史讳举例 - 第 13 页/共 20 页

注太上御名，而阙其文。前序后有墨长记云‘廉台田家印’。宋时未有廉访司，元制乃有之。意者元人取淳熙本印行，间有修改之叶，则于宋讳不避矣。” 　　 　　又卷十四《韦苏州集》条云：“后有拾遗三叶，其目云：‘熙宁丙辰校本添四首，绍兴壬子校本添三首，乾道辛卯校本添一首。’验其款式，当即是乾道椠本。而于宋讳初不回避，盖经元人修改，失其真矣。” 　　 　　第六十五因避讳断定时代例 　　 　　《潜研堂文集》卅四《答卢学士书》：“读阁下所校《太玄经》云：向借得一旧本，似北宋刻，末署右迪功郎，充两浙东路提举茶盐司干办公事张寔校勘。大昕案：宋时寄禄官分左右，唯东都元祐，南渡绍兴至乾道为然。盖以进士出身者为左，任子为右也。而建炎初避思陵嫌名，始改勾当公事为干办公事。此结衔有干办字，则是南宋刻，非北宋刻矣。《宋史》遇勾当字，多易为干当，此南渡史臣追改，非当时本文也。” 　　 　　又卷廿五：“《宝刻类编》，不著撰人姓名。考其编次，始周秦，讫唐五代。其为宋人所撰无疑。宋宝庆初避理宗嫌名，改江南西路之筠州为瑞州。此编载碑刻所在，有云瑞州者，又知其为宋末人也。” 　　 　　又卷廿八：“《宋太宗实录》八十卷，吴门黄孝廉荛圃所藏。仅十二卷，有脱叶。每卷末有书写人及初对复对姓名，书法精妙，纸墨亦古。于宋讳皆阙笔，即慎、敦、廓、筠诸字亦然。予决为南宋馆阁钞本，以避讳验之，当在理宗朝也。刘廷让避太宗讳改名，《宋史》阙而不书，亦当依《实录》增入。” 　　 　　又卷廿八：“《大金集礼》四十卷，不知纂辑年月，要必成于大定之世，故于雍字称御名，而不及明昌以后事。独补阙文一叶，有明昌、承安、泰和及世宗庙号，盖后人取他书搀入，非《集礼》元文也。” 　　 　　《潜研堂金石文跋尾》十四：“程闳中等题名凡七行，文云：‘程闳中点青田常役，廖君宪漕台校试还，摄永嘉管勾，邂逅游，己卯闰月二十三日。’何梦华自青田石门山拓以见赠，并贻书询己卯系何年号。予考漕司校试起于宋时，若今之乡试，此题当是宋刻。南渡后避高宗嫌名，易管勾为干办，而此刻称管勾，则必北宋刻矣。” 　　 　　又卷十一：“《祈泽寺残碑》，寺在江宁通济门外三十里，碑已碎裂，仅存中间一段。有云：‘保大三年起首，迄于四载兴功。’又云：‘升元岁末，保大惟新。’知其为南唐碑也。予初见碑中有宋代字，疑为宋初刻，及读元僧伯元所撰记云： ‘寺建于宋营阳王义符景平元年。’始悟碑云宋代，乃追叙之词，谓刘宋，非赵宋也。观碑文匡字并未回避，其为南唐石刻无疑。” 　　 　　又卷十三：“《石林亭诗》，永兴军路安抚使兼知军府事刘敞作。次其韵者， 　　 　　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苏轼也。嘉祐七年十二月十五日，守凤翔府麟游县令郭九龄建。按签署改为签书，本是避英宗嫌名。嘉祐七年之冬，英宗尚未即位，无缘先为改易，殆刻于次年三月以后也。” 　　 　　《雪堂校刊群书叙录》下，《跋敦煌本残道书》云：“文中‘民归于主’，民字改作人，避唐太宗讳。而治字屡见不讳，盖书于贞观之世也。