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心雕龙义证 - 第 128 页/共 231 页
刘勰提出：凡是「模经为式者」，作品风格自然趋向于「典雅」；「效骚命篇者」，作品风格自然趋向于「艳逸」。这主要是由后天的习染造成的。
《体性》篇指出：「雅与奇反，奥与显殊，繁与约舛，壮与轻乖。」本篇里又进一步提出：「综意浅切者」，一般说来，就不会有含蓄的风格；「断辞辨约者」，一般说来，就不会有繁缛的风格。这也是自然的趋势。
以上为第一段，阐明定势所依据的规律和基本原则，重点在说明文之有势出于自然。
是以绘事图色，文辞尽情；色糅而犬马殊形，情交而雅俗异势〔一〕。镕范所拟，各有司匠〔二〕；虽无严郛，难得踰越〔三〕。
〔一〕 纪评：「自『绘事图色』以下，言势无定格，各因其宜，当随其自然而取之。」
《校释》：「『情交』。按各本皆如此，以文义求之，『交』乃『驳』之残字。『情驳』与上句『色糅』为类，作『交』无义。」
《缀补》：「案『情交』与『色糅』自为类，无烦改字。『交』与『殽』声义并近，《说文》：『殽，相错杂也。』交亦杂也，《庄子刻意》篇：『不与物交，淡之至也。』《淮南子原道》篇『交』作『殽』（今本『殽』误「散」，王念孙《杂志》有说）。《文子道原》篇、《自然》篇并作『杂』。明『交』、『殽』并有杂义。糅亦杂也，《仪礼乡射礼》：『无物，则以白羽与朱羽糅。』郑玄注：『糅，杂也。』《淮南子精神》篇：『审乎无瑕，而不与物糅。』高诱注：『能审顺之，故不与物相杂糅也。』并其证。」
〔二〕 南齐王融《永明九年策秀才文》：「且有后命，事资镕范。」善注：「应劭曰：『镕，钱模也。』《礼记》：『孔子曰：然后范金合土。』郑玄曰：『范，铸作模器用也。』」五臣翰注：「镕，销；范，法也。」镕范，此处指学习对象。「拟」，模拟。「司匠」，主司制作之匠事。
有些作家是「模经为式」，有些作家「效骚命篇」，所以说：「镕范所拟，各有司匠」。
〔三〕 黄注：「《说文》：『郛，郭也。』《西京赋》：『经城洫，营郭郛。』」
《斟诠》：「《法言吾子》：『虐政虐世，然后知圣人之为郛郭也。』注：『郛郭限内外，御奸宄，圣人崇仁义，正愆违。』彦和用于此处有界限之意。」
这里用绘画来比拟文章的写作。在绘画时，不同的颜色杂糅，形成犬马等各种物体形象；在写作时，不同的情感交融，形成雅俗等各种风格倾向。我们在规划文章的体制时，总要向前人来学习，而作为学习对象的风格流派，都是各有师承，各有特殊的精神面貌的。其间对立的风格倾向，虽然没有严格的界限，但总是「难得踰越」这个风格流派的界限的。
然渊乎文者，并总群势；奇正虽反，必兼解以俱通；刚柔虽殊，必随时而适用〔一〕。若爱典而恶华，则兼通之理偏〔二〕；似夏人争弓矢，执一不可以独射也〔三〕。若雅郑而共篇，则总一之势离〔四〕；是楚人鬻矛誉楯，两难得而俱售也〔五〕。
〔一〕 《札记》：「『并总群势』至『刚柔虽殊，必随时而适用』──此明言迭用柔刚，势必加以铨别，相其所宜，既非执一而鲜通，亦非杂用而不次。」
这是说：在写作上有深刻修养的人，善于综合各种的风格，无论是新奇的、雅正的，刚性的、柔性的，都能够融会贯通，随时应用。
