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△《关雎》非刺诗
齐、鲁、韩三家诗皆以《周南》之《关雎篇》为康王时陈古刺今之作，故《汉书》云：“佩玉晏鸣，《关雎》叹之。”《列女传》云：“康王晏出朝，《关雎》预见。”余按《论语》，孔子称《关雎》“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”，则《关雎》乃和平中正之音，咏歌当时之盛事者，非刺诗也；而细玩通篇之词，亦绝无刺时之意。且康王之世乃周久道化成之时，君子淑女莫如此时为多，然则谓为康王之世或未必诬，谓为刺诗则断非也。故今不采《汉书列女传》文。说并见前《文王篇》中《刑于寡妻条》下。
【附录】“惟十有三年六月庚午フ，王命作策《丰刑》。”（《逸书》）
△《丰刑》与《毕命》
按《史记》、《书序》并云：“康王命作策；毕公分居里成周郊，作《毕命》。”与此文意似异。但此乃《汉书》所录孔壁古文，似不应误；又未见其下文如何；难以悬断。姑列之於附录。至伪书《毕命篇》语多剿袭，文亦雕琢，乃因《史记》、《书序》之言而衍之者。故不载。
“成、康之际，天下安宁，刑措四十馀年不用。”（《史记周本纪》）
△刑措
此语似有所本，於理亦当如是。故存之。
【附录】“永言配命，成王之孚。成王之孚，下土之式。永言孝思，孝思维则。……永言孝思，昭哉嗣服。昭兹来许，绳其祖武。於万斯年，受天之祜。”（《诗大雅》）
△颂美诗不应尽属文、武
卫宏《毛诗序》云：“《下武》，继文也。武王有圣德，复受天命，能昭先人之功焉。”《郑笺》释“成王之孚”云：“孚，信也，成我周家王道之信也。”余按：《文王之什》称文、武之功德者凡六篇，皆明称为“文王”云云，“武王”云云，未有含混其词者。盖诗作於成、康之世，不举其谥则无以别於今王故也。其馀四篇则不然。《或朴》言“勉勉我王”，似称现在之君者然。《旱麓》言“岂弟君子”，正与《酌》、《卷阿》文同，皆不似追述文王语；而文王时亦初无“六师”也。《灵台》一诗，前於《文王篇》中已辨之矣。至此篇所云“昭哉嗣服”，“绳其祖武”者，玩其语意，皆似指继体之君，尤不类创业之主；恐所谓“成王之孚”者即谓成王，非武王也。盖文、武，受天命者也，成王缵而述之，是以永保无失，故曰“永言配命，成王之孚”。继成王者必法成王，乃谓之孝，故三章曰“永言孝思，孝思维则。”欲嗣成王之功，必履文、武之迹，故四章曰“昭哉嗣服”，五章曰“绳其祖武”也。如此训释，似於事理为近；较之以“成王”为“成我周家之王道”者，於文理亦殊自然矣。大抵三代以上贤臣哲辅於守成之世尤致慎焉，不但《召诰》、《无逸》圣贤之儆戒然也，即诗人亦多於颂祷之中默寓劝勉之意。《酌》、《卷阿》，其显然较著者。下至穆王之世，《祈招》之诗犹以“如玉如金，而无醉饱”乙为词。则知古人立言之体往往如是，固不得尽以为称功颂德诗也。况成、康之际正当王化之成，当时群臣岂得绝无赞扬箴规之语见於《经》、《传》，亦不得尽以为咏歌文、武诗也。但传注皆未有言及此者，故今不敢直断为然。姑附录此文於成，康之世以见其大凡，而识其说如此。後世有卓识之儒出，当有以决之也。
【附录】“昔我先王熊释，与吕、王孙牟、燮父、禽父并事康王。”（《左传》昭公十二年）
【附录】“四国有王，郇伯劳之。”（《读曹风》）
△郇伯未必为文王子
