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心雕龙义证 - 第 76 页/共 231 页
范注：「子弘实孝惠子，群臣立文帝，故强称『少帝及梁、淮阳、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。吕后以计诈名他人子，杀其母养后宫，令孝惠子之，立以为后。』彦和所云『子弘虽伪』，谓伪称张后子，非谓其非孝惠子也。」
〔三〕 梅注：「《汉书》：孺子婴，宣帝玄孙，平帝崩，无嗣，王莽迎而立之。」
黄注：「《（汉书）王莽传》：平帝崩，时元帝世绝，而宣帝曾孙有见王五人：莽恶其长大，曰：兄弟不得相为后，乃选玄孙中最幼广戚侯子婴：年二岁，托以为卜相最吉，立之。」
《疏证》：「案《汉书王莽传》：居摄元年三月，立宣帝玄孙婴为皇太子，号曰孺子，而莽居摄，为假皇帝。此即莽鸩平帝之翌年也。……然王莽居摄之日，孺子实未为君，用以纪年，亦乖史实。……张衡欲为元后立纪，以存汉统。不惟元后实未称制，难以上比吕后。且元后崩于王莽建国五年，去莽之亡尚赊十年，将系何氏之号，以下接更始、光武乎？衡主立纪，其论实谬，然不能以例迁固。……要之，为高后立纪则是，为元后立纪则非。至子弘、子婴，皆无立纪必要。所谓『二子可纪，何有于二后』者，岂得谓之达论哉？」
〔四〕 《校证》：「元本、……冯本、汪本、张之象本、两京本、何允中本、日本活字本、锺本、梁本、王谟本、崇文本『二后』误『三后』、冯校云：『三后当作二后。』」
《校注》：「按作『二后』是。……此乃总驳司马迁、班固、张衡之辞，『二后』即《史》《汉》所立《吕后本纪》之吕后，及张衡欲为《元后本纪》之元后。」
《史通序例》篇：「晋齐史例皆云，坤道卑柔，中宫不可为纪，今编同列传，以戒牝鸡之晨。窃惟录皇后者编为传体，自不可加以纪名。」
赵翼《陔余丛考》卷五「《汉书》」：「又王莽篡位，班书不列入本纪而别为莽传，附于卷末，固是。但其体例，仍以本纪叙事。后汉张衡以为莽传但应载篡事；至于编末纪月，宜为《元后本纪》（见《后汉书张衡传》）。此亦创论。然元后殁后莽尚未败，则宜何书？……愚谓是时并不必立《元后纪》而立《孺子婴本纪》为是。孺子婴被更始所杀之岁，即光武建元建武之岁，年月略无空缺。（原注：「余既创此论，自以为得作史之法；及阅《文心雕龙》，有云：『子弘虽伪，要当孝惠之嗣；孺子诚微，实继平帝之体。二子可纪，何有于二后哉！』则谓《王莽传》宜改为《孺子婴纪》。实有先获我心者。」）」
以上为第二段，论述《史记》《汉书》之得失。
至于后汉纪传，发源《东观》〔一〕。袁、张所制，偏驳不伦。薛、谢之作，疏谬少信〔二〕。若司马彪之详实〔三〕，华峤之准当，则其冠也〔四〕。
〔一〕 《训故》：「杜氏《通典》：东京图书，悉在东观。故使名儒硕学，入直其中，撰述国史。」
黄注：「《东观汉记》一百四十三卷，起光武至灵帝。刘珍等撰。」
《疏证》：「《史通正史》篇记载纂修《汉记》之始末最详。谓：『明帝始诏班固与睢阳令陈宗、长陵令尹敏，司隶从事孟异作《世祖本纪》，并撰功臣及新市、平林、公孙述事作列传、载记二十八篇。……又诏史官谒者仆射刘珍及谏议大夫李尤杂作纪、表、《名臣》、《节士》、《儒林》、《外戚》诸传，起自建武，讫乎永初。事业垂竟，而珍、尤继卒。复命伏无忌与谏议大夫黄景作诸王、王子、功臣、恩泽侯表，南单于、西羌传，《地理志》。至元嘉元年，复令太中大夫边韶、大军营司马崔寔、议郎朱穆、曹寿杂作孝穆、崇二皇及顺烈皇后传，又增《外戚传》……寔、寿又与议郎延笃杂作《百官表》、顺帝功臣孙程、郭愿……等传凡百十有四篇，号曰《汉记》。熹平中，光禄大夫马日磾、议郎蔡邕、扬彪、卢植著作东观，接续纪传之可成者。』……观上文所述《汉记》之体，一踵《汉书》，纪、传、志、表，无一不备。刘勰举其多者言之，故称曰『后汉纪传』。《后汉书》之作者，既有十一家之多，而以《汉记》居先，且皆由帝室命撰，接续而成，为诸家之所本。故又曰『发源东观』也。」
