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献通考 - 第 3 页/共 334 页
炀帝即位，户口益多，府库盈溢，乃除妇人及奴婢、部曲之课。其後将事辽碣，增置军府，扫地为兵，租赋之入益减，征伐巡幸，无时休息，天下怨叛，以至於亡。
唐武德二年制，每丁租二石，绢二疋，绵三两，自兹之外不得横有调敛。
武德六年，令天下户量其赀产，定为三等。至九年，诏天下户三等未尽升降，宜为九等。（馀见《乡役门》）
七年，始定均田赋税。凡天下丁男十八以上者给田一顷，笃疾、废疾给田十亩，寡妻、妾三十亩，若为户者加二十亩，皆以二十亩为永业，其馀为口分。永业之田，树以榆、桑、枣及所宜之木。田多可以足其人者为宽乡，少者为狭乡，狭乡授田减宽乡之半，其地有薄厚，岁一易者倍授之，宽乡三易者不倍授。工商者，宽乡减半，狭乡不给。凡庶人徙乡及贫无以葬者，得卖世业田。自狭乡而徙宽乡者，得并卖口分田，已卖者不复授。死者收之，以授无田者。凡收授皆以岁十月，授田先贫及有课役者。凡田，乡有馀以给比乡，县有馀以给比县，州有馀以给比州。凡授田者，丁岁输粟二石谓之租。丁随乡所出，岁输绢绫纟各二丈，布加五之一；输绫绢纟者，兼调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，谓之调。用人之力，岁二十日，闰加二日，不役者日为绢三尺，谓之庸。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调，三十日租、调皆免，通正役并不过五十日（免课役及课户见《复除门》）。若岭南诸州则税米，上户一石二斗，次户八斗，下户六斗。夷獠之户皆从半输。蕃人内附者，上户丁税钱十文，次户五文，下户免之。附经二年者，上户丁输羊二口，次户一口，下户三户共一口。凡水旱虫蝗为灾十分损四分以上免租，损六以上免租调，损七以上课役俱免。
右此租、庸、调徵科之数，依杜佑《通典》及王溥《唐会要》所载。《陆宣公奏议》及《资治通鉴》所言，皆同《新唐书 食货志》，以为每丁输粟二斛，稻三斛，调则岁输绢二疋，绫纟各二丈，布加五之一，绵三两，麻三斤，非蚕乡则输银十四两。疑太重，今不取。
诸买地者不得过本制，虽居狭乡亦听依宽制。其卖者不得更请。凡卖买皆须经官，年终彼此除附。若无文牒辄卖买，财没不追，地还本主。诸工商，永业、口分田各减半给之，在狭乡者并不给。因王事落外蕃不还，有亲属同居，其身分之地六年乃追，还日仍给。身死王事者，子孙虽未成丁，勿追身分田。战伤废疾不追减，终身。诸田不得贴赁及质，若从远役外任无人守业者，听贴赁及质。官人守业田、赐田欲卖及贴赁者，不在禁限。诸给口分田，务从便近，不得隔越。若州县改易，及他境犬牙相接者，听依旧受。其城居之人，本县无田，听隔县受。
《通典》曰：“虽有此制，开元、天宝以来，法令弛坏，并兼之弊有逾汉成哀之。”
致堂胡氏曰：“古者制民之产，是度其丁户之众寡而授之田也。无世而无在官之田，不特唐初也，系上之人肯给与不肯给耳。苟有制民常产抑富恤贫之意，则必括民之无田者而给之田，其富而逾制者，必有限之之法，收之之渐也。若无此意，则以民之犯法而没田为公家之利，与百姓为市而贸之，甚则以为价不售而复夺之，又甚则强其亲属邻里高价而买之，而民之贫、之富、之利、之病皆不概於心，惟鬻田得直、重敛得税斯已矣。自後魏、齐、周以来，莫如唐之租庸调法最善，然不能百年，为苟简者所变，可胜惜哉！食禄之家毋得与民争利，此以廉耻待士大夫之美政也。古之时，用人称其官，则久而不徙，或终其身及其子孙，禄有常赐，故仕则不稼，有马乘则不察鸡豚，家伐冰则不畜牛羊，当是时而与民争利，斯可责矣。後世用人不慎，升黜无常，朝飨大仓，暮而家食。苟非固穷之君子甘於菽水，彼仰有事，俯有育，若不经营生理，又何以能存？卢怀慎为丞相，其死也，惟有一奴，自鬻以办丧事，况其馀哉！以理论之，凡士而既仕者，即当视其品而给之田；进而任使，则有禄以酬其品；置而不用，则有田以资其生。惟大谴大呵，不在原宥之例，然後收其田里。如此，则不得与民争利之法可行，而廉耻之风益劝矣。”
水心叶氏曰：“自古天下之田无不在官，民未尝得私有之。但强者力多，能兼并众人之利以为富，弱者无力，不能自耕其所有之田，以至转徙流荡。故先王之政，设田官以授天下之田，贫富强弱无以相过，使各有其田得以自耕，故天下无甚贫甚富之民。至成周时，其法极备，虽《周礼 地官》所载，其不能无牵合抵捂处，要其大略亦可见。周公治周，授田之制，先治天下之田以为井，井为疆界，岁岁用人力修治之，沟洫畎浍皆有定数。疆界既定，人无缘得占田。其田有弱者，游手者不耕，无强民贪并之害。後来井田不修，堤防浸失，毁坏绝灭。至商鞅用秦，已不复有井田之旧，於是开阡陌（《汉志》曰：“东西曰阡、南北曰陌”）。阡陌既开，天下之田简直易见，看耕得多少，惟恐人无力以耕之。故秦汉之际有豪强兼并之患，富者田连阡陌，而贫者无立锥之地。虽然如此，犹不明说在民，但官不得治，故民得自侵占，而贫者插手不得，不得不去而为游手，转而为末业。终汉之世，以文景之恭俭爱民，武帝之修立法度，宣帝之励精为治，不知其本不如此，但能下劝农之诏，轻减田租，以来天下之民。如董仲舒、师丹虽建议欲限天下之田，其制度又与三代不合。当时但问垦田几亩，全不知是谁田，又不知天下之民皆可以得田而耕之。光武中兴，亦只是问天下度田多少，当时以度田不实，长吏坐死者无数。至於汉亡，三国并立，民既死於兵革之馀，未至繁息，天下皆为旷土，未及富盛，而天下大乱。虽当时天下之田既不在官，然亦终不在民。以为在官，则官无人收管；以为在民，则又无簿籍契券，但随其力之所能至而耕之。元魏稍立田制，至於北齐、後周皆相承授民田，其初亦未尝无法度，但末年推行不到头，其法度亦是空立。唐兴，只因元魏、北齐制度而损益之，其度田之法，阔一步、长二百四十步为亩，百亩为顷，一夫受田一顷。周制乃是百步为亩，唐是二倍有馀，此一项制度与成周不合。八十亩为口分，二十亩为世业。是一家之田，口分须据下来人数占田多少。周制八家皆私百亩，唐制若子弟多，则占田愈多，此又一项与成周不合。所谓田多可以足其人者为宽乡，少者为狭乡，狭乡之田减宽乡之半，其他有厚薄，岁一易者倍授之，宽乡三易者不倍授，工商者宽乡减半，狭乡不给，亦与周制不同。先王建国，只是有分土（孟子曰：“公、侯皆方百里，伯七十里，子、男五十里。”），无分民，但付人以百里之地，任其自治。