考信录 - 第 25 页/共 77 页

【附录】“颜渊死，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。子曰：‘才，不才，亦各言其子也。鲤也死，有棺而无椁。吾不徒行以为之椁，以吾从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。’”（《论语先进篇》） 　　△《世家》估鱼之年不足信 　　按此文，则伯鱼之卒在颜子前甚明。《家语》乃称孔子年二十而生伯鱼，伯鱼年五十而卒，则是伯鱼卒时孔子已年六十有九矣。又称颜回少孔子三十岁，三十二而死，则是颜子卒时孔子始年六十有二也。然则颜子反先伯鱼而卒，而岂不谬也哉！朱子《或问》云：“有以‘鲤死’之言为夫子之设言；以人情考之，不应如此。”其说是矣。盖“伯鱼年五十，先孔子卒”之文本出《世家》；《家语》见其然，故撰为“孔子年二十而生伯鱼’之语以合之。不知《史记》之年本不足信，强取以附会之，是以劳而卒至於抵捂也。 　　【备览】“伯鱼生，字子思。子思生白，字子上。子上生求，字子家。子家生箕，字子京。子京生穿，字子高。子高生子慎。（《世纪》作“谦，字子顺”）尝为魏相。子慎生鲋，（《世纪》“字於鱼，一字甲”）为陈王涉博士，死於陈下。”（《孔子世家》） 　　△《世家》孔氏世次尚可信 　　按自子上以後，下去汉世益近，《世家》所载世次名字或无大误，故今附次於後。至於所记年几何云者，必不能详密如是。孔子、伯鱼之年已悉不合，如前所辨矣，则自子思以下其可信乎！今并删之。 　　○遗型 　　“孔子没，三年之外，门人治任将归，入揖於子贡，相向而哭；皆失声，然後归。子贡反，筑室於场，独居三年，然後归。”（《孟子》） 　　【备览】“孔子葬鲁城北泗上，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馀室，因命曰孔里。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，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於孔子冢。孔子冢大一顷。故所居堂内，後世因庙藏孔子衣、冠、琴、车、书。至於汉，二百馀年不绝。”（《孔子世家》） 　　△辨将死遗秘书之说 　　《论衡》云：“孔子将死，遗秘书曰：‘不知何男子，自称秦始皇，上我堂，踞我床，颠倒我衣裳；行至沙邱而亡。’後始皇至鲁，观孔子宅，至沙邱而亡。”余按：前知之术圣人能之，而非所以为圣人也。然所谓前知者，不过剥复倚伏之理，治乱循环之运，非若後世射覆乌占之术然也。况为秘书以遗後世，欲何为乎？汉人好信谶纬，故其为言如此；其亵圣人殊甚，良可笑也。 　　【存参】“孔子之丧，门人疑所服。子贡曰：‘昔者夫子之丧颜渊，若丧子而无服；丧子路亦然。请丧夫子，若丧父而无服。’”（《檀弓》） 　　△《檀弓》记弟子丧服疑有误 　　此篇後文又云：“孔子之丧，二三子皆而出。群居则；出则否。”按既云“而出”，又云“出则否”语殊难解。注以为“朋友相为服”，然与上文意不相贯，疑有缺误。故不录。大抵《檀弓》之文纰缪者多，间有当采录者，亦仅列之存参，志慎也。 　　【附论】“孟子曰：‘以德服人者，中心悦而诚服也，若七十子之服孔子也。’”（《孟子》） 　　△孔子弟子无三千 　　《世家》云：“孔子以《诗》、《书》礼乐教，弟子盖三千焉；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。”余按：孟子但云“七十子”，则是孔子之门人止七十子也。孔子弟子安能三千之多！必後人之奢言之也。且汉人所称“六艺”即今《六经》，非《周官》“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”之六艺也。孔子晚年始作《春秋》，而《易》道深远，圣人亦不轻以示人，其言未足信。今不取。 　　【备考】“《论语》：《古》二十一篇；《齐》二十二篇；《鲁》二十篇。”（《汉书艺文志》） 　　△《论语》成於後儒纂辑 　　《汉志》云：“《论语》者，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於夫子之语也。当时弟子各有所记，夫子既卒，门人相与辑而论纂，故谓之《论语》。”余按：《鲁论语》中所记之君大夫如哀公、康子、敬子、景伯之属皆以谥举，曾子、有子皆以子称，且记曾子疾革之言，则是孔子既没数十年後，七十子之门人追记其师所述以成篇，而後儒辑之以成书者，非孔子之门人弟子之所记而辑焉者也。然其义理精纯，文体简质，较之《戴记》独赐为得真，盖皆笃实之儒谨识师言，而不敢大有所增益於其间也。 　　△《论语》後五篇之可疑 　　唯其後之五篇多可疑者。