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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帝元狩元年，遣谒者劝种宿麦。
董仲舒说上曰：“《春秋》他不书，至於麦禾不成则书之，以此见圣人於五最重麦禾。今关中俗不好种麦，是岁失《春秋》之所重，而损生民之具也。愿陛下诏大司农，使关中民益种宿麦，毋令後时。”上从之。
仲舒又说上曰：“秦用商鞅之法，改帝王之制，除井田，民得卖买。富者田连阡陌，贫者无立锥之地。汉兴，循而未改。古井田法虽难猝行，宜少近古，限民名田，以赡不足（名田，占田也。名为立限，不使富者过制，则贫弱之家可足也），塞并兼之路，然後可善治也。”竟不能用。
元鼎六年，上曰：“左右内史地，名山川源甚众（内史地，谓京兆、扶风），细民未知其利。今内史稻田租挈重（挈，苦计反，收田租之约令也），不与郡同（郡，谓四方诸郡），其议减。令吏民勉尽地利，平繇行水勿失其时。”
元封四年，祠后土，赐二县及杨氏无出今年租赋。
五年，修封禅，所幸县无出今年租赋。
天汉三年，修封泰山，行所过无出田租。
帝末年悔征伐之事，乃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，下诏曰：“方今之务，在於力农。”以赵过为搜粟都尉。过能为代田，田一亩三巛（巛，垄也，或作“畎”）岁代处，故曰代田（代，易也），古法也。后稷始巛田，以二耜为耦（并两耜而耕），广尺深尺曰巛，长终亩。一亩三巛，一夫三百巛，而播种於巛中，苗生叶以上，稍耨陇草，因ㄨ其土，以附苗根。故其《诗》曰：“或耘或耔，黍稷嶷嶷。”耘，除草也。耔，附根也。言苗稍壮，每耨辄附根，比盛暑，陇尽而根深，能风与旱（能作“耐”），故嶷嶷而盛也。其耕耘下种田器，皆有便巧。率十二夫为田，一井一屋。故亩五顷（九夫为井，三夫为屋，夫百亩，於古为十二顷。古百步为亩，汉时二百四十步为亩。古千二百亩则得今五顷也），用耦犁、二牛三人，一岁之收，常过缦田亩一斛以上（缦田，谓不巛者。音莫反），善者倍之（善为巛者，又过缦田一斛以上）。过使教田太常、三辅（太常主诸陵，有民，故亦课田种），大农置工巧奴与从事，为作田器。二千石遣令长、三老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，学耕种养苗状。民或苦少牛，无以趋泽（趋，读曰趣，及也。泽，雨之润泽），故平都令光教过以人挽犁。过奏光以为丞（光，史失其姓），教民相与佣挽犁。率多人者田日三十亩，少者十二亩，以故田多垦辟。过试以离宫卒田其宫ヂ（而缘反）地（离宫，别处之宫，非天子所常居也，ヂ，馀也。宫ヂ地，谓外垣之内，内垣之外。守离宫卒闲而无事，因令於ヂ地为田），课得皆多其旁田亩一斛以上。令命家田三辅公田（令离宫卒教其家田公田也），又教边郡及居延城（居延，张掖县）。是後边城、河东、弘农、三辅、太常民皆便代田，用力少而得多。至孝昭时，流民稍还，田野垦辟，颇有蓄积。
石林叶氏曰：“世多言耕用牛始汉赵过，以为《易》‘服牛乘马，引重致远’，牛马之用盖同，初不以耕也。故华山、桃林之事，武王以休兵并言，而《周官》，凡农政无有及牛者。此理未必然。孔子弟子冉伯牛、司马牛皆名‘耕’，若非用於耕，则何取於牛乎？《汉书 赵过传》但云：‘亩五顷用耦耕，二牛三人。其後民或苦少牛，平都令光乃教过以人挽犁。’由是言之，盖古耕而不犁，後世变为犁法。耦用人，犁用牛，过特为之增损其数耳，非用牛自过始也。耦与犁皆耕事，故通言之。孔子言‘犁牛之子も且角’，则孔子时固己用犁，此二氏所以为字也。”
昭帝始元元年，诏毋令民出今年田租。
始元六年，令民得以律占租（武帝时，赋敛烦多，律外而取之，今始复旧。）
元凤二年，令三辅、太常、郡得以菽粟当赋（谓听以菽粟当钱物也）。
宣帝本始元年，凤凰集胶东千乘，赦天下租税勿收。
三年，诏郡国伤旱甚者，民毋出租赋。
四年，诏被地震伤坏甚者，勿收租赋。
元康二年，诏郡国被灾甚者，毋出今年租赋。
神爵元年，上行幸甘泉、河东，行所过毋出田租。
甘露二年，凤凰集新蔡，毋出今年租。
元帝初元元年，令郡国被灾害甚者，毋出租赋。
二年，郡国被地动灾甚者，毋出租赋。
永光元年，幸甘泉，所过毋出租赋。
成帝建始元年，郡国被灾什四以上，毋收田租。
鸿嘉四年，郡国被灾害什四以上，民赀不满三万，勿收租赋。
孝成帝时，张禹占郑、白之渠四百馀顷，他人兼并者类此，而人弥困。孝哀即位，师丹建言：“古之圣王莫不设井田，然後治乃可平。孝文皇帝承周、秦兵革之後，天下空虚，故务劝农桑，帅以节俭，民始充实，未有兼并之害，故不为民田及奴婢为限。今累世承平，豪富吏民赀数钜万，而贫弱逾困。盖君子为政，贵因循而重改作，所以可改者，将以救急也，亦未可详，宜略为限。”天子下其议，丞相孔光、大司空何武奏请：“诸侯王、列侯皆得名田国中。列侯在长安，公主名田县道，及关内侯、吏民名田皆无过三十顷。诸侯王奴婢二百人，列侯、公主百人，关内侯、吏民三十人，期尽三年，犯者没入官。”时田宅、奴婢贾为减贱，丁、傅用事，董贤隆贵，皆不便也。诏书且须後，遂寝不行。
