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 - 第 53 页/共 103 页

[4]戊辰朔 《续长编拾补》卷七作『壬辰朔』，然无此条。 [5]皇城使 《长编》卷二八二作『昭宣使』。 [6]羌戎畏服贵种其天性此九字原本作墨丁，据《长编》卷二八二补。 　　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六十八 神宗皇帝 青苗法上 　　熙宁二年九月，制置三司条例司请以常平广惠仓见在斛斗，遇贵量减市价粜，遇贱量增市价籴。其可以计会转运司用苗钱及钱斛，就便转易者，亦许兑换，仍以见钱，依陕西青苗钱例取。民情愿豫给，令随税纳斛斗。内有愿请本色，或纳市价贵愿纳钱者，皆许从便，务在优民。如遇灾伤，亦许以次科收熟日纳。若此行之，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，又民既受贷，则于田作之时不患阙食（详见《三司条例司》）。司马光在经筵，言青苗钱不便，与吕惠卿答难（详见《讲筵》）。 　　闰十一月，条例司奏差官提举诸路常平广惠仓，兼管勾农田水利差役事。河东、湖南、梓州、利州、夔州各二员，江西、湖北、成都府、广东、广西、福建各一员。又差官同管勾，陕西、江西、湖北、成都府、广东、广西、福建各一员，并令閤门引上殿。从之。时天下常平钱谷见在一千四百万贯石，诸路各置提举二员，以朝官为之；管勾一员，京官为之。或共置二员。开封府界一员，凡四十一人。 　　三年正月癸丑，诏：『诸路常平广惠仓给散青苗钱，本为惠恤贫乏，并取民情愿。今虑官吏不体此意，追呼均配抑勒，翻成搔扰。其令诸路提点刑狱官体量觉察，违者禁止，立以名闻。敢沮遏愿请者，案罚亦如之。』先是，翰林学士范镇言：『常平仓始于汉之盛时，贱则贵而敛之，恐伤农也。贵则贱而散之，恐伤民也。最为近古。虽唐虞之政，无以易也。而青苗者，唐衰乱之世所为。苗青在田，贱估其直；收敛未毕，而必其偿，是盗跖之法也。今以盗跖之法而变唐虞不易之政，此人情所以不安。乃者天雨毛，地生毛，天鸣地裂，皆民劳之象也。惟陛下观天地之变，罢青苗之举。』右正言李常、孙觉亦言：『王广廉近至京师，唱言取三分之息，又开制置司，欲行其法于天下。乞明诏有司，勿以强民，仍且试之河北、陕西数路。』初，勅旨放青苗钱，并听从便，毋得抑勒，而提举官务以多散为功。又民富者不愿取，而贫者乃欲得之，即令随户等高下分配，又令贫富相兼，十人为保首。王广廉在河北，第一等给十五贯，第二等十贯，第三等五贯，第四等一贯五百，第五等一贯，民间喧然不以为便，而广廉入奏，称民间欢呼鼓舞，歌颂圣德。言者既交攻之，朝廷不得已，乃降是诏。庚申，提点开封府界县事吕景言：『府界人户见倚阁贷粮二十余万石，今又散青苗钱十五万贯，恐民力不能堪。』诏送条例司，召提举官戒谕之。先是，侯叔献屡督景散青苗钱，景以畿甸诸县各有屯兵，每岁课利钱仅能借诸军请给，无有赢余。条例司又别以买陕西盐钞钱五十万为青苗钱，而景复有是奏。上初欲令中书戒谕提举官，王安石曰：『若召提举官至中书，诸路闻此，必顾望不敢推行新法，只令条例司指挥可也。』从之。 　　三月壬戌朔，韩琦言：『准转运及提举常平广惠仓司牒给青苗钱，须十户以上为一保，三等以上人为甲头。每户支钱，第五等及客户毋得过千五百，第四等三千，第三等六千，第二等十千，第一等十五千，余钱委本县量度增给，三等以上户更许增数。坊郭户有物业抵当愿请钱者，五家为一保，依青苗例支借，诸县不得避出内之烦，致诸人扇摇人户，却称不愿请领。如不愿请领，即具结罪状，人马递申，以凭选官晓谕。如却愿请本县干系人别作行遣，事理稍重，具事申奏。如夏秋收成物价稍贵愿纳钱者，当议减市价钱数，比元请钱十分不得过三分。假令一户请钱一千，纳钱不得过千三百。臣窃以国之颁号令，立法制，不信其言而使民受实惠，则四方观听，孰不欣服?详熙宁二年诏书，务在忧民，不使兼并，乘其急以邀倍息，皆以为民，公家无所利其入，谓先王散惠兴利，抑民豪夺之意也。今乃乡村自第一等而下，皆立借钱贯陌，三等以上更许增数，坊郭户有物业抵当者依青苗例支借。且乡村三等并坊郭有物业户，乃从来兼并之家也。今皆多得借钱，每借一千令纳一千三百，则是官放息钱，与初抑兼并、济困乏之意绝相违戾，欲民信服，不可得也。又乡村每保须有物力人为甲头，虽云不得抑勒，而上户既有物力，必不愿请官吏防保内人。下户不能送纳，岂免差充甲头以备代陪?复峻责诸县，人不愿请。即令结罪申报，选官晓谕。却有愿请者，则干系人别作施行，或具申奏。官吏惧提举司势可升黜，又防选官晓谕之时，岂无贫下浮浪愿请之人?苟免捃拾，须行散配。且下户见官中散钱，谁不愿请从本户夏、秋各有税赋?又有预买及转运司和买两色绸绢、积年倚阁、借贷麦种钱之类，名目甚多。今更增纳，此一重出，利青苗钱，愚民一时借请则甚易，纳则甚难，故自制下以来，一路官吏上下惶惑，皆谓若不抑散，则上户必不愿请，近下等第与无业客户虽或愿请，必难催纳，将来必有行刑督索，及勒干系书手典押、耆户长固保人等均陪之患。大凡兼并放息钱，虽取利稍厚，缘有逋欠，官中不许受事，往往旧债未赏其半，早已续得贷钱。兼并者既有资本，故能使相因岁月，渐而取之。今官贷青苗钱则不然，须夏、秋隋税送纳，灾伤及五分以上，方许次科催还。若连两科灾伤，则必官无本钱接续支给，官本因而寝有失陷，其害明白如此。更有缘此烦费虚扰之事，不敢具述。本岁河朔丰熟，常平籴米，斛钱不过七十五至八十五。以来若乘时收敛，遇贵出粜，不惟合于古制，而免有失陷之弊。兼民实被惠。亦足以收其羡赢。今诸仓方有籴入，而提举司亟令住止，盖尽要散充青苗钱，指望三分之利收为己功，县邑小官敢不奉行?岂暇更恤贻民久远之患哉?诸路所行，必料大率如此。朝廷若谓陕西尝放青苗钱，官有所得而民以为便，此乃转运因军循储有阙失，自冬涉春，雨雪及时，麦苗滋盛，决见成熟，行于一时则可也。今乃差官置司，为每岁春夏常行之法，而取利三分，岂陕西权宜之比哉?兼初诏具于京东、淮南、河北三路先行此法，俟成次第，即令诸路施行。今此三路方忧不能奉行，而遽于诸路遍差提举官，以至四川、广南亦皆置使。恭惟陛下自临御以来，夙夜忧劳，厉精求治，况承祖宗百年仁政之后，民浸德泽，惟知宽恤，未赏过扰。若但躬行节俭，以先天下，常节浮费，渐汰冗食，自然国用不乏，何必使兴利之言纷纷四出，以致远迩之疑哉?欲望圣明更赐博访，若臣言不妄，乞尽罢诸路提举官，只委提点刑狱官，依常平旧法施行。』 　　癸亥，上亲袖出琦奏示执政曰：『琦真忠臣，虽在外，不忘王室。朕始谓可以利民，不意乃害民如此，出令不可不审。且坊郭安得青苗，而使者亦强与之乎?』王安石勃然进曰：『苟从其所欲，虽坊郭何害?』因难琦奏曰：『陛下修常平法，所以助民。至于收息，亦周公遗法也。』曾公亮、陈升之皆言坊郭不当俵钱。安石曰：『坊郊所以俵钱者，以常平本钱多。农田所须已定而有余，则因以振市人乏绝，又以广常平储蓄。』升之曰：『但恐州县避难索之，故抑配上户耳。』安石曰：『抑配诚恐有之，然俟其行此，严行黜责一二人，则此弊自绝。』先是，御史程颢言：『成都不可置常平，民多米少故也。』安石曰：『民多米少，则尤不可以无常平。米少则易以踊贵，以常平之兼并，乃不能使米踊贵。』上曰：『颢以为蜀人丰年乃得米食，平时但食豆芋等。