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学衍义补 - 第 181 页/共 184 页

九五曰“飞龙在天,利见大人”,何谓也?子曰:“同声相应,同气相求。水流湿,火就燥,云从龙,风从虎。圣人作而万物睹,本乎天者亲上,本乎地者亲下,则各从其类也。”   程颐曰:“进位乎天位也,圣人既得天位则利见在下,大德之人与共成天下之事,天下固利见夫大德之君也。”又曰:“人与圣人类也,五以龙德升尊位,人之类莫不归仰,况同德乎?上应于下,下从于上,同声相应,同气相求也。流湿就燥,从龙从虎,皆以气类,故圣人作而万物皆睹,上既见下,下亦见上。物,人也。本乎天者如日月星辰,本乎地者如虫兽草木,阴阳各从其类,人、物莫不然也。”   朱熹曰:“刚健中正以居尊位,如以圣人之德居圣人之位,故其象如此。”又曰:“作,起也。物,犹人也。睹释利见之意也。本乎天者谓动物,本乎地者谓植物,物各从其类,圣人,人类之首也,故兴起于上而人皆见之。”   臣按:《干》之六爻皆以龙为象,盖龙之为物,禀至阳之精,神灵莫测,变化无穷,故以象乾道之变化、阳气之消息焉。然是龙也,始而潜,继而见跃,又进而为飞则当五位,则是以圣人之德居天子之位也,易之六十四卦凡三百八十四爻,皆莫有过于此爻者也,是以自古称颂人君者必曰飞龙九五焉。九五之象曰飞龙在天,大人造也,是言圣人有德有位,制礼作乐可以有为,此其时也。《文言》曰“飞龙在天,上治也”,是言圣人居上临下,得时行道,统治万民,此其象也。又曰“飞龙在天,乃位乎天德”,是言圣人体元长人,以天之德居天之位,此其事也。夫《干》之六爻,何者而非天德乎,而五为天位,乃天德之得位者焉,然是天德也非一端也,天之德即干之德,干之德即圣人之德,故又赞之曰:“大哉干乎,刚健中正,纯粹精也。”朱熹曰:“刚以体言,健兼用言,中者其行无过不及,正者其立不偏。四者干之德也,纯者不杂于阴柔,粹者不杂于邪恶,盖刚健中正之至极而精者,又纯粹之至极也。”由是以观,干之为德大矣、备矣,无以加矣。然此七德者人君固当全备而无亏欠,然就其中七者而言,而此刚健中正四者尤为其要者也,又就四者而言,则刚健二者尤其要也,又就二者而言,则刚之为德乃阳之本体、《干》之大用,而于君德尤为至要者焉。臣愿九五飞天之大人,本乎刚以为德,有刚以为体,则其为用也无不健矣,以刚为体、以健为用事之行也,必由乎中事之立也,必本乎正心,心在焉事事而思之极深,研几而必求至乎精义入神之地,则七德备乎己,而凡所谓元亨利贞之四德修之而为德行,发之而为德业,何者而非乾德之流行者乎?  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,与日月合其明,与四时合其序,与鬼神合其吉凶。先天而天弗违,后天而奉天时。天且弗违,而况于人乎,况于鬼神乎?   程颐曰:“大人与天地日月、四时鬼神合者,合乎道也。天地者道也,鬼神者造化之迹也,圣人先于天而天同之,后于天而能顺天者,合于道而已,合于道则人与鬼神岂能违也。”   朱熹曰:“大人即释爻辞所利见之大人也,有是德而当其位,乃可以当之。人与天地、鬼神本无二理,特蔽于有我之私,是以梏于形体而不能相通。大人无私,以道为体会,何彼此先后之可言哉?先天不违,谓意之所为默与道契;后天奉天,谓知理如是,奉而行之。”   臣按:上天下地而圣人居乎其中,日月之代明、四时之错行、鬼神之显微,圣人无一而不与之合焉。所谓合者,岂区区然以效法比并之哉?盖圣人居天位,备天德,心与天通,道与天契,一念合天,何往不济,况地者天之对而日月为天地之精华,四时为天地之运动,鬼神又天地之功用者哉。其大者既合,则其他无不合矣。