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心雕龙义证 - 第 77 页/共 231 页
〔六〕 《校证》：「《御览》《玉海》『传』作『博』。」
〔七〕 范注：「彦和此论，见解高绝，《史通疑古》、《惑经》诸篇所由本也。孔子修《春秋》，托始乎隐，以高祖以来事尚可闻之也。《尚书》托始于尧舜，以尧舜为孔子所虚悬之理想人物。……《竹书纪年》起于夏禹，不必可信。司马迁撰《史记》，乃又远推五帝，作《五帝本纪》。张衡欲记三皇，司马贞本其意补《三皇本纪》。宋胡宏撰《皇王大纪》，又复上起盘古。愈后出之史家，其所知乃愈多于前人，牵引附会，务欲以古复有古相高，信述远之巨蠹矣。」
《疏证》：「此言述远之讹滥，由于爱奇好异，且不能阙疑之所致也。……刘勰所谓『俗皆爱奇，莫顾实理』者，非指孔子与司马迁而言也。惟后人说古史者，实多荒诞不经之说。考刘勰以前，流传乙部之书，如《纪年》、《古文琐语》、《穆天子传》，皆出自汲冢，尚为古史之仅存者。又如《逸周书》、《山海经》，行世在汲冢古书之前。太史公且言及《山海经》，是汉代已有其书矣。至若……著录于隋、唐二志者，林林总总，不可胜数。非失之『弃同即异』，即不免『穿凿傍说』。且其所说多不为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国策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所载。若斯之类，正如范君所指『愈后出之史家，所知乃愈多于前人』，故曰：『旧史所无，我书则传。』
「寻刘勰立论之旨，凡后代人追述前代史事者，皆谓之述远，以与下文『同时之枉』一节对举。……《史记》述春秋以往之事最略，春秋战国时事差详，而记汉代事最详，甚符《荀子》『远略近详』之旨。然本篇尚论诸史，于《左氏》则曰『氏族难明』，于《史记》则曰『爱奇反经』，于《后汉史》则曰『疏谬少信』，于《三国史》则曰『激抗难征』，皆以明述古讹滥之弊。依公羊氏述高祖以上事即为传闻，则不免异其辞。依本篇所述，述前代事即为录远，录远则难于求详。凡『传闻而欲伟其事，录远而欲详其迹』者，皆讹滥之本源也。」
至于记编同时〔一〕，时同多诡，虽定、哀微辞〔二〕，而世情利害〔三〕。勋荣之家，虽庸夫而尽饰；迍败之士，虽令德而嗤埋〔四〕：吹霜煦露〔五〕，寒暑笔端。此又同时之枉，可为叹息者也〔六〕。故述远则诬矫如彼，记近则回邪如此，析理居正，唯素心乎〔七〕！
〔一〕 《斟诠》：「『记编』乃并列动词，『记编同时』与上『追述远代』相对文。」
〔二〕 黄注：「《史记》：『孔子着《春秋》，隐桓之间则章，至定哀之际则微。谓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，忌讳之辞也。」《疏证》：「黄注所举《史记》及《匈奴传赞》语。」又：「此言时近之枉，又不同于述远也。《公羊传》定公元年：『定、哀多微辞。』解诂云：『孔子畏时君，上以讳尊隆恩，下以避言容身，慎之至也。』《史记》用《公羊》家说，故曰：『定、哀之际则微。』」「诡」，欺诈。
〔三〕 《斟诠》直解为「乃基于世俗之常情与权衡当时之利害，不得不然也」。
〔四〕 此处原作：「虽令德而常嗤，理欲吹霜煦露。」《校注》：「『常嗤』当依《御览》、《史略》改作『嗤理』。『理』即『埋』之误。上句之『常』字与此句之『欲』字，皆系妄增。」
《校释》：「旧校：『理欲二字衍。』按《御览》作『虽令德而蚩埋』，『蚩』乃『嗤』省，『理』为『埋』误，『欲』则『吹』之衍而误者。」