今丰年乃夺而籴之，是贫人终身不得米食也。』安石曰：『今常平不夺而籴之，则兼并亦夺而籴之。至于急时，取息必倍。』上曰：『俵青苗钱而纳米方贵，如何令纳?』安石曰：『贵则民自纳钱。』上曰：『纳钱则仓但有钱，凶年何以振贷?』安石曰：『常平米既出尽，则常平但有钱。非但今法如此，虽旧法亦不免如此。』上终以韩琦所说为疑。安石曰：『臣以为此事至小，利害亦易明。直使州郡抑配上户俵十五贯钱，又必令出二分息，则一户所陪止三贯钱。因以广常平储蓄，以待百姓凶荒，则比之前代科百姓出米为义仓，亦未为不善。况又不令抑配，有何所害，而上烦圣心过虑?臣论此事已及十数万言，然陛下尚不能无疑。如此事尚为异论所惑，则天下何事可为?』上曰：『须要尽人言。料文彦博、吕公弼亦以此为不可，但腹诽耳。韩琦独肯来说，真忠臣也!』上又曰：『常平取自奸雄，或可指以为说动百姓。』安石曰：『今榷盐酒，皆用重刑，以禁民买绸绢。或强支配，以监奸雄。不以此为说动百姓。常平新法，乃赈贫乏、抑兼并、广储蓄，以备百姓凶荒，不知于民有何所苦?民别而言之则愚，合而言之则圣，不至如此易动。大抵民害加其身自当知，且又无情，其言必应事实。惟士大夫或有情，则其言必不应事实也。』翌日，安石遂称疾不出。兵部员外郎傅尧俞直昭文馆、同判流内铨。尧俞始除丧至京师，王安石素善尧俞，未即见也。安石数召之。既见，语及新法，安石谓尧俞曰：『方今纷纷，迟【杰按：迟字疑误。】君来久矣。将以宝文阁待制、同知谏院还君。』尧俞谢曰：『新法世不以为便，诚然当力论之。平生未尝欺，敢以实告。』安石不悦，遂有此命。参知政事王安石既称疾家居，翰林学士司马光再为批答曰：『朕以卿材高古人，名重当世，召自岩穴，置诸庙堂，推忠委诚，言听既用，人莫能间，众所共知。今士大夫沸腾，黎民骚动，乃欲委还事任，退取便安。卿之私谋，固为无憾；朕之所望，将以委谁?』安石得之大怒，即抗章自辨。上封还其章，手札谕安石曰：『诏中二语，乃为文督迫之过，而朕失于详阅。今览之甚愧。』又明日，安石乃入见，固请罢，上固留之，奖慰良久。安石退，又具奏乞罢。 　　正月乙卯，既下诏约束强以钱俵散人户，仍戒沮遏愿请者，盖王安石意也。及是王安石在告，曾公亮、陈升之因取前诏，削去『沮遏』、『愿请』等语别行之。后安石出，果以为忤云。翰林学士兼侍讲学士、右谏议大夫、史馆修撰司马光为枢密副使。先是，王安石奏言：『有人于此，外托劘上之名，内怀附下之实。所言者尽害政之事，所与者尽害政之人。复得高位，则怀陛下眷遇，将革心易虑，助陛下所为乎?将因陛下权宠，搆合交党，以济忿欲之私，而沮陛下所为乎?臣以既然之事观之，其沮陛下所为必矣。』于是王安石复谒告，而光有是命。辛丑，司马光言：『臣蒙圣恩除枢密副使，所以屡违诏命不敢祗受者，臣先曾上疏言：不当设制置三司条例司，又尝因经筵侍坐，言散青苗钱不便。自后朝廷更遣使者三十余人，专使之散青苗钱，又疑因臣之言激怒建画之臣，使行之更力，由是闭口不敢复言。今行之才数日，中外鼎沸，皆以为不便，然后臣乃敢发言。彼言青苗法不便者，止论今日之害耳；臣所忧者，乃在十年之后，非今日也。臣窃闻先帝常出内藏库一百万缗，助天下常平仓作籴本钱，前日天下常平仓钱谷共及一千余万贯石，今无故尽散之，它日若思常平之法，复欲收聚，何时得及此数乎?臣以谓散青苗钱之害犹小，而坏常平之法，害尤大也。今陛下令薛向于江淮为贸易，以三百万缗畀之，又散青苗钱数千万缗，其余五十万、三十万者固不足数。陛下若终信条例司所言，推而行之，不肯变更，以循旧贯，十年之后，富室既尽，常平已坏，帑藏又空，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水旱，饥殍满野，加以四裔侵犯边境，羽书狎至，戎车塞路，争战不已，转饷不休。当此之时，民之羸者不转死沟壑，壮者不聚为盗贼，将何之乎?秦之陈胜、吴广、汉之赤眉、黄巾，唐之黄巢，皆穷民之所为也。大势既去，虽有智者，不能善其后矣。臣窃惟太祖、太宗躬擐甲胄，栉风沐雨，跋履山川，蒙犯矢石，以为子孙成光明盛大之业如此其美也。陛下试即取臣所进历年图观之，自周末以来，至于国初一千三百六十有二年，其间乱离板荡，则固多矣。至于中外无事、不见兵革百有余年如国朝之盛者，岂易得乎?陛下试能昭然觉悟，采纳臣言，罢制置三司，追还使者，臣虽尽纳官爵，但得为太平之民以终余年，其幸多矣！苟言不足采，陛下虽引而置诸二府，徒使天下指臣为贪荣冒宠之人，未审陛下将何所用之?』 　　王安石既入见，又累奏辞位。上谕韩绛，令绛遣其子趣安石视事。壬午，安石始出视事。安石之在告也，上谕执政罢青苗法。曾公亮、陈升之欲即奉诏，赵抃独欲俟安石出，令自罢之。连日不决，上更以为疑。安石入谢，上劳问曰：『青苗法，朕诚为众论所惑。寒食假中静思，此事一无所害，极不过失陷少钱物尔，何足恤?』安石曰：『但力行之，勿令小人故意坏法，必无失陷钱物之理。豫置绸绢，行之已久，亦何尝失陷钱物?』安石既视事，持之益坚，人言不能入矣。安石之求分司也，御史王子韶、程颢、谏官李常皆称有急奏，乞登殿言不当听安石去位，意甚惧。及安石复视事，子韶等乃私相贺。先是，诏诸路提点刑狱体量觉察提举常平宫抑配人户青苗钱，并州县抑遏不散者。及王安石在告，曾公亮、陈升之等举行前诏，乃删去『毋得抑遏不散』之语。安石复视事，志气愈悍，面责公亮等曰：『为宰相当有职守，何得妄降札子?今体量抑配青苗，又辄去当日诏语!』公亮等不敢抗。癸未，上复遣李舜举趋光受命，且谕上意曰：『枢密本兵之地，自有职分，不当更引他事为辞。』光即奏：『臣若已受命，则诚如圣旨，不敢言职外事。今尚为侍从之臣，朝廷阙失，无不可言者。』遂称疾谒告。 　　甲申，以韩琦论青苗奏付条例司。右正言李常言：『其尤甚者，至使善良备给纳之费，虚认贯陌，以输二分之息。』上阅常奏，曰：『常平皆经中书行遣。今人言纷纷如此，乃因执政议论不一故也。』公亮曰：『臣本以为不可。』升之曰：『臣本不欲如此。今已书奏，更不敢言。』上曰：『若以为不可，当极论之，何以书奏?既书奏，何以至今乃议论不一?』上问李常疏如何处置，安石曰：『可令分析是何州县如此。』公亮、升之皆曰：『谏管【杰按：管，官之误也。】许风闻言事，岂可分析?』公亮曰：『王安石但欲己议论胜耳。』上正色曰：『岂有此耶?』公亮曰：『此言若诬，天实临之!』安石曰：『始与升之议此法，升之以为难，臣即不强升之。既而以吕惠卿、程颢亦责，升之畏流俗，升之遂肯同签书。当时若升之不同，臣亦岂敢强升之为此奏?天下可行之事至众，但议论未合，即无强行之理。及至朝廷已推行，则非复是臣私议，乃朝廷诏令也。大臣为朝廷奉诏令，自当以身狥之。臣非好以议论胜[1]，乃欲朝廷法令尊，为人所信，不为浮议妄改而已。』上乃卒令常分析。常乃王安石所引用者，既除谏官，言青苗取息非便。安石见之大怒，遂白上，使明出二分息。吕惠卿谓常曰：『君何得负介甫?我能使君终身不如人！』及安石分司，常虽言安石不当去，又言青苗不当取二分息，乞罢之。安石既出而责常曰：『君本出条例司，亦尝与青苗议，今反见攻，何以异于蒋之奇也！』 　　乙酉，韩琦言：『河朔连岁丰稔，编户安复。兼臣已老病，愿罢臣河北安抚使。』从之。其实王安石怒琦言青苗事，欲以沮琦也。是时陈留亦不敢散钱，知县、大理寺丞姜潜知必不免，称疾去官。司马光谒告之六日，上复趣令入见。