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 - 第 54 页/共 103 页

五月乙未，御史中丞杨绘言：『非不知助役之法，乃陛下闵差役之不均，欲使平一。然闻干其任者，惟务敛之多而行之峻，至天下不尽晓朝廷之意，将以为率其剩者而官取之，此不可以不言也。』戊戌，东明县民以县科助役钱不当，相率遮宰相，自言凡数百家。王安石既说论令退，遂白上曰：『知东明县贾藩者，范仲淹女婿。好附流俗，非上所建立，殆不可用。』上以为然，因令究东明事。庚子，司农寺及开封府界提举常平司奏：『有畿内百姓未知新法之意，见逐乡大户言等第出助役钱，多愿依旧充役。』诏司农寺令诸县晓谕，如有不愿纳钱之人，除从来不当役年月，令依条认本年役，候年月至，则赴官充役，更不令纳役钱。又奏：『乞差府界提点司官分诣县同造五等簿，升降民户。如敢将四等以下户升于三等，致人披诉，其当职官吏并从违制论，不以赦降原免。』从之。上疑初官户取助役钱少，安石至是白上曰：『官户坊郭役钱诚不多，然度时之宜，止可如此，故纷纷者少，不然则在官者须作意坏法，造为议论。坊郭等第户须纠合众人，打鼓截驾，遮执政，恐陛下未能不为之动心。』上又言：『曹司都不与禄，反责其受赇废事，甚无谓。』安石曰：『本取助役钱有剩者，将以禄此辈。』上曰：『以见役钱，便可早定法制，使知凡今致纷纷，亦多此辈扇惑。』安石曰：『早定诚然，畏此辈扇惑非也。当令此辈不敢扇惑而已。人主若不能益天下，则不能胜天下，反为天下役。为天下役，则乱矣。』杨绘言：『比者畿邑之民来诉助役之不便，陛下霈发指挥，令取问民之便，愿与不愿而两行之。中书门下已作札子，坐圣旨颁下，而司农寺缴还，遂从其请。臣窃谓助役之法果非便乎?则一二年中，自将改之也。假使十分而不愿者一分焉，则一分之少，固不能害九分之多；而一分不愿者，亦自有役以差之，亦必无放者，但形势官户女子单丁素无役者，令出役钱，则已行之矣。司农寺缴还圣旨札子，岂得无罪乎?』不报。又言：『东明等县百姓千百人诣开封府，诉超升等第出助役钱事，本府不受。百姓既无所诉，遂突入王安石私第。安石谕云：「此事相府不知，当与指挥，不令升等。」仍问：「汝等来，知县知否?」皆言不知。又诣御史台。臣以本台无例收接诉状，谕令散退，而访问，乃司农寺不依诸县元定户等，却以见管户口等第均定出役钱数付诸县，各令管认升降户等，别造簿籍，前农务而毕。臣窃谓凡等第升降，盖视人家产高下，须凭本县，本县须凭户长、里正，户长、里正须凭邻里。盖自下而上，乃得其实。今乃自司农寺先画数，令本县依数定簿，岂得民无争诉哉?措置民事，必自州及县，岂有文移州府不知之理?此乃司农寺自知所行于理未安，故不报府，直下县，欲其畏威，不畏异议。若关京尹，或致争执，所以不顾事体如此。今判司农寺乃邓绾、曾布，一为知杂，一为都检正，非臣言之，谁敢言者?』王安石指陈绘言为不然，上诺之。丙午，王安石呈役钱文字。上以为民供税敛已重，坊郭及坊户等不须减税户升等第，更与稍裁之无害。安石曰：『今取于税户，固已不使过多，更过当减，但为厌人言，即无当于义理。陛下以为税敛甚重，以臣所见，今税敛不为重，但兼并侵牟多耳，此荀悦所谓公家之惠优于三代，豪强之暴酷于亡秦。』上曰：『此兼并所以宜摧。』安石曰：『摧兼并，惟古大有为之君能之。所谓兼并者，皆豪杰有力之人，其议论足以动士大夫者也。今制法，但一切因人情所便，未足操制兼并，则恐陛下未能胜众人纷纷也。如两浙助役事，未能大困兼并，然陛下已不能无惑矣。』上曰：『如常平法，亦所以制兼并。』安石曰：『此与治道极为毫末，岂能遽均天下之财，使百姓无贫?』 六月，杨绘又言：『助役之法难行之说亦有五：民难得钱，一也；近之州军奸细难防，二也；逐处田税多少不同，三也；耆长雇人则盗贼难止，四也；专典雇人则失陷官物，五也。乞先议防此五害，然后著力定制。』 本志但云绘言助役之难有五；挚言役法之害有十，请一切罢之。余并不书。 七月，检正中书五房公事、同判司农寺曾布言：『言事官屡以近日所议差役新法不便，臣丞司农之乏，而又备官属于中书，凡御史之言，预自考其所陈，皆失利害之实，非今日所以更张之意。臣请一一而陈之：畿内上等人户尽罢昔人衙前之后，故今之所输钱，其费十减四五。中等人户旧无手力、承符、户长之类，今使上等及坊郭寺观单丁官户皆出钱以助之，故其费十减八九。田里之人困于徭役，使子弟习于游惰，临于刑罚，至于追呼劳扰，贿赂诛求，无有纪极。今输钱免役，使之安生乐业，乃所以劝其趋南亩也。天下州县户口多少，徭役疏数，所在各异。然昔第一等，则概充中等之役，虽贫富相辽，不能易也。今量其物力，使等第输钱，逐等之中，又别为三等或五等，其为均平齐一，无以过此。凡州县之役，无不可募人之理。今投名衙前半天下，未常不主管仓库、场务、纲运、官物，而承符、手力之类，旧法皆许雇人，行之久矣，惟耆长壮丁，以今所措置最为轻役，故但论差乡户，不获募人，人户今日输钱轻于昔时应役，则为良法，固无毫发掊敛之意。如两浙一路，户一百四十余万，率钱七千万缗而已。畿内十六万，而率钱亦十六万缗，是两浙所输，盖半于畿县。贾藩为县令，固当奉行条诏，差役之事有未便于民，法许其自陈。乃不肯受，使趋京师喧哗词诉，其意必有为也。至于差役之法，昨看详奏请出榜施行，皆开封府与司农被旨集议，皆天下所知。借使法有未善，而言者深论司农，未尝以一言及开封，开封于民事何所不与?民有所诉，斥而不受，此乃御史之所当言，而言未尝及也。自非内怀邪波之情，有所向背，则不当至。陛下方有大有为之心，固将举直措枉，以示天下，而左右耳目之士以利为害，以直为曲，以是为非，以有为无。臣恐有伤陛下之明，而害陛下之政也。御史，有言责者也。臣，有官守者也。御史之所论，臣之官守也。御史以言责言，臣以官守言，此臣之区区，所以守陛下之职不敢不尽也。』王安石以布所言进呈，上曰：『何如?』安石曰：『欲札与绘、挚，令分析。』冯京、王珪以为不当使分析。京又言：『刘挚近日别无文字。』上曰：『令分析，方是朝廷行遣。』京、珪曰：『恐复纷纷不安。』上曰：『待分析到更相度。』因言：『绘作富弼诰词云云（见《论青苗》），乃更称誉弼，殊不体朝廷意。』遂以布所言札与绘及刘挚，令分析以闻。 