哀帝即位，令水所伤县邑，及他国郡灾害什四以上，民赀不满十万，皆无出今年租赋。
平帝元始二年，天下民赀不满二万，及被灾之郡不满十万，勿收租税。
汉提封田一万万四千五百一十三万六千四百五顷（提封者，大举其封疆也），其一万万二百五十二万八千八百八十九顷，邑居、道路、山川、陵泽群不可垦，其三千二百二十九万九百四十七顷可垦不可垦，定垦田八百二十七万五百三十六顷，汉极盛矣（据元始二年户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，每户合得田六十七亩百四十六步有奇）。
王莽篡位，下令曰：“古者设井田，则国给人富，而颂声作。秦为无道，坏圣制，废井田，是以兼并起，贪鄙生，强者规田以千数，弱者曾无立锥之居。汉氏减轻田租，三十而税一，而豪民侵凌，分田劫假（分田，谓贫者无田而取富人田耕种，共分其所收。假，如贫人赁富人之田。劫者，富人劫夺其税，欺凌之也），厥名三十，实什税五也。富者骄而为邪，贫者穷而为奸，俱陷於辜，刑用不错。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，奴婢曰私属，皆不得买卖。其男口不过八，而田满一井者，分馀田与九族、乡党。”犯令，法至死，制度又不定，吏缘为奸，天下然，陷刑者众。後三岁，莽知民愁，下诏诸食王田及私属皆得卖买，勿拘以法。然刑罚深刻，他政讠孛乱，用度不足，数赋横敛，民愈贫困。
荀悦论曰：“古者什一而税，以为天下之中正也。今汉氏或百一而税，可谓鲜矣，然豪强人占田逾侈，输其赋大半。官家之惠，优於三代；豪强之暴，酷於亡秦。是上惠不通，威福分於豪强也。文帝不正其本，而务除租税，足以资豪强也。且夫井田之制不宜於人众之时，田广人寡，苟为可也。然欲废之於寡，立之於众，土地布列在豪强，卒而革之，并有怨心，则生纷乱，制度难行。由是观之，若高祖初定天下、光武中兴之後，人众稀少，立之易矣。既未悉备井田之法，宜以口数占田，为之立限，人得耕种，不得卖买，以赡贫弱，以防兼并，且为制度张本，不亦善乎！
老泉苏氏曰：“周之时用井田。井田废，田非耕者之所有，而有田者不耕也。耕者之田资於富民，富民之家地大业广，阡陌连接，募召浮客，分耕其中，鞭笞驱役，视以奴仆。安坐四顾，指麾於其，而役属之民夏为之耨，秋为之获，无有一人违其节度以嬉，而田之所入已得其半，耕者得其半。有田者一人，而耕者十人，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於富强，耕者日食其半以至於穷饿而无告。夫使耕者至於穷饿，而不耕不获者坐而食富强之利，犹且不可，而况富强之民输租於县官，而不免於怨叹嗟愤！何则？彼以其半而供县官之税，不若周之民以其全力而供上之税也。周之什一，以其全力而供什一之税也。使其半供什一之税，犹用十二之税然也。况今之税，又非特止於什一而已，则宜乎其怨叹嗟愤之不免也。噫！贫民耕而不免於饥，富民坐而饱且嬉又不免於怨，其弊皆起於废井田井田。复，则贫民有田以耕，食粟米不分於富民，可以无饥；富民不得多占田以锢贫民，其势不耕则无所得食，以地之全力供县官之税，又可以无怨。是以天下之士争言复井田。既又有言者曰：‘夺富民之田以与无田之民，则富民不服，此必生乱。如乘大乱之後，土旷而人稀，可以一举而就。高祖之灭秦，光武之承汉，可为而不为，以是为恨。’吾又以为不然。今虽使富民奉其田而归诸公，乞为井田，其势亦不可得。何则？井田之制，九夫为井，井有沟；四井为邑，四邑为邱，四邱为甸；甸方八里，旁加一里为一成；成有洫，其地百井而方十里；四甸为县，四县为都，四都方八十里，旁加十里为一同；同间有浍，其地万井而方百里。百里之，为浍者一，为洫者百，为沟者万，既为井田，又必兼备沟洫。沟洫之制，夫有遂，遂上有径；十夫有沟，沟上有畛；百夫有洫，洫上有涂；千夫有浍，浍上有道；万夫有川，川上有路。万夫之地，盖三十二里有半，而其为川、为路者一，为浍、为道者九，为洫、为涂者百，为沟、为畛者千，为遂、为径者万。此二者非塞溪壑、平涧谷、夷邱陵、破坟墓、坏庐舍、徙城郭、易疆陇不可为也。纵使尽能得平原旷野，而遂规画於其中，亦当驱天下之人，竭天下之粮，穷数百年专力於此，不治他事，而後可以望天下之地尽为井田，尽为沟洫，己而又为民作屋庐於其中，以安其居而後可。吁，亦已迂矣！井田成，而民之死其骨己朽矣。古者井田之兴，其必始於唐、虞之世乎（井田之法起於黄帝，事见《乡党门》）！非唐、虞之世，则周之世无以成井田。