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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王安石《伯夷论》】（节录）“伯夷，古之论有孔子、孟子焉。孔子曰：‘求仁而得仁’，‘饿於首阳之下’，逸民也。孟子曰：‘非其君不事’，‘不立恶人之朝’，‘避纣居北海之滨’，百世之师也。孔、孟皆以伯夷遭纣之恶，不忍事之，以求其仁，饿而避，不自降辱，以待天下之清，而号为圣人耳。然则司马迁以为武王伐纣，扣马而谏，义不食周粟，是大不然也。夫商衰而纣以不仁残天下，天下孰不病纣，而尤者伯夷也。尝与太公闻西伯善养老则往归焉。当是时，欲夷纣者，二人之心岂有异耶！及武王一奋，太公相之，伯夷乃不与，何哉？盖二老所谓‘天下之大老’，春秋固已高矣；文王之兴以至武王之世，岁亦不下十数；如是而言，伯夷其亦理有不存者也。” 　　△辟纣与扣马理无两是 　　余按：天下之是非一而已矣，此是则彼非，此非则彼是，无两是之理也。是故，启之继统为是，则有扈之阻兵为非；桀、纣之暴虐为非，则汤、武之吊伐为是；汤武是则佐汤、武以伐桀纣者皆是，桀、纣非则助桀、纣以抗汤、武者皆非。战国以降，地丑德齐，各以力争，为君者各树私恩以结其士，为士者各怀私恩以报其君，而不复顾天下之大义，於是各为其主之说始兴，而豫让以死报智伯矣，聂政以死报严仲矣。自世俗论之，则以为贤矣；而自圣贤观之，特徒死而已。故纣之臣未必无殉国者，而孔子概未之论；及其於殷臣而仁之者凡三，其一则去纣，其二则皆谏纣者也。何者？理固无两是也。齐桓能尊周室，存亡国，则以管仲之佐之为仁。楚僭王，灭诸姬，则其臣虽忠如子文而不得为仁，而子西且有“彼哉”之叹矣。宗鲁之殉公孟，子路之殉孔悝，未尝非忠臣之节，而孔子深罪宗鲁，亦不取於子路。然则圣人之心可以见矣。故伯夷之扣马果是，则殷、纣之虐民无讥；苟武王之救民不非，则以伯夷之圣，安得有扣马之事哉！且伯夷固尝辟纣而居北海以待天下之清者也，欲天下之清，必无纣而後可；欲无纣，必有人伐之而後可。纣死既不可待，纣让又必不能，不伐之，无策也。既不欲有纣，而又不欲人伐之，然则伯夷之心将令如何而後可也？纣之暴甚矣，民之困於纣极矣，“夫知保抱携持厥妇子，徂厥亡，出执”，是人人皆欲辟纣而不能也。伯夷既自辟纣矣，则人之欲辟纣而不能者，必伯夷之所哀怜而欲救之者也。若但自免其身而已，人之不能免者己不能救而又禁人救之，是伯夷但知有己，不知有人也，恶足以为圣哉：然则叩马信则辟纣必诬，辟纣信则叩马必诬，《孟子》与《史记》亦无两皆是之理也。《史记》记东迁以後事，采之《春秋经》、《传》，犹多乖谬，况克商以前乎！《世家》之与《年表》，此传之与彼传，抵捂至不可数，自所作者自犹反之，况经传乎，伊尹之割烹，孟子辨之矣，然《史记》犹信而采之，乌在其可以诬伊尹而独不可以诬伯夷也！孟子之述伯夷，详矣，言之重焉，词之复焉，辟纣之文至於三见，而无一言及於叩马，则首阳之饿因辟纣，不因叩马，明矣。辟纣故饿，饿故思养而归於周，是以《论语》但云“饿於首阳”而不云“饿死於首阳”；不然，何为无故而思“善养老者”，间关数千里而归於周也哉！学者但屏《史记》而不读，则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之文正相发明，经旨自了然而无疑矣。盖当战国之时，杨、墨并起，处士横识，常非尧、舜薄汤、武以快其私，故或自为论以毁之，或诸人以毁之，是以毁尧则诸许由，毁禹则诸子高，毁孔子则诸老聃，其大较也。伯夷既素有清名，又有饿首阳一事，故附会为之说以毁武王；若《庄子》及《吕氏春秋》（说详前条）其明验也。太史公习闻其说，不察其妄而误采之耳。王氏之辨是也。然太史公尊黄、老而齐六术，其采之固无足怪；独怪唐之韩子，自命为抵排异端，宋之程朱，人以为接孟子之传，而亦信杨、墨之邪说；而辟其谬者，乃出於逢君之安石，是犹鲁之逆祀，更数贤大夫莫能正而正之於阳虎也，岂不惜哉：异端之害莫甚於杨、墨，杨、墨之罪莫大於非尧、舜薄汤、武；此之不辟而但摭拾其他，其毋乃豺狼当道而问狐狸乎！至於“父死不葬”之言，荒唐殊甚，“西山命衰”之歌，浅陋已极；而举世皆信之。吁，其真可怪也夫！ 　　○齐太公 　　△太公名号 　　《史记》称太公曰“吕尚”，而云“文王遇於渭阳，与语大说，曰：‘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！’