丁酉[2]，御史中丞杨绘具录前后论助役法四奏以自辩，且曰：『臣之情状，已具四奏。』御史刘挚又言：『臣近曾上言论助役之法其害有十。今奉圣旨，批送曾布札子条件诘难，令臣分析者。陛下以臣言为是耶，则事尽于前奏，可以覆视。陛下以臣为非耶，则贬黜之而已。虽使臣言之，亦不过所谓十害者，是以不复条陈。然至于臣等以职事为言则使之分析者，中外皆知非陛下意，乃司农挟宠以护改作[3]，大臣误法以蔽聪听尔。因事献忠，敢一言之。今天下之势，陛下以为安耶?未安耶?治耶?未治耶?苟以为未安未治也，则以陛下之睿智，言动起居，躬蹈德礼，夙夜厉精，以清庶政，而天下未至于安治者，谁致之耶?陛下即位以来，注意责成，倚望以太平，而自以太平为己任，得君专政者是也。二三年间开阖动摇[4]，举天地之内，无一民一物得安其所者，盖自青苗之议起，而天下始有聚敛之疑。青苗之议未允，而均输之法行；均输之法又方扰，而边鄙之谋动；边鄙之祸未艾，而漳河之役作；漳河之害未平，而助役之事兴。其间又求水利也，则劳民而无功；又求淤田也[5]，则费大而无效；又省并州县也，则诸路莫不强民以应令[6]。又起东西府地，则大困财力，禁门之侧，斧斤不绝者，将一年而未已。其议财也，则商贾市井屠贩之人皆召而登政事堂；其征利也，则下至于历日而官自鬻之。推此而往，不可究言。古之贤人，事君行道，必驯致之有渐，持久而后成。至于施设，皆有次序。今数百事交举并作，欲以岁月变化天下，使者旁午，牵合于州县，小人挟附，佐佑于中外。至于轻用名器，混淆贤否，忠厚老成者摈之为无能，挟少儇辩者取之为可用；守道忧国者谓之流俗，败常凿民者谓之通变；能附己者，不次而进之，曰：「吾方擢才。」不可招者，为名而斥之曰：「吾方行法。」凡政府谋议，所以措置经画、除用进退，独与一属掾曾布者论定，然后落笔，同列预闻，乃在布后，致奔走乞丐者布门如市。虽然[7]，犹有系国家之体而大于此者。祖宗累朝之旧臣，则镌刻鄙弃，去者殆尽；百年之成法，则剗除废革，存者无几。陛下岂不怪天下所谓贤士大夫比岁相引而去凡几人?陛下亦常察此乎?去旧臣，则势位无轧己者，而权可保也；去异己者，则凡要路，皆可以用门下之人也。去旧法则曰：「今所以制御天下者，是己之所为。」而陛下必将久任，以听其伸缩也。』奏至，安石曰：『绘所奏前后反复，今并不分析布所言子几何以为私，蕃何以为公?且绘云当忠以报国，虽为臣引用，不敢以私害公。凡人之情为人所知，纵不能私，宜以平遇之。如绘所言，专为不平，此必有所坏也。』 王安石言杨绘，称：『虽臣引用，不敢以私。』绘奏并无此等，当考。绘为中丞在月癸酉。 于是诏绘落翰林学士、御史中丞，为翰林侍读学士。又诏挚落馆阁校勘、监察御史里行，监衡州盐仓。后两日，以绘知郑州。 八月丁卯，屯田员外郎、知阳武县李琮权利州路转运判官。役法初下，琮处之有理，畿内敷钱独轻。邻县挝登闻鼓，愿视阳武县为比，故召对，擢用焉。 十月壬子朔，颁募役法。 旧纪云：壬子，诏差役弊民，其罢之，使民出钱，吏役立直募人。新纪云：壬子罢差役。今删润别如此书。 庚申[8]，利州路转运判官、屯田郎中鲜于侁权发遣转运副使[9]。初，诏诸路监司各定助役钱数，转运使李瑜欲定四十万，优以为本路民贫，二十万足矣。与瑜议不合，各具利害奏。上是侁议，因以为诸路率，仍罢瑜，而侁有是命。侍御史知杂事邓绾言：『利路役钱岁用九万六千六百余缗，而李瑜率三十三万缗有奇均役，本以裕民，而瑜乃务聚敛，积宽剩。提点刑狱周约亦同签书，乞重绌以警诸路。』瑜及约皆坐责，寻复之。绾又言：『司农寺法：灾伤第四等以下户应纳役钱，而饥贫者委州县闻于提举司考实，以免役剩钱内量数除之。臣以为王者赋役敛弛，皆以为民，丰穰则取，饥馑则与，为政之实也。借或下户役钱一千，以分数各减二一百及三四百，或三十五十，亦不免赴官输纳，岂有所济?当立为信令：凡遇凶歉，使诸路如蠲放税赋法，不待奏禀。岁小饥，则免最下等户，中饥则免以次下户，免讫以闻，示信于民。如此，则凶年有施舍之惠，法令无动摇之变矣。』从之。 十一月戊子，诏职田占佃户过岁及影庇差役，并科违制之罪。 五年五月甲辰，诏权提点江南西路刑狱、提举常平仓金君卿落权字，仍赐敕书奖谕。先是，君卿奏：『昨王直温、苏澥同议科定役钱，召募入押钱帛纲入京。每一万贯匹，支陪纲钱五百贯足。本司询问曾押纲乡户衙前之家，皆不愿行，遂用熙宁三年十二月并四年六月中书指挥，选得替官员使臣人员管押施行。仍以向者王直温等陪纲钱数太多，相度每细绢万疋，止支钱一百缗足，钱万贯，支钱七十缗足。募到官五十余员管押，及差人船上京交纳，并不差乡户衙前。乞自今后依此。』故有是诏。于是王安石白上曰：『此事诸路皆可行，但令监司稍加意，许令指占好舟，差壮力兵士及时遣行，则替罢官人人争为此殆李承之谗张谔，故有此问。然上亦素疑其未便。及进呈，上曰：『已令出钱免役，又却令保丁催税，失信于百姓。又保正只合令习兵，不可令贰事。』安石曰：『保丁户长，皆出于百姓为之。今罢差户长充保丁催税，无向时勾追牙集科校之苦，而或十年以来方一次催税，不过二十余家，于人情无所苦。谓保丁只可令教阅，即《周官》十五其民，有军旅，有田役。至于五沟五途封植，民皆出职焉。若止令习兵，不可贰事，即不知余事令谁勾当?』上曰：『周公之法，因积至成王之时，非一代之力，今岂可遽如此?』安石曰：『先王作法，为趋省便?为趋烦扰?若趋省便，则至周公时极为省便，然尚不能独令习兵而无贰事。则今日欲止习兵无二事，恐不可得也。』乃诏司农寺、条例司具应言废罢耆户长壮丁利害，编写成册纳禁中。 九年九月，宣徽南院使、判应天府张方平上表乞致仕，诏答不允。方平因奏疏论率钱募役之害曰：『昔者圣人所以治民之道，别其四业，任之力职。农夫效稼穑之力，虞衡主山泽之利，百工饬化八材，商贾阜通货贿，各率所事，以奉其上。而上之所以取于民，惟田及山泽、关市，此财用之所出也。募役之法，令人户等第输钱。夫钱者人君之所操，不与民共之者也。官自冶铸，民盗铸者抵罪，无益饥寒之实，而足以致衣食之资，是谓以无用而成有用，人君通变之神术也。本朝经国之制，县乡板籍分户五等，以两税输谷帛，以丁口供力役，此所谓取于田者也。金、银、铜、铁、铅、锡、茶、盐、香、矾诸货物，则山海、坑治、场监出焉，此谓取于山泽者也。诸筦榷征算斥卖百货之利，此所谓取于关市者也。惟钱一物，官自鼓铸。