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献通考 - 第 129 页/共 334 页

│ │ │ ─┴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 ◎卫尉国（下准《东汉 百官志》卫尉注） 主殿 公车司马（主阙门兵） 　　　南宫卫士（卫士五百三十七人）　　　　　北宫卫士（卫士四百七十二人） 右都候（主剑戟，卫士四百十六人） 卫尉 左都候（主剑戟，卫士三百八十三人） 南宫南屯司马（主平城门，卫士一百二人） 北宫门苍龙司马（主东门卫士四十人） 元武司马（主元武门，卫士三十八人） 北屯司马（主北门，卫士三十八人） 外兵　北门朱雀司马（主南掖门，卫士一百二十四人）　　　　　东明司马（主东门，卫士一百八十人） 朔平司马（主北门，卫士一百十七人） ◎北军图 ─┬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┬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　　　 │中垒校尉 │掌北军│北京│越骑校尉（领士七百人，掌越骑） 北│（本中尉，│垒门　│城兵│步兵校尉（领士七百人，掌上林苑门屯兵） │武帝改属 │ │ │ 　　 　│光武省，　│　　　│　　│长水校尉（领士七百三十六人，掌　　　 │置中候） │　　　│ │　　长水、宣曲胡骑） 　│ │　　　│ │射声校尉（领士七百人，掌待诏射士） 军│ │　　　│ │屯骑校尉（领士七百人，掌骑士） │ │ │ │胡骑校尉（光武并长水，掌胡骑之屯 │ │ │ │池阳者，不常置） │ │ │ │虎贲校尉（光武并射声，号五营，掌 │ │ │ │ 轻车） ─┴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┴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　　　 章氏曰：“班孟坚志刑法而不志兵，取古者大刑用兵之义。而以兵附刑，然述之不详，使一代之制无考焉。汉初，兵民不甚分，如冯唐谓吏卒皆家人子弟，起田中从军。而後汉《礼仪志》谓罢遣卫士，必劝以农桑。由是观之，兵农尚未分。” 山斋易氏《汉南北军始末序》曰：“汉之兵制，莫详於京师南北军之屯，虽东西两京沿革不常，然皆居重驭轻，而内外自足以相制，兵制之善者也。盖是时兵农未分，南北两军，实调诸民，犹古者井田之遗意。窃疑南军以卫宫城，而乃调之於郡国；北军以护京城，而乃调之於三辅。抑何远近轻重之不伦邪？尝考之司马子长作《三王世家》，载公户满意之言曰：‘古者天子必内有异姓大夫，所以正骨肉也；外有同姓大夫，所以正异族也。’盖同姓，亲也，於内为逼，故处於外，而使之正异族；异姓，疏也，於亲为有，故处於内，而使之正族属。南北军调兵之意，殆犹是欤！郡国去京师为甚远，民情无所莫，而缓急为可恃，故以之卫宫城，而谓之南军；三辅距京师为甚迩，民情有闾里、墓坟、族属之爱，而利害必不相弃，故以之护京城，而谓之北军。其防微杜渐之意深矣。惜夫班孟坚号一代良史，而论载独略。范蔚宗後史於此尤阙焉，往往杂见一二於《纪》、《传》、《表》、《志》之。