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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年，诏罢诸路方田。又诏：“自今诸司得起请方田。诸路未方田县分已方量，赋役不以有无论诉，悉如旧额输税。民因方田而逃移归业者，逋欠并放。” 高宗绍兴元年，江西、湖南宣抚大使朱胜非言：“民之病，正税外科敷烦重。税米一斛有输至五六斛，税钱一缗有输及十八缗者，和籴与正税等，而未尝支钱。他皆类此。”又言：“输苗请以限前听民从便纳早占米充支用。”从之。江东帅臣李光言：“广德县秋苗旧纳水阳镇，乡民惮远。乞每一石贴三斗七升充脚剩，就本军送纳。自是立为年额。”诏蠲其半。 六年，殿中侍御史周秘言：“昨朝廷展放淮南税限，闻州县有收撮课子之例，夏则撮麦，秋则撮。又有助军米、借牛租，名色十一，往往取至四五分。重敛如此，乃以爱惜民力欺朝廷，使百姓虚被放免之惠。盖税赋则所取少而有限，收撮则所取多而无时，今欲信朝廷宽恤之令，宽百姓输纳之力，除已立定课子合官私中分外，馀宜一切禁止。”权发遣淮南两路张成宪言：“还业之人税额未定，乞据实种顷亩权纳课子五年。”并从之。 七年，知扬州晁公武言：“朝廷以沿淮荒残，未行租税，民复业与创户者，虽阡陌相望，惧後来税重，闻之官者十才见一二。昔晚唐民务稼穑则增其租，故播种少；吴越民垦荒田而不加税，故无旷土。望诏两淮更不增赋，庶民知劝。”诏可。 二十年，用正言章夏奏，诏州县收纳二税出剩数并附赤历，无得拨归公使库。 二十三年，张守帅江西，奏请蠲积欠预和买、和籴，上欲行之，时秦桧为相，方损度为月进，且日虞四方财用之不至，怒而不行。是时，两浙州县合纳绵、纟由、税绢、茶绢、杂钱、白米六色，皆以市价折钱，别科米麦，有一亩地纳四五斗者。京西根括隐田，增添租米，加重於旧。湖南有土户钱、折纟钱、醋息钱、麴引钱，名色不一。曹泳为户部侍郎，又责荆南已蠲口赋二十馀万缗甚急。桧晚年怒不可测，而泳其亲党，凶焰炽然。盖自桧再相，密谕诸路暗增民税七八，尝建言：国家经费，惟仰二税，乞蠲免，理宜禁绝。虽经界之行，或谓但求括摘漏税，亦无实惠及民，故民力重困，饥死者众，皆桧之为也。 绍兴三年，户部言：“人户抛弃田产，已诏三年外许人请射，十年内虽已请射及拨充职田者，并听理认归业，官司占田不还，许越诉。如孤幼儿女及亲属依例合得财产之人，委守令面问来历，取索契照。如无契照，句勒耆保邻佐照证得实，即时给付，或伪冒指占者论如律。如州县沮抑，及奉行不虔，隐匿晓示，委监司按治。”从之。 绍兴二年，工部侍郎李擢言：“平江府东南有逃田，湖浸相连，塍岸久废，岁失四万三千馀斛。乞招诱流民疏导耕垦，其不可即工者蠲其额。又郡民之陷虏者，弃田三万六千馀顷，皆掌以旧佃户，诸县已立定租课，许以二年归业。圭田瘠薄，民以旧籍为病，愿除其不可耕之田，损其已定过多之额。”後皆次第行之（此经界张本也）。 十二年，左司员外郎李椿年言经界不正十害：一、侵耕失税；二、推割不行；三、衙门及坊场户虚供抵当；四、乡司走弄税名；五、诡名寄产；六、兵火後税籍不信，争讼日起；七、倚阁不实；八、州县隐赋多，公私俱困；九、豪猾户自陈，税籍不实；十、逃田税偏重，人无肯售。经界正则害可转为利。且言：“平江岁入，昔七十万斛有畸，今按籍虽三十万斛，然实入才二十万斛耳。询之土人，皆欺隐也。望考按实自平江始，然後施之天下，则经界正而仁政行矣（椿年尝知宁国县，宣谕使刘大中荐其练习民事，稽考税额，各有条理。五年秋九月召对，椿年奏：“州县不治，在不得人，若於二税稍加措置，不至大陷，用度自足。”寻通判洪州，屡迁浙东提举。八年春三月，三省奏：“台州有匿名书，称椿年刻薄等事，欲率众作过。”上曰：“兵火以来，官物多失陷，既差官检察，若稍留心，便生诬毁，此必州县吏所为。万一作过，当遣兵剿杀。”後卒无事。至是，乃建此议）。”上谓宰执曰：“椿年之论，颇有条理。”秦桧曰：“其说简易可行。”