按：丁公之仕王朝，见於《尚书》；其余诸人则未知其果仕王朝否也。郇伯，旧说以为文王之子；然郇世为诸侯，则亦未有以见其必为文王子也。故并附录於後。
【备览】“康王卒，子昭王瑕立。”（《史记周本纪》）
○昭王
【补】“昭王南征而不复。”（《左传》僖公四年）
【备览】“昭王之时，王道微缺。昭王南巡狩，不返，卒於江上。其卒不赴告，讳之也。”（《史记周本纪》）
△“南征不复”事未可确知
《帝王世纪》云：“昭王德衰；南征，济于汉。船人恶之，以胶船进王。王御船，至中流，胶液船解，王及祭公俱没于水中而崩。”余按：昭王不复之故，经传文缺，不可详考。若果别无他故，但见恶於船人，何至遽行弑逆！船人自以私怨弑王，其国之君何以不讨，嗣王何以亦不问乎？“船人”或作“楚人”，然是时楚境尚未至於汉也。恐皆後人之所附会。故今但录《左传》、《史记》之文，庶不失阙疑之义。
【备览】“立昭王子满，是为穆王。”（同上）
△辨丹朱冯房后之说
《周语》云：“昭王娶於房，曰房后，实有爽德。协於丹朱；丹朱冯身以仪之，生穆王焉。”余按：此与《史记》所载刘媪梦与龙交事正相类，皆里巷不经之谈耳。丹朱，鬼矣，安能冯生人而生子！穆王果丹朱所生，则非昭王子矣，又安得继周之统而为天子乎！
○穆王
【补】“穆有涂山之会。”（《左传》昭公四年）
【备览】“穆王闵文、武之道缺，乃命伯[B17H]申诫太仆之玫，作《[B17H]命》。”（《史记周本纪》）
“穆王将征犬戎，祭公谋父谏曰：‘不可！先王耀德不观兵。夫兵，戢而时动，动则威；观则玩，玩则无震。’王不听，遂征之；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。自是荒服者不至。”（《周语》）
△《国语》纪事较记言为可信
按：《国语》之作主於敷言，与《左传》主於纪事者不同，故以“语”名其书，犹孔门之有《论语》、《家语》也。然其语亦非当日之语，乃後世之人取前史所载良臣哲士谏君料事之词而增衍之以成篇者，是以言中所述古事率多荒诞不经，与经博相悖者十而八九，而其文亦弱而不振，繁而不节也。且以《左传》较之，有同一事而所言亦同一意者，在《左传》不过以数语了之而意已足，至《国语》则铺张支蔓，旁引叠山，累牍而未肯已，其为後人所衍明甚。惟其篇首所记之事以为言张本者，及篇末所记以验其言者，虽不悉实，要之合於经传者多，而其文亦简直，疑此本之旧史原文，是以独为可据耳。故今於篇中所称引往事，即无显然之谬，亦仅列之备览；而篇首尾所记本国本时之事，审无可疑，则仍从《传》例，次《经》一格书之；至篇中所敷之言，则但摘取其一二语以见大意，而所衍繁文弗尽录焉，均此一书，夫岂有所低昂於其间，亦信其可信者而已矣！
“穆王欲肆其心，周行天下，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。祭公谋父作《祈招》之诗以止王心；王是以获没於祗宫。”（《左传》昭公十二年）
△辨造父御穆王灭徐偃王之说
