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心雕龙义证 - 第 35 页/共 231 页
纪评：「《桂华》尚未至于不经，《赤雁》等篇亦不得目之曰靡，盖深恶涂饰，故矫枉过正。」「不经」谓不合正道。按刘勰此论可能是对乐曲说的，不是对歌辞说的。
《注订》：「《桂华》《赤雁》之作，彦和讥之者，盖以其开后世符瑞颂赞之渐，违古立乐府之旨。故曰不经不典，不仅恶其涂饰，亦非矫枉过正也。」
〔七〕 梅注：「《赤雁》：汉武帝太始三年行幸东海，获赤雁作。」黄注：「《礼乐志》郊祀歌：《象载瑜》十八，太始三年，行幸东海，获赤雁作。」按《汉书礼乐志》，辞如下：「象载瑜，白集西；食甘露，饮荣泉。赤雁集，六纷员；殊翁杂，五采文。神所见，施祉福；登蓬莱，结无极。」
《校释》：「舍人此篇，于《房中》十七章举《桂华》，于《郊祀》十九章举《赤雁》，论《桂华》则曰『丽而不经』；评《赤雁》则曰『靡而非典』。证以后世通人评骘之语，益足见舍人衡鉴之精。《宋书乐志》曰：『汉武帝虽颇造新哥，然不以光扬祖考，崇述正德为先，但多咏祭祀见事及其祥瑞而已。商周《雅》《颂》之体阙焉。』此舍人所谓『靡而非典』也。齐召南曰：『周诗所谓《
房中乐》者，人伦始于夫妇，故首以《关雎》《鹊巢》。汉《安世房中歌》，直是祀神之乐。』此舍人所谓『丽而不经』也。舍人虽各举一目，实可通论余篇。纪评乃谓『《桂华》尚未至于不经，《赤雁》亦不得目之曰靡』，其言乖违如此，异哉！」
《校注》：「《隋书音乐志上》：『武帝裁音律之响，定郊丘之祭，颇杂讴谣，非全《雅》什。』并足与此相发。」
〔八〕 梅注：「河间献王名德，景帝子，武帝时献雅乐，天子下太乐官，常存肄之，岁时以备数，然不常御。」
《汉书礼乐志》：「是时，河间献王有雅材，亦以为治道非礼乐不成，因献所集雅乐。天子下太乐官，常存肄之，岁时以备数，然不常御，常御及郊庙，皆非雅声。」此谓河间献王刘德曾推荐古乐，但武帝很少采用。
〔九〕 梅注：「《史记乐书》：汉武帝尝得神马渥洼水中，作歌曰：『太一贡兮天马下，沾赤汗兮沫流赭。骋容与兮跇万里，今安匹兮龙为友。』后伐大宛得千里马，马名蒲捎，作歌曰：『天马徕兮从西极，经万里兮归有德，承灵威兮怀外国，涉流沙兮四夷服。』中尉汲黯进曰：『凡王者作乐，上以承祖宗，下以化兆民。今陛下得马，诗以为歌，协于宗庙，先帝百姓，岂能知其音耶？』」
《陔余丛考》卷二十三「乐府」：「《文心雕龙》曰：『汉武立乐府，总赵代之音，撮齐楚之气；……河间献雅而不御，故汲黯致讥于《天马》。』然则乐府本非雅乐也。」
至宣帝雅诗，颇效《鹿鸣》〔一〕。迩及元成〔二〕，稍广淫乐〔三〕，正音乖俗〔四〕，其难也如此〔五〕。
〔一〕 《校证》：「『宣帝雅诗，颇效《鹿鸣》』，原作『宣帝《
雅》《颂》，诗效《鹿鸣》』，今据唐写本改正。盖『颇』初误作『
颂』，继又误乙在『诗』前也。『颇效』与『稍广』对文。」