唐、虞启之，至於夏、商，稍稍葺治，至周而大备。周公承之，因遂申定其制度，疏整其疆界，非一日而遽能如此也，其所由来者渐矣。夫井田虽不可为，而其实便於今。今诚有能为近井田者而用之，则亦可以苏民矣乎！闻之董生曰：‘井田虽难卒行，宜少近古，限民名田，以赡不足。’名田之说盖出於此。而後世未有行者，非以不便民也，惧民不肯损其田以入吾法，而遂因此以为变也。孔光、何武曰：‘吏民名田，毋过三十顷，期尽三年，而犯者没入官。’夫三十顷之田，周民三十夫之田也。纵不能尽如周制，一人而兼三十夫之田，亦已过矣。而期之三年，是又迫蹙平民，使自坏其业，非人情，难用。吾欲少为之限而不夺其田，尝已过吾限者，但使後之人不敢多占田以过吾限耳。要之数世，富者之子孙或不能保其地以复於贫，而彼尝己过吾限者散而入於他人矣。或者子孙出而分之，己无几矣。如此，则富民所占者少，而馀地多，则贫民易取以为业，不为人所役属，各食其地之全利，利不分於人，而乐输官。夫端坐於朝廷，下令於天下，不惊民，不动众，不用井田之制，而获井田之利，虽周之井田，何以远过於此哉！”
水心叶氏进卷曰：“今之言爱民者，臣知其说矣。俗吏见近事，儒者好远谋。故小者欲抑夺兼并之家，以宽细民，而大者则欲复古井田之制，使其民皆得其利。夫抑兼并之术，吏之强敏，有必行之於州县者矣。而井田之制，百年之，士方且相与按图而画之，转以相授，而自嫌其迂，未敢有以告於上者，虽告亦莫之听也。夫二说者，其为论虽可通，而皆非有益於当世。为治之道，终不在此。且不得天下之田尽在官，则不可以为井，而臣以为虽得天下之田尽在官，文、武、周公复出而治天下，亦不必为井。何者？其为法琐细烦密，非今天下之所能为。昔者，自黄帝至於成周，天子所自治者皆是一国之地，是以尺寸步亩可历见於乡遂之中，而置官帅，役民夫，正疆界，治沟洫，终岁辛苦以井田为事；而诸侯亦各自治其国，百世不移。故井田之法可颁於天下。然江、汉以南，潍、淄以东，其不能为者不强使也。今天下为一国，虽有郡县吏，皆总於上，率二三岁一代，其大吏有不能一岁半岁而代去者，是将使谁为之乎？就使为之，非少假十数岁不能定也。此十数岁之内，天下将不暇耕乎？井田之制虽先废於商鞅，而後诸侯封建绝，然封建既绝，井田虽在亦不可独存矣，故井田、封建相待而行者也。夫畎、遂、沟、洫，环田而为之，田而疏之，要以为人力备尽，望之而可观，而得粟之多寡，则无异於後世。且大陂长堰因山为源，锺固流潦视时决之，法简而易周，力少而用博。使後世之治无愧於三代，则为田之利，使民自养於中，亦独何异於古！故後世之所以为不如三代者，罪在於不能使天下无贫民耳，不在於田之必为井、不为井也。夫已远者不追，已废者难因。今故堰遗陂在百年之外，潴防众流，即之渺然，イ漫千顷者，如其湮淤绝灭尚不可求，而况井田，远在数千载之上，今其阡陌连亘，墟聚迁改，盖欲求商鞅之所变且不可得矣。孔孟生衰周之时，井田虽不治，而其大略具在，勤勤以经界为意，叹息先王之良法废坏於暴君汗吏之手。後之儒者乃欲以耳目之所不闻不见之遗言，顾从而效之，亦咨嗟叹息以为不可废，岂不难乎！井田既然矣，今俗吏欲抑兼并，破富人以扶贫弱者，意则善矣，此可随时施之於其所治耳，非上之所恃以为治也。夫州县狱讼繁多，终日之力不能胜，大半为富人役耳。是以吏不胜忿，常欲起而诛之。县官不幸而失养民之权，转归於富人，其积非一世也。小民之无田者，假田於富人；得田而无以为耕，借赀於富人；岁时有急，求於富人；其甚者佣作奴婢，归於富人；游手末作，俳优技艺，传食於富人；而又上当官输，杂出无数；吏常有非时之责，无以应上命，常取具於富人。然则富人者，州县之本，上下之所赖也。富人为天子养小民，又供上用，虽厚取赢以自封殖，计其勤劳，亦略相当矣。其豪暴过甚，兼取无已者，吏当教戒之；不可教戒，随事而治之，使之自改则止矣。不宜豫置疾恶於其心，苟欲以立威取名也。夫人主既未能自养小民，而吏先以破坏富人为事，徒使其客主相怨，有不安之心，此非善为治者也。故臣以为儒者复井田之学可罢，而俗吏抑兼并富人之意可损。因时施智，观世立法。诚使制度定於上，十年之後无甚富甚贫之民，兼并不抑而自己，使天下速得生养之利，此天子与其群臣当汲汲为之。不然，古井田终不可行，今之制度又不复立，虚谈相眩，上下乖忤，俗吏以卑为实，儒者以高为名，天下何从而治哉！”