程克俊曰：“比年百姓避役，止缘经界不正，行之乃公私之利。”翌日甲午，以椿年为两浙运副，专委措置经界。椿年条画来上，请先往平江诸县（朱熹所谓“先自其家田上量起”者是也），俟其就绪，即往诸州，要在均平，为民除害，更不增税额。如水乡秋收後妄称废田者，许人告；陂塘塍埂之坏於水者，官借钱以修之；县令、丞之才短者听易。置图写墟亩，选官按覆，令各户各乡造砧基簿，仍示民以赏罚，开谕禁防，靡不周尽。吏取财者论如法。 诏：“人户田产多有契书，而今来不上砧基簿者皆没官。”又诏：“州县租税簿籍，令转运司降样行下，真谨书写。如细小草书，官吏各科罪。其簿限一日改正，有欺弊者依本法。”并用椿年请也。 初，椿年置经界局於平江府，守臣周葵问之曰：“公今欲均赋邪，或遂增税也？”椿年曰：“何敢增税。”葵曰：“苟不欲增，胡为言本州七十万斛？”椿年曰：“当用图经三十万斛为准。” 仓部员外郎王循友言：“国家平昔漕江、淮、荆、浙六路之粟六百二十馀万，加以和籴，而近岁上供才二百八十馀万，两浙膏腴沃衍，无不耕之土，较之旧额亦亏五十万石。此盖税籍欺隐，豪强诡挟所致。比漕臣建议正经界，朝廷从之，望敕诸路漕臣各根检税籍。” 十四年，椿年权户部侍郎，仍旧措置经界。十二月，椿年以母忧罢，两浙运副王权户部侍郎，措置经界。 十七年，李椿年再权户部侍郎，专一措置经界。自椿年去位，有司稍罢其所施行者，及是免丧还朝，复言：“两浙经界已毕者四十县，其未行处，若止令人户结甲，虑形势之家尚有欺隐，乞依旧图画造簿，本所差官覆实。先了而民无争讼者推赏，弛慢不职者劾奏。”皆从之。椿年又言：“已打量及用砧基簿计四十县，乞结绝。其馀未打量及不曾用砧基簿，止令结甲县分，欲展期一月，许人户首实。昨已起新税，依额理纳，俟打量宽剩亩角，即行均减，更不增添税额。仍令都内人各书诣实状，遇有两争，即对换产税。”并诏可。 十九年，诏：“汀、漳、泉三州据见今耕种田亩收纳二税，未耕种者权行倚阁。”行经界法於诸路，而剧盗何白旗扰汀、漳诸郡，故有是旨。然汀在深山穷谷中，兵火之馀，旧籍无有存者，豪民漏税，常赋十失五六，郡邑无以支吾，於是计口科盐，大为民害。是年冬十一月，经界之事始毕。 初，朝廷以淮东西、京西、湖北四路被边，姑仍其旧，又漳、汀、泉三州未毕行。明年，诏琼州、万安昌化吉阳军海外土产瘠薄，已免经界，其税额悉如旧。又泸南帅臣冯揖抗疏论不便，於是泸叙州、长宁军并免，渠果州、广安军既行亦复罢。自馀诸路州县皆次第有成。二十一年，前权发遣临江军王伯淮代还，言：“本州倚郭清江县修德乡有税钱四十馀贯、苗米四百馀石，人烟、田产并在筠州高安县祈丰乡。上项苗税，在经界法谓之‘佃’，在乡村谓之‘包套’。经界既定，两县随产认税，於是清江有税无田，高安有田无税，清江不免以无田之税增均於元额之田，高安即以无税之田减均於元额之税，是高安得偏轻之利，清江得偏重之害矣。谨按：国朝淳化癸巳岁，诏建临江军，取筠之潇滩镇为清江县，割高安之建安、修德两乡隶之。新丰与修德接壤，故有交乡佃之弊，乞究实改正。”诏委转运卢奎措置。 ◎受纳税限 建炎四年，右谏议大夫黎确言：“近岁贪吏至与专库分利，凡民户自诣输纳夏税，和买缣帛等，往往多端沮抑，不堪留滞之苦，则委之揽纳之家而去。民有倍称之出，官受滥恶之物。”诏物帛非纰疏滥恶，官吏过有抑退者，许越诉。 绍兴三年，诏：“江、浙诸州县帛及折帛钱，并以七月中旬到行在。不足者，守、贰窜黜。”用户部请也。 四年，右司谏刘大中言：“契勘租税条限，系五月半起催，八月半纳毕，灾伤放免不尽者限一月。祖宗以来，未之有改。今户部令七月终以前数足，迫促太甚。纳毕者，人户送纳到官之期也；起发数足者，诸州团并起发到行在之期也。且以道里远近酌中言之，吉州陆路到临安二十八程，水程倍之。若依此，则须五六月纳足，岂不大段迫促？今户部不过以大礼赏格未足，上动朝廷，不知本部平时所管何事！平时蠹耗，未尝讲究；平时失陷，未尝稽考；乃临时画旨促限，变乱祖宗旧制，全不恤民。夫祀所以为民祈福也，迫取物帛，反为民害，有伤和气，有累圣德。”诏展限一月。 