《季氏篇》文多俳偶，全与他篇不伦，而《颛臾》一章至与经传抵捂，《微子篇》杂记古今轶事，有与圣门绝无涉者。而《楚狂》三章语意乃类庄周，皆不似孔氏遗书。且“孔子”者，对君大夫之称，自言与门人言则但称“子”，此《论语》体例也；而《季氏篇》章首皆称“孔子”，《微子篇》亦往往称“孔子”，尤其显然而可见者。《阳货篇》纯驳互见，文亦错出不均；《问仁》、《六言》、《三疾》等章文体略与《季氏篇》同；而《武城》、《佛》二章於孔子前称“夫子”，乃战国之言，非春秋时语。盖杂辑成之者、非一人之笔也。《子张篇》记门弟子之言，较前後篇文体独为少粹；惟称孔子为“仲尼”，亦与他篇小异。至《尧曰篇》，《古论语》本两篇，篇或一章，或二章，其文尤不类。盖皆断简无所属，附之於书末者，《鲁论语》以其少故合之；而不学者遂附会之，以为终篇历叙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武王之事而以孔子继之，谬矣！窃意此五篇者皆後人之所续入，如《春秋》之有《续经》者然，如《孟子》之有《外篇》者然，如以《考工记》补《周官》者然，其中义理事实之可疑者盖亦有之，今不能以遍举，学者所当精择而详考也。其前十五篇中，唯《雍也篇南子章》事理可疑，《先进篇侍坐章》文体少异，语意亦类庄周，而皆称“夫子”，不称子，亦与《阳货篇》同；至《乡党篇》之《色举章》，则残缺无首尾而语意亦不伦，皆与《季氏篇》之末三章，《微子篇》之末二章相似，似後人所续入者。盖当其初篇皆别行，传其书者续有所得辄附之於篇末，以故醇疵不等，文体互异。惜乎後世未有好学深思之士为之分别而正之也！呜呼，《孟子》之十一篇，刘歆已合之矣，幸而赵氏去古未远，知其本异，而其识又足以辨其真伪，遂断然以後四篇为後世之所依仿而之者，决然删而去之，以故《孟子》一书纯洁如一，赵氏力也。彼张禹、马融、何晏之辈固不足以及此！以康成之名儒，乃亦混混无所分别，何也？及至於宋，传益久，尊益至，则虽以朱子之贤，亦且委曲为之解说而不敢议。然则如赵氏者，可不谓孟子之功臣也与！尤可异者，宋复有《孔子集语》，明复有《论语外篇》，若犹以《论语》为未足而益之者。取《庄》、《列》异端小说之言而欲跻诸经传之列，呜呼，人之识见相越可胜叹哉！说并见前《堕费》、《南子》、《楚狂》诸条下。 　　△《论语》之文之重复 　　《论语》之始，篇皆别行，各记所闻，初不相谋，而後儒汇合之。故其文有自相复者：《巧言章》，《学而》、《阳货》两篇皆有之；《博学章》，《雍也》、《颜渊》两篇皆有之；《在位章》，《泰伯》、《宪问》两篇皆有之，是也。有复而有详略者：《学而篇不重章》，《子罕篇》止有“主忠信”以下十四字；《父在章》，《里仁篇》止有“三年”以下十二字，是也。有复而有异同者：《宪问篇不患章》，《卫灵篇》作“君子病无能焉（云云）”是也。此或孔子尝两与弟子言之而各述其所闻以诏门人，或但一言之而所传闻不同，皆未可知；後儒纂辑之时未及删耳。至《八佾篇太庙章》，《乡党篇》止有“入太庙，每事问”六字；《子罕篇齐衰章》，《乡党篇》作“虽狎必变，虽亵必以貌”；此则後人记孔子之事，其文之有详略异同，不足异也。又有语相似而人地异者：《雍也篇哀公章》，《先进篇》作季康子问；《子罕篇畏匡章》，《述而篇》作为桓发，是也。此未必果为两事，或所传闻小异。後儒尊之不敢复议；相沿既久，乃复强为之说，以其词之小异为圣人之区别，恐未必然也。 　　△《论语》之文与他书复 　　《论语》之文有与他书复者：“克己复礼，为仁”，告颜渊也；《春秋传》作“克己复礼，仁也”，乃引古志之言以论楚灵王者。“出门如见大宾，使民如承大祭”，答仲弓问仁也；《春秋传》作“出门如宾，承事如祭，仁之则也”，乃晋胥臣告文公者。“譬如为山，未成一篑，止，吾止也”，孔子自言也；《伪古文尚书》作“为山九忉，功亏一篑”，乃召康公训武王者。“人而不为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，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？”谓伯鱼也；《伪古文尚书》作“不学墙面”，乃成王训迪百官者。余按：《春秋传》之文於义皆通，但不如《论语》之条畅自然；盖传闻者异词，疑《论语》为得实。《书》之二语则雕琢裁整，酷类晋、宋间人手笔矣。夫此语本之《论语》则可，若在《论语》前则深属难解：“九仞”岂足言山，所亏宁仅“一篑”；而“墙面”之上下无“犹正”“而立”之文岂复成文义耶！且《克已》、《出门》二章皆答门人之问，述古语以告之，可也；若《周南章》，伯鱼初未尝问，而孔子衍《周官》之言以告之，已为无谓；至《为山章》乃孔子所自言，《书》既有之，又何必雷同而剿说乎！由是言之，刘焯之书其为伪作无疑。