《史记秦本纪》云：“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缪王；得骥，温骊，骅骝，耳之驷，西巡狩，乐而忘归；徐偃王作乱，造父为缪王御，长驱归周，一日千里，以救乱，”《後汉书》云：“偃王处潢池东，地方五百里，行仁义，陆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。穆王后得骥之乘，乃使造父御以告楚，令伐徐；一日而至。於是楚文王大举兵而灭之。偃王仁而无权，不忍斗其人，故致於败。乃北走彭城武原县东山下，百姓随之者以万数，因名其山为徐山。”韩文公《衢州徐偃王庙碑》亦本此以为说。余按：前乎穆王者有鲁公之《费誓》，曰：“徂兹淮夷、徐戎并兴。”後乎穆王者有宣王之《常武》，曰：“震惊徐方，徐方来庭。”则是徐本戎也，与淮夷相倚为边患，叛服不常，其来久矣，非能行仁义以服诸侯，亦非因穆王远游而始为乱也。且楚文王立於周庄王之八年，上距共和之初已一百五十馀年，自穆王至是不下三百年，而安能与之共伐徐乎！故张氏《史记正义》引《古史考》文云：“徐偃王与楚文王同时，去周穆王远矣。且王者行有周卫，岂得救乱而独长驱日行千里乎！并言此事非实。”是前人固已非之矣。盖穆王本巡游无度者，故《传》称“周行天下，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。”後世称造父者，欲神其技，因取偃王之事附会之，以见其有救乱之功；称偃王者欲表其美，因又取穆王之事附会之，以为能行仁义而诸侯归之耳。初未暇计其乖舛於事理，剌谬於经传也。韩子之文虽出於酬应不得已而作，然采邪说以惑後世，亦非大贤所宜为也。故今悉不录。
“惟吕命：王享国百年，耄荒，度作刑以诘四方。……王曰：‘吁，来，有邦有土，告尔祥刑！在今尔安百姓，何择非人？何敬非刑？何度非及？两造具备，师听五辞。五辞简孚，正于五刑。五刑不简，正于五罚。五罚不服，正于五过。五过之疵，惟官，惟反，惟内，惟货，惟来。其罪惟均，其审克之。五刑之疑有赦，五罚之疑有赦，其审克之。简孚有众，惟貌有稽；无简不听，具严天威。墨辟疑赦，其罚百锾；阅实其罪。劓辟疑赦，其罚惟倍；阅实其罪。非刂辟疑赦，其罚倍差；阅实其罪。宫辟疑赦，其罚六百锾；阅实其罪。大辟疑赦，其罚千锾；阅实其罪。墨罚之属千：劓罚之属千；非刂罚之属五百；宫罚之属三百；大辟之罚其属二百。五刑之属三千，上下比罪，无僭乱辞，勿用不行，惟察惟法，其审克之。上刑轻下服，下刑重上服；轻重诸罚有权，刑罚世轻世重；惟齐非齐，有伦有要。罚惩非死，人极于病。非佞折狱，惟良折狱，罔非在中。察辞于差，非从惟从。哀敬折狱，明启刑书胥占，咸庶中正。其刑其罚，其审克之。狱成而孚，输而孚。其刑上备；有并两刑。’”（《书吕刑》）
△吕刑赎刑为周道始衰
按：《舜典》之“赎刑”自别一法，以处夫罪不至於刑而不可竟赦者，非罪本当刑而许以金赎也。若五刑果有疑，自当酌量减免，岂得反因之以为利！蔡氏《书传》云：“穆王巡游无度，财匮民劳；至其末年，无以为计，乃为此一切权宜之术以敛民财。夫子录之，盖亦示戒。”其论当矣。盖周之衰自穆王始，故录此篇以志文、武、成、康之法之所由变，为後世变祖宗之法以聚敛者之戒，与後录《文侯之命篇》意同：此见周道之始衰，彼见周势之所以不再振也。《蔡传》又言书传多称“《甫刑》”，疑吕之後为甫。按“吕”与“甫”古多通用，故《诗崧高扬水》皆作“申甫”，而《春秋传》皆作“申吕”。此盖传写异文，非改之也。舜之赎刑，说已见《唐虞舜相尧篇》中。
【备览】“穆王崩，子共王ム（《世本》作“伊”）扈立。”（《史记周本纪》）
○共王、懿王、孝王
【备览】“共王游於泾上，密康公从；有三女奔之。一年，王灭密。”（《周语》）
△三女奔
按：征戎、监谤，皆彰彰耳目者；此细事耳，有无未可知也。故列之备览。
【备览】“共王崩，子懿王艰（《世本》作“坚”）立。”（《史记周本纪》）