黄注：「（《汉书》）《王褒传》：宣帝时，天下殷富，数有嘉应，上颇作歌诗，欲兴协律之事。于是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风化于众庶，闻王褒有俊才，请与相见，使褒作《中和》、《乐职》、《宣布》诗，选好事者令依《鹿鸣》之声，习而歌之。」「雅诗」即指《中和》、《乐职》、《宣布》诗。
〔二〕 唐写本「迩」作「逮」。《校注》：「按『逮』字是，当据改。」
《斟诠》：「迩，近也。见《说文》。元帝为宣帝子，成帝为宣帝孙，元成紧接宣帝而嗣位，故云迩及，不须改字。」
《汉书元帝纪赞》：「元帝多材艺，善史书，鼓琴瑟，吹洞箫，自度曲，被歌声，分刌节度，穷极幻眇。」注引应劭曰：「自隐度作新曲，因持新曲以为歌诗声也。」
〔三〕 《汉书礼乐志》：「今汉郊庙诗歌，未有祖宗之事，八音调均，又不协于钟律，而内有掖庭材人，外有上林乐府，皆以郑声施于朝庭。至成帝时，……郑声尤甚。黄门名倡丙强、景武之属富显于世。贵戚五侯定陵、富平外戚之家淫侈过度，至与人主争女乐。哀帝自为定陶王时疾之，又性不好音，及即位，下诏曰：惟世俗奢泰文巧，而郑卫之声兴。夫奢泰则下不孙而国贫，文巧则趋末背本者众，郑卫之声兴则淫辟之化流。而欲黎庶敦朴家给，犹浊其源而求其清流，岂不难哉！孔子不云乎？『放郑声，郑声淫。』其罢乐府官。」
〔四〕 范注：「正音乖俗，如河间献王献雅乐，仅岁时备数，常御及郊庙皆非雅声之类。」
〔五〕 《注订》：「意指上文所云『雅声寖微』，『中和之响，阒其不还』，及『河间荐雅而罕御』。虽宣帝再振，终难继响，亦世运之所关，故云其难也，此乐府之一大变也。」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：自秦至汉初，一直就缺乏「正音」，直到汉宣帝时，才有了「雅颂之作」；但到元成之间，「淫乐」渐渐得势了。故他慨叹于「正音乖俗，其难也如此」。
对于汉武帝创立乐府机关，刘勰提到李延年采集民歌配上乐律的贡献，但总认为宫廷乐章里不应有「靡丽」的民间歌谣。这是由于他认为「正音乖俗」，认为雅正的音乐和民间俗曲走的不是一条路。
暨后汉郊庙〔一〕，惟杂雅章〔二〕，辞虽典文，而律非夔旷〔三〕。
〔一〕 《校证》：「『汉』字原脱，据唐写本补。」「郊」，祭天。「庙」，祭祖。
《文体明辨序说》「乐府」类：「东汉明帝分乐为四品：一曰《大予乐》，郊庙上陵用之。二曰《雅颂乐》，辟雍飨射用之。三曰《黄门鼓吹乐》，天子宴群臣用之。四曰：《短箫铙歌乐》，军中用之。其说虽具，而制亦不传。」
〔二〕 范注：「唐写本『后』下有『汉』字，是。『杂』作『新』亦是。惟新雅章，指东平王苍所制也。」
按「杂」字义长，意谓后汉郊庙乐，杂用雅乐。《后汉书东平宪王苍传》：「苍以天下化平，宜修礼乐。乃与公卿共议定南北郊冠冕车服制度，及光武庙登歌，八佾舞数，语在《礼乐》、《
舆服志》。」
〔三〕 「律」，音律，和上句的「辞」字分别指乐章的两个方面。
