论其家，则金帛充盈，锦衣肉食，舆台厮养，皆以功赏补官，至一军之中，使臣反多，卒伍反少。平时飞扬跋扈，不循朝廷法度，所至驱虏，甚於夷狄，陛下不得而问，正以防秋之时，责其死力耳。张俊明州仅能少抗，柰何敌未退数里间，而引兵先遁，是杀明州一城生灵，而陛下再有馆头之行者，张俊使之也。臣痛念自去秋以来，陛下为宗社大计，以建康、京口、九江皆要害之地，故杜充守建康，韩世忠守京口，刘光世守九江，而以王含隶杜充，其措置非不善也。而世忠八、九月间已扫镇江所储之资，尽装海舶，焚其城郭，为逃遁之计，洎杜充力战於前，世忠、王含卒不为用，光世亦晏然坐视，不出一兵，方与韩朝夕饮宴，贼至数十里间而不知，则朝廷失建康，虏犯两浙，乘舆震惊者，韩世忠、王含使之也。失豫章而太母播越、六宫流离者，刘光世使之也。鸣呼！诸将以负国家罪恶如此，而俊自明引兵至温，道路一空，民皆逃奔山谷。世忠逗遛秀州，放军四掠，至执缚县宰，以取钱粮，虽陛下亲御宸翰，召之三四而不来，元夕取民间子女，张镫高会，君父在难而不恤也。含自信入闽，所过邀索千计，公然移文曰：‘无使枉害生灵。’其意果安在哉？臣观今日诸将，用古法皆当诛，然不可尽诛也。惟王含本隶杜充，充败於前，而含不救，此不可赦，当先斩含以令天下。其他以次重行贬降，使以功赎过。臣愚以为虏退之後，正大明赏罚、再立纪纲之时，莫若择有威望大臣一人，尽护诸军，虽陛下亲军，亦听其节制，稍稍以法裁之。凡军辄敢擅移屯以护驾为名者，自主将以下，悉论如法，仍使於偏礻卑中，择人才之可用者，间付以方面之权，待其有功，加以爵秩，阴为诸将之代，此今日所最急者。惟陛下与大臣熟议，断而行之。” 起居郎胡寅上疏言：“赵充国西汉名将，曹操三国英雄，其用兵无不屯田积粟，而今日之兵，开口时哺，此何理也？自古临敌有用命者，有不用命者，故艺祖皇帝，尝出入行间，以剑斫士卒皮笠，记其退缩者事定而诛之，若其摧坚陷阵，则赏不旋踵，是谓有赏有刑，旌别勇怯。而今之赏功，全阵转授，未闻有以不用命被戮者，此何理也？自古行赏：其将帅勋阀尤异者则迁其官秩，或封以国邑：若其士卒则犒赐而已，或以金帛子之而已。今自长行以上，皆以真官赏之，人挟券历请厚俸，至於以官名队，此何理也？自古利权尽归公上，予夺操纵，惟君所命，如李牧之军市租、如艺祖命边将回易之类，则衣粮器械赏设之费，皆出其中。今煮海榷酤之入，遇军之所至，则奄而有之，什一之利，半为军人所取。至於衣粮，则曰仰於大农，器械则必取之武库，赏设则尽出於县官，此何理也？自古制兵，有事则付之将帅，无事则归之天子。光武中兴，可谓马上取之之时矣，犹且不假将帅以久权。邓禹取三辅，总数十万众，一旦无功，夺之如探囊中物。今总兵者以兵为家，若不复肯舍者。曹操曰：‘欲孤释兵，则不可也’，无乃类此乎！自建炎以来，易置宰执凡四十馀人矣。谋虑不臧，政事不善，虽台衡之重，股肱之亲，一言而去之，何独将帅而不可进退，以均劳佚之任，拔沈滞之材乎？此又臣所未晓也。自古制兵，必有实数。战斗则有败北，平居则有死亡，缓急则有散逸，此不能免也。今诸军近者四、五年，远者八、九年，未尝落死损逃亡之数，岂皆不死乎，抑随死随补乎？逃而不以告，败而不以告，死而不以告，补而不以告，不可也。以补者之姓名充死者之姓名，以死者之妻子为补者之妻子，不可也。不然，军籍何自而无缺乎？此又臣之所未晓也。自古制兵，必去冗食，存精锐，分为等级，如所谓百金之士，千金之士，则战之所恃以必胜者，其馀充声势、备辎重而已，则所以食之役之者，不敢与锐卒班焉。虽其等如是，然无非军旅之用也。今诸军则无所不有矣，避赋役免门户者往焉，纳贿赂求官爵者往焉，有过咎不得仕者往焉，犯刑宪畏逮逋者往焉，违科举失士业者往焉，则又有乡党故旧之人，百工手艺之人，方技术数之人，音乐俳戏之人，彼所以辐辏萃者，非有势以庇之乎？非有利以聚之乎？不然，人生各有业，何必军之从？此又臣之所未晓也。” 按建炎中兴之後，兵弱敌强，动辄败北，以致王业偏安者，将骄卒惰，军政不肃所致，汪彦章、胡致堂二疏，切中时弊，故备录之。 建炎四年，诏神武右军统制张俊言：“牙军军兵多系招集乌合之众，欲将上等改刺胜捷，次等刺振华、振武，庶几军政归一，易於训练。”诏依。其後以河北人充河北振武，其馀人刺陕西振华。 绍兴元年，金人留承、楚，浙西大帅刘光世守镇江，欲携贰之，乃以金银铜为三色钱，其文曰：“招纳信宝”，获虏人则燕饯而遗之，未几踵至，得数千，众皆给良马利器，用之如华人，因创赤心、奇兵两军，颇得其用。二年，左仆射吕颐浩请举兵北向以复中原，且谓：“天时人事，今皆可为，何者？昨自淮扬之变，兵械十亡八九，未几，虏分三道入寇，江浙兵皆散而为盗。自陛下专意军政，稍汰其冗，修饬器械，今张俊军三万，有全装甲万副，刀枪弓箭皆备。韩世忠军四万，岳飞军二万三千，王含军一万三千，虽不如俊之军，亦皆精锐。