【备览】“懿王之时，王室遂衰；诗人作刺。”（同上）
【备览】“懿王时，戎狄交侵，中国被其苦；诗人始作，疾而歌之曰：‘靡室靡家，猃允（犭严狁通用）之故！’”（《汉书匈奴传》）
△引吕游语辨《诗序》以《采薇篇》为遣戍役诗之非
卫宏《毛诗序》云：“文王之时，西有昆夷之患，北有犭严狁之难；以天子之命命将帅？遣戍役，以守卫中国，故歌《采薇》以遗之。”余按：《汉书》以为懿王之世“诗人疾而歌之”，《史记》称懿王时“诗人作刺”，似亦指此而言，则是汉时齐、鲁诸家说《诗》皆如此也。今玩其词，但有伤感之情，绝无慰藉之语，非惟不似盛世之音，亦无一言及天子之命者：正与《史》、《汉》之言相符。然则齐、鲁说此篇者必有所传而然，非妄撰也。且文王之世初无有所谓犭严狁者，而文王亦未尝奉纣命以征伐，前於《文王篇》中固已详辨之矣。故朱子云：“此未必为文王之诗；‘以天子之命’者，衍说也。”其论当矣。然亦以为遣戍役之诗，则犹依违於《序》说而未得其实。临漳吕乐天游《戊申记疑》尝辨之；今录於左。
【《戊申记疑》一则】“《采薇》明是役毕还归之诗，《序》以为‘遗戍役’。未出门而曰‘昔我往矣’，是‘今日越而昔至’也。又言将来‘雨雪霏霏’，何由而知之？方出门不鼓其锐气，乃言‘载渴载饥，我心伤悲’，岂欲其军心之懈怠耶？《小序》之谬类如此。朱子於此条独无论辨，不知何故。”
按：此辨明甚；以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证之？尤无可疑者。《诗序》之谬，不待言矣。故今采《史》、《汉》之文载之。但谓为懿王之世，则经传皆无明文。故仅列之备览。说并见後《宣王篇》中《南仲条》下。
【备览】“懿王崩，共王弟辟方立，是为孝王。”（《史记周本纪》）
【备览】“非子居犬丘，好马及畜，善养息之。犬丘人言之周孝王；孝王召使主马於、渭之间，马大蕃息。邑之秦。”（《史记秦本纪》）
△《史记》以秦非子为附庸之非
《史记》称孝王欲以非子为大骆嗣，以申侯言，乃分土为附庸。按：秦本周畿内国邑，故秦仲为宣王大夫，伐西戎，庄公为西垂大夫，居犬丘，非附庸也。《诗》曰：“锡之山川、土田、附庸。”《孟子》曰：“不能五十里，不达於天子，附於诸侯，曰附庸。”今秦不惟直达於天子；且为王官矣，安得复属诸侯而为之附庸乎！盖秦与郑、虢其初皆王朝之卿士大夫，食采於畿内；周室东迁，各君其国，乃列於诸侯会盟。子长以其初未成为诸侯，未暇详核，遂疑以为附庸，至襄公乃受王命而为诸侯，失之矣！且所载申侯语亦浅陋不足信；而是时申亦未封为诸侯。故今删而存之。
【备览】“孝王崩，复立懿王太子燮，是为夷王。”（《史记周本纪》）
△懿王、孝王不传子之故不可考
按：懿王之崩，子若弟不得立而立孝王，孝王之崩子又不立而仍立懿王子，此必皆有其故；史失之耳。否则孝王乃懿王弟，兄终弟及而仍传之兄子，於事理为近；然不可考矣。《史记》又称“诸侯立懿王太子燮”。按：立君大事，自有朝廷大臣主之，非若春秋之世，王室微弱，乃藉外兵以复国也，诸侯安得操其权乎！恐子长亦以春秋时事例之耳。今删“诸侯”之文。
○夷王
【补】“至于夷王，王愆于厥身。诸侯莫不并走其望，以祈王身。”（《左传》昭公二十六年）
△王室强弱与下堂无关