《札记》：「按《后汉书曹褒传》：显宗即位，曹充上言，请制礼乐，帝善之，诏曰：今且改太乐官曰太予乐，诗歌曲操，以俟君子。据此，后汉之乐一仍先汉之旧。《宋书乐志》：汉明帝初，东平宪王制舞歌一章，荐之光武之庙。（按《武德舞歌》诗见《乐府诗集》。）又章帝自作《食举诗》四篇，后汉乐词之可考者仅此。」范注：「章帝又制《云台十二门》诗。」
至于魏之三祖，气爽才丽〔一〕，宰割辞调〔二〕，音靡节平〔三〕。观其「北上」众引〔四〕，「秋风」列篇，或述酣宴，或伤羁戍，志不出于滔荡〔五〕，辞不离于哀思〔六〕，虽三调之正声〔七〕，实《韶》《夏》之郑曲也〔八〕。
〔一〕 锺嵘《诗品下》魏武帝魏明帝诗：「曹公古直，甚有悲凉之句。叡不如丕，亦称三祖。」「三祖」，太祖武帝操，高祖文帝丕，烈祖明帝叡。《训故》：「武帝《苦寒行》『北上太行山，艰哉何巍巍』云云，文帝《燕歌行》『秋风萧索天气凉』云云，明帝《月重轮》及《燕歌行》。」王金凌：「气与才都指才能，即才气爽丽。爽说明思考能力迅速，丽则说明表达能力强。丽本指辞采，此处借用辞采的美，以喻才能。」按《文心》「气」的概念详见下《养气》篇，王说将「气」等同于「才」未妥。
〔二〕 范注：「《宋书乐志三》：《相和》，汉时歌也。丝竹更相和，执节者歌。本一部，魏明帝分为二。彦和所讥宰割辞调，或即指此。」
《注订》：「宰割者，以新辞入旧调，或以旧辞按新声，辞之长短，调之缓促，不因袭旧律也。范注据《宋书乐志》，以明帝分相和调为二部为宰割者，非是。古乐一部二部以人分，不以辞调分也。况『音节靡平』云者，明指辞调而言，与部无涉也。」「宰割辞调」谓分裂古调，制作新曲。
〔三〕 「音靡节平」，王金凌：「靡指旋律柔和轻细，平则指节奏平淡而不强烈。」吴讷《文章辨体序说》「乐府」类：「魏晋以降，世变日下，所作乐歌，率皆夸靡虚诞，无复先王之意。」
〔四〕 《斟诠》：「引，琴曲也。《初学记》：『古琴曲有九引。』」
〔五〕 《校证》：「『滔』，元本、……黄注本、王谟本作『淫』，唐写本作『慆』，今从汪本、畲本、王惟俭本、日本刊本、崇文本等，定作『滔』。」
《缀补》：「按明嘉靖本淫作滔，《古诗纪别集》一引同。『滔荡』复语，『滔』亦『荡』也。（《淮南子本经篇》「共工振滔洪水。」高诱注：「滔，荡也。」）唐写本作『』，『』乃『慆』之误。滔、慆正假字。黄本作『淫』，盖妄改。《淮南子精神》篇：『五藏摇动而不停，则血气滔荡而不休矣；血气滔荡而不休，则精神驰骋于外而不守矣。』（又见《文子九守》篇）。《刘子防欲》篇：『志气縻于趣舍，则五藏滔荡而不安。』并以滔荡连文，与此取义亦同。」「滔荡」，犹放荡。
〔六〕 黄注：「按魏太祖《苦寒行》『北上太行山』云云，通篇写征人之苦。文帝《燕歌行》『秋风萧瑟天气凉』云云，亦托辞于思妇，所谓或伤羁戍，辞不离于哀思也。他若文帝《于谯作》《孟津》诸作，则又或述酣宴，志不出于淫荡之证也。」
《札记》：「《宋书乐志》载《相和歌辞》：《驾六龙》（当《气出倡》）、《厥初生》（当《精列》）、《天地间》（
当《度关山》）、《惟汉二十二世》（当《薤露》）、《关东有义士》（当《蒿里行》）、《对酒歌太平时》（当《对酒》）、《驾虹蜺》（当《陌上桑》）皆武帝作。《登山有远望》（当《十五》）、《