刘光世军四万，老弱颇众，然选之可得其半。又，神武中军杨沂中、後军吕师古皆不下万人，而御前忠锐如崔增、姚端、张守忠军亦二万。臣上考太祖之取天下，正兵不过十万，况今有兵十六七万，何惮不为？且向者群盗四扰，朝廷枝梧不暇，今悉已定。又自虏之南牧，莫敢扌婴其锋者，近岁张俊获捷於四明，韩世忠振於镇江，陈思恭击於长桥，而张荣又大捷於淮甸。良由虏贪残太甚，天意殆将悔祸。又虏以中原付之刘豫，而豫烦碎不知国体，三尺童子，知其不可立国，事固可料。观宇文虚中密奏，虽未可尽信，然虏骑连年不至淮甸，必有牵制，天意盖可见矣。今韩世忠已到行在，臣愿睿断早定，命世忠、张俊，与臣等共议，决策北向。令世忠由宿、泗，刘光世由徐、曹以入，又於明州留海船三百只，令范温、阎皋乘四月南风北去，径取东莱。此数路皆有粮可因，不必调民馈运。大兵既集，豫必北走。所得诸郡，就择土豪为守，虏举兵来争其地，则彼出我入，彼入我出，扰之数年，中原可复。况今之战兵，其精锐者皆中原之人，恐久而销磨，异时势必难举，此可为深惜者也。”及闻桑仲进兵，乃议大出师，身自将军北向，且言：“近闻虏伪合兵，以窥川、陕，若於未来举兵，必可牵制陕西之急，万一王师逐豫，则彼必震恐。”令韩世忠自京入关，此亦一奇也。 按颐浩之言美矣，然帝信其说，而颁督师之命，才至常州，而部将叛之，竟称疾不进，略不能北向发一矢，复还相位，功业无闻焉。以所言当时军旅事情稍备，故录之。 四年，枢密院上言：“提举御前军器所申：‘本所万全杂役以五百人为额，自户部裁减月给，尽皆逃遁。若依户部所申月米五斗五升，每日不及二升；麦四斗八升，每斗折钱二百，日支食钱一百，委是赡养不足。’”诏：“户部裁定，於月粮一石七斗，添作一石九斗。”五月，诏：“神武义军统制王含下拣阅到第三等军兵一千六百六十人，拨填诸州厢禁军。” 《军防令》：诸军招拣等杖，天武第一军五尺有八寸，捧日、天武第二军、神卫五尺七寸三分，龙卫五尺七寸，拱圣、神勇、胜捷、骁捷、龙猛、清朔五尺六寸五分，骁骑、骑、骁胜、宣武、殿前司虎翼水军五尺六寸，武骑、宁朔、步司军虎翼等五尺五寸，广捷、威胜、广德、克胜等五尺四寸五分，克戎、万捷、捷、横塞等五尺四寸，亳州雄胜、飞骑、威远等五尺三寸五分、济州雄胜、骑射、桥道等五尺三寸，拣中广效、武和、武肃、忠靖、三路厢军五尺二寸。 七年，枢密院言：“勘会累降指挥，诸军不得互相招收及拖拽别军官兵。访闻昨来诸军内，有因事走投别军之人。窃虑互相识认，别致纷争，理宜措置。”诏：“诸军应今日以前，收到别军官兵，特免根究，自後更不许招诱拘截。”十一年四月，给事中范同以诸将握兵难制，献策於秦桧，且以柘皋之捷言於上。召张俊、韩世忠、岳飞入觐，论功行赏，皆除枢密副使。张俊首纳所部兵，乃分命三大帅副校各统所部，自为一军，更其衔曰统制御前军马。罢宣抚司，遇有出师取旨，兵皆隶枢密院，依旧驻札，而四川大将兵亦分屯就粮，曰兴成阶凤文龙利阆金洋绵房西和州、太安军、兴元、隆庆、潼川府凡十四郡焉。故今镇江大军，则韩世忠之旧部；建康大军，则张俊之旧部；鄂州大军，则岳飞之旧部。绍兴末年，荆南、江州、池州又皆新创兵籍，荆南所屯，则刘所招效用，益以鄂州之兵，江、池之军，则三衙疲弱之卒屯戍者。江州一军，大抵皆茶寇也。而兴元府、兴州、金州三都统兵，则本曲端、吴、关师古之徒，关西之旧部。考乾道之末，建康都统司兵约五万人，池州都统司兵一万二千人，镇江府都统司兵四万九千人，荆南都统司兵二万人，兴元都统司兵一万七千人，金州都统司兵一万一千人。其後分屯列戍，增损不常，拣练团并，分合不一。其下有统制统、领正、将副、将准、备将之目。 十三年，诏：“殿前司等处统领将官本请受外，别无供给职田之类，赡养不足，差官管运，侵攘军政。可与逐月支破供给：统制、副统制月一百五十贯，统领官以至准备将各支给有差，庶可赡足其家，责以後效。若诸军仍前擅差军兵回易兴贩，依私役禁军法，所贩物货，计赃坐罪。州县知而不举，与犯人同罪。” 二十九年，枢密院言：“勘会内外诸军招人，多收技艺工匠贩卖之徒，致人材短小，形质怯懦，败坏军政。可自今并依等杖招刺壮健、堪披带人。如违，重典宪。”从之。孝宗隆兴二年，殿前司言：“诸军法，兵级年及六十，将校年六十五，减充剩圆支破请受，内有战功，亦止半给。近年以来，侥求全支，又有年及不行减落，支费浩瀚，不免横取於民，乞今所属遵依旧法，逐营置籍，乡贯、年甲、招剌年月，悉书於籍，一留本营，一留户部，一留总领，以备开落使用。”诏：“依。” 乾道元年诏：“三衙及江上诸军，今後升差，须候年限及日，方许申请。” 迁补之制：凡诸军校，岁月有久近，功效有优劣，或联比其名，而加迁擢，名曰排连；其有战功，或大礼郊恩，以次迁补，则曰转员。惟老病过失者，不在迁补之限。