《戴记郊特牲篇》云：“下堂而见诸侯，天子之失礼也，由夷王以下。”唐柳子厚遂据此文谓夷王害礼伤尊，为王室微弱之证。余按：《书康王之诰》云：“王出在应门之内，毕公帅东方诸侯入应门左，召公帅西方诸侯入应门右，”但云“在应门内”而无“跻阶”之文，则王非在堂上明甚。然则夷王以前未必绝不下堂也。《春秋传》，齐桓公受胙，天子命无下拜，下拜，登受；晋文公受策，再拜稽首，出入三觐；其事天子皆未尝敢失礼。王室微弱，号令不行，则有之；朝觐之文未之改也。然则夷王以後亦未必皆下堂也。且《记》此篇於“庭燎之百”云“由齐桓公始”，於“《肆夏》之奏”云“由赵文子始”，於“大夫之强”云“由三桓始”，独此文不云“由夷王始”而云“由夷王以下”。玩其上文语意，乃作《记》者生於周室积衰之後，传闻其初之不然，而无从考其所仿，但约略之以为当在夷王以降，非断以为夷王时也。观《小雅》中《大东》、《菀柳》诸篇，幽、厉之世，诸侯犹苦於王室之诛求，则夷王时不应遽至微弱；而此传亦称“诸侯并走其望，以祈王身”：乌得遽谓下堂而见决为夷王事乎！故今不录。又按：古有师其臣者，有宾其臣者。成王之於周公，拜手稽首。故凡经传称君弱臣强者，多自臣之僭礼言之；若天子过於降抑，此自其君之谦，不必皆微弱而後然。故汉光武与子陵同寝，唐神尧引群臣升座，而宋度宗亦尝拜贾似道；虽其是非得失不同，要不因於君弱臣强之故。然则王室之强弱亦未必尽在下堂与否也。
【备览】“夷王崩，子厉王胡立。”（《史记周本纪》）
●卷七
○厉王
【补】“至于厉王，王心戾虐。”（《左传》昭公二十六年）
“厉王说荣夷公。芮良夫曰：“王室其将卑乎！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，若用，周必败！’”（《周语》）
△说荣公
采《国语》事而於其言但节录之，说已见前《穆王篇》中。後并仿此。
【备览】“秦仲立三年，周厉王无道，诸侯或叛之；西戎反王室，灭犬丘、大骆之族。”（《史记秦本纪》）】
△诸侯多叛
按《桑柔》诗称“乱生不夷，靡国不泯”，则厉王之世诸侯叛者盖多。但古书缺轶，事无可考。惟秦史尚存，故《史记》得以采而录之耳。馀可以例推也。
【补】“万民弗忍，居王于彘。”（《左传》昭公二十六年）
△居彘
按：厉王之在彘，《左传》称“居”，《国语》称“流”。王，天子也，岂可言流！云居，是也。《国语》不及《左传》，此其一端。
“荣公为卿士，诸侯不享，王流於彘。”（《周语》）
“厉王虐，国人谤王。召公告王曰：‘民不堪命矣！’王怒，得卫巫，使监谤者；以告，则杀之。国人莫敢言；道路以目。三年，乃流王於彘。”（同上）
△辨召公以子代宣王之说
《国语》云：“彘之乱，宣王在召公之宫，国人围之。召公曰：‘昔吾骤谏王，王不从，以及此难。今杀王子，王其以我为怼而怒乎！（云云）’乃以其子代宣王。宣王长而立之。”余按：周民之居厉王於彘，苦其暴虐，不得已而出之，使不得肆虐於己耳，非必殄灭之无遗育而後甘心也。使民果欲甘心於王，王何以能安然而居於彘？果欲甘心於王，王出之後何不更立他人而虚王位者十四年，王崩之後又何以共戴宣王而无异言乎？盖古者人情淳朴，上下之间不甚猜疑，故卫出成公以说於晋，及晋许其复国，盟于宛濮，而国人无贰者。况文、武之德未忘於民心但以身在水火之中，遂冒然不暇顾虑而为此举，王出则已，不仇王也，况大子乎！是以宣王之立，民不畜怨，亦不自危，而宣王亦不复追理前事；是其君臣相待，犹然先代忠厚之遗，安得有如後世所谓斩草除根之颓俗乎！且召公，贤臣也，於王子固当全之，岂必避怼王之嫌而後如是！谏王，为社稷也，免王子，亦为社稷也；藉令召公未有谏王不从之事，将遂执太子以与国人而听其杀之乎！然则谓宣王避乱而奔召公之宫，或有之；若谓国人围而欲杀之，召公避嫌而後以子代之，则必无之事也。盖缘春秋、战国以降，风俗日偷，君与民相疾视如仇仇然，故疑此时宣王必不能自免於难，因揣度附会之而为此说耳。今不录。