〔二〕 《隋书经籍志》：「《后汉书》九十五卷。」原注：「本一百卷，晋秘书监袁山松撰。」又「《后汉南记》四十五卷。」原注：「本五十五卷，今残缺。晋江州从事张莹撰。」又「《后汉记》六十五卷。」原注：「本一百卷，梁有，今残缺，晋散骑常侍薛莹撰。」又「《后汉书》一百三十卷。」原注：「无帝纪，吴武陵太守谢承撰。」范注：「案谢承之外，尚有晋祠部郎谢沈《后汉书》八十五卷。彦和所指，未知何人。」
《史通杂说》篇：「谢承《汉书》，偏党吴越。」《匡谬正俗》卷五谓承书失实。洪亮吉亦云：「承书最有名，又最先出，而其纰缪非一端。」
《疏证》：「刘勰谓『袁、张所制，偏驳不伦』者，指袁山松《后汉书》、张莹《后汉南记》而言也。黄奭袁书辑本，谓其文多排迭，喜志灾祲，皆非史载所尚。刘勰所谓『偏驳不伦』者，殆谓是欤？刘勰又谓『薛、谢之作，疏谬少信』者，指谢承《后汉书》、薛莹《后汉记》而言也。谢承，吴人；薛莹，亦吴人，……后入晋为散骑常侍，故《隋志》称为晋人。姚之骃《后汉书补逸》尝称：『谢伟平之书，东汉第一良史也。』惟仅由逸文窥见略，未必衷于情实。之骃又论薛莹之书曰：『读世祖及显宗二论，波屡云委，灏瀚苍郁，洵良史乎！』然袁宏《后汉记》称及谢承，而不及薛莹，岂以其书无可称道之故。刘勰谓其『疏谬少信』，虽无可考，必非妄语。」
〔三〕 黄注：「《（晋书）司马彪传》：彪讨论众书，缀其所闻，起于世祖，终于孝献，编年二百，录世十二，通综上下，旁贯庶事，为纪、志、传凡八十篇，号曰《续汉书》。」
〔四〕 黄注：「《（晋书）华峤传》：『峤以《汉记》烦秽，慨然有改作之意，起于光武，终于孝献，为帝纪十二卷，皇后纪二卷，十典十卷，传七十卷及三谱，序传、目录，凡九十七卷。峤以皇后配天作合，前史作《外戚传》以继末编，非其义也，故易为皇后纪，以次帝纪。又改志为典，以有《尧典》故也。而改名《后汉书》，奏之。诏朝臣会议。时中书监荀勖、令和峤、太常张华、侍中王济，咸以峤文质事核，有迁、固之规，实录之风，藏之秘府。』」
《史通正史》篇：「华峤删定《东观记》为《汉后书》，……自斯已往，作者相继，为编年者四族，创纪传者五家，推其所长，华氏居最。」
《史通序例》篇：「峤言辞简质，叙致温雅，味其宗旨，亦孟坚之亚欤。」
范注：「案《史通正史》篇论《后汉书》，于《东观记》之下，即论司马彪、华峤二书，亦可以证彦和详实准当之评必非虚也。」
及魏代三雄，记传互出〔一〕。《阳秋》《魏略》之属〔二〕，《江表》《吴录》之类〔三〕，或激抗难征，或疏阔寡要〔四〕。唯陈寿《三志》，文质辨洽，荀张比之于迁固，非妄誉也〔五〕。
〔一〕 《校证》：「《御览》《史略》『互』作『并』。」
黄注：「潘岳诗：『三雄鼎足。』注：『三雄即三国之主。』」《疏证》：「三国史撰者甚多，《隋志》著录者约二十余种。厥后陈寿荟萃以为《三国志》。本文所举仅为四种，不过其略耳。黄注引潘岳诗，见《文选》二十四，题云《为贾谧作赠陆机》。所谓注，即李善注。」
〔二〕 《疏证》：「晋孙盛着《魏氏春秋》二十卷，见《晋书》本传及《隋志》。《史通模拟》篇有『孙盛魏、晋二《阳秋》』之语。是知《魏氏春秋》本名《魏阳秋》（应为《魏阳秋》本名《魏氏春秋》）。晋简文帝太后名阿春，故晋人讳『春』，改《春秋》为《阳秋》。本文所云《阳秋》，指《魏阳秋》而言也。……
「《隋志》著录《典略》八十九卷，魏郎中鱼豢撰。《旧唐志》著录《典略》五十卷，《魏略》三十八卷，皆鱼豢撰。《新唐志》则仅著录《魏略》五十卷。姚振宗考证，谓《隋志》合《典略》、《魏略》为一书，且多序录一卷，故为八十九卷。其说是也。今有辑本《魏略》可考。」
《中国中古文学史》第四课：「《阳秋》，谓习凿齿《汉晋阳秋》，非谓孔衍《汉魏春秋》及孙盛《魏氏阳秋》也。」
〔三〕 黄注：「《虞溥传》：『溥撰《江表传》。卒后，子勃上于元帝，诏藏于秘书。』《吴录》三十卷，张勃撰。」
《疏证》：「虞溥《江表传》二卷，不见《隋志》。《唐志》入杂史。黄注引《晋书》本传。而《三国魏志少帝纪》注亦云：鄱阳内史虞溥着《江表传》，粗有条贯。《吴录》三十卷，著录《隋志》。《史记伍子胥传》索隐：张勃，晋人，吴鸿胪俨之子也，作《吴录》。」
《斟诠》：「《史通外篇正史》篇：『张勃撰《吴录》，异文错出，其流最多。』即指此书。」