《校证》：「《史略》作『嗤埋』。按作『嗤埋』是，今据改。旧本因『埋』误为『理』，文不可通，因于『嗤』上加『常』字耳。」
「嗤埋」，讥笑而被埋没。「煦」，温暖。
〔五〕 《斟诠》：「谓吹寒气可凝成严霜，呵暖气可降为甘露也。」《史通杂说上》：「左氏之叙事也，……谈恩惠则煦如春日，纪严切则凛若秋霜。」
〔六〕 《疏证》：「《史通曲笔》篇发挥记近多枉之义最晰，其言曰：『其有舞词弄札，饰非文过。若王隐、虞预，毁辱相凌；子野、休文，解纷相谢。用舍由乎臆说，威福行乎笔端。斯乃作者之丑行，人伦所同疾也。亦有事每凭虚，词多乌有。或假人之美，借为私惠；或诬人之恶，特报己仇。……此又记言之奸贼，载笔之凶人。』又曰：『至如朝廷贵臣，必父祖有传；考其行事，皆子孙所为。而访彼流俗，询诸故老，事有不同，言多爽实。』又曰：『盖史之为用也，记功司过，彰善瘅恶，得失一朝，荣辱千载。苟违斯法，岂曰能官。但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，不闻以曲词获罪。……故令史臣得爱憎由己，高下在心，进不惮于公宪，退无愧于私室，欲求实录，不亦难乎。』案刘知几此论，实与刘勰同符。……刘勰云：『勋荣之家，……虽令德而常嗤。』实为子长而后吾国旧史学家之通病。
「陈寿谓丁仪、丁廙之子曰：『可觅千斛米见与，当为尊公作佳传。』魏收之撰《魏书》，『性憎胜己，喜念旧恶。甲门盛德，与之有怨者，莫不被以丑言，没其善事。迁怒所及，毁及高曾。又以杨遵彦为北齐贵臣，势倾朝野，撰其家传甚美。由是世传其书，号为秽史。』夫陈寿有良史之目，魏收亦富于史才。一则以求米贻讥，一则以秽史见病。『吹霜煦露，寒暑笔端』，惟魏收一类人，足以当之。
「述古易诬，记近易枉，其趋虽异，厥失惟均。刘勰论史，慨乎言之，足以昭示准的矣。」
〔七〕 「素心」，黄本改作「素臣」，注曰：「《春秋序》：说者以仲尼自卫反鲁，修《春秋》，立素王，丘明为素臣。」
纪评：「陶诗有『闻多素心人』句，所谓有心人也，似不必改作『素臣』。」
范注：「案纪说是也。素心，犹言公心耳。」
《校注》：「《文选》颜延之《陶征士诔》：『长实素心。』李注：『《礼记》曰：「有哀素之心。」郑玄曰：「凡物无饰曰素。」』《江文通文集陶征君田居诗》：『素心正如此。』并以『素心』连文。《养气》篇：『圣贤之素心。』尤为切证。不必泥于本篇所论，而改『心』为『臣』也。」《斟诠》：「心地朴素亦曰素心，如陶潜《移居》诗：『闻多素心人，乐与数晨夕。』《文选》颜延之《陶征士诔》：『弱不为养，长实素心。』注：『素，无饰也。』」
《校释》：「梅子庾以杜预《春秋序》有『丘明为素臣』之说，改作『素臣』，以配孔子素王，亦通。」
《疏证》：「如作『素臣』，则上下文义甚顺。否则费解。」又：「此数语为总结上文之辞。述远之弊为诬矫，记近之弊为回邪，皆与修史之旨无当。述远以讹滥为巨蠹，讹滥即诬矫也。记近以同时之枉为可叹，同时之枉即回邪也。诬矫、回邪，俱有不可。惟有出于『析理居正』之一途。
「何谓析理？『贯乎百世，被之千载，表征盛衰，殷鉴兴废』是也。何谓居正？使『一代之制，共日月而长存；王霸之迹，并天地而久大』是也。必如《史记》之实录无隐，博雅宏辨，乃得谓之析理。又如《汉书》之宗经矩圣，端绪丰赡，乃得谓之居正。盖作史必能析理，而后述远不失于诬矫；必能居正，而后记近不至于回邪。刘勰举『析理居正』四字，所以箴述古记近之失也。
「素王、素臣之名，既见杜预《春秋序》，疏复为之说曰：『……丘明自以身为素臣，故为素王作《左氏之传》。汉魏诸儒，皆为此说。』又曰：『素，空也，言无位而空王也。』由此说推之，素臣之义，亦为无位而空臣。又杜预于隐公元年春王正月下注云：『凡人君即位，欲其体元以居正，故不言一年一月也。』审此，更知左丘明为素臣，而『体元居正』，亦左氏作传之始义。盖刘勰以左氏为史家之冠冕，故亟称之以示准。」