乡者以管见而商扌之，考其始末，述以俪语，其後先沿革，悉疏於下，而犹恨未能条列汉制之详，近犹子开得胄监学者所考南北军，且合此二书略加参订，遂使汉家一代军制，与夫内外相制之意，如辨白黑，了然在目，诚考古之一端，於是乎书。” 又曰：“北军番上与南军等。南军卫士调之郡国，而北军兵卒调之左、右、京辅。按《百官志》，左右京辅都尉、尉丞、兵卒皆属中尉。夫中尉为天子北军之统帅，而其属乃左右京辅都尉等，其所调亦左右京辅之兵卒，何也？左即冯翊，右即扶风，京即京兆，谓之三辅。三辅之委寄，固重於郡国矣。而所领兵事，则非郡国之比。盖汉太守谓之郡将，兼领武事；都尉掌佐守，典武职。在王国，则相比郡守，中尉比都尉，皆掌兵之任。若三辅，则异是矣。夹辅京邑，错列畿甸，其势甚逼，则兵权为甚重，故都尉、尉丞、兵卒不属郡卒，而特属中尉之北军，其番上亦然。何以明之？黄霸尹京兆，发骑士诣北军，以‘马不士，劾乏军兴，连贬秩’，则知左右京辅兵卒皆番上北军，而属中尉无疑也。” 又曰：“南军无常在之兵，以郡国民始傅者为之。《高纪》如淳注云：‘律，民年二十三，傅之畴官。’傅，著也。立傅名籍，以给公家之繇役也。又，《汉仪注》‘民年二十为正，一岁为卫士’，即此宫门卫士而谓之南军者。武帝建元元年，诏：‘卫士转置送迎常二万人，其省万人。’郑氏云：‘去故置新，常二万人。’是即位之初政令如此。其後期门、羽林、七校之类，增置不一，而南军卫士实有定数，是以国无重费，而民亦不以为病。《王尊传》，常以季秋或正月行幸曲台，临飨罢卫士；盖宽饶为卫司马，及岁尽交代，上临飨罢卫卒，数千人皆叩头自请，愿复留其更一年，则当时之人情可知矣。考《韦元成传》，则寝园所用，已四万五千一百二十九人。至《元纪》初元三年，随即罢甘泉、建章宫卫士，未见其为病民也。至光武讲省兵之制，而宫掖门卫士才二千五百馀人而已。其後又罢轻车、骑士、材官、楼船士，而《後 礼仪志》有‘飨遣故卫士仪。’是知光武虽罢郡国之兵，而南军卫士仍番上平民也，此南宫属卫尉而调兵郡国之证欤。” 又曰：“杜佑《通典》谓‘汉氏重兵，悉在京师’，是殆不然。两汉之初，正以京师无重兵。尝以《後 百官志》考之。卫尉卫士六千人，南宫、北宫卫士共一千八人；左右都候卫士共七百九十九人。宫掖凡七门，每门各有司马以领卫士。南屯七百二人；苍龙四十人；元武三十人。北屯三十八人；朱雀二十四人，东明百八十人，朔平百二十七人。总而计之，南北为九千四十六人。北军五校所领骑士如屯骑、越骑、步兵、射声各七百人，又中尉缇骑五百三十人。总而计之，为四千五十人。惟城门屯兵数无所考，以宫掖门司马所领者推之，多者七百二人，少者止三十人，况十二门止於一校，必非重兵所在，多不过三千人耳。总是三者，而京师之兵不满二万人。或曰，此光武中兴之兵制也。武帝之增置，则殆不止是，然亦不过倍之云尔。若高、文之世，未有增置，则其数当益少於此也，岂得云重兵悉在京师哉？故此以万旅言之。” 又曰：“大抵南北军之制，在《汉志》为甚略，无所考证。然杂见於纪、传、表、志者，亦可参考其一二，其大要则无出於高后八年之纪也。考之《高后纪》，则见二军之权势，内外足以相制，表里足以相应，高帝之法，可谓规摹宏远矣。汉初定天下，京师之屯，惟此二军。诸夏本根，所系甚重，故高祖於卫尉、中尉之任，皆不轻授，而必付之郦商、周昌。高帝十一年，《百官表》书卫尉王氏，中尉戚思。王氏史失其名，而《萧何传》载王卫尉之谏高帝械系何也，其面折廷争，有似王陵，或者其陵欤？思者，毋乃戚夫人之族属欤？