盖治之有伦，则地虽不足，民有馀（孟子所谓“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於王之野”者是也），苟不能治，或德不足以怀柔，民不心悦而至，则地虽多，而民反少（孟子载梁惠王所谓“寡人之民不加多”者是也）。唐既止用守令为治，则分田之时不当先论宽乡狭乡，当以土论，不当以人论。今宽乡自得多，狭乡自得少，自狭乡徙宽乡者又得并卖口分、永业而去。成周之制，虽是授田与民，其水旱之不时，凶荒之不常，上又振贷救恤，使之可以相补助，而不至匮乏。若唐但知授田而已，而无补助之法，纵立义仓振给之名，而既令自卖其田，便自无恤民之实矣。周之制最不容民迁徙，惟有罪则徙之（《记 王制》：“命国之右乡，简不帅教者移之左；命国之左乡，简不帅教者移之右；不变，移之郊；不变，移之遂；不变，屏之远方，终身不齿”）。唐容他自迁徙，并得自卖所分之田。方授田之初，其制己自不可久，又许之自卖，民始有契约文书，而得以私自卖易。故唐之比前世，其法虽为粗立，然先王之法亦自此大坏矣。後世但知贞观之法，执之以为据，故公田始变为私田，而田终不可改。盖缘他立卖田之法，所以必至此。田制既坏，至於今，官私遂各自立境界，民有没入官者，则封固之，时或召卖，不容民自籍。所谓私田，官执其契券，以各征其直。要知田制所以坏，乃是唐世使民得自卖其田始。前世虽不立法，其田不在官，亦不在民。唐世虽有公田之名，而有私田之实。其後兵革既起，征敛烦重，遂杂取於民。远近异法，内外异制。民得自有其田而公卖之，天下纷纷，遂相兼并，故不得不变而为两税，要知其弊实出於此。”
水心言唐方使民得立券自卖其田，而田遂为私田，此说恐亦未深考。如萧何买民田自污；贡禹有田一百五十亩，被召之日，卖其百亩以供车马。则自汉以来，民得以自买卖田土矣。盖自秦开阡陌之後，田即为庶人所擅，然亦惟富者贵者可得之。富者有赀可以买田，贵者有力可以占田，而耕田之夫率属役於富贵者也。王翦为大将，请美田宅甚众，又请善田者五人。可以见其时田虽在民，官未尝有授田之法，而权贵之人亦可以势取之，所谓善田则属役者也。苏秦曰：“使我洛阳有田二顷，安能复佩六国相印？”盖秦既不能躬耕，又无赀可以买田，又无权势可以得田，宜其贫困无赖也。
●卷三 田赋考三
○历代田赋之制
元宗开元八年，颁庸调法於天下。
是时天下户未尝升降，监察御史宇文融献策，括籍外羡田、逃户，自占者给复五年，每丁税钱千五百。以摄御史分行括实。阳翟尉皇甫憬上书，言其不可。帝方任融，乃贬憬为盈川尉。诸道所括得客户八十馀万，田亦称是。州县希旨，张虚数，以正田为羡，编户为客，岁终籍钱数百万缗。
沙随程氏曰：“按唐令文，授田每年十月一日，里正预造簿，县令总集应退应授之人，对共给授。谓如里正管百丁，田万亩。立法之意，欲百家仰事俯育，不致困乏耳。因制租、调以禄君子，而养民之意为多。律文脱户者有禁，漏口者有禁，浮浪者有禁，占田违限者有禁，官司应授田而不授、应课农桑而不课者有禁，但使後世谨守高祖、太宗之法，其为治岂易量哉！中法度废弛，凡史臣所记时弊，皆州县不举行法度耳。时天下有户八百万，而浮客乃至八十万，此融之论所以立也。使融检括剩田以授客户，责成守令不收限外之赋，虽古之贤臣何以加诸？虽有不善，其振业小民，审修旧法，所得多矣。故杜佑作《理道要诀》，称融之功。当是时，姚崇、宋、张九龄辈皆在，岂雷同默默者邪！故唐人後亦思之。然陆贽称租调法曰：‘不校阅而众寡可知，是故一丁之授田，决不可令输两丁之赋。非若两税，乡司能开阖走弄於其也。’史臣曰：‘州县希融旨，空张其数，务多其获。’盖与陆贽之说背驰，岂史臣未稽其实邪？”
开元十六年，诏每三岁以九等定籍。
先是，扬州租、调以钱，岭南以米，安南以丝，益州以罗、纟、由、绫、绢供春采。因诏江南以布代租，凡庸、调、租、资课皆任土所宜。以江淮转输有河洛之艰，而关中蚕桑少，菽麦常贱，乃命庸、调、资课皆以米，凶年乐输布绢者从之。河南、北不通运州，租皆以绢，代关中调、课，诏度支减转运。
天宝五载，诏贫不能自济者，每乡免三十丁租、庸。
天宝中，应受田一千四百三十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顷十三亩。
按：十四年有户八百九十万馀，计定垦之数，每户合得一顷六十馀亩。至建中初，分遣黜陟使按比垦田田数，都得百十馀万亩。
代宗宝应元年，租庸使元载以江淮虽经兵荒，其民比诸道犹有赀产，乃按籍举八年租调之违负及逋逃者，计其大数而徵之，择豪吏为县令而督之。不问负之有无，赀之高下，察民有粟帛者发徒围之，籍其所有而中分之，甚者十取八九，谓之“白著”。有不服者，严刑以威之。民有蓄十斛者，则重足以待命，或相聚山林为群盗，县不能制（盗袁晁起浙东，攻陷诸郡，众近二十万，经二年，李光弼讨平之。）
广德元年，诏一户三丁者免一丁，庸、税、地税依旧。凡亩税二升，男子二十五为成丁，五十五为老，以优民。
大历元年，诏天下苗一亩税钱十五，市轻货给百官手力课。以国用急，不及秋，苗方青则徵之，号“青苗钱”又有“地头钱”，亩二十，通名青苗钱。又诏上都秋税分二等，上等亩税一斗，下等六升，荒田亩税二升。五年，始定法：夏，上田亩税六升，下田亩四升；秋，上田亩税五升，下田亩三升，荒田如故，青苗钱亩加一倍，而地头钱不在焉。
大历四年，敕：“天下及王公以下，今後宜准度支长行旨条，每年税钱：上上户四千文，上中户三千五百，上下户三千，中上户二千五百，中中户二千，中下户千五百，下上户一千，下中户七百，下下户五百文。其见任官，一品准上上户税，九品准下下户税，馀品并准此依户等税。若一户数处任官，亦每处依品纳税。其内外官，仍据正员及占额内阙者税，其试及同正员文武官，不在税限。百姓有邸店、行铺及炉冶，应准式合加本户二等税者，依此税数勘责徵纳。其寄庄户，准旧例从八等户税，寄住户从九等户税，比类百姓，事恐不均，宜递加一等税。其诸色浮客及权时寄住户等，无问有官无官，亦在所为两等收税，稍殷有者准八等户税，馀准九等户税。如数处有庄田，亦每处税。诸道将士庄田，既缘防御勤劳，不可同百姓例，并一切从九等输税。”
按：以钱输税而不以帛，以资力定税而不问身丁，人皆以为行两税以後之弊，今观此，则由来久矣。