光言：『近臣上疏，未闻采录，独以何心，敢当高位?若臣言果是[2]，乞早赐施行。若臣言果非，乞更不差使臣宣召，早收还枢密副使敕告。』庚寅，诏收还枢密副使告敕，仍旧职。 林希云：凡除两府，听其让遂止者，国朝未之有也。希又云：先是，光每因事请对，或上召光，已立下殿，安石必以条例司先光而进其所陈，皆所以沮难光者。光有所言，上酬答，皆安石之言，如对严敌。及罢枢密入谢，上中夕批付閤门，使光诘旦对。安石本无进呈事，遽取数卷书，率韩绛上殿，又先光而进，惟恐上闻光言而悦也。閤门官吏皆为之窃叹。 　　先是，上欲置光西府，王安石曰：『光虽好为异论，然其才岂能害政?但如光者，异论之人，倚以为重，今权在高位，则是为异论之人立赤帜也。光朝夕所与切磋琢磨者，乃刘攽、刘恕、苏轼、苏辙之徒而已。观近臣以其所主，所主者如此，其人可知也。』安石在告，上乃用光。及安石复视事，因固辞，遂欲罢之。曾公亮以为不可，曰：『青苗事，臣等亦数论奏。』上曰：『此事何豫于枢密副使?光不当以此辞。』公亮乃已。 　　三月壬辰朔，曾公亮、陈升之皆称疾在告，与王安石争青留钱不胜故也。甲午，司马光移书王安石，请罢条例司及常平使者。安石得书大惭，欲怒则不敢答书，但言道不同而已。书凡三返，文多不载。乙未，制置三司条例司言：『群臣数言常平新法不便，令画一申明，使知法意。今或以钱斛抑配与人，或利在易为催纳，专贷与物力高强户，或留滞百姓，不为及时给纳，故纵公吏乞取，致百姓枉有縻费；或不量民物力，给与钱斛太多，致难催纳；或不能关防辨察，令浮浪之人为一保，冒请官物，致难催纳；或拖延不为及时催纳，却非理科校公人、百姓之类。自是州县官吏弛慢，因缘为奸，不可归咎于法。乞令逐路安抚、转运、提点刑狱、提举官觉察，依条施行。命官具案取旨，重行黜罚。安抚、转运、提刑、提举官失于觉察，致朝廷察访得实，亦当量罪，第行朝典。』从之。条例司奏转疏驳韩琦所言，皆王安石自为之。既而琦又言：『今蒙制置司以臣所言皆为不当，看详疏驳事件，多删去臣元奏要切之语，曲为沮难。及引《周礼》「国服为息」之说文其谬妄，将使无复敢言其非者。须再辨列，欲望亲览后，付中书、密院看详，及送御史台集百臣定议。如臣言不当，甘从窜殛；若制置司处置乖方，天下必受其弊，即乞依臣奏施行。』上阅琦奏引《周礼》『丧纪无过三月』等语，安石驳：『此乃赊买官物，非称贷也。』上曰：『此必强至所为，至与曾公亮姻连。』安石曰：『至亦赵抃亲家也。』至，钱塘人，时为大名府路机宜，故上疑至为之。群臣言常平章疏，上悉以付安石，安石复言于上曰：『章疏惟韩琦有可辨，余人绝不近理，不可辨也。』上然之。范镇言：『自古以来，未有天子而开课场者。』王安石曰：『镇所言，若非陛下略见《周礼》有此，则岂得不为愧耻?』是日，陈升之以母老乞罢，上固留之。升之退，上谕安石曰：『若听升之罢去，人言必又纷纷。』安石曰：『升之意有何言?』上曰：『意似郁郁不乐，但不言耳。』安石曰：『臣与曾公亮、陈升之议事多有不同，臣固不敢曲从。自来参知政事多宰相所引，惟宰相得议事，参知政事唯喏而已。欧阳修当时有所异同，然终不能夺韩琦所为。臣备位中书，吏人皆怪骇，以为不当如此。曾公亮、陈升之固习近事，不能平，臣亦屡与人言。臣于上前论议，虽上有所指挥不当，亦未尝敢阿顺，岂容阿同列?察臣所以事上，即同列，亦可以恕臣本心矣！』上曰：『卿既任事，岂苟顺人情也?』丙申，右正言孙觉言：『窃见制置三司条例司画一文字颁行天下，晓谕官吏，其凡有七。至于论敛散出入之弊，将来陷失人所能知者，皆置不论，乃援引经义，以傅会先王之法，与防微杜渐、将以召怨贾祸者，臣得极陈之，其条有三。』右正言李常言：『王安石以文学名世，行义得君，乃不本仁以出号令，考义以理财赋，而乃佐陛下为此病民敛怨之术。曾公亮、陈升之、赵抃皆位冠百僚，身辅大政，首鼠厥议，曾无执守。谏官或以执事隔绝，或阴窃符同，四海万里，蒙毒莫诉。臣于安石，虽有故旧之义，苟怀私而不言，谁复为朝廷言者?中丞吕公著极论其不可，乞检会臣累奏施行。』张戬言：『天下之论，难掩至公，在于圣明，动必循理。无适无莫，义之与比者，建议谓便而试行之，今已知有害而改罢之，是顺天下之心，成天下之务也。昔非今是，何惮改为?』监察御史里行程颐言：『明者见于未形，智者防于未乱。况今日事理显白易知，若不因机急决，持之愈坚，必贻后悔。悔而后改，为害已多。近日条例司疏驳大臣之举，奏劾不奉行之官尽沮公议，先失众心。权其重轻，未见其可。乞检会臣前所言，早赐施行。』于是进呈孙觉疏。王安石谓觉所言无礼，读不及终而止。上曰：『人言何止如此?』安石曰：『自大臣以至台谏臣有异，则人言纷纷如此，何足怪?』赵抃曰：『苟人情不允，即大臣主之，亦不免人言，如濮王事是也。』安石曰：『先帝诏书，明言濮安懿王之子不称濮安懿王为考，此是何理?』（余见《濮王议》）上曰：『宗室事何以不纷纷?』安石曰：『以两府大臣共议，故大臣无摇动者。又陛下不疑，故异论无从起。』上曰：『均输事何以无人言?』安石曰：『人言岂少?吕公著因江西事遂攻薛向，而言薛向体量江西文字乃先至，其言不效，故其意沮折，而不复敢为诬妄常平事。大臣固不悦，但陛下初即位，以为善政，不敢异论。然自初施行，阴欲沮坏，至于百端。其后陛下海见提举官上殿，辄问新法便否，人人知陛下意疑，所以内外交结，共为诬妄也。』陈升之曰：『岂可使上不访问群臣?此皆提举官所在张大妄作，故致人言耳。』安石曰：『提举官到任不过数处，若妄作，即须有事实。全无事实可说，即其言岂可听信?』上又语及程颢疏，安石曰：『颢至中书，略谕以方镇沮毁朝廷法令。朝廷申明，使知法意，不得谓之疏驳大臣章奏。』颢乃言：『大臣论列事当包含，此为害理。若不申明法意，使中外具知，则是纵使邪说诬民，而令诏令本意更不明于天下。如此，则异议何由贴息?』 诏及颢疏据朱本附见。《日录》在十四日乙巳，新本削去。上因论及台谏官，言不可失人心。安石曰：『所谓得人心者，以有理义。理义者，乃人心之所悦，非独人心，至于天地鬼神亦然。先王能使山川鬼神亦莫不宁者，以行事有理义故也。苟有理义，即周公致四国皆叛，不为失人心；苟无理义，即王莽有数十万人诣阙颂功德，不为得人心也。』《日录》在三月四日乙未，《末本》附五日丙申，今从之。 　　它日，安石与韩绛请上更晓谕台谏，无使纷纷。上曰：『安得如许口颊与说?』上又谕安石，令稍修改常平法，以合众论。安石曰：『陛下方以道胜流俗，与战无异。今少自却，即坐为流俗所胜矣！』吕公著累奏乞罢提举官。王安石读至『取大臣章奏疏驳巧为辨说，敷告天下』。上曰：『如此，则韩琦安得不动心乎。』安石曰：『朝廷作有理之法，今藩镇逐条疏驳，而执法乃不以为非；方镇作无理章奏，朝廷谆谆晓谕，而执法乃为之巧为辨说，即非理之正。言事官当逐条辨论其非，以开悟陛下之聪明可也。今但言巧为辨说，而不见辨说之不当，则其情可见矣。』上怪问[3]：『上下纷纷，何至此?』安石曰：『陛下作法，宰相摇之于上，御史中丞摇之于下，方镇摇之于外，而初无人与陛下为先后奔走御侮之臣，则人情何为而不至此耶?』又读至『止令提点刑狱或转运使管勾』，安石曰：『比曾公亮亦有此奏。陛下试思：府界若无提举官，止有吕景，则此法已不得行。京西无提举官，上有提点刑狱，则已言人皆不愿。请以此验之，则不设提举官，付之它司，事必不举矣。』上患官吏慢法而不奉行，安石曰：『提举官虽卑，然以朝廷之命出使，尚未敢按举州县不法，即已纷纷然以为陵轹州县。