二十五年，户部看详，令文思院造一石斛斗，用火印下诸转运司依式制造，付州县行用输纳，庶免吏胥轻重其手，重为民病。 绍兴十年，臣僚言：“赋税之输，止凭钞旁为信，以升，帛以尺，钱自一文以往，必具四钞受纳，亲用团印：曰‘户钞’，则付人户收执；曰‘县钞’，则关县司销籍；曰‘监钞’，则纳官掌之；曰‘住钞’，则仓库藏之，所以防伪冒、备毁失也。今所在监、住二钞废不复用，而县司亦不即据钞销簿，方且藏匿以要赂。望申严法令，戒监司、郡守检察受纳官司，凡户、县、监、住四钞皆存留，以备互照。”从之。 三十二年，诏：“诸县人户已纳税租钞（和、预买纟由绢之类同），不即销簿者，当职官吏并科罪。人户赍出户钞，不为照使，抑令重纳者，以违制论，不以赦原。著为令。” 绍兴二十六年，户部言：“今年人户畸零租税，欲令依法折纳价钱，如愿与别户合钞送纳本色者听。”初，秦桧画旨，不得合零就整。至是，锺世明权侍郎，恐奉行抵捂扰民，乃奏行之。 ◎预借 建炎四年，上初自海道回跸，夏五月壬寅，用江浙制置司随军转运刘议，於民预借秋科苗米。壬子，御史沈与求奏罢之。 绍兴五年，诏预借民户和买纟由绢二分，止输见缗，得抑纳金银。每千除头子钱外，縻费过十文。 十九年，诏禁止镇江府预借苗米。 ◎支移折变 绍兴二年，左司谏吴表臣言：“诸州折变有至数倍者，请今後并以中价细估。”诏违法漕、宪各罚铜十斤。 三年，诏婺州额上供罗并权折价钱，以州人言每岁输纳两数太重故也。令二广人户税租合支移者，量地里远近递趱，无得过三百里。 四年，起四川布估钱。初，成都崇庆府、彭汉邓州、永康军六郡，自天圣官以三百钱市布一匹，民甚便之，後不复予钱。至是，宣抚司又令民每匹输估钱三引，岁七十万匹，估钱二百馀万引（庆元初，累减至一百三十馀万引）。 六年，右谏议大夫赵霈言：“岳州自版籍不存，不以田亩收税，惟种一石作七亩科敷，而反覆纽折，有至数十倍者。”诏本路宪臣体究改正。 十年，明堂赦：“诸路州县人户合纳田税免收头子、市利、船脚等钱。” 十一年，臣僚言：“昨诏折帛钱以十分为率，纟由折二分，绢折三分，绵折五分，所以宽民力也。今州县乃尽令折钱，抵价收买，以取出剩。民户积欠许逐年随税带纳，今州县乃一并督输。乞诏有司禁约。” 十八年，知蕲州吕延年代还，言：“五季时，江南李氏暴敛害民，江西一路税苗数外倍借三分，以应军须。本朝官司名为‘沿纳’，盖谓事非创立，特循沿李氏旧法也。积岁既久，又以此项钱米支移折变，里巷之民，怨声犹在。乞量与裁定，仍将沿纳钱米免支移折变。” 二十八年，右正言朱倬奏：“福建米斗折纳八百有畸，倍於广右；近饶州乐平县亦科四百五十，恐别郡承风，有亏仁政。欲依祖宗折科法，合纳初定实价，耗费共不得过百钱，非紧急无得折科。”从之。 孝宗淳熙三年，刘邦翰、林枢奏：“湖北州县请佃官田，未归业人户见耕田，期以一年自陈，分三限起税；不实，许人告。” 臣僚言：“湖北人户广占官田，量输官赋，似为过优，此议者所以开陈告之门，而欲从实起税也。不思朝廷往日经界，独两淮、京西、湖北仍旧，盖以四路被边，土广人稀，诱之使耕，犹惧不至，若复履亩而税，孰肯远从力耕，以供上之赋哉？今湖北惟鼎、沣地接湖南，垦田犹多，自荆南、安、复、岳、鄂、汉、沔，莱弥望犹昔，户口稀少，且非土著，皆江南狭乡百姓，老耄携幼远来请佃，所籍田亩宽而税赋轻也。若立限陈首，诱人告讦，恐於公家无一毫之补，而良民有无穷之扰矣。且当诱以开耕，不宜恐以增税。使田畴尽辟，岁收滋广，一遇丰稔年岁，平籴以实边，则漕运所省亦博。望依绍兴十六年诏旨，以十分为率，每年增额一分，或不愿开耕，即许退佃。期限稍宽，取之有渐，远民安业，一路幸甚！” 浙西提举颜师鲁奏：“今乡民於闲旷硗确之地，积日累月，垦成田围，用力甚勤，或未能以自陈起税，为人告首，即以盗耕罪之，给半充赏，其何以劝力田者哉？”上曰：“农民开垦旷土，岂可以盗耕之法治之！可止令打量起税。” 七年夏，大旱，知南康军朱熹应诏上封事言：“今日民特以税重为害，正缘二税之入，朝廷尽取以供军，州县无复赢馀，不免於二税之外别作名色巧取。