若乃尊贤隐讳，固尼父之圣旨，盖纤瑕不能玷瑾瑜也〔一〕；奸慝惩戒，实良史之直笔，农夫见莠，其必锄也〔二〕；若斯之科，亦万代一准焉〔三〕。至于寻繁领杂之术，务信弃奇之要，明白头讫之序，品酌事例之条，晓其大纲，则众理可贯〔四〕。
〔一〕 范注：「《公羊闵公元年传》：『《春秋》为尊者讳，为亲者讳，为贤者讳。』瑾瑜，谓尊者贤者。讳尊贤，惩奸慝，为作史之准绳。」《校注》：「《左传》宣公十五年：『瑾瑜匿瑕。』」
《疏证》：「尊谓君，亲谓父，贤谓贤士大夫。史贵直笔，而于君亲贤士大夫，例须为之隐讳。此为《公羊》家所谓《春秋》之法。刘勰以『尼父之圣旨』释之。
「《左传》宣公二年：『太史书曰：赵盾弒其君。以示于朝。宣子曰：不然。对曰：子为正卿，亡不越境，反不讨贼，非子而谁？宣子曰：呜呼！我之怀矣，自贻伊戚。其我之谓矣。孔子曰：董狐，古之良史也，书法不隐。赵宣子，古之良大夫也，为法受恶。』
「本篇尚论古史，于《左氏》之外，兼用《公羊》之说。以《春秋》为仲尼所笔削，而为尊贤隐讳，亦为尼父之圣旨。」此处「纤瑕不能玷瑾瑜」，谓瑕不掩瑜。
〔二〕 《校注》：「《左传》隐公六年：『周任有言曰『为国家者，见恶如农夫之务去草焉；芟夷薀崇之，绝其本根，勿使能殖，则善者信矣。』」「莠」，狗尾草，是恶草。
〔三〕 《斟诠》：「科，即科条。准，此指准绳。」《疏证》：「《孟子滕文公》篇曰：『孔子成《春秋》而乱臣贼子惧。』应指良史直笔，可收惩奸戒慝之效而言。刘勰喻以农夫之除莠，尚能当理。第自迁固以下，历代秉笔之士，其于君上，则寓以隐恶扬善之旨；其于奸慝，则寄以惩恶劝善之法。此为仲尼以来修史准绳之所在。刘勰所以又谓『若斯之科，亦万代一准』也。」
〔四〕 范注：「《史通》全书，皆推阐此四句之义，孰谓彦和此篇是敷衍足数者！」
《疏证》：「此文所举之四事，乃刘勰所建立之修史总纲也。……『寻繁领杂之术』，即搜集史料之谓也。『务信弃奇之要』，即整理史料之谓也。『明白头讫之序』，即辑成史着之谓也。初步征集之史料，是为原料；继而整理之史料，是为长编；最后葺成之史着，是为定本：此为修史必经之序，刘勰已备言之矣。
「不特此也，修史尤贵有例，以立载笔之准。刘知几曰：『国无法则，上下靡定；史无例则，是非莫准。』春秋各国史官，皆依王室所颁之例，以为载笔之准。唐宋以来，纂修国史，亦莫不先订凡例。古今一揆，盖已久矣。是则删成勒定之际，尤贵先立史例。此刘勰所以又有『品酌事例之条』之说也。
「再就上文所述，加以申明。『寻繁领杂之术』，实为总会。『明白头讫之序』，属于诠配。总会之后，必知『务信弃奇之要』，乃能诠配得当。诠配之际，必依『品酌事例之条』，乃究总会之极功。四者缺一，又不可也。总上四事，定为修史之总纲。握定总纲以修史，则万殊归于一本，自可有条不紊。故曰『晓其大纲，则众理可贯』也。再案《史通采撰》、《探赜》、《补注》诸篇，皆以论『寻繁领杂之术』；《浮辞》、《直笔》、《曲笔》、《模拟》诸篇，皆以论『务信弃奇之要』；《断限》、《编次》、《叙事》、《序传》、《烦省》诸篇，皆以论『明白头讫之序』；《六家》、《二体》、《本纪》、《世家》、《列传》、《表历》、《书志》、《论赞》、《序例》诸篇，皆以论『品酌事例之条』。」「品酌事例之条」谓确定评量得失的条例。
然史之为任，乃弥纶一代，负海内之责，而赢是非之尤〔一〕。秉笔荷担，莫此之劳〔二〕。迁固通矣，而历诋后世。若任情失正，文其殆哉〔三〕！
〔一〕 《校证》：「『赢』，旧本皆如此，梅本、黄本作『嬴』，不可从。」范注：「『嬴』，当作『赢』。赢，贾有余利也。韩愈不敢作史，恐赢得是非之祸尤耳。」
