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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左传》：昭公二十三年，楚囊瓦城郢，沈尹戍曰：“古者天子守在四夷，天子卑，守在诸侯；诸侯守在四邻，诸侯卑，守在四竟（境同）。慎其四竟，结其四援，民狎（安习）其野，三务（春、夏、秋三时之务）成功，民无内忧而又无外惧，国焉用城？夫正其疆场，修其土田，险其走集（边境垒壁），亲其民人，明其伍候（部伍相为候望），信其邻国，慎其官守，守其交礼，不僭不贪，不懦不耆（强也），完其守备，以待不虞。”
臣按：楚人畏吴之强而城郢，郢者楚之国都也，不能远抚边境，惟欲近守城郭，故沈尹戍告之以此。夫诸侯之守固在四邻，天子之守固在四夷，然近者未备，何以服远？内者未修，何以攘外？宋范仲淹欲修京城，执政者引囊瓦城郢之事以沮之，泥古人之陈言而不知当世之事宜者也。
秦始皇三十三年，蒙恬于西北斥逐匈奴，单于不胜秦北徙，尽收河南地，并河以东属之阴山，因河为塞，筑长城，因边山险堑谿谷可缮者治之，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。
臣按：长城之筑，起临洮至辽东，延袤万余里，其为计也亦劳矣，然此岂独始皇筑也？昭王时已于陇西、北地、上郡筑长城矣，亦非尽秦筑也，赵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，燕自造阳至襄平亦皆筑长城，是则秦之前固有筑者矣，岂但秦也？秦之后若魏、若北齐、若隋亦皆筑焉。盖天以山川为险隘，有所不足增而补之，亦不为过，然内政不修而区区于外侮之御，乃至于竭天下之财以兴无穷已之功，是则不知所务矣。虽然，长城之筑，虽曰劳民，然亦有为民之意存焉，设使汉之继秦，因其已成之势加以修葺，魏之继汉、晋之继魏，世世皆然，则天下后世亦将有以赖之矣，奈何后之人惩秦人起闾左之失虑、蒙恬绝地脉之祸而废其已成之功，岂不可惜哉？后世守边者，于边塞之地无山川险阻之限而能因厄狭之阙、顺形势之便，筑为边墙，以扼敌人之驰突，亦不可无也，但不可速成而广扰尔。若就用其守御之人而限以三十年之久，徐徐而为之，其成虽迟，犹胜于不为也。
始皇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、陶山、北假（地名），中筑亭障以逐戎人，恬居上郡十余年，威振匈奴。
水经曰：“赵武灵王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，山下有长城，长城之际连山刺天，其山中断两岸若阙焉，自阙北出黄中关口有城，跨山结局，谓之高阙，戍自古迄今常置，重捍以防塞道。”
臣按：所谓高阙者，其山中断两岸若阙焉，今之边关皆是万山绵亘之间忽然中断，可以往来，故历代设为重城，屯士卒以戍守之，使外之寇贼不得入而内之奸细不得出也。按史，高阙在古朔方临戎县北连山中，断两峰俱峻若城阙焉，朔方古夏州也，今地在黄河套中，世不知其所在，就以今日边关言之，其最大而要者居庸、紫荆、松亭、雁门是也，前代关隘之设皆为守边，惟今日边关则咫尺神京之侧，非但守边也。盖开辟之初，天造地设此连亘之山以为内外之限，而又遣巨灵擘开两山以通出入，盖以亿万载之前豫有待乎我朝开国于亿万载之下也。