臣向者再总邦计，见诸炉岁课上下百万缗，天下岁入茶盐酒税杂利仅五千万缗。公私流布，日用而不息，上自社稷百神之祀、省御供奉、官吏廪禄、军师乘马、征戍聘赐，凡百用度，斯焉取给，出纳大计，备于此矣。景德以前，天下财利所入，茶盐酒税岁课一千五百余万缗，太宗以是料兵阅马，平河东，讨拓跋，岁有事于契丹；真宗以是东封岱宗，西祀汾雎，南幸亳、宋，未常闻加赋于民，而调度克集。至仁宗朝，重熙累盛，生齿繁庶，食货滋殖。庆历以后，财利之入，乃至三倍于景德之时，而国计之费，更称不赡，则是本末之原、盈虚之数，其疏阔不侔久矣。陛下悯时事之积弊，志在变而通之，创立法制。凡大措置事以十数，要在经国利民，崇德而广业也。其中率钱募役一法，为天下害实深。且举应天府为例：畿内七县，共主客六万七千有余户，夏秋米麦十五万二千有零石，绢四万七千有零疋，此乃田亩桑功之自出，是谓正税。外有沿纳诸色名目杂钱十一万三千有零贯，已是因循弊法。然虽有钱数，实不纳钱，并系折纳谷帛，惟屋税五千余贯旧纳本色见钱。大体古今赋役之制，自三代至于唐末五代，未有输役之法也。今乃岁纳役钱七万五千三百有零贯，又散青苗钱八万三千六百余贯，累计息钱一万六千六百有零贯，此乃岁输实钱三千余贯。又弛边关之禁，开卖铜之法，外则泄于四裔，内则恣行销毁，鼓铸有限，坏散无节，钱不可得，谷帛益贱[10]。凡公私钱帛之法，敛其则不远，百官群吏、三军之俸，给夏秋籴买谷帛、坑治、场监本价，此所以发之者也。屋庐正税、茶盐酒税之课，此所以敛之者也。民间货布之丰寡，视官钱所出之多少。官钱出少，民用已乏，则是常赋之外，钱将安出?盖愚而不可欺，弱而不可胜者，民也。动之甚易，安之甚难，故民者天地之心，而国家之本也。是以圣人甚畏之，甚重之。欲保国家，必先得民，是为藏身之固、置器于安之道也。』 方平乞致仕，据集载不允。批答有『秋凉』之语，则其论役法必是八、九月间也。今附秋末。 十年，司马光以书与吳充，请罢青苗、免役、保甲、市易之法（详见《论青苗法》）。 元丰三年二月辛丑，判司农寺李定等乞开封府县界诸县乡村第四等、第五等敷出役钱。不听。 四年六月己巳，判司农寺舒亶尝言：『役法未均，责在提举官。』上曰：『提举官未可责也。近臣僚有自陕右来者，欲尽蠲免中下之民。朕谓不然。夫众轻易举，中下之民多而上户少。若中下尽免而取足上户，则不均甚矣。古谓「均无贫」。朝廷立法，但欲均耳，卿可更讲求以闻。』 校勘记 [1]制置 原本作『制五』，据文意改。 [2]丁酉 原本无此二字，据《长编》卷二二五补。 [3]挟宠 原本作『侠宠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二二五改。 [4]年间 原本无『间』字，据《长编》卷二二五补。 [5]又求 原本作『又□』，《长编》卷二二五无墨丁。据上下文意，此墨丁或当作『求』字，今补。 [6]莫不强民以应令 原本作『莫□而疆民以应令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二二五改补。 [7]虽然此二字 原本为一墨丁，据《长编》卷二二五补。 [8]庚申 原本作『丁巳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二二七改。 [9]权发遣转运副使 原本作『权发转运使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二二七补。 [10]益贱 原本作『益钱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二七七改。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七十一 神宗皇帝 保甲 熙宁三年十二月乙丑，中书言：『司农寺定畿县保甲条制，凡十家为一保，选主户有心力者一人为保长；五十家为一大保，选主户最有心力者及物产最高者一人为大保长；十大保为一都保，乃选主户有行止材勇为众所伏者二人为都、副保正。凡选，一家两丁以上，通主客为之，谓之保丁，十五以上皆充。单丁、老幼、疾患、女户等，并令就近附保。两丁以上更有余人身力少壮者，亦令附保，内才勇为众所伏及物产最高者充。逐保保丁除禁兵器外，其余弓箭等，许从便自置，学习武艺。每一大保逐夜轮差五人，于保分内往来巡警，遇夜贼盗，画时声鼓报大保长，以下同保人户即时救应追捕。如贼人别保，递相击鼓，应接袭逐。每获盗，除编敕赏格外，如告获盗徒以上，每名赏钱三十千；杖以上，同保内有犯强盗、杀人、谋杀、放火、强奸、略人、传习妖教、造畜蛊毒，知而不告，论如五保律。其余事不干已，除敕律许人陈告外，皆无得论告。知情不知情，并与免罪。其编敕内邻保合坐者，并依旧条。及言居停强盗三人以上，经三百日，同保内邻人虽不知情，亦科不觉察之罪。保内如有人户逃移死绝，并令申县。如同保不及五人，听并人别保。其有外来人户入保居止者，亦申县收入保甲。本保内户数实足，且令附保，候及十户，即别为一保。若本保内有外来行止不明之人，并须觉察，收捕送官。逐保各置牌，拘管人户及保丁姓名，如有申报本县文字，并令保长输差保丁赍送，仍乞选官行于开封、祥符两县团成保甲，候成次绪，以渐及他县。』从之。先是，同管勾开封府界常平等事赵子几言：『近岁寇盗充斥，公为民害。令欲依旧保甲，各立首领，使相部辖。及捕贼赏格，乃下司农寺详定。』至是增损行之。它日，上谓王安石曰：『用募兵与民兵亦无异，若役之过苦，则亦变矣。』安石曰：『役之过苦则变，诚然。募兵多浮浪不顾死亡之人，则其喜祸乱，非良农之比。然臣已尝论奏募兵不可全无。《周官》：国之勇力之士属于司右，有事则可使为选锋。又令壮士有所羁属，亦所以弭难也。』上论变义勇为民兵，当先悦利其豪杰，则众可驱而听[1]，因言汉高祖封赵子弟事。安石曰：『何独汉高祖?先王为天下亦然。盖周得天下之父三人[2]，则天下从之矣。有天下之父，有一国之父，有一乡之父[3]。能得一乡之父，则足以收一乡；能得一国之父，则足以收一国；能得天下之父，则足以收天下。』上曰：『民兵虽善，止是妨农事，如何?』安石曰：『先王以农为兵，因乡遂寓军旅。