高帝锺爱赵王，屈周昌使相之，及莫年，则以戚氏本兵，得非阴为保护赵王之计？而王陵固高帝付以孤之任者，故以之主兵邪？惠帝初年，吕氏固已颛国政，刘泽，吕氏之戚属也，实为卫尉，而《表》於中尉缺焉。高后七年，泽既为王之国。终吕后之世，二官及郎中令，皆不以除人，特以兵权分属於吕禄、吕产，而长乐卫尉亦属之吕更始辈，兵权尽归吕氏矣。史称太后病困，以赵王禄为上将军，居北军，梁王产为相国，居南军，且戒之云，我即崩，必据兵卫宫，谨无送丧为人所制，故史称上将军禄、相国产颛兵秉政。《齐王传》云‘居长安中，聚兵以威大臣’，良有以也。陈平、周勃谋诛吕氏，太尉勃欲入北军，仍令纪通持节矫内之。又令郦寄、刘揭说禄解将印，而以兵授太尉勃。勃既将北军，而尚有南军卫尉居宫中，实颛南军之权，故令平阳侯告之，使毋内吕产殿门。按《表》，高后七年，刘泽为王，卫尉不以除人，不知平阳侯所告者何人哉！产既颛军，其权不在卫尉，审矣。恐未易以一言之故，而能使之抗平日所尊事之相国也。又按《表》，文二年始书卫尉足，而文帝诏封功臣，则云卫尉足等十人矣。愚谓平、勃区处南军，宜无异於北军，而平阳侯所告之人得非卫尉足也邪？岂平、勃欲诛吕氏，始除足为卫尉以夺南军，故平阳侯得以告之，而史策省文，不详载尔。又不然，则勃既将北军，其势已足以制南军，故令平阳侯告卫尉。然南军未附，势未可知，卫尉守殿门，相国虽不得入，而犹得裴回往来於殿庭之次，是南军犹纵其入，未有出力奋发而诛之者。若卫尉於是时不能久抗相国，则南军将何如也？又按知其不有起而应之者？盖彼皆素所服属者也，异时陈蕃之举是矣。平阳侯既驰告太尉，而尚恐不胜，未敢诵言诛之，乃谓朱虚侯刘章急人宫卫帝，章从勃调卒千人，入未央宫掖门，见产廷中，会天大风，从官乱，莫有斗者，遂得杀之於郎中府吏舍。又驰斩长乐卫尉吕更始。还入北军，报太尉勃至，於起而相贺曰：“所患独产，今已诛，天下定矣。”盖南军尚存，不能为太尉勃之忧，而吕产在宫中，勃深虑其不胜，必卫尉应於内，而後足以克敌，於此足以见南军之可以制北军。南军虽存而太尉得以告卫尉而夺之权。诛产之功，竟以北军而清宫掖，是又足以见北军之可制南军也。夫北军讨之於外，南军应之於内，表里相济，於此可验。然是时诛吕氏，北军之功居多，而南军无大功，故文帝褒赏功臣，如纪通、刘揭等皆封列侯，已侯者益封至二三千户，而卫尉足等仅四百户，或者以其功为劣欤！当是之时，勃虽以南北军成诛吕安刘之功，及文帝自代邸入未央，宫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领北军，则勃已不与两军之政。其後除右丞相，亦旋归政柄，盖前日之以北军制南军者，特一时之权宜而已。南北军本以相制，而文帝以宋昌兼领，失本意矣。然出於仓卒周防之谋，故随即罢卫将军，仍以其兵分属焉，是虽出於一时权宜，而於南北军之制，初未尝有所更易，此汉初兵制之善者也。其後武帝内增七校，以壮翼卫之势，又恐北军偏重，则置期门、羽林与夫城门之兵，兵籍纷纷，而南北军之制隳矣。” 汉调兵之制，民年二十三为正，一岁为卫士，二岁为材官骑士，习射御、骑驰、战陈，年六十五衰老，乃得免为庶民，就田里（如淳曰：“律，年二十三，傅之畴官，高不满六尺二寸以下为癃罢。”）。 汉民凡在官三十二年，自二十三以上为正卒。每一岁当给郡县官一月之役，其不役者为钱二千入於官以雇庸者，已上，戍中都官者一年为卫士；京师者一年为材官、骑士、楼船；郡国者一年。三者随其所长，於郡县中发之，然後退为正卒，就田里，以待番上调发。 