自古建都于燕者，前有召公奭，后有金元，然王气之降，正有在乎今日。汉人继秦之后则以秦为鉴，唐人继隋之后则以隋为鉴，彼秦与隋岂汉唐所可匹哉，而以为鉴者，儆戒生于不足也。臣尝观元人进《金史》之表曰：“劲卒捣居庸关，北拊其背；大军出紫荆口，南扼其吭。”此古今都燕者防患之明鉴也，然捣居庸而谓之拊背，出紫荆而谓之扼吭，则其立言之间，轻重缓急不问可知，盖背乃人身之所倚负，而吭则呼吸饮食所必经，死生之系也，况今六军亿兆聚于京师，北倚居庸即为重镇，而紫荆乃南出之路，疾骑抵吾运道数日可到，是尤不可不加之意焉。议者往往急居庸而后紫荆，此不知大势者之言也，伏望圣明深以前代为鉴，防患于未然，宗社生灵不胜大幸。
《汉书贾谊传》曰：斥堠望烽燧不得卧，将吏被甲胄而睡。
文颖曰：“边方备胡寇，作高土橹，橹上作桔皋，桔皋头兜零以薪草置其中，常低之，有寇即火燃，举之以相告曰烽。又多积薪，寇至即燃之，以望其烟曰燧。”
颜师古曰：“昼则燔燧，夜则举烽。”臣按：烽燧之制，自汉已有之。
晁错言于文帝曰：“远方之卒守塞，一岁而更，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，且以备之，以便为之高城深堑，具蔺石、布渠（铁蒺藜），复为一城，其内城间百五十步，要害之处、通川之道，调立城邑，毋下千家，为中周虎落（外藩）。”
如淳曰：“蔺石，城上雷石也。”
苏林曰：“渠，铁蒺藜也。作虎落于塞要下，以沙布其表，旦视其迹，以知匈奴来入。”
文帝十四年匈奴十四万骑入朝那、萧关，杀北地都尉昂，虏人畜甚多，遂至彭阳，使骑兵入烧回中宫，候骑至雍甘泉。诏以中尉周舍、郎中张武为将军，车千乘、骑卒十万军长安，而拜昌侯卢卿为上郡将军、甯侯魏毋为北地将军、隆虑侯周灶为陇西将军，屯三郡，上亲劳军，勒兵自欲征匈奴，群臣谏不听，皇太后固要，上乃止，以张相如、栾布为将军，击逐出塞而还。
臣按：汉文帝一闻边报，即欲勒兵自征匈奴，帝之奋发则有矣，然非帝王御边之常道也。盖备边有其要，不在于临时而在于平日；御边有其道，不在于自用而在于用人。是以自古圣帝明王于封疆之守尤尽心焉，故于无事之时谋为措置，会计考验，凡吾土宇之内临边之地若干处，其延袤几何，某处为总会，某处为要害，某部最为强悍，沿边之城堡若干，戍卒若干，斥候若干，某处当何如而守，某部当何如而备，某人可用为将帅，某人可用为偏裨，彼侵某处当用何处兵以缓之，彼若深入当于何所而扼其归，某城与某城相接，某寨与某寨相连，里数之远近、山川之险易、人力之勇怯、储峙之多寡，具而为图，书而为策，置于座右，则人君虽居九重之上、深宫之中，不出殿门而边寨城堡、将卒戎落皆悬著于目睫之间，辗转于心胸之内。一有警报，即按图运谋，因机生智，随能命将，合众人之长、集群策之要，正不必亲驾六飞，躬临沙漠之区，自亲矢石之用，屈帝王之尊为么么之敌，胜之不足以为武，不幸而败焉，岂不长寇暴之威而贻中国之耻哉？然则寇准劝真宗幸澶渊亦非欤？曰圣人处事于其常而不于其幸，夫以汉高祖英雄之主而一时名将多在，尚几危于平城，真宗视高祖如何，寇准视陈平如何，高琼视樊哙如何，必有能辨之者。
文帝后六年，匈奴入上郡、云中，所杀略甚众，烽火通于甘泉、长安，遣将军令免屯飞狐、苏意屯句注、张武屯北地，周亚夫次细柳、刘礼次霸上，徐厉次棘门以备胡，上自劳军至霸上。
