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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帝元朔二年，匈奴入寇，遣衛青擊之，取河南地，立朔方郡。五年，遣青率六將軍擊匈奴，還以青為大將軍。明年，又率六將軍擊之。元狩二年，以霍去病為驃騎將軍擊匈奴，敗之，過焉耆至祁連山而還。四年，遣衛青、霍去病擊匈奴。元封元年，帝出長城，登單於台，勒兵而還。三年，遣趙破奴擊樓蘭。太初元年，遣李廣利擊匈奴。
胡寅曰：“武帝意廣欲多，窮兵黷武，以一馬之故，戰師萬裏，民力殫盡，海內嗟怨，盜賊群起，富庶之俗至於蕭然，釁自讒人，其後大禍延子孫，接刃闕下，流血盈溝，其應慘矣。向使遵文、景儉約之規，明《春秋》首惡之義，自家刑國措世安寧，豈有蕭牆之震驚、望思之痛悔哉？”
臣按：漢武戾太子據以元朔元年生，明年即命衛青擊匈奴，自是窮兵黷武，出塞窮追，雖能製勝快意於一時，然中國之人民死鋒鏑、膏野草亦多矣。嗚呼，天德好生而立君以養民，四夷入吾境、賊吾民，不得已驅而出之，使吾民不罹其害可也，彼不犯吾邊乃無故興兵出塞，求而擊之，其曲直有在矣。武帝好武功，武功非殺人不能成，帝所以立武功者，意欲絕邊患以為子孫計爾，殊不知武功既立，殺人必多，殺人者天必報之，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，觀武帝卒有太子據之禍，可鑒也矣。
元光二年，雁門馬邑豪聶壹因大行王恢言：“匈奴初和親，親信邊，可誘以利，伏兵襲擊，必破之道也。”上召問公卿，恢曰：“臣聞前代之時，北有強胡之敵，內連中國之兵，然匈奴不輕侵也。今以陛下之威，海內為一，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它，以不恐之故耳，臣竊以為擊之便。”韓安國曰：“臣聞高皇帝常圍於平城，七日不食，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。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，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公，故結和親，至今為五世利。臣竊以為勿擊便。”恢曰：“不然，高帝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，非力不能，所以休天下之心也。今邊境數驚，士卒傷死，中國槥車相望，此仁人之所隱也，故曰擊之便。”安國曰：“不然，臣聞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，占古語，重作事也。用兵者以飽待饑，正治以待其亂，定舍以待其勞，故接兵覆眾，伐國墮城，常坐而役敵國，此聖人之兵也。今將卷甲輕舉，深入長驅，難以為功。從行則迫脅，衡行則中絕，疾則糧乏，徐則後利，不至千裏，人馬乏食，兵法曰：‘遺人，獲也。’臣故曰勿擊便。”恢曰：“不然，臣今言擊之者，固非發而深入也，將順因單於之欲，誘而致之邊，吾選梟騎陰伏而處以為之備，審遮險阻以為其戒。吾勢已定，或營其左，或營其右，或當其前，或絕其後，單於可禽，百全必取。”上從恢議，以韓安國、李廣、王恢為將軍，將軍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穀中，陰使聶壹亡入匈奴，謂單於曰：“吾能斬馬邑令、丞，以城降，財物可盡得。”於是單於穿塞，將十萬騎入武州塞。未至百餘裏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，怪之。乃攻亭，得雁門尉史，知漢兵所居，單於大驚曰：“吾固疑之。”乃引兵還，漢兵追至塞，弗及，乃皆罷兵。王恢主別從代出擊胡輜重，亦不敢出。上怒，下恢廷尉，當恢逗撓，當斬。恢行千金丞相墶，墶言於太後曰：“王恢首為馬邑事，今不成而誅恢，是為匈奴報仇也。”太後以告上，上曰：“首為馬邑事者恢，故發天下兵數十萬，從其言為此。且縱單於不可得，恢所部擊單於輜重，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。今不誅恢，無以謝天下。”於是恢聞乃自殺，自是匈奴絕和親，攻當路塞。