余甚怪夫宋之儒者不觉刘书之伪，而反谓孔子之言之出於《旅獒》，本於《周官》，是所谓信《冠子》而反訾贾谊之《鸟赋》为录人之旧也。 　　【附通论】“子曰：‘我非生而知之者，好古，敏以求之者也。’”“子曰：‘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，不如丘之好学也。’”“子曰：‘吾十有五而志於学；三十而立；四十而不惑；五十而知天命；六十而耳顺；七十而从心所欲，不逾矩。’”“子谓颜渊曰：‘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，惟我与尔有是夫！’”“子贡曰：‘有美玉於斯，韫椟而藏诸？求善贾而沽诸？’子曰：‘沽之哉！沽之哉！我待贾者也。’”“子曰：‘苟有用我者，期月而已，可也；三年有成。’”“子曰：‘饭疏食，饮水，曲肱而枕之，乐亦在其中矣。不义而富且贵，於我如浮。’”“子曰：‘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，窃比於我老彭。’”（以上并《论语》） 　　△孔子自言 　　按：人之知圣人，不如圣人之自知。其词虽谦，而其实自有不容掩者。学者即是而求之，则圣人之真可见。故列孔子之自言於後人论赞之前。 　　【附通论】“颜渊喟然叹曰：‘仰之弥高，钻之弥坚；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後。夫子循循然善诱人！博我以文，约我以礼。欲罢不能；既竭吾才，如有所立卓尔。虽欲从之，末由也已！’”“子贡曰：‘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；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。’”“太宰问於子贡曰：‘夫子圣者与？何其多能也？’子贡曰；‘固天纵之将圣，又多能也。’”“卫公孙朝问於子贡曰：‘仲尼焉学？’子贡曰：‘文、武之道未坠於地，在人：贤者识其大者，不贤者识其小者，莫不有文、武之道焉。夫子焉不学，而亦何常师之有！’”“叔孙武叔语大夫於朝曰：‘子贡贤於仲尼。’子服景伯以告子贡，子贡曰：‘譬之宫墙：赐之墙也及肩，窥见室家之好；夫子之墙数仞，不得其门而入，不见宗庙之美，百官之富。’”“陈子禽谓子贡曰：‘子为恭也，仲尼岂贤於子乎？’子贡曰：‘君子一言以为知，一言以为不知；言不可不慎也。夫子之不可及也，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。夫子之得邦家者，所谓立之斯立，道之斯行，绥之斯来，动之斯和，其生也荣，其死也哀，如之何其可及也！’”“仪封人请见，曰：‘君子之至於斯也，吾未尝不得见也。’从者见之。出，曰：‘二三何患於丧乎！天下之无道也久矣，天将以夫子为木铎。’”（以上并论语） 　　△颜渊、子贡论孔子 　　按圣门中知圣人者莫如颜渊、子贡；圣道之尊於世，子贡之功为多。至仪封人未列门墙，能知圣人於一见之间，亦奇矣。故附其言於二子之後。 　　△孔子非生知 　　孔子曰：“我非生而知之者，好古，敏以求之者也。”子贡曰：“文、武之道未坠於地，在人：贤者识其大者，不贤者识其小者；夫子焉不学！”是孔子非生知，乃学知也。而程子云：“孔子，生而知者也；言亦由学而至，所以勉进後人也。”自此以後，遂皆以孔子为生知矣。余按；《论语》他章或可指为谦己诲人之语，至《志学章》，其年自十五至七十，其进德之序自“志”、“立”、“不惑”以至於“不逾矩”，历历可指；若孔子果不由学而至，安能凭空撰此次第功程以欺後人耶！宰我曰：“以予观於夫子，贤於尧、舜远矣！”子贡曰：“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！”有若曰：“自生民以来未有盛於孔子也！”门弟子之推尊孔子也不遗馀力矣，而未有一语及其生知者。孔子或存谦逊之意，门弟子必不代孔子谦逊也。孔子自言非生知，门弟子皆不言孔子为生知，後人去孔子二千年，何由而知孔子之为生知乎？《记》曰：“或生而知之，或学而知之，或困而知之；及其知之，一也。”是故，生知与学知劳逸殊，高下不殊也。譬之於位，圣人，天子也。生知者，生而为天子者也；学知者，由布衣，由大夫，诸侯，升而为天子者也，舜、禹、汤、武王是也；不得谓生而为天子者尊於升而为天子者也。然则孔子虽学知，於至圣无所损；虽生知，於至圣无所加。况孔子惟恐人之以己为生知，而汲汲焉自明其为学知，後儒即姑从孔子而信其为学知，亦似无所害，何故必以孔子为生知乎？孟子曰：“尧、舜，性者也；汤、武，反之也。”性之，生知安行也；反之，学知利行也。而无一言及於孔子者。其末章乃以孔子与汤、文王并处於“闻知”之数而尧、舜不与焉，然则孟子之意盖亦以孔子为学知矣。