〔四〕 《疏证》：「《三国志》裴注曾谓：「孙盛著书，多用《左氏》，以易旧文。后之学者，将何取信？』又云：『孙盛言诸所改易，非别有异闻，自以意制，多不如旧。』《史通模拟》篇也谓：『孙盛魏、晋二《阳秋》，每书年首，必云某年春帝正月。夫年既编帝纪，而月又编帝名，以此拟《春秋》，所谓貌同心异也。』按此为《魏阳秋》之疏失之可考见者。《史通题目》篇曰：『鱼豢、姚察着魏、梁二史，巨细毕载，芜累甚多，而俱榜之以略。』此又《魏略》之疏失之可考见者。《江表传》及《吴录》之疏失，则不可考。刘勰『抗激难征』之论，似指《阳秋》；『疏略寡要』之论，似指《魏略》。」
牟注：「激，激切。抗，对抗，指不同于时俗的观点。《晋书孙盛传》中说：『殷浩擅名一时，与抗论者，惟盛而已。』」「难征」，谓难于征信。
〔五〕 《训故》：「《晋书》：陈寿，字承祚，蜀巴西人，历官著作郎，撰魏、吴、蜀《三国志》。张华深善之，曰：当以《晋书》相付耳。无迁固之语。《华峤传》：峤书成时，中书监荀勖等咸以峤文直事核，有迁固风。」「洽」，协调。
《校注》：「《华阳国志后贤志》：『陈寿……吴平后，寿乃鸠合三国史，着魏、吴、蜀三书六十五篇，号《三国志》。……品藻典雅。中书监荀勖、令张华深爱之，以班固、史迁不足方也。』」
《疏证》：「案刘勰谓其『文质辨洽，荀张比之于迁固』，即本之《华阳国志》。……惟荀、张二氏常称华峤之书文质事核，有迁、固之规，不应于寿同持斯论。二者或有一误，然必咎在常璩，而与刘勰无涉。」
《斟诠》：「《晋书陈寿传》：『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頵等上表曰：『故治书侍御史陈寿作《三国志》，辞多劝戒，明乎得失，有益风化，虽文艳不若相如，而质直过之，愿垂采录。』」
至于晋代之书，繁乎著作〔一〕。陆机肇始而未备〔二〕，王韶续末而不终〔三〕，干宝述纪，以审正得序〔四〕；孙盛《阳秋》，以约举为能〔五〕。
〔一〕 《疏证》：「明刊本『繁』字作『系』，校勘诸家多以『繁』为误字。愚谓此文有两释义；一谓晋代之书系乎著作者，晋代以著作郎、著作佐郎任修史之责。……一曰诸家所修之晋史甚繁。如唐修《晋书》以前晋史有十八家之多，……然（刘勰）所举晋代作者，仅陆、王、干、孙四家，一如所举撰后汉史诸家之例，然不害其为作者之繁。由是言之，则今本『繁』字，亦未见其必为误也。」
黄注：「《晋书》：元康二年诏，著作旧属中书令，秘书既典文籍，宜改为秘书著作，于是改隶秘书省。著作郎一人，谓之大著作，专掌史任。」按此见《职官志》。
〔二〕 《训故》：「《通志》：陆机《晋三祖纪》四卷。」《史通本纪》篇云：陆机只叙其事，而不编年。所以称其未备。
〔三〕 《训故》：「《南史》：王韶之，字休泰，琅邪人。初为谢琰行军参军，私撰《晋安帝阳秋》。书成，时人谓宜居史职，除著作佐郎，使续后事，讫义熙九年晋安帝崩。」
《补注》：「《隋书经籍志》：《晋纪》四卷，陆机撰。《晋纪》十卷，宋吴兴太守王韶之撰。《史通正史》篇：《晋史》：『洛京时，陆机始撰《三祖记》。晋江左史，自邓粲、孙盛、王韶之已下，相次继作。远则偏记两帝，近则唯叙八朝。』案：陆机止记宣、景、文三帝，是肇始未备也。《宋书王韶之传》：『韶之私撰《晋安帝阳秋》成，时人谓宜居史职，即除著作佐郎，续后事讫义熙九年。』是续末而不终也。」下距晋亡尚有七年，故谓「不终」。
〔四〕 黄注：「《（晋书）干宝传》：宝字令升，王导荐之元帝，领国史。着《晋纪》，自宣帝讫于愍帝，凡二十卷。其书简略，直而能婉，咸称良史。」《新唐书艺文志》列干宝《晋纪》于编年类，是「审正得序」谓编年审正而有顺序。
〔五〕 《训故》：「《（晋书）孙盛传》：盛字安国，累进秘书监，着《晋阳秋》，词直而理正，咸称良史。晋简文宣郑太后，讳阿春，故讳云『阳秋』。」
