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 - 第 63 页/共 103 页

大理寺狱 元丰元年十二月戊午，以权知审刑院、度支郎中崔台符为右谏议大夫、大理卿，屯田郎中、直史馆、权发遣江淮等路发运副使蹇周辅、太常博士、权判都水监杨汲为少卿。丞及检法官，令举官以闻。先是，上以国初废大理狱非是，以问孙洙。洙对合旨，于是中书言：『奉诏，开封府司、左右军巡院刑狱皆奉府公事，而三司、诸寺、监等，凡有禁系，并送三院，系囚猥多，难以隔讯。又盛暑疾气熏染，多致死亡。官司各执所见，吏属苦于谘禀，因缘留滞，动涉岁时，深为未便。参稽故事，宜属理官。今请复置大理狱，应三司及寺、监等公事，除本司公人杖、笞罪非追究者随处裁决，余并送大理狱结断。其应奏者并天下奏案，并令刑部、审刑院详断[6]。大理寺置卿一人，少卿二人，丞四人，专主推鞫；检法官二人，余悉罢。应合行事，委本寺详具以闻。』从之。台符等既受命作大理寺，凡十有七日而成。 二年正月戊子，手诏：『大理寺日者修举坠典，厘正职业，俾治官府狱事。前代章程，湮灭岁久，不可复知。今所图画，皆以义起，推抡规模，不少宽假，必难称办。苟官吏各怀顾忌，于驱遣之际，或至逡巡，则稽留弊害，无肯前者。其本寺丞事勘鞫，可且依推制院及御史台例，不供报纠察司断讫。徒以上，旬具犯由，申中书、枢密院刑房置司，及一年，别取旨。』其后及一年，乃复诏依开封府例供报纠察司。丁酉，置大理寺勾当公事官二员，以大小使臣充。 二月甲寅，诏大理寺官人可依御史台例，禁出谒及见宾客。 三月丁丑，上批：『大理寺长贰、丞、主簿家属既不在治所，如遇休暇，宜止各轮一员在寺，余归休沐，庶制可经久，人无惮倦。其著为令。』 九月壬午，诏：『翰林学士李清臣所撰《大理寺记》，凡朝廷修废官事之本末，小大无不该载，惟崔台符等首被选抡，考举坠典，而能剸遣滞讼[7]，狱无淹囚，独不得挂名其间，尚为阙漏。宜送清臣增人。』 三年正月辛未，诏：『大理寺鞫罪人，依开封府例报纠察司。』后大理寺乞旬具徒以上事报纠察司，许之。开封官准此。仍诏：『纠察司如察访得虽非徒以上而出入不当，许索文案点检。』 六年六月。元丰间，诏大理兼鞫狱，所承内降公事，上下皆曰：『是诏狱也。』意必传重，少卿韩晋卿独持平檄实，无所观望，人以不冤。上知其才，凡狱难明及事系权贵者，悉以委晋卿。 孔子庙庭配飨 熙宁七年十二月庚寅，判国子监常秩等乞立孟轲、扬雄像于孔子庙庭，仍加爵号。又乞追尊孔子以帝号。诏两制与国子监、礼院官同详定。后不果行。 翰林学士杨绘以为加帝号非是。当求绘议，附见于此。范祖禹志绘墓云：『绘言不必追尊。』 元丰二年正月己丑，京兆府学教授蒋夔言：『春秋释奠，以孔子为先圣，颜子为先师。先圣之樽在西，先师之樽在东。肆祭器，实牲体，盥手、濯爵、奠币、读祝、拜跪、登降、进退之节，与孔子无少异。而九人之像坐于两旁，樽酒豆肉不及。且孔子，师也。颜子虽大贤，与九人者，徒也。乞下臣议，欲礼官荐享祝献，颜子降于孔子，九人降于颜子，以正开元之失礼。』诏礼院详定。礼官言：『唐显庆二年，长孙无忌议，案永徽之令，改周公为先圣，孔子为先师。汉、魏以来，取舍各异。颜回、夫子互作先师，宣父、周公迭为先圣。今看详孔子、颜子称号，历代各有据依，难辄更改。配享、正享，礼意本一；仪物祝献，亦难降杀。所乞进九人，亦在祀典，盖州县旧释奠仪，未有十哲从祀之文。检会《熙宁祀仪》，十哲皆为从祀，各设笾二、豆二、俎、簠、簋、爵各一，命官分献，一尊而止。乞自今三京及诸州文宣王庙十哲像，春秋释奠，并准《熙宁祀仪》。』从之。 七年五月壬戌，诏：『自今春秋释奠，以邹国公孟轲配食文宣王，设位于兖国公之次。荀况、扬雄、韩愈以世次从祀于二十一贤之间，并封伯爵：况兰陵，雄成都，愈昌黎。』初，晋州州学教授陆长愈言：『近封孟轲为邹国公，谓宜春秋释奠，与颜子并配。』下太常，而太常少卿叶均、博士盛陶、王古、杨杰、辛公佑以谓：『凡配享从祀，皆孔子同时之人。今以孟轲并配，非是。』礼部看详：『唐贞观二十一年诏，以汉伏胜、高堂生、晋杜预、范宁之徒二十一贤与颜子俱配享孔子庙堂，至今犹为从祀，岂必其同时之人也?孟子于孔圣之门，当在颜子之列。至于荀况、扬雄、韩愈，皆发明圣人之道，有益学者。未及配食，诚为阙典。伏请自今春秋释奠[8]，以邹国公孟子配食，荀况、扬雄、韩愈并以世次先后，从祀于左邱明等二十一贤之间。案：左邱明至范宁等二十一人并封伯爵，乞荀况、扬雄、韩愈亦封伯爵。自国子监及天下至圣文宣王庙，皆塑邹国公像，其冠服同兖国公。仍画荀况等像于从祀之列，荀况在左邱明之下，扬雄在刘向之下，韩愈在范宁之下。冠服各从封爵。』均等又以为非是。礼部言：『均等援据不经，无足取者。』于是从礼部议，而有是诏。又诏学士院修撰赞文。 景灵宫绘像 治平元年三月丁酉朔[9]，命入内都知任守忠、权户部副使张焘提举三司修造案勾当公事。张徽作仁宗神御殿于景灵宫西园，八月殿成，名曰孝严，别殿曰宁真[10]。焘因请图乾兴大臣于殿壁，绘像自此始。 按：景灵宫实始大中祥符，以奉祠圣祖。逮天圣初，乃易其旁之万寿殿，以为真宗馆御之所。