胡寅曰：“武帝雄略不世出，用兵尤其所喜，然事未更練而昧於節要，豈有匿形致敵，覆十餘萬人而不露者乎？其不為人所敗也幸矣。覆者用兵之奇道也，善覆者靡不勝，遇覆者靡不敗。”
臣按：中國之所以取勝於外國者，不獨以威也，蓋亦有道焉耳。彼來犯我，我不得已而禦之，使彼不得侵我境土、害我人民、劫我畜產，是則帝王之道也。今乃設法以誘之，誘之為言，豈帝王之所務哉？誘之以義，固非待人之誠，況誘之以利乎？誘之以利，又從而害之，市井小人苟有知識者不為也，況帝王乎？韓安國所言多可取者，若帝王以天下為度，不以己私傷天下之公；若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，占古語，重作事也；若用兵者以飽待饑，正治以待其亂，定舍以待其勞，此聖人之兵也。漢去古未遠，其言必有所自雲。
宣帝時，欲因匈奴衰弱，出兵擊之，使不得複擾西域。魏相上書諫曰：“今邊郡困乏，父子共犬羊之裘，食草萊之實，常恐不能自存，難以動兵，軍旅之後，心有凶年，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。出兵雖勝，猶有後憂，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。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，風俗尤薄，水旱不時，按今年子弟殺父兄、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，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。今左右不憂此，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夷，殆孔子所謂‘吾恐季孫之憂，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’。”
胡寅曰：“魏相之疏止無名之兵，弭連兵之禍，恐傷陰陽之和，以生蕭牆之憂，真經國之遠猷、宰相之能事也。其尤可服者，不隱風俗薄惡，子弟殺父兄、妻殺夫之變，直以告君，此則賢者或以為難也。人之常情喜聞美事而惡聞災禍，風俗薄惡而相不自欺，其賢矣哉。”
臣按：魏相此疏首列義、應、忿、貪、驕五兵之名於前而繼之以此，且謂不知此名何名，殆所謂忿與驕者乎。人君觀此，其毋急於求勝於人，而必先於求勝於己乎。求勝於人，雖勝猶有後憂，求勝於己，雖無一時之快，亦無異日之憂也。
靈帝建寧二年，詔遣謁者說降漢陽散羌，段以羌雖暫降，當複為盜賊，不如乘虛放兵，勢必殄滅。乃分遣兵進擊，追至窮山深穀之中，處處破之，斬其渠師以下萬九千級，分置安定、漢陽、隴西三郡，東羌悉平。凡百八十戰，斬三萬八千餘級，費用四十四億。
司馬光曰：“《書》稱：‘天地，萬物父母。惟人萬物之靈，亶聰明，作元後，元後作民父母。’夫蠻夷戎狄，就利避害，樂生惡死，亦與人同，禦之得其道則附順服從，失其道則離畔侵擾，固其宜也。是以先王之政，叛則討之，服則懷之，若乃視之如草木蟲蟻，不分臧否，不辨去來，悉艾殺之，豈作民父母之意哉？且羌之所以叛者，為郡縣所侵冤故也，叛而不即誅者，將帥非其人故也。苟使良將驅而出之塞外，擇良吏而牧之，則疆場之臣也，豈得專以多殺為快哉。”
臣按：元後作民父母，所謂民者，豈止中國之民哉？凡天地所覆載、具形體有知識者皆吾赤子也。聖人一視以同仁，兼愛夫內外遠近之民，惟恐一人之或失其所，苟限區域而為之愛惡，於遐外之民必欲剿戮滅絕之，豈父母之心哉？