故号之曰‘太公望’。”其後谯周遂谓太公名牙；《索隐》又谓尚名，牙字，而官名为尚父。余按：《孟子》、《春秋传》皆称为“太公”，果如《史记》之说，则太公乃王季，岂可去“望”而以太公称之！盖望，其名也；尚父其字也；吕，其氏也；姜，其姓也；师，其官也；公，其爵也；太公，齐人之追号之也。是时诸侯尚未有谥（周之大臣有谥自周公始），而太公为齐始封君，故号之曰“太公”，犹父之号为太王也。“师尚父”者，连官与字而称之者也，犹所谓保佚、史佚也。“太公望”者，连号与名而称之者也，犹所谓周公旦、召公也。“吕尚”者，连氏与字称之而省文者也，犹子游之称为言游，子华之称为公西华也。“牙”之名，“尚父”之官，皆不见於经传，盖由不知望之即名，尚父之即尚，而妄为之说者也。余性素狭，每见古人世系名姓为世所淆乱，常不平焉。故正之。 　　【补】“太公辟纣，居东海之滨；闻文王作，兴曰：‘盍归乎来！吾闻西伯善养老者。’”（《孟子》） 　　△辨渔钓屠牛之说 　　《史记齐世家》云：“吕尚穷困年老，以渔钓干西伯。西伯将出猎，卜之，曰：‘所获非龙，非丽彡，非虎，非罴；所获霸王之辅。’果遇太公於渭之阳。与语，大悦；载与俱归，立为师。”余按：战国时人以割烹要汤诬伊尹，以食牛干秦诬百里奚；孟子皆尝辨之。太公，伊尹俦也，其不以渔钓干文王也明甚。然即所谓“文王田渭滨与语而载与俱归”者，亦恐未必然也。《书》曰：“文王、武王克知三有宅心，灼见三有俊心。”《传》曰：“文王之朝士让为大夫，大夫让为卿。”太公既归於周，见太公者必争荐之，文王必早知之，不必待田猎而後遇之也。後世大臣多固宠而不肯下贤，是以英主往往求士於邂逅之中，好事者遂以之度太公而以为亦然耳。《世家》又云，“或曰：‘太公尝事纣，纣无道，去之；游说诸侯，无所遇，而卒归周。’或曰：‘西伯拘里，散宜生、闳夭招吕尚为西伯求美女奇物献纣，以赎西伯。’”而《索隐》引谯周言亦谓太公屠牛於朝歌，卖饭於孟津。余按：《孟子》云：“太公辟纣，居东海之滨。”则是太公不仕纣也。太公方辟纣之不暇，而宁肯自投于朝歌、孟津，纣之国中哉！观孟子之言，太公之事盖与伊尹相类，躬耕自给，安贫乐道，而无求於外者；必无游说诸侯屠牛卖饭，求美女奇物以自污辱之事也。故今但载《孟子》之语，而《史记》及诸家之言皆不录焉。 　　“牧野洋洋，檀车煌煌，驷原彭彭。维师尚父，时维鹰扬，凉彼武王，肆伐大商，会朝清明。”（《诗大雅》） 　　△《六韬》非太公作 　　世传《六韬》为太公所作。《战国策》称苏秦得太公阴符之谋。《史记》亦云：“西伯之脱里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，其事多兵权与奇计，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。’唐以後因尊太公为武成王，专司武事，如孔子之为文宣王者然。余按：孟子云：“由文王至於孔子，五百有馀岁。若太公望、散宜生则见而知之，若孔子则闻而知之。”则太公者乃述、舜、禹、汤之道以佐文、武而开孔子者，非徒以兵事见长也。古者有文事者必有武备，是以三代以上，文武之途不分，无事则用之治国，有事则用之行师。故《诗》云：“维师尚父，时维鹰扬，凉彼武王，肆伐大商。”要不过以仁义之道教民於平时，儆民於临事，率有勇知方之众，为伐暴救民之举耳。後世儒者泥於章句之俗学，沉於性命之陈言，不通达於世务故不知兵者多，而所谓知兵者咸属之於权谋术数之流，由是文武遂分，岂知三代以上不如是乎！晋文公作三军，谋元帅，赵衰曰：“却谷可，说礼乐而敦《诗》、《书》。”霸者之佐犹能以《诗》。《书》礼乐行兵，况太公王者之佐，而反为此权谋术数之言乎：且《六韬》所言，术浅而文陋，较之孙武、吴起之书犹且远出其下，必秦、汉间人之所伪撰，盖以太公曾相武王伐商，故之耳。後人信之为实过矣！故今不载。 　　△《丹书》之箴未可信 　　《大戴记》云：“武王践阼三日，召师尚父而问焉，曰：‘黄帝、颛顼之道存乎？’师尚父曰：‘在《丹书》，王欲闻之则齐。’王齐三日，端冕，师尚父亦端冕奉书而入，道书之言曰：‘敬胜怠者吉；怠胜敬者灭。义胜欲者从；欲胜义者凶。凡事，不强则枉；弗敬则不正。枉者灭废；散者万世。’”此事或以为在武王即位之初，或以为在武王克商之後。余按：“敬胜”数言，文简而意周，事约而功广，诚为圣贤儆戒之言，帝王修持之要术也。