更有三品：有卒更，有践更，有过更。古者正卒无常人，皆迭为之，一月一更，是为更卒也；贫者欲得雇更钱，次直者出钱雇之，月二千，是为践更也；天下人皆直戍边三日，亦名为更，律所谓繇戍也。虽丞相子亦在戍边之调。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，又行者当自戍三日，不可往便还，因便往一岁一更。诸不行者，出钱三百入官，以给戍者，是谓过更也（《昭帝纪》如淳注）。 秦用商鞅之法，月更卒，已复为正，一岁屯戍，一岁力役，三十倍於古（更卒，谓给郡县一而月更者，正卒，给中都官者也）。汉兴，循而未改，後改易，有谪乃戍边一岁耳。 按《汉书》如淳《注》言，更有三品。窃详其说：卒更者，正身供正役也；践更者，以钱雇直，所直者内地，其役一月，其钱，则不行者自以雇代行者；过更者，亦以钱雇直，所直者边疆，其役三日，其钱，则不行者输之县官，县官以给代行者。但所谓一岁而更者，恐是并往回行程言之。远戍且以两月为行程，则每岁当役者十月。如是践更，则是一人替九人之役；如是过更，则是一人替九十九人之役。夫戍边重事，而百人之中行者才一人，则兵之在戍者无几矣。然《晁错传》明言远方之卒守塞，一岁而更，则似明立此法，非是并行程及雇募而言（一岁是并行程与雇募通言之，乃如淳注说），殊与三日之说背驰。窃意一岁而更，是秦以此待谪戍者，本非正法。及其穷兵黩武，则虽无罪者及元系复除者，皆调发之而侪之谪戍矣（七谪科所谓吏有罪者，罪人也；所谓贾人、赘婿及有市籍者，皆无罪之人也；闾左者，已复除之人也。详见下晁错疏中）。汉初亦遵其法，後来乃著令有罪者乃边戍一岁，而凡民之当戍者不过三日，若不愿行者，则听其出钱县官以给戍者，为过更之法耳。 如发谪徒，则有七科谪、恶少年、亡命、弛刑。选募则有勇敢、命、伉健之属（此皆出於正兵之外）。 高帝十一年征英布，赦天下死罪，令从军。武帝元鼎五年，吕嘉反，遣路博德将罪人驰，义越侯遗则将巴蜀罪人咸会番禺。元封二年，募天下死罪击朝鲜。六年，赦京师亡命，令从军。太初元年，以李广利为贰师将军，发郡国恶少年数万人，期至贰师取善马。四年，发天下七科谪出朔方（张晏曰：吏有罪，一；亡命，二；赘婿，三；贾人，四；故有市籍，五；父母有市籍，六；大父母有市籍，七：凡七科也）。 昭帝元凤元年，武都氐人反，发三辅、太常徒皆免刑击之。宣帝神爵元年，发三辅、中都官徒弛刑诣金城。武帝天汉四年，发勇敢士出朔方。昭帝始元元年，募吏民及发犍为、蜀郡命击益州（注云：‘常兵不足，故推选取精勇。闻命奔走，谓之命。’）。宣帝本始二年，选郡国吏三百石伉健习射者皆从军。 文帝用晁错言，募民徙塞下。 错上言：“臣闻秦时北攻胡貉，筑塞河上（师古曰：‘貉音莫客反。’），南攻扬粤（张晏曰：‘扬州之南越也。’），置戍卒焉。其起兵而攻胡、粤者，非以卫边地而救民死也，贪戾而欲广大也，故功未立而天下乱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势，战则为人禽，屯则卒积死。夫胡貉之地，积阴之处也，木皮三寸，冰厚六尺（文颖曰：‘土地寒故也。’）。食肉而饮酪，其人密理，鸟兽毳毛（师古曰：‘密理，谓其肌肉也。毳，细毛也。’），其性能寒（师古曰：‘能读曰耐，此下能暑亦同。”），扬粤之地，少阴多阳，其人疏理，鸟兽希毛，其性能暑。