《疏证》：「干、孙二氏之书，已为当代所称，本书《才略》篇亦云：『孙盛、干宝，文盛为史，准的所拟，志乎典训；户牖虽异，而笔彩略同。』是二氏为刘所盛称，可与本文互证。《史通》论之尤详，《二体》篇曰：『干宝著书，乃盛誉丘明而深抑子长，其义曰：能以三十卷之约，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，靡有遗也。』又《载言》篇曰：『干宝议撰晋史，以为宜准丘明，其臣下委曲，仍为谱注。于时议者，莫不宗之。』按此所论，皆以彰干宝撰史之长也。又《采撰》篇曰：『安国之述《阳秋》也，梁益旧事访诸故老。夫以刍荛鄙说，列为竹帛正言，而辄欲与《五经》方驾。《三志》竞爽，斯亦难矣。』又《模拟》篇亦论及《晋阳秋》。……此则又以明孙盛撰史之得失也。《文选》著录干氏《晋纪总论》，诚不愧文盛为史之誉。详观刘知几所论，则『干宝述纪，以审正得序』，允矣。至孙盛《阳秋》，仅有辑本。其『以约举为能』，则无明征。」
按《春秋》经传，举例发凡〔一〕。自《史》《汉》以下，莫有准的〔二〕。至邓璨《晋纪》，始立条例〔三〕。又摆落汉魏〔四〕，宪章殷周，虽湘川曲学〔五〕，亦有心典谟。及安国立例，乃邓氏之规焉〔六〕。
〔一〕 黄注：「《春秋序》：『发凡以言例。』注：『知隐公七年，凡诸侯同盟，于是称名之类。有五十条，皆以凡字发明类例。』《疏证》：「杜预所释，以《春秋》有新旧二例。传言凡者，是为旧例，其数五十，周公之所垂法也。传不言凡，而比于凡者，是为新例，孔子之所补定也。无论杜释之为是为非，而《春秋》书法本于凡例，则显然可见。至其何者为凡，何者为例，则一由传发之。故刘勰有『《春秋》经传，举例发凡』之语。盖《春秋》经传之凡例，即为吾国所创之史例。」
周注：「杜预《春秋序》：『其发凡以言例。』疏：『言发凡五十。』序又称：『诸称「书」「不书」「先书」「故书」「不言」「不称」「书曰」之类，皆所起新旧，发大义，谓之变例。』五十凡是正例，此外还有变例。称『书』的，如《左传》襄二十七年『书先晋（诸侯集会，把晋写在前），晋有信』。称『不书』的，隐元年『春正月，不书即位，摄也（隐公摄位）』。称『先书』的，桓二年『君子以（华）督有无君之心，故先书弒其君』。象这样《春秋》的凡例，《左传》加以发明。」
〔二〕 范注：「班彪论《史记》，谓其细意委曲，条理不经。范晔谓班氏最有高名，既任情无例，不可甲乙辨（《狱中与诸甥侄书》）。彦和之说本此。然《史》《汉》一为通史，一为断代，皆正史不祧之祖。后之撰史者，无能踰其规范，所谓莫有准的，特以比《春秋经传》为不足耳。」
《疏证》：「《史记》有《自序》，《汉书》有《叙传》，而皆无凡例。《三国志》则并自序而无之。故曰：『自《史》、《汉》以下，莫有准的。』《史通序例》篇云：『昔夫子修经，始发凡例。左氏立传，显其区域。科条一辨，彪炳可观。降及战国，迄乎有晋，年逾五百，史不乏才。虽其体屡变，而斯文终绝。』详其所论，亦本于刘勰之旨以立言也。」
〔三〕 《校注》：「『璨』，黄校云：『元作●，朱改。』……按当依《御览》、《史略》、《玉海》四六引作『粲』，始与《晋书》本传合。」
《训故》：「《史通》：令升先觉，远述丘明，重立凡例，勒成《晋纪》。邓孙以下，遽蹑其踪，史例中兴，于斯为盛。」按此见《序例》篇。
黄注：「《邓粲传》：『荆州刺史桓冲请为别驾，粲以父骞有忠信言，而世无知者，乃着《元明纪》十篇。』」
〔四〕 《校注》：「『摆落』，黄校云：『一作撮略，从《御览》改。』按《史略》亦作『摆落』。寻绎上下文意，作『摆落』是。《陶渊明集饮酒》诗：『摆落悠悠谈。』」
《中国中古文学史》第四课：「彦和此篇，于晋人所撰史传，舍推崇陈寿《三志》外，其属于后汉者，则崇司马彪、华峤之书（司马彪撰《续汉书》，起于世祖，终于孝献，为纪、志、传八十篇，见《晋书彪传》。华峤作《后汉书》，为帝纪十二卷，皇后纪二卷，十典十卷，传七十卷，及三谱序传目录，凡九十七卷，见《晋书峤传》。今惟彪书八志存），谓胜袁（宏，着《后汉纪》）谢（吴谢承，着《后汉书》百三十卷，晋谢沈，作《后汉书》八十五卷及外传）薛（莹，撰《后汉纪》百卷）张（张莹，撰《后汉南纪》五十五卷；张璠，撰《后汉纪》三十卷）诸作（晋袁山松亦撰《后汉书》）；其属于晋代者，惟举陆（机，撰《晋纪》四卷，《史通》谓其直叙其事，竟不编年）干（宝，作《晋纪》二十卷，《晋书》谓其书简略，直而能婉）邓（粲，撰《晋纪》十一卷）孙（盛，撰《晋阳秋》三十二卷，《晋书》谓其词直理正）王（宋王韶之，撰《晋安纪》十卷）五家，……是犹论魏吴各史，深抑《阳秋》（习凿齿撰《汉晋阳秋》四十七卷）《吴录》（张勃作《吴录》三十卷）诸书也。」