然武王有文王之圣父太姒之圣母，其庭帏之教训岂不以“小心翼翼”、“缉熙敬止”之义朝夕而提撕之而必待为君之日，致齐三日，而後得闻此创论乎！且以此为在即位之初，则与後文“所监不远，视尔所代”，及“予一人”之语不合；若以此为在克商之後，则尚父乃武王之师，十馀年中所启沃者何事，而此语乃秘之而不以告乎！要其先後实为矛盾。或太公尝以敬义之旨告武王，而後人遂附会之而为此说与？故今不录。 　　【附论】“吴公子札来聘，请观於周乐。为之歌《齐》，曰：‘美哉，泱泱乎大风也哉！表东海者，其太公乎！国未可量也。’”（《左传》襄公二十九年） 　　“周公、太公股肱周室，夹辅成王。成王劳之而赐之盟，曰：‘世世子孙无相害也！’”（《左传》僖公二十六年） 　　△辨伯禽、太公报政迟速之说 　　《史记鲁世家》云：“伯禽受封之鲁，三年而後报政。周公曰：‘何迟也？’伯禽曰，‘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後除之，故迟。’太公亦封於齐，五月而报政。周公曰：‘何疾也？’曰：‘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。’及後闻伯禽报政迟，乃叹曰：‘呜呼，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！’”《说苑》云：“伯禽与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国；三年，太公来朝。周公曰：‘何治之疾也？’对曰：‘尊贤者先疏後亲，先义後仁也。’周公曰：‘太公之泽及五世。’五年，伯禽来朝。周公曰：‘何治之难也？’对曰：‘亲亲者先内後外，先仁後义也。’周公曰：‘鲁之泽及十世。’”余按：太公、伯禽皆圣贤也，其为治不必尽同，然大要不甚相远；至其久近强弱之异？则其後世子孙之故；乌有立法之初而即相背而驰者哉！齐封於武王世，鲁封於成王世，其相隔远矣，安得同时而报政！且报政之日，《史记》以齐为五月，《说苑》以为三年，《史记》以鲁为三年，《说苑》以为五年，传闻之异显然。孔子曰：“苟有用我者，期月而已，可也三年有成。”子路、冉有之言志也，皆云“三年可使有勇，足民”。子产之治郑，亦三年而後舆人诵之。三年政成，常也；伯禽之三年何得为迟，太公之三年亦何得为疾，而周公乃异之乎！此乃後人据其後日国势而撰为此说者，不足据。《吕氏春秋》亦载此事，而其文尤支离。故今皆不录。 　　【备考】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。蔡溃，遂伐楚。楚子使与师言曰：‘君处北海，寡人处南海，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。不虞君之涉吾地也，何故？’管仲对曰：“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：‘五侯九伯，女实征之，以夹辅周室。赐我先君履：东至于海，西至于河，南至于穆陵，北至于无棣。’”（《左传》僖公四年） 　　△辨杀狂、华士之说 　　《韩非》云：“齐有居士曰狂，华士，昆弟二人者，立议曰：‘吾不臣天子，不友诸侯，耕作而食之，掘井而饮之，吾无求於人也。’太公使吏杀之。周公发急传而问之。太公曰：‘不臣天子，是望不得而臣也。不友诸侯，是望不得而使也。耕作而食，掘井而饮，是望不得以赏罚劝禁也。是以诛之。’”余按：太公佐文、武以开周，孟子列太公於“见知”之敷，则太公必以仁义治国者也，乌有怒人之不仕而杀之者哉！齐国之民众矣，耕田掘井而不仕者不可胜数也，太公又安能尽杀之！曰：为其贤而不仕也。然则是以其贤而後杀之，齐国岂复敢有为贤者哉：人臣之患患在於贪爵禄，贪爵禄则必不能直道而行，故孔子曰：“苟患失之，无所不至。”今以其不贪爵禄而杀之，是驱一国而使之皆惟利是图也。尧、舜在上，不废巢由；箕子不臣於周，则封之於朝鲜，圣贤之心亦可见矣。汉光武欲仕严子陵，子陵曰：“士各有志，岂相强哉！”光武犹能容子陵，太公之贤乃反不能容二子之不仕乎！此乃法家之徒疾士之高尚，欲强天下贤人使入己彀，而伪之於太公者。故今不录而为之辨。 　　△辨杀营荡之说 　　《春秋繁露》称：“营荡为齐司寇，太公问以治国之要，对曰：‘仁者爱人，义者尊老；爱人者有子不食其力，尊老者妻长而夫拜之。’太公立而诛之，以定齐国。’余按：此说至为无理。