熹平六年，護烏桓校尉夏育上言：“鮮卑寇邊，請發兵出塞擊之。”先是，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論刑，欲立功自效，請中官王甫求得為將，乃拜晏為破鮮卑中郎將，大臣多不同者，乃召百官議。蔡邕議曰：“自匈奴遁逃，鮮卑強盛，據其故地，才力勁健，加以關塞不嚴，禁網多漏，精金良鐵皆為賊有，漢人逋逃為之謀主，兵利馬疾過於匈奴。今育、晏虛計二載，自許有成，若禍結兵連，豈得中休，當複征發轉運無已，是為耗竭諸夏，並力蠻夷。夫邊陲之患，手足之疥搔；中國之困，胸背之瘭疽。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，況此醜虜而可伏乎？天設山河以別內外，苟無蹙國內侮之患則可矣，豈與蟲豈之虜校往來之數哉？今乃欲以齊民易醜虜，皇威辱外夷，就如其言，猶已危矣，況得失不可量邪。”帝不從，遣育出高柳、晏出雲中，大敗，喪其節傳、輜重，各將數十騎奔還，死者什七八。
隋煬帝大業六年，帝幸突厥啟民可汗帳，高麗使者在啟民所，啟民不敢隱，與之見帝，裴矩說帝曰：“高麗，漢、晉皆為郡縣，今乃不臣，先帝欲征之久矣，今其使者親見啟民，舉國從化，可因其恐懼，脅使入朝。”帝從之，敕牛弘宣旨，令使者還語高麗王入朝。至是不至，乃謀討之，課天下富人買馬，匹至十萬錢，簡閱器仗，或有濫惡，使者立斬。敕幽州總管往東萊海口造船，官吏督役，晝夜立水中，不敢息，自腰以下皆生蛆，死者什三四。又敕河南、淮南、江南造戎車五萬乘，發河南、北民夫以供軍需。舳艫千裏，往來常數十萬人，晝夜不絕，天下騷動，士卒死亡過半，耕稼失時，穀價踴貴，鬥米直數百錢，重以官吏侵漁，百姓窮困，於是相聚為盜。至是所在蜂起，不可勝數，攻陷城邑，楊玄感等乘之而起，隋遂以亡。
胡寅曰：“煬帝前此下林邑，克契丹，大破吐穀渾，朝赤土，服伊吾，致高昌，降突厥，來處羅，無不如誌，此賢主所未必得者而煬帝能之，所謂天助不善，非祐之也，厚其毒而將降之罰耳。若使軍師說客於彼七國有摧敗齟齬，則遼東之行未必至若是勇也，以苻堅善於治國，兵威之敵施之江南，遂至亡滅，又況煬帝乎？故天以武功張於前，以禍亂蹙於後，然後逆賊之獄成而大罰加矣，網恢恢而不失，可不畏哉。”
葉適曰：“高麗本微賤不足論，然隋、唐之所以興亡節目關係卻在此。自秦漢以來，中國所甚患者不過匈奴，始皇時天下新統一，秘記言‘滅秦者胡也’，於是空國以事胡，又為奢侈奇刻以搖動之，陳勝、吳廣因以為亂；漢武帝亦緣累世為匈奴所侵，欲乘其富強並力除治，天下困弊，幾至大亂。若高麗，則東海一隅之小夷，本未嚐為中國之難，隋文帝新合天下為一，其時突厥已自稽首承順，煬帝巡遊親至突厥帳，偶因高麗之使在啟民所，緣裴矩一言，遂成此禍。裴矩見天下大勢已合，亦欲高麗效朝貢以見其得意，而不知大亂之端乃發於此。自此天下騷動，煬帝親屈萬乘至其國都，大合天下兵力以較一城之勝負，推理論之，無有不敗，雖以黃帝之兵無能為也，既不能克，遂至再伐，而天下已亂。蓋陳勝、吳廣所以亂秦者在匈奴，而楊玄感所以亂隋者在高麗。”
臣按：胡、葉二人之論，胡氏責其君，葉氏責其臣，其言皆切要，後人主欲興兵旅，宜以煬帝為戒，其臣有所建說者，宜以裴矩為戒。
唐貞觀十七年，新羅遣使言百濟與高麗連兵，謀絕新羅入朝之路，乞兵救援。上遣使齎璽書諭之，蓋蘇文不奉詔，使還上曰：“蓋蘇文弑君，不可以不討。”褚遂良曰：“今中原清晏，四夷懾伏，陛下之威望大矣，乃欲渡海遠征小夷，萬一蹉跌，傷威損望，更興忿兵，則安危難測也。”李世傑曰：“間者薛延陀入寇，陛下欲發兵窮追，用魏徵之言遂失機會，不然薛延陀無遺類矣。”上曰：“然，此誠徵之誤，朕尋悔之而不欲言，恐塞嘉言之路耳。”遂欲自征高麗，遂良複諫曰：“天下譬猶一身，兩京心腹也，州縣四肢也，四夷身外之物也。高麗罪大，誠當致討，但命一二猛將，將四五萬眾，取之如反掌耳。今太子新立幼稚，諸王陛下所知，一旦棄金湯之全，逾遼海之險，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，皆臣之所甚憂也。”群臣亦多諫者，上皆不聽。