今民贫赋重，惟有兵籍，广屯田，练民兵，乃可以渐省列屯坐食之兵，损省州县供军之数。使州县事力渐舒，然後可以禁其苛敛，责其宽恤，庶几穷困之民得保生业，无流徙之患。” 隆兴元年，诏：“应人户抛下田屋，如有归者依旧主，业已请佃者即时推还，出二十年无人归认，依户绝法。” 又诏：“贫乏下户，或因赋税，或因饥馑逃亡，官司即时籍其田土，致令不复归业。今州县申严赦文五年之限，应归业者即给还。” ◎受纳税限 绍兴三十二年，诏：“州县受纳青苗，官吏并缘多收加耗，规图滥数，肆为奸欺，虚印文钞给与人户，民相传，谓之‘白钞’。方时艰虞，用度未足，欲减常赋而未能，岂忍使贪赃之徒重为民蠹！今後违犯官吏并坐重典，仍没其家（此孝宗即位初诏）。” 乾道七年修《受纳苗米纵吏乞取法》，受纳官比犯人减一等，州县长官不觉察，同罪。 淳熙四年，执政奏：“往年谏官论州县先期趣办催科之弊，而户部长、贰执奏不行，谓递年四月五月合到行在折帛钱，共六十一万贯，指拟支遣，若不预催，恐致缺课。”上曰：“既是违法病民，朝廷须作措置，安可置而不问？”次日，奏：“户部每年八月於南库借六十万缗应副支遣，次年正月至三月拨还。今若移此六十万缗於四月上旬支借，则户部自无缺用，可以禁止预催之弊。”上喜曰：“如此措置，不过移後就前，得民力少宽，於公私俱便。”乃诏诸路州县并依条限催理二税，违者劾奏。十三年，赵汝愚守成都，民当输纳，使自概量，各持羡米去，民甚便之。 淳熙十一年，诏：“受纳绵并依法：夏税重十二两，和买重十一两，得过行拣择。如有纰疏糊药合退者，勿用油墨印，违许越诉。” ◎受纳税粮 十二年，臣僚言：“州郡取民无制，其尤害民者，改钞一事也。县以新钞输之州，州改为旧钞以受之。夫一岁止有一岁之财赋，一政止有一政之财赋，顾乃今岁所输，改以补去岁之亏，甚者以补数岁之缺；後政所输，改以偿前政之欠，甚者以偿累政之欠。而广右有此弊，而江浙此弊尤甚也。伏乞禁戢州郡，今後得改钞。”诏付户部。 光宗绍熙元年，秘书监杨万里上言：“民输苗则以二斛输一斛；税绢则正绢外有和买，而官未尝给直，又以绢估直而倍折其钱。旧税亩一钱输免役一钱，今岁增其额，不知所止，既一倍其粟，数倍其帛，又数倍其钱，而又有月桩钱、板帐钱，不知几倍於祖宗之旧，又几倍於汉唐之制乎？此犹东南之赋可知者也，至於蜀赋之额外无名者，不得而知也。陛下欲薄赋敛，当节用度，而後财可积，国可足，然後赋可减，民可富，邦可宁。不然，臣未知其所终也！” 时金主新立，万里迓使客於淮，闻其蠲民房园地基钱，罢乡村官酒坊，减盐价，又除田租一年，窃仁义以诳诱中原之民，使虚誉达於吾境，故因转对而有是奏。 臣僚言：“今州县守令皆以财赋为先，不以民事为意。上供有常额，而以出剩为能；省限有定期，而以先期为办；斛、斗、升、合所以准租，而对量加耗；尺、寸、铢、两所以均税，而展取畸零。不求羡馀之献，则为乾没之谋，民财既竭，民心亦怨，饥寒迫之，不去为盗者鲜矣！” 绍兴元年，臣僚言：“诸路逃绝田产，自经界以来，今四十年，未闻一丁一户复业。夏秋官课，州责之县，县责之保、正长，其为扰甚大。乡村父老谓当春时布种，无一亩一角不耕之地。望下诸路县道，勒令乡胥指定逃田坐落，就令见耕种人请佃输官。”从之。 知漳州朱熹奏言：“经界最为民莫大之利，绍兴已推行处，图籍尚存，田税可考，贫富得实，诉讼不繁，公私两便。独漳、泉、汀三州未行，细民业去税存，不胜其苦，而州县坐失常赋，日月削，安可底止！臣不敢先一身之劳佚，而後一州之利病，切独任其必可行也。然行之详则足为一定之法，行之略则滋他日之弊，故必推择官吏，委任责成，打量亩步，算计精确，攒造图帐，费从官给，随产均税，特许过乡通户均纽，庶几百里之内，轻重齐同。本州有产田，有官田，有职田，有学田，有常租课田，名色不一，税租轻重亦各不同。比来吏缘为奸，实佃者或申逃阁，无田者反遭寄。今欲每田一亩随九等高下定计产钱几文，而总合一州诸色税租钱米之数，以产钱为母，每一文纳米几何，只就一仓一库受纳。既输之後，照元额分隶为省计，为职田，为学粮，为常平，各拨入诸色仓库。