《校注》：「按『赢』字是。……赢，受也（《左传》襄公三十一年杜注），担负也。」「弥纶」，包举。「尤」，责备。
〔二〕 范注：「荷担，犹言负责。」
《疏证》：「此言修史之责重也。自班固断代为史，以撰《汉书》，后世仍之。故刘勰谓『修史之责，足以弥纶一代』。董狐直笔，见称于仲尼；魏收秽史，见訾于当代：其『负海内之责，而赢是非之尤』，又为何如？由此而知秉笔修史之士，其劳亦莫甚矣。盖上文言晓其大纲，则众理可贯，是修史尚非难事。此文又言修史之责重，且足以酿生是非，而其劳亦可念。以明修史仍非易事，用以警惕作者。」
〔三〕 范注：「迁、固皆良史，而后世尚诋呵之；若褒贬任情，抑扬失正，则生绝胤嗣，死遭剖斲，难乎免于殃戮矣。韩愈不敢撰史，盖深有见于其难也。」
《疏证》：「班彪《略论》谓：『司马迁论议浅而不笃，其论学术，则崇黄老而薄《五经》；序货殖，则轻仁义而羞贫穷；道游侠，则贱守节而贵俗功，此其大敝伤道，所以遇极刑之咎也。』其子固作《司马迁传》，亦用父说为赞，其文微异。……《后汉书班彪附子固传论》云：『彪、固讥迁，以为是非颇谬于圣人。然其议论，常排死节，否正直，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，则轻仁义，贱守节愈矣。固伤迁博物洽闻，不能以智免极刑。然亦身陷大戮，智及之而不能守之。呜呼！古人所以致论于目睫也。』……又《史通书事》篇云：『傅玄之贬班固也，论国体，则饰主阙而折忠臣；叙世教，则贵取容而贱直节；述时务，则谨辞章而略事实。』……以上皆刘勰所谓历诋迁、固之辞也。
「篇中『任情失正』四字，对上文『析理居正』而言。惟不能析理者乃任情，不能居正者乃失正。文者，斯文也。『文其殆哉』，即斯文将丧之旨也。迁、固通人，犹为后世所历诋。若下于此，而任情失正，则斯文有将丧之惧。以言修史，不亦远乎！刘勰以慨叹作结，以明修史之非易事。」
第五段论述修史在「述远」「记近」中两种不良倾向，并提出修史的四条大纲。
赞曰：史肇轩黄，体备周、孔。世历斯编，善恶偕总〔一〕。腾褒裁贬，万古魂动〔二〕。辞宗丘明，直归南董〔三〕。
〔一〕 范注：「《南齐书鱼腹侯子响传》：『刘绘为豫章王嶷乞葬蛸子响表云：积代用之为美，历史不以云非。』称史为历史，即『世历斯编』之义。」《疏证》：「或谓此即『世历斯编』之义。按此云历史，即历世之史之义，与今言历史之义不殊。』」《斟诠》：「言历代世事之因革变迁，均荟萃于史册，人类行为之是非善恶，皆总括于其中也。」
〔二〕 《疏证》：「本篇云『轩辕之世，史有仓颉』，是为『史肇轩黄』。又云『姬公定法』，夫子『因鲁史以修《春秋》』。周公立作史之凡，仲尼奠编年之体，是为『体备周孔』。本篇于《史》《汉》以下，兼叙后汉、魏、晋诸家之作，而惩恶劝善之旨以备，是为『世历斯编，善恶偕总』。又云：『褒见一字，贵逾轩冕；贬在片言，诛深釜钺。』是为『腾褒裁贬，万古魂动』。」
《斟诠》：「言因褒扬而腾声，由贬斥而抑价，史家秉笔，消息万古。其机如此，足令人心惊魂动也。」
〔三〕 《训故》：「《春秋左传》：崔杼弒庄公。太史书曰：崔杼弒其君。崔子杀之，其弟嗣书，而死者二人。南史氏闻太史尽死，执简以往，闻既书矣，乃还。《春秋左传》：孔子曰：董狐，古之良史也，书法不隐。」按前者见襄公二十五年，后者见宣公二年。
《疏证》：「史之直笔，应以南董为归；史之辞采，应以《左氏》为宗。南董之直笔，更于《春秋》见之。本篇曰：『立义选言，宜依经以树则；劝戒与夺，必附圣以居宗。』此直归南董之注脚也。又曰：『丘明同时，实得微言。乃……记籍之冠冕。』此『辞宗丘明』之注脚也。……本文以南、董皆能直笔，故并称之。」