余笃信圣人之言而不敢小有异者，且恐人之皆以圣人为生知而不知学知之为功大也，故附辨於门人论赞之後。 　　【附通论】“孟子曰：‘非其君不事，非其民不使，洽则进，乱则退，伯夷也。何事非君？何使非民，治亦进，乱亦进，伊尹也。可以仕则仕，可以止则止，可以久则久，可以速则速，孔子也。’公孙丑曰：‘伯夷、伊尹於孔子，若是班乎？’曰：‘否，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！’曰：‘敢问其所以异？’曰：‘宰我、子贡、有若智足以知圣人，不至阿其所好。’”宰我曰：“以予观於夫子，贤於尧、舜远矣！”子贡曰：“见其礼而知其政，闻其乐而知其德，由百世之後，等百世之王，莫之能违也。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！”有若曰：岂惟民哉！麒麟之於走兽，凤凰之於飞鸟，泰山之於邱垤，河海之於行潦，类也；圣人之於民，亦类也。出於其类，拔乎其萃，自生民以来未有盛於孔子也！“孟子曰：‘伯夷，圣之清者也。伊尹，圣之任者也。柳下惠，圣之和者也。孔子，圣之时者也。孔子之谓集大成！集大成也者，金声而玉振之也。金声也者，始条理也；玉振之也者，终条理也。始条理者，智之事也；终条理者，圣之事也。智，譬则巧也；圣，譬则力也。’”由射於百步之外也：其至，尔力也；其中，非尔力也。’”“孟子曰：‘由文王至於孔子，五百有馀岁。若太公望、散宜生，则见而知之；若孔子，则闻而知之。由孔子而来至於今，百有馀岁。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，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，然而无有乎尔，则亦无有乎尔！’”（以上并《孟子》） 　　△孟子论孔子 　　按：七十子以後，知圣人者莫如孟子，故以孟子之言终焉。 　　△孔子无见知闻知之人 　　孟子历叙道统之传，自尧、舜至汤、文王皆有“见知”、“闻知”之人；独至孔子，则曰“无有乎尔”，然则孔子之道将无传耶？曰：有之，然非孟子之所谓知也。夫禹、阜陶之知尧、舜也，伊尹、莱朱之知汤也，太公望、散宜生之知文王也，其德之相去也不远，非若七十子之去孔子远也。颜渊死，孔子曰：“噫，天丧予，”孟子曰：“予未得为孔子徒也！”颜子能见且知而不能传，孟子能知而不能见，是孔子无见知者也。两汉以来，诸儒递相授受，圣人之道藉以不坠；至於唐而有韩子见圣学之大，至於宋而有朱子究圣言之详。然赖其言而世之学者得以知所向往，不迷入於异端而已；求其能知孔子亦如孔子之知文王，则二千馀年间固未有也。且夫道非可以徒传也，孔子曰：“文王既没，文不在兹乎？”文也者，道之所寄以传焉者也。圣人在上，则文播之礼乐；圣人在下，则文诸简编。孔子之文，《六经》备之矣。自秦火以来，残缺失次，儒者穿凿附会，其义之晦而不明者，盖亦不可胜道矣。孔子曰：“知我者其惟《春秋》乎？”孟子历述帝王救世之事？至於孔子，独举《春秋》一书，故曰：“王者之迹熄而《诗》亡，《诗》亡然後《春秋》作。”是《春秋》者，尤孔子之文之大焉者也。然自绝笔以後，游、夏皆未有所发明；虽有公羊、梁、左氏三子者为之作传，而亦不尽合於圣人之旨，至於今竟未有明之者。由是言之，孟子谓为“无有”，诚然，非虚语也。 　　△本书宗旨 　　子贡曰：“文、武之道未坠於地，在人：贤者识其大者，不贤者识其小者。”闻知虽不易得，然识大识小之人皆不可废。余每怪先儒高谈性命，竟未有考辨孔子之事迹者，以致沿讹踵谬，而人不复知有圣人之真。孟子曰：“颂其诗，读其书，不知其人，可乎！”学者日读孔手之书而不知其为人，不能考其先後，辨其真伪，伪学乱经而不知，邪说诬圣而不觉，是亦圣道之憾一也！孟子曰：“孔子，圣之时者也。”又曰：“可以仕则仕，可以止则止，可以久则久，可以速则速，孔子也。”夫仕，止，久，速，皆於其行事见之，然则孔子之事迹未尝非孔子之道之所在，胡可以不考也！余故本孟子之意，历考孔子终身之事而次第正之，附之以辨，以自附於“不贤识小”之义。後世有知孔子者出，庶几有所采择云尔。 　　 　　┌──────┐ 　　│丰镐考信别录│ 　　└──────┘ 　　●序 　　（颉刚按：原本无此序，今依《三代考信录》例，由《提要》下卷录出置此。） 　　周一代之政事经制，有相为首尾，不可以年世分系之者；有《经传》本无正文，後人猜度而为之说，以致失其实者；亦有前人所未详，而今补释之者；皆未便以参於《正录》，故为《别录》以考辨之。 　　●卷一 　　○周政盛衰通考 　　文、武所以创业，成、康所以守成，幽、厉所以失政，其治乱兴衰之故有非纪事之文所能尽者。故统其前後而考之，庶学者可以一目了然。 　　