臣按：汉都长安，上郡、云中皆近边之地，烽火通于甘泉，盖传报耳，非敌至甘泉也。飞狐、句注之屯以备云中、北地，细柳、霸上、棘门之屯以备上郡，盖古人守边，既于临塞之地建城寨、筑亭障、屯戍卒，命将专守其地，遇敌来寇既自御之，又通报于朝廷，朝廷遣将屯其要害以备之，所以为边将之声援耳，不必亲临其地也。使敌闻之知吾有备，纵得入塞，不敢驰突，其塞垣守御一责之边将，非其力不能支，所遣之将不轻出也。大抵内地之兵与戍边之卒异，内兵不经战阵，不晓地利，且多骄脆，但可以为声援耳，不若生长边陲者惯战而耐苦，不徒为国，而又亦各自为其家，一卒亡一丁补，知其必不可已，所以肯捐躯拒敌也。不然，一旦命贵将统内军以临之，兵不识将，将不知兵，情既不通，教又非素甚者，乃至未战则用边兵以供役，临战则驱边兵以当先，遇有功次又攘而有之，此戍边将士所以解体也。臣请遇有边儆，宜如汉文遣将屯军故事而责其功于边将，彼此相应以为声援，使知吾内外有备，则自然退缩矣。
武帝太初四年，遣光禄勋徐自为筑五原塞，外列城数百里，远者千里，筑城障列亭至卢朐。
颜师古曰：“汉制，每塞要处别筑为城，置人镇守，谓之候城，即此障也。”
昭帝时，匈奴行攻塞外亭障，略取吏民去，是时汉边郡烽火候望精明，匈奴为边寇者少利，希复犯塞。
元帝时，单于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，传之无穷，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下人民，天子令下有司议，议者皆以为便，郎中侯应习边事，以为不可许，上问状，应曰：“周秦以来，匈奴暴桀寇侵边境，汉兴，尤被其害。臣闻北边塞至辽东，外有阴山，是其苑囿也，至孝武世出师征伐，斥夺此地，攘之于幕北，建塞徼，起亭隧（深开小道），筑外城，设屯戍以守之，然后边境得用少安。夫夷狄之情，困则卑顺，强则骄逆，天性然也。前以罢外城、省亭隧，今裁足以候望、通烽火而已，古者安不忘危，不可复罢，中国有礼义之教、刑罚之诛，愚民犹尚犯禁，又况单于，能必其众不犯约哉？自中国设建关梁以制诸侯，所以绝臣下之觊欲也，设塞徼、置屯戍，非独为匈奴而已，亦为诸属国降民本故匈奴之人，恐其思旧逃亡也。近因羌保塞与汉人交通，吏民贪利侵盗其畜产妻子，以此怨恨，起而背畔，世世不绝，今罢乘塞（乘，登之而守也）则生慢易分争之渐。往者从军多没不还者，子孙贫困，一旦亡出，从其亲戚。又边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，日闻匈奴民乐，无奈候望急何。与夫盗贼桀黠，群辈犯法，如其窘急，亡走北出则不可制也。起塞以来百有余年，非皆以土垣也，或因山岩石、木柴、僵落（谓山上树木枯僵堕落）、谿谷、水门，稍稍平之，卒徒筑治，功费久远，不可胜计。议者不深虑其终始，欲以壹切省徭戍，十年之外、百岁之内，卒有他变，障塞破坏，亭隧灭绝，更发屯缮治，累世之功不可卒复。开夷狄之隙，亏中国之固，非所以永持至安，威制百蛮之长策也。”
颜师古曰：“隧谓深开小道而行，避敌钞寇也。”