「渊乎文者」往往不为一种风格流派所局限，而具有多样化的风格，并且这些多样化的风格又是统一于他的主导风格倾向的。就李白来说，他的主导倾向是浪漫主义的，但也有现实主义的诗篇，如《丁都护歌》之类。他的主导风格是豪放飘逸而具有刚性美的，但也有写男女柔情的诗篇，如《子夜吴歌》之类。同样，杜甫是现实主义诗人，有些作品富有浪漫主义气息，如《望岳》之类。他的主导风格是沉郁顿挫，可也有情调明快的诗篇，如《闻官军收河南河北》之类。无论是李白或杜甫，其多样化的风格倾向，都统一于他们本人的主导风格。尤其是杜甫的诗，可以说是集各种风格流派之大成。所以元稹在《唐工部员外郎杜甫墓系铭》里说：「至于子美，盖所谓上薄风雅，下该沈宋，言夺苏李，气吞曹刘，掩颜谢之孤高，杂徐庾之流丽，尽得古今之体势，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。」
王安石说杜甫诗「悲怀穷泰，发敛抑扬，疾徐纵横，无施不可。故其诗有平淡简易者，有绮丽精确者，有严重威武若三军之帅者，有奋迅驰骤若泛驾之马者，有淡泊闲静若山谷隐士者，有风流酝藉若贵介公子者」（见胡仔《苕溪渔隐丛话》前集卷六引《遯斋闲览》）。胡元瑞也说：「杜诗正而能变，变而能化，化而不失本调，不失本调而兼得众调，故绝不可及。」（见胡震亨《唐音癸签》卷六《评汇》二）
张戒《岁寒堂诗话》：「王介甫只知巧语之为诗，不知拙语亦诗也。山谷只知奇语之为诗，不知常语亦诗也。欧阳公诗专以快意为主，苏端明专以刻意为工，李义山诗只知有金玉龙凤，杜牧之诗只知有绮罗脂粉，李长吉诗只知有花草粉蝶。惟杜子美则不然，在山林则山林，在廊庙则廊庙，遇巧则巧，遇拙则拙，遇奇则奇，遇俗则俗，或放或收，或新或旧，一切事，一切意，一切物，无非诗者。」
朱熹《朱子文集大全类编》：「李太白诗，不专是豪放，亦有雍容和缓底，如首篇『大雅久不作』，多少和缓！陶渊明诗，人皆说是平淡，据某看，他自豪放，但豪放来得不觉耳。其露出本相者，是《咏荆轲》一篇，平淡底人，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？」
潘德舆《养一斋诗话》：「微之、少游，尊杜至极，无以复加。而其所以尊之之由，则徒以包众家之体势姿态而已。于其本性情，厚伦纪，达六义，绍《三百》者，未尝一发明也。」
〔二〕 《文镜秘府论论体》：「而近代作者，好尚互舛，苟见一涂，守而不易，至令摛章缀翰，罕有兼善，岂才思之不足，抑由体制之未该也。」
〔三〕 《御览》三四七引《胡非子》：「一人曰：『吾弓良，无所用矢。』一人曰：『吾矢善，无所用弓。』羿闻之曰：『非弓，何以往矢？非矢，何以中的？』令合弓矢而教之射。」羿，夏射官，故云「夏人」。
刘勰认为一个作家的风格不应有所偏好，如果只喜欢典雅的风格，而厌恶华丽的风格，这就偏于一方，不合乎「兼通」之理。这是说只有一种单调的风格，或者只偏爱一种单调的风格，那必然有很大的片面性，而不能成为伟大的作家。法国自然科学家布封在《
论风格》中就说：「一个大作家绝不能只有一颗印章，在不同的作品上都带有同一的印章，这就暴露出天才的缺乏。」
（《布封文钞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）明屠隆《与王元美先生》云：「今夫天有扬沙走石，则有和风惠日；今夫地有危峰峭壁，则有平原旷野；今夫江海有浊浪崩云，则有平波展镜；今夫人物有戈矛叱咤，则有俎豆晏笑：斯物之固然也。借使天一于扬沙走石，地一于危峰峭壁，江海一于浊浪崩云，人物一于戈矛叱咤，好奇不太过乎？将习见者厌矣。文章大观，奇正、离合、瑰丽、尔雅、险壮、温夷，何所不有？」（《由拳集》卷十四）