三代以上从无此等语言；藉令果有此人，太公必不仕之以官而访之以政也。此乃名、法之徒毁仁义者之所为说，《繁露》误采之耳。今不录。 　　○召康公 　　“昔先王受命，有如召公，日辟国百里。”（《诗大雅》） 　　“文、武受命，召公维翰。”（同上） 　　【备览】“召公与周同姓，姓姬氏。”（《史记燕召公世家》） 　　△辨《伪书旅獒》及《书序》 　　《伪古文尚书》有《旅獒篇》，云：“惟克商，遂通道于九夷八蛮；西旅贡厥獒，太保乃作《旅獒》，用训于王。”余按：此篇之文浅弱细碎，乃杂缀传记之嘉言以成篇者。“狎侮君子”数言，与篇意全不类；“为山九仞”二语，则隐括《论语》之文为之者，其伪固不待言。而於召公称为“太保”，亦与事理不合。何者？古之师保皆所以辅导人主，体隆礼重，故常以耆宿大臣为之，非若後世止为官阶以宠贵臣，虽子弟武夫皆可循次而迁转也。故《传》云：无有师保，如临父母。”又云：“其为太子也师保奉之，以朝于婴齐而夕于侧也。”召公在文王时无所知名，而至康王时犹存，则其年当与周公相若。少於武王者，不得为武王之太保也。是以《史记周本纪》於文王时无一言及於召公者；武王即位，乃云“召公、毕公之徒左右王”；其後召公凡屡见，皆称为“召公”，不称为太保；至成王世，迁殷遗民之後，乃云“召公为保，周公为师”。而《书君篇序》亦云“召公为保，周公为师，相处王为左右”。然则是召公於成王时始为太保，不得於武王时豫书为太保也，周公不得为武王师，召公安得遂为武王保也！作《伪书》者盖见《召诰》、《顾命》之於召公皆称之为“太保”，不求其故，而遂於武王之世亦以是称之；正如《吕觉》之称“武王使保召公与微子盟”者然，皆由於臆度而伪撰，是以考其时势而不符耳。且《史记》多采《书序》之文，而此篇之《序》独不见於《本纪》，疑《书》与《序》出於一人之手。故今并不录。 　　“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币，乃复入锡周公曰：‘拜手稽首，旅王若公，诰告庶殷，越自乃御事。呜呼，皇天上帝改厥元子，兹大国殷之命；惟王受命，无疆惟休，亦无疆惟恤！呜呼，曷其奈何弗敬：……呜呼，若生子，罔不在厥初生，自贻哲命！今天其命哲，命吉凶，命历年；知今我初服。宅新邑，肆惟王其疾敬德；王其德之用，祈天永命。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，亦敢殄戮用，民若有功。其惟王位在德元，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，越王显。上下勤恤，其曰我受天命，丕若有夏历年，式勿替有殷历年。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。’”（《书召诰》） 　　“周公若曰：‘君，弗吊，天降丧于殷。殷既坠厥命，我有周既受，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，若天忱，我亦不敢知曰其终出于不祥！’……公曰：‘君，告汝朕允。保，其汝克敬以予，监于殷丧大否，肆念我天威。予不允惟若兹诰，予惟曰襄我二人。汝有合哉，言曰在时二人。天休滋至，惟时二人弗戡。其汝克敬德，明我俊民，在让後人于丕时。呜呼，笃时二人，我式克至于今日休！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，丕冒，海隅出日，罔不率俾！’”（《书君》） 　　△辨召公不说周公摄政之说 　　《书序》云：“召公为保，周公为师，相成王为左右；召公不说，作《君》。”《史记燕世家》云：“成王既幼，周公摄政，当国践阼；召公疑之，作《君》。”马氏融云：“召公以周公既摄政致太平，功配文、武，不宜复列在臣位，故不说。”孔氏颖达云：“成王即政之初，召公以周公尝摄王之政，今复在臣位，其意不说。”《蔡传》以为“诸家之说皆为《序》文所误，乃召公自以盛满难层，欲避权位，退老厥邑，周公反覆告谕以留之尔。”余按：《史记》之意以为此篇作於周公践阼之初，马、孔之说则在周公还政之後，然《书序》皆不见此意，但云“召公不说”，未言不说者何事；云“相成王为左右”则亦与周公践阼无涉也。盖诸家皆因《戴记》中有周公践阼之说先入而为之主，故司马氏亿料之而为是言，马氏、孔氏又以《史记》之说与《序》“相成王”之文不合，故曲为之解，以为周公还政之後而召公不说，其实皆非《书序》意也。