德宗时，杨炎为相，遂作两税法。夏输无过六月，秋输无过十一月，置两税使以总之。凡百役之费，先度其数，而赋於人，量出制入。户无主、客，以见居为簿；人无丁、中，以贫富为差。不居处而行商者，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，度所取与居者均，使无侥利，其租庸杂徭悉省，而丁额不废。其田亩之税，以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为定，而均收之。遣黜陟使按诸道丁产等级，免鳏寡独不济者，敢加敛以枉法论。旧户三百八十万五千，使者按得主户三百八十万，客户三十万。天下之民，不土断而地著，不更版籍而得其虚实。岁敛钱二千五十馀万缗、米四百万斛以供外，钱九百五十馀万缗、米千六百馀万斛以供京师。天下便之。
租庸调法以人丁为本，开元後久不为版籍，法度废弊。丁口转死，田亩换易，贫富升降，悉非向时，而户部岁以空文上之。又戍边者蠲其租庸，六岁免归。元宗事夷狄，戍者多死，边将讳不以闻，故贯籍不除。天宝中，王钅共为户口使，务聚敛，以其籍存而丁不在，是隐课不出，乃按旧籍，除当免者，积三十年责其租庸，人苦无告，法遂大弊。至德後，天下兵起，人口凋耗，版图空虚，赋敛之司莫相统摄，纪纲大坏，王赋所入无几。科敛凡数百名，废者不削，重者不去，吏因其苛，蚕食於人。富人多丁者以宦、学、释、老得免，贫人无所入则丁存，故课免於上，而赋增於下。是以天下残瘁，荡为浮人，乡居土著者，百不四五。炎疾其弊，乃请为两税法，以一其制。议者以为租、庸、调，高祖、太宗之法，不可轻改，而帝方任炎，乃行之。自是吏奸无所容，轻重之权始归朝廷矣。
沙随程氏曰：“开元中，豪弱相并，宇文融修旧法，收羡田以招徕浮户，而分业之。今炎创以新意，而兼并者不复追正，贫弱者不复田业，姑定额取税而已，始与孟子之论悖。而史臣诋融而称炎，可谓浅近矣。赞称融取隐户剩田以中主欲，夫隐户而不出，剩田而不取，则高祖、太宗之法废矣，流亡浮寄者，何以振业之乎？使贤者当炎之地，宜用融之善，以修旧法，以革时弊；去融之不善，务为简易，责成守令，而不收籍外之税，俾高祖、太宗之法弊而复新。户口既增，租调自广，此陆贽之论谆复而发者，如斯而已也。且天宝盛时，户八百馀万，兵乱之後，至是三百馀万，既曰土著者百无四五，是主户十五馀万，浮客二百八十馀万也，宜无是理。既不复授田，虽以见居为簿，何益乎？”
按：宇文融、杨炎皆以革弊自任，融则守高祖、太宗之法，炎则变高祖、太宗之法。然融守法而人病之，则以其逼胁州县，妄增逃羡以为功也。炎变法而人安之，则以其随顺人情，姑视贫富以制赋也。融当承平之时，簿书尚可稽考，乃不能为熟议缓行之规；炎当离乱之後，版籍既已隳废，故不容不为权时施宜之举。今必优融而劣炎，则为不当於事情矣。
建中三年，诏增天下税钱，每缗二百。朱滔、王武俊、田悦合纵而叛，国用不给。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增其本道税钱，因诏天下皆增之。
贞元八年，剑南节度使韦皋又增税十二，以增给官吏。
贞元四年，诏天下两税审等第高下，三年一定户。
自初定两税，货重钱轻，乃计钱而输绫绢。既而物价愈下，所纳愈多，绢疋为钱三千二百，其後一疋为钱一千六百，输一者过二。虽赋不增旧，而民愈困矣。度支以税物颁诸司，皆折本价为虚估给之，而缪以滥恶督州县剥价，谓之“折纳”。复有“进奉”、“宣索”之名，改科役曰“召雇”，率配曰“和市”，以巧避微文，比大历之数再倍。又疠疫水旱，户口减耗，刺史析户，张虚数以宽责。逃死阙税，取於居者，一室空而四邻亦尽。户版不缉，无浮游之禁。州县行小惠以倾诱邻境，新收者优假之，唯安居不迁之民赋役日重。
帝以问宰相陆贽，贽上疏请革其甚害者，大略有六。其一曰：“国家赋役之法，曰租、曰调、曰庸。其取法远，其敛财均，其域人固。有田则有租，有家则有调，有身则有庸。天下法制均一，虽转徙莫容其奸，故人无摇心。天宝之季，海内波荡，版图隳於避地，赋法坏於奉军。赋役旧法，行之百年，人以为便。兵兴，供亿不常，诛求隳制，此时弊，非法弊也。时有弊而未理，法无弊而已更。两税新制，竭耗编，日日滋甚。陛下初即位，宜损上益下，啬用节财，而摘郡邑，验簿书，州取大历中一年科率多者为两税定法，此总无名之暴赋而立常规也。夫财之所生，必因人力。两税以资产为宗，不以丁身为本，资产少者税轻，多者税重。不知有藏於襟怀囊箧，物贵而人莫窥者；有场圃仓，直轻而众以为富者；有流通蕃息之货，数寡而日收其赢者；有庐舍器用，价高而终岁利寡者。计估算缗，失平长伪挟轻费转徙者脱徭税，敦本业者困敛求。此诱之为奸，驱之避役也。今徭赋轻重相百，而以旧为准，重处流亡益多，轻处归附益众。有流亡则摊出，已重者愈重；有归附则散出，已轻者愈轻。人婴其弊。愿诏有司与宰相量年支，有不急者罢之，广费者节之。军兴加税。诸道权宜所增，皆可停。税物估贾，宜视月平，至京与色样符者，不得虚称折估。有滥恶，罪官吏，勿督百姓。每道以知两税判官一人与度支参计户数，量土地沃瘠、物产多少为二等，州等下者配钱少，高者配钱多，不变法而逋逃渐息矣。”其二曰：“播殖非力不成，故先王定赋以布、麻、缯、纩、百，勉人功也。又惧物失贵贱之平，交易难准，乃定货泉以节轻重。盖为国之利权，守之在官，不以任下。然则帛，人所为也；钱货，官所为也。人所为者，租税取焉；官所为者，赋敛舍焉。国朝著令，租出，庸出绢，调出缯、纩、布、麻，曷尝禁人铸钱而以钱为赋？今两税效算缗之末法，估资产为差，以钱定税，折供杂物，岁目颇殊。所供非所业，所业非所供，增价以市所无，减价以货所有。耕织之力有限，而物价贵贱无常。初定两税，万钱为绢三疋，价贵而数不多，及给军装，计数不计价，此税少国用不充也。近者万钱为绢六疋，价贱而数加，计口蚕织不殊，而所输倍，此供税多而人力不给也。宜令有司复初定两税之岁绢、布疋估为布帛之数，复庸、调旧制，随土所宜，各修家技。物甚贱，所出不加；物甚贵，所入不减。且经费所资，在钱者独月俸、资课，以钱数多少给布，广铸而禁用铜器，则钱不乏。有籴盐以入直，榷酒以纳资，何虑无所给哉！”其三曰：“廉使奏吏之能者有四科：一曰户口增加，二曰田野垦辟，三曰税钱长数，四曰率办先期。夫贵户口增加，诡情以诱奸浮，苛法以析亲族，所诱者将议薄征则遽散，所析者不胜重税则又亡，有州县破伤之病。贵田野垦辟，然农夫不增而垦田欲广，诱以垦殖荒田，限年免租，新亩虽辟，旧芜矣，及至免租年满，复为莱，有稼穑不增之病。贵税钱长数，重困疲羸，捶骨沥髓，苟媚聚敛之司，有不恤人之病。贵率办先期，作威残人，丝不容织，粟不暇舂，贫者奔逃，有不恕物之病。四病繇考不切事情之过。验之以实，则租赋所加，固有受其损者，此州若增客户，彼郡必减居人。增处邀赏而税数加，减处惧罪而税数不降。