按：自秦废井田之後，後之君子每慨叹世主不能复三代之法，以利其民，而使豪强坐擅兼并之利，其说固正矣。至於斟酌古今，究竟利病，则莫如老泉、水心二公之论最为确实。愚又因水心之论而广之曰：“井田未易言也。周制：凡授田，不易之地家百亩，一易之地二百亩，再易之地三百亩，则田土之肥瘠所当周知也。上地家七人，中地家六人，下地家五人，则民口之众寡所当周知也。上农夫食九人，其次食八人，其次食七人，则其民务农之勤怠又所当周知也。农民每户授田百亩，其家众男为馀夫，年十六则别受二十五亩，士工商受田，五口乃当农夫一人，每口受二十亩，则其民之或长，或少，或为士，或为商，或为工又所当周知也。为人上者必能备知闾里之利病，详悉如此，然後授受之际可以无弊。盖古之帝王分土而治，外而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，内而孤卿、大夫，所治不过百里之地，皆世其土，子其人。於是取其田畴而伍之，经界正，井地均，禄平，贪夫豪民不能肆力以违法制，吏黠胥不能舞文以乱簿书。至春秋之世，诸侯用兵争强，以相侵夺，列国不过数十，土地浸广。然又皆为世卿、强大夫所裂，如鲁则季氏之费、孟氏之成，晋则栾氏之曲沃、赵氏之晋阳，亦皆世有其地。又如邾、莒、滕、薛之类，亦皆数百年之国，而土地不过五七十里，小国寡民，法制易立。窃意当时有国者授其民以百亩之田，壮而畀，老而归，不过如後世大富之家，以其祖父所世有之田授之佃客。程其勤惰以为予夺，较其丰凶以为收贷，其东阡西陌之利病，皆其少壮之所习闻，虽无俟乎考核，而奸弊自无所容矣。降及战国，大邦凡七，而么么之能自存者无几。诸侯之地愈广，人愈众。虽时君所尚者用兵争强，未尝以百姓为念，然井田之法未全废也。而其弊已不可胜言，故孟子有‘今也制民之产，仰不足以事父母，俯不足以畜妻子’之说，又有暴君吏慢其经界之说。可以见当时未尝不授田，而诸侯之地广人众，考核难施，故法制隳弛，而奸弊滋多也。至秦人尽废井田，任民所耕，不计多少，而随其所占之田以制赋。蔡泽言‘商君决裂井田，废壤阡陌，以静百姓之业，而一其志。’夫曰‘静’，曰‘一’，则可见周授田之制，至秦时必是扰乱无章，轻重不均矣（晦庵《语录》亦谓：“因蔡泽此语，可见周制至秦不能无弊”）。汉既承秦，而卒不能复三代井田之法，何也？盖守令之迁除，其岁月有限；而田土之还授，其奸弊无穷。虽慈祥如龚、黄、召、杜，精明如赵、张、三王，既不久於其政，则岂能悉知其土地民俗之所宜，如周人授田之法乎？则不过受成於吏手，安保其无弊？後世盖有争田之讼，历数十年而不决者矣。况官授人以田，而欲其均平乎！杜君卿曰：‘降秦以後，阡陌既敝，又为隐核。隐在乎权宜，权宜凭乎簿书，簿书既广，必藉众功，藉众功则政由群吏，由群吏则人无所信矣。夫行不信之法，委政於众多之胥，欲纪人事之众寡，明地利之多少，虽申、商督刑，挠、首总算，不可得而详矣。’其说可谓切中秦汉以後之病。然揆其本原，皆由乎地广人众，罢侯置守，不私其土、世其官之所致也。是以晋太康时，虽有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之制，而史不详言其还受之法。未几，五胡扰，则已无所究诘。直至魏孝文始行均田，然其立法之大概，亦不过因田之在民者而均之，不能尽如三代之制。一传而後，政己圮乱。齐、周、隋因之，得失无以大相远。唐太宗口分、世业之制，亦多踵後魏之法，且听其买卖而为之限。至永徽而後，则兼并如故矣。盖自秦至今，千四百馀年，其能行授田、均田之法者，自元魏孝文至唐初才二百年，而其制尽隳矣。何三代贡、助、彻之法千馀年而不变也？盖有封建足以维持井田故也。三代而上，天下非天子之所得私也；秦废封建，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。三代而上，田产非庶人所得私也；秦废井田，而始捐田产以与百姓矣。秦於其所当予者取之，所当取才予之，然沿袭既久，反古实难。欲复封建，是自割裂其土宇，以启纷争；欲复井田，是强夺民之田产以召怨ゥ，书生之论所以不可行也。”
●卷二 田赋考二
○历代田赋之制
王莽末，天下旱蝗，黄金一斤易粟一斛。至光武建武二年，野旅生，麻菽尤盛，野蚕成茧，被於山阜，人收其利。至五年，野渐少，田亩益广焉。
建武六年十二月，诏曰：“顷者师旅未解，用度不足，故行什一之税。今军士屯田，粮储差积，其令郡国收见田租，三十而税一如旧制。”
建武十五年，诏州郡检覆垦田。
帝以天下垦田多不以实自占，又户口年纪互相增减，乃下诏州郡检覆。於是刺史、太守多为诈巧，苟以度田为名，聚民田中，并度庐屋里落，民遮道啼呼，或优饶豪右，侵刻羸弱。时诸郡各遣使奏事，帝见陈留吏牍上有书，视之云：“颍川、弘农可问，河南、南阳不可问。”帝诘吏由趣，吏不肯伏，抵言於长寿街得之。帝怒。时东海公阳年十二侍侧，曰：“吏受郡敕，当欲以垦田相方耳。河南帝城多近臣，南阳帝乡多近亲，田宅逾制，不可为准。”帝令虎贲将诘问吏，吏乃首服。十六年，河南尹张及诸郡守十馀人坐度田不实，下狱死。
章帝建初三年，诏度田为三品。
秦彭为山阳太守，兴起稻田数千顷，每於农月亲度顷亩，分别肥瘠，差为三品，各立文簿，藏之乡县。於是奸吏，无所容诈。乃上言：宜令天下齐同其制。诏书以其所立条式颁令三府，并下州县。
诏以布帛为租。
时贵，县官给用不足。尚书张林上言：“所以贵，由钱贱故也。可尽封钱，一取布帛为租，以通天下之用。”从之。