【备览】“召公、周公二相行政，号曰共和。（《史记年表》，元年，庚申）共和十四年，厉王死于彘。太子静长於召公家；二相乃共立之为王，是为宣王。”（《史记周本纪》）
△《竹书纪年》以“共和”为共伯和干位之非
《竹书纪年》称“共伯和干王位”。苏氏《古史》采之，云：“厉王屈彘，诸侯无所从；共伯和者，时之贤诸侯也，诸侯皆往宗焉，因以名其年，谓之共和。”余按人君在外，大臣代之出政，常也。襄公之执，子鱼摄宋。昭公之奔，季孙摄鲁。厉王既出，周、召共摄周政，事固当然，不足异也。若以诸侯而行天子之事，则天下之大变也。《传》曰：“干王之位，祸孰大焉！”又曰：“周德虽衰，天命未改。”共伯果贤诸侯，讵应如是，春秋至闵、僖以後，天下之不知有王久矣，然齐桓、晋文犹藉天子之命以服诸侯，不敢公然摄天子事也；况西周之世，乌得有此事！且夫召穆公，周之贤相也，能谏厉王之虐，能佐宣王以兴，夫岂不能代理天下事，而诸侯必别宗一共伯和乎！齐桓、晋文之霸，传记之纪述称论者指不胜屈；况摄天子之事尤为震动天下，而经传反泯然无一语称之，亦无是理也。《竹书纪年》，唐人多有称述之者，其文往往与《史记》异。以经传考之，自周东迁以後，《史记》不如《纪年》得实（如梁惠王有後元年，齐伐燕在宣王世之类）；自周东迁以前，《纪年》不如《史记》近正（如大甲杀伊尹，文丁杀季历之类）。盖此书乃战国时所撰：东迁以後本之晋、魏旧史，而东迁以前则简策多逸，或旁采异端之说以补之，是以不能无谬。犹之《史记》纪汉事多得实，纪三代事多失真也，共和之名年，意本因二相和衷共摄而称之；传之既久而失其详，遂误以为有共伯和摄之，撰《纪年》者因从而载之耳。至於今世所传《纪年》一书，则又不知何人所撰，唐人所引大半无之，而其文往往反采之《汉书律历志》及《伪古文尚书经传》，此尤不足论矣。《古史》又据《春秋传》“诸侯释位以间王政”及《庄子》“共伯得之於共首”之语为共伯和之证。然《庄子》所称述本不皆实有其人，而亦未见此文共伯之即为干王位人也。故今但据《史记》载之，而《纪年》之文不录焉。其释“间王政”之误，说见後《宣王篇》中。
○宣王（《史记年表》，元年，甲戌）
【补】“诸侯释位以间王政。宣王有志，而後（“而後”诺本多同；或作“二公”，非是）效官。”（《左传》昭公二十六年）
△“诸侯释位以间王政”
杜氏《左传注》云：“‘间’，犹‘与’也；去其位与治王之政事。”林氏以此为周、召事，云：“二公与治王之政事，号曰共和。”苏氏《古史》以此为共伯和事，云：“厉、宣之间，诸侯有去其位而代王为政者。”余按：周、召皆王室之相，厉王虽出，二公之在相位自若也，不得谓之“释位”。当厉王在国时，政固已共理之，亦非待流於彘而後得与於王政也。若以共伯和当之，谓“释位”为去诸侯之位，“间王政”为干天子之权，则“而後效官”将何解焉？且子朝之为此言，因晋之纳敬王，故述诸侯之忠於王室以责晋之不辅己耳，故曰“并建母弟以蕃屏周”，曰“诸侯莫不并走其望以祈王身”，曰“携王奸命，诸侯替之而建王嗣”。周、召皆王卿士，不得谓之“诸侯”以比晋，而共伯和干天子之权，亦非忠於王室者比，皆与前後文义不类，子朝之述此何居焉？盖“释位”“效官”本相对为文。“释”犹解也；“释位”者，解官也。“间王政””者，待王政之间也。诸侯为王卿大夫者，因万玉在外，故解官而归其国，以待王室之定；宣王有志振作，而後来效王官之职。上下呼应，本极了然分明；但说者先有共和及共伯和之成见在心，务强合之为一，是以乖刺不通，而不知彼自一事，此自一事也。今正之。共伯和之误，说已见前《厉王篇》中。