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，戍者死於边，输者偾於道（服虔曰：“偾，仆也。”如淳曰：“偾音奋。”），秦民见行，如往弃市，因以谪发之，名曰‘谪戍’。先发吏有谪及赘婿、贾人，後以尝有市籍者，又後以大父母、父母尝有市籍者，後入闾取其左（孟康曰：“秦时复除者居闾之左，後发役不供，复役之也。或云：直先发取其左也。”师古曰：‘闾，里门也，居闾之左者，一切皆发之，非谓复除也。解在《食货志》。’）。发之不顺，行者深怨，有背畔之心。凡民守战至死而不降北者，以计为之也（师古曰：“北，谓败退。”）。故战胜守固，则有拜爵之赏，攻城屠邑，则得其财卤以富家室，故能使其众蒙矢石，赴汤火（师古曰：“蒙，冒犯也。”），视死如生。今秦之发卒也，有万死之害，而亡铢两之报，死事之後，不得一算之复（师古曰：“复，复除也，音左自反。”），天下明知祸然烈及己也（师古曰：“猛火曰烈，取以喻耳。”）。陈胜行戍，至於大泽，为天下先倡，天下从之如流水者，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。胡人衣食之业，不著於地（师古曰：“著音直略反。”），其势易以扰乱边境。何以明之？胡人食肉饮酪，衣皮毛，非有城郭田宅之归居也，如飞鸟走兽放於广野，美草甘水则止，草尽竭水则移。以是观之，往来转徙，时至时去，胡人之生业，而中国之所以离南调也。今使胡人数处转牧行猎於塞下，或当燕、代，或当上郡、北地、陇西，以候备塞之卒，卒少则入。陛下不救，则边民绝望而有降敌之心。救之，少发则不足；多发，远县才至，则胡又已去。聚而不罢，为费甚大；罢之，则胡复入。如此连年，则中国贫苦而民不安矣。陛下幸忧边境，遣将吏发卒以治塞，甚大惠也。然令远方之卒守塞，一岁而更，不知胡人之能，不如选常居者，家室田作，且以备之。以便为之高城深堑，具蔺石，布渠答（服虔曰：“蔺石，可投人石也。”苏林曰：“渠答，铁疾藜也。”如淳曰：“蔺石，城上雷石也。墨子曰，城上二步一渠，立程长三尺，冠长十尺，臂长六尺；二步一答，广九尺，长十二尺。”师古曰：“蔺石，如说是也。渠答，苏说是也。雷音来内反。”），复为一城其内，城百五十步。要害之处，通川之道，调立城邑，毋下千家（师古曰：“调，谓算度之也。总计城邑之中令有千家以上也。调音徒钓反。”），为中周虎落（郑氏曰：“虎落者，外蕃也。若今时竹虎落也。”苏林曰：“作虎落於塞要下，以沙布其表，旦视其迹，以知匈奴来入，一名天田。”师古曰：“苏说非也。虎落者，以竹蔑相连遮落之也。”）。先为室屋，具田器，募罪人及免徒复作令居之（张晏曰：“募民有罪自首，除罪定输作者也。复作如徒也。”臣瓒曰：“募有罪者及罪人遇赦复作竟其日月者，今皆除其罚令居之也。”师古曰：“瓒说是也。复音扶目反。”）。不足，募以下奴婢赎罪及输奴婢欲以拜爵者。不足，募民之欲往者。皆赐高爵，复其家。予冬夏衣，廪食，能自给而止（师古曰：“初徙之时，县官且廪给其衣食，於後能自供赡乃止也。”）。郡县之民，得买其爵，以自增至卿（孟康曰：“《食货志》所谓乐卿者也，其位从卿而无职也。”师古曰：“孟说非也。乐卿，武帝所置耳，错之上书，未得豫言之也。然三等爵内无有卿名，盖谓其等总同列卿者也。”）。其亡夫若妻者，县官买予之。人情非有匹敌，不能久安其处。塞下之民，禄利不厚，不可使久居危难之地。胡人入驱而能止其所驱者，以其半予之（言胡人入为寇，驱略汉人及畜产，而他人能止得其所驱者，令其本主以半赏之）。