“亦越文王、武王，克知三有宅心，灼见三有俊心，以敬事上帝，立民长伯。立政：任人、准夫、牧、作三事；虎贲、缀衣、趣马、小尹、左右携仆、百司、庶府、大都、小伯、艺人、表臣百司、太史、尹伯、庶常吉士、司徒、司马、司空、亚、旅、夷、微、卢、、三亳、阪、尹。”（《书立政》） 　　△用人与知人 　　篇名《立政》，何以所言皆用人之事也？政，待人而後立者也。虽有善政，非贤莫行。不得其人则政徒为具文；而甚者反足以扰民。是以尧惟务举舜，舜惟务举禹、稷、契、皋陶，自能庶绩咸熙，地平天成；纣以多罪逋逃为大夫卿士，则暴虐於百姓而奸宄於商邑。唐之府兵，明之卫所，皆古寓兵於农之意，法非不善也；未百年而已不可用。是以其後变为广骑，增之召募。其尤甚者，隋苏威作《五教》以教民，亦何尝非唐、虞“敬敷五教”之意；然其後民相率杀其令长，曰“犹能令我诵《五教》不？”欲行善政而反失民心，故政非人不能行也。然人非用之难，知之为难。非有克知灼见而惟资诸荐引推毂之人，则钻营大臣以求显擢者有之？贿赂近习以为内援者有之，广交游，通声气以猎虚名者亦有之。故孟子曰：“左右皆曰贤，未可也；诸大夫皆曰贤，未可也；国人皆曰贤，然後察之：见贤焉，然後用之。”信乎克知灼见为最要也！如此，然後“帝臣不蔽”而上契於天心，使之为民牧长而百姓被其泽。故曰：“敬事上帝，立民长伯。”此文、武之所以德化流行而开八百年之业也。曰：何以言善政非人莫行也？曰：天下无必善之法，惟在乎其人耳。自汉以来，岂无良法；惟不得其人则民受其害。大抵三代以上之治皆恃人而不恃法；三代以下之治则恃法而不恃人。由是不务择人，惟期变法，是以其弊终不能革。何以言之？宋时，州县皆以民供役，大户往往有破家者。执政者不知其由於任人之失也，而以为法之过？遂改为免役之法，民出钱而官自召役。历代因之，以为善矣。然吏胥遂横行於州县，鱼肉小民，而官又信任之，遂致事权旁出，狱讼颠倒，民有资产者咸与交欢以图自保，无赖者结以为援，而风俗遂大坏。明初，州县之赋皆使大户输之京师，其後大户亦多破家。执政者不知其由於任人之失也，而以为法之过，遂改而令官自督赋，以为善矣。然追呼烦扰，官吏藉以侵渔，闾阎因之凋敝。此无他：得其人则法皆可行；不得其人则用此亦弊，用彼亦弊，虽岁改而月易之，无益也。故曰：善政非其人莫行也。昔宋王安石行新法，守令贤者多弃官去；邵尧夫以为不然，曰：“宽一分则百姓受一分之赐。”是则政虽不善，得其人，民犹不至大受其害；况行利民之政而得贤守令以布之，百姓有不共享其福者乎！是以文、武惟以得人为最要也。 　　“文王惟克厥宅心，乃克立兹常事司牧人，以克俊有德。”（《书立政》）“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狱庶慎，惟有司之牧夫是训用违。庶狱庶慎，文王罔敢知於兹。”（同上） 　　△庶狱与大狱 　　按：文王之不兼於庶狱，非轻於视狱也，乃重於用人也；谓庶人之轻狱也，非士大夫之大狱也。何则？治狱犹用兵也。情伪百出，非可悬揣而遥制也，必亲察之而後知之。庶狱之繁，人君所不能遍察也，则择其人而使治之。然既委之人矣，又何由知其违而训之？盖古者上下之情常捅，民有冤情，皆得自诉於君，君召其人而亲鞫之，是以莫得施其朦蔽。而文王之耳目尤广，故违与不违皆知之。不然，文王“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”，果何为乎！一事违而训之，则百事皆不敢偏徇；一人违而训之，则百人皆有所畏儆，此文王所以不必兼也。若士大夫之狱则不然。孟子曰：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”，“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”。是古者诸侯之狱皆天子自治之也。王叔陈生舆伯与争政，王叔之宰与伯舆之大夫瑕禽坐狱於王庭；叔孙昭子朝而命吏，曰：“将与季氏讼，书词无颇。”是古者卿大夫之狱皆其君自治之也。邢侯与雍子争畜阝田，叔鱼蔽罪邢侯，邢侯杀叔鱼与雍子於朝；梗阳人有狱，魏戊不能断，以狱上。是古者位相埒则不能治其狱，必尊者而後能治卑者之狱也，明矣。自秦始重狱吏之权，无论丞相大臣皆使治之，而李斯以谋反诬服矣。唐高宗时，人告长孙无忌谋反，许敬宗文致而上之；高宗犹以元舅之故不忍杀，而敬宗不可。夫元舅诚不可以谋反贷死，顾无忌实未尝谋反，高宗何不亲鞫之乎？至明置锦衣狱，其祸尤烈。杨涟、左光斗诸人皆忠直大臣，一入狱中，覆盆莫告，榜掠至无完肤，卒以狱毙。若此者，岂非人主不自理之过与！故曰庶狱者，庶人之轻狱也，非士大夫之大狱也。此文王之所以不必兼也。 　　“思皇多士，生此王国。王国克生，维周之桢。济济多士，文王以宁。”（《诗大雅》） 　　△周多贤才之故 　　贤才之出，非偶然也。