範祖禹曰：“高麗臣屬於唐而其主為賊臣所弑，為大國者不可不討，然何至於自征之乎？太宗若從遂良之言，雖伐而不克，未大失也。”
太宗征高麗，房玄齡疾篤，謂諸子曰：“吾受主上厚恩，今天下無事，惟東征未已，群臣莫敢諫，吾知而不言，死有餘責。”乃上表曰：“《老子》曰：‘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。’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，拓地開疆亦可止矣。且陛下每決一重囚，必令三覆五奏，素膳止樂者，重人命也。今驅無罪之士卒，委之鋒刃之下，使之肝腦塗地，獨不湣乎？向使高麗違失臣節，誅之可也；侵擾百姓，滅之可也；它日能為中國患，除之可也。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，內為前代雪恥，外為新羅報仇，豈非所存者小、所損者大乎？願陛下許高麗自新，焚淩波之船，罷應募之眾，自然華夷慶賴，遠肅邇安。”
臣按：玄齡從太宗起兵間，熟知兵戈之害，且知道理、識事體，故其臨終之言懇款精切如此，所引決囚事以明人命至重，可謂納約自牖矣。
玄宗天寶六載，帝欲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，忠嗣上言：“石堡險固，吐蕃舉國守之，非殺數萬人不能克，臣恐所得不如所亡，不如厲兵秣馬，俟其有釁然後取之。”帝意不快，將軍董延光請行，帝命忠嗣分兵助之，忠嗣不得已，奉詔而不盡如所欲，李光弼曰：“大夫以多殺士卒之故，不欲成延光之功，雖迫於製書，實奪其謀也。何以知之？今以數萬眾授之而不立重賞，士卒安肯為之盡力乎。然此天子之意也，彼無功必歸罪於大夫，大夫何愛數萬段帛不以杜其讒口乎？”忠嗣曰：“今以數萬之眾爭一城，得之未足以製敵，不得亦無害於國，故忠嗣不欲為之。忠嗣今受責天子，不過以一將軍歸宿衛，其次不過黔中上佐，忠嗣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乎！”
臣按：帝王舉事以義理為主，使其地本吾物也，在吾有可取之義，因其釁而取之可也。苟非吾之故物而義有所不當，取彼雖有釁，吾亦不可幸災樂禍，出其不意而掩有之，況彼本無釁哉。
天寶十三載，劍南李宓擊南詔，閣羅鳳誘之深入至太和城，閉壁不戰。宓糧盡，士卒瘴疫、饑死什七八，乃引還，蠻追擊之，全軍皆沒。楊國忠隱其敗，更以捷聞，益發中國兵討之，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，無敢言者。
範祖禹曰：“壅蔽之為害深矣，明皇信一楊國忠，喪師二十萬而不知其不亡，豈不幸哉！國忠欺蔽如此，而舉朝亦無一人敢以實告其君者，蓋在位皆小人也。當是時，明皇享國四十餘年，自以為萬世之安而不知禍亂將發於朝暮，由置相非其人也，可不戒哉。”
胡寅曰：“楊國忠、鮮於仲通開南詔之隙，喪師幾二十萬，高仙芝擊大食，喪師三萬，安祿山討奚、契丹，喪師六萬，前此楊忠最討反蠻，所殺又十一萬夫。為天養人者天子之職也，將師殺之如此，而明皇不知，失職久矣，其能免乎。”
臣按：伊尹有言：“一夫不獲，時予之辜。”則是大臣受天子之托而為之養民，有一人之不得其所，乃其罪也。天子享萬民之奉而為之主，假有一人死於非命，固失其所以受天命為天養民之意，而有負於斯民所以奉我者矣，況數十萬人之命乎？人君宜體天心，恒自念曰一夫之生失其所，固相君者之罪，一人之死非其命，豈非君民者之罪乎。用是兢兢業業，深思遠念，非為民而不輕用人之命，如此，可以永保天命而仁聲洋溢於天下，慶澤流衍於萬世矣。