方其在田，什伍已定，须有事，乃发之以战守，其妨农之时少。今边陲农人则无什伍，不知战守之法，又别募兵力戊兵[4]。尽边人耕织，不足以给衣粮，乃至官私转输劳费，尚患不足，遇有警急则募兵，反不足以应敌。无事则百姓耕种不足以给之，岂得为良法也?』上曰：『止是民兵，未可恃以战守，奈何?』安石曰：『唐以前未有黥兵，然可以战守。臣以为募兵与民兵无异，顾所用将帅何如耳。将帅非难求，但人主能察见群臣情伪，善驾御之，则人材出而为用，而不患无将帅。有将帅，则不患民兵不为用。』 四年三月，文彦博言：『保甲用五家为保，犹之可也。今乃五百家为一大保，则其劳扰可知。』(详见《役法》）甲午，上批枢密院言保甲扰民事，令王安石体量虚实。安石以为：『闻得颇有之[5]，为奸人扇惑，恐刺为义军故也。欲令提点司人分头抚谕。』冯京言：『不须以五百人为一保。管仲内政寄军令外，只是五人为一保。』上欲且罢都保正，安石曰：『不须罢都保正，非所以致人不安也。』上言：『久远须至什伍百姓为用，募兵不可恃。』安石曰：『欲公私财用不匮，为宗庙社稷久长计，募兵之法诚当变革，不可独恃。』上曰：『密院以为必有建中之变。』安石曰：『陛下躬行德义，忧勤政事，上下不蔽，必无此理。』上问建中所以致变，安石曰：『德宗用卢杞之徒，而疏陆贽，其不亡者幸也！』戊戌，上批：『陈留县见行保甲，每十人一小保甲，三人或五人须要弓箭，县吏督责，无者有刑。百姓买弓一张至千五百，箭十只至六七百。当此青黄不接之际，穷下客丁，如何出办?又每一小保用民力筑射垛，又令自办钱粮，起铺舍三两区，每保置鼓，遇贼声击。乡村之人，居处远近不一，假如甲家遭贼，鼓在乙家，则无缘声击。如此须人置一鼓，又费钱不少。以上事皆被差保头所说，非虚妄，及元非朝廷本意。今如此骚扰，可速指挥，令止如元议。团保觉察贼盗，余无得妄施行。乡民既忧无钱买弓箭，加之传惑，恐徒戍边，是以有父子聚首号泣者，非虚也。』王安石进呈，不行。丁未，上与王安石论保甲事，以为诚有斩指者。安石曰：『陕西、河东未常致变，则人情可知。岂有怕为义勇即造反之理?』上曰：『民合而言之则圣，亦不可不畏。自上制法以使之，虽拂其情，然亦当便于民乃可。』 六月己巳，上论民兵，因称府界保甲未善。安石曰：『保甲事多沮坏，安得善?大抵修立法度以便民，于大利中不能无小害。各欲人人皆悦，虽圣人不能如此。非特圣人，天地亦不能如此。如时雨之于民，岂可以无?然不能不妨市井贩卖及道途行役，亦不能使墙屋无浸漏之患也。』 八月甲寅，诏：『自今保甲与贼斗死者，给其家钱五十千；有户税者，仍免三年科配；因致废疾者，给钱三十千；折伤者二十千；被伤者五千。』以开封府界提点司言新籍畿县民为保甲，有奋不顾身捕盗者，愿优恤之。故有是诏。 九月乙巳，诏开封府界提点司畿县保甲保置旗鼓，以备教阅武艺。 五年二月甲寅，冯京为上言：『张角以有部分，故能力变。今保甲，亦恐豪杰有乘之者。』王安石曰：『民散则多事，什五之则无事。故上失其道，民散久矣。古事不论，但以今日言之：自府界立保甲，贼盗十减七八。』京曰：『岁有丰凶不同，今岁丰故也。岁凶即未可知。』安石曰：『冯京谓张角以有部分，故能为变。臣以角能为变，乃以桓、灵无政，大臣非其人，故州郡不职。张角三十六万同日而起，州郡无一处发觉于未起之前。如梁太祖，其事至微浅，然青州使人反其城，无一城不发觉。盖梁太祖苟非能守一城之人，不妄付以一城故也。』先是，上言赵子几恐孟浪。至是，安石又为上言子几有智略，可任用，且言：『三代禁防百姓严密之意，能什五其民。维持之法制则天下定，不维持之以法制，则其不乱者，幸也。』 三月甲申，王安石为上言：『西事稍弭，边计正当措置。天下困弊，惟兵为患。若措置得兵，即中国可以富强，余皆不足议也。』上曰：『但当悉行府界保甲，要亦未遽。』安石曰：『陛下能驾御将帅，便悉奉朝廷法令，则因人利害，欧百姓使习武事，一二年间便见效，不为迟。今但要分别利害，使趋令者尽得利，不趋令者尽受害，则人皆趋令矣。』上又恐义勇未能猝及募兵，安石曰：『今东兵全不可用，唯土兵可用。陛下诚能驾驭督责将帅奉法令，即义勇要如土兵，亦不难；要胜东军，即不足言也。』 七月壬午，枢密院传上旨，令中书改保甲上番法十日为一月。王安石言：『保甲十日一番，须一年八月乃当一番。若令一月一番，即番愈疏。又百姓投状，或乞半月，或十日一番。既指挥十日一番。今才上番，便降指挥，令一月一番，却恐百姓为人扇惑，以为初令十日一番，今才上番，便令一月一番，相次又当令长上，相次又令刺手面为兵，即恐有群聚诉冤，且乞十日一番。当此时不从，即背约失信；从之，则上令不行。谓宜令十日一番，候其习熟，然后徐与商量。缘将来弓手亦可罢，以保甲上番代之。一弓手之给，可给两人上番。又四城外，巡检尚有四千人，候保甲渐成就，亦可以保甲代之。至时乃与议增上番日数，亦恐必须分闲要月分，闲月即令上番二十日或一月，农要之月，即令只上番十日。』先是，曾布言：『臣伏思三代以还，比闾族党之法既坏，后世有为之君，思有以及此而未能也。陛下下尺纸之令，不动声色，而期月之间，其效如此。臣愿下提点司及臣章送中书详审，如可，愿付司农具为令。』于是诏主户保丁愿上番于巡检司者，十日一更，疾故者次番代之。日给口粮薪菜钱。分番巡警，每五十人轮大保长二、都副保正统领之。都副保正各别给钱七千，大保长三千。日教阅，夕比之。当番者毋得辄离本所。捕逐剧贼，虽不当番人亦听进集，给其钱斛，事讫遣还，毋过上番人数，仍折除其上番日，巡检司量留厢军给使，余兵悉罢。应上番保丁武技及第三等以上，并记于籍，遇岁凶，五分以上者第赈之，自十五石至三石。寻又诏尉司上番保丁如巡检法。丙申，诏司农寺增置丞、主簿四员，仍自今轮出入案察逐州保甲。先是，王安石白上曰：『臣前欲以近畿郡为畿辅，因推行保甲者，利在使赵子几等按察官吏差易耳。若付之诸路，即恐诸路推行灭裂，无以使四方观法。』上曰：『可令属兵部置属官，令出入点检。』又曰：『冯京欲且迟留，候役事了，如何?』安石曰：『此事既不获已，圣人爱日，亦须及时修营，庶早见成效。且增置丞、主簿，令更迭出入按察保甲，即农田水利、常平差役，皆可使案察也。』上皆从之。己亥，诏获投匿名文字扇摇保甲者，给赏钱五百千。以司农寺言：近有人于封邱县北门以匿名榜扇摇保丁，使不得安。