臣按：班史《武纪》所谓城障列亭，《匈奴传》所谓建塞徼、起亭隧，是乃古人候望之所，今世所谓营堡墩台之类也；《贾谊传》所谓斥候、烽燧，晁错所谓蔺石、渠、虎落，是乃古人候望之具，今世所谓烟火、信炮、礌石之类也。大抵斥候以远为宜，以高为贵，以简为便，盖近则缓不及事，低则候不及远，繁则人少而费多。臣请以今日边事言之，且如宣府一处，腹里墩口二百七十二所，沿边共四百五十六所，即此一处以例其余，其城塞之设皆当要害之处，固无容议，但墩台之类则恐失之太多矣。臣愚以为设墩台以候望也，其相去之远近，当以火光可见、炮声可闻为恨，夫以方丈之土堆、十数之孤卒，持一二日之水米，出于数百里之外，其孤危甚矣，苟非地险而径迂、势高而食足，其乘障者几何，不为敌持首去如狄山也哉？臣窃以为宜遣行边大臣，会同守边将帅，躬行边地，相其事势，审其形便，于凡旧日墩台可省者省之，可增者增之，可并者并之，大抵主于简而远，声闻可相接、目力可相及处则立为一墩，及于众墩之间要害处立为一堡，使之统其附近诸墩，有事则相为接应，墩统于堡，堡统于城，如臂指之相使，如气脉之周流；于外墩之内，每二三十里各为总台数处，以次通报于城中，其墩之制高必极望，墩之下于三四里间四周俱筑为土墙，高四五尺、长七八尺许，横斜错乱，彼此相入，人须委曲然后可行，使敌骑不能侵近，其墩之上除候卒自持口粮外，常蓄一月水米以防不测。若夫烽燧之制，古人昼则燔燧，夜则举烽，偶遇风劲则烟斜而不能示远，值霖雨则火郁而不能大明，宜于墩台之上立为长竿，分为三等，上悬红灯，以灯数多寡为缓急众寡之候，所谓红灯者，煆羊角及鱼魫为之而染以红，遇夜则悬以示远，数百里之间举目可见矣。
以上守边固圉之略（上）
卷一五一
▲守边固圉之略（下）
武帝元朔二年，卫青出云中，西至高阙，遂至陇西，捕首虏数千，走白羊楼烦王，取河南地为朔方郡。主父偃言：“河南地肥饶，外阻河，蒙恬城之以逐匈奴，省转戍漕，广中国，灭胡之本也。”公卿皆不便，上竟用偃计，立朔方郡，募民徒者十万口，筑城缮寨，因河为固，转漕甚远，自山东咸被其劳，费数十百巨万，府库并虚。
臣按：汉立朔方郡即赫连勃勃命叱干阿利蒸土筑城之处，所谓夏州是也。后秦姚兴以赫连勃勃为安北将军，镇朔方，勃勃僭称天王，建国曰夏，命其臣叱干阿利发岭北夷夏十万人于朔方永北黑水之南营起都城，号为统万，命其秘书监胡义周作颂，曰：“营启都城，开建京邑，背名山而面洪流，左河津而右重塞。”盖此地在汉已有城，而赫连夏乃于此建都也。隋以朔方地分置胜州榆林郡，唐开元中置朔方郡大总管，兼安北都护，唐末拓拔思恭镇是州，唐赐姓李，五代李仁福、彝超继领节镇，号定难军。宋太平兴国八年，李继捧来朝，愿纳土，其弟继迁不乐内附，亡命啸聚扰边。淳化中，太宗以夏州深在沙漠，奸雄因之以窃据，欲堕其城，吕蒙正曰：“自赫连筑城以来，颇与关右为患，若废之，万世利也。”遂诏废之，迁其民于银、绥，分官地给之，其州兵不徙，相聚置营，仍曰夏州。真宗咸平末，继迁死。景德中，其子德明款寨内附，朝廷假以本道节制，始自夏州迁怀远镇改为兴州居之，即今宁夏卫是也。德明之子元昊僭号自称夏帝，史谓其境土方一万里，河之内外州郡凡二十有二，河南之州九曰灵、曰洪、曰宥、曰银、曰夏、曰石、曰盐、曰南威、曰会，河西之州九曰兴、曰定、曰怀、曰永、曰凉、曰甘、曰肃、曰瓜、曰沙，熙秦河外之州四曰西宁、曰乐、曰廓、曰积石，其地饶五谷，尤宜稻麦。即今州郡考之，所谓兴即今宁夏也，河西及河外之州今多存焉，其河南九州，虽其一二可考，而其七者不知其所在，意者皆在今河套中邪。自昔守边者皆袭前代之旧，汉因秦，唐因隋，其边城营堡往往皆仍故迹，惟我朝守边则无所因袭而创为之制焉。盖自唐天宝以后，河朔以北多为方镇所有，其朝廷所自御者突厥、吐蕃、南诏而已，五代以来石晋以燕云赂契丹而河西尽属拓拔氏，宋人以内地为边境，金、元又无所谓边者。我圣祖得天下，遍于西北边城立为藩府，统重兵，据要害，然皆在近边而未尝远戍境外如汉唐之世也。