德宗時，吐蕃尚結讚屢遣使求和，上未之許，乃卑辭厚禮求和於馬燧，燧信其言，為之請於朝。李晟曰：“戎狄無信，不如擊之。”張延賞與晟有隙，數言和親便，上亦素恨回紇，欲與吐蕃擊之，遂與燧、延賞計，延賞又言晟不宜久典兵，上乃謂晟曰：“朕以百姓之故，與吐蕃和親決矣，大臣既與吐蕃有怨，宜留輔朕。”加晟太尉，罷鎮，時遣崔幹使吐蕃約和，尚結讚請以渾瑊主盟，盟於平涼，瑊發長安，晟深戒之，以盟所為備不可不嚴，延賞言於上曰：“晟不欲盟好之成，故戒瑊以嚴備，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，盟何由成？”上乃詔瑊切戒，以推誠待虜，勿為猜疑。瑊奏吐蕃決以辛未盟，延賞集百官稱詔示之，曰：“李太尉謂和好必不成，今盟日定矣。”晟聞之泣曰：“吾生長西陲，備諳虜情，所以論奏，但恥朝廷為犬戎所侮耳。”上始命駱元光屯潘原、韓遊環屯洛口以為瑊援，元光謂瑊曰：“潘原距盟且七十裏，公有急何從知之？請與公俱。”瑊以詔旨固止之，元光不從，與瑊連營相次，距盟三十餘裏。元光濠柵深固，瑊濠柵皆可逾也，元光伏兵於營西，遊環亦遣五百騎伏於其側，曰：“若有變，則汝曹西趨柏泉以分其勢。”將盟尚結讚，又請各遣遊騎數十，更相覘索，瑊許之。吐蕃伏精騎數萬於壇西，遊騎貫穿唐軍，入無禁，唐騎入虜軍悉為所擒，瑊等皆不知。入幕易禮服，虜伐鼓三聲，大噪而至，瑊自幕後出，偶得他馬乘之，伏鬛入其銜，馳十裏銜方及馬口。虜縱兵追擊，唐將卒死者數百人，副使崔漢衡被擒。瑊至其營，元光發伏成陳以待之，虜騎乃還。是日，上視朝，謂諸相曰：“今日和戎息兵，社稷之福。”柳渾曰：“戎狄，豺狼也，非盟誓可結，今日之事，臣竊憂之。”李晟曰：“誠如渾言。”上變色曰：“柳渾書生，不知邊計，大臣亦為此言邪？”皆頓首謝。是夕，韓遊環表言虜劫盟者，兵臨近鎮。上大驚，謂渾曰：“卿書生，乃能料敵如此其審耶？”上欲出幸，大臣諫而止。初，吐蕃尚結讚惡李晟、馬燧、渾瑊，曰：“去三人則唐可圖也。”於是離間李晟，因馬燧以求和，欲執渾瑊以賣燧，使並獲罪，因縱兵直犯長安，會失渾瑊而止。
範祖禹曰：“人君於其所不當疑而疑之，則於其所不可信而信之矣，此必然之理也。李晟之功，社稷是賴，德宗猜忌，使憂懼不保朝夕，至於才邪之詭計、戎狄之甘言則推誠而信之不疑，由其心術顛倒，見善不明故也。延賞以私憾敗國殄民，刑孰大焉，德宗曾不致詰，使之得保首領死牖下，幸矣。”
臣按：自春秋以後，世之盟者鮮矣，德宗乃聽小人之言而與吐蕃盟，雖以百戰功臣如李晟者屢言之而不見聽，卒墮外夷之計而為所笑，幸而不盡如其計。使其計果行，則李晟既已為所離間矣，而又失渾瑊、馬燧，而德宗豈不至於又出幸耶。嗚呼，柳渾之言藥石也，後世謀國者所當深念而以為戒。
陸贄言於德宗曰：“懷生畏死，蠢動之大情，慮危求安，品物之恒性。有天下而子百姓者以天下之欲為欲，以百姓之心為心，固當遂其所懷，去其所畏，給其所求，使家家自寧，人人自遂。家苟寧矣，國亦同焉，人苟遂矣，君亦同焉。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，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，擠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也，從古及今未之有焉，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也，從古及今亦未之有焉。是以昔之聖王知生者人之所樂，而己亦樂之，故與人同其生而上下之樂兼得矣；知安者人之所利，而己亦利之，故與人同其安則公私之利兩全矣。其有反易常理，昏迷不恭，則當外察其倔強之由，內省於撫馭之失，修近以來遠，檢身而率人，故《書》曰‘惟幹戈省厥躬’，又曰‘舞幹羽於兩階，七旬有苗格’，孔子曰‘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，既來之則安之’，此其證也。