治平建仁宗之殿其旁之万寿殿为真宗馆御之所。治平建仁宗之殿曰孝严，熙宁建英宗之殿曰英德，而宣祖、艺祖、太宗之殿曰庆基，曰开先，甲永隆；母后之殿曰隆福、重徽、彰德、广孝，皆旧寓于佛老之宫，亦在都邑，与夫郊野之外，岁时奠谒，或不克躬行，而清跸所临，动涉途巷，百工执事，疲于奔走，陟降跛倚而不恭，殆非所以致斋庄之诚，广孝钦之本也。神宗天锡圣智，超然远览，功成治定之际，乃诏有司度宫之东西，建六殿为原庙，奉祖宗之灵，设以昭、穆之次，列于左、右；又为别殿五于其北，以奉母后。其经营缔构，规模程度，靡不素定。按图即工，成不期月，观者骇异，以谓非造化融结，孰能若是之壮丽神速也!又以宣祖潜真隐耀，实基王迹，历数所钟，自□流泽[11]，故名其殿曰天元；艺祖膺命造邦，拨乱反正，兵不再试，五服来享，故曰皇武；太宗亲执晋俘，混一区夏，覆载之內，莫不向方，故曰大定；真宗登封告成，文物鼎盛，珍符上瑞，应图合谍，故曰熙文；仁宗德教善政，康济天下，涵养覆露四十二年，纳斯民于仁寿之域，故曰美成；英宗诞膺景命，以绍文祖，天人和同，远迩绥靖，故曰治隆。事辞称情，名实无爽，云汉昭晰，揭诸门闳。四方搢绅传诵，于今不绝。 元丰五年九月癸卯，修定景灵宫仪注所言：『仪制令诸庙社门、宫门各二十四戟。唐太清官九门，亦设画戟。窃惟景灵宫天兴门及宫外门，本以钦奉天神，不应立戟。神御诸殿，既缘生礼以事祖宗，谓宜依仪制，令宫门之制，每门立戟二十四。』从之。 十一月己卯，详定礼文所言：『壬午景灵宫奉安辉德殿三后、衍庆殿三后，欲每殿三位同用一祝版，不特拜。』诏每后各用祝版及特拜。辛巳，奉安礼仪使宰臣王珪、蔡确、知枢密院孙固、门下侍郎章惇、中书侍郎张璪、同知枢密院韩缜、尚书右丞蒲宗孟及百官等班集英殿门上，诣蕊珠、凝华等殿祖宗神御，行告迁礼。至慈圣光献皇后、英宗皇帝坐，号恸久之，群臣莫能仰视。于是珪等奉神御升采舆，赴集英殿，有司请皇帝还内，上不听。每神御步出殿，次第导毕，始还宫。时将奉安景灵宫，至是塑像，工毕始还，坐于集英殿也。壬午质明，宰臣、百官班集英殿，礼仪使以神御采舆行，奉安于景灵宫。 十二月丁巳，诏：『景灵宫绘像臣僚，本支下、两旁以上，取无人食禄者。如俱无人食禄，或俱有人食禄均者，取最长；未均即食禄人少者，取最长。仍以子孙为次序。若子孙亦系绘像，本房见无人食禄，即更不问别房。应推恩人愿与以次及别房者听。』 六年三月辛巳，太学正马希孟为太学博士，以上批自景灵新宫成，群臣献歌颂者以十数，独希孟之文可观也。 八月乙亥，诏：『自今后执政官除拜，赴景灵宫恭谢，差閤门祗侯或看班祗侯一员、体直官一员随逐入殿，引揖祗应。』 十二月。自景灵宫十一殿成，上每行献朝之礼，凡百余拜。及继仁殿，必哀恸良久。 七年正月癸丑，吏部言：『准诏定夺绘像臣僚之家食禄人法。看详致仕停俸年七十以上、受官事故勒停无叙法，残疾不堪入仕，不理选限之官，欲并为不食禄人。』从之。 四月壬辰，朝献景灵宫。至天元殿，观芝草，宰臣王珪等称贺，仍宣从官以上赐茶。自是朝献毕，皆御斋殿赐茶。 九月戊申，户部尚书王存言：『准诏具析安守忠豫绘像因依，勘会所采臣僚勋绩，并于国史、《实录》考求事迹。据本传所载，赠太尉安守忠有战功政绩，当预绘像。其「捧曰左厢都指挥使、钦州团练使安守忠」，史册无载，即无豫绘像人数。』诏景灵宫改绘赠太尉安守忠像，并推恩其家。先是，景灵宫绘像管勾官误以「钦州团练使安守忠」充数而赠太尉，安守忠之孙自言，故命存考定，而降是诏。 修太一宫 熙宁四年十一月丁亥，遣将作监官度地修太一宫。先是，司天中官正周琮言：『据《太一经》推算，熙宁七年甲寅岁，太一阳九百六之数，至是年复元之初，故《经》言太岁有阳九之灾，太一有百六之厄，皆在入元之终或元之初。阳九、百六当癸丑、甲寅之岁，为灾厄之会，而得五福太一移入中都，可以消异为祥。窃详五福太一，自雍熙甲申岁入东南巽宫，故修东太一宫于苏村。天圣己巳岁入西南坤位，故修西太一宫于八角镇。伏望稽详故事，崇建宫宇，迎五福太一于京师。』上省其奏，乃命度地建宫于集禧观之东。 五年六月乙卯，礼院言：『中太一冠服依东、西太一，而东、西太一惟五福君綦 服[12]，冠通天冠，大游以下皆冠道冠。案：《史记》天神贵者，太一之佐曰五帝。又方士言：十太一皆天尊神。伏请并用通天冠、张纱袍。』从之。 六年四月乙酉，中太一宫成，以右街都监真靖大师陈景元为宫主，景灵宫抱一大师盖善言副之，余知职散众道士，令景元博选有行业精洁之人毋过二十人，岁披戴，悉依东太一宫例。 九月辛酉，命宰臣王安石为奉安太一使，枢密使陈升之[13]、参知政事冯京、王珪、枢密副使吴充、蔡挺为前导官，龙图阁直学士孙固管勾卤簿仪仗，入内都知张茂则都大管勾。 十一月癸丑，冬至，奉安中太一神像。德音：『降天下系囚、杂犯死罪，徒、流以下释之。应诸路灾伤民户，本名税物失计，致违省限，不该检放者，监司体量检放。』先是，上以久旱，欲因冬至发德音，顺承太一之贶，手诏令辅臣相度。王安石等请如诏旨拟合施行事目进呈。上于禁中增入检放一节，盖上察于政事，恤民如此。 校勘记 [1]丁巳 原本无此二字，据《长编》卷二一一补。 [2]本兵 原本作『本共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二一一改。 [3]选择 原本作『还择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二一一改。 [4]丁丑 原本无此二字，据《长编》卷二一二补。 [5]指挥 原本脱『挥』字，据《长编》卷二一二补。 [6]审刑院 原本作『审刑部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二九五、〈宋史·职官志》改。 [7]剸遣 原本二字均作墨丁，据《长编》卷三○○补。 [8]春秋 原本脱『春』字，据《长编》卷三四五补。 [9]丁酉朔 原本无『朔』字，据《长编》卷二○○补。 [10]宁真 原本作『宁直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二○○改。 [11]自□流泽按：此节按语不见于《长编》，故不知其墨丁为何字，姑仍其旧。 [12]綦服 原本作『棋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二三四改补。 [13]枢密使 原本作『枢密院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二四七改。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八十三 神宗皇帝 种谔城绥州 治平四年六月，陕西转运使薛向言：『知青涧城种谔招西人朱令陵，最为横山得力酋长。已给田十顷、宅一区。乞除一班行，使夸示诸羌，诱降横山之众。』诏增给田五顷。向在英宗时，尝献《西陲利害》十五篇。去冬，又上疏陈御边五利：『一曰选将帅以制其冲，二曰亟攻伐以罢其敌，三曰省戍兵以实其力，四曰绝利源以弊其国，五曰惜经费以固其本。选才谋居要害，任权变广招置，募乡导行反间，使其君臣携贰，自相屠戮，用智而不用力，所以制其冲也。设先举之策，行浅攻之术，诸路分据地势，犄角进兵，声援相及，若首应尾，使其备东北则击西南，狃以岁月，劳于奔命，所以罢其敌也。东兵屯戍，去逸就劳，不知军情，不习地势，坐縻禀食，欲战先北。今若省之，全任土兵，减费重威，所以实其力也。罢其赐予，禁其市易，绝其盐利，设官致兵，杜衣食之源，所以弊其国也。今数道宿兵调度弦急，稍失经画，则徒困良民，而无补国用。宜鉴康定之失，蠲仓卒之暴，任公实之谋，使府库充忉而农商不残。士饱气勇，以攻则克，以守则坚，所以固其本也。』疏奏，英宗称善，尝置左右，上见而奇之。会边臣多言横山族帐可招纳者，是日辛未，召向入对，密赐金五十两。及辞去，又赐金。凡向所陈计策，上皆令勿语两府，自以手诏指挥。枢密使文彦博等皆执不可，宰相曾公亮独赞之。上先以向所上疏并《西陲利害》付文彦博，令具可否，条例录进。彦博奏陈：『观向之所陈，大要有五，上三策不待论而利害可知。所谓惜经费者，此乃方今至切之务，最要讲求。向云：自宝元初守官陕右，出入兵间，首尾七年，目睹心计，固宜详悉。然谋政料敌，老将所难。兵者大事，不可轻言之。古人论兵，至谨至重。向谋虽可采，言亦似轻，诚愿谨之重之。』 九月。先是，薛向、种谔言：『蕃部嵬名山有归附意。』及高遵裕还自夏州，又言：『若纳嵬名山，则横山之民皆可招来。』己亥，司马光上疏：『窃闻边臣言：赵谅祚部轻泥瀤侧，欲以横山之众攻谅祚，归命朝廷，许令招纳。进谋者但言其利，不言其害。为今之计，莫若收拔贤俊，随材受任，以举百职。有功必赏，有罪必罚，以修庶政。选择监司，澄清守令，以安百姓。屏绝浮费，沙汰冗食，以实仓库。询谋智略，察验武勇，以选将帅。申明阶级，剪戮桀黠，以立军法。料简骁锐，罢去羸老，以练士卒。全整犀利，变更苦窳，以精器械。俟百职既举，庶政既修，百姓既安，仓库既富，将帅既选，军法既立，士卒既练，器械既精，然后为陛下之所欲为，复灵、夏，取瓜、沙，平幽、蓟，收蔚、朔，无不可也。』疏奏，上责枢密使文彦博曰：『轻泥瀤侧，司马光奚由知之?』且言光忿躁，欲加重责，始有复还翰林之议。王寅，司马光对延和殿，言：『赵谅祚称臣奉贡，不当诱其叛臣，以兴边事。』上曰：『此外人妄传耳，无之。』光曰：『外人言杨定、高遵裕、薛向、王种建是策。』上曰：『数人者皆习边事，但使之安集熟户耳。』光曰：『王种多诡诈，尝嗾羌叛而招之以为功。今以其父用之，正如赵之将括耳。且陛下知薛向之为人否?』上曰：『知之。』光曰：『以为端方，以为险巧?』上曰：『固非端方士也，但以其知钱谷及边事耳。』光曰：『钱谷诚知之。河朔见钱钞，至今为利。边事则未知也!』 九月，中书、枢密院议边事多不合。赵明与西人战，中书赏功而密院降约束；郭逵修堡栅，密院方诘之，而中书已下褒诏。御史中丞滕甫言：『战守，大事也，安危所寄。今中书欲战，密院欲守，何以令天下?愿敕大臣，凡战守除帅，议同而后下。』上善之。 十月。先是六月，种谔奏：『谅祚累年用兵，人心离贰。尝欲发横山族帐尽过兴州，族帐皆怀土重迁，以故首领嵬名山者结绥、银州人数万，共谋归顺。』既已直奏，且申经略司。