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 - 第 58 页/共 103 页

六年三月丁卯，诏：『自今进士、诸科、同出身及授试监簿人，并令试律令大义，或断案与注官。如累试不中，或不能就试，候二年注官。曾应明法举人，遇科场愿试断案格，排于本科本等人之上。』己巳，诏：『自今试法官断案刑名，约七件以上、十件以下。』 四月甲戌，以朝集院为律学，赐钱万五千缗，于开封府界检校库出息，以助给养生员。置教授四员。请给人从，视国子监直讲命官。举人并许入学试，中官给食。每月公试一、私试三，公试习律令生员义三道，习断案生员一道，刑名五事至七事。私试义二道、案一道，刑名三事至五事。戊戌，诏：『比详应明法举人，止愿依法官条例断案大义者，听如合格，仍编排在本等人之上。今定所试场第及考校样行之，仍改先降指挥明法为诸科。如敢冒应诸科人名试法，许人陈告，赏钱百千，同保人永停取应。』 七年十月壬子，中书言：今欲应得替合守选人，岁限二月八日以前于流内铨投状，试断案二道，或律令大义五道，或义三道，差官同铨曹主判官撰式同考试，第为三等申中书，上等免选注官，人优等者，依判司例升资，无出身者赐出身。如试不中或不能就试者，及三年与注官，即不得入县令、司理、司法。其录事参军、司理、司法，仍自今更不试判，亦不免选。』（详见《裁定臣僚奏荐》） 八年闰四月，诏：『试刑法人，上七人差充法官，余循资堂除差遣免试。其京朝官即比类推恩。』 八月壬子，命池州司法参军孙谔编定《省府寺监公使例册条贯》，又命谔，监制敕库。谔，邵武人，即举进士，试法中第一，故以此授之。制敕库用士人自谔始。 七月，诏：『进士及第，自第一人以下注官，并先试律令大义、断案。』初，自三人以下始令试法，至是，中书习学公事练亨甫言：『进士高科任签判、两使职官，通与一州之事，其于练习法令，岂所宜缓?前此习刑名者，世皆指以为俗吏。今朝廷推恩虽厚，而应者尚少，又独优高科不令就试，则人不以试法为荣。滋失劝奖之意。』故有是诏。 十年五月丁丑，诏使臣换文资，试律令大义十道，以八通为上、六通次之，四通又次之，并为合格，中书取旨。 元丰元年八月壬子，诏自今科场考试刑法官，并中书差官。 五年十二月丙子，诏：『诸承议郎以上及幕职州县官并未入官人，历任无私罪徒及入已赃、失人死罪并勒停冲替后已经一任者[23]，许试刑法。无人奉举，听于吏部及所在官司投状乞试。见在外任官及授黄河地分见阙者不许就试。诸举官试刑法者，尚书刑部官、大理长贰岁各十人，侍从、三省、六曹、御史、开封府推官及监司各七人。』 六年四月壬戌，国子司业朱服言：『相度入律学命官，公试律学、断案，考中第一人，乞许依吏部试法与注官。其太学生或精于律义、断案，就律学公试中第一，与比私试第二等注籍。』从之。 元祐三年三月甲子，吏部尚书苏颂等状：『看详试刑法人，自来每年春、秋两试，准敕秋试已罢，即令每年只是一次春试。若依条每年申都省立定到阙日限，显是枉烦。欲乞将试刑法人立定每年一次春试，其试人限当年二月十五日以前到阙，免致逐旋申烦朝廷立限。若立此法，亦令试人每年预知其试，依限赴阙。』从之。 论肉刑 熙宁二年五月丁卯，上论谋杀自首事，王安石因具论其故，又论：『律非中才一人之所能具，然亦不尽理。死刑之次，即是流刑，但居作而不杖，此自唐以来，即守此律不得，如此类亦甚多。』上曰：『汉文帝废肉刑，是否?』富弼曰：『极是。』安石曰：『当时虽废肉刑，而人多笞死。