书法清健，有钟薛风。唐室肇造之初，崇尚道术，至祖老子，而以明老之学诏天下，故此书写于是时。 　　”然考唐之崇尚道术，莫甚于会昌。高宗讳，元和元年以后已不讳，安知此卷不出于晚唐耶。 　　 　　又《跋唐写本卜筮书残卷》云：“卷中别构字甚多，与六朝碑版合。凡丙丁之丙皆作景，白虎皆作白兽，而隆字不缺笔，乃初唐写本之证。”然考玄宗讳，宝历元年，准故事已祧迁不讳，见《册府元龟》卷二。隆字不缺笔，似亦不足为初唐写本之证。 　　 　　第六十六因避讳断定二人为一人例 　　 　　《周书后妃传》：“文帝元皇后，魏孝武帝之妹。初封平原公主，适开府张欢，遇后无礼，后诉之于帝，帝乃执欢杀之，改封冯翊公主，以配太祖，生孝闵帝。”太祖，宇文泰也。张欢《北史》无传，惟《张琼传》：“琼子欣，尚魏平阳公主，除驸马都尉、开府仪同三司，与公主情好不笃，为孝武所害。”欣，《北齐书张琼传》作忻，避北齐高欢讳改为忻，或为欣，实即《周书后妃传》之张欢也。惟公主封号，一为平原，一为平阳，不免牴悟耳。 　　 　　钱氏旧谱有钱让，不见于史册。《养新录》十九据郑樵《氏族略》：“汉哀平间，钱逊为广陵太守，避王莽乱，徙居乌程。而让亦官广陵太守，意让逊本即一人，夹漈避宋濮安懿王讳，改让为逊耳。” 　　 　　句容县城南，有元至正二年五月《重建达奚将军庙碑》。将军名字事迹无可考。碑称殿东楹帖，数字可辨，云：梁承圣初，洪逊为国子祭酒，似洪逊即将军之名。《金石文跋尾》二十：“据《南史周弘让传》：‘承圣初为国子祭酒，二年为仁威将军，城句容以居之，命曰仁威垒。’今达奚庙正在仁威故垒。宋人避讳，往往改弘为洪，让为逊，殿楹帖必宋人所题，洪逊即弘让耳，于达奚何与！” 　　 　　第六十七因犯讳断定讹谬例 　　 　　《通鉴》七：“秦始皇二十四年，虏楚王负当，以其地置楚郡。”注：“秦三十六郡无楚郡，此盖灭楚之时暂置。后分为九江、鄣、会稽三郡。”按《史记楚世家》，有“灭楚名为楚郡”之文，故《通鉴》从之，其实秦未尝置楚郡也。 　　 　　秦始皇父名子楚，当时称楚为荆，岂有转以名郡之理。《集解》引孙检云：“灭去楚名，以楚地为三郡。”其说是也。《史记》楚郡之楚，盖三字之讹，后人因此谓三十六郡之外有楚郡，固谬；胡氏谓暂置而后分，亦非也。 　　 　　《汉书游侠传》：“陈遵祖父遂，宣帝微时与有故，相随博弈，数负进。及宣帝即位，用遂，稍迁至太原太守，乃赐遂玺书曰：‘制诏太原太守，官尊禄厚，可以偿博进矣。’”师古曰：“进者，会礼之财也，谓博所赌也。史皇孙名进，而此诏不讳之，盖史家追书，故有其字耳。”刘攽曰：“颜云史家追书，妄也。诏书本字，史家何苦改之。盖进音赆，自不犯讳也。”但荀悦《汉纪》十八“数负进”作“数负遂”，“可以偿博进矣”作“可以偿遂博负矣”。则悦所见《汉书》乃遂字，而非进字也。然《汉书宣帝纪》，地节四年七月诏亦有进药之文，则进字当时似可不讳。 　　 　　《说文》鉊字引张彻说一条，竹汀先生谓：“汉人不当以武帝讳为名，疑是张敞。”【乃和案：钱说见《养新录》十二。】 　　 　　《三国魏志少帝纪》：“景元元年，故汉献帝夫人节薨，追谥为献穆皇后。”