除二税簿外，每三年乡造一簿，县造都簿，通载田亩产钱实数，送州印押，付县收管，民有交易，对行批凿，则版图一定，而民业有经矣。又有废寺田为人侵占，许本州召人承买，不惟田业有归，亦免税赋失陷，又合韩愈氏‘人其人，庐其居’之遗意。但此法之行，贫民下户皆所深喜，然不能自达其情；豪家猾吏实所不乐，皆善为辞说，以惑群听；贤士大夫之喜安静、厌纷扰者，又或不深察而望风沮怯，此则不能无虞。今已仲秋，向去农隙只有两月，乞即诏监司州郡施行。”又贻书宰辅云：“经界事讲究巨细本末，不敢不尽，规画措置，十已八九。盖以本州田税不均，州县既失经常之入，至取所不应取之财，以足岁计，如县科罚，州卖盐之类是也。上下莫能相正，穷民受害，有不忍闻。若不经界，实无措手。”先是，漳、泉二州被命相度，而泉州操两可之说，朝廷疑焉。著作郎黄艾轮对，又言之，且云：“今日以天下之大，公卿百官之众，商量一经界，累年而不成，大於此者若之何！”上乃谕辅臣令先行於漳州。明年春，诏漕臣陈公亮同熹协力奉行，南方地暖，农务既兴，非其时也。熹犹冀嗣岁可行，益加讲究，每谓：“经界半年可了，以半年之劳，而革数百年之弊，向後亦须五十年未坏，合令四县作四楼以宁簿籍，州作一楼以贮四县图帐。”条画既备，遍榜郡境，细民知其不扰而利於己，莫不鼓舞，而贵家豪右占田隐税，侵渔贫弱者，胥为异论以摇之，至有进状言不便者，前诏遂格。阅两月，熹请祠去，寻命持湖南使者节，犹以经界不行自劾，议者惜之。 ◎预借 乾道三年，知常州钱建入对，奏：“县令佐、税役、乡胥，陪贴钱物，至借贷税户，暗销官物，洎监司、州郡催督，又贴大胥以缓之，所以版曹财赋每每不足，其患起於细微，而所侵蠹甚大。”上然之。 淳熙十六年，两浙转运使耿秉奏，宜兴县预借今年、明年折帛钱共三万一千二百馀贯，望与除豁。诏令封椿库照数支还会子，付本县理还，今後再有预借，并知、通坐之。又诏令南库支还户部所借江山县折帛钱，其诸县预借，并令各州措置补还，庶绝其弊。 嘉定五年，臣僚言：“预借非法也，顽民、豪户易预借之名，而以寄库为说。当催夏绢，则曰有钱在官；及督秋苗，则曰未曾倒折。所寄者一半，而所逋者亦一半。今预借之弊在在有之，而江西特甚，乞严切禁止。预借之弊除，而输借之名正。”从之。 臣僚言：“四川州县二税积欠，其弊在吏。去去年预借今年秋科，今年预借明年夏科，有给钞而不销簿者，有盗印钞而匿财者，有私立领而官不受理者，有公吏揽取而不归公上者。一遇赦恩，吏之罪释然，而民之忧如故。乞下诸路遵守条约，得预借。”诏制、总两司觉察。 四川宣抚虞允文言：“州县预借人户税赋，合於总领所椿管，添造钱引三百万贯，委制、总及漕臣考实数补填。自今後预借，官以违制论，吏以盗论。”从之。 ◎支移折变 隆兴三年，太府少卿鲁奏：“乞下户部将折帛以匹计者为钱有几，以尺计者为钱有几，自来全折钱处依旧外，馀丁盐、绵、绢及下户不成匹两者尽折钱。盖零细者利於纳钱，端匹者利於纳绢，出产去处便於本色，不出产去处便於折钱。若以见价纽折，其直必轻，则折帛之弊可革。请下诸路运司条约州县，劾其违者。”诏可。又诏今後折帛银并依左藏库价折纳，不得辄有减降。 淳熙八年，诏申严许从民便之制，若愿纳本色，州县勒令折钱，或愿纳价钱，揽户过数乞取，许诣转运司诉。 嘉泰三年，知绍兴府辛弃疾奏：“州县害农之甚者六事，如输纳岁计有馀，又为折变高估趣纳其一也。往时有大吏为郡四年，多取斗面米六十万斛及钱百馀万缗，别贮之仓库，以欺朝廷曰‘用此钱籴此米’，还盗其钱而去。愿明诏内外台察劾无赦。”从之。 嘉定三年，江淮制置使黄度奏：“福州长溪县去州七八百里，苗米不能至州送纳，遂为揽户高价售钞，县又纵吏为奸。请照绍兴府新昌县例，明许折纳，县以钱上之州，州置场籴米。”从之。其後谏议大夫郑昭先奏：“福州苛取十一县输纳之赢，以补长溪折纳之数，是仅免长溪一邑跋涉之劳，而使十一县阴受侵渔之害。盖米可无籴，钱可无出，而自足支遣。望严行约束，违者重坐之。” 绍熙元年，臣僚言：“古者赋租出於民之所有，不强其所无，如税绢出於蚕，苗米出於耕是也。