即如折人两支或瞎人两目，今乃流三千里而已，此何足以报其罪?又强盗五贯即死，若有肉刑，此但可刖而已。』弼曰：『此非通论。刑者不可复宁，虽欲自新，其路无由。除肉刑，乃所以开人自新耳。』上曰：『然人肉刑者，皆有已甚之罪故也。』 九月，上谕枢密院：沙门岛罪人数多，及广南编配罪人，多即窜还，令与中书别议立法，且欲复行肉刑。吕公弼以为不可，退而上疏曰：『臣议见韩绛尝奏乞用肉刑，今日陛下亦以为然。绛又言：「假如折一支、去一指，有何不可?况尧舜尚用之。」此徒信古人之论，不适时变。自汉文感一妇人之言罢肉刑，而天下归仁，逮今千余年。一旦用之，必骇四海观听。况古虽有肉刑之法，在尧舜之世，亦未尝行之。《书》曰：「象以典刑，流宥五刑。」尧舜之世，用流以宽五刑也。若四凶者止于流，则五刑无所施焉。臣愿陛下上法尧舜，下体汉文，无取迂儒好古之论。陛下病今之犯刑者众，臣愿审择守臣，宣布惠爱，使民各得其所，则民不犯上矣。今不究其本，而徒更其刑辟，臣恐民心一骇而动，后虽欲全抚之，未易安也。』上纳之。 三年八月，中书上刑名未安者五条，诏付编敕所详议立法。初，删定编敕官曾布上《肉刑议》，上问执政曰：『布所言肉刑，可即行否?』安石曰：『理诚如此，即行亦无害，但务斟酌所当施肉刑者。』布始为编敕删定官，即言：『立法必本于律，律所未安，不加刊正，而独欲整齐号令，是舍其本而治其末也。』因乞先刊正律文。诏布条析具上。布言《律疏议》繁长鄙俚，及今所不行可删除外，凡驳其舛错乖缪百事，为三卷上之。诏布如有未便，续条析以闻。 司马光云：布素为王安石所厚，使改定律文，不知究竟如何。当考。 元丰元年九月。上初即位，韩绛即建议复肉刑，至是，复诏执政议。知枢密院吕公著以为：『后世礼教未备而刑狱繁，肉刑不可复，将有踊贵屣贱之讥。』吴充议复置圜土，众以为难行。王珪欲取开封死罪囚，试以劓、刖，公著曰：『刖而不死，则肉刑遂行矣。』议竟得寝。 五年七月壬午，诏罢大理寺官赴中书省谳案，自今每岁一次。本寺以见在案尽断绝，上中书取旨。上因论刑曰：『先王之肉刑蓋不可废。夫人受形于天，以法坏之，故谓之肉刑。扬子曰：「肉刑之刑，刑也。」周穆王训刑，大则五刑，次则五宥，又次则赎，凡十五等，轻重有伦。至汉文帝罢之，若革秦之弊，欲休养生民则可矣。如格以先王之法，则不得为无失。三代之时，民有疆井，分别圻域，彰善瘅恶，人重迁徙，故以流为重。后世之民，迁徙不常，而流不足治也，故用加役流，又未足惩也，故有刺配，犹未足以恃，故又有远近之别。盖先王教化明，习俗成，则肉刑不为过也。』 增吏禄 熙宁三年八月癸未，上批：『闻在京诸班直并诸军所请月粮，例皆斗数不足。内出军家口亏减尤甚，请领之际，仓界斗级、守门人等过有乞取侵剋，甚非朕所以爱养将士之意。宜自今每石实支十斗。其仓界破耗及支散日限斗级人等禄赐，告补关防，乞取条令，三司速详定以闻。』先是，诸仓吏卒给军食，欺盗劫取，十常三四。上知其然，故下是诏，且命三司条具。于是三司言：『主典役人岁增禄为二十万四千余缗，丐取一钱以上，以违制论，仍以钱五十千赏告者，会赦不原。』中书谓：『乞取有少多，致罪当有轻重。今一钱以上论以一法，恐未当。又增禄不厚，不可责其廉谨。宜岁增至一万八千九百缗。在京应千仓界人，如因仓事取受粮纲及请人钱物，并诸司公人取受应千仓界并粮纲钱物，并计脏钱，不满一百徒一年，每一百钱加一等。一千流二千里，每一千加一等，罪止流三千里。其过致并与者。减首罪二等，徒罪加配五百里外牢城，流罪加配千里外。