陈景云曰：“《武帝纪》注引《续汉书》，曹腾父名节，于献穆为高祖，不应献穆命名乃犯祖讳。”《艺文类聚》九四引《续汉志》：“曹腾父萌。”与裴注异。当以萌为正，因字形相似而讹也。 　　 　　《魏书景穆十二王中山王英传》：“衍中军大将军临川王萧宏。”按《魏书》于诸帝讳皆回避本字，如崔宏称元伯，慕容恪称元恭是也。今纪传于萧宏之名多不回避，当非魏收原文，皆后人据《南史》追改。《岛夷传》则作萧密。 　　 　　《新唐书武后纪》，长安五年正月，讨乱诸臣有检校司农少卿兼知总监翟世言。世为太宗讳，唐人不应以为名。据《忠义 李憕传》后附载功臣，有殿中监兼知总监汝南郡公翟无言，则世实为无字，以形似而讹。 　　 　　《新五代史蜀世家》，知祥父名道。《蜀梼杌》下云名。据《蜀毛诗石经》残字，道字屡见，皆不避讳，知《欧史》误。或先名道，后名也。 　　 　　《宋史仁宗纪》：“景祐二年正月，置迩英、延义二阁。”义为太宗旧讳，阁名不应相犯。据卷八五《地理志》则为延羲阁，义字讹也。 　　 　　《宋史光宗纪》：“绍熙二年二月，金遣完颜亶来告哀。”金熙宗名亶，金使臣不应与金先帝同名。据《金史》六二《交聘表》，实作完颜。为廪本字。 　　 　　《辽史道宗纪》：“寿隆元年。”竹汀先生谓：“洪遵《泉志》有寿昌元宝钱，引李季兴《东北诸蕃枢要》云：契丹主年号寿昌。又引《北辽通书》云： 　　天祚即位，寿昌七年改为乾统。”【乃和案：钱说见《辽史考异》及《养新录》八。】今史作寿隆，不云寿昌，或疑《泉志》之误。然辽时石刻，称寿昌者多矣，无有云寿隆者。《东都事略》、《文献通考》，皆宋人书也，亦称寿昌。其以为寿 　　 　　隆者，《辽史》误也。辽人谨于避讳，光禄卿之改崇禄，避太宗讳也；改女真为女直，避兴宗讳也；追称重熙为重和，避天祚嫌名也。凡石刻遇光字皆缺画。道宗者，圣宗之孙，而以寿隆纪元，犯圣宗之讳，此理之必无者。黄本骥见慈悲庵幢作寿昌，乃谓：“年号不避祖讳，民间讳之，何耶！”此过信《辽史》之误也。 　　 　　《元史》五九《地理志》：“陕州，宋为保义军。”按义为宋太宗旧名。保义军节度，唐末置，治陕州。宋初避太宗名，改军名曰保平，陕州之名仍旧。今《元志》云“宋为保义军”，可以犯讳知其讹谬也。 　　 　　《元史》六三《地理志》：“郴阳县，倚郭，旧为敦化县，至元十三年改今名。”湖南旧为宋土，敦字犯宋讳，敦化之名，必非宋所立。《舆地纪胜》五七引《寰宇记》云：“晋天福初，避庙讳，改郴州为敦州，郴县为敦化。汉初，州县名悉复旧。”是敦化之名，乃石晋所改，未几即废。《元史》谓至元十三年改敦化为郴阳，谬也。 　　 　　凡此皆可因其犯讳而得之。 　　 　　第六十八因犯讳知有衍文脱文例 　　 　　《晋书后妃传》：“成恭杜皇后讳陵阳，改宜城陵阳县为广阳县。”若以宋武公名司空，改司空为司城之例例之，则阳字不生疑义。然晋时后讳甚严，陵阳既因讳而改，则是否改一字即为满足，须有待其他之证明。据《宋书》卅五《州郡志》：“广阳令，汉旧县曰陵阳，晋成帝杜皇后讳陵，咸康四年更名。”则后本讳陵，曰讳陵阳者，因涉所改县名，误衍一字，可因其犯讳而知也。 　　 　　《北齐书神武纪》，高欢考名树。