〔四〕 俞元桂《作家与风格》：「对立的风格是不能在一篇作品里统一起来的，作品的风格要建立在统一的、协调的基础上。『若雅郑而共篇，则总一之势离。』破坏了统一和协调，风格就不存在了。但是一篇作品在统一、协调的前提下，可以兼有几种风格，可以是典雅的，同时又是精约的，只要它不是对立的风格。」（《热风》一九六二年第一期）不过在一篇文章里，既有典雅的风格，又有轻靡的风格，就失去了统一。这就是说一位作家可以有多样化的风格倾向，具体到一篇作品里，却不能两种对立的风格倾向同时存在。「多样化的统一」这一美学原理的提出，不能不说是《文心雕龙》的极大创见。
〔五〕 《训故》：「《韩子》：客曰：人有鬻矛誉楯者，誉其楯之坚，物莫能陷也。俄而又誉其矛曰：吾矛之利，于物无不陷也。有应之曰：以子之矛，陷子之楯，何如？其人弗能应也。」黄注同。
范注：「《韩非子难一》：『楚人有鬻楯与矛者，誉之曰：吾楯之坚，物莫能陷也。又誉其矛曰：吾矛之利，于物无不陷也。或曰：以子之矛，陷子之楯，何如？其人弗能应。』总一，犹言一体，雅体不得杂以郑声也。」「总一之势」，犹言统一之势。
《校注》：「按此文失伦次，当作『是楚人鬻矛楯，誉两，难得而俱售也』，始能与上文『似夏人争弓矢，执一，不可以独射也』相俪。舍人是语，本《韩非子难一》篇，原文范注已具（黄注所引见《难势》篇）。若作『鬻矛誉楯』，既与《韩子》『两誉矛楯』之说舛驰，复与本篇上文『雅郑共篇，总一势离』之意不侔，当校正。」
按原文亦可通，不必臆改。
是以括囊杂体，功在铨别〔一〕，宫商朱紫，随势各配〔二〕。
〔一〕 《校注》：「『功』，黄校云：『一作切，从《御览》改。』按改『功』是也。《征圣》篇『功在上哲』，《体性》篇『功在初化』，《物色》篇『功在密附』，句法并与此同，可证。《广博物志》卷二九引，亦作『功』。」
范注：「《易坤》六四：『括囊无咎无誉。』正义：『括，结也。囊，所以贮物。』功在铨别，即所谓定势。」
《斟诠》：「括囊有包罗兼顾之意。《后汉书郑玄传》：『括囊大典，网罗众家。』」
「势」是「随变主功」，「乘利而为制」的。为了发扬多样化的风格倾向，作家可以「括囊杂体」，使不同风格的表现手法相互参合，这就是「契会相参」。但是在「括囊杂体」的时候，要进行「铨别」，不能「使雅郑而共篇」，所以说「功在铨别」。
〔二〕 《札记》：「宫商谓声律，朱紫谓采藻，观此知文质之用都无定准。」这里是说：对于各种体裁的作品来说，随着各体文章的规格要求，「宫商朱紫，随势各配」。
《文心雕龙讲疏》：「随势各配──声采之用都无定准，如章表奏议，无取宫商，史论序注，非必紫朱也。」这是说各种的声调和采色，在文章中都是顺着自然之势配合的。
章表奏议，则准的乎典雅〔一〕；赋颂歌诗，则羽仪乎清丽〔二〕；符檄书移，则楷式于明断〔三〕；史论序注，则师范于核要〔四〕；箴铭碑诔，则体制于弘深〔五〕；连珠七辞，则从事于巧艳〔六〕：此循体而成势，随变而立功者也〔七〕。
〔一〕 《章表》篇：「章以谢恩，奏以按劾，表以陈请，议以执异。」
元刻本、弘治本「典雅」作「雅颂」。《校证》：「『