〔五〕 《疏证》：「《晋书邓粲传》：『着《元明纪》。』盖所录者，为东晋元、明二帝之事。《隋志》著录《晋纪》十一卷，注云：『讫明帝。』可资互证。粲，长沙人，故刘勰以『湘川曲学』呼之。」
《校证》：「旧本『川』皆作『州』，王惟俭本、何校本、黄本、张松孙本作『川』。」斯波六郎：「『川』疑『州』之误。邓粲，长沙人，故云湘州。」
《校注》：「《隋书地理志》下：『长沙郡，本注：「旧置湘州。」』则『州』字是。《战国策赵策二》：『穷乡多异，曲学多辨。』《说苑说丛》篇：『穷乡多曲学。』」「曲学」指偏颇狭隘的言论，也指孤陋寡闻的人。
〔六〕 《疏证》：「粲着《晋纪》，先立条例。而孙盛《晋阳秋》效之，故曰『安国立例，乃邓氏之规』。考晋、宋人撰史之有例者，不止邓、孙二氏。《史通序例》篇云：『唯令升先觉，远述丘明，重立凡例，勒成《晋纪》。邓、孙以下，遂蹑其踪。史例中兴，于斯为盛。』据此，则丘明而后，重立史例者，是惟干宝。故刘知几以『史例中兴』称之。至邓、孙二氏之史例，乃为蹑踪干氏。刘勰之语有误，故刘知几特为正之。范晔《后汉书》、檀道鸾《续晋阳秋》，皆有例，章怀注数举范例。故《序例》篇又曰：『必定其臧否，征其善恶。干宝、范晔，理切而多功；邓粲、道鸾，词繁而寡要。』于是邓史之例，又得一证。谓其『词繁寡要』，则又不能无病。无怪乎刘勰以『湘川曲学』称之也。
「刘勰所见诸晋史，惟邓、孙二氏有例，而邓氏在前，故以始立条例归之。《史》《汉》《三国》诸史皆无例，邓氏不此之从，故曰『摆落汉魏』；上法仲尼、丘明，重立史例，故曰『宪章殷周』。」
范注：「《才略》篇云：『孙盛准的所拟，志乎典训。』盖取法邓粲也。」
以上为第三段，评后汉、魏、晋的史书。
原夫载籍之作也，必贯乎百氏〔一〕，被之千载，表征盛衰，殷鉴兴废，使一代之制，共日月而长存，王霸之迹，并天地而久大〔二〕。是以在汉之初，史职为盛，郡国文计，先集太史之府〔三〕，欲其详悉于体国也〔四〕。阅石室，启金匮，抽裂帛〔五〕，检残竹〔六〕，欲其博练于稽古也。
〔一〕 《斟诠》：「百氏谓诸子百家也。《汉书叙传》：『纬六经，缀道纲；总百氏，赞篇章。……』彦和以『百氏』作『百家』用者，于此处外，尚有二处见于《诸子》篇，曰：『及伯阳识礼，而仲尼访问，爰序《道德》，以冠百氏。』曰：『斯则得百氏之华彩，而辞气之大略也。』」
〔二〕 《疏证》：「此言作史旨趣之所在也。载籍即谓史策。凡古之六经，汉魏以来之诸史，皆载籍也。史策所载，上宗《六艺》，旁赅诸子，无所不包。故曰『贯乎百氏』。今之所以知古，后之所以观前，亦惟史策有此功用。故曰『被之千载』。史之所记，为往代盛衰兴废之事，非假记载，莫由征其盛衰。传之后世，更可鉴其兴废。《周礼》以详官制，《仪礼》以述节文。兼《史》《汉》以下，所立书志诸篇，皆所以详一代之制。《尚书》所载，皆王者之迹。《春秋》所载，皆霸者之迹。秦汉以下诸史所载，治世之迹近王，乱世之迹近霸。然何以欲述一代之制及王霸之迹？盖使之『共日月而长存，并天地而久大』耳。刘勰盖以作史旨趣，应不外是。」
〔三〕 范注：「《史记太史公自序》集解引如淳曰：《汉仪注》：太史公，武帝置，位在丞相上。天下计书，先上太史公，副上丞相。序事如古《春秋》。迁死后，宣帝以其官为令，行太史公文书而已。』」
《疏证》：「司马迁自云：『常厕下大夫之列。』又曰：『仆之先人，非有剖符丹书之功，文史星历，近乎卜祝之间。固主上之所戏弄，倡优畜之，流俗之所轻也。』如果谈、迁官太史公位丞相上，比于三公，则不能以下大夫自称，更不能以倡优为喻。即如《汉旧仪》所说，实有太史公秩二千石之官，亦不得位于丞相之上。《汉书律历志》及《儿宽传》，皆称迁为太史令，而不称公，即为汉无太史公一官之反证。司马贞《索隐》谓『迁尊其父故称公』，而斥『位丞相上』之说为谬，允矣。
「……汉承周制，以太史典藏计书，即官署簿书，可资保藏，以供修史之用者。其正本应上史官，故曰『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』。」「文计」，文书计簿。