言事官本当为朝廷守法，乃更朋比流俗。如此岂是正理?』上以为然。上遣刘有方谕司马光，以光累有辞避，已行褒许为银台司，不行，下诏书令有方谕旨，依旧供职。是日，光入对于崇政殿，因再拜谢上曰：『此命尚未罢也，朕特加卿，卿何为抗命不受?』光曰：『臣自知无力于朝廷，故不敢受。抗命之罪小，尸禄之罪大故也。』上曰：『卿受之而振职，则不为尸禄矣。』光曰：『今朝廷所行，皆与臣言相反，臣安得免为尸禄之人?』上曰：『相反者何事?』光曰：『臣言条例司不当置，又言不宜多遣使者外挠监司，又言放青苗钱害民，岂非相反?』上曰：『今士大夫汹汹，皆为此言。卿为侍从臣，闻之不得不言于联耳。』光曰：『不然。向者初议，臣在经筵，与吕惠卿争议论，以为果行之，必致天下汹汹。当时士大夫往往未知，百姓则固未知，非迫于浮议而言也。』上曰：『言者皆云：法非不善，但所遣非其人耳。』光曰：『以臣观之，法亦不善，所遣亦非其人也。』上曰：『卿见元敕否?』光曰：『不见。』上曰：『元敕不令抑勒，宿州强以陈小麦配民，卫州留滞不散。朝廷已令取勘违敕强民者，朝廷固不容也。』光曰：『敕虽不令抑勒，而所遣使者，皆讽令抑配。如开封府界十七县，惟陈留姜潜张敕榜县门及四门，听民自来，请则给之，卒无一人来请。以此观之，十六县恐皆不免于抑勒也。』上曰：『卿告敕尚在禁中，朕欲再降出，卿当受之，勿复辞也。』光曰：『陛下果能行臣之言，臣不敢不受；不能行臣之言，臣以死守之，必不敢受。且诏令数下而臣数拒违，于臣之罪益重，于陛下威令亦为不行，上下俱有所损，愿陛下勿降出也。』上曰：『卿何必如此专狥虚名?』光对曰：『凡群臣得为两府，何异自地升天?臣与其狥虚名，孰若享实利?顾不敢无功而受禄耳！』上曰：『卿所言，皆非卿之职也。』光对曰：『臣惟恐受敕告则不能言职外之事。今者不受，为贪陈国家之急务耳，非为身也。』上敦谕再三，光再拜固辞，上曰：『当更思之。』范镇罢为通进银台司。初，镇言：『韩琦奏中书自当施行，不须下条例司，及不当令李常分析封还诏书。』圣旨谕镇行下数四，犹不肯。会司马光辞枢密副使，上许之。镇又封还诏书，曰：『臣所陈大抵与光相类，而光追还新命，则臣亦合加罪责。』上令再送镇行下，镇又封还曰：『陛下自除光为枢密副使，士大夫交口相庆，称为得人，至于坊市细民，莫不欢喜。今一旦追还告敕，非惟诏命反汗，实恐沮光谠论忠计。』上不许，以诏书直付光，不复由银台司行下。镇言：『由臣不才，使陛下废法，有司失职。』遂乞解银台司，许之。上御集英试进士，叶祖洽言：『祖宗多因循苟简之政，陛下即位，革而新之为第一。』（详见科举)。 校勘记 [1]好以 原本作『好臣』，据文意改。 [2]果是 原本作『果见』，据文意改。 [3]怪问 原本无『问』字，据文意补。 　　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六十九 神宗皇帝 青苗法下 熙宁三年四月戊辰[1]，诏：『御史中丞吕公著，比大臣之抗章，因便坐之语对，乃诬方镇有除恶之谋，深骇予闻，乖事理之实。可翰林侍读学士、知颍州。』 司马光记所闻于赵抃曰：上谕执政以吕公著自贡院出，上殿，言：『朝廷摧沮韩琦太甚，将兴晋阳之甲，以除君侧之恶。』王安石怨公著叛己，用此为罪。及中书呈公著责官告词，宋敏求但云：『敷陈失实，据援非宜。』安石怒，请明著罪状。陈升之不可，曰：『如此，使琦何以自安?』安石曰：公著诬琦，于琦何损也?如向日谏官言升之媚內臣以求两府，朝廷岂以此遂废升之?升之俛首不敢对。上既从安石所改，曰：『不尔，则青苗细事，岂足以逐中丞?』光又云：『公著素谨，初无此对。』或谓孙觉尝为上言：『今藩镇大臣如此论列，而遭挫辱，若唐末五代之际，必有兴晋阳之甲，以除君侧之恶者矣！」上误记，以为公著也。 　　己卯，右谏议大夫[2]、参知政事赵抃为资政殿学士、知杭州。王安石更张政事，抃屡言其不便。及安石家居求去，上谕执政罢青苗法，抃独欲俟安石参假，由是新法不罢，抃大悔恨，上言乞罢诸路提举官。因累章乞罢，遂命出守杭州。吏部侍郎、枢密副使韩绛参知政事。绛间与王安石同奏条例司事，尝赞上曰：『臣见王安石所陈非一，皆至当之言可用，陛下宜深省察。』故安石尤德之。前秀州军事推官李定为太子中允、权监察御史里行。定素与王安石善，孙觉归自淮南，荐定极口，因召至京师。定初至，谒李常。常问：『南方之民，以青苗为何如?』定言：『皆便之，无不善。』常谓曰：『今朝廷方争此，君见人，切勿为此言也。』定即日诣安石，白其事曰：『定惟知据实而言，不知京师不得言青苗之便也。』安石喜甚，遂奏以定编三司岁计及南郊式，且密荐于上，乞召对。谓定曰：『君上殿，当具为上道此。』及见，上果问常平新法。定对如安石所教。上悦，批付中书，欲用定知谏院。曾公亮、陈升之以为前无此例，固争之，乃改命焉（编式乃二年十二月一日）。太子中允、权监察御史里行程颢权发遣京西路同提点刑狱。颢先上疏言：『臣闻天下之理，本诸简易，而行之以顺道，则事无不成，故曰：智者如禹之行水，行其所无事也。舍而之于险阻，则不足以言智矣。盖自古兴治，虽有专任独决能就事功者，未闻辅弼大臣人各有心，睽戾不一，致国政异出，名分不正，中外人情，交谓不可，而能有为者也。况于措置失宜，沮废公议，一二小臣，实兴大计，用贱凌贵，以邪妨正者乎?凡此，皆天下之理不宜有成，而智者之所不行也。设令由此侥幸，事小有成，而兴利之臣日进，尚德之风寝衰，尤非朝廷之福，矧复天时未顺，地震连年，四方人心，日益摇动，此皆陛下所当仰测天意，俯察人事者也。臣奉职不肖，议论无补，望允前奏，早赐降责。』故罢。 朱本削去『颢疏云』，《时政记》不载。颢被责非缘此疏，前史官妄载，改书云：『数言常平新法，乞责降，故有是命。』按：颢此疏岂非言新法?绍圣史官猥为王安石讳，遂欲改抹正论，辄加删修。今仍从元祐初本。吕本中《杂说》：正叔尝说新法之行，正缘吾党攻之太力，遂至各成党与，牢不可破。且如青苗一事，放过何害?伯淳作谏官论新法，上令至中书议。伯淳见介甫，与之剖析道理。气色甚和，且曰：『天下自有顺人心底道理，参政何必须如此做?』介甫连声谢伯淳曰：『此则极感贤诚意。』此时介甫亦无固执之意矣。却缘次日张天祺至中书力争，介甫不堪，自此彼此遂分。 　　淮南转运使、屯田郎中谢景温为工部郎中，兼侍御史知杂事。景温雅善安石，又与安石弟安国通姻。先是，安石独对，问上曰：『陛下知今日所以纷纷否?』上曰：『此尤朕置台谏非其人。』安石曰：『陛下遇群臣无术，数失事机，别置台谏官，恐但如今日措置，亦未能免其纷纷也。』于是专用景温。知制诰宋敏求以李定除权监察御史里行弗循官制，未厌群议，未敢具草，且以疾辞知制诰。壬午，敏求罢知制诰。诏右正言、秘阁校理李常落职，为太常博士、通判滑州。常言：『散青苗钱，流毒四海。又州县有钱未尝出，而徒使民人息者。』上令具州县官吏姓名至五六，终不肯具，而求罢职，故黜。上批：『监察御史里行张戬侵侮柄臣，诬妄事实。王子韶外要守正之名，内怀朋奸之实。所入章疏与面奏事，前后反覆不一，并落职知县。』戬江陵府公安，子韶江宁府上元。戬屡言青苗不便，最后上疏曰：『近乞罢制置司及诸路使者[3]，并言散钱取利为害，及王安石处事乖谬，专为聚敛，好胜遂非，狠愎日甚；吕惠卿险薄奸凶，尚留君侧；而曾公亮、陈升之、赵抃等心知其非，依违不断，观望有避，颠危莫扶。』