《军防令》：诸军转补将校者；指挥使阙，以副指挥使充；副指挥使阙，以都头充；都头阙，以副都头充；副都头阙，以军分十将诸禁军将转补：满三年者，十人阙三人，七人至五人阙二人，三人阙一人；虽未满三年者，八人阙五人，七人阙四人，五人阙三人，三人阙二人者，并行转补。诸禁军将校、军头、十将应转补者：当职官体量依拣禁军法，无病乃试弓弩，内枪刀、标牌手各粗习为应法，入得转补。即有病悴，或年六十九，或转补後犯赃枉法，逾滥情重以上，虽该恩，并隔下。其差出者，勿拘体量，在别州者，随所在州体量讫，报住营处。诸就粮军阙，将校应转补者，逐处各於见管一等军分通理所阙人数递迁。如不足，申总管或安抚钤辖，县镇先於本州，州於本路比州及以次州一等军分内，选经转补及二年者填阙。又不足，逐司报本处，随转补文字且奏诸禁军转补、排连。将校节级正管者，各依职次指挥相压，差管及差同管与下名将校节级一等职名者，各以补授先後为次。诸禁军已经转补、排连，而有以前功赏武艺应转资者，先於旧职上转补，後於已转资上转补、排连。如无阙，即於应排转名次下额外补。诸军以过犯应隔，转补、排连未经隔而有战功及伤中者，免隔。诸厢军应补员僚，备录所降朝旨，给牒。补节级者，给帖。诸禁军转补、排连，限一季内奏，厢军十日。诸马军龙猛、步军龙骑、归远、壮勇将校兵级，虽犯徒到营不曾犯盗，听补转、排连。诸都作院将校，所管工匠三百人以上阙及三人，馀遇有阙日转补。及三年，依名次递迁。 容斋洪氏《随笔》曰：“国朝宿卫禁旅迁补之制，以岁月功次而递进者，谓之排连。大礼後次年，殿庭较艺，乘舆临轩，曰推垛子。其岁满当去者，随其本资高者，以正任团练使刺史、补外州总管、钤辖，小者得州郡监。当留者於军职内升补，谓之转员。唯推垛之日，以疾不趁赴者，为害甚重。绍兴三十二年四月，予以右史午对，时将有使事，与上介张才甫同饭於皇城司，有一老兵幞头执黑杖子，拜辞皇城办官刘知ト，泣涕哽噎，刘亦为恻然。予问其故。兵以杖相示，满其上皆揭记士卒姓名、营屯事件，云：‘身是天武第一军都指挥使，曾立战功，积官至遥郡团练使。今年满当出职，若御前呈试了，便得正任使名，而为近郡总管。不幸小疾，遂遭拣汰，只可降移外藩将校。在身官位，一切除落，方伏事州都监，听管营部辖。三十七年勤劳，一旦如扫，薄命不偶，至於如是。’坐者同叹息怜之。案崇宁四年，有诏诸班直尝备宿卫，病告满尚可疗者，殿前指挥使补外牢城指挥使，盖旧法也。” 开禧元年兴元都统秦世辅言：“本司诸军阙额颇多，绍兴之末，管二万九千馀人，乾道三年，以二万七千人为额，今管二万五千四百馀人，所差发出戍官占实一万一百四十三人，点阅所部堪披带者，仅六百二十七人，欲乞许本司酌绍兴末年元额招刺补填。”从之。 叶应诏《兵总论》二曰：“自唐至德以後，节度专地而抗上令，喜怒叛服，任於晷刻，而藩镇之祸，当时以为大讳矣。然国擅於将，犹可言也。未久，而将擅於兵，将之所为，惟兵之听，而遂以劫制朝廷。故国擅於将，人皆知之；将擅於兵，则不知也。大历、正元之间，节度使固已为士卒所立，唐末尤甚。而五代接於本朝之初，人主之兴废，皆群卒为之，推戴一出，天下俯首听命而不敢较。而论者特以为其忧在於藩镇，岂不疏哉！太祖既收节度权柄，故汰兵使极少，治兵使极严，所以平一僭乱，威服海内者，太祖统纪制御之力，非恃兵以为固者也。群臣不考本末，不察事势，忘昔日士卒奋呼专上无礼之患，而反以为太祖之所以立国者，其要在兵；都於大梁，无形势之险，而其险以兵。夫都於大梁，因周、汉之旧，而非太祖择而都之也。使果恃兵以为固，则连营百万，身自增之，不待後世也其数乃不满二十万，何哉？不以兵强，前世帝王之常道也。况太祖之兵不满二十万，其非恃兵以为固也决矣。召募之日广，供馈之日增，盖端拱、雍熙以後，契丹横不可制而然耳。康定、庆历谋国日误，恃兵为国之说大炽不禁，而後天下始有百万之兵，弱天下以奉兵，而其治无可为者矣。而上下方扬扬然自以为得计，为之治文书、聚财赋，尽用衰世裒刻之术，取於民以扌致之而犹不足，及其不可用也，则又为之亻免首以事骄虏，而使之自安於营伍之中也。故王安石为神宗讲所以销兵之术，知兵之不胜养，而犹不悟籍兵之不必多，教诸路保甲至四五十万，阴欲以代正兵，正兵不可代，而保甲化天下之民皆为兵，於是虚耗之形见，而天下之势愈弱。元废罢保甲，史臣以为太祖设阶级之法，什伍壮士以销奸雄之心，兵制最明，而百馀年无祸乱。王安石不足以知此，《实录》所载，盖当时议论之本原也。虽然，王安石则信不足以知此，而不为王安石，者岂能知之哉！至於绍圣以後，则又甚矣。保甲复治，正兵自若，内外俱耗，本末并弱。大观、政和中，保甲之数至六七十万，二法皆弊，名具实亡，故军制大坏，而士卒不能被甲荷戈，平民相挺，化为盗贼。离不始挟兵十万馀，长驱而至莫有敌者，仓卒遣人召白徒以勤王，京师不守，则勤王之人寇掠遍天下矣。呜呼，痛哉！养兵以自困，多兵以自祸，不用兵以自败，未有甚於本朝者也。而议者犹曰恃兵之固，制兵之善，可因而不可改，可增而不可损，是厚诬太祖而重误国家也。