洪武之初，西北边防重镇曰宣府、曰大同、曰甘肃、曰辽东、曰大宁，永乐初革去大宁，惟存四镇，宁夏守镇肇于永乐之初，榆林控制始于正统之世，其余花马池等堡皆是边境多事之秋创置者也方今要害之处，朝廷处置固已严密，但所谓黄河套者尚若阙焉，何也？前代所以废弃之者，以其边城之防守在内而其地在外故也，今日吾之守镇顾有在河套之外者，秋高马肥，风寒河冻，彼或长驱而入，屯结其中以为吾内地之扰，幸其素无深谋，未用华人之计，不为据地之争，是以亟来亟往，有获即去，似若无足为意者，然谋事贵乎先，防患贵乎豫，往者彼固尝深入矣，议者虑其为吾内地害，百计谋所以驱而出之者，未得其便，幸其自去矣，遂无有一人议及之者，万一再来，何以处之乎？夫事之未来者虽未能逆料其有无，计之万全者不可不先为之擘画，臣愚过为之虑，今日西北诸边，祖宗以来所以备御之具固已详尽，惟此一处偶未之及，非遗之也，芽蘖未萌也，今则已暴著矣，所以先事而豫为之防者，兹其时乎。自昔中国守边者皆将卒守其内而拒戎人于外，兹地则彼反入吾之内而吾之所守者反在其外焉，彼所以从入者必有其物，皆一一推求其故，于其所经行之路则预扼其要冲，于其所屯聚之处则先据其形胜，勿但幸其眼前之无事，而必为后日之远图，议者若谓置为城守则馈饷为难，将至于汉人之劳费，盍思赫连之建国、元昊之列郡皆在此地，何从得食乎？《宋史》明言其地饶五谷，尤宜稻麦，汉人于境外轮台之地尚为之屯营，况此乃在黄河之南次边之地乎？臣请下合朝议，当此无事之秋，北敌远遁之际，遣通古今识事体大臣躬莅其地，详察可否，以闻傥以为可行，或于河之南筑城池以为之镇遏，或于河之北据要害以为之扼塞，或沿河之堧设营堡以防其径渡，事必出于万全然后行之，不然，较其利害足以相当，姑仍其旧可也。愚儒未履边地，姑以意言，可否惟上之命。
后汉王霸将弛刑徒六千余人，与杜茂治飞狐道，堆石布土，筑起亭障，自代至平城三百余里。
李贤曰：“飞狐道在蔚州飞狐县北，通妫州怀戎县，即古之蜚狐口也。”臣按：飞狐口在今蔚州广昌县。
北魏中书监高闾表以为：“北部所长者野战，所短者攻城，若以彼之所短夺其所长，则虽众不能成患，虽来不能深入，又彼散居野泽，随逐水草，战则与家业并至，奔则与畜牧俱逃，不赍资粮而饮食自足，是以历代能为边患，六镇势分，倍众不斗，互相围逼，难以制之。请依秦汉故事，于六镇之北筑长城，择要害之地往往开门，造小城于其侧，置兵捍守，彼既不攻城，野掠无获，草尽则走，终必惩艾，计六镇东西不过千里，一夫一月之功可成三步之地，疆弱相兼，不过用十万人一月可就。虽有暂劳，可以永逸。凡长城有五利，罢游防之苦，一也；北部放牧无钞掠之患，二也；登城观敌，以逸待劳，三也；息无时之备，四也；岁常游运，永得不匮，五也。”
臣按：我朝建都于燕，切临边境，所以设险以捍蔽其国都者尤宜慎固，太行西来，逶迤而北，历居庸而东极于医巫闾，是为第一层之内藩篱也；又东起旧大宁界，越宣府、大同、代州之境而西至于保德州之黄河，又为第二层之外藩篱也；其内之藩篱天造地设，重冈叠嶂，以为国家北门之屏蔽，《易》所谓地险者也；若夫外之藩篱，固有天然之地险，然其间多有间断之处，因而补其缺、塞其罅以为外寇之防，则又赖乎王公之设险焉。臣闻云代一带其设墩台以守候也，有大边有小边，大边以谨斥候，小边以严守备，今诚于大边墩台之间、空缺之处，因其崖险，随其地势，筑为城墙以相连缀，实为守边长久之计。