戬既上疏，又诣中书力争，词气甚厉。公亮俛首不答，安石以扇掩面而笑。戬怒曰：『参政笑戬，戬亦笑参政，参政所为，岂但戬笑?天下谁不笑者?』陈升之解曰：『察院不须如此。』戬顾曰：『只相公得为无过耶?』退即家居待罪，遂与子韶同绌。侍御史知杂事陈襄同修起居注，罢知杂事。襄累奏乞罢青苗法，既而有旨，召襄试知制诰于中书。襄以言不行，辞不就试，乞补外。王安石请用为集贤殿修撰、陕西转运使，命未下，上批：『另进呈。』而改是命。于是上谓安石曰：『经筵殊少人。』安石曰：『何用多?』上曰：『吴申全不能讲，欲候襄受职，留之经筵。曾见襄每引经，亦粗可取也。』 襄五奏，据襄集增修。司马光《日记》云：襄虽论常平新法而辞婉，故除官独优。故当时以此让襄也。襄五月辛卯除直舍人院兼侍读，襄卒辞之。 　　太子中允、同提点京西刑狱程颢签书镇宁军节度判官。颢既罢御史，恳辞京西故也。上谓安石曰：『人情如此纷纷，奈何?』安石曰：『陛下于邪说纷纷之时，张戬之徒皆末黜，即奖用襄知制诰，颢提点刑狱，又称其平实。此辈小人，若附吕公著，得行其志，则天下之利皆归之。既不得志，又不失陛下奖用，何为肯退，听而不为奸，故纷纷不止也。』甲申，翰林学士司马光读《资治通鉴》汉贾山上疏言秦皇帝居绝灭之中不自知，因言从谏之美，拒谏之祸。上曰：『舜塈谗说殄行，若台谏为谗，安得不黜?』光曰：『臣因进读及之耳，时事臣不敢众论也。』及退，上留光，谓曰：『吕公著言范镇欲兴晋阳之甲，岂非谗说殄行?』光曰：『公著平居与侪辈言，犹三思而发，何故上前轻发乃尔?外人多疑其不然。』上曰：『王安石不好官职及自奉养，可谓贤者。』光曰：『安石诚贤，但性不晓事而愎，此其短也。又不当信任吕惠卿。惠卿奸邪，而为安石谋主，安石为之力行，故天下并指安石为奸邪也。』上笑。光曰：『李定有何异能，而拔用不次?』上曰：『孙觉荐之。邵亢亦言定有文学，恬退。朕召与之言，诚有经术，故欲以言职试之。』光曰：『宋敏求缴定词头，何至夺职?』上曰：『敏求非坐定也。联令草吕公著诰词，言兴晋阳之师、除君侧之恶。王安石以谕敏求，而曾公亮以为不可。敏求不遵圣旨，而承公亮之语，但云援据非实而已。』光曰：『公著诚有此言，亦不过欲朝廷从琦言罢青苗耳。语虽过差，原情亦可恕也。今明著于诰词而暴之内外，君不密则失臣造膝之言。若皆暴以为罪，自今群臣[4]，谁为陛下尽言者?臣以为敏求隐晦其语，亦未为失体也。且敏求非亲承圣旨，据公亮之言而为之耳。』上曰：『公亮、安石所传圣旨不同，亦当奏禀也。』上曰：『李常非佳士，属者安石家居，常求对，极称其贤，以为朝廷不可一日无也。以臣异青苗之故，宁可罪臣，不可罪安石也。既退，使人具以言告安石以卖恩。』光曰：『若尔，诚罪人也。』上曰：『有诈为谤书动摇军众，且曰：「天不佑陛下，致圣嗣不育。」或云卿所上书？』光曰：『臣所上书，陛下皆见之。且臣未尝以奏草示人也。』上曰：『卿所言，外人无知者，台谏所言，朕未知，外人已遍知矣。』上曰：『今天下汹汹者，孙叔敖所谓国之有是，众之所恶也。』光曰：『然陛下当察其是非，然后守之。今条例司所为，独安石、韩绛、吕惠卿以为是，天下皆以为非也。陛下岂能独与此三人共为天下乎?』遂退。 　　五月甲辰，诏罢制置三司条例司。丙午[5]，比部郎中、提举江南西路常平等事王直温权本路提点刑狱，兼提举常平如故。提点刑狱兼提举常平自直温始。庚戌[6]，诏欧阳修不合不奏听朝廷指挥，擅旨散青苗钱，特放罪。修在青州，尝奏疏条陈三事。中书言修擅旨给青苗钱，欲特不问罪。王安石论修殊不识藩镇礼，乃降是诏，先是，上欲复用修。执政问王安石曰：『修何如邵亢?』安石曰：『修非亢比也。』又问：『何如赵抃?』安石以为胜抃。它日又问：『何如吕公弼?』其意欲以代公弼也。安石谓胜公弼。又问：『何如司马光?』安石亦谓胜光，上遂欲用之。安石曰：『陛下宜且召对，与论时事，更番察其在政府有补与否?』上乃遣内侍冯宗道赐以太原诏敕，谕令赴阙朝见讫之任。安石又曰：『修性行虽善，然见事多乖理。陛下用修，修既不尽理，有能惑其视听者，陛下宜务去此辈。』上问：『谁与修亲厚?』良久，曰：『修好有文华人。』安石盖指苏轼辈，而上已默谕。明日，又白上曰：『陛下欲用修，修所见多乖理，恐误陛下所欲为。』上患无人可用，安石曰：『宁用寻常人不为梗者。』上曰：『亦须用肯作事者。』安石曰：『肯作事固佳，若所欲作与理背，即误陛下所欲为[7]。又陛下每事未免牵于众论，或为所牵，即失事机，此臣所以不能不豫论也。』时已除修宣徽南院使、判太原府（四月十二日）。上曰：『待修到，更徐议之。』于是安石知修决不附己，益毁之曰：『臣固尝论修在政府必无补时事，但使为异论者附之，转更纷纷耳。』它日，上论文章，以为华词无用，不如吏材有益。安石曰：『华词诚无用，然有吏材则能治人，人受其利。若徒事于华词而不知道，适足以乱俗害理。如欧阳修，文章于今诚为卓越，然不知经，不识义理，非《周礼》，毁《系辞》，中间学士为其所误，几至大坏。』时修方力辞新命，上未许也。 　　七月，新判太原府欧阳修以病辞宣徽使至五六，因论青苗法，又移书责王安石，安石不答，而奏从其请。辛卯，诏欧阳修罢宣徽南院使，复为观文殿学士、知蔡州。降屯田员外郎、知山阴县陈舜俞监南康军盐酒税，坐违诏旨，以不散青苗钱自劾也。其后乃上书，称青苗法实便，初迷不知尔。时参知政事冯京欲缘此复用之，宰相王安石曰：『为人反复如此，何可用也！』方是时，畿内方置保甲，且观其端，而知宿州元积中遽乞布之四方，故京师为之语曰：『元积【杰按：积，应为“祐”之误。】中逆承保甲，陈舜俞翻悔青苗。』闻者以为笑（陈舜俞监税在六月）。壬辰，枢密使、刑部侍郎吕公弼罢为吏部侍郎、观文殿学士、知太原府。王安石变法，公弼数言宜务安静。又与韩绛不协，从子嘉问窃公弼论事奏草以示安石，安石辄先白上，上始不乐公弼。及胡宗愈攻绛，上以手札与文彦博曰：『太原重地，须谙知边事之人[8]，乃可寄委。早来已指挥中书差吕公弼，见是枢臣，故不及与卿议，要卿知耳。』翰林学士、端明殿学士、礼部郎中、权御史中丞冯京为右谏议大夫、枢密副使。上尝谓王安石曰：『京似乎稳。』安石曰：『京烛理未明，若鼓以流俗，即不能自守。』及京奏疏论薛向，上以手札谕王安石曰：『试观冯京奏疏，恐不宜使久处言职，虑群邪益诪张为幻。当如何处置?』安石言曰：『臣初固疑京必出于此。盖京所恃以为腹心肾肠者，陈襄、刘攽而已，重为众奸所误，何为而不出于此?《书》曰「惟辟作威」，又曰「去邪勿疑」。陛下赫然独断，发手诏暴其所奏，明其不知邪正是非、必挠国政而罢出之，则内外自知服矣。近陛下累曾论胡宗愈事，故已尽其情状，迟而不决，令久在耳目之地，亦非难壬人、胜流俗之道也。愿陛下并虑及此。』于是吕公弼将去位，上议所以代之。曾公亮、韩绛极称司马光。上迟疑未决，始欲用京，又欲用蔡挺，既而欲并用京及光。安石曰：『司马光固佳。今风俗未定，异论尚纷纷，用光即异论有宗主。今但欲兴农事，而诸路官司观望，莫肯向前，若更使异论有宗主，即事无可为者。』绛徐以安石所言为然。公亮言不当以此废光，固请用之，上弗讲，乃独用京。明日，又谓执政曰：『京弱，并用光，如何?』公亮以为当。安石曰：『比京诚差强。然流俗必以为宗主，愈不可胜。且密院事，光果晓否?』上曰：『不晓。』安石曰：『不晓，则虽强于密院，何补?但令流俗更有助尔。』上曰：『寇准何所能?