天地之气清明醇粹，然後所生之人达於事理，闲於道义，而不惑於利欲之私。此非涵育数十年不能也。上重德行则俗皆尚德行，上重才略则俗皆尚才略，而父师以此为教，子弟以此为学。此非培植数十年不能也。周自大王迁岐以後，修德行仁不下数十馀年，是以贤才辈出，卿大夫士莫非宅俊。虽由文王之克知灼见而立民长伯，要亦其先世涵濡而培植之者有素也。故《诗》推本言之。 　　“文王蹶厥生。予曰有疏附；子曰有先後；子曰有奔奏；子曰有御侮。”（《诗大雅》） 　　△文王用贤才之法 　　周之贤才固多，要亦文王用之各当其才，故诗人以“疏附”、“先後”、“奔奏”、“御侮”分别言之。盖才全德备者其人良少，惟能各当其才，斯能悉举其职。故周公曰：“无求备於一人。”孔子曰：“及其使人也器之。”唐、宋以後，多循资格而不问其才具，往往一人之身氵存更十有馀职。此果能悉举其职乎？抑未必然也？读此诗，可以悟此理。 　　“亦越武王，率惟敉功，不敢替厥义德；率惟谋，从容德，以并受此丕丕基。’”（《书立政》） 　　“武王克商，作颂曰：‘载辑干戈；载弓失。我求懿德，肆於时夏，允王保之。’”（《左传》宣公十二年） 　　△武王求懿德 　　武王克商之後，“干戈辑”而“弓矢”固已；何以言“求懿德”而“肆时夏”也？生民所以困而不安，由於贤人弃而不用。官不得其人，则强陵弱，众暴寡者听之，子不孝，弟不共者听之，淫荒无度，侈靡自恣者听之。岂惟听之而已，重赋敛而民膏为之竭，鬻讼狱而民冤不得伸。非懿德之人不能抚安而整饬之也。然使其人而果有懿德也，必不肯希荣而干进，隐於畎亩者有之，遁於山林者有之。非咨於众，访於人，夙夜求之，不能得也。“思皇多士，生此王国”，周非无懿德也；然而天下之地广矣，天下之贤多矣，是以广求之而遍用之也。“肆”，陈也，布也。用贤者，非以博好士之名也；布之天下，然後民得被其泽也。以此观之，武王之伐商，非富天下也，正以贤才不用而生民不得安，故不得已而伐商也。贤才用而百姓安，风俗厚而人心固，则亲贤乐利，垂裕後昆；是以永言保之，至八百年之久也。 　　【附论】“哀公问政。子曰：‘文、武之政布在方策。其人存则其政举；其人亡则其政息。人道敏政；地道敏树。夫政也者，蒲芦也。’”（《中庸》） 　　△孔子答哀公问政之旨 　　哀公问政，孔子何为以“人存”“人亡”告之也？政必待人而後行，前固已备言之矣，况鲁，周公之旧，周公所行者即文、武之政，无事於别立章程也。但相沿日久，视为具文，实惠不逮於民，亦有苦其不便而改之者。举而行之，本非难事，但患无其人耳。无其人，则非惟具文之无益也，而复古亦足以滋弊。故曰“其人存则其政举”也。“人道敏政，地道敏树”，极言非政之难而人之难，犹树必待地而生，但有地未有不生树者也。“蒲芦”者，树之尤易生者也，所以申明政之易举而惟患不得其人也；孔子所言，证以周公《立政》所言文、武之事，若合符节。故孔子曰：“文王既没，文不在兹乎？”孟子曰：“由文王至於孔子，五百有馀岁：若太公望、散宜生，则见而知之；若孔子，则闻而知之。”信乎，先圣後圣，其揆一也！ 　　△《家语》误录“为政在人”以下 　　按：孔子答哀公之问当至此而止；下文乃作《中庸》者因为政在人之意推而言之。是以“好学”三句，复冠以“子曰”之文。则此数十言者，非孔子之言明甚。伪撰《家语》者不能辨文义之首尾，乃误以为至“择善固执”句止。“朝聘以时，厚往薄来”，既非诸侯之事，孔子以告哀公何为？而“在下位”以下明明采录《孟子》之言，尤其显然而可见者。况《论语》所记孔子之言皆简而洁，从未有繁而曲如此章者；而“达道”、“达德”、“九经”之属亦与“人存政举”之意了不相涉。《家语》之误，显然可见。朱子《章句》亦未及正其失。故今补而论之。 　　△蒲芦为草名 　　“蒲芦”，或以为蜾，或以为蒲苇。朱子《章句》从沈括，以为蒲苇，正与上文“地道敏树”文义相贯。近世学者偶见蜾裸之说，以为新奇，遂极力驳朱子之误。非惟上下文义不相呼应，即令果是，而於义理亦何足为得失乎！圣人此数言者，实为经世要务，得文、武之真传；乃皆碌碌无所发明，但斤斤於蒲苇、蜾裸之同异，徒劳笔舌，良可叹也！ 　　又按：“蒲芦”文皆从草，本草名也。故《诗》云：“彼泽之陂，有蒲与荷。”又云：“鱼在在藻，依於其蒲。”而今人呼苇亦多云芦苇；又有芦草生於田中。以蒲芦为草，其说为得之。《尔雅》一书本不足据，九州之名与《书》不合；谓夏改载为岁，亦与《经》、《传》乖剌，其说岂尽可信！就令蒲芦果为虫名，亦安见其必非草名也？且非但蒲芦也，即果裸为虫名，亦未尝非草名也。《豳风》云：“果裸之实亦施於宇。”《毛传》云：“果裸，栝楼也。”盖虫不能施宇，施宇必草木也。故《孔疏》云：“栝楼叶如瓜叶形，蔓延，青黑色。”是果裸不但名虫，亦兼以名草矣。况於蒲芦文皆从草，而反专以名虫，断不可以之名草乎！奈何据《尔雅》之一语，遽欲驳朱子之误也！ 　　“酌彼行潦，挹彼注兹，可以饣奔饣喜；岂弟君子，民之父母！”