县官为赎（张晏曰：“得汉人，官为赎也。”师古曰：“此二句之言，谓官为备价赎之耳。张说则非也。”）其民。如是，则邑里相救助，扶胡不避死，非以德上也（师古曰：“言非以此事欲立德义於主上也。”），欲全亲戚而利其财也。此与东方之戍卒不习地势而心畏胡者，功相万也。以陛下之时，徙民实边，使远方亡屯戍之事，塞下之民父子相保，亡系虏之患，利施後世，名称圣明，其与秦之行怨民，相去远矣。”上从其言，募民徙塞下。错复言：“陛下幸募民相徙，以实塞下，使屯戍之事益省，输将之费益寡（如淳曰：“将，送也。或曰，将，资也。”），甚大惠也。下吏诚能称厚惠，奉明法（师古曰：“称，副也。”）存恤所徙之老弱，善遇其壮士，和辑其心而勿侵刻，使先至者安乐而不思故乡，则贫民相募而劝往矣。臣闻古之徙远方以实广虚也（师古曰：“所以充实宽广虚空之地。”），相其阴阳之和，尝其水泉之味，审其土地之宜，观其草木之饶，然後营邑立城，制里割宅，通田作之道，正阡陌之界，先为筑室，家有一堂二内，门户之闭（张晏曰：“二内，二房也。”），置器物焉。民至有所居，作有所用，此民所以轻去故乡而劝之新邑也（师古曰：“之，往也。”）。为置医巫，以救疾病，以修祭祀，男女有昏，死生相恤，坟墓相从，种树畜长，室屋完安，此所以使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也。臣又闻古之制边县以备敌也，使五家为伍，伍有长；十长一里，里有假士；四里一连，连有假五百（服虔曰：“假音假借之假。五百，帅名也。”师古曰：“假，大也，音工雅反。”）；十连一邑，邑有假候。皆择其邑之贤材有护（师古曰：“有保护之能者也，今流俗书本护字作护，妄改之耳。”），习地形知民心者。居则习民於射法，出则教民於应敌，故卒伍成於内，则军正定於外。服习收成，勿令迁徙（师古曰：“各守其业也。”）。幼则同游，长则共事。夜战声相知，则足以相救；昼战目相见，则足以相识。爱之心，足以相死。如此而劝以厚赏，威以重罚，则前死不还踵矣（师古曰：“还读曰旋，旋踵，回旋其足也。”）。所徙之民，非壮有材力，但费衣粮，不可用也，虽有材力，不得良吏，犹亡功也。陛下绝匈奴不与和亲，臣窃意其冬来南也（师古曰：“意，疑之也。”），壹大治之，则终身创矣（师古曰：“创，惩艾也，音初亮反。”）。欲立威者，始於折胶（苏林曰：“秋气至，胶可折，弓弩可用，匈奴常以为候而出军。”），来而不能困，使得气去（师古曰：“使其得胜逞志气而去。”），後未易服也。” 光武以幽、冀、并州兵定天下，始於黎阳立营，领兵骑常千人，以谒者监之，号黎阳兵。其後又以扶风都尉部在雍县，以凉州近羌，数犯三辅，将兵卫护园陵，故俗称雍营。而京师南北军如故，於北军则并胡骑、虎贲二校为五营，以北军中候易中垒以监之；於南军则光禄勋省、车、户骑三将及羽林令，都尉省旅贲及卫士一丞。 建武之初，禁网尚阔，但以玺书发兵，未有虎符之信。杜诗上疏曰：“臣闻兵者国之凶器，圣人所谨，旧制发兵，皆以虎符，其馀调发，竹使而已。符第合会，取为大信，所以明著国命，敛持威重也。者发兵，但用玺书，或以诏令，如有奸人诈伪，无由知觉。愚以为军旅尚兴，贱虏未殄，召兵郡国，宜有重谨，可立虎符，以绝奸端。昔魏之公子，威倾邻国，犹假兵符以解赵围，若无如姬之仇，则其功不显。事有烦而不可省，费而不得已，盖谓此也。”书奏，从之。 