满十千，即受赃，为首者配沙门岛。若许赃未受，其取与过致人，各减本罪一等，为首者依上条内，合配沙门岛者，配广南牢城。仍许人陈告。犯人该徒，给赏钱百千，流二百千，配沙门岛三百千。若系公人，给赏外更转一资。以上人仍亦许陈首，免罪给赏。』从之。 四年正月辛亥，诏三司应卖扑酒麴诸坊场钱，每千纳税钱五十，仍别封桩以禄吏。 五年五月癸未，诏增中书审官东西、三班院、吏部流内铨、南曹、开封府吏禄。其受财者，以仓法论。 六年四月戊戌，诏裁定在京诸司吏请给。先是，吏禄各有定式，后以兼局，增茶汤、纸笔等钱，侥倖相因，略无限制，而枢密院有言，故降是诏。已而王安石白上曰：『如吏人马骧差往西川、陕西，又往湖南、北两路溪洞，又如中书检正吏，皆一人兼两人文字。若不许兼请，即谁肯任劳责者?既是官有两局，若不许兼，止是占吏人愈多，而妨其本勾当处，且令日食不足耳。』上曰：『一人兼五人处如何?』安石曰：『凡兼局吏，非在一员官之下，即亦不可兼。既无一员官兼五六处差遣者，即岂有兼五七局之吏?』上乃追前诏寝之。 七月丙寅，诏枢密院减书令史五人，增令史俸月钱二千，书令史五千，春、冬各绢五匹，以汰冗养廉也。 十二月壬申，三司言：『新法所增吏禄，除旧请外，岁支钱三十七万一千五百五十三缗有奇。』诏以熙宁四年后坊场税钱拨还，不足则以市易司市例等钱补之。仍令提举帐司岁考支收数上中书。时内自政府百司，外及监司、诸州胥吏皆赋以禄，谓之仓法。京师岁增吏禄四十一万三千四百余缗，监司、诸州六十八万九千八百余缗，然皆取足于坊场、河渡、市例免行后剩息钱等，而今县官岁入财用，初无少损，且民不加赋，而吏禄以给焉。乙酉，中书言：『增开封府等处吏禄，以行重法。』上曰：『异时吏不赋禄而受赇，辄被重劾。今朝廷赋禄而责人，可谓忠恕矣。』 八年闰四月癸巳，权三司使章惇言：『昨增吏禄，行河仓法，盖欲革绝私弊。今闻却有以假借典质之类为名，经隔月日，方受财物者，宜为防禁。』诏行仓法人因职事以借使质当为名受财者，告赏刑名，论如仓法。 十二月。自熙宁三年始，制天下吏禄而行重法，以绝请托之弊。其年，京师诸司支吏禄钱凡三千八百三十四贯有奇。及沈括为三司使，当熙宁八年，其年支吏禄凡三十七万一千五百三十三贯有奇。京师旧有吏禄者及天下吏禄，皆不预此数云。 元丰六年正月，诏户部尚书安焘同本部郎官立省、曹、寺、监新旧吏禄云。 校勘记 [1]陆诜 原本作『陛诜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二及《宋史·陆诜传》改。 [2]系草 原本『系』字作墨丁，据《长编拾补》卷二补。 [3]毌湜 原本『毌』字作墨丁，《长编拾补》亦漏辑此条。据文同《丹渊集》卷三九《毌公墓志铭》补。 [4]大名府 原本作『大明府』，据《长编拾补》卷三下改。 [5]庚戌 原本无此二字，据《长编》卷二二补。 [6]在牧 原本『在』字作墨丁，据《长编》卷二二七补。 [7]风雨 《长编》卷二二七作『风逸』，似是。风逸者，谓因牝牡相诱而脱逸也。 [8]戊寅 原本作『癸酉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二六二改。 [9]八监 原本作『十监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二六二改。 [10]堪 原本作『匹堪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二六二删『余』字。 [11]己丑 原本作『丁亥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三一四改。 [12]自『买粮谷』以下数页，错简而致颠乱特甚，兹据其本来顺序及参《长编》，尽数纠正复原，谨此说明，以下至『《军器监》』章，不另出校。 [13]丁丑 原本作『丙子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三四三改。 [14]牝马 原本作『牧马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三四三改， [15]牝马 原本作『牧马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三四三改。 [16]牡马 原本作『牝马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三四三改。 [17]保长 原本作『保甲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三四三改。 [18]敷出 原本作『赋出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三四三改。 [19]二年 原本作『三年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三四三改。 [20]仍巧以 《长编》卷二五○作『仍以』，无『巧』字。 [22]庚戌 原本无此二字，据《长编》卷二四九补。 [23]勒停 原本作『鞍停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二五三改。 [24]冲替 原本『冲』字作墨丁，据《长编》卷三三一补。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七十六 神宗皇帝 薛向等措置陕西折二钱 庆历中，陕西、河东皆用铁钱。后用张奎议，小铁钱独行于河东，而陕西许用铜钱及大铁钱，以一折二，然小钱积同、华二州者，凡四十万缗。熙宁初，诏赐河东，以铁償之。 熙宁二年三月，诏令提点铸钱、制置解盐等臣僚各具财用利害奏闻。 三年七月辛丑，遣发运司管勾运盐、屯田郎中刘忱同陕西转运司相度本路兴置铸钱监利害以闻，以发运使薛向等请出上供钱帛二十万贯匹，买岑水场铜、铅四百余万斤，运至陕西，增铸钱百万缗，以备边也。其后忱等奏至，多与向议协，乃诏行之。 本志系此事于元年七月，误也。向二年六月乃除发运。 四年三月己亥。皮公弼在陕西，尝建言：『陕西见行当二大铜钱，因顷岁西边用兵，始铸当十钱。后兵罢，多盗铸者，乃以当三，犹私铸，乃减当二。行之至今，铜费相当，民无冒利，盗铸衰息。请以旧铜、铅尽铸当二钱。』从之。其后折二钱遂行天下。 七年六月癸未，秦凤路转运司请于凤翔府斜谷置监，铸折五、折十钱，乞降御书字样。诏惟铸折二钱。 八月戊辰，诏凤翔府罢铸郿县夹锡青铜折二钱，以钱成，掷之辄碎也。 九月壬戌。是时关中钱法弊，永兴军路安抚使吴中复请以钱四十买缺薄恶钱一斤，则民间专行省抚大钱，而大钱少不足用[1]，请以所买恶钱悉改铸大钱，而民间所行私大钱，一以一小铜钱买而更铸之。永兴军等路转运使皮公弼请尽买恶钱，且毋行铸铁钱相易事。