和帝永兴元年，垦田七百三十二万一百七十顷八十亩百四十步。
安帝延光四年，垦田六百九十四万二千八百九十二顷三十三亩八十五步。
元初元年，诏除三辅三岁田租、更赋、口算。
顺帝建康元年，垦田六百八十九万六千二百七十一顷五十六亩一百九十四步（据建康元年户九百九十四万六千九百九十，每户合得田七十亩有奇）。
冲帝永嘉元年，垦田六百九十五万七千六百七十六顷二十亩百有八步。
质帝本初元年，垦田六百九十三万一百二十三顷三十八亩。
桓帝延熹八年，初令郡国有田者，亩税敛钱（亩十钱也）。
按：章帝时，以贵，乃封钱以布帛为租，则钱帛盖尝迭用矣。此所谓亩税敛钱，乃出於常赋三十取一之外，今所谓税钱始此。
灵帝中平二年，税天下田，亩十钱，又名修宫钱。
帝欲铸铜人，而国用不足，乃诏调民田亩，税十钱。陆康上疏曰：“哀公增赋而孔子非之，岂有取夺民物以营无用之铜人，捐舍圣戒，自蹈亡国之法哉！”
仲长统《昌言》曰：“今欲张太平之纪纲，立至化之基址，齐民财之丰寡，正风俗之奢俭，非井田实莫由也。今当限夫田以断兼并，去末作以一本业。通肥硗之率，计稼穑之入。令亩收三斛，斛取一斗，未为甚多。一岁之则有数年之储，虽兴非法之役，恣奢侈之欲，广爱幸之赐，犹未能尽也。不循古法，规为轻税，及至一方有警，一面被灾，未逮三年，校计蹇短，坐视战士之蔬食，立望饿殍之满道，如之何为君行此政也！二十税一，名之曰貊，况三十税一乎！夫薄吏禄以丰军用，缘於秦征诸侯，续以四夷，汉承其业，遂不改更，危国乱家，此之由也。今田无常主，民无常居，吏食日禀，班禄未定，可为法制：画一定科，租税什一，更赋如旧。今者，土广人稀，中地未垦；虽然，犹当限以大家，勿令过制。其地有草者，尽曰官田，力堪农事，乃听受之。若听其自取。後必为奸也。”
崔《政论》曰：“昔圣人分口耕耦，地各相副。今青、徐、衮、冀人稠土狭，不足相供；而三辅左右及凉、幽州内附近郡，皆土旷人稀，厥田宜稼，悉不垦发。今宜遵故事，徙贫人不能自业者於宽地，此亦开草辟土振人之术也。”
魏武初平袁氏，以定邺都，令收田租亩粟四升，户绢二疋而绵二斤，馀皆不得擅兴，藏强赋弱。
吴孙权黄武五年，陆逊以所在少，表令诸将增广农亩。权报曰：“甚善。今孤父子亲自受田，车中八牛以为四耦，虽未及古人，亦欲与众均等其劳也。”
晋武帝平吴之後，置户调之式。丁男之户岁输绢三疋，绵三斤，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；其诸边郡或三分之二，远者三分之一；夷人输ク（在公反）布户一疋，远者或一丈。男子一人占地七十亩，女子三十亩，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，丁女二十亩，次丁男半之，女则不课。男女年十六以上至六十为正丁，十五以下至十三、六十一以上至六十五为次丁，十二以下、六十六以上为老小，不事。远夷不课田者输义米，户三斛，远者五斗，极远者输算钱，人二十八文。又限王公田宅及品官占田（见《职田门》）
按：两汉之制，三十而税一者，田赋也；二十始傅，人出一算者，户口之赋也。今晋法如此，则似合二赋而为一。然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，丁男课田五十亩，则无无田之户矣，此户调所以可行欤？
元帝为晋王，课督农功，诏二千石长吏以人多少为殿最。其非宿卫要任，皆宜赴农，使军各自佃作，即以为廪。
太兴元年，诏曰：“徐、扬二州土宜三麦，可督令又地，投秋下种。至夏而熟，继新故之交，相以周济，所益甚大。”
後军将军应詹表曰：“一夫不耕，天下必有受其饥者。而军兴已来，征战运漕，朝廷、宗庙、百官用度，既已殷广、下及工商、流寓、童仆不亲农桑而游食者，以十万计。不思开立美利，而望国足人给，岂不难哉！者流人奔东吴，东吴今俭，皆已还反。江西良田旷废未久，火耕水耨，为功差易。宜简流人，兴复农官，功劳报赏皆如魏氏故事。一年中与百姓，二年分税，三年计赋税，以使之公私兼济，则仓盈庾溢，可计日而待也。”
成帝咸和五年，始度百姓田。取十分之一，率亩税米三升。是後频年水旱，田税不至。咸康初，算田税米，空悬五十馀万斛，尚书诸曹以下免官。
哀帝即位，乃减田租，亩收二升。
孝武帝太元二年，除度定田收租之制，王公以下口税三斛，唯蠲在身之役。八年，又增税米，口五石。
按：晋制，子男一人授田七十亩，以亩收三升计之，当口税二斛一斗；以亩收二升计之，当口税一斛四斗。今除度定田收租之制，而口税二斛增至五石，则赋颇重矣，岂所谓公王以下云者，又非泛泛授田之百姓欤？当考。
前燕慕容以牧牛给贫家，田於苑中，公收其八，二分入私。有牛而无地者，亦田苑中，公收其七，三分入私。记室封裕谏曰：“魏晋虽道消之世，犹削百姓不至於七八，持官牛田者官得六分，百姓得四分，私牛而官田者与官中分。臣犹曰非明王之道，而况增乎！”