今一倍折而为钱，再倍折而为银，银愈贵，钱愈艰得，愈不可售，使民贱粜而贵折，则大熟之岁，反为民害。愿明诏州郡，凡多取而多折者，重於罚。”从之。 庆元六年，臣僚言：“折科太重，名目不一，州则增省额以敷於县，县则增州额以敷於民，反覆细折，何啻三倍！民困重敛，莫此为甚。”诏户部条约。 宁宗嘉定六年，监察御史倪千里言：“民常赋，丈尺版籍，自有定数。今催科故存畸欠，异日追畸零，或欠零寸，必纳全尺，此畸税漏催之弊。帛之尺寸，米之合勺，划刷根括，秋毫尽矣，乃於既足之馀，复有重催之害，一追再追，乞取浩瀚。此文引乞觅之弊。乞诏诸监司禁戢州县，措置更革，奉行不虔者劾治。”从之。 △代输 隆兴二年，知赣州赵公称收到宽剩钱十万馀缗，请为民代输今年夏税。 乾道二年，知邵州李元老奏，节省剩钱五十馀贯，乞理纳向後年分下户税赋。 淳熙五年，知昭州王光祖将郡计馀剩为民送纳夏料役钱。知隆兴府张子颜为八县人户代输二税旧欠。知江阴军林元奋将公使库趱到钱补足人户所欠上供本色夏税。八年，知泉州程大昌奏：“本州岁为台、信等州代纳上供银二万四千两，系常赋外白科，苦民特甚。盖科取一害，先期预借一害，不给钞或勒重纳又一害。臣已措画为民代输淳熙九年一年上供银数齐足，乞从今禁预借，及不即给钞者官吏并坐之，许民越诉。” 十二年，知隆兴府程叔达乞蠲淳熙十年未纳苗税，其未纳苗税及上管分隶之数自行管认。赵汝愚知太平州、郑侨知建宁府、韩同卿知泰州、曾知婺州、宇文绍彭知太平州任内，俱撙节浮费，将州用钱为下等人户代输，并补还各郡积欠税赋、折帛等钱。谏议大夫郑昭先言，诸路县道抑令户长代输逃绝之户，往往破家。诏申严禁戢。 ◎畸零 淳熙六年，临安府守臣吴渊言：“准乾道令：人户纳二税，每贯收朱墨钱二十文足，不成贯者收十五文，不成百者免收。今自九百九十文至一百文例取十五文足，显有不均。乞一百文收二文足，每一百增二文，至七百文省，即收十五文足，委是利民，且不冲改条令。”上曰：“畸零税赋纳钱不及一贯者，皆贫民下户，所当矜恤。”乃从之。 ●卷六 田赋考六 ○水利田 魏史起引漳水溉邺。 魏襄王时，史起为邺令。起曰：“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（赋田之法，一夫百亩），邺独二百亩，是田恶也。漳水在其旁，西门豹不知用，是不知也。”於是乃引漳水溉邺，以富魏之河内。民歌之曰：“邺有贤令兮为史公，决漳水兮灌邺旁，终古舄卤兮生稻粱。” 秦开郑国渠。 韩欲疲秦人，使毋东伐，乃使水工郑国说秦，令开泾水，自中山西抵瓠口为渠，并北山，东注洛，三百馀里，欲以溉田。中作而觉，秦欲杀国，国曰：“始臣为，然渠成亦秦之利也。”乃使卒就渠。渠成，用溉注填阏之水，溉舄卤之地四万馀顷，收皆亩一锺，於是关中为沃野，无凶年，秦以富强，名曰“郑国渠”。 秦李冰开蜀渠。 秦平天下，以李冰为蜀守。冰壅江水作堋（部朋反），穿二江成都中，双过郡下，以通舟船，因以灌溉诸郡，於是蜀沃野千里，号为“陆海”。 公非刘氏《七门庙记》曰：“予为庐州从事，始以事至舒城，观所谓七门三堰者。问於居人：其田溉几何？对曰：‘凡二万顷。’考於图书，则汉羹颉侯信始基，而魏扬州刺史刘馥实修其废。昔先王之典，有功及民则祀之，若信者，可谓有功矣。然吾恨史策之有遗，而怜舒人之不忘其思也。昔高帝之起，宗室昆弟之有材能者，贾以征伐显，交以出入传命谨信为功，此二者皆裂地为王，连城数十；代王喜以弃国见省，而子濞亦用力战王吴。独信区区，仅得封侯，而能勤心於民，以兴万世之利，而爱惠岂与贾、濞相侔哉？夫攻城野战，灭国屠邑，是二三子之所谓能，能杀人者也；与夫辟地垦土，使数十万之民世世无饥馁之患，所谓善养人者，於以相譬，犹天地之悬绝也。然覃、濞以功自名，信不见录，岂杀人易以快意，养人不见形象哉？然彼贾、濞之死，泯无闻久矣，而信至今民犹思之。” 按：此汉初之事，史所不载，然溉田二万顷，则其功岂下於李冰、文翁邪？愚读《公非集》，表而出之，以补遗轶。 