陆诜报谔先诺嵬名山自能捍御，夏人则受之。若欲入居塞内，则勿受也。谔言：『当今于绥、银住坐。』其七月，诏下谔奏付诜，乃诏薛向至延州，召谔赴经略司审实，密议措置以闻。诜等共画三策：使名山直取谅祚；不能取则守其地以拒之；最下乃退系两界不折地。遣张穆之入奏。诜意朝廷必不从也，已而向与穆之偕行，令穆之盛言招纳之利。寻有诏从诜等所画策，谔遂遣谍者与嵬名山约日会绥、银，不复告诜知。诜累戒谔毋深入应抵。时谔已先诺嵬名山，度诜必不许发兵，丙辰，悉以所部兵与折继世先发。戊午，会于怀宁寨。庚申，入绥州，遂兴版筑。壬戌，继世入银州，嵬名山所部族帐悉降，酋首三百，户一万五千，口四万五千一百，精兵万人，孳畜十余万，分处族帐于茭村及怀宁寨。诜始得谔状，大惊，即劾谔擅兴兵，贻书文彦博曰：『开辟以来，未有此也!』嵬名山本熟户，自幼被虏，为银、夏、绥州军司，有小帅三千余人。牙头吏史屈子者狡狯，为众贷谅祚息钱不能偿。时大饥，谅祚数点兵，屈子乃说诸小帅密谋内附，假托名山。谔即奏之，募熟户韩轻持蜡弹与名山，以诱纳之。轻独与屈子语，名山实不知也。及轻报谔，如期发兵，折继世卒会直抵名山帐，名山惊起，屈子及小帅胁之曰：『宋兵十万至矣!』名山遂降。谔初城绥州，缚毡为楼橹状。众望见，惊以为兵，始至而城守已具，若有神助，乃引去。八日之间，敌兵三至，谔辄击却之。其后，诏遣中使按边帅，召谔议事，因盛兵入寇。谔回宿怀宁，使嵬名山率其属，以百人挑战，踵以正兵。至吾祠谷，升据其险。谔曰：『彼失此利，吾胜必矣!』既而望见其中指呼，若将持突状，乃分裨将燕达、刘甫为两翼，谔居中，为三军，令：『听吾鼓声，缓则徐进，急则疾战。』又使寨中人老幼悉乘城，持梃、张布囊为疑兵。谔手剑，不介而驰之，城中上下皆鼓噪。其众方披靡惊视，三军已萃于阵中央，彼益纷乱，其腹心皆溃，我军所向冲击，追奔二十余里，斩首七百余级，获驼马、戈甲万计。绥州既城，议者以为孤城深寄北境难守，不如弃之。谔独谓：『此扼三大川口，夏人号曰李王心。古者上都，言其地形高，下视诸郡也。且其旁多沃壤，诚分处属国，置弓箭手万人，可减屯戍，省馈饷，边足以强。』因请乘势大举，尽复河南。陈五可取之策。谔寻得罪去，权发遣秦州李师中书：『夏人方入贡，叛状未明。恐彼得以藉口，徒起衅端，无益于事。』 　　十一月，鄜延经略司言：『夏国宥州牒蕃部嵬名山等五百户内附，折马山将兵入界招收。乞以嵬名山等还本国，及诛马山。』马山即继世，蕃名也。枢密使文彦博以为谅祚称臣奉贡，今忽袭取其地无名，请归之。御史中丞滕甫、知谏院陈荐、杨绘皆请治薛向、种谔罪，以安西夏，不听。丙戌，韩琦判相州。上喻以嵬名山事，欲令琦暂往相州，却来永兴，经抚西边，琦退而上疏曰：『臣元不知朝廷措事本末，不审投来蕃族，得其壮兵几人，种谔所领熟户又复若干?朝廷又不曾与逐路帅臣预谋，及新经优赏之后，灾旱民困之时，未有大段钱帛、粮草、兵力、战具准备，及开展兴修城，控扼要害，扦卫投汉蕃族次第。』是日（十二日丙戌），改命琦判永兴军，兼陕西路经略安抚使。赐手札，趣令治装，并封示蔡挺、李肃之所奏事。琦即奏曰：『薛向始议招诱横山一带蕃族，已而种谔擅取绥州，启此衅端，朝廷急遣向往，遂主谔议，檄诸路举兵牵制。环庆李肃之领众七千，破荡族帐，乃是举无名之师，及杀戮横山老幼，岂招诱耶?泾原蔡挺又欲合环庆兵直趋兴、灵，师臣肆意妄作，自弃誓约，取怨西北，以开祸乱之原。臣朝夕引道非难，但边事倒错如此，须禀朝廷成算。愿召二府大臣早决之。』丁亥，夏人欲执景殉来献，以易嵬名山。判延州郭逵言：『夏人诈谋不可信。若纳殉而拒名山，则弃前恩，生后怨。』朝廷乃拒之。丁酉，以嵬名山为右千牛卫上将军。癸卯，鄜延路经略司言：『知保安军杨定、都巡检侍其臻、顺宁寨张时庸与西人于界首议榷场事，被诱过界，并为所杀。杨定每奉使至谅祚所，常私见谅祚，称臣拜谒，许以缘边熟户归之。及种谔取绥州，谅祚以定为卖己，故并臻及时庸诱杀之。』 　　十二月壬子，枢密院言：『西事方兴，用兵有渐。欲预戒诸路帅凡十四条：一、协心讲求兵政，各务周知利害；二、躬训练士卒，令武艺习熟；三、熟知山川险易，道路远近，敌人情伪；四、鉴康定用兵失策；五、熟议战守之兵，各有定数，兵有定将，量力应敌；六、缘边小堡，若遇大寇，并入大寨；七、夏兵大入，赴救牵制，毋得观望及轻举动；八、精选间谍，候其动息；九、详行军赏罚，仓卒易以处分；十、爱惜边储，毋得妄用；十一、机宜官整比文书，以待缓急处制报应；十二、机宜官毋得与兵官过从结纳；十三、毋得冗占兵士，妨训练战守；十四、约束未尽，续条列利害，以闻。』从之。 　　是月，韩琦至长安。先是，诸将得邻帅或监司移文，即领兵入西界，纷乱无节制。琦入境，亟檄诸路：非主帅命举兵者，军法从事。诸将自是乃知纪律。初，薛向、贾逵等议，欲留绥州，令折继世统降人守之。诏琦度其可守可弃以闻。已而西人诱杀杨定等，琦即奏：『西人若此，绥州不可弃也。』请从向、逵等议。枢密院以诏旨诘之，琦复奏：『绥州川内，甚有膏腴空闲地。若令降人嵬名山与折继世等因而据之，其手下人户，皆令在绥州川内相近居处，各人知有产业，日久可自存活，自然并力以扞谅祚，似合机会。