蜀李雄赋丁岁三斛，女丁半之，调绢不过数丈，绵数两，事少役稀，百姓富实。
宋文帝元嘉中，始兴太守徐豁上言：“武吏年满十六，课米六十斛”（事见《丁口门》）。
宋孝武帝大明初，山阴县人多田少，孔灵符表请徙无赀之家於馀姚、贸阝（莫侯反）、鄞三县，垦起湖田。帝令公卿博议，咸曰：“夫训农修政，有国所同。土著之人，习玩日久，如京师无田，不闻徙居他县。山阴豪族富室，顷亩不少，贫者肆力，非为无处。又缘湖居人，鱼鸭为业，小人习始既难，劝之未易。远废田畴，方剪荆棘，率课穷乏，其事弥难。”帝违众议徙人，并成良业。
齐高帝初，竟陵王子良上表言：“宋武帝时，遣台使督郡县，或尺布之逋，曲以当疋；百钱馀税，且增为千。故下实作尚方，寄系东冶，百姓骇迫，不堪其命。恣意赃贿，无人敢言，贫薄礼轻，即生谤ゥ。愚谓凡诸检课，宜停遣使，明下符旨，审定期限，如有违越，随事纠坐。则政有恒典，人无怨咨。”
子良又启曰：“今所在价虽和，室家饥兼（苦簟反）；缣纩虽贱，骈门裸质。而守宰务在裒刻，围桑品屋，以准赀课，致令斩树发瓦，以充重赋，破人贩产，要利一时。东郡使人，年无常限，郡县相承，准令上直。每至州台使命，切求县急，乃有畏失严期，自残躯命；亦有斩绝手足，以避徭役。守令不务先富人，而唯言益国，岂有人贫於下，而国富於上邪？又泉铸岁远，类多剪凿，江东大钱，十不一在。公家所受，必须轮郭完全，遂买本一千，加子七百，尤求请无地。且钱、布相半，为制永久，或闻长宰须令输钱，进违旧科，退容奸利，欲人康泰，其可得乎！”又启曰：“诸赋税所应纳钱，不限小大，但令所在兼折布帛，若杂物是军国所须者，听随价准直，不必尽令送钱。於公不亏其用，在私实荷其渥。昔晋氏初迁，江左草创，绢布所直，十倍於今，赋调多少，因时增减。永初中，官布一疋，直钱一千，而人所输，听为九百。渐及元嘉，物价转贱，私货则疋直六百，官受则疋准五百。所以每欲优人，必为降落。今入官好布，疋下百馀，其四人所送，尤依旧制。昔为刻上，今为刻下，庶空俭，岂不由之！救人拯弊，莫过减赋。略其目前小利，取其长久大益；无患人赀不殷，国用不阜也。”
自东晋寓居江左，百姓南奔者，并谓之“侨人”，往往散居，无有土著。而江南之俗，火耕水耨，土地卑湿，无有蓄积之赀。诸蛮陬俚洞г沐王化者，各随轻重收财物，以裨国用。又岭外酋帅，因生口、翡翠、明珠、犀象之饶，雄於乡曲者，朝廷多因而署之，收其利。历宋、齐、梁、陈，皆因而不改。其军国所须杂物，随土所出，临时折课，市取，乃无恒法定令。列州郡县，制其任土所出，以为徵赋。其无贯之人，不乐州县编者，为浮浪人，乐输亦无定数，任量，唯所输，终优於正课焉。都下人多为诸王公贵人左右、佃客、典计、衣食客之类，皆无课役（见《品官占户门》）。
後魏明元帝永兴中，频有水旱。神瑞二年，又不熟。於是分简尤贫者就食山东，敕有司劝课田农。自是人皆力勤，岁数丰穰，畜牧滋息。
景穆帝初为太子监国，曾令有司课畿内之人，使无牛家以人牛力相贸，垦植锄耨。其有牛家与无牛家一人种田二十亩，偿以新锄功七亩，如是为差。至与老少无牛家种田七亩，老少者偿以锄功二亩。皆以五口下贫家为率。各列家别口数所种顷亩，明立簿目。所种於地首标题姓名，以辨播殖之功。
魏令：每调，一夫一妇帛一疋，粟一石。人年十三以上未娶者四，人出一夫一妇之调；奴任耕、婢任绩者，八口当未娶者四；耕牛十头当奴婢八。其麻布之乡，一夫一妇布一疋，下至半以此为降。大率十疋中，五疋为公调，二疋为调外费，三疋为内外百官俸。
孝文延兴三年，诏州郡人十丁取一以充行，户收租五十石以备年粮。太和八年，始准古班百官之禄，以品第各有差。先是，天下户以九品混通，户调帛二疋、絮二斤、丝一斤、粟二十石，又人帛一疋二丈，委之州库，以供调外之费。至是户增帛三疋、粟二石九斗，以为官司之禄，复增调外帛满二疋，所调各随其土所出。其司、冀、雍、华、定、相、蔡、洛、荆河、怀、兖、陕、徐、青、齐、济、南河、东徐等州贡绵绢及丝，其馀郡县少桑蚕处，以麻布充。
孝明帝时，张普上疏曰：“伏闻尚书奏复丝麻之调，遵先皇之令轨，复高祖之旧典。仰惟高祖废大斗，去长尺，改重秤，所以爱百姓，从薄赋。知军国虽绵麻之用，故立幅度之规，亿兆荷轻赋之饶，不但於绵麻而已。故歌舞以供其赋，奔走以役其勤，天子信於上，亿兆乐於下。自兹以降，渐渐长阔，百姓怨嗟，闻於朝野。宰辅不寻其本，知天下之怨绵麻，不察其幅广度长，秤重斗大，革其所弊，存其可存，而特放绵麻之调，以悦天下之心，此所谓悦之不以道，愚臣所以未悦者也。尚书既知国少绵麻，不惟法度之翻易，人言之可畏，便欲去天下之大信，弃己行之成诏，遵前之非，遂後之失，奏求还复绵麻，以充国用；不思库中大有绵麻，而郡官共窃利之。臣以为於理未尽。何者？今官人请调度，造衣物，必量度，绢布疋有丈尺之盈，尤不计其广；丝绵斤两兼百铢之剩，未闻依律罪州郡者。若一疋之滥，一斤之恶，则鞭户主，连及三长，此所谓教人以贪也。今百官请俸，祗乐其长阔，并欲厚重，无复准极。得长阔厚重者，便云其州能调，绢布精阔且长，横发美称，以乱视听，此百司所以仰负圣明者也。今若必复绵麻，谓宜先令四海知其所由，明立严禁，复本幅度，新绵麻之典，依太和之税。其在库绢布并及丝绵不依典制者，请遣一尚书与太府卿、左右藏令，依今官度、官秤，计其斤两广长，折给请俸之人。总常俸之数，年俸所出，以市绵麻，亦应周其一岁之用。使天下知二圣之心，爱人惜法如此，则高祖之执中，兴於神龟，明明慈信，昭布於无穷，孰不幸甚！”正光後，国用不足，乃先折天下六年租调而徵之，百姓怨苦。