已檄诸县密行擒捕给赏，更乞朝廷严赐约束，故有是诏。 闰七月，上曰：『开封近勘到府界百姓但有作袄，已典卖弓箭，因致怨黩，虑亦有不易者。』先是，皇城司察保丁以教阅不时，及卖弓箭、衣著劳费，往往讪骂，诏开封府鞫其事。上语及之，安石曰：『六月使人教阅，条贯亦初无此。生民以来，兵农为一，男子则以桑弧蓬矢射四方，明矢者男子之所有事。盖耒耜以养生，弓矢以免死，此凡民所宜。自古未有造耒耜弓矢以给百姓者也。陛下忧恤百姓至甚，故今立法，以听民便尔。且府界多盗，攻劫杀掠，一岁之间，至二百火，逐火皆出赏钱，出赏之人，即今保丁也。方其出赏之时，岂无卖易作袄以纳官赏者?然人皆以为赏钱宜出于百姓。夫赏钱之多，不足以止盗；而保甲之能止盗，其效已见于今日。则虽令民出少钱以置器，未有损也。』上曰：『赏钱人所习惯。』安石曰：『陛下为人主，当以理制事，岂宜以不习惯故，亦以为不安?』上曰：『民习惯则安之。如自然不习惯，则不能无怨。如河决坏民产，民不之怨。若人坏之，则怨矣。』安石曰：『陛下正当为天之所为。知天之所为，然后能为天之所为。为天之所为者，乐天也。乐天者然后能保天下。不知天之所为，则不能力天之所为；不能为天之所为者，畏天也。畏天者不足以保天下。所谓天之所为者，河决是也。天地之大德曰生，然河决以坏民产，而天下不恤者，任理而无情故也。故祁寒暑雨，人以为怨，而天不为变，以力非祁寒暑雨，不能成岁功故也。孔子曰：「惟天为大，惟尧则之。」尧使鲧治水，鲧汨陈其五行九载。以陛下忧恤百姓之心，宜其寝食不甘，而尧能待如此之久，此乃能为天之所为，任理而无情故也。』 五月二十二日、十月十三日、十九日、闰七月十四日、十五日、十八日，朱史辄取此段附四年三月十三日陈留保甲骚扰事下，误也。陈留骚扰事不闻置狱，此狱自缘皇城司采得保甲讪骂，乃令开封鞫之，故有『六月教阅』等语，与陈留初不相干，今仍依《目录》附本日。《兵志》载此段大抵因《日录》。陈瓘论曰：『安石曰：鲧汨陈五行九载，尧晏然不以为虑。臣闻《书》曰：在知人，在安民，惟帝其难之。孔子曰：博施济众，尧舜其犹病诸?』夫知人安民尧以为病，何至于晏然不以洪水为虑乎?盖人主晏然不以为虑。然后大臣得以如意而有为。蔡卞解释《诗》《书》同此一说，今《日录》乃无『尧晏然不以为虑』之语。疑蔡卞实为安石删去。 壬戌，执政同进呈河东保甲事。枢密院但欲为义勇强壮，不别名保甲。王安石曰：『此非王安礼初议也。』（五月二十二日事。王安礼专一编修三路义勇条贯）上曰：『今以三丁为义勇，两丁为强壮。三丁远戍，两丁本州县巡检上番，此即王安礼所奏，但易保丁为强壮。人习强壮久，恐别名或致不安也。』安石曰：『义勇非单丁不替，强壮则皆第五等户为之，又自置弓弩及箭寄官库，须上教乃给。今以府界保甲法推之，河东盖宽利之，非苦之也。』文彦博曰：『以道佐人主者，不必以兵强天下。』安石曰：『以兵强天下，非有道也。然有道者，固能柔能刚，能弱能强。方其能，则兵不必弱。张皇六师，固先王之所务，但不当专务强兵尔。』上卒从安石议，令尽依王安礼所奏。彦博请安石就中书一面施行此事。安石曰：『本为保甲，故中书预议。若止欲作义勇强壮，即合令枢密院施行。』上曰：「此大事，须共议乃可。』乙丑，遣起居舍人、史馆修撰兼枢密都承旨曾孝宽、赵子几往河东路察访义勇利害，及体量官吏措置常平等不如法。癸酉，王安石白上曰：『开封鞫保甲怨詈事，验问皆无有，今皇城司报探乃云尔，陛下宜稍留意省察。』 八月壬辰，中书门下奏：『近降指挥，令保丁更番在巡检下教习武艺，许外番带出入巡警。上番曰，保正长、保丁殴骂所辖巡检，依本属刺史县令法。保丁殴骂保长、保正，加凡斗二等；保长犯保正加一等。随巡检追捕盗贼退避，依弓箭手法；但随巡检追捕，非上番，惟于本地分犯盗，加凡盗二等；私为人代名上番杖六十，受赃重者从重；保正、保长知而不举笞四十，私逃亡杖六十十计逃日补填。卯点不到，不赴教阅，许小杖科决，不得过七下，余送本县私行。监临官私役保正等计庸，准盗论。』从之。戊戌，开封府界提点司请置内县保甲衣装二万副、大旗二十五面，以俟都阅借给。从之。 六年六月壬辰，开封府言：『开封酸枣、阳武、封邱县民千余人赴府诉免保甲教阅。已榜谕无令越诉。盖畿县令佐或非时追集，以故致讼。胙城一县未命教阅而诉，并下提点司案察。』上批：『今正当农时，非次追集，于百姓实为不便。令提点司劾违法官吏以闻。自今仍毋得禁民越诉。』 八月壬申朔[6]，广南东路驻泊都监杨从先言：『本路枪手万四千，今排保甲，若两丁取一，得丁二十五万八千；若三丁取一，得十三万四千。自少计之，独十倍于枪手。愿委路分都监二员分提举教阅。』诏司农寺详定条约以闻。其后户自第四等以上，有三丁者，以一为之。每百人为一都，五都为一指挥。自十一月至次年二月，每月输一番阅习，每三日一比试事艺，高者先次放归（本志同此）。丁丑，沈括言：『两浙州县，民多以田产诡立户名，分减雇钱，夫役冒请常平钱斛及私贩禁盐。乞依京东、淮南排定保甲。保甲一定，则诡名漏附，皆可根括。』己卯，王安石进呈河北谋变事。上以为河北人愚，东南人即难诱。合以此事立保甲后，此事或可少绝。戊戌[7]，翰林学士曾布等言：『近司农寺请巡检置指使，保甲置木契，罢巡宿等条约。奉旨令司农寺、兵部检正、检详立法。臣等令修成义勇保甲及养民条约三卷。』诏兵部行之。保甲惟开封府界以都保置木契，左留司农寺，右付其县差官阅试。农隙讲习，皆出左契。巡检司给厢、禁军白直，余以保下番上，比旧兵级三分之一，代更以十日。遇追捕群盗，听抽上下番，县尉留弓手白直外，余如巡检法。河北、河东、陕西五路并排定保甲，劝诱习武艺。其荆、湖、川、广被边州军[8]，如当习武艺，委监司提举司详度以闻。 本志云：后惟全、邵土丁，邕、钦洞丁，广东枪手改为保甲者则隶焉。今附注。此十一月十九日，可考。新纪云：戊戌，复比闾族党法。 七月甲辰[9]，权发遣广南东路提点刑狱陈倩言：『本路已团定保甲，乞给锣鼓旗物。遇袭逐盗贼，递相击发应接。』从之。 七年正月癸亥[10]，诏开封府界呈试保甲免本身夫役。 四月己巳，上以久旱，欲尽罢保甲、方田等事。王安石曰：『水旱常数，尧汤所不免。』（节见《王安石事迹》）壬申，上批：『应灾伤路分，方田、保甲除已编排方量了毕，止是攒造文字处，许依条限了绝外，其见编排方量及造五等簿处，可速指挥，并权罢。』