天既合矣,是以心神运动,天人合同,视于无形,听于无声,先天之意而有所为,非有意于求天之从而天自不能以违我也。承天之意与时偕行,因其时序之常而制为时措之宜,无非以奉乎天而已,是则先于天而天不违我,后乎天而我不逆天,自非圣人德合乎天,何以能先后于天而相与之和同也哉?然则未至于大人之地而居大人之位者,何以致其力哉?亦曰公而已矣。朱子所谓“蔽于有我之私,梏于形体而不能相通”则非公矣。天者公而已,圣人无私,亦天也,此其所以与天合与,既公矣又何加焉?曰敬。既敬矣又何加焉?曰勤。公以主之,敬以持之,勤以行之,则吾心与天心合而不梏于形体之私,而与之相通矣,故《易》之象曰“天行健,君子以自强不息”,自强不息,勤之谓也。   《观》之彖曰:大观在上,顺而巽,中正以观天下。“观,盥而不荐,有孚颙若”,下观而化也。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,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。   程颐曰:“五居尊位,以刚阳中正之德为下所观,其德甚大,故曰‘大观在上’。下坤而上巽,是能顺而巽也。五居中正以巽顺中正之德,为观于天下也。为观之道严敬如始盥之时,则下民至诚瞻仰而从化也。不荐,谓不使诚意少散也。天道至神,故曰神道。观天之运行四时,无所差忒,则见其神妙,圣人见天道之神,体神道以设教,故天下莫不服也。夫天道至神,故运行四时、化育万物无有差忒,至神之道莫可名言,唯圣人默契,体其妙用,设为政教,故天下之人涵泳其德而不知其功,鼓舞其化而莫测其用,自然仰观而戴服,故曰‘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’。”   臣按:《易》所谓“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”,盖以圣人之政教必体天道之妙用,而施之于民亦如天之运行四时,无有差忒,神而莫可名言尔。后世虚诞之君、谀佞之臣,故为怪诞虚幻之事,托鬼神以眩惑愚民,而谓之曰此圣人以神道设教也,乃至假河图、洛书以文其奸。呜呼,臣之诞将以求富贵,虽欺诳其君而不顾也;君之诞将以求福寿,虽矫诬天帝而不忌也。吁,君固不可欺也,天其可诬乎!   《贲》之彖曰:观乎天文以察时,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。   程颐曰:“天文,天之理也。人文,人之道也。天文谓日月星辰之错列、寒暑阴阳之代变,观其运行以察其四时之迁改也。人文,天理之伦序,观人文以教化天下,天下成其礼俗,乃圣人用《贲》之道也。”   胡允曰:“圣人南面而立,视昏旦之星、日月之次以知四时寒暑之变,观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妇、朋友之文则导以礼乐,风以《诗》《书》,彰以车服,辨以采章,而化成于天下。”   臣按:先儒言化谓旧者化新,成谓久而成俗。夫人君之为治,期于化成天下,必欲旧染之俗皆变而新,已化之俗皆成而久,其道何由?亦惟用乎人文而已。盖盈天地间皆人也,人人皆有彝伦次序、尊卑上下、亲疏远近,等级分明,名分整比,情意周流,灿然文采有可观者,是谓之人文。因其人有是文为之品节焉,为之制度焉,为之威仪焉,为之采章焉,为之典礼焉,为之车服焉,为之经籍焉,为之声音文字焉,以是而化天下之人,则使之皆成夫文明之俗。圣人用《贲》之道如此,岂非为治之要道哉?   《恒》之彖曰:“恒,亨,无咎,利贞”,久于其道也。