国家设考课之法，非欲崇聚敛也。宜命有司详考课绩，州税有定，徭役有等，覆实然後报户部。若人益阜实，税额有馀，据户均减十三为上课，减二次之，减一又次之。若流亡多，加税见户者，殿亦如之。民纳税以去岁输数为常，罢据额所率者。增辟勿益租，废耕不降数。定户之际，视杂产以校之。田既有常租，则不宜复入两税。如此，不督课而人人乐耕矣。”其四曰：“明君不厚所资而害所养，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，家给然後敛馀财。今督敢促迫，蚕事方兴而输缣，农功未艾而敛，有者急卖而耗半直，无者求假费倍。定两税之初，期约未详，属征役多故，率先限以收。宜定税期，随风俗时候，务於纾人。”其五曰：“顷师旅亟兴，官司所储，唯给军食，凶荒不暇振救。人小乏则取息利，大乏则鬻田庐。敛获始毕，执契行贷，饥岁室家相弃，乞为奴仆，犹莫之售，或缢死道途。天灾流行，四方代有。税茶钱积户部者，宜计诸道户口均之。麦熟则平粜，亦以义仓为名，主以巡院。时稔伤农，则优价广籴，贵而止；小敛则借贷。循环敛散，使聚幸灾者无以牟大利。”其六曰：“古者，百亩地号一夫，盖一夫授田不得过百亩，欲使人不废业，田无旷耕。今富者万亩，贫者无容足之居，依强家，为其私属，终岁服劳，常患不充。有田之家坐食租税，京畿田亩税五升，而私家收租亩一石，官取一，私取十，穑者安得足食？宜为定条限，裁租价，损有馀，优不足，此安富恤穷之善经，不可舍也。”贽言虽切，以谗逐，事无施行者。
河南尹齐抗复论其弊，以为：“陛下行两税，课纳有时，贪暴无所容奸，二十年，府库充刃。但定税之初，钱轻货重，故陛下以钱为税。今钱重货轻，若更有税名，以就其轻，其利有六：吏绝其奸，一也；人用不扰，二也；静而获利，三也；用不乏钱，四也；不劳而易知，五也；农桑自劝，六也。百姓本出布帛，而税反配钱，至输时复取布帛，更为三估计折，州县升降成奸。若直定布帛，无估可折。盖以钱为税，则人力竭而有司不之觉，今两税出於农人，农人所有，唯布帛而已。用布帛处多，用钱处少，又有鼓铸以助国计，何必取於农人哉！”疏入，亦不报。
东莱吕氏曰赋：“役之制自《禹贡》始，可见《禹贡》既定九州之田赋，以九州之土地，为九州之土贡。说者以谓有九州之土贡，然後以田赋之当供者，市易所贡之物。考之於经，盖自有证。何者？甸服百里赋纳总，至於五百里米，自五百里之外，其馀四服米不运之京师，必以所当输者土贡於天子。以此知当时贡、赋一事，所以冀州在王畿甸服之内，全不叙土贡，正缘已输粟米。以此相参考，亦自有证。盖当时寓兵於农，所谓贡赋，不过郊庙宾客之奉，都无养兵之费，故取之於畿甸而足。自大略而言之，三代皆沿此制，夏后氏五十而贡，商人七十而助，周人百亩而彻。三代之赋略相当，《周官》所载，九畿之贡而已。九州之贡所谓出者半，或三之一，或四之一，或以半输王府，或以二之一输王府，或以四之一输王府。所谓土贡未必能当贡赋之半，留之於诸侯之国，以待王室之用，皆是三代经常之法。所谓弼成五服，至於五千州十有二师，说者以为二千五百人为师，亦是一时权时之役。所谓经常之役，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，豳诗所谓‘我稼既同，上入执宫功’，皆是经常之役法如此。用兵军役寓之井赋乘马之法，无事则为农，有事则征役。至汉有所谓材官，践更、过更、卒更三等之制，当时有干戈之征。及至魏晋，有户调之名，凡有户者出布帛，有田者出租赋。後魏亦谓之户调，在後魏以一夫一妇出帛一疋，在北齐则有一床半床之制，已娶者则一床，未娶者则半床。当时有户调之名，然役法尚存古制。但至南北朝，增三代之三日至於四十五日。自汉至南北朝，其赋役之法如此。至唐高祖立租庸调之法，承袭三代、汉、魏、南北之制，虽或重或轻，要之规摹尚不失旧。德宗时，杨炎为相，以户籍隐漏，徵求烦多，变而为两税之法。两税之法既立，三代之制皆不复见。然而两税在德宗一时之虽号为整办，然取大历中科徭最多以为数，虽曰自所税之外并不取之於民，其後如架，如借商，如除陌，取於民者不一，杨炎所以为千古之罪人。大抵田制虽商鞅乱之於战国，而租税犹有历代之典制，惟两税之法立，古制然後扫地。要得复古，田制不定，纵得薄敛如汉文帝之复田租，荀悦论豪民收民之资，惟能惠有田之民，不能惠无田之民。田制不定，虽欲复古，其道无由。兵制不复古，民既出税赋，又出养兵之费，上之人虽欲权减，兵又不可不养。兵制不定，此意亦无由而成。要之寓兵於农，赋役方始定。”
按：自秦废井田之制，隳什一之法，任民所耕，不计多少，於是始舍地而税人，征赋二十倍於古。汉高祖始理田租，十五而税一，其後遂至三十而税一，皆是度田而税之。然汉时亦有税人之法。按汉高祖四年，初为算赋，注：民十五以上至六十五出赋钱，人百二十为一算，七岁至十五出口赋，人钱二十，此每岁所出也。然至文帝时，即令丁男三岁而一事，赋四十，则是算赋减其三之二，且三岁方徵一次，则成丁者一岁所赋不过十三钱有奇，其赋甚轻。至昭、宣帝以後，又时有减免。盖汉时官未尝有授田、限田之法，是以豪强田连阡陌，而贫弱无置锥之地，故田税随占田多寡为之厚薄，而人税则无分贫富。然所税每岁不过十三钱有奇耳。至魏武初平袁绍，乃令田每亩输粟四升，又每户输绢二疋、绵二斤，则户口之赋始重矣。晋武帝又增而为绢三疋、绵三斤，其赋益重。然晋制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，女子及丁男丁女占田皆有差，则出此户赋者亦皆有田之人，非凿空而税之，宜其重於汉也。自是相承，户税皆重。然至元魏而均田之法大行，齐、周、隋、唐因之。赋税沿革微有不同，史文简略，不能详知，然大概计亩而税之令少，计户而税之令多。然其时户户授田，则虽不必履亩论税，只逐户赋之，则田税在其中矣。至唐始分为租、庸、调，田则出粟稻为租，身与户则出绢布绫锦诸物为庸、调。然口分、世业，每人为田一顷，则亦不殊元魏以来之法，而所谓租、庸、调者，皆此受田一顷之人所出也。中叶以後，法制隳弛。田亩之在人者，不能禁其卖易，官授田之法尽废，则向之所谓输庸、调者，多无田之人矣。乃欲按籍而徵之，令其与豪富兼并者一例出赋可乎？又况遭安、史之乱，丁口流离转徙，版籍徒有空文，岂堪按以为额？盖当大乱之後，人口死徙虚耗，岂复承平之旧？其不可转移失陷者，独田亩耳。然则视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以定两税之法，虽非经国之远图，乃救弊之良法也。