是日，雨。 十一月庚子[11]，提举河北西路常平刘定乞逐年引试保甲。诏司农寺及兵部定每年 开封府界诸路当解发引见人数以闻。 八年八月，司农寺言：『保甲之法，主客户五家相近者为小保，五小保为大保，十大保为都保。诸路皆准此行之，惟开封府界五路，则除客户，独选主户有二丁者入正保，以故小保有至数十家，大保有至百余家，都保有至数百家。人数过多，地分阔远，一或有犯，连至者众。盖立法之初有所未尽。欲令开封府界五路依诸路编排。』诏自今保甲，三年一造簿编排。开封府界五路，候造簿日，如所请施行。 九年五月辛酉，诏诸保甲可依新降队法结队，并印新结队图付兵部，每一都保给之一图。结队之法：三人为一小队，三小队为一中队，五中队为一大队。并引战一人居前，拥队一人执刀居后，傔二人居左右，执旗一人居中。凡五十人，皆选士也。有马人与无马人各为队，队中兵械或纯用一色，或杂用弓弩、刀斧、枪、盾，皆于结队时商定教习。十月丙午，宰臣王安石罢判江宁府，枢密使吴充拜相。 十年，司马光以书与吴充，言罢青苗、免役、保甲、市易之息，充不能用（详见《论苗法》）。 元丰二年十一月癸巳，诏开封府界教大保长充教头，其提举官以昭宣使、果州防御使、入内副都知王甲正、东上閤门使、荣州刺史狄谘为之。初，王安石议减西兵，以保甲民兵代之，于是始置提举教阅之使，后又及于西北三路。太祖皇帝惩唐末五代之乱，始为军制，联营厚禄，以收才武之士。宿重兵于京师，以消四方不轨之气。番休互迁，使不得久而生变，故百余年天下无事，虽汉、唐盛时，不可以为比。养兵之费，一出于民，而御戎捍寇，民不知有金革之事。安石曾不深究，而轻议变易，苟欲以三代之法行之于今，盖不思本末不相称而利害异也。世议以为不然，后卒改焉。 十二月辛亥，提举广南东路常平等事林颜言：『今天下之民，家为之保，保为之长、为之正者，岂特不容其奸而已?盖归兵食于农，藏武士于耕，夫所谓教而后使之道也。欲乞本路沿江海诸州，依西路法训阅，使其人既熟山川之险易，而又知夫弓矢金鼓之习，则一弓自足为备，可以不劳北兵矣。』诏下广南东路经略、转运、提举、钤辖司相度，皆言广、惠、潮、封、康、端、南恩七州皆并边及江海外按蛮贼，可依西路保甲教习武艺。从之。颜，福州人也。 三年十月丁卯，提举河北东西路义勇保甲司言：『义勇将校、都副保正愿赴集教场习学武艺。』从之。令陕西、河东路准此。后诏习学者益支给钱米器械，其本家少壮男子愿习者不给。 五年正月庚子，诏：『强盗保甲教阅军器者处死，情轻奏裁。窃盗箭二十只徒一年，弓徒二年，弩弦徒三年。徒罪五百里，流罪配千里。获窃盗保用教阅军器，一人比二人推赏。』 六年正月庚子，诏禁军马军保甲教阅隶枢密院。 三月丁丑，枢密副都承旨、客省副使张三甫等奏：『伏见团教保甲，朝廷立定三等事艺，赏典优渥。按阅之际，其间或令家丁及以别都人冒名代试，亦无由辩认。兼正、长所教事艺，及第一等至九分以上即补班行名目，其欺伪容蔽，亦合为之关防。欲乞特降指挥，重立告赏之法，庶其经久，杜绝奸弊。』奉旨：『今后按阅，并先委巡教官封臂写记保分，候按讫拆去。』 七月庚申，提举河北东西路保甲司奏：『团教保甲应干支费，除从官给外，合用杂费钱物，名件不少，尽是的确不可省阙。若不破钱，必有因循犯法之弊。若一一支破官钱，缘名件碎细，难以指定。今略具杂费名目及本司欲作掣划事奏闻。』上批：『契勘已据拟定诸路每岁据收到桩管保甲司钱万贯，除量留准备杂费外，可按阅团教保甲数，诸路省费钱数。省到一百六十六万一千四百八十三贯五百六十文五分四厘，费用三十一万三千一百六十六贯一百六十五文。除费用外，合封桩一百三十四万八千三百一十七贯三百九十五文四厘。』 七年二月辛未，枢密院检会申今年正月二十八日范纯粹奏：『旧条，保甲遇旬上，每人日支口食米三胜、盐菜钱一十文。契勘正兵每遇差出以至戍边，每人只日支口食米二胜至二胜五合。今来保甲既有盐菜钱外，其口食又增多正兵所请之数。伏乞将应系保甲请给钱米旧条并行删修，除盐菜钱依旧支给外，其口食每人并支二胜。』诏依旧日支钱一十文外，支与口食二胜半。河东依此，霍翔言及诏京东、西保甲养马（详见《马政》）。 五月辛酉，范纯仁权知河中府。纯仁至河中时，督教保甲甚严，非老弱不许在家，农事皆废。纯仁上疏言：『今秋陕西田稼丰稔，将来军民必皆足食。然收获不可稍迟，当如寇盗之至。盖子实才熟，即有雀鼠侵耗之害，兼易为进散遗落，万一忽遇风雨，即所损极多。缘今来少壮农夫俱系保丁，却以五日一次教阅，及往还，颇妨收获。伏望圣慈特赐权住教阅，候至将来收获了毕，却令补填权住过数日。』不报。 七月庚申，知延州刘昌祚言：『昨集教保甲弓马并不精当，但令守御，已用土兵换赴将下，团结成队，遇敌呼使，如有功，乞优赐推恩。』从之。 校勘记 [1]驱而听 原本作『欧而听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二一八改。 [2]三人 《长编》卷二一八作『二人』。 [3]一乡 原本作『一家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二一八改。 [4]戍兵 原本作『代兵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二一八改。 [5]有之 原本作『有之之』，衍一『之』字。据《长编》卷二二一删。 [6]壬申朔 原本无此三字，据《长编》卷二四六补。 [7]戊戌原本无此二字，据《长编》卷二四六补。 [8]川广 原本作『州广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二四六改。 [9]七月 原本作『二月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二四六改。按：此条为七月事，当移至『八月申朔』条之前。 [10]癸亥 原本无此二字，据《长编》卷二四九补。 [11]庚子 原本无此二字，据《长编》卷二五八补。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七十二 神宗皇帝 市易务免行附 熙宁五年三月丙午，诏曰：『天下商旅物货至京，多为兼并之家所困。