诸子 第十七
梅注：「《汉书艺文志》：《鬻子》二十二篇，《老子道德》二篇，《孟子》七篇，《庄子》五十二篇，《墨子》七十一篇，《尹文子》一篇，《野老》十七篇，《驺子》四十九篇，《申子》六篇，《商子》二十九篇，《鬼谷子》十三篇，《尸子》二十篇，《青史子》五十七篇，《吕氏春秋》二十六篇，《荀卿子》三十三篇，《惠子》一篇，《列子》八篇，《韩非子》五十五篇，《公孙龙子》一十四篇，《魏公子牟》四篇，《管子》八十六篇，《晏子》八篇，《邹奭子》一十二篇，《随巢子》六篇，《尉缭子》二十九篇，《鹖冠子》一篇，《文子》九篇，《慎子》四十二篇，《淮南子》内二十一篇、外三十三篇。」
纪评：「此亦泛述成篇，不见发明。盖子书之文，又各自一家，在此书原为谰入，故不能有所发挥。」
范注：「案纪氏此说亦误。柳子厚谓『参之《孟》《荀》以畅其支，参之《庄》《老》以肆其端』（《答韦中立论师道书》）。彦和论文，安可不及诸子耶！」
《注订》：「诸子之文，别于群经，然说理见道则一也。其先后尊逊有互异者，时与势有不同耳。故《五千言》与孔《论》体相近也，《墨》、《庄》、《孟》、《荀》体相近也。然旨虽异趣，而其为文章大宗，派衍无穷，谁有闲言哉！彦和继《史传》之后，有《诸子》，此必然耳。盖《汉志》云：『合其要归，亦《六经》之支与流裔也。』纪评『谰入』之说非是。」
饶宗颐《文心各篇之取材述略》：「《诸子》用葛洪《尚博》篇说。」
诸子者，入道见志之书〔一〕。太上立德，其次立言〔二〕。百姓之群居，苦纷杂而莫显〔三〕；君子之处世，疾名德之不章〔四〕。唯英才特达〔五〕，则炳曜垂文〔六〕，腾其姓氏，悬诸日月焉〔七〕。
〔一〕 《校证》：「《玉海》五三『入』作『述』。」《校注》：「按以下文『述道言治』证之，《玉海》所引盖是。」
范注：「《汉书艺文志》曰：『今异家者，各推所长，穷知究虑，以明其指，虽有蔽短，合其要归，亦《六经》之支与流裔。』」
朱X先等笔记：「是子书者，凡发表个人意见者，皆得称之，若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者，必子书类也。后人尊孔过甚，乃妄入经类。」
〔二〕 《左传》襄公二十四年：「大上有立德，其次有立功，其次有立言。」正义：「太上，谓上圣之人也。……老、庄、荀、孟、管、晏、孙、吴之徒，制作子书，……皆是立言者也。」
〔三〕 《论语卫灵公》：「群居终日，言不及义，难矣哉。」「显」是显达。
〔四〕 《论语卫灵公》：「子曰：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。」「章」，通「彰」。
〔五〕 《礼记聘义》：「圭璋特达，德也。」「特达」，超出一般人之上。
〔六〕 《校注》：「按『曜』当作『耀』。已详《原道》篇『繇辞炳曜』条。」「炳曜垂文」，意谓光采照耀，文章流传。
〔七〕 「腾」，飞腾，此处指传播。
昔《风后》、《力牧》、《伊尹》〔一〕，咸其流也。篇述者，盖上古遗语，而战代所记者也〔二〕。
〔一〕 《汉书艺文志》兵、阴阳家有「《风后》十三篇」，自注：「图二卷，黄帝臣依托也。」又道家有「《力牧》二十二篇」，自注：「六国时所作，托之力牧。力牧，黄帝相。」又道家有「《伊尹》五十一篇」，自注：「汤相。」小说家有「《伊尹说》二十七篇」，自注：「其语浅薄似依托也。」
〔二〕 《校证》：「『战代』，原作『战伐。』」《校注》引郝懿行云：「按『伐』疑『代』字之讹。盖《风后》《力牧》诸篇，皆六国人依托也。」《札迻》十二：「『战伐』，元本作『战代』（冯本、活字本并同）。纪云：『战伐当作战国。』案元本是也。《铭箴》《养气》《才略》三篇，并有『战代』之文。纪校非。」