有司尽纳伪钱，请先于本路五铜钱监改铸，一年可竞。又请改铸所买恶钱。秦凤路都转运使熊本言：『买恶钱及禁旧通行大钱，铜钱相易，皆非便，请降钱式下所属，而禁用恶钱，犯者论如法。勿废旧通行钱，选官库恶钱，同所买改铸之，小变其蹻为「熙宁重宝」。今本路官钱受私钱已多，省蹻钱久废，公私百无一二。今虽以钱四十得伪钱一斤，及铜钱千易当二铁钱千，其实铁钱一斤，才当斤铁耳。千钱为铁六斤，铸为钱二千，而以铜钱千易之，官失多矣。又钱多，一年改铸，未得竟也。旦民卖千钱，得二百五十折二大钱，才易其半，又禁其通行大钱，则方灾伤，民所有钱，四亡其三，何以救灾?』众议不同，于是诏逐司相度利害以闻[2]。 此据《食货志》第六卷，比《实录》所书颇详，当用之。 八年正月丁巳，权永兴军等路转运使皮公弼言：『交子之法，以方寸之纸飞钱至远，然不积钱为本，亦不能以空文行。今商、虢、鄜、耀、红崖、青远铁冶所收极广。苟即冶更铸折二钱，岁除工费外，可得百万缗为交子本。』并上可行十二事。上批：『可如所乞，委公弼总制营办。』 二月甲子，永兴军等路转运使皮公弼奏：『见管私铸钱，转运司九万余缗，常平司十一万余缗，并买民间私铁钱数十万斤，并当改铸省样钱。欲除永兴、华、河中、陕州铜钱监添匠鼓铸外，更于商、虢、洛南增置三监，鄜、耀权置两监，共九监改铸。永兴、鄜、耀、河中、陕去铁冶远，第改铸伪钱，一年可毕。商州、洛南、华、虢最近铁冶，可以久行。鄜州等五处，候改铸罢，工匠并入商州等四监，然后专铸大钱。』从之，仍委皮公弼总制营办。先是，安抚、转运司出榜收买四等私铁，一切禁断通旧用钱，而以铜钱易之。以官库见管并换到通用私小铁钱重行鼓铸。而熊本以为：如此则公私未便。乃下逐司，申明前后条约，惟揀缺薄漏贯、字样不明等私钱，犯者依法施行，入官销毁。应自来通用钱，并令行使如故。其官库不堪铁钱等，即别置钱监，增圆物料[3]，比省样微加别异，铸『熙宁重宝』。诏逐司具官私合改造数，数各计若干，及如何措置以闻。至是，转运司条具来上，故有是诏。 三月丁酉。诏：『秦凤等路都转运司相度所铸大铁钱，约补足所废监钱数，及充交子本钱外，不须广铸。』 九月庚午，岷州置铸钱监，令知熙州高遵裕、转运副使张穆之提举，以遵裕言威远监所铸折二钱用工少而得利多，今岷州铁冶暴发，若增置一监，岁可得缗钱四十万，故命置监焉。后赐监名曰『滔山』。 九年六月壬辰，三司言：『奉诏，折二钱且可未得支用，别听指挥。前巳诏诸路通行，今未审止禁在京，或止诸路并罢。』上批：『都下钱法自祖宗以来，未尝有改。其新行折二钱，不须取索比较利害，宜直指挥京师并畿内并罢。』先是，薛向铸折二钱于陕西，其后许彦又铸于广南，以偿铜价。既而有言：『折二钱民不肯折用。』又诸路继有如此者，故始诏令府界不用。后章惇乞并府界用之，上曰：『府界既用，即当令京师亦用之。』至是，有言民以用折二钱不售诉于开封而复被决者，又言有诉三司者，以故上批欲罢之。及中书访问开封府、三司，皆言无是事，乃再以进呈，上又云：『但恐经久，富民藏小钱莫出尔。』安石曰：『大钱亦无多，富民岂肯藏小钱不出?藏小钱不出，于富民亦何利?』上又曰：『恐四方闻中国行两等钱，以为贫窘，乃伤国体，如何?』安石曰：『钱有二品，自周已然，何系贫富?且自古兴王，唐太宗、周世宗时极贫，何足为耻?臣初不欲铸折二钱，今乃极论者，朝廷举动，四方所瞻，稍有罅隙，即为奸为窥伺愚弄，将不能立国是，又何能安天下国家也?』上乃令复行之。然两宫讫不欲用折二钱，故折二钱未尝进入禁中。