盖欲以空城付之，使数万必死之兵牵制西人，常令屯守隄备，旷日持久，自当疲弊。今已纳其降人，得城与地，而反自弃之，乃是先形自弱之势也。朝廷前降指挥，许以绥州城与嵬名山住坐，亦是全朝廷信约。若更厚抚继世、嵬名山，使过所望，则必各尽死力，以报朝廷，是以敌攻敌，于国用别无所耗。万一二人者他日不能抗而失之，亦不系国家边鄙利害，则谅祚所损，固不胜其计矣。』谅祚战数败，国中饥困，以琅挡铁锁锢杀杨定，将献之求和，未行而谅祚病死，其子秉常嗣立，乞遣使告哀。琦因奏：『当此变故，尤非弃州之时。愿且留数月，以观敌情，他日再许纳欵，犹可为议论之端。』枢密使文彦博、吕公弼恥于中变，督促弃州如初，琦亦条陈不已。上遣入内押班王昭明赍手诏访琦利害，琦复具奏，乃诏绥州如琦议。 　　熙宁元年二月，种谔夺四官，随州安置。初，有司奏劾谔擅兴生事，诏系长安狱。或以咎谔，谔曰：『嵬名山举众约降，既闻于朝矣。若缓以待命，事机一失，则数万之众殃于敌手，为边生事不细。吾宁坐死，以就国事!』乃悉焚当路所与简牍。置对，无一语罣人，惟自引伏。虽该陕西曲赦，终坐责。先是，枢密院以上意与郭逵毁弃绥州曰：『国家封疆万里，岂与夏人争尺寸之地?』逵未至，贾逵遂以兵驱降羌出塞外，云悉已逃去。掌机宜文字赵卨言：『绥州不可弃毁。』劝逵招集降羌，使还守绥州，不然且为边患。逵从之。及韩琦令鄜延勿给嵬名山粮，追还戍兵，若谅祚攻嵬名山，亦勿救也。逵以为不可。琦遣刘航往诘，逵固执不可，曰：『如此，则降羌无以自存，皆溃去矣！』琦从之。是月，运舟州粟以给降羌，人日三升。逵因选其强壮千余人刺为兵，余丁皆刺手为『忠勇』字，使不得逃去。又以两不耕田及绥州旁近闲田给之使耕。其初降时，并老弱凡二万余人，死于战疫及逃去，仅存万余人耳。 　　三月庚辰，夏国主秉常告哀使薛宗道等十三人至，命新河北转运使韩缜、陕西经略司勾当公事刘航就都亭西驿诘问所杀伤杨定等，及掳掠熟户、不遣使贺即位、降诏不承等事。宗道言：『李崇贵等见已禁锢，俟朝旨至，即拘送。』及陈夏国子母悔过、惟命是听之意。上乃令缜谕旨：『今为夏国画长策，度彼亲贵、任事首领，亦必止三五人。欲并自朝廷除官，仍于岁赐内割五万数定充所除俸给。所贵同心助国[1]，效顺中国。』 　　五月丙戌，郭逵言：『夏国遣人奉誓表，送杀杨定人伪六宅使李崇贵、韩道喜及所掳去定子仲通，已至界首。』诏遣使臣二人监管，崇贵等乘驿赴阙。杨定等死，逵密調边吏，得杀定等首领名谍，告曰：夏人将斩杀定之人于境以谢罪。逵曰：『此特斩囚以给我[2]!』檄宥州诘人，且曰：『必执李崇贵等来。』虏曰[3]：『杀之矣。』逵曰：『崇贵等见存职任、状貌如此，何可欺也?』夏人惧，乃以实告。初，薛宗道受韩缜所议，归白秉常，秉常不许。宗道始归，逵言：『朝廷欲以官爵授秉常左右任事之人。彼主幼国疑，当不受诏，借或受之，必伪立姓名，以邀金缯。且彼既恭顺，宜开布大信，以示威灵所加，不宜诱之以利。』秉常固不受诏，如逵所言。 　　六月癸亥，赐知渭州蔡挺敕书奖谕，以韩琦言：『镇戎军业燮会乃控扼西界要害处，独挺能修筑堡寨。凡钱粮、材木版筑之具，皆不愆于素，而又能广招弓箭手，使不费衣禀而兵备益葺。』初，秉常遣使告哀，琦言：『西夏自诱害杨定以来，与朝廷相绝，今遽遣使来告，即见其国内饥丧，乘此危迫，故急来赴诉。此时若不直以彼国前违犯誓诏之事先行诘责，及令缚送害定等人李崇贵等归朝廷，以雪数家之冤，以正国体，俟其一一顺服然后许。苟便如此，元昊身死之初，亟行小童策命之礼，且要无事，即恐一失机会，转难控制。』遂以便宜檄挺兴役叶燮会，后赐名曰熙宁寨。 　　七月，以陈升之知枢密院事。初，升之与文彦博固争杨定不可使，上不听。定既被杀，上思其言，于是复召用之。时薛向贬信州，道逢升之，盛言得绥州之利。升之再入，遂言绥州不可弃，与彦博异议。 　　十二月庚戌，赐夏国主嗣子秉常诏曰：『朕肇膺皇历，奄宅万邦，凡抚远人，必推大信。乃顾西陲之守，实殚累世之忠。爰自近年，颇隳故矩，以至间令首领，诱害边臣，寝违宪度之常，自绝贡输之路。才行诘问，忽报凶哀。而能惩事以谢愆，沥哀而请命。今方罹于茶毒，当曲示于慰存。乃复羁送罪酋，载驰使介，愿坚诚节，规欲自新，今又奉表，及已禀从圣旨，归纳塞门、安远二寨，仍乞别进誓文，永遵臣礼。详览来请，朕甚嘉之。候誓表到日，即遣使封册，并以绥州给还。所有岁赐，自封册后，并依旧例。』薛宗道既得罪，秉常更遣都罗重进来言曰：『主上方以孝治天下，而反教夏国之人叛其君，何哉?』朝廷乃罢分赐酋豪之议，止令归纳二寨，还以绥州。重进凡三往反议之，于是始奉表听从，故朝廷答秉常诏，许行封册，然犹未遣使也。丙辰，诏夏国杀杨定人李崇贵、韩道喜并免决，崇贵刺配洪州，道喜编管庐州。己未，夺杨定出身以来文字，籍没田宅；子仲通广南编管。定左右卖国，朝廷初不知。既被杀，犹赠官。及崇贵等至，事乃露，故有是命。 　　二年三月戊子，夏国主秉常进誓表，请给还绥州，即归塞门、安远二寨，乃以誓诏答之，候交割二寨，始还绥州。 　　七月己丑。上尝以西夏累世桀骜，背惠寇边，朝廷每遇罢兵，处置无法，以致悔慢，乃诏文彦博等各言边防久远备御之策，及降手诏付陕西、河东帅臣，条上便宜。