加以四屯驻之兵，又昔日所未有，以数倍祖宗之财用，投於四总领之巨壑，而州郡又以厢、禁兵自困，侵削民力，至於空尽。问其外御，则曰请和不暇；问其内备，则曰仓卒可虑。统制、统领、总管、路钤、路分钤辖将兵之官，充满天下，坐縻厚禄，而兵未尝有一日之用。方今国未见有难治之弊，敌未见有难破之验，徒以自困於兵，浸淫重滞，不能轻利，其一曰，四屯驻大兵之患；其二曰州郡厢、禁、土兵、弓手之患。去一患则得一利，一州之兵患去，则一州利；一方之兵患去，则一方利。兵患去则兵强，惟所用之无不可者。陛下果决於此，岂有久而不革者哉？” 又《论四屯驻大兵》曰：“敢问四大兵者，知其为今日之深患乎？使知其为深患，岂有积五十年之久，而不求所以处此者？然则亦不知而已矣。自靖康破坏，维扬仓卒，海道艰难，杭越草创，天下远者命令不通，近者横溃莫制。国家无威信以驱使强悍，而诸将自夸雄豪，刘光世、张俊、吴兄弟、韩世忠、岳飞各以成军雄视海内，其玩寇养尊，无若刘光世；其任数避事，无若张俊。当是时也，廪稍惟其所赋，功勋惟其所奏。将版之禄，多於兵卒之数。朝廷以转运使主饣鬼饷，随意诛剥，无复顾惜，志意盛满，仇疾互生，而上下同以为患矣。及张俊收光世兵柄，制取无策，吕祉以疏俊趣之，一旦杀帅，卷甲而遁。其後秦桧虑不及远，急於求和，以屈辱为安者，盖忧诸将之兵未易收，浸成疽赘，则非特北方不可取，而南方亦未易定也。故约诸军支遣之数，分天下之财，特命朝臣以总领之，以为喉舌出纳之要。诸将之兵尽隶御前，将帅虽出於军中，而易置皆由於人主，以示臂指相使之势。向之大将，或杀或废，惕息俟命，而後江左得以少安。故知其为深患若此而已。虽然，以秦桧之虑不及远也，不止於屈辱为安，而直以今之所措置者为大功。疲尽南方之财力，以养此四大兵，惴惴然常有不足之患，桧徒坐视而不恤也。桧久於其位，老疾而死。後来者习见而不复知，但以为当然。故朝廷以四大兵为命而困民财，四都、副统制因之而侵刻兵食，内臣贵亻幸因之而握制将权，蠹弊相承，无甚於此。而况不战既久，老成消耗，新补惰偷，堪战之兵，十无四五，气势忄Й弱，加以役使回易，交跋债负，家小日增，生养不足，怨嗟嗷嗷，闻於中外。昔祖宗竭天下之财，以养天下之兵，固前世之所无有；而今日竭南方之财，以养四屯驻之兵，又祖宗之所无有也。夫以地言之则北为重，以财言之则南为多。运吾之多财，兵强士饱，事力雄富，以此取地於北，不必智者而後知其可为也。今奈何尽耗於三十万之疲卒，袭五六十年之积弊，以为庸将腐阉，卖鬻富贵之地？则陛下之远业，将安所乎？陛下诚奋然欲大有为於天下，摅不可掩抑之素志，以谋夫不同覆载者之深雠，必自是始。使兵制定而减州县之供饣鬼，以苏息穷民，种植基本，於是厉其兵使必斗，厉其将使不惧，一再当虏，而胜负决矣。兵以少而後强，财以少而後富，其说甚简，其策甚要，其行之甚易也。” 又《论厢禁军弓手土兵》曰：“厢军供杂役，禁军教战守，弓手为县之巡徼，上兵为乡之控扼。夫供役有兵，备战有兵，巡徼有兵，控扼有兵，大州四五千人，中州三千人，小州二千人。计一兵之费：其正廪给之者居其一焉，因兵而置营伍将校，其上则路分钤辖、总管者居其一焉，恩赐、阅视、借请、券食者居其一焉，缘兵之蠹弊亏公病私者又居其一焉。民之所谓第一等户，尽其赋入，不足以衣食一兵。今州郡二税之正籍尽以上供者，及其所趁办酒税窠名尽以上供者，朝廷既自以养大兵矣，而州郡以其自当用度者，又尽以养厢、禁、土兵，又有配隶罪人，牢犴充塞，亦州郡所养。然则财安得不匮，而民安得不困乎？夫所以养兵者，为其有事而战，不为其无事而备也。无事而备，则必有不养之兵而後可。今养之於无事，竭州郡之力以衣食之，固非所以战也。则虽有百万之兵，而不免自贬为至弱之国，乃其势之宜然耳。故不减宿卫屯驻之大兵，则国力不宽；不减厢、禁、弓手、土兵，则州郡之力不宽。夫立法定制於重滞繁扰之中，以困民为安强，以耗国为仁惠，以疲士大夫之精力为用材，以人心益陋、所守益卑者为远识，以不可举动为体国，以养兵不战为消奸雄之心，遂至於忘雠耻。弃诸华、废天命，礼坏乐失，积众弊而莫革者，宿卫屯驻之兵困之於上，厢、禁、弓手、土兵困之於下而已。陛下思之於外，而不图其内，患行其所难，而不实为其所易者，何哉？” 古之兵皆出於民者也，故民附则兵多，而勃然以兴；民叛则兵寡，而忽焉以亡，自三代以来皆然矣。秦汉始有募兵，然犹与民兵参用也。唐之中世，始尽废民兵而为募兵。夫兵既尽出於召募，於是兵与民始为二矣。兵与民为二，於是兵之多寡，不关於国之盛衰；国之存亡，不关於民之叛服。募兵之数日多，养兵之费日浩，而败亡之形反基於此。唐自天宝以来，内外皆募兵也。外兵则藩镇擅之，内兵则中人擅之，其势不相下，而其力足以相制，故安史反叛，而郭子仪、李光弼以节度之兵诛之。朱Г僭乱，而李晟、浑以神策之兵诛之。