汉文帝以文翁为蜀郡太守，穿煎氵臾（羊朱反）口，溉灌繁田千七百顷，人获其饶。 武帝开渭渠、龙首渠、白渠。 元光中，大司农郑当时言：“引渭穿渠，起长安，并南山下，至河三百馀里，渠下民田万馀顷，又可得以溉田，益肥关中之地，得。”天子以为然，令齐水工徐伯表（巡行表记之），悉发卒数万人穿漕渠，三岁而通，渠下民颇得以溉田矣。其後，河东守番系请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阴下，引河溉汾阴、蒲坂下（皮氏，今龙门县地，属绛郡。汾阴，今宝鼎县地。蒲坂，今河东县地，并属河东郡），度可得五千顷。五千顷故尽河ヂ弃地，民茭牧其中耳，今溉田之，度可得二百万石以上。天子以为然，发卒数万人作渠田。数岁，河移徙，渠不利，则田者不能常种。久之，河东渠田废，与越人，令少府以为稍入（时越人有徙者，以田与之，其租税入少府也。稍，惭也。其人未多，故谓之“稍”）。其後庄熊罴言：“临晋民（即今冯翊县）愿穿洛以溉重泉以东万馀顷（重泉在今冯翊郡界，今有乾坑，即熊罴之所穿渠）故恶地，诚得水，可令亩十石。”於是为发卒万馀人穿渠，自徵（音惩）引洛水至商颜下（徵在冯翊郡，即今郡之澄城县。商颜，今冯翊县界）。岸善崩（洛水岸），乃凿井，深者四十馀丈，往往为井，井下相通行水，水颓以绝商颜（下流曰“颓”），东至山岭十馀里。井渠之生自此始。穿渠得龙骨，故名曰“龙首渠”。作之十馀岁，渠颇通，犹未得其饶。是时，用事者争言水利，朔方、西河、河西、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，而关中辅渠、灵轵引诸水，汝南、九江引淮，东海引钜定（泽名），泰山下引汶水，皆穿渠为溉田，各万馀顷，他小渠披山通道者，不可胜言。自郑国渠起，至元鼎六年，百三十六岁，而倪宽为左内史，奏请穿凿六辅渠（在郑国渠之里，今尚谓之辅渠，亦曰六渠），以益溉郑国傍高仰之田（素不得郑国之溉灌者。仰谓上向）。帝曰：“农，天下之本也。泉流灌浸，所以育五也。左、右内史地，名山、川原甚众，细民未知其利，故为通沟渎，畜陂泽，所以备旱也。今内史稻田租挈重，不与郡同（租挈，收田租之约令。郡谓四方诸郡），其议减，令吏民免农，尽地利，平徭行水，勿使失时（平徭者，均齐渠堰之力役，谓俱得水之利）。”後十六岁，赵中大夫白公（此时无公爵，盖相呼尊老之称也）复奏穿渠，引泾水，首起谷口，尾入栎（音药）阳（谷口，今阳县治谷是也），注渭中，袤二百里，溉田四千五百馀顷，因名曰白渠。民得其饶，歌之曰：“田於何所？池阳、谷口。郑国在前，白渠起後。举锸为，决渠为雨（锸，锹）。泾水一石，其泥数斗。且溉且粪，长我禾黍（水停淤泥，可以当粪）。衣食京师，亿万之口。”言此两渠之饶也。 自河决瓠子後二十馀岁，岁数不登，而梁、楚尤甚。天子既封禅，巡祭山川，其明年旱，乾封少雨，乃发卒塞瓠子决河，筑宫其上，名“宣房宫”，而道河北行二渠，复禹旧迹，梁、楚乃无水灾。是後，用事者争言水利，朔方、西河、河西、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，而关中辅渠、灵轵（辅渠，倪宽所穿）引堵水，汝南、九江引淮，东海引钜定，太山下引汶水，皆穿渠为溉田，各万馀顷，他小渠披山通道者，不可胜言，然其著者在宣房。 元帝时，召信臣造钳卢陂。 建昭中，召信臣为南阳太守，於穰县理南六十里造钳卢陂，累石为堤，傍开六石门以节水势，泽中有钳卢王池，因以为名。用广溉灌，岁岁增多至三万顷，人得其利。及後汉，杜诗为太守，後收其业，时歌之曰：“前有召父，後有杜母。” 《息夫躬传》：躬言：“秦开郑国渠以富国强兵，今为京师，土地肥饶，可度地势水泉，广灌溉之利。”天子使躬持节领护三辅都水，躬上表，欲穿长安城，引漕注太仓下，以省转输。议不可成，乃止。 《翟方进传》：汝南有鸿隙大陂，郡以为饶。成帝时，关东数水，陂溢为害。方进为相，与御史大夫孔光共遣掾行视，以为决去陂水，其地肥美，省、是防费，而无水忧，遂奏罢之。