〔四〕 《校证》：「『也』字原无，《玉海》有。案各本『国』下有『必』字，属下句读；『必』即『也』形近之误，今据《玉海》改正。『故其详悉于体国也』，与下『欲其练于稽古也』句法正同。」
《疏证》：「《周礼天官大冢宰》有『体国经野』之语。《尚书尧典》亦以『曰若稽古』为起语。注家谓『体国』为『分国』，『稽古』为『考古』，『体国经野』为君相所有事。其事之炳著者，必着记于史官。是唯史官乃能详细于体国。『曰若稽古』以造典谟，而着之竹帛，掌于史官，故史官必假于竹帛，乃能博练于稽古也。」
《校释》：「『必』乃上句末『也』字之讹。『欲其详悉于体国也』与下『欲其博练于稽古也』，句法相同。言郡国文计体国之事，太史所当详悉者也。」《周礼天官》序官：「惟王建国，辨方正位，体国经野，设官分职，以为民极。」营建国中的宫城门途，如身之有四体，谓之体国，后泛指治理国家。
〔五〕 《校注》：「《史记自序》：『迁为太史令，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。』作『紬』字；《汉书司马迁传》亦作『紬』。颜注：『紬，谓缀集之。』」
〔六〕 《疏证》：「《史记太史公自序》更有『秦焚灭《诗》、《书》，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』之语。《索隐》曰：『案石室金匮，皆国家藏书之处。』《墨子天志中》篇云：『书于竹帛，镂之金石。』《说文叙》云：『着于竹帛谓之书。』……古籍密藏于石室金匮，须启辟而后能阅览。故曰：『阅石室，启金匮。』书之最古者，其竹简必有残缺，其缣帛必有断裂，故曰『抽裂帛，检残竹』也。」
是立义选言〔一〕，宜依经以树则；劝戒与夺，必附圣以居宗〔二〕；然后诠评昭整，苛滥不作矣〔三〕。然纪传为式，编年缀事〔四〕。文非泛论，按实而书，岁远则同异难密，事积则起讫易疏，斯固总会之为难也〔五〕。或有同归一事，而数人分功〔六〕，两记则失于复重，偏举则病于不周，此又诠配之未易也〔七〕。故张衡摘史、班之舛滥〔八〕，傅玄讥《后汉》之尤烦〔九〕，皆此类也。
〔一〕 范注：「『是』下当有『以』字。」
〔二〕 《疏证》：「刘勰论文，以《征圣》《宗经》居首。撰史之旨，亦不外是。本篇谓『宗经矩圣之典』，为公理所辨究之一事，当为刘勰论史所本。此所谓经，为《春秋》之经。此所谓圣，为孔子之圣。孔子曰：『其义则丘窃取之矣。』是谓立义。太史公曰：『孔子作《春秋》，笔则笔，削则削，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。』《春秋》经孔子之笔削，而后谓之为选言。凡立义选言，皆应以《春秋》为极则，故曰『宜依经以树则』。《春秋》以褒贬示劝戒，即因褒贬而有所与夺。然非圣人不能得褒贬与夺之公，必取法孔子而后可，故曰『必附圣以居宗』。究而言之，依经附圣，为刘勰素所持论。迨刘知几出，以《疑古》、《惑经》名篇，始于《春秋》孔子有驳难之言。」
〔三〕 黄注：「谢承曰诠，陈寿曰评。」《疏证》：「『谢承曰诠，陈寿曰评』二语，出《史通论赞》篇。……刘勰谓论史能依经附圣，然后诠评得当，否则不免于苛滥。盖持论苛，则失之过；持论滥，则失之宽。苛而过，滥而宽，皆不得谓之诠评昭整。」「昭整」，昭晰、齐整。
《斟诠》：「是立义选言，……苛滥不作矣。」此数句标出作史之准的。
〔四〕 范注：「纪以编年，传以缀事。」《疏证》：「『纪传为式，编年缀事』二语，应为下二段之纲。此刘知几撰《二体》篇之所本也。……盖自后汉、魏、晋以迄刘勰，作者辈出，要不逾于纪传、编年二体。纪传一体为撰史之正轨，班陈以下莫不因之，故刘勰有『纪传为式』之言。编年一体，发生虽早，乃自有马、班二史，降居次位。如因有《两汉书》而别有《汉纪》，因有《晋书》而别有《晋纪》，因有《宋书》而别有《宋略》，皆其明证。然编年之史，重于纪事，而不必如列传之多载文翰。故刘勰又有『编年缀事』之论也。下文一言『总会』，盖论编年；一言『诠配』，盖论纪传。」