范注：「风后、力牧、伊尹诸人，非自著书，至战国时始依托之述于篇耳。」「篇述」，篇章著述。
《注订》：「篇述指世所传《风后》《力牧》诸作，因《汉志》皆注云依托；惟彦和认为虽为战代依托之作，但上古遗语存焉，未可偏废也。此见甚卓。」
至鬻熊知道〔一〕，而文王咨询，余文遗事，录为《鬻子》〔二〕。子自肇始，莫先于兹〔三〕。
〔一〕 《训故》：「鬻熊，高氏《子略》：魏相奏记，霍光曰：文王见鬻子，年九十余。」梅注：「鬻熊，姓，楚之先也。」黄注：「《子略》：鬻子年九十见文王，王曰：老矣。鬻子曰：使臣捕兽逐麋，已老矣；使臣坐策国事，尚少也。文王师焉，著书二十二篇，名曰《鬻子》。」
〔二〕 宋高承《事物纪原》卷四「集类子」：「《文心雕龙》曰：鬻熊作书，题曰《鬻子》。盖周初人，此名子之始也。」
《四库提要》曰：「考《汉书艺文志》道家《鬻子》二十二篇，又小说家《鬻子说》十九篇，是当时本有二书。《列子》引《鬻子》凡三条，皆黄老清静之说，与今本不类，疑即道家二十二篇之文。今本所载与贾谊《新书》所引六条文格略同，疑即小说家之《鬻子说》也。今本或唐以来好事之流，依仿贾谊所引，撰为赝本，亦未可知。观其标题甲乙，故为佚脱错乱之状，而谊书所引，则无一条之偶合，岂非有心相避，而巧匿其文，使读者互相检验，生其信心欤？且其篇名冗赘，古无此体，又每篇寥寥数言，词旨肤浅，决非三代旧文，姑以流传既久，存备一家耳。」
朱X先等笔记：「彦和所见《鬻子》已系伪书，惟贾生所引当尚真。」
《汉书艺文志》道家有《鬻子》二十二篇。自注：「名熊，为周师，自文王以下问焉。周封为楚祖。」小说家又有「《鬻子说》十九篇」，自注：「后世所加。」
〔三〕 纪评：「『自』当作『之』。」沈岩录何校本「自」改「氏」。
《校注》：「《玉海》、《汉书艺文志考证》六引并作『诸子肇始，莫先于斯』。按王氏所引，未必是《文心》之旧；然今本『自』字实误。」
《汉书艺文志考证》卷六《道鬻子二十二篇》：「刘向《别录》云：『鬻子名熊，封于楚。』刘勰曰：『鬻熊知道，而文王咨谋，诸子肇始，莫先于斯。』」清周广业《意林注》卷一《鬻子》：「案《文心雕龙诸子》篇云：『鬻熊知道，而文王咨询。……子氏肇始，莫先于兹。』政言熊为诸子之权舆也。然曰录其遗文，则固非自熊手矣。」
《注订》：「今传《鬻子》，据《四库提要》所云：『疑即小说家之《鬻子说》也。』然《汉志》所注，是为文王师，在子类其书最古，故彦和首举。故曰『子自肇始』也。『子自』二字不误，纪说及诸本皆以意为之改订；言自者，明其所从来也。其肇始之由，莫先于《鬻子》也。」
及伯阳识礼，而仲尼访问〔一〕，爰序《道德》，以冠百氏〔二〕。然则鬻惟文友，李实孔师〔三〕，圣贤并世，而经子异流矣〔四〕。
〔一〕 黄注：「《史记》：老子者，姓李氏，名耳，字伯阳，孔子适周，问礼于老子，谓弟子曰：『老子其犹龙耶？』老子居周久之，见周之衰，遂去，至关，关令尹喜曰：『子将隐矣，强为我著书。』乃著书上下篇，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，而去。」
《注订》：「《礼记曾子问》，孔子凡三称『吾闻诸老聃曰』，是老子识礼也。」
《史记老庄申韩列传》：「老子者，……姓李氏，名耳，字伯阳，谥曰聃。……孔子适周，将问礼于老子。…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，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，莫知其所终。」