安石争不能得，退遂移病不出。上使人谕之曰：『朕无间于卿，天日可鉴，何遽如此?』安石乃出。己酉，侍御史周尹言：『臣闻钱币之用，古者或谓之泉，欲其通流而无滞；或谓之布，取其周遍而平均。臣去冬奉使，经由永兴、秦凤路，伏见盗铸钱不少。问其本末，盖是钱法用一当二，铁钱易得，而民间盗铸者费少利倍。又访闻得所在官中，积聚者约有数百余万贯，民间收藏者犹不在其数。缘上件钱货，起初元以一当十，后来减为折三，近岁又作折二，已于国家重货一损其八，若更作一文行用，即又损一分，所以不敢辄有奏请。昨来朝廷差汪辅之往逐路揀选铁钱数不多，今三司指挥更不行用，仍行改铸。就令改铸务监每一日铸及三千贯，即一年之内，除节假、旬假，实有三百日课程，约只得九十万贯以来，计二三年间，未满数百万贯。况日课未必及三千贯之数也。若改铸之法或只仍旧作折二钱，即民间盗铸，定亦不可止绝。臣欲望将折二铸钱更不别行改铸，亦不须揀选，起自今后，只作一文行用，则盗铸者所获之利不充所费，自然无复冒禁作过，岁省重辟，而农商交易，获众货通流之利。且约宫中所有，止就四百万贯言之，若以二为一，即犹得二百万贯之数，致力简省，便可得用。』 十年六月壬寅，三司言：『铸大钱，欲乞且依旧额，今后如有添铸，乞除陕西、河北、河东外，诸路并铸小钱。』又言：『河北西路转运司请于邢、磁州置监，鼓铸折二铁钱十万贯。今相度，欲于永兴军路铸折二钱十万贯。却于河北西路添铸大铜钱。』并从之。 十二月甲辰，诏铸钱司并以『元丰通宝』为文。 元丰元年八月乙丑，利州路转运司言：『兴州济众监每岁旧铸钱四万一十缗，计支本钱二万四千缗，得息万七千缗，应副茶场司。今若依蒲宗闵奏请，增铸常使钱三万六千余缗，通旧钱及额钱总七万二千余缗，共支本钱四万二千三百余缗，可得息钱三万缗。其宗闵所乞铸一半大钱，欲并铸折二大钱，不惟便于行用，兼省工费，得收息，入茶场司足用外，限一年拨还本钱。』从之。仍令铸本路见使钱。 七年六月丙子，诏陕西三铜钱监所增铸折二钱，每监以五万缗为额，息钱赐转运司。 薛向等措置陕西盐钞 熙宁初，薛向为江淮等路发运使，请即永兴军置卖盐场，又以边费钱十万缗储永兴军，为盐钞本，继又增二十万。七年，中书议陕西盐钞大多出虚钞，而盐益轻。以钞折兑粮草，有虚抬边籴之患。请用交子法，使其数与见钱相当，可济缓急。诏以皮公弼、熊本、宋迪分领其事。仍命赵瞻制置，又以内藏钱二百万缗假三司，遣市易吏行四路，请买盐引。又令秦凤、永兴盐钞岁以百八十万为额。 八年，中书奏陕西盐钞利害及立法八事，大抵谓：『买钞本钱有限而出钞过多，买不尽则钞贱而籴贵，故出钞不可无限。然商人欲见变易见钱，而官不为买，即为兼并所抑，则钞价贱，而边境有急，钞未免多出，故当置场，以市价平之。今当定买两路实卖盐二百二十万缗，以当用钞数立额。永兴路八十一万五千，秦凤路一百三十八万五千，熙河路五十三万七千，永兴军遣官置钞，岁支转运司钱十万缗买西盐钞。又用市易务赊请法募人赊钞变易，即民间钞多而滞，则送解池毁之。』诏从其请。然有司给钞溢额，犹视其故。 九年，乃诏御史劾陕西官吏，仍止三司额外出钞。复诏三司讲画利害以闻。 十年二月戊申[4]，三司言：『盐法之弊，由熙河钞溢额，故价贱而芻粮贵。又东、西、南三路通商郡邑榷卖官盐，故商旅不行。今盐法当改，官卖当罢。请先收旧钞印识之。旧盐行贴纳之法[5]，官尽买旧钞。其已出盐，约期听商人自言，准新价增之，印盐席，给符验。东南旧法，盐钞席才三千五百，西盐钞席减一千，官尽买。先令解州场院验商人钞，乃许卖。