及有变，则能立大节。』又论：『金日磾都无所知，然可托以幼主。』安石曰：『金日磾与霍光不为异，乃可以济。寇准非能平心忠于为国，但有才气，比当时大臣为胜而已。』公亮曰：『真宗用寇准，人或问真宗。真宗曰：「且要异论相搅，即各不敢为非。」』安石曰：『昔日朝廷人人异论相搅[9]，即治道何由成?臣愚以为朝廷任军之臣，非同心同德，协于克一，即天下事无可为者。』上曰：『要令异论相搅，即不可。』公亮又论光可用，安石曰：『光言未已，则朝廷何以处之?』上遂不用光。癸巳，赐秘书省正字唐坰进士出身。初，坰为北京监当官，上书言青苗不行，当斩大臣异议者一二人。王安石谓坰宜在馆阁，故得召对。坰有才辨，韩琦甚爱之。既去，乃闻其言。坰，询子也。癸丑，诏诸路提举常平宫到阙，并令辞见，如有合奏陈乞上殿，即依提点刑狱仪制施行。 　　八月乙丑，司马光对垂拱殿，乞知许州，或西京留司御史台、国子监。上曰：『卿何得出外?朕欲申卿前命，卿且受之。』光曰：『臣旧职且不能供，况当进用?』上曰：『何故?』光曰：『臣不敢留。』上沉吟久之，曰：『王安石素与卿善，何自疑?』光曰：『臣素与安石善，但自其执政，违忤甚多。今忤安石者，如苏轼辈，皆毁其素履，中以危法。臣不敢避削黜，但欲苟全素履。臣善安石岂如吕公著?安石初举公著，云何后毁之?云何彼一人之身，何前是而后非?必有不信者矣。』上曰：『安石与公著如胶膝，及其有罪，不敢隐，乃安石之至公也。』上又曰：『青苗已有显效。』光曰：『兹事天下知其非，独安石之党以为是耳。』上曰：『苏轼非佳士，卿误知之。鲜于侁在远，轼以奏稿传之韩琦，赠银三百两而不受，乃贩盐及苏木瓷器。』光曰：『凡察人当察其情。轼贩鬻之利，岂能及所赠之银乎?安石素恶轼，陛下岂不知?以姻家谢景温为鹰犬使攻之，臣岂能自保?不可不去也！且轼虽不佳，岂不贤于李定?不成母丧，禽兽之不如，安石喜之，乃欲用为台官!』壬申，王安石独对。上谓安石曰：『司马光甚怒卿。』安石请其故，上曰：『光前日上殿乞出，言谢景温劾苏轼必及举主。若朝廷责范镇，臣亦住不得。苏轼刚正，谢景温全是卿羽翼。』安石曰：『臣每称景温平直者，但见韩琦用事，朝廷士大夫号为有名者，亦皆屈意交琦妻弟崔公孺，独景温不肯为公孺少屈，臣以此称之。及吴充为京西转运使，遇公孺若常人，不加礼。』上因问：『吴充可为两府否?』安石曰：『充乃臣亲家。』上曰：『不须避。』安石曰：『若以人望，即吴充亦合为两府。今两制如孙永、韩维，最为可者。然其志未尝欲兴助至理也。』上曰：『充比维辈却晓吏事。』又曰：『两府阙人多，须更得数人。』安石曰：『陛下曾说蔡挺亦必可用。惟有材之人敢作奸，即最难察。陛下但深考道理，明用典刑，则人虽有才而欲为奸者，亦不敢萌奸心。如司马光辈，又安能惑陛下也?』 　　九月庚子，左仆射兼门下侍郎、平章事曾公亮为司空兼侍中、河阳三城节度使、集禧观使[10]，仍五日一奉朝请。公亮初荐王安石可大用，及同执政，知上方向安石，阴助之，而外若不与同者。置条例司更张政事，一切听之。每遣其子孝宽与安石谋议，至上前无所异，于是上益专信任。安石以其助己，深德之，故推曾公亮而沮抑韩琦。御史至中书论青苗事，公亮俛首不答，安石厉声与之往反，由是亦以安石为专，而公亮不预也。苏轼曾从容责公亮不能救正朝廷，公亮曰：『上与安石如一人，此乃天也。』然安石犹以公亮不尽同己，数加毁訾。公亮虽屡乞致仕，上辄留之，公亮去亦弗勇，安石党友尤疾之。至是以疾告，连乞致仕，于是乃听罢相。庚戌，司马光登对，乞许州及留台。上曰：『西京何如?』光曰：『恐非才不能了。若朝廷差遣，又安敢辞?』因拜谢而退。司马光知永共【杰按：共，应是“兴”之误。】军，及辞，上谕光曰：『今委卿长安，边鄙动静皆闻。』光曰：『臣守长安，安知边鄙?』上曰：『先帝时，王陶在长安。夏人犯大顺，赖陶得其实。』光曰：『陶耳目心力过人，臣不敢知识外事。』上曰：『本路民间利疾当以闻。』光曰：『谨奉诏。』光言青苗、助役为陕西之患，上曰：『助役惟行于京东、两浙耳。雇人充役，越州已行矣。』 　　十月癸亥[11]，职方员外郎邓绾为集贤校理[12]、检正中书孔目房公事。绾故名维清，双流人。举进士高第，迁宁州通判。上书言：『陛下得伊吕之佐，作青苗、免役钱等法，百姓无不歌舞圣泽。臣以所见宁州观之，知一路，一路观之，见天下皆然，此诚不世之良法。愿陛下坚守行之，勿移于浮议也。』又与王安石书及颂。安石大喜，白于上，使乘驿诣阙，又累诏趣之。比至，上使数人迎于中牟八角顺天门调候之。抵暮入门就舍，调候者夜飞奏，于右掖门窍中进入。诘旦召对。时庆州方有夏寇，绾进呈边事，上问：『识王安石否？』曰：『不识。』上曰：『今之古人也！』又问：『识吕惠卿否?』曰：『不识。』上曰：『今之贤人也。』绾退见安石，欣然如旧交。安石问：『家属俱来乎?』绾曰：『承急召未知所使，不敢俱来。』安石曰：『何不俱来?君不归故官也！』后数日，值安石致斋，陈升之与冯京以绾知边事，奏呈知宁州。绾闻大恨，公语朝士曰：『急召我来，乃使我还知宁州也?我已语介甫，甚不平。』朝士问曰：『君今当作何官?』绾曰：『我不失作馆职。』或问：『君得毋为谏官乎?』绾曰：『正自可以为之。』明日，果有此命。绾自至京师，不敢与乡人相见，乡人皆笑骂。绾曰：『笑骂从汝笑骂，好官我须为之。』寻又命绾兼编修中书户房条例。 　　十二月己未，开封府判官、祠部郎中赵瞻知邓州。瞻因出使得奏事，上问曰：『卿为监司久，乃知青苗法便也。』瞻对曰：『青苗法，唐行之于季世扰攘中，掊民财诚便。今陛下欲为长久计，爱百姓，诚不便。』王安石阴使其党俞充诱瞻曰：『当以知杂御史奉待。』瞻不应，由是不得留京师。瞻时出使未还也。 　　四年正月壬辰，诏鬻天下广惠仓田为三路及京东常平本。其当赈济，即以广惠、常平等仓所贮粟麦给之。 　　二月，知永兴军司马光知许州。光在永兴，奏乞灾伤地分所欠青苗钱，许重叠倚阁，仍牒所部八州军，未得依司农寺指挥催理。诏提举司催理如司农寺指挥，不得施行光牒。光之言不用，遂乞判西京留守司御史台，不报。又上章曰：『臣之不才，最出群臣之下。先见不如吕诲，公直不如范纯仁、程颢，敢言不如苏轼、孔文仲，勇决不如范镇。伏望陛下圣恩裁处其罪。若臣罪与范镇同，即乞依范镇例致仕。若罪重于镇，或窜或诛，所不敢逃。』诏光移知许州。光辞，固请留台，久之，乃从其请。光自是绝口不复议新法。 　　四月丁卯，邓绾言：『知亳州富弼责蒙城[13]，官吏散常平钱谷，妄追县吏，重笞之；又遣人持小札示诸县令，未得依提举司牒施行。本州签判管勾官徐公衮以书谕诸县勿使奉行。』诏令乞尽理根治，诏送亳州推勘院。其富弼，止令案后收坐以闻。富弼言：『臣凡三奏，乞独坐臣重责，特赐矜贷其余官吏。第三奏乞于青苗事上但有违犯，不以轻重，亦合一面招认。近又开勘院，推究职官见行移文牒往来次。臣切观朝廷力行支散青苗钱斛，必谓有利于天下。然以臣所闻四方群议，此事利少害多，故臣愚意不愿支散，又缘臣为长吏，不欲明明废格新法，将来合散夏料之时，即指挥州司依例举行。又恐诸县便行支散，遂勘会得管勾钱斛官徐公衮、权观察支使石夷庚各曾往诸县季点，遍识知县、县令。臣因密与书题，不得支散，兼令丁宁说：向若妄乱广行支偯，将来人户逃移，带却官本钱斛，县司上下公人必著摊赔。兼徐公衮、石夷庚并曾执覆：「若如此，恐致不便。」臣即时叱去。二人既不敢违臣指挥，各曾因书传，以臣谕意与诸县，遂亦不敢支俵。