高闾谓六镇东西不过千里，一夫一月之功可成三步之地，强弱相兼，不过十万人一月可就。臣窃以为今山后缘边之地，东起永宁之四海冶，西底保德之河堧，自东而西，计其所长一千三百二十里而已，其间墩台相望，远者十数里、近者数里，就其空处而加筑塞之功，延引以相连接，亦无甚劳费者。昔人谓一月可就，臣请以三年为期，遇夫边方无警之秋、米谷丰登之岁，孟夏、仲秋天气温凉之候，量拨骑兵以为防护，借十万人之工力，费十数万之赀粮，三年之中仅劳一百八十日，成此千百年莫大之功，夫然则边城寇盗永清，国家藩篱益厚。高闾所谓五利者，彼徒托之空言，而我今日真实享其利矣。
唐高祖时，突厥岁盗边，帝会群臣问所以备边者，将作大匠于筠请于五原、灵武置舟师于河扼其入，中书侍郎温彦博曰：“魏为长堑遏匈奴，今可用。”帝使桑显和堑边大道，召江南船工，大发卒治战舰。
臣按：据于筠所请，于五原、灵武置舟师于河扼敌之入，彦博亦言魏为长堑，则是迤西黄河固可以行舟，而沿河之地亦可以堑也。
始，朔方军与突厥以河为境，非厓有拂云祠，突厥每犯边必先谒祠祷解，然后料兵度而南。时默啜悉兵西击突驰施，张仁愿请乘虚取漠南地，于河北筑三受降城，绝其南寇路。唐休璟以为两汉以来皆北守城，今筑城彼腹中，终为所有。仁愿固请，中宗从之，表留岁满兵以助功，咸阳兵五百人逃归，仁愿擒之，尽斩城下，军中股栗，役者尽力六旬而三城就，以拂云为中城南直朔方，西城南直灵武，东城南直榆林，三垒相距各四百余里，其北皆大碛也，斥地三百里而远，又于牛头朝那山北置烽候千八百所。自是突厥不敢逾山牧马，朔方益无寇，岁损费亿计，减镇兵数万。
王禹偁曰：“兵势患在不合，将臣患在无权，今固未能专委一人，则请于沿边要害之地为三城以备之，若有唐受降城之类，如国家有兵三十万人，使互相救援，责其成功。”
臣按：朔方军即今河套地也，唐初与突厥以河为界，则是固常守河矣，而张仁愿所筑三受降城皆在黄河之北、大漠之南。史谓中城南直朔方，意今河套之地；西城南直灵武，意今宁夏之地；东城南直榆林，意今在绥云之间。今其故址无复可考，说者多谓东胜州即古东受降城所在，其地今有断头山，地最肥腴且宜焉，疑即史所谓牛头朝那也。国朝设东胜卫于此，其后移于内地，宣德、正统间往往有建议者欲复其故，然而卒不果焉。夫自古守封疆者必据险阻，然守险也不守其险而守于险之外，若即险而守则敌与我共其险矣，是以古人之守江也必守淮而河亦然，唐人御突厥也，始以河为界，其后张仁愿乃建三城于河之外焉，是即守江之意，盖择其要害之地扼其吭而折其胁也，是以唐自有此城之后朔方益无寇，岁省费亿计，减镇兵数万，此其明验也。今日边城营堡措置已定，固无可更革之理，然事有暂劳而久安、费少而效大者，古人亦不惮改作，在乎行之有其渐、处之有其道焉耳。臣故微举其端而不敢尽其说，以候后之经国远图者云。
五代晋高祖割幽（今顺天地）、蓟（今蓟州）、瀛（今河间地）、莫（今任丘地）、涿（今涿州）、檀（今密云县）、顺（今顺义县）、新（今保安州）、妫（今隆庆州）、儒（今永宁县）、武（在今朔州西境）、云（今大同地）、应（今应州）、寰（今马邑县）、朔（今朔州）、蔚（今蔚州）十六州与契丹。
胡三省曰：“石晋以十六州与契丹，人以为北方自撤藩篱之始，予谓雁门以北诸州，弃之犹有关隘可守，若燕、顺、蓟等州则失地险矣。然卢龙之险在营（今昌黎等县地）、平（今永平地）二州界，自刘守光僭窃，周德威攻取，契丹乘间遂据营、平，自同光以来，契丹南来直抵朔易，其失险也久矣。其后天福八年，契丹主乃集山后，及卢龙兵合五万人，使赵延寿将之，经界中国。所谓山后即云、应诸州，而卢龙即幽州军号也。此乃天福初割与契丹之土地、人民，契丹用中国之将，将中国之兵，以攻中国，籍寇兵而赍盗粮，自此中国胥为患矣。”