及其衰也，宦官则以内兵而劫制人主，方镇则以外兵而擅广土地。及朱温举兵内向，尽夷中人，废神策，而唐之鼎祚移於内。杨行密、钱Α、马殷、王建、刘仁恭、李茂贞之徒，以卒伍窃据一方，而唐之土宇裂於外，而唐遂亡矣。中更五代，则国擅於将，将擅於兵。卒伍所推，则为人主，而国兴焉，非以得其民也；其所废则为独夫，而国亡焉，非以失其民也。宋有天下，艺祖、太宗，以兵革削平海内，暨一再传，则兵愈多，而国势愈弱。元昊小鬼，称兵构逆，王旅所加，动辄败北，卒不免因循苟且，置之度外。洎女真南牧，徵召勤王之师，动数十万。然援河北，则溃於河北；援京城，则溃於京城。於是中原拱手以授金人，而王业偏安於江左。建炎、绍兴之间，骄兵溃卒，布满东南，聚为大盗，攻陷城邑，荼毒生灵，行都数百里外，率为寇贼之渊薮。而所谓寇贼者，非民怨而叛也，皆不能北向御敌之兵也。张、韩、刘、岳之徒，以辅佐中兴，论功行赏，视前代卫、霍、裴、郭曾无少异，然究其勋庸，亦多是削平内寇，抚定东南耳。一遇女真，非败则遁，纵有小胜，不能补过，而卒不免用屈已讲和之下策，以成宴安江左之计。及其末也，夏贵之於汉口，贾似道之於鲁港，皆以数十万之众，不战自溃，於是卖降效用者非民也，皆宋之将也；先驱倒戈者，亦非民也，皆宋之兵也。夫兵既不出於民，故兵愈多而国愈危，民未叛而国已亡，唐、宋是也。噫！兵，犹手足也；国、犹身也。手足强壮则身存，手足枯槁则身废；兵多则国存，兵少则国亡，未有以兵多而亡者。今唐兵虽多强悍而不为用，犹病狂易之人，奋拳举爪，自陷其肤，自屠其肠，以至於殒身也。宋兵虽多劣弱而不可用，犹病痱癖之人，恣其刍豢以养拥肿之四肢，胫如腰，指如股，而病与之俱增，以至於殒身也。然则所以覆其国者乃兵也，所以毙其身者乃手足也。又古者籍民为兵，其法不过因其户田之可赋者赋之，年齿之可任者任之，民固不容於亻幸免，而亦不可以滥入。《司马法》曰：“使智使勇，使贪使愚”，盖言户尽为兵，则君子小人、贤与不肖俱出其间也。自募兵之法行，於是择其愿应募者，而所谓愿应募者，非游手无藉之徒，则负罪亡命之辈耳，良民不为兵也。故世之詈人者，曰黥卒，曰老兵，盖言其贱而可羞。然则募兵所得者，皆不肖之小人也。夫兵所以捍国，而皆得不肖之小人，则国之所存者，幸也。纪纲尚立，威令尚行，则犹能驱之以亲其上、死其长，否则溃败四出，反为生民之祸，而国祚随之矣。可胜慨哉！ ●卷一百五十五 兵考七 ○禁卫兵 《周官》：宫正掌王宫之戒令纠禁，以时比宫中之官府，次舍之众寡（时，四时。比，校次其人之在否，官府之在宫中者，若膳夫、王府内宰之属。次，诸吏直宿，若今部署诸庐者。舍，其所居寺也）。为之版以待（官府次舍之版图及其人之名籍以待比），夕击柝而比之（莫行夜以比直宿者，为其有懈怠离部署）。国有故则令宿、其比亦如之（故，谓灾祸。令宿，谓卫王宫也）。辨内外而时禁（分别内外人，禁其非时出入），稽其功绪，纠共德行（功，吏职也，绪其志业），讥其出入，均其稍食，云其淫怠，与其奇袤之民（民，宫中吏之家人也。淫，放滥。怠，懈慢。奇袤，谲觚非常），会其什伍，而教之道艺（五人为伍，二伍为什，寄宿卫之令）月终则会其稍食，岁终则会其行事（行事，吏职也）。 宫伯掌王宫之士、庶子，凡在版者（郑司农云：“庶子，宿卫之官。版，名籍也，以版为之，若今乡户籍谓之户版。”谓王宫之士，谓王宫中诸吏之子也。庶子，其支庶也），掌其政令，行其秩叙，作其徒役之事（秩，禄秩也。叙，才等也。作徒役之事，天子所用），授八次八舍之职事（卫王宫者，必居四角四中，於徼候便也。郑司农云：“庶子卫王宫，在内为次，在外为舍。”元谓次其宿卫所在，舍其休沐之处）。若邦有大事，作宫众则令之（谓王官之士庶子，於邦之大事，或当选行），月终则均秩，岁终则均叙，以时颁其衣裘，掌其诛赏。 虎贲氏虎士八百人（士徒选有勇力者），掌先後王而趋以卒伍（王出，将虎贲士居前後，虽群行，亦有局分）；军旅会同亦如之。舍则守王闲（舍，王出所止宿处。闲，┕互也）；王在国则守王宫（为周卫）；国有大故，则守王门；大丧，亦如之。及葬，从遣车而哭。连四方使，则从士大夫（虎士从使者）。若道路不通，有徵事，则奉书以使於四方（不通，逢兵寇若泥水。奉书，徵师役也）。 旅贲氏掌执戈盾，夹王车而趋，左八人，右八人，车止则持轮（夹王车者，其下士也。下士十有六人，士为之帅焉）。凡祭祀、会同宾客，则服而趋（服而趋，夹王车趋也。会同宾客，王亦斋服，服衮冕；则此士之斋服，服元端）。丧记，则衰葛，执戈盾（葛，葛。武士尚轻），军旅，则介而趋（介，被甲）。 司隶掌五隶之法，辨其物而掌其政令（五隶，谓罪隶，四翟之隶也。物，衣服兵器之属），掌帅四翟之役，使之皆服其邦之服，执其邦之兵，守王宫与野舍之厉禁（野舍，王行所止舍也。厉，遮卫也。《疏》：服其邦之服，若东方、南方衣皮帛，执刀剑；西方、北方衣裘、裘执弓矢）。 