至是，采合群策几十六门，奉旨裁处，又增十事，仍令择使，持所著便宜与逐路帅臣再议论审择可否，候至，则再具拟定取旨。 　　十月，改绥州为绥德城，其知城以下防托兵官、使臣，委郭逵选差，把截堡铺，守御兵马、器械等，并从长处置以闻。先是，韩缜与夏人议，许令纳安远、塞门二寨，还以绥州。郭逵曰：『此正商於之地六百里也。』缜诘夏人曰：『三寨之土田何知?』夏人曰：『安有遗人衣而留领袖乎?』缜信之。秉常既受封册，遣使来交二寨。逵令主管机宜文字赵卨往受之。夏人欲二寨、绥州同日交，逵使先交二寨地界，然后还绥州。夏人曰：『二寨塞基是也，何地界之有?』卨曰：『若不得地界，但得此二墙墟，安用之?』因言：『绥州与之亦用兵，不与亦用兵，边备未可弛也。』时已有诏，俾逵焚弃绥州。逵曰：『一州既失，二寨不可得。中国为夏人所卖，安用守臣为?愿以死守之。』藏其诏不出，具奏乞召卨赴阙询之。上得奏大惊，顾谓文彦博曰：『不知绥州今存否?亟问之!』彦博等皇恐，即降诏云：『某月日指挥不得。』诏至，属僚皆惊曰：『前诏云何?未之见，何也?』逵徐出示之，皆叹伏。逵乃以前诏上言绥州具存，且自劾违诏之罪。诏褒逵曰：『渊谋秘略，悉中事机。有臣如此，朕无西顾之忧矣!』于是诏城绥州，不复以易二寨。 　　戊戌，蕃官礼宾使折继世为忠州刺史，左监门卫将军嵬名山为供备库使，乃赐姓赵，名怀顺，以其防托绥州日久故也。己未，夏国使者罔肓讹来谢封册。王安石曰：『今既封册秉常，宜坚明约束，勿令边将生事，妄立城堡，争小利害，自作不直。』上以为然。 　　四年九月庚子，夏国主秉常遣使昂聂、嵬名??荣等入贡，表乞绥州城，愿依旧约。诏答曰：『所言绥州，前已降诏，更不令夏国交割塞门、安远二寨，绥州更不给还。今复何议?止令鄜延路安立绥德城界至外，其余及诸路，并依见今汉蕃住耕牧界至立封堠，掘壕堑，内外各认地分，樵牧耕种，贵彼此更无侵轶。俟定界毕，别进誓表，迴颁誓诏，恩赐如旧。』其表词曰：『臣近承边报，传及睿慈，起胜残去杀之心，示继好息民之意，人神胥悦，海宇欢呼，仰戴诚深，抃跃曷已?恭惟皇帝陛下深穷圣虑，远察边情，念兹执戟之劳，恤彼交兵之苦。岂谓一城之地，顿伤累世之盟。凯斥边吏之云为，乃是天心之恻隐。况此绥州，居族岁久，悉怀恋土之恩，构愤情深，终是争心之本。远施命令，早为拔移。得遵嗣袭之封，永奉凝严之德。伫使枕戈之士，翻成执耒之人。顿肃疆场，重清烽堠。顾惟幼嗣，敢替先盟?翘仰中宸，愿依誓约。贡献贽宝，岂惮于逾沙?向日倾心，弥坚于述职。』伪学士景殉之词也。 　　十二月甲寅，诏鄜延路经略司定立绥德城界，又遣官往诸路缘边封土掘壕，各认地分。知登城县范育、陕西转运司勾当公事吕大忠皆辞行。育言：『沟封之制，非今日之先务，其不可为有四。抑又有大于此者。臣闻言至不纳而天下莫之欺，德至不争而天下莫之校。前日疆场常严矣，一旦约败兵孥，斗者跌于前，耕者没于后，而封沟不足恃矣。衅动情睽，诡计百出，使人左复甲兵，右兴金缯，朝委而烽烟夕举，其约誓不足制矣。故保疆场不如立约，立约不如敦信。信定于心而已矣。臣又闻《周官·大司徒》立封沟于邦国都鄙，至于不服，则职方氏辨之而已。行人制员，而蕃国不与焉。盖圣王之于天下，嘉善而矜不能，以为号令赏罚之所。不加则责之意略尔。西人之情难知，其服未可信，其弱未可轻。臣愿陛下蒐简军实，选将属师，积谷塞下，以御其变。消患于无形，制胜于不动。凡此，今日抚绥之先务也。』大忠言：『伏闻朝廷将使立定夏国地界，此诚陛下安边息民之策恐不在此。臣辄有五不可之说。非徒五不可，又有大不可者一焉。无定河东满堂、铁笳平一带，地土最为膏腴，西人赖以为国。自修绥德城，数年不敢耕垦，极为困挠。窃闻今来愿于绥德城北退地二十里，东必止以无定河为界。如此，则安心住坐，废田可以尽开。彼之奸谋，盖出于此。若遂使得志，一旦缓急，鄜延可忧，此所谓大不可者一也。』又言：『臣等被命而行，不敢不先示以信，上全国体。万一疏虞，则朝廷如何处置?移文诘问，必谩然不报；举兵讨罪，又力所不堪。复与之和，势皆在彼。百端呼索，须至含容。挫损天威，无甚于此，不可不虑也。』王安石不以育、大忠所言为然，白上曰：『臣谓朝廷但遣育于延州立封沟，非遣育于夏州立封沟，于《周礼》有何违异?大忠言但当择帅，不当立封沟。臣谓朝廷但遣大忠立封沟，即不责大忠择帅。育与大忠，恐不可遣。』乃差刘宗杰及鲜于师中。枢密院初不欲立封沟，及议差官，先拟薛昌朝。上既不用昌朝，而育与大忠议复异。昌朝、育皆中书所斥者，故安石再疑文彦博等设意沮己云。 　　五年四月丙寅，诏鄜延经略使、权发遣延州赵高于绥德城界相度要便有水泉处修置堡寨。先是，禹欲乘夏人不意，占据生地筑堡塞。上问执政如何，佥以为卨不肯妄作，宜从所乞。王安石曰：『今日要与夏人绝，即明绝之；要与和，即须守信誓。既约彼商量地界，遽出不意，占据生地，非计也。兼我所以待夏人，不在数里地，不计有无。』上曰：『朕亦疑此计未善。』因令卨具析利害以闻。卨请筑堡寨于界内，乃降是诏。丁卯，诏赵卨候分画地界毕缴纳，先许便宜行事指挥。 八月壬午，夏国进表不依旧式，但谢恩而不设誓，又不言诸路商量地界事。枢密院共以为疑。上问如何，王安石曰：『中国与夏人，要以宗社殄灭为誓，非得已。