但立法之初，不任土所宜，输其所有，乃计绫帛而输钱。既而物价愈下，所纳愈多，遂至输一者过二，重为民困。此乃掊刻之吏所为，非法之不善也。陆宣公与齐抗所言固为切当，然必欲复租、庸、调之法，必先复口分、世业之法，均天下之田，使贫富等而後可，若不能均田，则两税乃不可易之法矣。又历代口赋、皆视丁、中以为厚薄。然人之贫富不齐，由来久矣。今有幼未成丁，而承袭世资，家累千金者，乃薄赋之；又有年齿已壮，而身居穷约，家无置锥者，乃厚赋之，岂不背缪？今两税之法，人无丁、中，以贫富为差，尤为的当。宣公所谓：“计估算缗，失平长伪，挟轻费转徙者脱徭税，敦本业不迁者困敛求，乃诱之为奸，殴之避役。”此亦是有司奉行者不明不公之过，非法之弊。盖力田务本与商量逐末，皆足以致富。虽曰逐末者易於脱免，务本者困於徵求，然所困犹富人也，不犹愈於庸调之法不变，不问贫富，而一概按元籍徵之乎？盖赋税必视田亩，乃古今不可易之法，三代之贡、助、彻，亦只视田而赋之，未尝别有户口之赋。盖虽授人以田，而未尝别有户赋者，三代也；不授人以田，而轻其户赋者，两汉也。因授田之名，而重其户赋，田之授否不常，而赋之重者已不可复轻，遂至重为民病，则自魏至唐之中叶是也。自两税之法行，而此弊革矣，岂可以其出於杨炎而少之乎？
又按：古今户口之数，三代以前姑勿论。史所载西汉极盛之数，为孝平元始二年，人户千一百二十三万三千。东汉极盛之时，为桓帝永寿三年，户千六十七万七千九百六十（此《通典》所载之数，据《东汉书 郡国志》，计户一千六百七万九百六则多《通典》五百八十三万有奇，是又盛於前汉矣。）三国鼎峙之时，合其户数不能满百二十万，昔人以为才及盛汉时南阳、汝南两郡之数。盖战争分裂，户口虚耗，十不存一，固宜其然。然晋太康时，九州攸同，不可谓非承平时矣，而为户只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。自是而南北分裂，运祚短促者，固难稽据，姑指其极盛者计之，则宋文帝元嘉以後，户九十万六千八百有奇；魏孝文迁洛之後，只五百馀万，则混南北言之，才六百万。隋混一之後，至大业二年，户八百九十万七千有奇；唐天宝之初，户八百三十四万八千有奇。隋唐土地不殊两汉，而户口极盛之时，才及其三之二，何也？盖两汉时，户赋轻，故当时郡国所上户口版籍，其数必实；自魏晋以来，户口之赋顿重，则版籍容有隐漏不实，固其势也。南北分裂之时，版籍尤为不明，或称侨寄，或冒勋阀，或以三五十户为一户苟避科役，是以户数弥少。隋唐混一之後，生齿宜日富，休养生息莫如开皇、贞观之，考之详莫如天宝，而户数终不能大盛。且天宝十四载所上户，总八百九十一万四千七百九，而不课户至有三百五十六万五千五百。夫不课者鳏寡、废疾、奴婢及品官有荫者皆是也，然天下户口，岂容鳏寡、废疾、品官居其三之一有奇乎？是必有说矣。然则以户口定赋，非特不能均贫富，而以长奸伪矣。又按汉元始时，定垦田八百二十七万五千三十六顷，计每户合得田六十七亩百四十六步有奇；隋开皇时垦田千九百四十万四千二百六十七顷，计每户合得田二顷有馀。夫均此宇宙也，田日加於前，户日削於旧，何也？盖一定而不可易者田也，是以乱离之後容有荒芜，而顷亩犹在。可损可益者户也，是以虚耗之馀，并缘为弊，而版籍难凭。杜氏《通典》以为我国家自武德初至天宝末，凡百三十八年，可以比崇汉室，而人户才比於隋氏，盖有司不以经国驭远为意，法令不行，所在隐漏之甚。其说是矣，然不知庸、调之征愈增，则户口之数愈减，乃魏晋以来之通病，不特唐为然也。汉之时，户口之赋本轻，至孝宣时又行蠲减，且令流徒者复其赋，故胶东相王成遂伪上流民自占者八万馀口以徼显赏。若如魏、晋以後之户赋，则一郡岂敢伪占八万口，以贻无穷之逋负乎？陆宣公又言：“先王制赋入，必以丁夫为本，无求於力分之外，无贷於力分之内。故不以务穑增其税，不以辍稼减其租，则播种多；不以殖产厚其征，不以流寓免其调，则地著固；不以饰励重其役，不以窳怠蠲其庸，则功力勤。如是，故人安其居，尽其力。”此虽名言，然物之不齐，物之情也。均是人也，而才艺有智愚之不同；均营生也，而时运有屯亨之或异。盖有起穷约而能自致千金，其馀力且足以及他人者；亦有蒙故业而不能保一簪，一身犹以为累者，虽圣人不能比而同之也。然则以田定赋，以家之厚薄为科敛之轻重，虽非盛世事，而救时之策不容不然，未宜遽非也。
贞元三年，时岁事丰稔，上因畋入民赵光奇家，问：“百姓乐乎？”对曰：“不乐。”上曰：“时丰，何故不乐？”对曰：“诏令不信，前云两税之外悉无他徭，今非税而诛求者殆过於税，诏书优恤，徒空文耳。”宪宗末年，度支、盐铁与诸道贡献尤甚，有助军及平贼贺礼、上尊号贺物。穆宗即位，一切罢之，两税外加率一钱以枉法赃论。然务姑息，赏赐诸军不可胜纪，用不能节。
自建中定两税而物轻钱重，民以为患，至穆宗时四十年。当时为绢二疋半者为八疋，大率加三倍。豪家大商积钱以逐轻重，故农人日困，末业日增。帝亦以货轻钱重，民困而用不充，诏百官议革其弊。议者多请重挟铜之律，户部尚书杨於陵言：“大历以前，淄青、太原、魏博杂铅铁以通时用，岭南杂以金、银、丹砂、象齿，今一用泉货，故钱不足。今宜使天下两税、榷酒、盐利、上供及留州、送使钱，悉输以布帛粟，则人宽於所求，然後出内府之积，收市廛之滞，广山铸之数，限边裔之出，禁私家之积，则货日重而钱日轻矣。”宰相善其议。由是两税、上供、留州皆易以布帛、丝纩，租、庸、课、调不计钱而纳布帛，惟盐酒本以榷率计钱，与两税异，不可去钱。
时货轻钱重，与留州、送使，所在长吏又降省估使就实估，以自封殖，而重赋於人。裴为相，奏请天下留州、送使物，一切令就省估，其所在观察使仍以其所莅之郡租赋自给，若不足，方许徵於支郡、其诸州送使额变为上供，故疲人稍息肩。
会昌元年，敕：“今後州县所徵科斛斗，一切依额为定，不得随年检责。数外加有荒闲陂泽山原，百姓有人力能垦辟耕种，州县不得辄问所收苗子，五年不在税限，五年之外依例纳税。於一乡之中，先填贫户欠阙，如无欠阙，则均减众户合徵斛斗，但令不失元额，不得随田加率。仍委本道观察使每年收成之时，具管内垦田顷亩及合徵科斗数，分析闻奏。数外有剩纳人户斛斗，刺史以下重加惩贬。”
大中二年，制：“诸州府县等纳税，合先差优长户车牛，近者多是权要富豪悉请留县输纳，致使贫单之人须雇脚搬载。今後其留县并须先饶贫下不支济户，如有违越，官吏重加科殿。”