〔五〕 《疏证》：「此节论编年之史之难于撰作也。编年之史，莫古于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循鲁史记事之法，造语至简，皆按实而书，故文非泛论。《左传》于记事外，间举凡以示例，或为『君子曰』以发其旨，是虽有泛论，曾不失按实而书之旨。刘子玄《史通烦省》篇论《左传》曰：『其书自宣、成以前，三纪而成一卷；至昭、襄已下，数年而占一篇。是知国阻隔者，记载不详；年浅近者，撰录多备。』此非所谓『岁远则同异难密』乎？又《二体》篇曰：『至于贤士贞女，高才俊德，事当冲要者，必盱衡而备言；迹在沈冥者，不枉道而详说。……论其细也，则纤芥无遗；语其粗也，则丘山是弃。』此非所谓『事积则起讫易疏』者乎？刘知几在《二体》篇又谓：『夫《春秋》者，系日月而为次，列时岁以相续。中国外夷，同年共事，莫不备载其是。形于目前，理尽一言，语无重出。』按此语实兼《左传》而并言，亦即善于『总会』，而为编年史之冠冕者。厥后，荀悦效《左传》之体而撰《汉纪》，司马光更撰《通鉴》。……年代愈长，总会愈难。」
《斟诠》：「年代久远，史有缺文，事类繁多，传说纷纭；二者于史家皆不易处理，故彦和特发此难。」《注订》：「上文叙作史之指归，此言从事之不易，慎其不易，则指归易得。」
〔六〕 「功」，同「工」。
〔七〕 《疏证》：「此节论纪传之史之难于撰作也。纪传一体之史，莫先于《史记》，而以善于诠配见长。《史通二体》篇论《史记》曰：『若乃同为一事，分在数篇，断续相离，前后屡出。于《高纪》，则云语在《项传》；于《项传》则云事具《高纪》。又编次同类，不求年月，后生而擢居首帙，先辈而抑归末章。遂使汉之贾谊，将楚屈原同列；鲁之曹沫，与燕荆轲并编。』此论诠配之难，最为昭。而其论旨，则本之刘勰。盖记一事而涉数人，述一事而分见数传，欲其无所复重。免于不周，则属甚难，亦为纪传之史之所短。刘勰故特表而出之，亦举重略轻之旨也。」
《春觉斋论文流别论》七：「化编年为列传，成正史之传体，其例实创自史迁。而刘彦和虑其『事远则同异难密，事积则起讫易疏，斯固总会之为难也。或有同归一事，而数人分功，两记则失于重复，偏举则病于不周，此又诠配之未易也』之数语者，可谓深明史体。邵泰衢《史记疑问》谓《功臣表》汉九年吕泽已死，而《留侯世家》汉十一年不应又有吕泽。叶荣甫曰：『《史》《汉》并称良史，乃其中有分一人为二人，合二人为一人者。如伯益、伯翳一人尔（见《郑语》及《后汉地志》），《史记》于《陈杞世家》之末乃云：「伯翳之后分为秦。」又云：「垂、益、夔、龙，其后不知所分。」是以翳、益为二人也。阚止、子我一人尔（见《传》哀六年杜预注及《史记齐世家》贾逵注），《史记》于《田氏完世家》乃云：「子我者，阚止之宗人。」又云：「田氏之徒追杀子我及阚止。」是又以一人为二人。』诸如此类，仁和梁玉绳《史记质疑》中言之指不胜屈，即所谓同异难密者也。至于同归一事，则数人分功，两记则失于重复，偏举则病于不周。愚按此着史公似有专长，能于复中见单，令眉目皎然，不至于淆乱。但以樊、郦、滕、灌四传论之，四人悉从高帝，未赏特将，为功多同，史公颇患其溷，故于四传中各异其书法以别之（以下举例从略）。四人皆从高帝，虽有分功之事，而序事能各判其人，此谓因事设权者也。」
〔八〕 范注：「《后汉书张衡传》：『衡条上司马迁、班固所叙与典籍不合者十余事。』章怀注曰：『《衡集》其略曰：「《易》：宓戏氏王天下，宓戏氏没，神农氏作，神农氏没，黄帝、尧、舜氏作。史迁独载五帝，不记三皇，今宜并录。」又一事曰：「《帝系》，黄帝产青阳、昌意。《周书》曰：『乃命少皞清。』清即青阳也。今宜实定之。」』」
《疏证》：「衡又以为《王莽本传》但应载篡事而已，至于编年月，纪灾祥，宜为《元后本纪》。……即衡所摘《汉书》之舛滥也。」