今彼如此，但降答诏甚善。』文彦博曰：『如此，即今年防秋如何?』上曰：『便得誓表，如何便保彼不便为变?』彦博曰：『盟誓自古所有，要之天地神祇，尚恐其变。若更无此，如何可保?』安石曰：『若盟誓可赖，则夏国引前誓足矣。臣恐誓与不誓，皆不可保。然彼既得岁赐，必不便敢旅拒。』彦博又以为：『夏人狡猾，包藏不可知，如何便敢弛备?』安石曰：『其势可见，即其情可知，恐不足过虑。彻备无妨。』彦博又曰：『有明盟誓，则彼违盟誓，我有辞。』安石曰：『若力足以制夏国，岂患无辞?』冯京曰：『太祖得蜀人与河东蜡书曰：「我伐蜀有辞矣。」』安石曰：『太祖偶然有此语。若蜀可伐，虽无蜡书，太祖不患无辞。如太祖伐江南，岂有蜡书?但我欲行王政尔。乃擅命一方，便为可伐之罪。如夏国既称臣，未尝入觐，以此伐之，亦便有辞。臣以为不患无辞，患无力制之而已。』上以为然，乃降答诏。辛丑，权发遣延州赵卨为起居舍人，仍赐紫章服，以定绥州地界之劳也。初，夏人屡欲欵塞，每虚声摇边。上手敕问方略，卨审料形势，为破贼之策以献，遣曲珍、吕真分巡东西路，与兵千人。钤辖李容自恃宿将，谓卨儒者，不知敌情，曰：『彼岂盛夏来耶?诚遇敌，千兵何为?请罢之，以待防秋。』卨笑不答。贼方以四万众自间道欲取绥州，至鲁班崖，遇曲珍，以吾为知其谋，皇骇亟战。吕真继至，寇败走，俘斩千余。是秋，谍言夏大阅，将入寇。容惧，亟请济师，卨不听，边亦无警，坐谍者，容等惭服。夏自失绥州，怀未能已，屡测朝廷意。卨揣知其情，奏言：『夏使请和，必欲画绥州界。望今听本路经略司分画，岁赐则以通和之日复焉。』于是事定，卨谋居多，故赏之。 此据范百禄所为墓志铭。 韩琦筑甘谷城 　　熙宁元年七月乙亥，名秦州新筑大甘谷口寨曰甘谷城，即筚篥城也。先是，韩琦遣李立之驰奏，请修筚篥城。枢密院难曰：『筚篥城是秦州熟户地土，将来兴置一两处接连古渭，又须添屯军马，计置粮草，复如古渭之患。』琦复奏曰：『窃观后世图制匈奴，患其西兼诸国，故表河列郡，谓之断匈奴右臂，隔绝南羌。今西夏所据，盖多得匈奴故地。昔取一时之议，废弃灵州以来，因失断臂之势，故得明、元吴更无忌惮，得以吞噬西蕃，以至甘、涼、瓜、肃诸郡。至宝元初，始敢僭号，遂一向攻胁秦、渭诸蕃。近年西人复将西市城修葺，建为保泰军，去古渭寨一百二十里，去汉界之近，自前未有也。久在西陲诸知边事者，皆谓城筚篥，则可通鸡川。古渭城外御之势，隔绝得西人并吞古渭一带诸蕃，与山药、木征、肯唐等族相结之患。臣复见泾原路原州有明珠、灭藏、康奴之族，广有人力。以居处恃险，从来点集不起。后范仲淹于三族之北与西界相接处，修置清安、绥宁二寨，并空平耳、垛城二堡，其明珠三族于是不敢作过，听从点集。若谓修城之后，有积聚粮草之费，臣以为不然。盖筚篥既城，则秦川三阳、伏羌、永宁皆在近里，可以均匀抽减逐寨之兵，往彼屯泊。更有创置酒务场，课利相兼充瞻。』诏从之。初，秦凤副都总管杨文广受韩琦檄筑筚篥城。文广即饬诸将，声言城喷珠，率众至其处，日已暮，乃急趋筚篥。屯列既定，迟明，敌骑大至，知不可犯而去，遗书：『当白国主，以数万精兵逐攻。』文广遣裨将袭其后，所获甚多。或问其故，文广曰：『先人有夺人之心，必争之地。彼若知而据之，则未可图也。』文广，业之孙也。韩琦又言：『已揲秦凤路于擦珠谷筑一大堡，候毕工，乞废罢纳迷、山丹、菜园、白石、了钟五堡，使臣戍兵攃珠。』堡成，赐名通渭。 校勘记 [1]助国 原本『国』字为墨丁，据《长编拾补》卷三上补。 [2]斩囚 原本『囚』字为墨丁，据《长编拾补》卷三上补。 [3]虏曰 原本『虏』字为墨丁，据《长编拾补》卷三上补。 　　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八十四 神宗皇帝 韩绛经略西事 　　熙宁三年九月乙未，工部侍郎、参知政事韩绛为陕西路安抚使，度支员外郎、直舍人院吕大防为宣抚判官。先是，绛奏以夏人寇庆州[1]，陕西用兵，请出使。王安石曰：『臣于边事未尝更历，宜往。』上亦欲用安石，乃曰：『王安石未尝行边，今可出使也。』绛以为朝廷方赖安石，不宜往。安石曰：『朝廷所赖，独韩绛耳。』上卒遣绛，仍赐绛诏：『如有机事，可不待奏报，听便宜施行。』(二十四日诏，当考）甲辰，诏执政官同诣韩绛第别绛，绛以翌日西征也。吕大防与绛建攻、守二议，其一：止绝岁赐，以所费金帛及汰去疲兵衣粮分给诸师，别募奇兵骑将，伺其间择利深入，破荡城寨，招收部落。如西兵大举，众寡不敌，则勿与战，俟彼退兵散豫，约邻路间道设伏，邀其归路。其二：严为守备，西兵至则坚壁清野，退则出奇兵邀击。又言：『兵不精、将不勇，求以胜敌，自古未有。为今计，莫若选募兵将，尽其智力。汉之名将，多以良家子从军。晋马隆出救涼州，不用州郡旧兵，于京师立标简募，自旦至日中，得三千余人，深入转战千里之外，遂能破敌立功，此募兵之效也。汉鲁奇以偏将军应募先登，唐娄师德以御史应募为猛士，此募将之效也。』及绛至陕西，即募彊劫贼盗及亡命罪人为奇兵，又分蕃、汉兵为七军，以行扰击牵制之策。又言：『用兵之始，诸将尚循故态，则必致误事。乞惟听宣抚司统制，则事归一体矣。』又言：『朝廷已绝岁赐，又断和市。