孝文太和元年，诏曰：“去年牛疫死大半，今东作既兴，人须肄业，有牛者加勤於常岁，无牛者倍佣於馀年。一夫治田四十亩，中男二十亩，无令人有馀力，地有遗利。”
时李安世上疏曰：“臣闻量人画野，经国大式；邑地相参，致治之本。井税之兴，其来日久；田莱之数，制之以限。盖欲使土不旷功，人罔游力，雄擅之家，不独膏腴之美；单陋之夫，亦有顷亩之分。窃见州县之人，或因年俭流移，弃卖田地，漂居异乡，事涉数代。三长既立，始返旧墟，庐井荒凉，桑榆改植。事己历远，易生假冒。强宗豪族，肆其侵凌，远认魏晋之家，近引亲旧之验。年载稍久，乡老所惑，群证虽多，莫可取据，各附亲知，互有长短，两证徒具，听者犹疑，争讼迁延，连纪不判。良畴委而不开，柔桑枯而不采，欲令家丰岁储，人给资用，其可得乎！愚谓今虽桑井难复，宜各均量，审其经术，令分艺有准，力业相称，细人获资生之利，豪右靡馀地之盈，无私之泽乃播均於兆庶，如阜如山可有积於比户矣。又所争之田，宜限年断，事久难明，悉属今主。然後虚诈之人，绝於觊觎；守分之士，免於凌夺。”帝深纳之，均田之制始於此矣。九年，下诏均给天下人田，诸男夫十五以上，受露田四十亩（不栽树者，谓之露田）妇人二十亩，奴婢依良；丁牛一头受田三十亩，限止四牛。所授之田率倍之，三易之田再倍之，以供耕休及还受之盈缩。人年及课则受田，老免及身没则还田，奴婢、牛随有无以还受。诸桑田不在还受之限，但通人倍田分，於分虽盈，不得以充露田之数，不足者以露田充倍。诸初受田者，男夫一人给田二十亩，课莳馀，种桑五十树，枣五株，榆三根；非桑之土，夫给一亩，依法课莳榆、枣，奴各依良。限三年理毕，不毕，夺其不毕之地。于桑、榆地分杂莳、余果及多种桑、榆不禁。诸应还之田，不得种桑榆枣果，种者以违令论，地入还分。诸桑田皆为代业，身终不还，恒从见口，有盈者无受无还，不足者受种如法。盈者得卖其盈，不足者得买所不足。不得卖其分，亦不得买过所足。诸麻布之土，男夫及课，别给麻田十亩，妇人五亩，奴婢依良，皆从还受之法。诸有举户老小残疾无受田者，年十一己上及疾者各受以半夫田，年逾七十者不还所受，寡妇守制者虽免课亦授妇田。诸还受人田，恒以正月。若始受田而身亡及卖买奴婢、牛者，皆至明年正月乃得还受。诸土广人稀之处，随力所及，官借人种莳，後有来居者，依法封授。诸地狭之处，有进丁受田而不乐迁者，则以其家桑田为正田分，又不足不给倍田，又不足家内人别减分。无桑之乡准此为法。乐迁者听逐空荒，不限异州他郡，唯不听避劳就逸。其地足之处，不得无故而移。诸人有新居者，三口给地一亩以为居室，奴婢五口给一亩。男女十五以上，因其地分，口课种菜五分亩之一。诸一人之分，正从正，倍从倍，不得隔越他畔。进丁受田者恒从所近。若同时俱受，先贫後富。再倍之田，放此为法。诸远流配谪无子孙及户绝者，墟宅、桑榆尽为公田，以供授受。授受之次，给其所亲；未给之，亦借其所亲。诸宰人之官，各随所给公田，刺史十五顷，太守十顷，治中、别驾各八顷，县令、郡丞六顷。更代相付，卖者坐如律。
按：夹氵祭郑氏言：“井田废七百年，至後魏孝文始纳李安世之言，行均田之法。然晋武帝时，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，女子三十亩，丁男课田五十亩，丁女二十亩，次丁男半之，女则不课，则亦非始於後魏也。但史不书其还受之法，无由考其详耳。或谓井田之废己久，骤行均田，夺有馀以子不足，必致烦扰，以兴怨ゥ，不知後魏何以能行。然观其立法，所受者露田，诸桑田不在还受之限。意桑田必是人户世业，是以栽植桑榆其上，而露田不栽树，则似所种者皆荒闲无主之田。必诸远流配谪无子孙及户绝者，墟宅、桑榆尽为公田，以供授受，则固非尽夺富者之田以予贫人也。又令有盈者无受不还，不足者受种如法；盈者得卖其盈，不足者得买所不足；不得卖其分，亦不得买过所足。是令其从便买卖，以合均给之数，则又非强夺之以为公田，而授无田之人，与王莽所行异矣，此所以稍久而无弊欤！”
孝明孝昌二年冬，税京师田租亩五升，借赁公田者亩一斗。
献文帝即位，因人贫富为租输三等九品之制，千里内纳粟，千里外纳米；上三品户入京师，中三品入他州要仓，下三品入本州。