四年，制：“百姓两税之外，不许分外更有差率，委御史台纠察。其所徵两税疋段等物，并留州、留使钱物，纳疋段虚实估价及见钱，从前皆有定制。如闻近日或有於虚估疋段数内实徵，估物及其分数，亦不尽依敕条、宜委长吏切守，如有违越必议科惩。又青苗两税本系田土，地既属人，税合随去。从前赦令，累有申明，豪富之家尚不恭守。以後州县觉察，如有此比，须议痛惩，地勒还主，不理价直。”
按：两税不徵粟帛而徵钱，吏得为奸以病民。穆宗时尝复旧制徵粟帛矣，今复有此令，岂又尝变易邪？计货徵钱，必有估直，而估乃有虚实之异。舞文如此，今禁其於定制外多科，固不若仍复粟帛之徵，则自不能多求於定数之外也。
昭宗末，诸道多不上供，惟山南东道节度使赵匡凝与其弟荆南留後匡明委输不绝（详见《国用门》）。
光启三年，张全义为河南尹。初，东都经黄巢之乱，遗民聚为三城以相保，继以秦宗权、孙儒残暴，仅存坏垣而己。全义初至，白骨蔽地，荆棘弥望，居民不满百户。全义麾下才百馀人，乃於麾下选可使者十八人，命曰“屯将”，人给一旗一榜，於旧十八县中令招农户自耕种，流民渐归。又选可使者十八人，命曰“屯副”，民之来者绥抚之，除杀人者死，馀但加杖，无重刑，无租税，归者渐众。又选谙书计者十八人，命曰“屯判官”。不一二年，每屯户至数千，於农隙选壮者教之战阵，以御寇盗。关市之赋，迨於无籍。刑宽事简，远近趋之如市。五年之後，诸县户口率皆归复，桑麻蔚然，野无旷土，其胜兵大县至七千人，小县不减二千人，乃奏置令佐以治之。全义明察，人不能欺，为政宽简，出见田畴美者，辄下马与僚佐共观之，召田主劳以酒食。有蚕麦善收者，或亲至其家，悉呼出老幼，赐以茶采衣物。民言张公不喜声伎，见之未尝笑，独见佳麦良茧则笑耳。有田荒秽者，则集众杖之。或诉以乏人牛，则召邻里责之曰：“彼诚乏人牛，何不助之？”由是邻里有无相助，比户有积蓄，在洛四十年，遂成富庶。
按：唐末盗贼之乱，振古所未有，洛阳四战之地，受祸尤酷。全义本出郡盗，乃能劝农力本、生聚教诲，使荒墟为富实。观其规画，虽五季之君号为有志於民者所不如也。贤哉！
後唐庄宗即位，推恩天下，除百姓田租，放诸场务课利欠负者。而租庸使孔谦悉违诏督理，更制括田竿尺，尽率州使公廨钱。天下怨苦，民多流亡，租税日少。
容斋洪氏《随笔》曰：“朱梁之恶，最为欧阳公《五代史记》所斥詈，然轻赋一事，《旧史》取之，而《新书》不为拈出。其语云：‘梁祖之开国也，属黄巢大乱之馀，以夷门一镇，外严烽候，内辟莱，厉以耕桑，薄其租赋，士虽苦战，民则乐输，二纪之，俄成霸业。及末帝与庄宗对垒於河上，河南之民虽困於辇运，亦未至流亡，其义无他，盖赋敛轻而邱园可恋也。及庄宗平定梁室，任吏人孔谦为租庸使，峻法以剥下，厚敛以奉上，民产虽竭，军食尚亏，加以兵革，因以饥馑，不三四年，以致颠陨，其义无他，盖赋役重而寰区失望故也。’予以事考之，此论诚然，有国家者之龟鉴也。《资治通鉴》亦不载此一节。”
吴徐知诰为淮南帅，以宋齐邱为谋主。先是，吴有丁口钱，又计亩输钱，民甚病之。齐邱以为钱非耕桑所得，使民输钱，是教之弃本逐末也，请蠲人口钱，自馀税悉收帛纟由绢，疋直千钱者，税三十。知诰从之，由是旷土尽辟，国以富强。
容斋洪氏《随笔》曰：“自用兵以来，民以见钱纽纳税直，既为不堪，然於其中所谓和买折帛，尤为名不正而敛最重。偶阅大中祥符太常博士许载著《吴唐拾遗录》，所载多诸书未有者，其《劝农桑》一篇正云：吴顺义年中，差官兴贩簿，定租税，厥田上上者，每一顷税钱二贯一百文，中田一顷税钱一贯八百，下田一顷千五百，皆足陌见钱，如见钱不足，许依市价折以金银。并计丁口课调，亦科钱。宋齐邱时为员外郎，上策乞虚抬时价，而折纟由、绢、绵本色，曰：‘江淮之地，唐季以来战争之所，今兵革乍息，黎始安，而必率以见钱，折以金银，此非民耕凿可得也。必兴贩以求之，是为教民弃本逐末耳。’是时绢每疋市价五百文，纟由六百文，绵每两十五文、齐邱请绢每疋抬为一贯七百，纟由为二贯四百，绵为四十文，皆足钱，丁口课调，亦请蠲除。朝议喧然沮之，谓亏损官钱，万数不少。齐邱致书於徐知诰曰：‘明公总百官，理大国，督民见钱与金银，求国富庶，所谓拥救火，挠水求清，欲火灭水清可得乎？’知诰得书，曰：‘此劝农上策也。’即行之。自是不十年，野无闲田，桑无隙地。自吴变唐，自唐归宋，民到於今受其赐，齐邱之事美矣。徐知诰亟听而行之，可谓贤辅相，而《九国志 齐邱传》中略不书，《资治通鉴》亦佚此事。今之君子为国，唯知浚民以益利，岂不有於偏闰之臣乎！”
同光三年，敕：“魏府小べ豆税，每亩减收三升。城内店宅园圃，比来无税，顷因伪命，遂有配征。後来以所徵物色，添助军装衣赐，将令通济，宜示矜蠲。令据紧慢去处。於见输税丝上，每两作三等，酌量纳钱，贵与充本回图，收市军装衣赐，其丝永与除放。”
吏部尚书李琪上疏曰：“臣闻古人有言：者人之司命，地者之所生，人者君之所理。有其则国力备，定其地则人食足，察其人则徭役均。知此三者，为国之急务也。轩黄以前，不可详记，自尧堙洪水，禹作司空，於是辩九等之田，收什一之税，其时户口一千三百馀万，定恳田约九百二十万顷，为太平之盛。及殷革夏命，重立田制，每私田十亩，种公田一亩，水旱同之，亦什一之义也。洎周室立井田之法，大约百里之国，提封万井，出车千乘，戎马四千匹，畿内兵车万乘，马四万匹。以田法论之，亦什一之制也。故当成康之时，比尧舜之朝，户口更增二十馀万，非他术也，盖三代之前皆量入以为出，计农以立军，虽逢水旱之灾，而有凶荒之备。降及秦、汉，重税工商，急关市之征，倍舟车之算，人口既以减耗，古制犹复兼行，按此时户口尚有一千二百馀万，恳土亦一千八百万馀顷。至乎三国并兴，两晋之後，则农夫少於军众，战马多於耕牛，供军须夺於农粮，秣马必侵於牛草，於是天下户口，祗有二百四十馀万。洎隋文之代，与汉比崇，及炀帝之年，又三分去一。唐太宗文皇帝以四夷初定，百姓未丰，延访群臣，各陈所见，惟魏徵独劝文皇力行王道。由是轻徭薄赋，不夺农时，进贤良，悦忠直，天下粟斗直两钱。自贞观至於开元，将及九百万户，五千三百万口，垦田一千四百万顷，比之近古，又多增加。是知救人瘼者，必重敛为病源，料兵食者，以惠能为军政。仲尼云：‘百姓足，君孰与不足？’臣之此言，是魏徵所以劝文皇也，伏惟深留宸鉴。如以六军方阙，未可轻徭，两税之馀，犹须重敛，则但不以折纳为事，一切以本色输官，又不以细配为名，止以正税加纳，则天下幸甚！”敕：“本朝徵科唯有两税，至於折纳，比不施为。宜依李琪所论，应逐税合纳钱物斛斗及盐钱等，宜令租庸司指挥，并准元徵本色输纳，不得改更，若合有移改，即须具事由闻奏。”