弃故乡》（当《陌上桑》），皆文帝作。又晋荀勖撰《清商三调》，旧词施用者，《平调》则《周西》（《短歌行》）、《对酒》（《短歌行》），为武帝词；《秋风》（《燕歌行》）、《仰瞻》（《短歌行》）、《别日》（《燕歌行》）为文帝词。《清调》则《晨上》（
《秋胡行》）、《北上》（《苦寒行》）、《愿登》（《秋胡行》）、《蒲生》（《塘上行》），为武帝词；《悠悠》（《苦寒行》）为明帝词。《瑟调》则《古公》（《善哉行》）、《自惜》（《善哉行》），为武帝词；《朝日》（《善哉行》）、《上山》（《善哉行》）、《朝游》（《善哉行》）为文帝词；《我徂》（《善哉行》）、《赫赫》（《善哉行》）为明帝词。此外，武帝有《碣石》（《大曲步出夏门行》），文帝有《西山》（《大曲折杨柳行》）、《园桃》（《大曲煌煌京洛行》），明帝有《夏门》（《大曲步出夏门行》）、《王者布大化》（《大曲棹歌行》）诸篇。陈王所作，被于乐者亦十余篇，盖乐词以曹氏为最富矣。」
〔七〕 黄注：「《晋乐志》：有因丝竹金石造歌以被之，魏世三调歌辞之类是也。又《唐乐志》曰：平调、清调、瑟调、皆周房中曲之遗声，汉世谓之三调。又有楚调，汉房中乐也，与前三调，总谓之相和调。」
《札记》：「彦和云三调正声者，三调本周房中曲之遗声。《隋书》曰：『《清乐》其始即《清商三调》是也。并汉来旧曲，乐器形制并歌章古词，与魏三祖所作者，皆被于史籍。平陈后获之。高祖听之，善其节奏，曰：此华夏正声也。』（按此见《音乐志》）然则三调之为正声，其来已久。彦和云三祖所作为郑曲者，盖讥其词之不雅耳。」
「虽三调之正声」意谓虽然直接继承汉代乐府诗。
〔八〕 这句意谓三曹的作品如果和虞舜、夏禹时的古乐比起来，其地位近于过去的郑声。《注订》：「言《韶》《夏》之郑曲者，正声中有淫靡之辞，犹三百篇中之《郑风》也。」
《校释》：「傅玄曰：『魏武好法术，而天下贵刑名。魏文慕通达，而天下贱守节。』（《掌谏职上疏》）盖魏武初政，乃偏霸之雄才，非休明之盛轨。文帝篡统，复崇尚放旷，不务儒术。影响及于文学，武既悲凉，文或慆荡，皆非中和雅正之音。故虽美其『
气爽才丽』，而终斥为『《韶》《夏》之郑声』也。」
此节明建安乐府变旧作之体，但批评曹操的《苦寒行》、曹丕的《燕歌行》，「志不出于滔荡，辞不离于哀思」，说其中的内容不外乎滔荡，文辞不离哀伤，从内容到形式都加以否定，这就未免过分了。
逮于晋世，则傅玄晓音，创定雅歌〔一〕，以咏祖宗〔二〕；张华新篇〔三〕，亦充庭《万》〔四〕。
〔一〕 《训故》：「《晋书》：傅玄，……晓音律，作鼓吹曲及晋郊祀诸歌。」
《晋书乐志》：「及（晋）武帝受命之初，百度草创。泰始二年诏郊祀明堂，礼乐权用魏仪，遵周室肇称殷礼之义，但改乐章而已，使傅玄为之辞，凡十五篇。」傅玄造《四厢乐歌》三首，《晋鼓吹曲》二十二首，《舞歌》二首，《宣武舞歌》四首，《宣文舞歌》二首，《鼙歌》五首。
《晋书傅玄传》：「字休奕，……博学，善属文，解钟律。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