静帝天平初，诸州调绢不依旧式。兴和三年，各班海内悉以四十尺为度，天下利焉。元象、兴和之中，频岁大穰，斛至九钱，法网宽弛，百姓多离旧居，阙於徭赋矣。
齐神武秉政，乃命孙腾、高崇之分责无籍之户，得六十馀万，於是侨居者各勒还本。是後租调之入有加焉。及侯景背叛，河南之地困於兵革。寻而景乱梁，乃命行台辛术略有淮南之地，其新附州县，羁縻轻税而已。
北齐给授田令，仍依魏朝。每年十月普令转授，成丁而授，老而退，不听卖易。
文宣天保八年，议徙冀、定、瀛无田之人，谓之乐迁，於幽州宽乡以处之。始立九等之户，富者税其钱，贫者役其力。
文宣以修创台殿，所役甚广，并兼户口，益多隐漏。旧制，未娶者输半床租调（有妻者输一床，无者输半床）。阳翟一郡，户至数万，籍多无妻，有司劾之。帝以为生事，不许。由是奸欺尤甚，户口租调十亡六七。
河清三年，诏每岁春月，各依乡土早晚，课人农桑。自春及秋，男子十五以上，皆布田亩。蚕桑之月，妇女十五以上，皆营蚕桑。孟冬，刺史听审教之优劣，定殿最之科品。人有人力无牛，或有牛无人力者，须令相便，皆得纳种，使地无遗利，人无游手。又令男子率以十八受田，输租调，二十充兵，六十免力役，六十六退田，免租调。京城四面，诸方之外三十里内为公田，受公田者，三县代迁户执事官一品以下，逮於羽林、虎贲，各有差。其外畿郡，华人官第一品以下，羽林、虎贲以上，各有差。执事及百姓请垦田者，名为永业。奴婢受田者，亲王止三百人，嗣王二百人，第二品嗣王以下及庶姓王百五十人，正三品以上及皇宗百人，七品以上八十人，八品以上至庶人六十人。奴婢限外不给田者皆不输。其方百里外及州人，一夫受露田八十亩，妇人四十亩，奴婢依良人，限数与者在京百官同。丁牛一头受田六十亩，限止四牛。每丁给永业二十亩为桑田，其田中种桑五十根，榆三根，枣五根，不在还受之限。非此田者，悉入还受之分。土不宜桑者，给麻田，如桑田法。
时定令：率人一床调绢一疋，绵八两，凡十斤绵中，折一斤作丝，垦租二石，义租五斗。奴婢各准良人之半。牛调二丈，垦租一斗，义米五升。垦租送台，义租纳郡，以备水旱。垦租皆依贫富为三枭。其赋税常调，则少者直出上户，中者及中户，多者及下户。上枭输远处，中枭输次远，下枭输当州仓。三年一校。租入台者，五百里内输粟，五百里外输米。入州镇者，输粟。人欲输钱者，准上绢收钱。武平之後，权幸赐予无限，乃料境内六等富人，调令出钱。
後周文帝霸政之初，创置六官，司均掌田里之政令，凡人口十以上宅五亩，口七以上宅四亩，口五以上宅三亩。有室者田百四十亩，丁者田百亩。
周制：司赋掌赋均之政令，凡人自十八至六十四与轻疾者皆赋之。有室者岁不过绢一疋，绵八两，粟五斛；丁者半之。其非桑土，有室者布一疋，麻十斤；丁者又半之。丰年则全赋，中年半之，下年一之，皆以时徵焉。若艰凶札，则不徵其赋。
隋文帝令自诸王以下至都督皆给永业田，各有差。其丁男、中男永业露田，皆遵後齐之制，并课树以桑榆及枣。其田宅，率三口给一亩。京官又给职分田（详见《职田门》）。
开皇九年，任垦田千九百四十万四千二百六十七顷（开皇中，户总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十六，按定垦之数，每户合垦田二顷馀也）。开皇十二年，文帝以天下户口岁增，京、辅及三河地少而人众，衣食不给，议者咸欲徙就宽乡。帝乃发使四出，均天下之田。其狭乡每丁才至二十亩，老少又少焉。至大业中，天下垦田五千五百八十五万四千四十顷（按其时有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十六，则每户合得垦田五顷馀，恐本史之非实）。
水心叶氏曰：“齐自河清始有受田之制，其君骄粗甚矣，然尚如此；周亦有司均掌田里之政，以其时田皆在官故也。今田不在官久矣，往事无复论，然遂以为皆不当在官，必以其民自买者为正，虽官偶有者亦效民卖之，此又偏也。”
淳熙，有卖官田之令，故水心云然。
隋文帝依周制，役丁为十二番，匠则六番。丁男一床租粟三石，桑土调以绢纟，麻土调以布。绢纟以疋，加绵三两；布以端，加麻三斤。单丁及仆隶各半之。有品爵及孝子、顺孙、义夫、节妇，并免课役。开皇三年，减十二番每岁为三十日役，减调绢一疋为二丈。
初，苏威父绰在西魏世，以国用不足，为征税之法，颇称为重，既而叹曰：“今所为正如张弓，非平世也。後之君子，谁能弛乎？”威闻其言，每以为已任。至是，威为纳言，奏减赋役，务从轻典。帝悉从之。
开皇九年，帝以江表初平，给复十年，自馀诸州，并免当年租赋。
十年五月，以宇内无事，益宽徭赋。百姓年五十者，输庸停役（《通鉴》作免役收庸）。
十二年，诏河北、河东今年田租三分减一，兵减半，功调全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