按：同光三年，是为庄宗既灭梁、蜀之後，骄侈自恣，赏赉无节，仓廪空虚，军民咨怨，孔谦复行克剥之政，民力重困，而国用不支，将以危亡之时也。然则琪言虽美，诏敕虽再，祗虚文耳。以此疏叙述历代劝农宽征生聚之事，辞简而义备，故录之。
明年，以军食不足，敕河南尹预借夏秋税，民不聊生。
明宗天成元年，赦节文：“应纳夏秋税子，先有省耗，每斗一升，今後祗纳正税数，不量省耗。”
二年，敕：“率土黎，并输王税，逐年生计，祗在春时。深虞所在之方，无知之辈不自增修产业，辄便搅扰乡邻，既挠公门，须严定制。自今後凡关论认桑土，二月一日後，州县不得受状。十月务开，方许论对，准格据理断割。”
三年，敕：“应三京、邺都诸道州府县村人户，自今年七月後，於夏秋田苗上每亩纳麴钱五文足陌。”
长兴二年，人户每田亩纳农器钱一文五分。
四年五月五日，户部奏：“三京、邺都、诸道州府，逐年所徵夏秋税租兼盐麴折徵，诸般钱等起徵，条流如後：
四十七处节候常早，大小麦、<麦广>麦、豌豆五月十五日起徵，八月一日纳足。正税、疋帛钱、鞋、地头、榷麴、蚕盐及诸色折科，六月五日起徵，至八月二十日纳足。河南府、华州、耀、陕、绛、郑、孟、怀、陈、齐、棣、延、兖、沂、徐、宿、汝、申、安、滑、濮、澶、襄、均、房、雍、许、邢、、磁、唐、隋、郢、蔡、同、郓、魏、汴、颍、复、、宋、亳、蒲等州。
二十三处节候差晚，随本处与立两等期限。
一十六处校晚，大小麦、<麦广>麦、豌豆六月一日起徵，至八月十五日纳足。正税、疋帛钱，鞋、地头、榷麴、蚕盐及诸色折科，六月十日起徵，至八月二十五日纳足。幽、定、镇、沧、晋、隰、慈、密、青、邓、淄、莱、、宁、庆、衍。
七处节候尤晚，大小麦、豌豆六月十日起徵，至九月纳足。正税、疋帛钱、鞋、榷麴钱等六月二十日起徵，至九月纳足。并、潞、泽、应、威塞军、大同军、振武军。
其月，敕：“百姓今年夏苗，委人户自供通手状，具顷亩多少，五家为保，委无隐漏，攒连状送本州具帐送省，州县不得差人检括，如人隐欺，许令陈告，其田并令倍徵。”
长兴二年六月，敕：“委诸道观察使，属县於每村定有力人户充村长。与村人议，有力人户出剩田苗，补贫下不追顷亩。自肯者即据状徵收，有词者即排段检括。自今年起为定额。有经灾及逐年逋处，不在此限。”
三年十二月，三司奏：“诸道上供税物，充兵士衣赐不足，其天下所纳斛斗及钱，除支赡外，请依时估折纳绫罗绢帛。”从之。
长兴元年，敕：“天下州府受纳旱草，每束约一文足，一百束纳枸子四茎，充积年供使，枣针一茎充享场院。其草并柴蒿，一束纳钱一文。其细绢纟布绫罗，每疋纳钱十二文足。丝绵纟由线麻皮等，每一十两纳耗半两。鞋每量纳钱一文足。见钱每贯纳七文足。省库收纳上件钱物，元条流：见钱每贯纳二文足，丝绵纳子每一百两纳耗一两，其诸色疋段并无加耗。”二年，敕：“今後诸州府所纳旱草，每二十束别纳加耗一束，充场司耗折。”
潞王清泰元年，刘句命判官钩考穷积年逋欠之数，奸吏利其徵责丐取，故存之。句具奏其状，且请察其可徵者急督之，必无可偿者悉蠲之。韩昭允极言其便，乃诏：“长兴以前户部及诸道逋租三百三十八万，虚烦簿籍，咸蠲免勿徵。”贫民大悦，而三司悉怨之。
致堂胡氏曰：“胥吏利於督租，固小人常情也。长民者士大夫也，不恤百姓，而以胥吏所利者为生财之术，无穷之源，则於胥吏何责焉！前代著令曰：‘凡言放税者，不得过四分，每有水旱，许诉灾伤，或下赦令尽蠲之。’而有司徵督如故。农氓不谕，乃有‘黄纸放、白纸催’之谣，盖不知令甲之文也。是则赦令行一时之恩，以收人心；令甲著永久之制，恐失财赋。阴行虐政，阳行惠泽，岂先王之用心哉！三司吏不肯释除逋负，非独其利在焉，亦以在上之意，吝於与而严於取也。此百姓膏肓之病也。明宗能蠲二百万缗，潞王能蠲三百万石，岂非衰乱之时盛德之事哉？”
●卷四 田赋考四
○历代田赋之制
晋天福四年，敕：“应诸道节度使、刺史，不得擅加赋役及於县邑别立监徵。所纳田租，委人户自量自概。”
吴越王钱弘佐年十四即位，问仓吏：“今畜积几何？”对曰：“十年。”王曰：“然则军食足矣，可以宽吾民。”乃令复其境内税三年。
致堂胡氏曰：“钱氏当五代时，不废中国贡献，又有四邻之交，史氏乃谓：‘自武穆王Α常理重敛以事奢侈，下至鱼鸡卵っ，必家至而日取。每笞一人以责其负，则诸案吏各持簿立於庭，凡一簿所负，唱其多少，量为笞数，已，则以次唱而笞之，少者犹积数十，多至百馀，人不堪其苦。’信斯言也，是取之尽锱铢，用之如泥沙，安得仓廪有十年之积，而又复境内三年之税，则其养民亦厚矣。故以史所载，则钱氏宜先亡，而享国最久，何也？是故司马氏记弘佐复税之事，而《五代史》不载；欧阳公记钱氏重敛之虐，而《通鉴》不取，其虚实有证矣。”
吴徐知诰用歙人汪台符之策，括定田赋，每正苗一斛，别输三斗，官授盐二斤，谓之“盐米”。入仓则有“{废}米”。
吴氏《能改斋谩录》曰：“今所在输秋苗，一斛之外，则别纳‘盐米’三斗，亦始於《五代史》南唐耳。《江南野史》：李先主世括定田产，自正斛上别输三斗，於官廪受盐二斤，谓之‘盐米’，百姓便之。及周世宗克淮南，盐货遂艰，官无可支，至今输之，犹有定制，此事与太宗朝和买绢无异。”余考《东齐记事》载夏秋沿纳之物，如盐钞之类，名件颇碎，庆历中有司建议并合归一名，以省帙钞。程文简公为三司使，独以为仍旧为便，若没其旧名，异日不知，或再敷盐麴，则致重复。此亦善虑者也。
宋咸淳六年，江东饶州乐平县士民白子陈：“恭惟公朝勤恤民隐，比年以来，宽恩屡下，有如郊则预放明年之租，秋苗则痛除斛面之取，快活条贯，诚前所无，惠至渥也。今有五代以来所未蠲之苛政，四海之内所未有之暴赋，而独於小邑不得免焉。倘不引首一鸣，是疲民永无苏醒之期矣。窃见五季暴政所兴，江东、西酿酒则有‘麴引钱’，食盐则输‘盐米’，供军须则有‘鞋钱’，入仓库则有‘{废}钱’。宋有天下，承平百年，除苛解饶，麴、盐、鞋、{废}之征，一切削去。独盐、{废}米一项，诸路皆无，而江东独有之；江东诸郡皆无，而饶州独有之；饶州六邑皆无，而乐平独有之。照得本州元起催苗额十有八万，此正数也。乐平正苗二万七千五百馀石，每石加‘盐米’四斗、‘{废}米’二斗八升二合，於是一石正苗，非三石不可了纳。夫所谓正苗者，隶之上供，籍之纲解，颗粒不敢言蠲减者也。加盐、{废}米者，上供纲解未尝取诸此，徒以利郡县而已。夫均为王土，而使此邑独受横敛，岂理也哉！士民怀此，欲陈久矣。徒以前此版籍不明，苗额失陷，政复哀，必遭沮格。今推排成矣，租额登矣，正赋之毫不遗者，民既不敢亏官，则加赋之苦乐不均者，官稍捐以子民，宜无不可。且此项重敛，利归州郡，害在闾阎，其於朝廷纲解，曾无损益。用敢合词控告，欲望特赐指挥，行下本州，契勘乐平每年输纳盐、{废}米一项，诣实供申，从朝廷斟酌蠲减施行。”