蛮隶，在王宫者，执其国之兵以守王宫，在野外则守厉禁。 罪隶、夷隶、貉隶其守王宫，与其守厉禁者，如蛮隶之事。 林氏曰：“周庐千列，设戟百重，入守虎关，出陪豹尾，此古人设卫所以强弱枝、防未然而灭不轨也。昔成周宿卫之制，居则宫正、宫伯之卫，行则虎贲氏之卫。仆从之卫，掌於太仆；守隶之卫，掌於司隶。其制盖不一矣。宫正有宫之徒役，宫伯有公卿大夫之士、庶子，以为环列腹心之任，居卫之制然也。虎贲氏有虎士八百人，掌先後王而趋以卒伍，视朝则在路门之右、行卫之制然也。太仆掌奉舆马，督扈从，视朝则在路门之左（太仆，王视朝则荷正位而退，入亦如之。王出入则左驭而前驱。太仆而下，有小臣、祭仆、隶仆、御仆皆属焉。又司士云：“太仆、大右、太仆从者在路门之左。”）。司隶掌率夷隶执兵器，服兵服，以卫王之门。外朝在野，外则守，内列仆从，守隶之卫制然也。由是言之，环列腹心之卫，非兵卫，在内而不出；虎士之卫为重兵之卫，非王出亦不行；四翟之卫则环卫诸门，仆从之徒则整饰驺从，此宿卫之别详矣。然虎贲缀衣，无非吉士，侍御仆从，罔非正人。执刘钺而上戈刃者，皆用冠冕之士大夫（顾命四人，綦弁，执戈，上刃，夹两阶，一人冕，执刘，立於东堂），居虎门而诏王[A134]者，乃率四夷之贱隶（师氏掌以[A134]诏王，使其属率四夷之隶），纠其德行，稽其功绪，劝以善也。掌其纠禁，严其诛赏，防以过也。由是言之，腹心之卫，固择有道有德之贤而宿卫之，兵亦皆使贤士大夫为之，其任严矣。而圣人防微杜渐之意，又不止是，盖人君处内庭之时多，处外庭之时少，亲侍臣之意玩，亲大臣之意严。今宫正、宫伯之兵卫、郎卫，固为太宰之属，而虎贲之虎士，掌於司马，司隶之伍隶，掌於司寇，皆听命於太宰。内外相维，而贤否无混淆之患；事权不分，而政令无下移之渐。此周制之所以尽善也。 汉制：南军在京城门内，卫尉主之。北军在宫城门外，中尉主之（详见《兵制门》）。郎中令，秦官，掌宫殿掖门户，有丞。武帝太初元年，更名光禄勋，属官有大夫、郎、谒者，皆秦官。又期门、羽林皆属焉。 卫尉，秦官，掌宫门卫屯兵，有丞。景帝初，更名中大夫令，後元年复为卫尉。属官有公车司马、卫士、旅贲三令丞，卫士三丞。又诸屯卫候、司马十二官皆附焉。 郎掌守门户，出充车骑，有议郎、中郎、侍郎、郎中，皆无员，多至千人。 徐氏《官考》曰：“谨按周之兵制，无事则散之田亩，有役则召以县师，而宿卫常养之兵，则有虎贲之士八百人。至六军之徒，一军百人，大司马之属，徒三百有二十人，又在虎贲之外，然不常有，而虎贲之禄比下士，足以代耕，盖庶人在官者也。汉期门于人而秩比郎，亦古虎贲之遗意欤。” 後汉光禄勋，掌宿卫宫殿门户，典谒书郎吏直执戟，宿卫门户，考其德行而进退之。五官中郎将，五官中郎，五官侍郎，五官郎中。凡郎官皆主吏直执戟，宿卫诸殿门户，出充车骑。左右仆射，主虎贲郎习射。左右陛长，主直虎贲，朝会在殿中。虎贲郎、虎贲中郎将、羽林中郎将、羽林郎，无员，掌宿卫侍从。掌选汉阳、陇西、安定、北地、上郡、西河凡六郡良家子弟补。 林氏曰：“汉制，南军卫宫，卫尉主之。北军护京，中尉主之。南军则有郎卫、兵卫之别。如三署诸郎，羽林、期门，则皆郎卫也；如卫士令、丞，诸屯卫候，则皆兵卫也。是卫也，非南军守卫之卫乎？北军则有调兵、募兵之分，如三辅兵卒，则是调兵而卫（《表》：中尉属官，左右京辅都尉、尉丞，有兵卒。按：黄霸为京兆尹，坐发骑士诣北军，马不士，贬秩，则京辅兵卒番上北军明矣）；如八校、胡骑、越骑、则是募兵而卫（八校尉皆武帝初置，中垒、屯骑、步兵、越骑、长水、胡骑、射声、虎贲）。是卫也，非北军护京之卫乎？此汉人南、北军之制也。朱虚入卫，卒平诸吕；方朔执戟，坐折董偃；袁盎以中郎慎夫人之坐；日入侍，缚莽何罗之逆（事并见本传）。王国、侯国，拘不得入（汉制：王国、候国，不得入宿卫。龚胜为楚王常侍，後三举孝廉，不得宿卫）；同族犯法，限不得与（汉制：同族犯法，不得宿卫。萧望之以甲科为郎，後坐弟犯法，不得宿卫）。难以龚胜、萧望之之贤，宁从退免，则宿卫所任之人，固无愧於周耳。然始以南北军皆隶三公，而太尉周勃得入北军以成安刘之功可也。自武帝疏远外庭之後，卫尉之职，领於将军（王莽以大将军兼卫尉），城门之兵，领於司马（成帝世，阳阿侯王谭、成都侯王商、红阳侯王音皆以大司马特进领城门军），往往以中朝任之，而大臣皆无预焉。大司马之任，又非向时太尉之比。岂知禁严之地，大臣皆不预闻？则凡可以转移人主之心志，惑乱人主之视听，无所不至，异日之变可见耳。至东汉以来，又举五官郎将、羽林、虎贲以职属。大夫、议郎、谒者仆射以文属（《後汉 官志》，五官中郎将、左右中郎将、羽林、虎贲中郎将、羽林监以职属；光禄大夫、大中大夫、中散大夫、谏议大夫、议郎、谒者仆射、常侍谒者以文属），分属之後，政令不行於其，而又光禄大夫不在宿直，议郎不与执戟（《後志》自五官至羽林凡七署，唯议郎与光禄大夫同，不在直中。