昨来不散青苗钱斛，其罪决不在他人，而臣专主其事，情状甚明，所以臣累奏，乞独坐重责，正为此也。以臣今此招伏罪犯并奏事理，并乞降下推院，令照会取勘。臣今且说青苗一事：天下之人，不以贤不肖，皆知为害，愈久愈深，只是朝廷不知，此亦无可奈何。伏□况自初行法[14]，内外大小臣僚及被逐者，谏官论列不一，曲尽弊病。又闻后来弊病转多。臣以老病昏塞，不能一一条上，但乞圣慈捡聚前后臣僚理会青苗文字，集百官定议，便见利害。臣如此略具辨明者，只为因朝廷根勘，故难隐默，即非强自文饰，苟求免过。所有今来本州不散青苗钱斛，并是臣独见，情愿当严谴，虽死无悔。其余徐公衮以下州县官吏，只有不合随顺臣指挥愆过，即望圣慈察其情理，别无深切，特与矜恕。又刘挚为监察御史里行，未及陛对，上言亳州官吏昨以住滞俵散青苗本钱，下本路转运司差官取勘，及今累月，尚未结绝。访闻命官乃干系人等在禁者甚众，遂成大狱，惊骇物听。臣愚以谓本州官吏所犯，止于不依限支散青苗钱，其罪可以一言定，非有晦隐难穷之状，而起狱不止有司，未测朝廷风旨，张皇事势，连逮证佐。当此暑月，殊可矜恤。欲望速降指挥，严责勘司，须今日近团结其照证人，逐旋先次疏放，所责盛夏，不敢淹延。』 六月乙丑，司农寺言：『河北提点刑狱王广廉请广惠仓钱斛并入常平。』从之。甲戌，富弼落使相，以左仆射判汝州。永城等七县令、佐等十八人皆冲替，坐不行新法，置狱劾治，而有是命。弼先许给假就西京养疾，于是弼辞汝州，乞依先诏养疾西京，上不许，弼乃赴汝州，仍以老病昏塞，凡新法文字，乞免签书，止令通判以下施行。它日，王安石为上言：『弼虽降责，犹不失富贵之利，何由沮奸?』又言：『行弼事要未尽法。鲧以方命殛，共工以象恭流，弼兼此二罪，止夺使相。』弼生平自以宽恤百姓为事，今所以不放税，其情可以见也。 不放税事见二月五日，盖安石诬。 　　富弼之责也，杨绘草词云弼『天付忠纯』，安石大恨之。 　　八月癸酉，司农寺言：『诸路提举常平官课绩，以岁终考校升绌。其管勾官即令提 　　举司保明，上司农计功酬奖。』从之。 　　十一月戊子，太常丞、检正中书刑房公事、察访淮南两浙路常平等事李承之言：『臣所授勅，专令体量官吏违慢，未尽察访之意。乞许臣择能吏，随才荐举。其有绩行尤异者，具以名闻。』从之。 　　七年二月，上患俵常平官吏多违法，安石曰：『若俵常平稍多，县分专置一主簿，令早入暮出，给纳役钱及常平，度不过置五百员，五百员不过十万贯。今岁收息至三百万贯，但费三十万贯置官，不为冗费也。』上以为然。 　　四月丙戌，王安石罢相，韩绛代之，吕惠卿参知政事。安石执政六年，会久旱，百姓流离，上忧见颜色，每辅臣进对，嗟叹恳恻，益疑新法不便，欲罢之。安石不悦，遂求去。安石荐绛代己，仍以吕惠卿佐之，于安石所为遵守不变，时号绛为『传法沙门』，惠卿为『护法善神』。（详见《信任王安石下》）。是岁，诏给青苗钱，陆田以二月，水田以三月。 　　八年二月，王安石再入相。 　　四月。先是，上批：『闻河北、河东上等户至今流移不绝，或缘与下户同保请常平钱谷，保内人近困乏食，多已逃散，惧将来独于户下催理，故一例迁避。宜令所在体量以闻。』七年十一月丁酉也。是日，王安石以诸路体量状进呈，惟磁、相州言有上户流移，多因灾伤阙食，或为分房减口，初不缘下户欠常平钱谷。余皆曰无之。安石遂白上：『磁、相言上户有逃移，亦恐未实，缘其奏称，或为分户减口，岂得谓之逃移?不知当时谁为陛下言此，何不明著姓名，令彼分析，是何处有此事?』上曰：『忘记是谁言此。』安石曰：『彼既言之，必有事实。若有事实，是州县监司合根究欺弊；若无事实，如此诬陷之人，存之何利?陛下欲明目达聪，乃容长此辈，适足自蔽耳。』上曰：『如吴中复即已施行。』安石曰：『两制夺一官，何足以惩奸?天下事如煮羹，下一把火，又随下一杓水，即羹何由熟也?』 神宗忧民至矣。而王安石所言乃如此，因具载之。移去年十一月三日上批附此，庶易于观览也。 　　闰四月丙午，韩琦奏倚阁预买紬绢赊买借贷斛斗。王安石谓韩绛曰：『此不可月。』绛曰：『民纳不得，须着宽恤。』及进呈，安石曰：『近岁以来，方镇、监司争此宽恤百姓为事，以希向朝廷。指仓库不足，则连乞朝廷应副。如预买絀绢，自祖宗以来，未曾倚阁。去年李稷乃乞行倚阁，朝廷因亦从之。若言灾伤，即祖宗以来，岂是都不曾值灾伤?又赊买银绢，本因配买伤民，遂令供抵当，情愿赊买。韩琦执政十余年，固曾值灾伤，不知曾倚阁预买否?不知曾配买银绢否?近岁监司惟以媚民为事，却不斟酌有无。河北西路监司乃李稷、吴审礼、韩宗道，李稷固已擅倚阁预买，吴审礼、韩宗道亦必不肯违俗，但恐其过为宽贷以媚民。昔苏秦说齐侯厚葬以明孝，高宫室以明得意，用破弊齐。今方镇用心，有如此者。陛下岂宜不察?』上曰：『韩琦用心可知，天时荐饥，乃其所愿也。前访以北事，乃云须改尽前所为，契丹自然无事。』安石曰：『琦再经大变，于朝廷可谓有功，陛下以礼遇之可也。若与之计国事，此所谓启宠纳侮。』上曰：『初亦不意琦用心如此。』上尝与二王击毬，戏赌玉带。頵曰：『臣若胜，不用玉带，只乞罢青苗、市易。』上不悦。二王，岐王颢、嘉王頵。 　　十二月甲午，上批：『诸路提举管勾常平宫，自来未有明降著令，画一职守，致辖下官司不知适从。凡有举动，辄与转运司一例申禀。或非本管职事越次受理，亦有受奏者上下劳弊，宜参详前后指挥以闻。』于是诏常平钱谷庄产、户绝土田、保甲义勇、农田水利、差役、坊场河渡委提举司专勾，转运使、判官兼领，其河渠非为农田兴修者，依旧属提点刑狱司。 　　九年十月丙午，左仆射兼门下侍郎、平章事、昭文馆大学士、监修国史王安石罢为镇南军节度使、同平章事、监修国史。 　　十年，司马光以书与吴充，言：『昔周公勤劳王家，坐以待旦，跋胡囊尾，羽敝口瘏，终能为周家成太平之业，立八百年之祚，身为太师，名播无穷，子孙奄有龟蒙，与周升降。王夷甫位居宰辅，不思经国，专欲自全，置二弟于方镇，以为三窟。及晋室阽危，身亦不免。然则圣贤之心，岂皆忘身狥物，不自为谋哉?盖以国家兴降，则身未有不预其福者也，顾众人之识近而圣贤之虑远耳。如相公之用心，固周公之用心也。今若法疲而不更，民疲而不恤，万一鼠窃益多，蜂虿有毒，则恐庙堂之位亦未易安居，虽复委远机柄，均逸外藩，外藩固非息肩之处。乃至投簪解绂，笑傲东山，东山亦非高枕之地也。然则相公今日救天下之急，保国家之安，更无所与让矣。救急保安之道，苟不罢青苗、免役、保甲、市易之法，息征伐之谋，而欲求其成效，是犹恶汤之沸而益薪鼓橐，欲适鄢郢而北辕疾驱也。』充代王安石为相，知天下不便新法，欲有所变更。尝乞召还光及吕公著、韩维、苏颂，又荐孙觉、李常、程颢等十数人，皆安石所斥退者，故光遗以此书，而充不能用，光亦卒不起。 　　元丰元年五月丙戌，诏诸路州、军并差官一员管勾常平钱谷，十县以上，二员分治。即广南无通判职官州、军，委知州管勾。其下县点检给纳，听以曹官或知县代之。 　　二年五月戊子，蔡确参知政事。时宰相吴充议变法，确争曰：『曹参与萧何有隙，至参相汉，一遵何约束。且法陛下所建立，一人协相而成之，一人挟怨而坏之，民何措手足乎?』充屡屈，法遂不变。 　　五年十月壬申，诏户部右曹：『于京东、淮、浙、江、湖、福建十二路发常平钱八百万缗输元丰左藏库外，有元丰库杂储诸司羡余钱，自熙宁以前诸道榷酤场，率以酬衙前之陪备官费者。』