【存参】“《汉》，仍叔美宣王也、宣王承厉王之烈，内有拨乱之志，遇灾而惧，侧身修行，欲销去之。天下喜於王化复行，百姓见忧，故作是诗也。”（《诗序》）
△《汉》为宣王初年诗
《纲鉴大全》载此事於宣王六年“征伐四方，封申，城齐”之後；《绎史》亦载之於《常武》、《崧高》谐诗之末。余按：《序》文云“承厉王之烈”，则是以为初即位时事也。且《大雅》自《民劳》以後，篇次未有错乱，此诗既在《崧高》、《民》之前，则为宣王初年之诗无疑。故列之於此。
【存参】“周宣姜后贤而有德。宣王尝早卧晏起；姜后脱簪珥，待罪於永巷。王遂勤於政事，早朝晏退；卒成中兴之名。”（《列女传》）
△姜后待罪事可存
此事未知有无，然於理无所害。惟其文太冗弱，必後人所敷衍。故今删而存之。《纲鉴大全》从《外纪》，载此於二十二年则此後乃宣王德衰之时，与“勤於致事”语不符。当以在初年为是。
“宣王即位，二相辅之修政，法文、武、成、康之遗风。诸侯复宗周。”（《史记周本纪》）
△二相辅政但称召公
按：此文即本《诗春秋传》所述而言。“二相”，谓周公、召公也。盖宣王初政，皆由大臣匡赞而成。然《二雅》多称召公者，而周公无闻焉；或者亦如唐苏之於宋乎？藉使周公不贤，召公亦未必能独行其志也。
“犭严狁匪茹，整居焦、获；侵镐及方，至于泾阳。”（《诗小雅》）
“薄伐犭严狁，至于大原。文武吉甫，万邦为宪。吉甫燕喜，既多受祉；来归自镐，我行永久。”（同上）
“王命南仲，往城于方。出车彭彭；央央。天子命我，城彼朔方。赫赫南仲，犭严狁于襄！……赫赫南仲，薄伐西戎！”（同上）
【存参】“宣王兴师命将，诗人美大其功，曰：‘薄伐犭严犭允，至于大原。’‘出车彭彭，城彼朔方。’”（汉书）
△《诗序》以《采薇》、《出车》、《大杜》属文王之非
卫宏《毛诗序》云：“文王之时，西有昆夷之患，北有犭严狁之难；以天子之命命将帅，遗戍役，以守卫中国，故歌《采薇》以遗之，《出车》以劳还，《大杜》以勤归也。”由是郑、孔以来诸儒之说《诗》者咸以《出车》为文王诗，南仲为文王臣，而诗所谓“王”者纣也。余按：《春秋》之义莫严於辨名分，文王果受天子命伐犭严狁，则文王当自行，不得但遣陪臣帅师；诗当称“王命西伯”，不得称“王命南仲”。今直称天子之命以命陪臣，若其间初无文王者，僭邪？乱邪？非惟不知有君，抑亦非所以尊天子也。苏氏知其不通，於是又曲为说，以“天子”为纣，以“王”为文王，後人之追称云然耳。然王即天子也，一篇之中，自“天子”纣，自“王”文王，名实杂糅，君臣同称，尚可以为训乎！天子之命陪臣则述之，文王之命其大夫则又述之，独天子之命文王则无一语及之，有是理乎！且经传记文王之臣多矣，未有称南仲者；而《常武》，宣王时诗，有南仲（旧说以南仲为皇父之祖，误；说见後《常武》诗下）。太王时有獯鬻，文王时有昆夷，未有称犭严狁者；而《六月》、《采芑》，宣王时诗，称犭严狁。然则此当为宣王时诗，非文王时诗矣。不特此也，《六月》称“侵镐及方”，此诗称“往城于方”，其地同；《六月》称“六月栖栖，戎车既饬”，此诗称“昔我往矣，黍稷方华”，其时又同。