馀同《後志》），惟不在宿直、执戟之列，则凡为禁卫者，皆非士人之流。而郎官三省，尽为诸黄门之庐耳。故宦官内典门户，外与政事（窦武说太后曰：“故事：黄门常侍但当给事省内典门户耳。今乃使与政事，而任权重，子弟布列，专为贪暴。”）。及何进诛宦者，太后不听，曰：“中官领统禁省，自古及今，汉家故事，我柰何与士人共对事乎！则知士人不为郎中久矣。後尽除宦者，选三署郎入守宦官之庐，即此可见（《何进传》）。推原其故，皆光武不任三公，多置黄门（光武不任三公，事归台阁。《後官》：少府属多置黄门），其流祸至是也。 唐有南、北衙兵。南衙，诸卫兵是也；北衙，禁军是也。高祖初起兵，有元从禁军。太宗时，置百骑。武后时，改为千骑。中宗时，增至万骑。肃宗时，有供奉射生官。代宗以後，有左、右神策军（并详见《兵制门》）。 左、右监门卫掌诸禁卫门籍之法，左、右千牛卫掌卫及供御兵仗。亲卫一府，勋卫二府，翊卫二府，凡有五府。每府中郎将一人，左、右中郎将各一人。凡府中郎将掌领校尉、旅帅、亲卫之属宿卫者，而总其府事，左、右郎将二焉。番上者，以名簿上於大将军而配以职。 武德、贞观世重资荫，二品、三品子，补亲卫；二品曾孙、三品孙、四品子、职事官五品子若孙、勋官三品以上有封及国公子，补勋卫及率府亲卫；四品孙、五品及上柱国子，补翊卫及率府勋卫；勋官二品及县男以上子若孙，补诸卫及率府翊卫。王府执仗亲事，执乘亲事，每月番上者数千人，宿卫内庑及城门，给廪食。执扇三卫三百人，择少壮肩膊齐、仪容整美者，本卫印臂，送殿中省肄习，仗下，每番三卫一人，为太仆寺引辂。其後入官路艰，三卫非权势子弟辄退番，柱国子有白首不得进者；流外虽鄙，不数年给禄廪。故三卫益贱，人罕趋之。 左右卫，上将军各一人，大将军各一人，将军各二人，掌宫禁宿卫，凡五府及外府皆总制焉。凡五府三卫及折冲府骁骑番上者，受其名簿而配以职。 左右卫、左右骁卫、左右武卫、左右威卫、左右领军、左右金吾、左右监门、左右千牛卫，凡十六。左右千牛卫，掌侍从及仆御器仗。以千牛备身左右执弓箭宿卫，以主仗守戎器。折冲都尉，掌领属备宿卫，师役则总戎具、资粮、点习。以三百人为团，一校尉领之。 十六卫，每卫有上将军，有大将军，有将军。自左右卫至领军，并掌宫禁宿卫。金吾掌宫中、京城巡警，监门掌诸门禁卫，千牛掌侍卫。凡五府、外府之番上者，十二卫受其名簿，而配以职。除监门、千牛凡左右四卫不领，故但十二卫。五府谓亲、勋、翊三卫；外府，折冲府也。五府惟左右卫兼领之，馀但翊卫二府而已。 林氏曰：“唐制有八卫，各分左右。自左右以至千牛，皆典扈从。是故宫禁宿卫是统是司，内厢仪仗是临是职者，左右卫也。皇城四面、宫城内外诸门，置兵分助其役者，骁骑也。正衙朝会铠，旅卒两厢列仗、唱警应跸者，武卫也。正殿之前，队立於阶，长乐、永安，队列於庑者，威卫也。皇城之四面，宫苑之城门，则职於领军。京城烽堠之宜，南衙番上之数，则职於金吾。禁卫名籍，器仗出入，则职於监门。仆御兵仗，宿卫弓箭，则职於千牛。此唐人十六卫之制也。张延师之谨畏，至三十年未尝有过（唐《职林》：张延师为左卫大将军，性谨畏，典羽林三十年，未尝有过）。阿史那忠之清谨，至四十八年无有纤隙（忠性清谨，为右骁骑大将军、宿卫四十八年，无纤隙，时人比之金日）。庞玉久典宿卫，习知制度（玉久宿卫，习知朝廷制度，高祖顾诸将多不闲仪检，故授玉领军、武卫二大将军，使众观以为法），段志元卫章武门，夜不示诏（段志元为左骁骑大将军，文德皇后之葬，勒兵卫章武门。太宗夜遣使至，志元拒曰：“军门不夜开。”使者示以手诏。志元曰：“夜不能辨。”比旦，帝叹曰：“真将军也。”）。则宿卫所任之人，亦无愧於周，然始以大臣兼领宿卫使，文皇有甘寝之安可也（元微之行子季友《右羽林将军制》曰：“分八舍之众寡，均一庚之劳逸，皆将军之力也。是以李大亮上直禁中，而文皇甘寝，则心腹爪牙之任不细矣。”时李大亮以冬官兼）。自六军禁卫皆用市人，其选始轻（天宝之後，卫佐悉以假人为童奴，京师人耻之，至相骂辱，必曰侍官，而六军宿卫皆市人）。禄山、吐蕃之变，神策禁军，外入赴难，国家遂以倚重，悉命中人主之，其势益横（《兵至》：“上元中，以北衙军使卫伯玉为神策军节度使，镇陕州，中使鱼朝恩为观军容使，监其军。禄山反时，伯玉以磨环门军赴难，即神策军也。其後吐蕃入寇，朝恩又以神策军屯苑，自是复益分为左、右厢。大历四年，请以京兆之好，凤翔之麟游、普闰，皆隶神策。”）。自是南衙日轻北衙日重矣。夫所谓禁军者，盖太宗举义兵。起太原，已定天下，悉罢还归，而愿留宿卫者三万人，给以渭北腴田，号曰“元从禁军”。本为兵立制，非为制置兵（见《唐兵志》，详巳具《兵制门》）。其後左右羽林、龙武、神武及神策、神威而总名北衙者，岂太宗初制哉（《唐兵志》载，详巳具《兵制门》）？且唐之十六卫，己备汉人南、北军之制，以卫尉护南军，以金吾巡北军。