〔九〕 范注：「《晋书傅玄传》：『玄少时，避难于河内，专心诵学，后虽显贵，而著述不废。撰论经国九流及三史故事，评断得失，各为区例，名为《傅子》。』严可均《全晋文》有《傅子》辑本，无论《后汉》尤烦之文。惟《史通核才》篇引傅玄云：『观孟坚《汉书》，实命代奇作，及与陈宗、尹敏、杜抚、马严撰《中兴纪传》，其文曾不足观，岂拘于时乎？不然，何不类之甚者也！是后刘珍、朱穆、卢植、杨彪之徒，又继而成之，岂亦各拘于时而不得自尽乎！何其益陋也。』三史，谓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东观汉记》。其评断惜亡佚不可考。」
《疏证》：「详《史通》所引傅玄之语，即本传所谓『撰论三史故事，详论得失』。其评论《东观汉记》之语，又殆所谓『讥后汉之尤烦』者也。」
以上为第四段，提出对编写史书的任务和要求，强调征圣、宗经，并提出「总会」和「诠配」之难。
若夫追述远代，代远多伪。公羊高云：「传闻异辞。」〔一〕荀况称：「录远略近。」〔二〕盖文疑则阙，贵信史也〔三〕。然俗皆爱奇，莫顾实理。传闻而欲伟其事，录远而欲详其迹，于是弃同即异〔四〕，穿凿傍说〔五〕，旧史所无，我书则传〔六〕，此讹滥之本源，而述远之巨蠹也〔七〕。
〔一〕 黄注：「《汉艺文志》：『《公羊传》十一卷。』注：『公羊子，齐人。师古曰：名高。』《传》曰：『所见异辞，所闻异辞，所传闻又异辞。』」
《疏证》：「此言述远之史难于征信，应阙疑为贵也。所见异辞三语，《公羊传》凡三见：一见隐公元年『公子益师卒』下；一见桓公二年，『公会齐侯、陈侯、郑伯于稷，以成宋乱』下；一见哀公十四年结尾数语。何氏《解诂》云：『所见者，谓昭、定、哀，己与父时事也。所闻者，谓文、宣、成、襄，王父时事也。所传闻者，谓隐、桓、庄、闵、僖，高祖、曾祖时事也。』依何氏所诂，则知《春秋》十二公、二百四十二年之间，已分为三期。即：第一期为传闻期，第二期为所闻期，第三期为所见期。所见期最详最确，然犹不免异辞，况为所闻期，或远而为传闻期乎？盖去吾愈远，则异辞愈多，而愈难信。故刘勰有『追述远代，代远多伪』之言也。」
〔二〕 《校注》：「《荀子非相》篇：『传者久则论略，近则论详；略则举大，详则举小。』舍人所称，当即此文。然意义适与之反，且与本段亦相舛驰。岂传写有误邪？《史通烦省》篇亦作『录远略近』，浦二田《通释》卷九已论及之矣。」
《疏证》：「《史通烦省》篇云：『昔荀卿有云：录远略近，则知史之详略不均，其为患者久矣。』其文亦同《文心》。今浦氏《通释》本改为『远略近详』。且曰：『《史通》此文，以涉《文心》而误。』理或然也。《韩诗外传》（三）亦引《荀子》之语，文有小异，曰：『夫传者，久则愈略，近则愈详。略则举大，详则举细。故闻者闻其大不知其细，闻其细不知其大。是以久而差。』繇此以证『录远略近』一语，应有舛误。细审本文，所谓『录远略近』，似为录远宜略之义。下文又云：『录远而欲详其迹。』正为录远宜略之反义。否则，前后之语意不合。」斯波六郎：「『录远略近』据上下文义，非是。恐为『远略近详』之误。」
陈书良：「『录远略近』不误，是记录远古之事简略于近世之事意。重点在录远。如改为『详近略远』，则与上文『追述远代，代远多伪』，及下文『盖文疑则阙，贵信史也』不合。又刘知几《史通烦省》云：『昔荀卿有云：录远略近。』二刘所据《荀子》，殆别本乎？」
《文心雕龙校注商兑》：「按《荀子非相》：『传者，久则论略，近则论详。』彦和曰『录远略近』，本与荀子无忤。《史通烦省》因以为言：『昔荀卿有云：「录远略近。」』浦起龙以彦和误引荀文，作《史通通释》，改曰『远略近详』。殊不知《文心》『略』字后省介词『于』，有比之意，谓作史记录远代之事，宜比近代的简略。下文言俗人『爱奇』，作史竟『录远而欲详其迹』，恰与此相反，故非之。」
〔三〕 《校注》：「按《谷梁传》桓公五年：『《春秋》之义，信以传信，疑以传疑。』」
《疏证》：「《论语》：『子曰：吾犹及史之阙文也。』《集解》引包曰：『古之良史，于书字有疑则阙之。』此为篇中『文疑则阙，贵信史也』二语所本。」《论语为政》：「多闻阙疑，慎言其余，则寡尤。」
〔四〕 斯波六郎：「《春秋左氏传》襄公二十九年：『子太叔曰：……吉也闻之，弃同即异，是谓离德。』」
〔五〕 《斟诠》：「谓任意牵合，附会杂说也。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