臣按：石晋所赂契丹十六州地，幽、蓟、瀛、莫、涿、檀、顺七州在山前，新、妫、儒、武、云、应、寰、朔、蔚九州在山后，合前此契丹所自取营、平二州通计之，盖十有八州也。自是中国非但失其土地、人民，乃并其关隘而失之，晋人自捐其险隘与人，既无以自守其国，宋人承其后而不能复中国之旧，遂以白沟河为界，故二国所受祸略同。夫自晋天福元年以其地赂契丹，首尾四百五十余年，我太祖始援之于泥涂之中，又于此建都，则隮之天日之上矣。夫以百二山河而有天然之地险，重城万雉，屯百万貔貅于此镇压之，是诚万万年不拔之基也。今山前、山后皆吾中国之地，山前七州今为畿甸之地，太行西来，连冈垒嶂，环而绕之，东极于医巫闾之境以为内之藩篱，山后诸州自永宁四海冶以西，历云、代之境，重关列戍以为外之藩篱，苟委任得人、守御有法，可保其无外患也。惟昌平以东遵化、永平一带，往者有大宁都司兴营义会等卫在山之后以为外障，其后移入内地，以此之故，京师东北藩篱单薄之甚，异时卒有外患，未必不出于此，夫天下之患往往出于意料之外，然能谋画于未事之先而豫有以防备之，则所患者消泯于无迹矣。请下大臣议，居庸以东历黄花镇、古北口，直抵山海关山之后，皆荒漠无人之境，非如居庸以西大小边镇两层可以防备，若何可以善其后而使之永无外患，必有奇谋宏略出于其间，必不得已而臣有一见，请将洪武中大宁都司后移保定者立于永平，或遵化或蓟州以为重镇，凡旧所属卫所移于沿山要害，相为声势，仍于山之后去山五里，或十里或三四十里量其地势、因其形便筑为墩台，就其空缺之地接连以为边墙，就于其间择一要地设为关镇，屯军守备，以为乌梁海入贡之道，一以卫都城，一以护陵寝，此诚千万年之远谋也。不然，国家养锐储材，俟吾力有余而其机可乘，仍复洪武中山后帅阃之旧，俾与宣府、大同列为三镇，直达辽东之境，则是国家之险要既失，复得藩篱厚而无可乘之隙，根本固而无意外之患矣。伏惟圣明，当此太平无事之时，思患豫防，有以为国家万年无穷之虑，勿以为书生过虑而忽之。
宋仁宗时，范仲淹攻守二议，其议攻曰：“窃见延州之西、庆州之东，有贼界百余里侵入汉地，可攻之地其在外。此军行入界当先布号令，生降者赏，杀降者斩，得精强者赏，害老幼妇人者斩，拒者并力以戮之，服者厚利以安之，逃遁者勿追，疑有质也，居者勿迁，俾安土也，乃大为城寨以据其地。俟城寨坚牢，当留土兵以守之，方诸旧寨必倍其数，使使臣以安抚之，必严其戒曰贼大至则明斥候，召援兵，坚壁清野以困之外，至则扼险设伏以待之，居常高估入中及置营田以助之。如此，则分彼贼势，振此兵威，所用主兵官员使臣勇夫身死者居其前，可用策应者居其次，使臣中可当一队者参以前，队有心力干事者营立城寨。臣观后汉段纪明以骑三千、步万人、车三千两、钱五十四亿，三冬三夏，大破诸羌。如此，取下一处城寨，平定则更图一处，为据守之策。”
其议守曰：“西戎居绝漠之外、长河之北，倚远恃险，未易可取，建官置兵不用禄食，每举众犯边，一毫之物皆出其下，风集云散，未尝聚养。中国则不可，远戍之兵久而不代，负星霜之苦，怀乡国之望，又日给廪食，月给库缗，春冬之衣鞋、馈输满道不绝，国用、民力日以屈乏，军情愁怨，须务姑息，此中原积兵之忧也。臣谓塞垣镇守当务经远，臣观赵充国兴屯田，大获地利，遂破先零；魏武于征伐之中，令带甲之士随宜垦辟，故不甚劳大功克举，数年之中所在积粟食，廪皆满。唐置屯由天宝八年，河西收二十六万石、陇西收四十四万石，孙武曰分建诸侯以其利而利之，使其食地之毛，实役其人民之力，故赋税无转徙之劳，徭役无怨旷之叹。”