〔二〕 范注：「孔子问礼于老聃，见《礼记曾子问》篇，当可信。惟着《道德经》之老子，当即其子为魏将者，时代远在孔子后，不得为孔子师。」
《校注》：「按《吕氏春秋当染》篇：『孔子学于老聃。』《韩诗外传》五：『仲尼学乎老聃。』《白虎通辟雍》篇：『孔子师老聃。』《潜夫论赞学》篇：『孔子师老聃。』《后汉书孔融传》：『先君孔子与君先人李老君，同德比义，而相师友。』李注：『《家语》（按见《观周》篇）曰：「孔子谓南宫敬叔曰：『吾闻老聃博古而达今，通礼乐之源，明道德之归，即吾之师也，今将往矣。』遂至周，问礼于老聃焉。」』据此，舍人之说，实有所本也。」
《斟诠》：「范注以为《道德经》乃老子之子名宗者所造，今人蒋锡昌《老子校诂》于《古代引老经最早之人考》一文中，以为《老子》一书必成于孔子问礼之老聃，引证确凿可信。」
〔三〕 梅注「文」下注「王」字。
〔四〕 《校证》：「元本、传校元本无『流』字。」按两京本无「流」字，元刻本、弘治本均有「流」字。
范注：「彦和意谓鬻子、老聃皆贤者，故其遗文称子，其实述老子学者亦尊五千言为经，《汉志》道家所著《邻氏经传》、《傅氏》、《徐氏经说》是也。」
以上为第一段，叙述子书的性质并追溯诸子的源起。
逮及七国力政，俊乂蜂起〔一〕。孟轲膺儒以磬折〔二〕，庄周述道以翱翔〔三〕，墨翟执俭确之教〔四〕，尹文课名实之符〔五〕，野老治国于地利〔六〕，驺子养政于天文〔七〕，申商刀锯以制理〔八〕，鬼谷唇吻以策勋〔九〕，尸佼兼总于杂述〔一○〕，青史曲缀以街谈〔一一〕，承流而枝附者，不可胜算〔一二〕；并飞辩以驰术，餍禄而余荣矣〔一三〕。
〔一〕 《校注》：「《汉书艺文志诸子略》：『诸子十家，其可观者九家而已。皆起于王道既微，诸侯力政，时君世主，好恶殊方。是以九家之术，蜂出并作。』」《汉书游侠传序》：「陵夷至于战国，合从连衡，力政争强。」颜师古注：「力政者，弃背礼义，专任威力也。」「俊」，贤才之称。《尚书皋陶谟》：「俊乂在官。」《史记项羽本纪》：「楚蜂起之将。」如淳曰：「蜂起，犹言蜂舞也。众蜂飞起，交横若舞，言其众也。」「」，蜂的异体字。
〔二〕 黄注：「《史记》：孟轲，邹人也。受业子思之门人，述唐虞三代之德，是以所如者不合，退而与万章之徒序《诗》《书》，述仲尼之意，作《孟子》七篇。」按此见《孟子荀卿列传》。《孟子公孙丑上》：「乃所愿，则学孔子也。」
《中庸》：「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。」服膺，有信守之义。范注：「《礼记曲礼下》：『立则磬折垂佩。』正义曰：『臣则身宜偻折如磬之背，故云磬折也。』」此处形容孟子恭谨守礼。
〔三〕 黄注：「《史记》：庄子，名周，其学本归于老子之言，故著书十余万言，大抵率寓言也。楚威王厚币迎之，许以为相。周笑曰：无污我，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，无为有国者所羁。」
范注：「《汉志》道家《庄子》五十二篇，今郭象注本仅三十三篇。《庄子》内篇首列《逍遥游》。《文选》潘安仁《秋兴赋》注引司马彪云：『言逍遥无为者，能游大道也。』翱翔，犹言逍遥。」
《注订》：「《庄子》书首篇曰《逍遥游》，即司马迁所谓『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』也，即述道翱翔之旨。」
方孝孺《张彦辉文集序》：「庄周为人，有壶视天地，囊括万物之态，故其文宏博而放肆，飘飘然若云游龙骞不可守。」（四部丛刊《逊志斋集》卷十二）「翱翔」，自由奔放，显示《庄子》文章的风格特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