惟《蔡传》谓“召公欲避权位，周公留之”，於义为近。然细玩篇中之语，无非勉厉召公同心协力，共辅大业，不但不见召公有不说周公之意，亦殊不见召公有盛满难居之心。然则此篇乃周公自与召公相劝勉之言，初无别故如後人所云云也。禹、皋陶之相舜也，既各以谠言告舜矣，而二人者亦互相劝勉；不必相疑而後然也。今周公既作《立政》、《无逸》以勉成王，召公亦作《召诰》以勉成王矣，则二公之相处亦必有互相勉厉之语，乃人情之常，大臣忧国之心之所必至；初不必於《经》文之外别寻事端而曲为之说也。召公当亦有告周公之篇，但史逸之耳。故今於《书序》、《史记》诸家之言概不载。周公无践阼之事说已详前《周公相成王篇》中。 　　“蔽芾甘棠，勿翦勿伐！召伯所茇。蔽芾甘棠，勿翦勿败！召伯所憩。蔽芾甘棠，勿翦勿拜！召伯所说。”（《诗召南》） 　　【附录】“武子之德在民，如周人之思以焉；爱其甘棠，况其子乎！”（《左传》襄公十四年） 　　○召穆公 　　宣王之中兴，召穆公之功为大，故特录之。 　　“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，故纠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诗曰：‘常棣之华，鄂不кк；凡今之人，莫如兄弟。’其四章曰：‘兄弟阋于墙，外御其侮。’”（《左传》僖公二十四年） 　　△《周语》以《常棣篇》为周文公作之非 　　《周语》云：“周文公之诗曰：‘兄弟阋于墙，外御其侮。’”卫宏《毛诗序》云：“《常棣》燕兄弟也。闵管、蔡之失道，故作《常棣》焉。”其说皆与《春秋传》异。韦氏昭孔氏颖达咸谓“召穆公重述此诗而歌之”。杜氏、林氏注《左传》，遂亦沿其说云：“周公作诗，召公歌之；富辰以为召穆公所作者，盖乐章久废，召穆公始作周公乐歌也。”余按：“作”也者，前此未有而创之之谓也，故曰“述而不作”。若此诗果周公所作而召公但歌之，则文当云“纠合宗族於成周而歌《常棣》焉”，不当云“作诗”也。周公之事，此传前文言之矣，曰：“周公吊二叔之不咸，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。”若此诗果周公所作，则文当云“封建亲戚以蕃屏周，而作《常棣》焉，其词云云。”不当於周公绝口不言，而於召公反历历述之也。且其诗云：“死丧之威，兄弟孔怀。”又云：“丧乱既平，既安且宁。”皆似中衰之後，不类初定鼎时语。况作乱者，管、蔡兄弟也，以殷畔者，管、蔡兄弟之亲其所疏而疏其所亲也，而此诗反云“兄弟急难，良朋永叹”，“兄弟外御其侮，良朋也无戎”，语语与其事相反，何邪？若周公果因闵管、蔡而作此诗，则当自愧无德以化兄弟，使陷於大戾；不然，则述管、蔡之间王室以为兄弟戒，不当反护兄弟之罪而斥异姓之疏，使天下勤王之贤侯，从征之义士，闻之而投戈太息也。盖此传後文云：“周之有懿德也，犹曰‘莫如兄弟’，故封建之；其怀柔天下也，犹惧有外侮，御侮者莫如亲亲，故以亲屏周。召穆公亦云。”撰《周语》者误会其意，遂疑“莫如兄弟”“外御其侮”之句为周公之所作；撰《诗序》者又为《国语》所误，因臆度之而遂以管、蔡之事当之耳。不知所谓曰“莫如兄弟”者，但谓其意如此，其言如此，非谓其诗如此也；所谓“惧有外侮”者，但言其心惧有外侮，非必作诗言“外御其侮”然後得为惧也；周公之意，召公之诗，如合符节，故云“召穆公亦云”，非以歌周公之诗为“亦云”也。所以郑、唐旧说皆以此诗为召穆公所作。白韦氏、杜氏曲护《周语》、《诗序》之失，於是《传》之明明称为召公所作者，巧辞强说，百计以属之周公；虽以朱子之最不信《序》，亦从而附和之，遂致诗人之意大半晦於说《诗》之人，亦可为之长太息矣，且夫说经者惟期定於一是耳：《周语》、《诗序》既与《左传》不同，《左传》果是则《周语》、《诗序》必非，《周语》、《诗序》果是则《左传》必非。周则周，召则召，虽三尺童子皆知其不能两是也。乃必欲使之皆是而无非，委曲展转以求两全，而卒不可通，其亦拙矣！故今从《左传》载之。此说并见《正录》中《六月》、《出车》条下。 　　“肃肃谢功，召伯营之。烈烈征师，召伯成之。原隰既平，泉流既清，召伯有成，王心则宁！”（《诗小雅》） 　　△《黍苗篇》之称美 　　宣王封申之功，具在《崧高》一诗，已摘录之於《宣王篇》中矣。此篇专美召公，故录於此。 　　“‘尔圭瓒，鬯一卣。告于文人？锡山土田。于周受命，自召祖命。’虎拜稽首：‘天子万年！’”