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,“利有攸往”,终则有始也。日月得天而能久照,四时变化而能久成,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,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。   程颐曰:“《恒》之道可致亨而无过咎,但所恒宜得其正,失正则非可恒之道也,故曰久于其道。其道,可恒之正道也。天地之所以不已,盖有恒久之道,人能恒于可恒之道,则合天地之理也。天地之理未有不动而能恒者也,动则终而复始,所以恒而不穷。凡天地所生之物,虽山岳之坚厚,未有能不变者也,故恒非一定之谓也,一定则不能恒矣,唯随时变易,乃常道也,故云利有攸往。明理之如是,惧人之泥于常也。‘日月得天’以下极言常理,日月,阴阳之精气耳,唯其顺天之道,往来盈缩,故能久照而不已,得天顺天理也。四时,阴阳之气耳,往来变化,生成万物,亦以得天,故长久不已。圣人以常久之道行之有常,而天下化之以成美俗也。观其所恒,谓观日月之久照,四时之久成,圣人之道所以能常久之理。观此则天地万物之情理可见矣。天地常久之道,天下常久之理,非知道者孰能识之?”   朱熹曰:“恒固能亨且无咎矣,然必利于正,乃为久于其道,不正则久非其道矣,天地之道所以长久亦以正而已矣。久于其道,终也;利有攸往,始也。动静相生,循环之理,然必静为主也。”   臣按:为治之道贵乎能恒,恒则能久,久则可大,彼朝令而夕改、岁异而月不同者,必不能待,夫必世之久而致治具之周备,仁恩之洽浃也。   《大传》曰: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,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。   朱熹曰:“成位谓成人之位,其中谓天地之中。至此则体道之极功、圣人之能事,可以与天地参矣。”又曰:“易简理得,是净净洁洁,无许多劳扰委曲,张子所谓尽人道并立乎天地以成三才,则尽人道,非圣人不能也。”   臣按:干知大始,坤作成物,干以易知,坤以简能,是天地之理不外乎易简而已,圣人中立两间,以其一心之易简而合乎天地之易简,行其所无事而顺乎自然之理,由一身而一家,由一家而一国,由一国而之天下,凡有所修为举措莫非易知易从之事、可久可大之业,而所谓暗昧倾险、劳扰繁杂者无有焉,如此,则与天地同体而天下之理皆得于我矣。上焉而天天之理以易,下焉而地地之理以简,中焉而人人之理兼天地之简易而有之,然人皆有是理而不能得,贤人虽得是理而不能尽,得天下之理而尽之者,其圣人乎!惟其尽得是理,所以成位乎天地之中而与天地参而为三欤。   显诸仁,藏诸用,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,盛德大业至矣哉。富有之谓大业,日新之谓盛德。   程颐曰:“运行之迹,生育之功,显诸仁也。神妙无方,变化无迹,藏诸用也。天地不与圣人同忧,天地不宰,圣人有心也,天地无心而成化,圣人有心而无为,天地圣人之盛德大业可谓至矣。富有,溥博也;日新,无穷也。”   朱熹曰:“显自内而外也,仁谓造化之功德之发也;藏自外而内也,用谓机缄之妙业之本也。张子曰:‘富有者大而无外,日新者久而无穷。’”   臣按:真德秀谓此章虽言易之理,然易也、天地也、圣人也,一而已矣。生物无穷,天地之大业也;运行不息,天地之盛德也;功及万世,圣人之大业也;终始日新,圣人之盛德也。