已请盐立限告赏，听商人自陈。东南盐席加钱二千五百，西盐席加三千，为易旧符，立期令买，其全席盐，限十日自言。乃令加纳钱为印识，给新引，听以旧钞当加纳钱。』皆行之，而别定官卖盐池。旧制，河南北曹、濮以西、秦凤以东皆食解盐，自仁宗时，解盐通商，官不复榷。熙宁中，市易司始榷开封、澶、濮等州。是岁，乃诏三司言：『相度及再体问商人自来生产小盐，及邻接京东、河北末盐地分，澶、濮、济、单、曹、怀州、南京及开封府界阳武、酸枣、封邱、考城、东明、白马、长垣、胙城、韦城九县令通商，及为外来小盐侵夺，贩卖不行，合依旧官自出卖，仍召客人入中外，其河阳、同、华、解州、河中、陕府及开封府界陈留、雍邱、襄邑、中牟、管城、尉氏、鄢陵、扶沟、太康、咸平、新郑十一县，欲且令通商，候逐月缴到客人交引，对比官卖课利不相远，即著为足法；若相远，或趁办年额不敷，即依旧官卖。』从之。先是，张景温提举卖盐，颇增盐价，民不肯买，则课民日买之，随其贫富作业为多少之差。有买卖私盐者，重赏募入告，以犯人家财充民买官盐，食不尽者、留宿者同私盐法，民间骚怨。盐钞每席旧直六千，至是才二千有余。商不入粟，边储失备。朝廷疑之，召陕西转运司皮公弼人议其事。公弼极陈官卖盐为不便，诏与三司议之。沈括在三司，虽不能夺公弼议，然王安石方主景温，括希安石意，乃言：『若通商，则岁失官卖缗钱二十余万。惟乞将管城等十一县并南京、孟、陕、同、华、卫六州府通商。』而中书讫不行。安石既去位，括始与公弼共言官卖盐不可不罢。于是诏许、孟、陕、同、华、河中六州府、陈留等十一县通商，余官卖犹如故云。 元丰二年正月丙申，上谓辅臣曰：『向以陕西用度不足，出钞稍多，而钞加贱，遂建京师置盐钞之法，本欲收盐价，飞钱于塞下，而出钞付陕西无止法，都内凡出钱五百万缗，卒不能救钞法之弊，盖新进之人轻议更法，其后见法不可行，犹遂非惮改。王珪曰：『利不百[6]，不变法。』上曰：『大抵均输之法，如齐之管仲、汉之桑洪羊、唐之刘晏，其才智仅能推行，况其外者乎?朝廷措置经始，所当重谨，虽少年所不快意，然于国计甚便，始静以待之。』 蹇周辅措置江南盐 元丰四年三月戊子朔[7]。先是，章惇察访湖南盐[8]，本路提点刑狱李初平措置般运广盐添额出卖之法，然未及行。元丰三年，惇既参政，有郏亶者，邪险锐进，素为惇所喜，迎合惇意，推仿湖南之法，奏乞广盐于江西。即诏权发遣度支副使蹇周辅诣江西相度。周辅承望惇意，至是奏言：『虔州运路险远，淮盐至者有常数，人苦淡食，而广东所产不得辄通，无赖奸民冒利犯禁，习以盗贩为业。已与两路监司会议立法，请罢运淮盐，通般广盐于虔州，以七百万斤为年额，百万斤为准备。南安军以百二十万斤为年额，三十万斤为准备。均虔州旧卖淮盐六百一十六万余斤于洪、吉、筠、袁、抚、临江、建昌、兴国等州军阙盐出卖处，不害淮盐旧法，而可通广盐。』诏令周辅限一月具立成法。已而周辅具江西[9]、广东路盐法并总目条上，从之。 五年三月乙酉，提举江南西路常平等事刘谊言：『闻道途汹汹，以卖盐为患。望稍变法以便民。』诏江东路提点刑狱范峋体量，仍下见提举盐事官曾伉分析百姓不便所以，及州县违法因依以闻。谊又言：『巡历洪、筠等州，据百姓陈状，论诉州县抑令置铺卖盐，已牒所属施行。臣窃详蹇周辅元立盐法，以救淡食之民。今民章积盐不售，以致怨嗟。卖既不行，日钱久负，追呼刑责，将满江西。其势若此，则安居之民转为盗贼，其将奈何?』 九月戊申，提举荆湖南路常平等事张士澄、转运判官陈偲等上本路八州盐旧卖及今来相度合增卖盐数，修为湖南、广东西盐法条约总目。