如或昧於懷柔，務在攻取，不征教化之未至，不疵誠感之未孚，惟峻威是臨，惟忿心是肆，視人如禽獸而暴之原野，輕人如草芥而剿之銛鋒，叛者不賓則命致討，討者不克則將議刑，是使負釁者懼必死之誅，奉辭者慮無功之責，編以困於杼軸而思變，士卒以憚於死喪而念歸，萬情相攻，亂豈有定？一夫不率，闔境罹殃，一境不寧，普天致擾，兵禍結，變起百端，孔子曰：‘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，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，而謀動幹戈於邦內，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矣。’蓋必然之常理、至當之格言，足以為明鑒元龜，貫百王而不易者也。”
臣按：贄言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，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，擠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，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，從古及今未之有焉，此即《大學》絜矩之道，孔子所謂恕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也。人君恒書此數言於坐右，非為生人安眾，必不肯勞民殺人而為窮兵黷武之舉矣。
宋司馬光上英宗曰：“聖王謀事於始而慮終於微，是以用力不勞而收功甚大。竊見國家所以禦四夷之道，似未盡其宜當，其安靖附順之時，則好與之計較末節、爭競細故，及其桀傲暴橫之後則又從而姑息，不能深討。近者西戎之禍生於高宣，北狄之釁起於趙滋，而朝廷至今終未有悟，猶以二人所為為是，而以循理守分者為非，是以邊鄙武功皆銳意而生事，或以開展荒棄之地十數裏為功勞，或以殺略老弱之敵三五人為勇敢，朝廷稱其才能，驟加擢用，既而彼心忿恨，遂求報複，屠剪熟戶，鈔劫邊民，所喪失者動以千計，而朝廷但知驚駭，增兵聚糧，其致寇之人既不追究，而守邊之臣亦無譴責。如此而望疆場無虞，是猶添薪扇火而求湯之不沸也。”
臣按：聖王之治天下一視同仁，彼處其域中而我興師出境，出其不意無備而襲之，欺其衰弱敗亡而殺之，則曲在我矣。臣請今後邊將有不稟朝命而擅出境襲殺者，雖功如陳湯亦必在所追究，若因而生事起釁者，痛加誅責，其一時蒙昧致有封爵，雖經數世，猶在所不宥。如此，則好功名、希爵賞之徒知所懼，而朝廷享安靖之福矣。
司馬光上神宗曰：羽翼未成，不可以高飛，近者未說不可以來遠，自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之王，下至齊桓、晉文之霸，未有不先治其內而能治於外者也。今朝廷之政未盡修，封域之中未盡治，內郡無一年之之蓄，左帑无累月之财，民间贫困，十室九空，小有水旱则化为流殍；承平日久，戎事不讲，将帅乏人，士卒骄惰，上下姑息，有如儿戏，教阅稍严，则愠怼怨望，给赐小稽，则扬言不逊，被甲行数十里，则喘汗不进，遇乡邑小盗，则望尘奔北，此乃众人所共知，非臣敢为欺罔也。兵法曰：“知彼知己，百战不殆。不知彼知己，一胜一负。不知彼不知己，每战必殆。”
卷一五七
△成功化
▲圣神功化之极（上之上）
《易乾》：元亨，利贞。
程颐曰：“上古圣人始画八卦，三才之道备矣，因而重之以尽天下之变，故六画而成卦，重干为《干》。乾，天也，天者天之形体，干者天之性情。乾，健也，健而无息之谓干。夫天专言之则道也，天且弗违是也，分而言之，则以形体谓之天，以主宰谓之帝，以功用谓之鬼神，以妙用谓之神，以性情谓之干。干者，万物之始，故为天、为阳、为父、为君。元亨利贞谓之四德，元者万物之始，亨者万物之长，利者万物之遂，贞者万物之成。唯《干》《坤》有此四德，在他卦则随事而变焉，故元专为善大，利主于正固，亨、贞之体各称其事，四德之义广矣大矣。”