右盐、{废}米为南唐横赋，艺祖平南唐，首命樊知古将漕江南，访求民瘼，而樊非其人，讫不能建明蠲除。继而运使陈靖言之於祥符，提举刘谊言之於元丰，盖南唐正赋之外，所取不一，宋因之，名曰“沿纳”，盐、{废}米其一也。在後沿纳之赋多从蠲减，至中兴後，内翰洪公、敷文魏公又尝言之，则专指盐、{废}米而言。而此米独饶州有之，而饶州所徵，则乐平独重。洪、魏以乡寓公知之为详，言之亦恳切，而未有中主其事者，遂抑不复行。先公丁卯居忧，时与郡士李君士会讨究本末，戊辰入觐，继登揆席，讽李拉邑之士友请於郡，俾郡上其事，而久之未有发喙者。先公乃自草白子，作士民所陈，径自朝省下本州契勘。而郡守回申，止欲少作豁除，具文塞责。盖此米虽不系上供纲解，而州县经费所仰，故郡难其事。先公回元奏，俾从实再申。守知不可拒，乃再诣实申上，即进呈，奉旨蠲除。盖自晋天福时创例，至是凡三百一十四年而始除云（据吴虎臣《能改斋谩录》称，今所在有之。虎臣此书，作於绍兴，则知南渡後此赋之未减者，非独饶州而已。而洪、魏二公则谓独饶有此，当考）。此宋咸淳年事，《通考》所载，本不及咸淳，但欲见此项蠲除之难，故述其本末，附创法之後。
汉隐帝时，三司使王章聚敛刻急。旧制，田税每斛更输二斗，谓之“雀鼠耗”，章始令更输二斗，谓之“省耗”。旧钱出入皆以八十为陌，章始令入者八十，出者七十七，谓之“省陌”。
致堂胡氏曰：“百姓输税足，雀鼠耗蠹仓廪，乃有司之责，而亦使百姓偿之，敛税重矣。然称之曰‘雀鼠耗’，尚为有名，章乃使十倍而偿。十、百、千、万，有定数矣。以八十为百，既非定数，然出入皆然，尚为均一，章乃於出者特收其三。省耗不已，於是有一斛之税，又取其三斛者。省陌不已，於是有一千之省，又取其头子者。故曰作法於贪，敝将若何！章以此佐国用於一时，信号为能臣，然国所以兴而遂亡，身所以贵而遂杀者，乃自於此。故言利之臣，自以谓时之不可少我，而不知人之不多我也，可不戒哉！”
周广顺二年，敕：“约每岁民所收牛皮，三分减二，计田十顷，税取一皮，馀听民自用及买卖，惟禁卖於邻国。”先是，兵兴以来，禁民私卖牛皮，悉令输国受直。唐明宗之世，有司止偿以盐。晋天福中，并盐不给。汉法，犯牛皮一寸抵死。然民日用，实不可无，帝素知其，至是，李建议均於田亩，公私便之。
显德二年，敕：“应自前及今後有逃户庄田，许人请射承佃，供纳租税。如三周年内本户来归业者，其桑土不以荒熟，并庄园交还一半；五周年後归业者，三分交还一分；其承佃户自出力盖造到屋舍，及栽种树木园圃，并不在交还之限。如五周年後归业者，庄田除本户坟茔外，不在交付，如有荒废桑土，承佃户自来无力佃莳，仰交割与归业户佃莳。其近北诸州陷番人户来归业者：五周年内，三分交还二分；十周年内，还一半；十五周年内，三分还一分；此外不在交还之限。应有冒佃逃户物业不纳租税者，其本户归业之时，不计年限，并许总认。”
洪氏《容斋随笔》曰：“国朝当五季衰乱之後，随宜损益，然一时设施，固亦有可采取。”今观周世宗显德二年射佃逃田诏敕，其旨明白，人人可晓，非若今之令式文书盈几阁，为猾吏舞文之具，故有舍去物业三五十年，妄人诈称逃户子孙，以钱买吏，而夺见佃者，为可叹也。
三年，宣三司指挥诸道州府，今後夏税以六月一日起徵，秋税至十月一日起徵，永为定例。又敕：“旧制，织造纟、纟由、绢、布、绫、罗、锦、绮、纱、等，幅阔二尺。起来年後，并须及二尺五分，不得夹带粉药。宜令诸道州府，来年所纳官绢，每匹须及十二两；其纟、纟由只要夹密停匀，不定斤两；其纳官纟由、绢，依旧长四十二尺。”
洪氏《容斋随笔》曰：“今之税绢，尺度长短阔狭、斤两轻重，颇本於此。”
显德四年，敕节文：“诸道州府所管属县，每年夏税徵科了毕，多是追县典上州会末文钞，因兹科配敛掠。宜令今後科徵了足日，仰本州但取仓场库务纳欠文钞，如无异同，不在更追官典。诸道州官管内县镇，每有追催公事，自前多差衙前、使院职员及散从、步奏官。今後如是常程追催公事，令府望知後承受递送，不得更差专人，若要切公事及军期，不在此限。”
按：五季离乱之时，世主所尚者，用兵争强而已。其唐明宗、周世宗粗为有志於爱民重农者。有如农务未开而受理词讼，徵科既足而追会科敛，皆官吏奸贪之情，为闾里隐微之害。而天成、显德之诏敕，丁宁禁切之，於倥偬日不暇给之时，而能及此，可谓仁矣。
显德五年，赐诸道均田诏，曰：“朕以干戈既弭，寰海渐宁，言念地征，罕臻艺极，须议并行均定，所冀求轻重。卿受任方隅，深穷治本，必能副寡昧平分之意，察乡闾致之源，明示条章，用分寄任。伫聆集事，允属惟公。”乃命左散骑常侍艾颖等三十四人使诸州检定民租。
先时，上因览元稹《长庆集》，见在同州时所上《均田表》，因令制素成图，直考其事，以便观览，遍赐诸道，议均定民租。至是，乃诏行之。
宋太祖皇帝建隆二年，遣使度民田。周末，遣使度田不实，至是，上精择其人，仍加戒饬。未几，馆陶令坐括田不实，杖流海岛，人始知畏。
五代以来，常检视见垦田，以定岁租，吏缘为奸，税不均，由是百姓失业，田多荒莱。上悯之，乃诏禁止，许民辟土，州县无得检括，止以见佃为额。
止斋陈氏曰：“按孔氏《阙里志》云：先是，历代以圣人之後，不预庸调，至周显德中遣使均田，遂抑为编户。又按：太平兴国中，遣左补阙王永、太仆寺丞高象先均福建田税，岁蠲伪闽钱五千三百二十一贯、米七万一千四百馀石。用知周朝均田，孔氏抑为编户，本朝至蠲伪闽之敛以数千万计，以其政之宽猛，足以卜其受命之长短矣。”
又命课民种树，每县定民籍为五等，第一等种杂树百，每等减二十为差，桑枣半之，令、佐春秋巡视。宣州言州境无隙地种莳，虑不应诏旨。乃令诸州随风土广狭，不宜课艺者，不须责课。太平兴国二年，又禁伐桑枣为薪。
遣使监输民租，惩五代藩镇重敛之。阎式等坐监输增羡贬杖，常盈仓吏以多入民租弃市。
建隆四年，诏令逐县每年造形势门内户夏、秋税数文帐，内顽滑逋欠者，须於限内前半月了足（系见任文武职官及州县势要人户。雍熙四年，又诏形势户纳租於三限前半月足。）
诏诸州勿得追县吏会末（即周显德四年所禁）。
令诸州受民租籍，不得称分、毫、合、勺、铢、、丝、忽，钱必成文，绢帛成尺，粟成升，丝绵成两，薪蒿成束，金银成钱。
诏曰：“自顷兵荒，人民流徙，州县未尝检覆，亲邻代输其租。自今民有逃亡者，本州具户籍顷亩以闻，即检视之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