臣按：仲淹上攻、守二议，终之曰：“国家用攻则宜取其近而兵势不危，用守则必图其久而民力不匮，可谓得攻守之宜矣。”
仲淹又上和守攻备四策，其守策曰：“久守之计须用土兵，各谙山川习战斗，比之东兵战守功倍，然缘边次边土兵数少，分守不足，更当于要便城寨招置土兵，若近里土兵愿改隶边寨者，即迁其家团集之，何则？关内诸州土兵多在边上，或得代归营，数月之间复出远戍，岂徒星霜之苦极，伤骨肉之思，征夫不保其家，嫠妇颇多犯法，人情不免，久则怨起，如得并迁其家于缘边住营，更免出军，父母妻子乐于团聚，战则相救，守则相安。又缘边无税之地所招弓箭手，各使聚居险要，每一两指挥共修一堡，以全其家，与城寨相应，彼或小至则使弓箭手与诸寨土兵共力捍御，彼或大举则二旬之前必闻举集，我之次边军马尽可勾呼驻于坚城，以待敌之进退。缘边山阪重复，彼之重兵必循大川而行，先求疾速，俟其得胜，使我师沮而不出，方敢散兵虑掠，过越险阻更无顾虑。我若持重不战，则彼之重兵行川路中粮草无所给、牛羊无所获，不数日人马困毙，彼之重兵更不敢越险，又未能决胜，必不得已而散兵虏掠，我于山谷村落中伏精锐以待之，彼散掠之兵轻而寡弱，可击可逐，使散无所掠，聚不得战，欲长驱深入我则使诸将出奇以蹑其后，欲全师以归我则使诸城出兵以乘其弊，此守策之要也。”
其攻策曰：“臣常计陕西四路之兵数几三十万，非不多也，然各分守城寨，故每岁点兵不过二万余人，坐食刍粮，不敢举动，岁岁设备常如寇至，不知贼人之谋果犯何路。贼界则不然，种落散居，衣食自给，忽尔点集并攻一路，故动号十余万，以我分散之兵拒彼专一之势，众寡不敌，遂及于败，且彼为客当劳而反逸，我为主当逸而反劳。我若复用此计，彼劳我逸则取胜必矣。请于鄜延、环庆、泾原路各选将佐三五人、使臣一二十人、步兵二万、骑兵三千以为三军，以新定陈法训练岁余，候其精勇，然后观贼之隙，使三军互掠于横山，降者厚赏，各令安土，拒者并兵急击，必破其族。假若鄜延一军先出，贼必大举来应，我则退守边寨，或据险要，不与大战，不越旬日彼自困弊，势将溃归，则我环庆之师复出焉，彼若再图点集来拒王师，则又有泾原之师乘间而入，彼则奔命不暇，部落携怨，则我兵势自振，三五年间，山界可以尽取，此春秋时吴用三师破楚之策也。”
臣按：仲淹所议攻守之策虽以防当时之西夏，然以通论后世之边事，势不同而理同，择而行之，举而措之，未必不可用也。
张亢上仁宗论边机军政所疑十事，其三曰：“今鄜延副总管许怀德兼环庆军马，环庆副总管王仲宝复兼鄜延，其泾原、秦凤总管等亦兼邻路，虽令互相策应，然环州至延州十四五程，直路亦不下十驿，泾原至秦州又远于此，若一处有事，自此发兵赴援而山谷险恶、人马已困，欲责其功，何可得也？”
臣按：兵势贵乎相接，苟相去悬绝，则首尾不能相应，必致缓不及事之失。
亢又言曰：“四路军马各不下五六万，朝廷尽力供亿而边臣但言兵少，每路欲更增十万人，亦未见成功之效。且兵无节制，一弊也；无奇正，二弊也；无应援，三弊也；主将不一，四弊也；兵分势弱，五弊也。有此五弊，如驱市人而战，虽有百万，亦无益于事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