建武六年，诏罢郡国都尉，并职太守，无都试之法，惟京师款兵如故。七年，罢天下轻车、骑士、材官、楼船及军假吏，悉还民伍，惟更赋如故。九年，省关都尉。十三年，罢左右将军。二十二年，罢诸边郡亭候吏卒。 光武罢都尉，然终建武之世，已不能守前法。罢尉省校，辄复临时补置。七年，罢长水、射声二十校尉。十五年，复更增屯骑长水、射声三校尉。九年，省关都尉。十九年复置函谷关都尉，而天下亦往往复置都尉。 明帝以後，又岁募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出戍，听从妻子，自占边县以为常。凡徙者，皆给弓弩衣粮，於是北胡有变则置度辽营（明帝时）；南蛮或叛，则置象林兵（和帝时）；羌犯王辅，则置长安、雍二尉（安帝时）；鲜卑寇居庸，则置渔阳营（安帝时）。其後盗作缘海，稍稍增兵（顺帝时），而魏郡、赵国、常山、中山六百一十六坞，河内通谷冲要三十三坞，扶风、汉阳、陇道三百坞（《西羌传》），置屯多矣。 灵帝中平五年，望气言：“京师当有大兵。”何进於是劝帝大发四方兵，讲武於平乐观，躬擐甲胄，称无上将军以厌。始置西园八校尉，以小黄门蹇硕为上军校尉，袁绍为中军校尉（《传》云佐军），鲍鸿为下军校尉，曹操为典军校尉，赵融为左军校尉，冯芳为助军右校尉，夏牟为左校尉，淳于夔为右校尉，凡八人，谓之西园军，皆统於硕。 章氏曰：“高祖之世，南北二军不出，而民兵散在郡国，有事以羽檄召材官、骑士以备军旅。文帝始以铜虎符代檄，当时各因其地，以中都官号将军将之（如魏为北地将军，周灶为陇西将军），事已则罢。京师止南北军为中尉缇骑、郎中令诸郎、城门校尉屯兵。北军属太尉，南军属卫尉。武帝更太尉为大司马、大将军，以中尉材官出征，恐京师无重兵而生变，於是分北军为八校，以中垒领之。又恐北军之权太重，故於光禄勋增羽林、期门之兵，此武帝以南北军相制之意。唐人盖知之矣，时异南北军，皆郡国番上无定在之兵也（详见前）。自武帝置八校，大抵以习知胡越人充之，则募兵始此。期门、羽林，皆家世为之，则长从如此（期门，父死子代；羽林孤儿乃子孙，见《表》、《志》）。盖自是有养兵之病，而京师之兵制坏矣。元狩以後，兵革数动，民多买复，调发之士益鲜，於是发及调吏，次及谪民，次及谪戍，次及七科谪，异时以隶於都尉者充兵，故其伍符甚整也。及常兵不足，调及他众，甲伍必紊，而郡国之兵制又坏矣。是以昭、宣以来，其弊日甚。始元元年，募民及发命者击益州。元凤元年，遣太常、三辅徙免刑击氐。五年，发三辅及郡国恶少、吏有告劾亡者屯辽东。本始二年，又选郡国吏三百石伉健习骑射者从军。神爵元年，又发三辅、中都官徒弛刑，及应募飞射士、孤儿，胡、越骑诣金城以益边。夫募及奔命，调及恶少，发及刑徒，选及三百石吏，而又以羽林、飞、胡骑、越骑从事，是南北军出矣。纷纷无复旧制，皆自武帝启之（按武帝时，事越则会稽、豫章，击朝鲜则举辽东，开西南夷则巴蜀，南北军犹未出，至宣帝击羌，而始出矣）。及光武之一起而变之，兵制荡然矣（光武置黎阳兵，罢郡国都试，省都尉。明帝而後，募囚戍边，置诸营事，并见前）。自光武罢都试，而外兵不练。虽疆场之，广屯增戍，列营置坞，而国有征伐，终藉京师之兵以出。盖自建武迄於汉衰，匈奴之寇，鲜卑之寇，岁岁有之，或遣将出击，或移兵留屯（如永平中伐匈奴，留兵伊吾庐城，至肃宗二年罢之之类是也），连年暴露，奔命四方，而禁旅无复镇卫之职矣。至安帝永初，募入钱，得为虎贲、羽林、缇骑营士，而营卫之选亦衰矣。