（《诗大雅》） 　　△行潦之喻 　　细玩诗意，似以“行潦”喻人材，以“挹注”喻擢用。言水在泥中若不足用，然挹彼注兹以澄之，即可饣奔饣喜；犹贤人困於泥涂，擢而用之，即可以为君宣猷布化而百姓享其福；此君子所以为民之父母也。以行潦为喻者，谓随地有才，不必其大也；虽片长亦足录，止须一挹注之劳耳。传以“行潦”为喻“岂弟君子”，似尚未尽诗意。 　　“有冯有翼，有孝有德，以引以翼。岂弟君子，四方为则。蔼蔼王多吉士，维君子使，媚於天子。蔼蔼王多吉人，维君子命，媚於庶人。”（同上） 　　△吉人之媚 　　此诗三四两章皆颂祷之词，曰“土宇厚”，曰“受命长”，曰“百神尔主”，曰“禄尔康”，何以忽继之以“冯翼孝德”，“吉士”“古人”也？盖国祚之修短在政事，而政事之得失在人材。人主虽甚贤圣，然以一人而御四方，其耳目必有所不周，其心思必有所不及，故常藉於人材。苟左右非其人，则下情不上闻；都邑之宰非其人，则君恩不下达：虽日下恤民之诏，日行利民之政，而民不受益也。故必有冯翼孝德，吉士吉人，相与辅君之德，宣君之治，而後厚者常厚，长者益长。“媚”者，爱而能遂其心之谓。人臣之所大患，在迎合大臣以求援引，剥削百姓以肥身家，而国计民生遂置之於不问。“媚於天子”，其不附於权门可知。“媚於庶人”，其不黩於货贿可知。国固民安，所以百神主而禄康也。 　　△《酌》与《卷阿》之作意 　　此二篇，《序》皆以为召康公戒成王之诗。然玩其语意，似皆咏当日之实事，或成或康，均未可知，盖守成之世，太平无事，上下恬熙，人主最易安於逸乐，不以人材为事，而成、康乃能法文、武之所以立政者而继述之，故诗人咏歌而叹美之也。 　　周芮良夫之诗曰：“‘大风有隧，贪人败类。听言则对，诵言如醉。匪用其良，覆俾我悖！’”（《左传》文公元年） 　　△“贪人败类” 　　此何以言“贪人败类”也？大凡国家用人，才不能皆全，德不能悉备，所贵取其所长，恕其所短；惟贪人则断不可用。何者？人一动於贪心，则不复顾名义，论是非，较曲直，止知利吾身耳。昔有磁州知州，以其子掌簿籍；解官之日，会计仓库，书吏有亏缺至千金者，以二百金纳其子，则以此千金入於其父之亏缺中。贪之所致，虽父子亦不顾，复何有於君臣！更何有於士民！故使贪人主选举，则贿赂至者即为贤才，不至者即为庸劣，而庶僚皆不得其人；使贪人主讼狱，则关说至者讼即胜，不至者冤即不得伸，而百姓皆不得其平。以至万事，莫不皆然。由是，为都邑之宰者咸务剥取其民，以求为政者之拔擢，而士大夫咸趋於贪；为民者亦咸务侵陵懦弱之人而吞其财，而不畏上之加以罪，而民咸趋於贪。故曰“贪人败类”，言化国之庶官百姓使尽为贫人也。人心一动於贪，则法语不改，巽言亦不复绎，故曰“听言则对，诵言如醉”也。人心一动於贪。则贤奸易位，曲直莫不倒置，故曰“匪用其良，覆俾我悖”也。甚至拒敌讨贼，胜败呼吸之际而亦贪其贿者，关守将之受沛公贿而不设备，陈良瑜之左右之受李自成贿而纵使出险，是也。何者？人惟不贪，贪即无所不至也。故唐刘晏理财，悉用士人，而不假手吏胥，知其贪也；宋太祖立法尚宽，垂训不得杀士大夫，而犯赃者法无少贷，深知贪之为患大也。历观前古，未有不以廉吏致治，以贪吏偾事者。无怪乎良夫预知王室之将卑也！按《国语》称“荣公专利”，而此诗言“贪人败类”，故朱子《诗传》疑贪人为即指荣公。然则厉王之世，皆由委任荣公，以致用人行政皆失其宜；周之所以由盛之衰，此诗正与《周语》所载互相发明也。 　　【附录】“鹤鸣於九皋，声闻於野。鱼潜在渊，或在於渚。乐彼之园，爰有树檀；其下维。他山之石，可以为错。鹤鸣於九皋，声闻於天。鱼在於渚，或潜在渊。乐彼之园，爰有树檀；其下维谷。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。”（《诗小雅》） 　　△《鹤鸣篇》之喻 　　《鹤鸣》一篇纯用比喻，在《风雅》中别为一格。《毛传》以为教宣王求贤人之未仕者。《朱传》则以首二句为“言诚不可掩”，次二句为“言理无定在”，树檀三句“言爱当知其恶”，他山二句“言憎当知其善”：语殊隽妙。然以揆之诗词，考之时事，殊未见确切不易处。馀初未阅毛、郑旧说，但於吟诵之馀玩其词意，似为用人而发。因取毛、郑之说观之，乃知前人之见已有如是者。虽其说尚有未尽合者，要之谓为“求贤”，於文义为得之。盖此诗首二句言贤人不难知：“鹤鸣九皋”，以喻贤人处於草莽；“声闻於野”，以喻才德出众，人皆知之。《毛传》所谓“身隐而名著”者，是也。次二句言贤人不难得：“鱼潜在渊，或在於渚”，以喻贤人随地有之，固有遁於空谷者，亦有隐於下位者。“树檀”，以喻旧臣有功德者；“”“谷”，以喻旧臣之子若孙。檀虽佳树，而其下不保无与谷，以喻夫世族之家不必皆贤，能继其祖父之遗德也。“他山之石，可以为错”，以喻庶族或草莽之中皆有贤材，不当轻弃之也。