熙宁行役，乃罢收酒场，听民增直以雇取其价，以给衙前。时有坊场钱，至元丰初，法既久，储积赢羡。司农请岁发坊场百万缗输中郡，三年，遂于寺南作元丰库贮之，几百楹。凡钱帛之隶诸司，非度支所主输之数益广，欲以待非常之用焉。 张舜民《小史》云：神宗于崇政殿后设二十四库，以储钱帛。亲制《置库赋》，其略曰：『在昔前朝，玁狁孔炽。嗟余小子，共承厥志』云云。诸路分将置都作院，河北设五都会，讲好高丽，良以此也。然功未施而上宾，是天未欲幽、蓟之民归于中国乎!元丰库或即崇政殿后库，当考。《实录》卷末云：『聚金帛內帑，每年库以诗一字目之。诗凡三十二字。又别置库，赋诗二十字，但不计库名为门。』 　　六年正月壬寅，户部言：『准朝旨，诸路提举官散敛常平钱物，自行法至今，酌三年之中数，取一年立为额，岁终比较增亏。今以钱银谷帛贯匹石两定年额：散一千一百三万七千七百七十二，敛一千三百九十六万五千四百五十九。元历【杰按：历字疑。】三年，散一千一百三万七千七百七十二，敛一千三百九十六万五千四百五十九。元丰三年，散一千三百一十八万六千一百十四，敛一千五百万四百二十二。比较散增一百一十四万八千三百四十二，敛增一百三万四千九百六十二。元丰四年，散一千三百八十三万七千七百三十六，敛一千一百九十九万八千九百九十四。比较散增二百七十九万九千九百六十四，敛亏一百九十八万六千五百一十五。』诏三年、四年散多敛少及散敛俱少处，户部下提举司分析以闻。《食货志》同，但增自熙宁立法以之初，至元历【杰按：同上。】末，凡水旱赈恤饥谨之财用取具，至今赖焉。今不取。 校勘记 [1]戊辰 原本作『乙丑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二一○改。 [2]右谏议大夫 原本『夫』字下衍一墨丁，据《长编》卷二一○删。 [3]罢制置司 原本作『罢知制置司』，『知』字衍，据《长编》卷二一○删。 [4]以为罪自今群臣凡七字，原本只作一墨丁，据《长编》卷二一○补。 [5]丙午 原本无此二字，据《长编》卷二一一补。 [6]庚戊 原本无此二字，据《长编》卷二一一补。 [7]即误陛下 原本作『却为陛下』，句不通。据《长编》卷二一一改。 [8]边事 原本作『适事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二一三改。 [9]昔日朝廷人人异论相搅 《长编》卷二一三作『若朝廷人人异论相搅』，似胜。 [10]集禧观 原本作『集禧殿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二一五改。 [11]癸亥 原本无此二字，据《长编》卷二一六补。 [12]校理 原本作『司理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二一六补。 [13]知亳州 原本作『汝州事』，据《长编》改。 [14]伏□况自初行法 《长编》卷二二二无『伏□』二字。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七十 神宗皇帝 役法 治平四年六月辛未，诏曰：『农，天下之本也。祖宗以来，务加惠养。比下宽恤之令，赐蠲复之恩，然而历年于兹，末极富盛。间因水旱，颇致流离。深惟其故，殆州县差役仍重，劳逸不均，喜为浮冗之名、不急之务，以夺其时，而害其财故也。愁痛亡聊之声，上干和气，深可伤悯。其令逐路转运使遍牒辖下州军，如官吏有知差役利害可以宽减者，实封条析以闻。』先是，三司使韩绛言：『害农之弊，无甚差役之法。重者衙前，多致破产；次则州役，亦须重费。夫田产，人恃以为生。今竭力营为，稍致丰足，而役已及之，欲望农人之加多，旷土之加阀，岂可得乎?向闻京东有父子二丁，将为衙前役者。其父告其子云：「吾当求死，使汝曹免冻馁也。」遂自经死。又闻江南有嫁其祖母及与母析居以避役者，此大逆，人理所不忍闻。又有田产于官户者，田归不役之家，而役并增于本等户。其余戕贼，农民未易遽数。欲望以臣所陈，下哀痛之诏，令中外臣庶悉具差役利害以闻，委侍从、台省官集议，考验古制，裁定其当使力役，无偏重之害，则农民知为生之利，有乐业之心矣。』役法之议始乎此。 七月戊寅，诏中外臣庶，限一月条陈差役利害，实封以闻。己丑，龙图阁直学士赵抃、天章阁待制陈荐同详定中外臣庶所言差役利害。 熙宁元年五月庚辰，同知谏院吴充言：『陛下念及方今本务未举，农政不修，令臣条上其事。臣以当今乡役之中，衙前为重。上等民户被差之日，官吏临门籍记，杯杵匕箸，皆计赀产，定为分数，以应须求，势同漏卮，不尽不止，至有家赀已竭而逋负未除，子孙既没而邻保犹逮。是以民间规影重役，土地不敢多耕而避户等，骨肉不敢义聚而惮人丁。甚者嫁母离亲，以求兄弟异籍。风俗日坏，殊可悯伤。望敕中书择臣庶之言乡役利害，以时施行，及以先朝陈靖所上《农书》并臣所上农政五事，并下两制详定以闻。』诏令送中书。 二年三月戊寅，上谕大臣曰：『近阅内藏库奏，外州有遣衙前一人专纳金七钱者。』因言衙前伤农，令制置三司条例司讲求利害立法[1]。 三年八月，上批：『近令司农寺专主天下常平广惠仓、农田水利差役事。』 九月乙未，太子中允、崇政殿说书曾布同判司农寺，寻奏改助役为免役，吕惠卿大恨之。是日，司马光知永兴军辞，上谕光曰：『本路民间利害当以闻。』光曰：『谨奉诏。』光言青苗、助役为陕西之患。上曰：『助役惟行京东、两浙耳，雇人充役，越州已行矣。』 四年三月戊子，上巳假。上召二府对资政殿，出陕西转运使司奏庆州军乱示之。上深以用兵为忧。文彦博曰：『朝廷施为务合人心，以静重为先。凡事当兼采众论，不宜有所偏。陛下即位以来，厉精求治，而人情未安，盖更张之过也。祖宗以来，法制未必皆不可行，但有废坠不举之处耳。』冯京曰：『府界既淤田，又修差役，行保甲，人极劳弊。』上曰：『淤田于百姓有何患?若比令内臣拔麦苗，观其如何，乃取得淤田上，视之如细面。然见一寺僧言：旧有田不可种，去岁以淤田故，遂得麦。兼询访邻近百姓，亦皆以免役为喜。盖虽令出钱而复其身役，无追呼刑责之虞，人自情愿故也。』彦博曰：『保甲用五家为保，犹之可也。今乃五百家为大一保，则其劳扰可知。』彦博又言：『祖宗法制具在，不须更张，以失人心。』上曰：『更张法制，于士大夫诚多不悦，然于百姓，何所不便?』彦博曰：『为与士大夫治天下，非与百姓治天下也。』安石曰：『法制具在，则财用宜足，中国宜强。今皆不然，未可谓之法制具在也。』彦博曰：『务要人推行耳。』安石曰：『若务要人推行，则须搜举材者，而纠罢软偷惰不奉法令之人除去之。如此，则人心岂能无不悦?』 四月。先是，夔州转运使孙构、张诜言：『杜安行等平夷贼，斥地七百里，获铠甲、器仗三百，粮六百余石。见安集夷户佃莳起输租赋。』诏遣著作佐郎章惇乘驿同转运司制置以闻。惇言：『经制渝州疆土，难遍历诸州，欲止以渝州役事立定条约，权行于一路。』上批：『诸州役事不同，难止用一法。』丁巳，罢章惇相度夔州路差役。戊午，京西提举常平等事陈知俭请先罢许州衙前管勾公使库，以军员主之，月给食钱三千。从之。初，诸州差衙前管勾公使多所陪费，有破坏家产者。及是，遂更用军员代之。其后遍及诸路，悉用此法，人以为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