桓帝延熹，诏减羽林、虎贲不任事者半俸，则京师之兵亦单弱矣。外之士兵不练，而内之卫兵不精，设若盗起一方，则羽檄被於三边，兴发甲卒，取办临时；战非素具，每出辄北，於是羌寇转盛，移兵赴远，民不堪命。永和二年，交趾、九真二郡之兵至於反叛，无亦罢於奔命之过欤？此其兴兖、豫之卒，击象林万里之寇，李固所以力争也。永建，方且令郡举五人教习战射，又方募为陷陈（《羌传》：‘任尚募以击羌。’），召为积射（《鲜卑传》：‘邓远以击鲜卑。’），召为义从（东汉有羌胡义从，盖取西边羌胡之愿从者为兵也。董卓正以羌胡义从兵入乱京师），大抵创立名号，荡无良法。桓、灵之世，虽能委任段，尽灭诸寇，而中平元年，黄巾遂作，所在盗贼，不可胜数，於是置八都尉。黄巾既殄，而萧墙之祸作。盖自中世以後，令出房帷，政归台阁，宦戚更领兵权，迭相倾夺，然五营畏服中人，陈蕃、窦武欲诛宦官，北军不助武等而助宦官，遂又夷灭何、武。袁绍惩其事，故欲藉外兵以除之，於是内置园校，阳尊阉宦，外重州牧，实召边将（董卓以并州牧将兵）。阉宦虽除，而董卓之祸已成。义兵四起，郡牧争政，汉遂三分。原汉盛衰，皆兵之由，而光武实为之（光武徒见自西都之季都试或以为患，韩延寿以试士僭拟不道诛，而翟义之讨王莽，李通之劝光武，皆因秋试之日，因勒军旅、诛守长、号令起军，遂罢都试之法）。” 昭烈初置五军，其将校略如汉，而兵有突将无前、ク、叟青羌散骑、武骑之别。诸葛亮卒，蜀兵耗矣。 《诸葛亮传》：“街亭之败，戮马谡以谢众，上疏曰：‘自臣到汉中，中期年耳，然丧赵、阳群、马玉、阎芝、丁立、白寿、刘、邓铜等及曲长、屯将七十馀人，突将无前、ク、叟、青羌散骑、武骑一千馀人，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纟斗合四方之精锐，非一州之所有，若复数年，则损三分之二，将何以图敌？’” ●卷一百五十一 兵考三 ○兵制 魏制略如东汉，南北军如故。 魏武为相国，置武卫营，相府以领军主之。 文帝增置中营，於是武卫、中垒二营，以领军将军并五校统之。是时有中、左、右、前军各一帅，又有中护、中领军、领护军将军各一人。 黄初中，复令州郡典兵，州置都督，寻加四征、四镇将军之号，又置大将军，都督中外兵之柄世在司马氏，而魏祚移矣。 吴多舟师，而兵有解烦、敢死两部，又有车下虎士（《甘宁传》：“从攻合肥，疫疾，军旅皆已引出，唯车下虎士千馀人。”），丹阳青巾（《孙皓传》：“丹阳太守沈莹领丹阳锐卒刀五千，号曰青巾兵，屡捷。”），交州义士（《步骘传》：“权遣吕岱代骘，骘将交州义士万人出长沙。”），及健儿、武射之名。调度亦无法（健儿见《凌统》、《甘宁传》，武射吏见《骆统传》），大率强者为兵，羸者补户（见《陆逊传》），至有二百馀家辄皆料取，以他郡羸民迁补其处（《陈武传》：“武子表领新安都尉。初，表所受赐复人得二百家，在会稽新安县。表简视其人皆堪好兵，乃上疏陈让，乞以还官，充足精锐。诏曰：‘先将军有功於国，国家以此报之，卿何得辞。’表乃称曰：‘今除国贼，报父之仇，以人为本。空枉此劲锐以为童仆，非表志也。’皆辄料取以充部伍。所在以闻，权甚嘉之。下郡县，料正户羸民，以补其处。”）。其後又以五子分将，而吴遂亡。 晋文帝置二卫（中卫、後卫），三部司马（前驱、由基、强弩），以中领之军领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