此二者，是绝彼之大命，理须必争。我必先为之计，以挫其谋。且星居鸟散，不能常聚，点兵数千，动须累日，彼之所短也。建营立戍，一二万之众旦夕可集者，我之所长也。分路置帅，举一路将兵，除守外不满二万者，我之所短也。率数十万众专向一路，以多击寡者，彼之所长也。异时常以我之所短抗彼之所长，所以屡败。今七将并出，伺其未集，便行扰击，似是击我一处则六处牵扯制。一处坚壁，使其防救不暇。制敌之命，无出于此。然后招怀，无所不可矣。』 　　十一月癸巳，赵卨权同发遣提点陕西刑狱。时绛方议大发兵取横山，卨言：『大兵过山界皆砂碛，乏善水草，又无险隘可控扼，臣窃危之。若乘兵威招诱山界人户，处之生地，不先储峙，不建城寨，则难以安集。今夏国屡为西蕃攻扰，必欲乘虚破之。当先经画山界控扼之地，然后招降。不然劳师远攻，未见其利也。』乙卯，诏判延州郭逵赴阙。韩绛用种谔谋，将以兵取横山。逵曰：『谔狂生耳。朝廷以家世用之，过矣!他日败国事，必此人也。』绛与逵议出兵，逵力言其不可。使幕府与逵论难，逵曰：『此举不惟无功，恐别生他变，贻朝廷忧。』绛怒，奏逵沮军事，故有是命。命陕西宣抚使韩绛为陕西河东路宣抚使，判官吕大防为陕西河东路宣抚判官。绛时治兵鄜延，欲通道河东，故有是命。 　　四年正月戊子，种谔领兵次抚宁堡，夏人有迎降道旁者。左右欲收其甲，谔曰：『今为一家，即吾人也。听以自随。』己丑，次啰兀城。夏帅都啰马尾与其将四人聚兵啰兀之北与马户川，谋袭谔。谔谍知之，以轻兵三千潛出，击破之，马尾脱身遁去，复与其将三人驻兵立赏平[2]。谔遗以妇人衣三袭。明日，遣将吕真率千人，斥候大风尘起，夏人惊曰：『汉兵至矣!』皆溃而去，遂城啰兀，凡二十九日而毕。大小四战，斩首一千二百，降口一千四百。谔始出师，知横山有积粟，今民兵多辇版巩之具，往反三十五日，所将步骑二万元，食官米二斗二升、刍六束，余悉因粮于敌。 　　二月癸酉，西兵攻抚宁堡，陷之。上尝问宣徽南院使郭逵曰：『种谔取啰兀、抚宁二寨，或闻夏人复欲取之，当如何?』逵曰：『愿速备抚宁，则啰兀无患。』上曰：『何也?』逵曰：『昔夏人取灵武，先击清远，然后灵州失守。今抚宁地平而城小，戍兵不多，万一用前策，则必先取抚宁。抚宁破，啰兀随之矣。』上深以为然。未及往备，而抚宁已陷，遂弃啰兀。 　　三月癸卯[3]，上问执政以啰兀存弃，王安石曰：『筑堡则致寇。今抚宁新陷之后，士气沮怯，乃于彼界中作堡，又必致寇。以沮怯之众当力争之寇，则其生变必矣。况又陕西人力疲困，难于供馈乎!』上曰：『啰兀非不可营，但举事仓猝为非。』安石曰：『三代之事，固未及论，但如李牧，犹弗肯速争小利。盖善用兵者其节短，役不再籍，粮不三载。若诚出此，则啰兀小利自不当营，非特出于举事仓卒也。今人才未练，财用未足，风俗未变，政令未行。出一令，尚患州县不肯服从，则其未能兼制西人，固宜云云。』上悦。及是，遂弃啰兀。丁未，吏部侍郎、平章事、昭文馆大学士韩绛罢相，以本官知邓州。制词责绛云：『听用匪人，违戾初诏。统制亡状，绥怀寡谋。暴兴征师，深入荒域。卒伍骇扰，横罹转战之伤；黄丁驰驱，重疲赍饷之役。边书旁午，朝廷震惊。』翰林学士元绛辞也。初，朝廷命绛宣抚，面授攻、守二策，而枢密院不知。文彦博意绛密受上旨，恐无功，并任其责，奏请为画一以付绛，而无发兵约束。王安石亦乞不预边事，西讨方略，一以委绛。 　　四月癸酉，检校水部员外郎、汝州团练副使、潭州安置种谔为贺州别驾。初，王安石论谔当深责，以慰谢关辅人心，请置之广南。上曰：『须谔离陕西。』于是再责。 　　五年正月辛巳朔。己丑，诏：『鄜延路经略使赵卨询问降羌，如有愿归夏国者，先以名闻。诸路准此。仍牒宥州，令于逐路界口交割。』知原州种古言：『招降蕃部可用为乡导，不当问其愿归。盖汉宫多恶蕃部，恐迫胁令归，即及害恩信。』上曰：『如王广渊计，但欲遣归。盖广渊与韩绛不相能。』安石曰：『今绛已被斥，留得蕃户，陛下亦必不以此为功。纵遣去，不复加绛罪，不知广渊为此何意?』上曰：『欲表见绛所为皆非。』安石曰：『陛下但当论利害，不当探人未必然之私意。臣愚以为：方今所急，在知将帅之情，以道御之，使不敢偷惰欺慢，然后边鄙可治。人主计事，当先校利害。若利害果合如此，恐不须妄疑其人心有所挟，如此，则人人各怀形迹，孰敢复为人主尽力?非特臣所怀如此，前日执政大臣例皆如此。今日计事，陛下尚疑有倾韩绛者，则谁复敢不避形迹，为陛下计事?』上曰：『王广渊每事辙言宣抚司过失。』安石曰：『陛下不当怪广渊屡奏宣抚司过失。方庆州兵未变，广渊数为韩绛言，如此役使兵士非便。绛屡诋毁广渊，以为不忠。而陛下亦疑广渊，后果为广渊所奏，广渊反降两官。广渊岂能内无不平之心?内有不平之心，则其言自然如此。陛下以种古为晓蕃情，今令问蕃人愿归者听归[4]，岂有蕃人不晓蕃情者?种古但云可为乡导，即不知如此人，乃能为贼乡导[5]，今若推恩，问愿留者留，去者去，即留者皆为我所用，去者亦必怀惠。异时讨伐，固宜有为内应。报德如食秦缪骏马、盗袁盎侍儿之类，则我虽遣去，未为不得其用也。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