户部言：『欲依此推行，候就绪，令本路转运、提举官同立法。』从之。初，蹇周辅言：『韶、连、郴、道州可以通广盐数百万，代淮盐食湖南。』故奉议郎郏亶亦乞广东盐往湖南路郴、全、道三州。诏送士澄、偲相度，至是奏上，乃下监司行之。 周尹措置蜀盐 熙宁中，患井盐不可禁，欲实私井，而运解盐以足之。朝议未决，帝以问修起居注沈括。对曰：『私井既容其扑买，则不得无私易。一切实之，而运解盐，使一出于官售，此亦省刑罚，笼遗利之一端。然忠、万、戎、泸间，戎界小井犹多，止之实难。若列候加警，恐所得不酬所费。』帝悦，其议遂寝，然刘佐入蜀经度茶事，尝岁运解盐千万席。 九年十一月己卯[10]，侍御史周尹言：『成都路州县户口蕃息，所产盐食常不足。梓、夔等路产盐多而人食有余，自来不禁贩易。昨成都府路转运司以相度卖陵井盐场，遂止绝东川路盐不入本路，及闭本路卓筒井，自陕西至成都二千里，道险不能续运，致成都路盐踊贵，斤为钱二百五六十，米二斗才得盐一斤，而东川路盐斤止七十。嗜利苟活之人，至以兵仗裹送贩易。欲乞放东川路盐依旧人成都府路，转运司不得止绝，勿闭卓筒井，但禁此后毋得创开；罢官运解盐；商贩人川听如旧。』其后，诏般解盐依客人例出卖，不得抑配，商贩听如旧。 元丰七年七月辛丑[11]，夔州路转运使王宗望乞就成都府置榷盐司。 李稷等措置蜀茶 熙宁四年二月戊辰，上对辅臣言向来茶法之弊。文彦博曰：『非茶法弊，盖昔年用兵西北，调边食急，用茶偿之。其数既多，茶不售，则所在委积，故虚钱多而坏法也。』王安石曰：『榷茶所获利无多矣。』吴充曰：『仁宗朝茶法极弊，时岁犹得九十余万缗，亦不为少。茶法因用兵而坏，彦博所言是矣。然立法之初，许商人入刍粟，边郡执交钞至京师，或使钱银绸绢，或香药象牙，惟所欲，商人便之，故法大行。至祥符初，限以三税之法，立定分数，不许从便，客旅拘制。又茶官多买茶之下者，苟足课额，商人得之，往往折阅。又法数变而民不信，此其所以大坏。如边鄙无事，法令不为小利轻变，自无不行之法。』 《食货志》云：茶法自天圣以来屡易。嘉祐初行通商，虽议者或以为不便更法之意，则主于扰民。熙宁四年，帝与大臣论昔茶法之弊，文彦博、吴充、王安石各论其故，然于茶法，未有所变也。及王韶建开湟之策，委以经略，七年，始遣三司干当公事李杞入蜀，经画买茶，于秦凤、熙河博马，与成都路漕司议合，事方有端。而韶言西人颇以善马至边，所嗜惟茶，乏茶与市，即诏趣杞计见茶，计水陆运致，又以银十万两、帛二万五千、度僧牒五百付之，假常平及坊场余钱，以著作佐郎蒲宗闵同领其事。初，蜀之茶园，皆民两税地，不殖五稼，惟宜种茶，赋税一例折输。民卖茶资衣食，与农夫业田无异，而税额总三十万。杞被命经度，又诏得调举官属，乃即属诸州创设官场，岁增息为四十万，而重禁榷之令，其输受之际，往往压其斤重，侵其价直。法既加急矣，犹未甚害也。八年，杞以疾去。先是，杞等岁增十万之息。既而运茶积滞，岁课不给，即建画于彭、汉二州，岁买布各十万匹，以折脚费实以布息，助茶利也。亦未免滞积。都提举市易司因建遣都官郎中刘佐体量。佐复建议：岁易解盐十万席，雇运回车船载入蜀，而禁商贩。即以佐代杞。之任未几，盐法复难行，罢佐、宗闵，乃议川、陕路民茶息，收十之三，尽卖与官场，更严私易之令，稍重至徒刑，仍没缘身所有物，以待赏给。于是蜀茶尽榷，民始病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