吁,非富有不可以言大业,使凡天地之间有一物之或遗、有一处之不到,非富有也,有而不富谓之非业,固不可谓之大,业则未也;非日新不可以言盛德,使凡宇宙之内有一息之或间、有一隙之暂已,非日新也,新而不日谓之非德,固不可谓之盛,德则未也。有志于二帝三王之盛雍熙泰和之治者,尚当体有心之圣人而法无心之天地,以成其盛德大业也哉。   以上圣神功化之极(上之上)   卷一五八   ▲圣神功化之极(上之下)   《尧典》:曰若(发语辞)稽(考也)古,帝尧曰放(至也)勋(功也),钦(恭敬)明(通明)文(文章)思(意思)安安(无所勉强),允(信也)恭克(能也)让,光(显也)被(及也)四表(外也),格(至也)于上下(上天下地)。   朱熹曰:“放勋,言尧之功大而无所不至也。常人有强为恭而不实,欲为让而不能,惟尧性之是以信恭而能让也。上天,下地也,尧德之盛如此,故其所及之远如此也。《书》叙帝王之德莫盛于尧,而其赞尧之德莫备于此,且又首以‘钦’之一字为言,此《书》中开卷第一义也。”   金履祥曰:“放勋二字本史官称尧之语,后世因以为尧称焉。”   克明(明之也)俊(大也)德,以亲九族(高祖至玄孙)。九族既睦,平(均也)章(明也)百姓(畿内民庶)。百姓昭明(皆能自明其德),协和万邦(天下诸侯之国),黎(黑也)民于(叹美辞)变(变恶为善)时(是也)雍(和也)。   朱熹曰:“尧之大德,上文所称是也。言尧推其德,自身而家,而国,而天下,所谓放勋者也。”   金履祥曰:“上文纪圣德之盛,此章纪治化之序。圣人治天下其机有二,一则盛德发越,自然成化;一则布德施化,推而广之也。”   臣按:真氏谓《尧典》为《大学》之宗祖,既载此于《衍义》之首篇矣,而臣于此又载之于“治国平天下”之末者,盖载之于前以见帝王为治之序,载之于后以见帝王治化之成。盖盛德发越而至于光四表、格上下,圣德推行而至于黎民于变时雍,治化至此可谓成矣。吁,尧之为帝,万世帝王之宗,虞之为《书》,万世经典之首。论君德而至于尧之钦明文思安安,论治道而至于唐之黎民于变时雍,所谓圣神功化之极,兹其标准与。   《大禹谟》:益曰:“都,帝德广运,乃圣乃神,乃武乃文。皇天眷(顾也)命,奄(尽也)有四海为天下君。”   朱熹曰:“广者大而无外,运者行而不息。大而能运则变化不测,故自其大而化之而言则谓之圣,自其圣而不可知而言则谓之神,自其威之可畏而言则谓之武,自其英华发外而言则谓之文。”   臣按:自古称帝王者必曰五帝,而孔子删《书》特始《尧典》者,盖帝尧五帝之盛帝也,其所以为皇天眷命,奄有四海以为天下之君者,以其有广运之德焉。推原其所自,盖自钦明中来也,盖钦则敬主乎中而万变莫能逾,明则光烛乎外而万物莫能蔽,是故修己以安百姓,继照以临四方,四表之大无处而不通,万世之远无时而或息,此其德之所以广运,而上足以膺天命、下足以统人群而为万代之盛帝也欤。   《伊训》:曰:“呜呼,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,罔有天灾。山川鬼神,亦莫不宁,暨鸟兽鱼鳖咸若。”   蔡沈曰:“殷监不远,在夏后之世。商之所宜监者莫近于夏,故首以夏事告之也。”   陈雅言曰:“人君者天地、鬼神、万物之主也。古有夏先后懋敬其德,谓之方者,日新不已之意,所谓致中和也。于是天道顺、山川宁而鬼神安,所谓天地位也;微而羽毛鳞甲之生亦莫不各遂其性,所谓万物育也。”   臣按:此伊尹言烈祖之成德以训于太甲者也。太甲,汤之孙也。伊尹欲以其祖成汤之成德以告太甲,而必先言夏后之世,《诗》所谓“殷监不远”是也。盖人君为治,不难于得民而难于得天,苟不得天则天灾时至、百物不成,山川鬼神无以供其粢盛而不得其宁,鸟兽鱼鳖不得遂其生育而有所不顺,此人君之为治所以必贵乎懋其德也。