（《诗大雅》） 　　△《江汉篇》之受赐 　　此诗前三章叙召公经略江、汉之事，乃国家大政，故摘录之於《宣王篇》中。後三章言召公受赐事故摘录之於此。 　　○卫武公 　　西周之世，诸侯贤者莫如武公，且武公亦似为王卿士者，故特录之。 　　“昔卫武公年数九十有五矣，犹箴警於国曰：‘自卿以下至於师长土，苟在朝者，无谓我老耄而舍我；必恭恪於朝，朝夕以交戒我！’……在舆有旅贲之规，位宁有官师之典，倚几有诵训之谏，居寝有亵御之箴，临事有瞽史之导，宴居有师工之诵。……於是乎作《懿戒》以自警也（原注，“懿”读曰“抑”。）及其没也，谓之睿圣武公。”（《楚语》） 　　【存参】“《柏舟》，共姜自誓也。卫世子共伯蚤死，其妻守义；父母欲夺而嫁之，誓而弗许，故作是诗以绝之。”（《诗序》） 　　【附论】“吴公子札来聘，请观於周乐。为之歌《邶》、《》、《卫》，曰：‘美哉！渊乎！忧而不困者也。吾闻卫康叔、武公之德如是，是其《卫风》乎？’”（《左传》襄公二十九年） 　　△《史记》载袭杀共伯事之非 　　《史记卫康叔世家》云：“侯卒，太子共伯馀立。共伯弟和袭共伯於墓上；共伯入侯羡自杀。卫人立和为侯，是为武公。”司马贞《索隐》云：“季札美康叔武公之德；《国语》称武公年九十五，犹箴诫於国，恭恪於朝，作《抑》自警，至於没身，谓之睿圣。《诗》著卫世子共伯早卒，不云被杀。若武公杀兄而代立，岂可为训，而形之於国史乎！盖太史公采杂说而为此记耳。”其论当矣。近世说者乃谓武公前後善恶自不相掩，不必以其弑君为讳，反若真有其事，《索隐》之言为非是者。余按：乐以象德，故曰“见其乐而知其德”；若武公弑兄自立，大本失矣，其乐复何足观，而季札让国之贤，亦必不服膺於弑兄之贼也。逆取顺守，以结民心，世有之矣，然必无称以“睿圣”者；苟非丧心病狂，何至加此不情之名！倚相引此以讥史老，史老其无词乎！武公之未尝弑兄亦明矣。《毛诗》诸序固不能无附会，然以其说与《史记》互较之，《柏舟》在《风》之首，《墙茨》之前，其世近是也；“我仪我特”之称，“之死靡他”之语，其事亦近是也。回环讽诵，但有以死自守之心，而绝无伤其夫死於非命之意；以为早卒而非被弑，此固无从见其为误者也。《康诰》曰：“王若曰：‘孟侯，朕其弟，小子封。’”是武王诰康叔而封为卫侯也；而《卫世家》乃采世俗之说，谓周公以《康诰》命康叔，谓顷侯赂周夷王，命为卫侯；其前文既与《经》剌谬如是，此又不可据以为实者也。由是言之，共伯之死当从《诗序》，不当从《史记》，断断然矣。《索隐》之说是也。又按“髦”者，子事父母之饰，父亡则脱左髦，母亡则脱右髦；今云“{髟}彼两髦”，则是共伯死时父母固犹存也。父母犹存，则非立后为弟所弑明矣。乃孔氏《诗正义》谓共姜追述其父母在时之饰，呜乎，但欲曲全前人之说，遂不难於委曲宛转以诬圣贤而入其罪，吾诚不知其何心也！故今复申《索隐》之意而详辫之。 　　【存参】“《淇奥》，美武公之德也。有文章，又能听其规谏，以礼自防，故能入相于周，美而作是诗也。”（《诗序》） 　　△入相事或可信 　　按：卫之贤君无如武公者，《序》说近是。至称“入相于周”，虽无左证，然《宾筵》与《抑》二诗皆列于《雅》，则理亦或有之。故列之于存参。 　　【存参】“《宾之初筵》，卫武公饮酒悔过也。”（《後汉书注》） 　　△《宾筵》非刺王 　　按《宾筵》诗意、与《抑》略相类，重在饮酒耳。此说近是。至《诗序》以为“刺王”，则篇中未见此意。故舍彼而采此。 　　△平戎事来可信 　　《史记》，武公立於周宣王十五年；武公四十二年，犬戎杀周幽王，武公将兵佐周，平戎有功。余按：《大雅》篇次无颠倒者；而《抑》在《桑柔汉》之前，故《序》以为厉王时诗。若武公於厉王时已为诸侯，则非立於宣王之世，而犬戎之乱不当武公世矣。恐《史记》有误也。观《史记》於齐威、宣二王皆移前数十年（说见《孟子事实录》中），则此年世宁可深信。故今不敢辄载。 　　 　　┌─────┐ 　　│洙泗考信录│ 　　└─────┘ 　　●序 　　孔子为万世师；其道载於《六经》，而其行事则《史记世家》外，《家语》、《孔丛》诸书皆有所记述。然世家之言已不能无谬妄，何有於馀子！孟子曰：“诵其诗，读其书，不知其人，可乎！是以论其世也，是‘尚友’也。”夫尚友者且当如是，而况乎万世之师！当孔子时，列国之君虽不能显其身，而贤人君子莫不知其为圣。及乎战国，异端竞起，阳尊之而阴诋之，依附会，思欲凌驾其上以自伸己说。二千年来，展转相传，真伪杂出，有识之士虽或随事纠正，而沿袭既久，未能粲然旷然也。