宜出内藏库钱帛，选官于京师置市易务。』先是，有魏继宗者，自称草泽，上言：『京师百货所居，市无常价，贵贱相倾，富能夺、贫能与，乃可以为天下。』于是中书奏在京市易务监官二、提举官一、勾当公事官一，许召在京诸行铺牙人充本务行人、牙人，内行人令供通己所有，或借他人产业金银充抵当，五人以上充一保。遇有客人物货出卖不行愿卖入官者，许至务中投卖，勾行人、牙人与客人平其价，据行人所要物数，先支官钱买之。如愿折博入官物者亦听[1]，以抵当物力多少，许令均分赊请相度，立一限或两限送纳价钱，若半年纳，即出息一分；一年纳，即出息二分。以上并不得抑勒。若非行人见要物，而实可以收蓄变转，亦委官司折博收买，随时估出卖，不得过取利息。其三司诸司库务，年计物若比在外科买省官私烦费，即亦一就收买，故降是诏。赞善大夫、户部判官吕嘉问提举在京市易务，仍赐内藏库钱一百万缗为市易本钱，其余合用交钞及折博物，令三司应副。 四月丙子[2]。先是，三司起请市易十三条，其一云：『兼并之家，较固取利，有害新法，令市易务觉察，申三司按置以法。』御批减去此条，余悉可之。御史刘孝孙言：『于此见陛十宽仁优民之至。』王安石曰：『孝孙称颂此事以为圣政，臣愚窃谓此乃是圣政之阙。』上曰：『若但设法倾之，即兼并，自不能为害。』安石曰：『若不敢明立法令，但设法相倾，即是纸铺孙家所为。』 陈瓘论曰：吕嘉问请于律外别立市易较固一条[3]，神考圣训以为已有律，不须立条。其时刘孝孙称颂圣训曰：『此仁厚爱民之意也。』安石奏曰：『孝孙之计非也，此事正是圣政之阙。陛下不欲行此兼并，所以窥见陛下于权制豪强有所不敢，故內连近习，外惑言事官，使之腾口也。』臣窃谓神考不欲于律外立较固之条，可谓仁厚爱民之意。刘孝孙将顺圣美，不为过也。《日录》之內，但为显扬，嘉问故不以御批为是，不以孝孙为然。于是造神考之言曰：『若设法倾之，则兼并不能为害。』又撰对上之言曰：『若不能明立法制，但设法相倾，即是纸铺孙家所为。』纸铺孙家为，是百姓制百姓不得，故止如此，岂有为天下主，乃只如孙家纸铺所为?何以谓之人主?呜呼！『设法相倾』之语谓之不诬，可乎?『紙铺孙家』之语谓之不诋，可乎?神考爱民守法，而指为阙政，力主嘉问，遂至于侮薄君父，不亦悖乎？ 七月壬午，诏以榷货务为市易西务下界，市易务为东务上界。辛卯，诏在京商税务、杂买场、杂买务并隶提举市易务。 闰七月。先是，上批付王安石：『闻市易买卖极苛细，市人藉藉怨谤，以为官司浸淫，尽收天下之货，自作经营。可指挥，令只依魏继宗元擘画施行。』于是安石留身白上曰：『陛下所闻，必有事实，乞宣示。』上曰：『闻榷货卖冰，致民卖雪，都不售。』安石曰：『卖冰乃西园苑，非市易务。』上曰：『又闻卖梳朴即梳朴贵[4]，卖脂麻即脂麻贵。』安石曰：『若买即致物贵，即诸物当尽贵，何故脂麻独贵?』上曰：『或云吕嘉问少年不练事，所置勾当人尽奸猾，嘉问不检察。』安石曰：『嘉问所置勾当人，如沈可道、孙用勤，若不收置务中，即必首为兼并害法。今置之务中，所谓御得其道，狙诈咸作使是也。』上曰：『又闻立赏钱捉人，不来市易司买卖?』安石曰：『此事尤可知其妄。吕嘉问连日或数日辄一至臣处为事，初臣要见施行次第，若有榜如此，臣无容不知。果有此事，则是臣欲以聚敛误陛下。陛下当知臣素行，若臣不如此，即无缘有此事。』上曰：『卿固不如此，但恐所使令未体朝廷意，更须审察。』安石曰：『此事皆有迹，容臣根究勘会，以具闻奏。』 十一月丁巳，上谓王安石曰：『市易卖果实审有之，即大烦细，令罢之，如何?』安石曰：『市易司但以细民上为官私利买所困，下为兼并取息所苦，自投状乞借官钱，出息行仓法，供纳官果实。自立法以来，贩者比旧皆即得见钱，行人比旧官司兼并所费，十减八九，宫中又得好果实供应，此皆逐人所供状，及案验，事实如此。陛下谓其繁细，有伤国体，臣愚窃谓不然。今设官监酒，一升亦卖；设官监商税，一钱亦税，岂非细碎?又不以为非者，习见故也。臣以为酒税法如此，不为非义。何则?且三代之法固已如此，周官固已征商，然不云须几钱以上乃征之。泉府之法，物货之不善，货之滞于民用者，以其价买之，以待买者，亦不言几钱以上乃买。又珍异有滞者，敛而入于膳府，供王膳，乃取市物之滞者。周公制法如此，不以烦碎为耻者，细大并举，乃为正体。但尊者任其大，卑者务其细，此先王之法，乃天地自然之理。如人一身，视听食息，皆在元首。至欲搔痒，则须爪甲，小大所在不同，然亦不可阙。天地生万物，一草之细，亦皆有理。今为政，但当论所立法有害于人物与否，不当以其细而废也。』上笑，且曰：『买得果实，诚比旧极佳，行人亦极便，但行人皆贫弊，宜与除放息钱。』安石曰：『行人比旧，已各苏息，可以存活，何须除放息钱?若行人已苏息，比旧侵刻之苦已十去八九，更须除放息钱，即见今商税所取，不择贫富，固有至贫之人，尚为税务所困，亦合为之蠲除，彼何独蠲除此?今诸司吏禄极有不足，乃令乞觅为生，不乞觅不能自存，乞觅又犯刑法。若除放息钱，何如以所收息钱增此辈禄?』明日，进呈内东门及诸殿吏人名数，白上曰：『从来诸司，皆取赂于果子行人。今行人岁入市易务息钱几至万缗，欲与此辈增禄。』上曰：『诸殿无事，惟内东门司事繁，当与增禄。』安石曰：『如入内内侍省吏人，亦当与增禄，盖自修宗室条制，所减货赂甚多故也云云。』又录??人泉府事白上曰：『此周公所为也。』上曰：『周公事未能行者岂少?』安石曰：『固有未能行者，若行之，则便于公私，不知有何不可?而乃变易，以从流俗。所见十二月乙亥朔诏，罢诸路上供科买，以提举在京市易务言上供荐席、黄芦之类六十色，凡非余州，不胜科扰，乞计钱数，从本务召入承揽，以便民也。』 六年正月己酉[5]，中书言：『欲以市易务上、下界商税税翰林图画院，杂买务、杂卖场、诸宫观真仪法从、南郊、太庙、家事、府司、检详等库、都亭、怀远驿、三粮料院、内军器五库隶都大提举诸司库务。』上批：『内军器五库，官物储积，多在宫禁，及收内降物，兼自有提举、提点官，可不隶提举诸司库务。』余从之。辛亥，枢密使文彦博言：『近臣言市易司遣官监卖果实，有损国体，敛民怨，乞寝罢。至今涉旬，未闻施行。凡衣冠之家罔利于市，搢绅清议尚所不容，岂有堂堂大国，皇皇求利，而不为物议所非者乎?』