《北史齐纪》及《魏书高湖传》，作名树生。二史不同，何所适从？据《北齐书杜弼传》：“相府法曹辛子炎咨事，云须取署，读署为树。高祖大怒，杖之。弼进曰：‘礼，二名不偏讳，孔子言徵不言在，言在不言徵。子炎之罪，理或可恕。’”若单名树，则弼言为无稽矣，唯名树生，故弼言此。此可因犯讳而知其有脱文也。 　　 　　第六十九因犯讳或避讳断为伪撰例 　　 　　《容斋随笔》十四曰：“李陵诗‘独有盈觞酒，与子结绸缪’，盈字正惠帝讳。汉法，触讳者有罪，不应陵敢用之。”《野客丛书》五曰：“仆观《古文苑》所载枚乘《柳赋》，曰‘盈玉缥之清酒’；《玉台新咏》载枚乘新诗，曰‘盈盈一水间’。梁普通间，《孙文韬所书茅君碑》谓：‘太元真君讳盈，汉景帝中元间人。’观此二事，知惠帝之讳，在当时盖有不讳者。然又怪之，当时文字间或用此字，出适然，犹为有说，至以庙讳为名，甚不可晓 ”云。 　　 　　《日知录》廿三以为：“李陵、枚乘二人，皆在武昭之世，而不避讳，可知其为后人拟作，而不出于西京。”然以汉碑临文不讳之例例之，不能遽断为伪撰。 　　 　　《避讳录》二采《日知录》说，而亦以茅君之以庙讳命名，为不可晓。不知道家最喜杜撰，《茅君碑》为梁普通三年道士张绎立，道士孙文韬书。其文云：“太元真人司命君，讳盈，字叔申，咸阳南关人。以汉景帝中元五年太岁丙申诞生，茅氏之胤。年十八，弃家学道入恒山。”【《茅山志》廿。】汉文帝讳恒，此曰恒山，犹可曰从梁时称也。茅君居近西京，非边鄙可比，果名盈，则必非景帝时人；果为景帝时人，则必不名盈。道士不学，任意杜撰，其伪显然，不得以临文不讳之例例之。 　　 　　隋末王通，谥文中子，著书名《元经》，名《中说》，自来考古书者皆以其书为伪。陈振孙《书录解题》四曰：“河汾王氏诸书，自《中说》之外，皆《唐艺文志》所无。其传出阮逸，或云皆逸伪作也。唐神尧讳渊，其祖景皇讳虎，故《晋书》戴渊、石虎，皆以字行。薛收唐人，于《传》称戴若思、石季龙，宜也。《元经》作于隋，而大兴四年，亦书曰若思，何哉！”今考《元经》，于隋讳坚广等字皆不避。而于唐讳渊虎等字，则大兴四年、永昌元年，均称戴渊为戴若思。太宁二年、咸和三年、八年、九年，均称石虎为石季龙。唯永兴元年、永嘉二年，刘渊不避，咸和九年十二月以后，石虎不避，则有后人回改，而又未尽者。为表如下： 　　 　　晋永兴元年乐广刘渊永嘉二年刘渊 　　大兴四年戴若思永昌元年戴若思 　　太宁二年石季龙咸和二年广陵 　　咸和三年石季龙咸和八年石季龙 　　咸和九年四月石季龙十二月石虎 　　咸康元年赵虎咸康四年石虎 　　咸康五年广州石虎建元二年虎 　　永和五年石虎石虎升平元年苻坚 　　咸安二年苻坚宁康三年神兽门 　　太元九年苻坚太元十年苻坚 　　周大定元年杨坚 　　 　　《四库提要》谓：“宁康三年书神虎门为神兽门，显袭《晋书》，无所置辨。且于周大定元年直书杨坚辅政，通生隋世，虽妄以圣人自居，亦何敢如是。” 　　 　　《元经》之伪，既以避讳与否断定，然《中说》之伪，则鲜有以避讳考之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