及翟氏灭，乡曲归恶，言方进请陂下良田不得而奏罢陂云。王莽时，常枯旱，郡中追怨方进，童谣曰：“坏陂谁？翟子威。饭我豆食羹芋魁。反乎覆，陂当复，谁云者？两黄鹄。” 後汉章帝建初中，王景为庐江太守。郡部安丰县有楚孙叔敖所起芍陂，先是荒废，景重修之，境内丰给（陂径百里，灌田万顷，在今安丰县界）。 顺帝永和五年，马臻为会稽太守，始立镜湖，筑塘周回三百十里，灌田九千顷，至今人获其利。 晋武帝咸宁元年，东南水灾，杜预请决坏诸陂，从之。 诏曰：“今年霖雨过差，又有虫灾，颍川、襄城，自春以来略不下种，深以为虑。主者何以为百姓计？”当阳侯杜预上疏曰：“臣辄思惟，今者水灾，东南特剧，非但五不收，居业并损，下田所在氵亭，高地皆多尧脊，百姓困穷，方在来年。虽诏书切告长吏、二千石为之设计，而不廓开大制，定其趣舍之宜，恐徒文具，所益盖薄。当今秋夏蔬食之时，而百姓已有不赡，前至冬春，野无青草，则必指仰官，以为生命。此乃一方之大事，不可不早为思虑。臣愚谓既以水为田，当恃鱼菜螺蚌，而洪陂滥，贫弱者终不能得。今者，宜大坏兖及荆河州东界（兖州东界，今济阳、济阴、东平、鲁郡之。荆河州东界，今汝南、汝阴、谯郡之也）诸陂，随其所归而宣导之，令饥者尽得水产之饶，百姓不出境界之内，朝暮野食，此目下日给之益也。水去之後，填淤之田，亩收数锺，至春大种五，五必丰，此又明年之益也。”杜预又言：“诸欲修水田者，皆以火耕水耨为便，非不尔也，然此施於新田草莱，与百姓居相绝离者耳。往者东南草创人稀，故得火田之利。顷来户口日增，而陂堰岁决，良田变生蒲苇，人居沮泽之际，水陆失宜，放牧绝种，树木立枯，皆陂之害也。陂多则土薄水浅，潦不下润，故每有水雨，辄复横流，延及陆田。言者不思其故，因云此种不可陆种。臣计汉之户口，以验今之陂处，皆陆业也。其或有旧堰，则坚完修固，非今所谓当为人害也。臣见尚书胡威启宜坏陂，其言垦至。臣又见宋汉、侯相、应遵上便宜，求坏泗陂，徙运道。时下都督度支共处当，各据所见，不从遵言。臣按遵上事，运道东诣寿春，有旧渠，可不由泗陂出，泗陂在彼地界，坏地凡万三千馀顷，伤败成业。遵县领应佃三千六百口，可谓至少，而无患地狭，不足肆力，此皆水之为害也。当所共恤，而都督度支方复执异，非所见之难，直以不同害理也。人心所见既不同，利害之情又有异，军家之与郡县，士大夫之与百姓，其意莫有同者，此皆偏其利以忘其害，此理之所以未尽，而事之所以多患也。臣又按荆河州界中，度支所领佃者，州郡大军杂士凡用水田七千五百馀顷，计三年之储，不过二万馀顷，以常理言之，无为多积无用之水。况於今者水涝瓮溢，大为灾害，臣以为宜发明诏，敕刺史二千石：汉氏旧堰及山谷私家小陂，皆当修缮以积水；其诸魏氏以来所造立，及诸因雨决溢蒲苇马肠陂之类，皆决沥之。长吏二千石躬先劝，诸食力之人并一时附功令，比及水冻，得粗枯涸，其所修功实之人，皆以俾之。其旧陂堰沟渠当有所补塞者，皆寻求微迹，一如汉时故事，早为部分列上，须冬东南休兵交代，各留一月以佐之。夫川渎有长流，地形有定体，汉氏居人众多，犹以为患，今因其所患而宣泻之，迹古事以明近，大理昭然，可坐论而得。臣不胜愚意，常窃谓最是今日之实益也。”朝廷从之。 按：水利之说，三代无有也。盖井田之行，方井之地，广四尺，谓之沟；十里之成，广八尺，谓之洫；百里之同，广二寻，谓之浍。夫自四尺之沟，积而至於二寻之浍，则夫一同之，而捐膏腴之地以为沟洫之制，捐赋税之入以治沟洫之利，盖不少矣，是以能时其蓄泄，以备水旱。子产相郑，犹必使田有封洫，盖谓此也。自秦人开阡陌，废井田，任民所耕，不计多少，而沟洫之制大坏。後之智者，遂因川泽之势，引水以溉田，而水利之说兴焉，魏起、郑、白之徒以此为功。然水就下者也，陂而遏之，利於旱岁，不幸霪潦，则其害有不可胜言者，此翟子威、杜元凯所以决坏堤防，以纾水患也。 张（音开）为晋陵内史，时所部四县并以旱失田，乃立曲阿新丰塘（今丹阳郡），溉田八百馀顷，每岁丰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