王安石白上曰：『陛下近岁放百姓贷粮至二百万，支十斗全粮大军，一岁增费，亦计数十万缗，以至添选人俸、增吏禄、给押纲使臣所费，又亦百万缗。天下愚智，孰不以此知陛下不殖货利?岂有所费如此，而乃于果实收数千缗息，以规利者?直以细民久困于宫中须索，又为兼并所苦，故为立法耳。』彦博所言，遂寝不报。 二月丙子，龙图阁直学士、给事中张焘提举在京诸司库务。 七年正月癸亥，遣三司勾当公事李杞相度成都府置市易务利害。先已遣蒲宗闵、沈逵，今复遣杞。其后，上与辅臣论及市易，冯京曰：『曩时西川因榷买物，致王小波之乱，故颇以市易为言。臣检《实录》，实有此说。』王安石曰：『王小波自以饥民众，不为官司所恤，遂相聚为盗，而使臣乃归咎般取蜀物上供多而致然。不知般取孟氏府库物以上供，于饥民有何利害?』上曰：『李杞行未?』安石曰：『未也。然愿陛下勿疑，臣保市易必不能致蜀人为变也。』 三月。先是，去年八月，详定行户利害所言：『乞纳诸行利人厚薄，纳免行钱，以禄吏与免行户祇应。自今禁中买卖，并下杂买务，仍置市司，估市物之低昂。凡内外官司欲占物价，则取办焉。』皆从之。上曰：『此固便于民，然须严立防禁觉察，毋使堕废。如天下百姓纳麴钱，异时盐、酒既榷，其钱不能免也。』至是，上问安石：『纳免行钱如何?或云提汤瓶人亦令出钱，有之乎?』安石曰：『若有之，必经中书指挥。中书实无此文字。』冯京曰：『闻后来如此细碎事都罢矣。』安石曰：『冯京同签书，中书文字，皆所亲见，如何去言闻不知先来如何细碎收钱，后来如何都罢?若据臣所见，即从初措置如此，非后来方不收细碎事。不知冯京何所凭据，有此奏对。且言提汤瓶亦令出钱，必有人，陛下何故不宣示，付所司考实?陛下治身以尧舜实然，所愧臣诚无复可以论谏，至于难任人，疾谗说，即与尧舜实异。如市易司，非吕嘉问，孰敢守法，不避左右近习?非臣孰敢为嘉问辨明，以忤近习?且市易事，臣一一亲经理其事，亦颇为劳费精神，正以不欲背负所学，为天下立法故也。若每每忤圣意，而又召致近习谗毁，乃作扰害百姓之事，不知臣欲以此何为?以为名则不善，以为利则无获。陛下试察臣所以区区为此者何意?』上曰：『何故士大夫言不便者甚众?』安石曰：『士大夫或不快朝廷政事，或与近习相为表里。今大小之臣，与近习相表里者极多，陛下不察耳。自古未有令近习如此，而能与治功者。』 初，吕嘉问以户部判官提举市易务，挟王安石势，陵慢三司使薛向，且数言向沮害市易事。及曾布代向为三司使，素知嘉问骄恣，怀不能平。又闻上数以市易苛细诘责中书，意欲有所更张，未得间也。是月丁巳，上夜降手札赐布曰：『闻市易务日近收买货物，有违朝廷元初立法本意。可详具奏。』布先受命察访河北，辟魏继宗同监市易务。嘉问自初建议，以至其后增损措置，莫不与闻。布遂携继宗见安石，具言曲折曰：『布翌日当对，欲悉以此白上。』安石诺之。辛酉，布对于崇政殿，具奏所闻。上览之矍然，喜见于色，问布曰：『王安石知否?』又问：『安石以为如何?』布皆对以实，且言：『事未经覆案，未见虚实。』上曰：『朕久已闻之，虽未经覆案，思过半矣。』布始得对，方待次，安石先奏事。上谓安石曰：『曾布言市易不便，知否?』安石曰：『知之。』上曰：『布言如何?』安石曰：『布今上殿必自言。』遂留身白上：『市易事，臣每日考察，恐不致如言者。陛下但勿仓卒，容臣推究，陛下覆验，更加曲直。』布与嘉问不相足，布所言既送中书，是夜，上批问安石：『恐嘉问实欺罔，非布私忿移怒。』安石具奏明其不然，于是有诏，令布与吕惠卿同根究市易务不便事。安石意主嘉问，而不以布言为是，故使惠卿居其间也。乙丑，曾布既受诏同吕惠卿根究市易务事，或为布言[6]：中书每以不便事诘嘉问[7]，嘉问未尝不巧为蔽欺，至于案牍，往往藏匿改易。布又闻嘉问已呼胥吏将案牍还私家隐藏更改，遂奏乞出膀，以厚赏募告者。明日（二十六日），上批：『依奏付三司施行。』布即榜嘉问所居。又明日（二十七日），惠卿至三司，召魏继宗及行人问状，无复有异辞者。惠卿退，以继宗还官舍，诘布所以辟继宗为指使缘由，再三诱胁继宗，令诬布以增加所言。继宗不从，反具以告布。惠卿又遣温卿密造王安石，言张榜事，且曰：『行人辞如一，不可不急治继宗。若继宗对语小差，则事必可变。』而嘉问诉于安石尤切。安石欲夜收张榜，左右白以有御宝批，乃止。是日（二十八日），惠卿以急速公事求独对，布亦具继宗所告曲折以闻，并言惠卿所见不同，不可共事，乞别选官根究。未报，而中书建白：『三司承内降，当申中书覆奏取旨，擅出榜欲按治。』诏官吏特释罪，其元批依奏指挥更不施行，榜仍缴纳中书。布论：『三司奏请御批例不覆奏，且三司尝申知中书，虑无罪可放。』寻有诏如布请，惠卿等侧目矣。 四月己巳，翰林学士吕惠卿言：『奉诏与曾布同根究市易事。勾集行人照证，而有臣未到已前布所取状，臣恐当再行审覆。乞下开封府，暂追付臣处供析，即更不系禁。』中书欲依惠所乞施行，上批：『可令布、惠卿一处取问，所贵不致互有辞说。』三司既收榜放罪，上复以手札赐布，令求对。布即具陈行人所诉，并疏惠卿奸欺以闻。及是布对，上慰谕久之，因曰：『惠卿诚不可更共事。』而又陈薛向编管无罪牙人事，上惕然咨嗟曰：『此事朕与有罪，当时失于不详究，便令依奏，今已无及，维当速释之耳。』布言：『编管人情轻，一期即放逐便，其人皆已放还矣。』时上意犹必欲按治，而王安石卒不肯舍惠卿用他官。惠卿奏请审复，尽谋独变此事也。上疑焉，故仍以付两人。己卯，详定行户利害所言：『自今凡有体问行户所状，乞降本所，以凭具析申奏。』从之。上初以布言为是，已而中变，从惠卿请，送魏继宗于开封府知在[7]。布又言：『臣自立朝以来，每闻德音，未尝不欲以王道治天下。今市易之为虐，固已凛凛乎间架阡陌之事矣[8]。近日嘉问奏称：熙宁六年，收息八十余万。贴黄云：近差官往河南贩茶，陕西贩盐，两浙贩纱，皆未敢计息。臣以谓如此政事书之简牍，不独唐虞三代所无，历观秦、汉以来衰乱之世，恐未之有也。』上笑而颔之，谓布曰：『惠卿不免共事，不可与之喧争，于朝廷观听为失体。』退，与惠卿召行人于东府，再诘，其所陈如前不变。而王安石恳求去位，引惠卿执政。上既许之，乙酉，布复与惠卿会，惠卿颇有得色，诟骂行人及胥吏，以语侵布，布不敢校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