《笺》以“他山”为“喻异国”，亦通。盖周自中叶以後，卿大夫多世为之；其见於《经传》者，若尹氏、皇父、家伯、荣夷公、虢石父之属，皆世族也。王畿之人多矣，世族不过百之一二耳；必世族然後登高位，则人材之遗弃者多矣。且世族岂能皆贤。大抵人情涉历艰难则其识日开，坐享富贵则其心易荡。是以周公曰：“先知稼穑之艰难，乃逸，则知小人之依。”又曰：“厥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，乃逸，乃谚。”世族中之贤者能几人哉！故曰：“乐彼之园，爰有树檀；其下维。”深知夫世禄子孙之多不达於民情也。居高位者既多持禄养交，甚至有以贪著名者，由是庶僚化之，相习成风，以承顺为时，以逢迎为得计。虽有方正之士，然以其戆直也，莫肯举之，而亦莫能容之。岂知圣君贤相亦未尝不赖有戆直之人以拾其遗而补其缺。石虽粗也，而玉之温润者转得藉之以成其美，故曰：“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”深明夫世族之外，朴直之材，其可用者尚多也。如此，似与诗之词意相合，而於时事亦切。言婉意深，最耐学人咀嚼。且与此後数篇正相表里。《祈父》，檀下也。《白驹》之“伊人”，石在山，鱼在渊者也。“絷之维之”，声己闻於野矣。即“转於恤”之“爪牙”，亦未必非鱼之在渚者。但能举而用之，则“晨门”“荷篑”皆得效王官之职，庶政毕举，闾阎富而风俗醇，之异邦者自不复咏“黄鸟”，依昏姻者亦不复叹“采{艹遂}”矣。 　　“祈父！予，王之爪牙。胡转予於恤，靡所止居？祈父，不聪？胡转予於恤，有母之尸饔？”（《诗小雅》） 　　△《祈父篇》与将士之困 　　“爪牙”，《传》以为军士。“转於恤”，《传》以为久役。吕氏引勾践、信陵事，以为独子当免征役，故以之责司马。余按：诗人既自以为王之爪牙，又以独子为词以求免役，於理殊属难通。郑氏以为宿卫之士，不当从军者，较为近理。然王事多难，义不当自顾其私；而敌王所忾，亦不得谓“转於恤”也。细玩其词，似所谓“爪牙”者即曲长屯将之属，所谓“转於恤”者乃削贫困之意。盖周道既衰，大臣养尊处优，多失之於贪惰。贪则惟事削，惰则不知顾恤，以致将士贫困，不能自给，故以此责司马之不聪耳。嗟夫，自贪人败类以来，大臣之贤者渐少而持禄养交者多；非但良人弗求弗迪也，即爪牙之士可以御侮者亦使之转於恤，无怪乎王室之不复振也！旧说以此为宣王时诗。当宣王之初，召公辅政，周室中兴，不当有此。意者其宣王末年之事乎？说已详前《宣王篇》中。 　　“皎皎白驹，食我场苗。絷之维之，以永今朝。所谓伊人，於焉逍遥。皎皎白驹，在彼空谷。生刍一束，其人如玉。毋金玉尔音，而有遐心！”（同上） 　　△《白驹篇》与贤人之去 　　此篇，惜贤人之去而欲留之之诗也。贤人何以去也？盖自周道渐衰，卿大夫皆世及，草野之贤才罕有登显位者，然即下僚亦稀进用。何者？人之贪爵禄者多工於钻营，人之有学守者多拙於进取；而大臣皆世禄子弟，席丰履厚，自二三贤臣外，罕有以报国安民为事者，不过贪贿赂，喜容悦而已。贪贿赂则馈遗者升，喜容悦则柔媚者进；虽王之爪牙犹使之转於恤，何有於草泽之逸贤，而尚肯访而求之，举而用之乎！即幸而用矣，而时方尚逢迎，贤人亦不能为；是以翩然而去，虽欲絷维以永朝夕，而白驹已入於空谷也。此篇次於《祈父》之後，疑亦宣王晚年诗也。 　　【附录】“黄鸟，黄鸟，无集於，无啄我粟！此邦之人，不我肯。言旋言归，复我邦族！”（同上） 　　【附录】“我行其野，蔽芾其樗。昏姻之故，言就尔居。尔不我畜，复我邦家！”（同上） 　　△幽王亡国与当时风俗 　　吾少读《书传》，至周、宣、幽之际而不能无疑也。宣王中兴之主，西攘诸戎，南却淮夷、荆楚，诸侯复宗周；宣王崩，幽王立，仅十一年而遂亡，何哉？近年以来，熟玩《小雅》诸篇而後知其故也。盖国家之所以久，不在声灵之赫耀，而在人心风俗之美；而其所以美者，惟赖大都小伯之得其人，抚字而整饬之。周衰以来，贤才罕得进用，白驹入於空谷，故庶官多不得其人；不得其人，则闾阎失所，风俗日敝。是以《白驹》之後，继之以此二篇：“啄粟”“啄粱”，以喻为土人所陵藉，与《硕鼠》之“食黍”意同；“采{艹遂}”、“采{艹}”，言贫无所得食，但采野菜以自给也。毛、郑以为夫弃其妻者，非是。《朱傅》之说得之。盖惟闾阎失所则民不安其居，是以或转徙於他邦，或依托於昏姻；风俗日敝则民不相顾恤，是以虽他邦亦莫我谷，虽昏姻亦不我畜也。故虽《车攻》之会诸侯，《庭燎》之勤政事，尚未改盛世之规摸，而里巷之间，民贫俗漓，已无蒂固根深之势。所幸朝无失政，故人得以苟安；一有蹉跌，即不复振。无怪乎十有馀年而遂有骊山之变也！ 　　“蟊贼内讧，昏靡共，溃溃回，实靖夷我邦。”（《诗大雅》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