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之道备於孔子之身，一言一动莫非道之见端，事苟滋疑，道因而晦，考信之功曷可少乎！ 　　大名崔东壁熟读三代圣贤之书，尽祛後世纰谬之说因疑而征信，於上古、唐、虞、夏、商、周之事皆录而辨之，题曰“考信”。而孔子之事别为《洙泗考信录》四卷，正讹辟妄之功与诸录等。其门人陈介存刻於南昌。越十馀年，东壁覆加审定，欲重刻之，未就而卒。介存之官太谷，就东壁家求得之；甫刻其三代考信录，而以忧去官，《洙泗》一录未及付梓。孔生广沅，介存之门人也，行谊最笃，受书於介存而出资刻之；请序於予，为予尝序其《三代考信录》也。 　　自孔子设教洙、泗之间，七十子之徒传其所学，遭秦历汉，师承不绝。晋氏永嘉丧乱，古学遂湮。唐、宋以来，词章义理帖括之学此盛则彼衰，其弊也记诵繁芜而寡要，议论驰骋而无根，洙、泗一源不啻流为潢污行潦矣。崔东壁曰：“学者日读孔子之书而不知其为人，不能考其先後，辨其真伪，伪学乱经而不知，邪说诬圣而不觉，是亦圣道之一憾也。”此其著录之大指也。 　　孔生师介存，介存师东壁，皆能不负所传，庶几古人师承不绝之义乎？介存归里，孔生复从予游，为予与介存少同学，长同游也。然则是书之传，岂不由於师友之相得哉！ 　　嘉庆戊寅岁，九月，望日，浪穹王崧（旧名藩）乐山撰。 　　●自序 　　（刚案：原本无此序。今依《三代考信录》例，由《提要》下卷录出置此。） 　　《唐虞三代》诸录之後，何为继之以《洙泗》也？曰：二帝、三王、孔子之事，一也；但圣人所处之时势不同则圣人所以治天下亦异。是故，二帝以德洽天下，三王以礼治天下，孔子以学治天下。 　　尧、舜以圣人履帝位，故得布其德於当世，命官熙续，以安百姓而奠万邦，天下莫不遂其生而正其命。故曰二帝以德治天下也。 　　禹、汤、文、武虽亦皆有圣德，然有天下至数百年，其後王不必皆有德，其所恃以维持天下者有三王所制之礼在。故启贤，能承继禹之道，则天下之朝觐讼狱者归之；太甲颠覆汤之典刑，则伊尹放之於桐。《传》曰：“周礼未改，今之王，古之帝也。”故三王之家天下也，非以天下私其子孙也；其子孙能守先王之礼，则德衰而天下有所赖以不乱。故曰三王以礼治天下也。 　　夏之礼将敝也，汤起而维之。商之礼将敝也，文王起而维之。至周之衰，礼亦敝矣，非圣人为天子不能维也。而孔子以布衣当其会，以德则无所施，以礼则无所著，不得已而订正《六经》，教授诸弟子以传於後。是以孔子既没，杨、墨并起，非尧、舜，薄汤、武，天下尽迷於邪说，及至於秦，焚《诗》、《书》，坑儒士，尽灭先王之法，然而齐、鲁之间独重学，尚能述二帝、三王之事。汉兴，访求遗经，表章圣学，天下咸知诵法孔子，以故帝、王之道得以不坠，至於今二千馀年而贤人君子不绝迹於世，人心风俗尚不至於大坏。假使无孔子以承帝、王之後，则当杨、墨肆行之後，秦火之馀，帝、王之道能有复存者乎！故曰孔子以学治天下也。 　　是以《孟子》、《几希》诸章述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之事而继之以孔子，《好辩章》叙禹、周公救世之功而亦继之以孔子。韩子曰：“尧以是传之舜，舜以是传之禹，禹以是传之汤，汤以是传之文、武、周公，文、武、周公传之孔子。”二帝、三王之与孔子，无二道也。是以三代以上经史不分，经即其史，史即今所谓经者也。後世学者不知圣人之道体用同原，穷达一致，由是经史始分。其叙唐、虞、三代事者，务广为纪载，博采旁搜，而不折衷於圣人之经。其穷经者则竭才於章句之末务，殚心於心性之空谈，而不复考古帝王之行事。其尤剌谬者，叙道统以孔子为始，若孔子自为一道者。岂知孔子固别无道，孔子之道即二帝、三王之道也！故曰：“仲尼祖述尧、舜，宪章文、武”；又曰：“文、武未坠於地，夫子焉不学。”假使孔子别有一道，则亦何异於杨、墨、佛氏，而独当尊信之乎！ 　　故今采摭经传孔子之事，考而辨之，以继二帝、三王之後云。 　　●卷一 　　△定本自识 　　初，余为《洙泗考信录》既成，尚未敢以自信。壬子秋，偶携至京师，遇石屏陈履和，见而钞之。既而履和随任江西，余亦选得闽之罗源，履和遂於南昌授梓，寄至罗源。然是时馀已多所增易，与初本不同。既归河北，山居无事，乃复益加删改，录为定本。以贫，未及梓也。恐阅者以两本互异致疑，故特志其首尾，弁於简端。庚午二月，述自识。 　　