今十六卫已有金吾将军掌京城巡警，是北军己寓其。观《白集》羽林卫将军之制，所谓国家设十六卫，犹汉之有南北军，其知之矣（《白集》：王元辅《授左羽林卫将军制》：“国家设十六卫，犹汉之有南北军，而左右羽林尤称亲重。”）。而其元从禁军，亦犹官制员外之置，初非禁卫正兵也。今以禁军为北衙，卫兵为南衙，以备汉制，岂不过欤！北衙既横之後，外庭诸臣，莫之谁何，萧复言之，而不见听（萧复言：“艰难以来，始用宦者监军，权望太重，是曹政可委宫掖事，兵要政机，勿使参预。”不听），高元裕言之而不及用（《本传》：“敬宗视朝不时，决事禁中，宦寺恣放，大臣不得进见。元裕谏曰‘西头势乃重南衙，枢密之权过宰相’。帝虽悟而不能用。”），惜夫推原其故，皆外臣不预禁军，专归宦者，其为患至是也。噫！汉不以中朝属外朝，而使阉宦宿直，卒成何进之乱（见进《本传》）。 唐不以北衙隶南衙，亦使宦官典兵，反致王叔文之乱（见《唐兵志》）。其视周人以禁卫属冢宰之意，又何止天渊哉。” 梁太祖始置侍卫马步军。 开平元年，改左右长直为左右龙虎军，左右内卫为左右羽林军，左右监锐夹马突将为左右神武军，左右亲随军将马军为左右龙骧军。其年九月，置左右天兴、左右广胜军，仍以亲王为军使。 二年十月，置左右神捷军。十二月，改左右天武为左右龙虎军，左右龙虎为左右天武军，左右天威为左右羽林军，左右羽林为左右天威军，左右英武为左右神武军，左右神武为左右英武军（前朝置龙虎等六军，谓之卫士，至是以天威、天武、英武等六军易其军号，而无勋旧焉）。 後唐长兴三年三月敕：“卫军神威、雄威及魏府广捷以下指挥，宜改为左右羽林，置四十指挥。每十指挥立为一军，每一军置都指挥使一人兼，分为左右厢。”应顺元年三月，改左右羽林四十指挥为严卫左右军，龙武、神武四十指挥为捧圣左右军。清泰元年六月，改捧圣马军为彰圣左右军，严卫步军为宁卫左右军。 晋天福六年，改拱宸、威和内直军并为兴顺，至八月改奉德两军为护圣左右军。周广德元年四月，改侍卫马军曰龙捷左右军，步军曰虎捷左右军。 显德元年诏汰简诸军，取武艺超绝者为殿前诸班（见《军制门》）。 宋太祖皇帝建隆初，诏殿前、侍卫二司，各阅所掌兵，练其骁勇者为上军，老弱者为剩员。又诏诸州长吏选所部兵送都下，以补禁旅之阙（详见《兵制门》。）禁军，殿前、侍卫司分领之。殿前司领骑兵之额三十七，步兵之额二十六；侍卫司领骑兵之额三十五，步兵之额八十三；御前忠佐军头司，领步骑之额四；皇城司领步兵之额二；左右骐骥院领骑兵之额二；厢军亦内属侍卫司（见《郡国门》）。 仁宗天圣至宝元，增募禁军，陕西蕃落、广锐，河北翼，京畿广捷、虎翼、效忠，陕西、河东清边弩手，京西、江淮、荆湖归远，总百馀营。 康定初，赵元昊反，西边用师，诏募神捷兵，既而易名万胜，为二十营。所募多杂市井之人，选亻Й不足以备战守。是时禁兵多戍陕西，陕西并边土兵虽不及等，然骁勇善战，而以京师所遣戍为东兵。东兵虽魁硕，大卒不能辛苦，而摧锋陷阵非其所长。又北兵戌川陕、岭峤、荆湖，多不便习水土，故建议者欲益募土兵为就粮。於是增置陕西蕃落、保捷、定功，河北翼、有马劲勇，陕西、河北振武，河北、京东武卫，陕西、京西壮勇，延州青涧，登州澄海弩手，京畿近郡亦增募龙骑、广勇、广捷、虎翼、步斗、步武，复升河北招收、无敌、听子马，陕西制胜，并州充戎、骑射，麟州飞骑，府州威远，秦州建威，庆州有马安塞，保州威边，安肃军忠锐，岚、府州建安，登州平海，皆为禁兵，盖用外马步凡增数百营。 拣选之制，有自厢军升禁军，禁军升上军，上军升班直。升上军及班直者，皆临轩亲阅，自非才勇绝群，不以应召募，馀皆自下选补。仁宗尝诏枢密院次禁军选补之法，凡入上四军者，捧日、天武弓以九斗，龙卫、神卫弓以七斗，天武弩以二石七斗，神卫弩以二石三斗为中格。恩冀员僚直、骁捷军士选中四军，则不复阅试。自馀招拣中选者，并引对。凡员僚直阙，人则以选中上军及龙卫等样、弓射七斗合格者充，仍许如龙卫例选补班直。凡选禁军，自奉钱三百以上、弓射一石五斗、弩三石五斗、等样及龙卫者，并亲阅，以隶龙卫、神卫。凡骑御马直阙小底，则阅拱圣、骁骑少壮善射者充。凡弓手，内殿直以下选补殿前指挥使，射一石五斗；御龙弓箭直选补御龙直、御龙骨朵子直，东西班带甲殿侍选补长入祗候，御龙诸直将、虞候选补十将，射皆一石四斗；东西班、散直选补内殿直，捧日、员僚直、天武、神卫、龙卫、亲从选补诸班直，御龙骨朵子直、弓箭直将虞候选补十将，御龙诸直长行选补将、虞候，射皆一石三斗；员僚、龙御、骑御马直小底选补散直，射皆一石二斗。 神宗初，拣罢禁军之不如法者入并废诸军营（详见兵制门）。熙甯之籍，天下禁军凡五十六万八千六百八十八人，元丰之籍，六十一万二千二百四十二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