典雅』原作『雅颂』，何校本、黄本从《御览》改。案《记纂渊海》七五亦作『典雅』。」
「准的」，准则。《章表》篇：「章式炳贲，志在典谟。」又说：「表体多包，情伪屡迁，必雅义以扇其风，清文以驰其丽。」《奏启》篇：「夫奏之为笔，固以明允笃诚为本，辨析疏通为首。」又：「若乃按劾之奏，……必使理有典刑，辞有风轨。」《议对》篇：「议贵节制，经典之体也。」从上所引，可见刘勰主张表章奏议，以典雅为准则。
俞元桂《刘勰对文章风格的要求》：「议的应有风格是『必枢纽经典，采故实于前代，观通变于当今，理不谬摇其枝，字不妄舒其藻，……然后标以显义，约以正辞。……』所谓『志在典谟』『枢纽经典』，『显义』『正辞』都是典雅的意思。」（《文学遗产增刊》第十一辑）
〔二〕 《易渐上九》：「鸿渐于陆，其羽可用为仪。」孔疏：「其羽可用为物之仪表，可贵可法也。」比喻为表率。
《诠赋》篇：「情以物兴，故义必明雅；物以情观，故词必巧丽；丽辞雅义，符采相胜，……此立赋之大体也。」《颂赞》篇：「颂惟典雅，辞必清铄。」《明诗》篇：「四言正体，则雅润为本；五言流调，则清丽居宗。」从上所引，可见刘勰主张赋、颂、歌、诗以清丽为表率。
〔三〕 《书记》篇：「符者，孚也，征召防伪，事资中孚。三代玉瑞，汉世金竹，末代从省，易以书翰矣。」《札记》：「案南朝称被台符，被尚书符。其时已用纸，今则称为票。符之与票，非奉音转。」范注：「《说文》：『符，信也。汉制以竹，长六寸，分而相合。』……《释名释书契》：『符，付也。书所敕命于上，付使传行之也。』书敕于上，为渐易书翰之始。」
〔四〕 「核要」，核实要约。《校注》：「『师』，《御览》五八五引作『轨』，《记纂渊海》七五《文断》、《广博物志》引同。按《通变》篇『师范宋集』，《才略》篇『师范屈宋』，皆以『师范』连文，此似以作『师』为是。」
《史传》篇：「纪传为式，编年缀事，文非泛论，按实而书。」又：「至于寻繁领杂之术，务信弃奇之要，明白头讫之序，品酌事例之条。晓其大纲，则众理可贯。」《论说》篇：「原夫论之为体，所以辨正然否。……故其义贵圆通，辞忌枝碎。」序、注皆论体，《论说》篇：「注者主解，序者次事，一揆宗论，……要约明畅，可为式矣。」由上所引，足征史论序注，则以核要为师范。
〔五〕 「弘深」，弘润精深。《铭箴》篇：「箴全御过，故文资确切；铭兼褒赞，故体贵弘润；其取事也必核以辨，其摛文也必简而深。」《诔碑》篇：「碑实铭器，铭实碑文。」碑也要求「弘润」，至于诔也大体相同，所以说箴铭碑诔，以弘深为体制。嵇康《琴赋》：「体制风流，莫不相袭。」
〔六〕 《杂文》篇：「自连珠以下，……足使义明而辞净，事圆而音泽。」又：「枚乘摛艳，首制《七发》。」又：「自《七发》以下，作者继踵。……枝附影从，十有余家。……甘意摇骨髓，艳词动魂识。」又：「负文余力，飞靡弄巧。」故曰：「连珠、七辞，则从事于巧艳。」《诗经小雅十月之交》：「黾勉从事，不敢告劳。」
曹丕《典论论文》：「夫文本同而末异，盖奏议宜雅，书论宜理，铭诔尚实，诗赋欲丽。」《文赋》：「诗缘情而绮靡，赋体物而浏亮，碑披文以相质，诔缠绵而凄怆，铭博约而温润，箴顿挫而清壮，颂优游以彬蔚，论精微而朗畅，奏平彻以闲雅，说炜晔而谲诳。」这都是说明每一体裁作品风格要求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