然则此二诗乃一时之事，其文正相表里；盖因镐、方皆为犭严狁所侵，故分道以伐之，吉甫经略镐而南仲经略方耳。故《汉书》以《出车》、《六月》同为宣王时诗；《古今人表》，宣工时有南仲而文王时无之；而马融上书亦称“犭严狁侵镐及方，宣王立中兴之功，是以‘南仲赫赫’列在周诗”；然则是齐、鲁、韩三家皆以此为宣王诗矣。朱子云：“诗所谓‘天子’，所谓‘王命’，皆周王耳。”是矣；然云“南仲，此时大将”，不质言为何时，则犹未免以先儒“《正雅》”“《变雅》”之说为疑也。夫《雅》本无正变之分，而诗篇亦不无错简。《春秋传》，吴季札聘於鲁，请观於周乐；为之歌《小雅》，曰：“美哉！恩而不贰，怨而不言，其同德之衰乎？”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，故纠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诗曰：“常棣之华，鄂不кк。”（杜讠主误说，见《召穆公篇》中）则《小雅》固不在文、武世，而《鹿鸣什》中固有宣王诗矣。《南陔》以下九篇皆笙歌之诗，当次之《鹿鸣》之三，而今反在《大杜》之後。《常棣》、《伐木》、《天保》与《蓼萧》以下四篇皆燕享之诗，《采薇》、《出车》、《大杜》与《六月》、《采芑》二篇皆征戍之诗，本当以类相从，而今皆迭相间。则今《小雅》篇次非当日之旧第明矣。先儒既误以诗为周公所作，又不知篇次之有错简，但见《六月》篇中有称“吉甫”明文，势不可并以为文、武之诗，遂断《菁莪》以上谓之《正雅》，《六月》以下谓之《变雅》。《出车》既在《正雅》，又在《南陔》、《白华》之前，因不得不以南仲为文王时人，伐犭严狁为文王时事。是以委曲迁就，百方解说，而理卒不可通。然不可通，其失犹小，而使商、周革命之际事迹失实，圣人之心不白于後世，其失大。故次之於《六月》之後，以正其失。说并见前《文王篇》中。
△郑玄分别西戎与犭严狁之非
郑氏以西戎为昆夷，犭严狁为北狄、孔氏《诗疏》云：“犭严狁大於西戎，出师主伐犭严狁，故戒敕戍役以犭严狁为主而略于西戎也。”余按：大原（即今陕西固原）及方皆在周之西北，犭严狁之国当在凉、巩之间；所谓西戎，盖即犭严狁，而变其文以叶韵耳。犭严狁之为周患，见于《出车》、《六月》、《采薇》、《采芑》四箫，详矣，而传记初未有言者。《国语》有犬戎，有姜氏之戎，而史伯则称西戎，足为周患者皆戎：然则犭严狁亦戎也。《史记秦本纪》，厉王时，西戎反王室，灭犬丘、大骆之族。宣王时，以秦仲为大夫，诛西戎；西戎杀秦仲（在宣王之六年）。宣王召其子庄公，与兵七千，使伐西戎，破之。幽王时，戎围犬丘，庄公子世父为戎所虏（在幽王之六年）。厉宣间能为周患者惟西戎，然则《诗》之犭严狁即西戎也。是以一篇之中，或称“犭严狁”，或称“西戎”，非两事也。盖西戎之国不一，而犭严狁为最强：专言之则曰“犭严狁”，概言之则曰“西戎”；犹赤狄有潞氏、甲氏、留吁、铎辰，而潞氏为最强，《传》或专言“潞氏”，亦或概言为“赤狄”也。犭严狁文皆从“犬”，疑即《周语》之“犬戎”，犹叟阝瞒之或称为“长狄”也。以犭严狁、西戎为二国而曲为之解，误矣！程予疑西戎兵不加而服，来子疑既却犭严狁而还师以伐昆夷，亦沿郑、孔之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