○原始 　　“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厉公。”（事在春秋前，文在《左传》昭公七年） 　　“正考父佐戴、武、宣，三命兹益共，故其鼎铭云：‘一命而偻；再命而伛；三命而俯，循墙而走。亦莫余敢侮。饣於是，鬻於是，以糊余口。’”（同上） 　　【备览】“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於周大师，以《那》为首。”（《鲁语》） 　　按：《国语》皆後人所撰，往往失实；此虽无害於理，然难竟信，故别之以备览。後凡称“备览”者并仿此。 　　“宋穆公疾，召大司马孔父而属殇公焉。”（《左传》隐公三年） 　　“春王正月戊申，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。”（《春秋》桓公二年） 　　【存疑】“宋殇公立，十年十一战，民不堪命。孔父嘉为司马，督为大宰，故因民之不堪命，先宣言曰：‘司马则然。’已杀孔父而弑殇公，召庄公於郑而立之。”（《左传》桓公二年） 　　【存疑】“督将弑殇公，孔父生而存，则殇公不可得而弑也，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。殇公知孔父死，己必死，趋而救之；皆死焉。”（《公羊传》桓公二年） 　　△孔父先死之臆度 　　按：孔父之死，《经》但书气“及”，与仇牧、荀息同，而《三传》皆以为在弑殇公之前。梁氏曰：“何以知其先杀孔父也？臣既死君，不忍称其名。”夫《春秋》之策，宋大夫之不称名者多矣，曰“华孙”，曰“司马”“司城”者比比也，仅一不称名遂足以信其为先死乎哉！而《公羊》、《左氏》因为原夫孔父所以先死之故，正色立朝，其论甚美；即督之宣言，亦近人情。然窃意其皆出於臆度，恐不足为据也。故附次於《经》以俟考焉。至於左氏“目逆”之说，荒谬已甚，故今不录，仍别为辨於左： 　　△辨目逆之说 　　《左氏》“目逆”之说，《二传》无之。余按：古者妇人车必有帷；士庶人之家出犹必拥蔽其面，况卿之内子乎！督安得见之而目逆之也哉！齐庆克诈为妇人，蒙衣乘辇而入於闳，晋士モ、乐王鲋二妇人辇以如公，卫世子蒯与浑良夫蒙衣而乘以如孔氏，称姻妾以告，皆恐人之见之也。是古者妇人之出，人不能见，明甚；督安得见之而目逆之也哉！此诬古人之大者，且不近情理之尤者，余不敢信。 　　【备览】“防叔生伯夏；伯夏生叔梁纥。”（《史记孔子世家》） 　　按此文或有所本，未敢决其必不然。然《史记》之诬者十七八，而此文又不见他经传，亦未敢决其必然。故附次於备览。 　　△《家语》世次不可信 　　《家语本姓解》云：“弗父何生宋父周；周生世子胜；胜生正考父；考父生孔父嘉；孔父生木金父；金父生夷；夷生防叔；避华氏之祸而奔鲁；防叔生伯夏；伯夏生叔梁纥。”余按：鄹叔以前，见於《春秋传》者仅弗父何、正考父、孔父嘉三世，见於《史记世家》者仅防叔、伯夏二世；此外皆不见於传记。《史记》之言余犹不敢尽信，况《史记》之所不言者乎！且孔父为华督所杀，其子避祸奔鲁，可也；防叔，其曾孙也，其世当在宋襄、成间，於时华氏稍衰，初无构乱之事，防叔安得避华氏之祸而奔鲁乎！《家语》一书本後人所伪撰，其文皆采之於他书而增损改易以饰之：如《相鲁篇》采之於《春秋传》、《史记》，《辨物篇》采之於《春秋传》、《国语》，《哀公问政》、《儒行》两篇采之於《戴记曲礼》，《子贡》、《子夏》、《公西赤问》等篇采之於《戴记》、《春秋传》；以至《庄》、《列》、《说苑》、谶纬之书无不采，未有一篇无所本者。然取所采之书与《家语》比而观之，则其所增损改易者文必冗弱，辞必浅陋，远不如其本书，甚或失其本来之旨，其为剿袭显而可按。而世不察，以为孔氏遗书，亦已惑矣！《汉书艺文志》云：“《孔子家语》二十七卷。”师古曰：“非今所有《家语》。”则是孔氏先世之书已亡，而此书出於後人所撰，显然可见。且《家语》在汉已显於世，列於《七略》，以康成之博学，岂容不见，而待肃之据之以驳己耶！此必毁郑氏之学者伪撰此书以为己证。其序文浅语夸，亦未必果出於肃，就令果出於肃，肃之学识亦不足为定论也。故今不见於经传而但见於《家语》者概不敢录，宁过而阙，不敢过而诬也。後并仿此。 　　“Τ阳人启门，诸侯之士门焉，县门发，鄹人纥抉之以出门者。”（《左传》襄公十年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