朱熹曰：“元亨利贞，天道之常；仁义礼智，人性之纲。”
臣按：干之三画，万世文字之祖；元亨利贞四字，万世义理之宗。在天则为春夏秋冬，在人则为仁义礼智，流行于天地间则为元会运世。
彖曰：大哉乾元，万物资始，乃统天。云行雨施，品物流形。大明终始，六位时成，时乘六龙以御天。乾道变化，各正性命，保合太和，乃利贞。首出庶物，万国咸宁。
程颐曰：“卦下之辞为彖，夫子从而释之，通谓之彖，彖者言一卦之义。大哉乾元，赞乾元始万物之道大也，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，偏言则一事，专言则包四者。万物资始，乃统天，言元也，乾元统言天之道也，天道始万物，万物资始于天也。云行雨施，品物流形，言亨也，天道运行，生育万物也。大明天道之终始，则见卦之六位各以时成，卦之初终乃天道终始，乘此六爻之时乃天运也。以御天，谓以当天运。乾道变化，生育万物，洪纤高下，各以其类，各正性命也。天所赋为命，物所受为性。保合太和，乃利贞，保谓常存，合谓常和，保合太和是以利且贞也。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者，保合太和也。天为万物之祖，王为万邦之宗，乾道首出庶物而万汇亨，君道尊临天位而四海从，王者体天之道则万国咸宁矣。”
朱熹曰：“此专以天道明《干》义，又析元亨利贞为四德以发明之。盖尝统而论之，元者物之始生，亨者物之畅茂，利则向于实也，贞则实之成也，实之既成则其根蒂脱落，可复种而生矣，此四德之所以循环而无端也。然而四者之间，生气流行，初无间断，此元之所以包四德而统天也。其以圣人而言，此孔子之意，盖以此卦为圣人得天位、行天道而致太平之占也。”
臣按：自古言君德者必曰干，干即天也，干之所以为干者，以其有元亨利贞之四德也，是故人君居天之位，必备干之德，然后足以体天而立极焉。必能贯天德于始终，时乘六阳以行天道，斯为乾德之元亨；必能全万物之性命，首出庶物以致太平，斯为乾德之利贞。
《文言》曰：元者善之长也，亨者嘉之会也，利者义之和也，贞者事之干也。君子体仁足以长人，嘉会足以合礼，利物足以和义，贞固足以干事。君子行此四德者，故曰“干，元亨，利贞”。
程颐曰：“它卦彖象而已，独《干》《坤》更设《文言》以发明其义，推干之道施于人事，元亨利贞干之四德，在人则元者众善之首也，亨者嘉美之会也，利者和合之义也，贞者干事之用也。”
朱熹曰：“元者生物之始，天地之德莫先于此，故于时为春，于人则为仁而众善之长也。亨者生物之通，物至于此莫不嘉美，故于时为夏，于人则为礼而众美之会也。利者生物之遂，物各得其宜，不相妨害，故于时为秋，于人则为义而得其分之和。贞者生物之成，实理具备，随任各足，故于时为冬，于人则为智而为众事之干。干，木之身而枝叶所依以立者也，以仁为体则无一物不在所爱之中，故足以长人。嘉其所会则无不合礼，使物各得其所。利则义无不和。贞固者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，所谓知而弗去者也，故足以为事之干。非君子之至健，无以行此，故曰乾元亨利贞。”
臣按：朱熹谓“元者善之长”以下四句说天德之自然，“君子体仁足以长人”以下四句说人事之当然。《干》之《文言》虽通上下而言，然其于人君之身尤切，《干》有四德以元为众善之首，人君必体元之德以君长乎人，然后合乾德而尽君道焉，有此众善于身而嘉其所会，利宜于物正而又固焉，故其于礼也无所悖，于义也无所乖，于事也有其干。何者而不出于众善之元乎，是则礼也、义也、事也皆善也，而元则为善之长焉。夫人必备众善之长，然后能为众人之长，上体夫天德之元，中体夫人心之仁，四端万善皆在乎所体之中，万姓兆民皆在乎所长之下，则干之德不在天而在君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