德而懋焉则勉,勉而不怠,懋德而方焉则进,进而不已,允若是则,阴阳顺序,灾害不生,物无疵厉,流峙之山川、幽明之鬼神、陆产之鸟兽、水产之鱼鳖,无一而不各止其所焉,治效而至于此,岂非功化之成也哉?   《洪范》:初一曰五行(水、火、木、金、土),次二曰敬用五事(貌、言、视、听、思),次三曰农用八政(食、货、祀、司空、司徒、司寇、宾、师),次四曰协用五纪(岁、月、日、星辰、历数),次五曰建用皇极,次六曰乂用三德(正直、刚克、柔克),次七曰明用稽疑(雨、霁、蒙、驿、克、贞、悔),次八曰念用庶征(雨、霁、燠、寒、风时),次九曰向用五福(寿、富、康宁、攸好德、考终命),威用六极(凶短折、疾、忧、贫、恶、弱)。   蔡沈曰:“此九畴之纲也,在天惟五行,在人惟五事,以五事参五行,天人合矣。八政者,人之所以因乎天;五纪者,天之所以示乎人;皇极者,君之所以建极也;三德者,治之所以应变也;稽疑者,以人而听于天也;庶征者,推天而征之人也;福极者,人感而天应也。五事曰敬,所以诚身也;八政曰农,所以厚生也;五纪曰协,所以合天也;皇极曰建,所以立极也;三德曰乂,所以治民也;稽疑曰明,所以辨惑也;庶征曰念,所以省验也;五福曰向,所以劝也;六极曰威,所以惩也。五行不言用,无适而非用也;皇极不言数,非可以数明也。本之以五行,敬之以五事,厚之以八政,协之以五纪,皇极之所以建也;乂之以三德,明之以稽疑,验之以庶征,劝惩之以福极,皇极之所以行也。人君治天下之法是,孰有加于此哉?”   臣按:真氏谓《洪范》九畴六十有五字耳,而天道人事无不该焉,原其本皆自人君一身始,此武王之问箕子之言,所以为万世蓍龟也。臣窃以为,非独可以为万世蓍龟,其实万世之法令格式焉,治世之大经大法不出此矣,为学而究乎此,则能通贯天人之理,为治而原乎此,则能和同天人之际。《洪范》者,天人之学也,学而至于贯通天人,在学者则为学问之极功,治而至于和同天人,在人君则为圣神之能事。   五皇极,皇建其有极,敛时五福,用敷锡厥庶民。   蔡沈曰:“皇,君;建,立也。极犹北极之极,至极之义,标准之名,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。言人君当尽人伦之至,以至一事一物之接、一言一动之发,无不极其义理之当然,而无一毫过不及之差,则极建矣。极者福之本,福者极之效,极之所建,福之所集也,人君集福于上,非厚其身而已,用敷其福以与庶民,使人人观感而化,所谓敷锡也。”   金履祥曰:“其有极指人君所有之标准也。”   臣按:皇建一畴,《洪范》九畴之枢纽也。人君尽五伦之道而立为天下之标准,使四方万姓皆于此而取则焉,所谓极也。然其所以建立之于上者,岂人君之所独有哉?盖天下人人所有者也。人人有之而不能自立,必待帝王者出,下布五行,上协五纪,端五事于上而威仪言辞皆可以为民之标表,修八政于下而法度政事皆可以为民之准的,则民所有之极于是乎建矣。且人君居五位之尊而尽五伦之至,而为斯民之极,则在君者寿、富、康宁、攸好德、考终命矣,人君不徒有是福于己,而又敷布之以锡于天下之众民,使之皆富、皆寿、皆康宁、皆考终命、皆攸好德焉。夫然,则在民所有之极莫不于是而皆有以建立,在君所集之福莫不于是而皆得以享受。呜呼,为治而至于万方亿兆皆享太平之福,何莫而非自人君一身建极始哉。圣祖条成《大诰》有曰“为民造福”,盖有得于《洪范》敛福锡民之意于数千载之下,宜其一世民物寿、考、康宁,惇德好义,家家有盖藏之积,人人遂首丘之愿,有以也。夫圣子神孙所当承家学,衍世泽,以福天下之人民,使之百世如一日焉,则斯世斯民其受福也无穷尽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