姚际恒文集 - 第 166 页/共 227 页

周髀算经 汉志无。隋志始有。「周髀」之义未详。或称周公受之商高，故曰周髀，则益诬矣。 [重考] 周者，围也，髀者股也表也，以勾股为术，故曰周髀。周公商高问答，其本文也。荣方陈子以下，所推衍也。其文，辞简而意该，理精而用博，实言数者所不能外。其圆方矩度之规，推测分合之用，莫不与西法相为表里。臧玉林(琳)曰：「此篇文句简质，义蕴精深，当是先秦古书，非后人所能托撰。」谅哉。不见于汉志者，盖汉中秘所不藏，故不著录也。今欧西测天，专恃三角八线，所谓三角即古之句股也，而中国即见端于此书，岂非世界算法之统宗乎。汉赵君卿爽为之注，亦卓绝不磨。(卷三，页二五) [补证] 顾观光读周髀算经书后曰：『此书废弃已千余年，虽以梅定九戴东原诸公竭力表章，而终不克大明于世者，以其所言周径里数，皆非实测故也。今按经文首章，即云「笠以写天，天青黑，地黄赤。天数之为笠也，青黑为表，丹黄为里，以象天地之位。」而七衡图后又云：「凡为此图，以丈为尺，以尺为寸，以寸为分，分一千里。凡用缯方八尺一寸。」然则经中周径里数，皆为绘图而设，非其真也。天本浑圆，而绘图之法，必以视法变为平圆。既为平圆，则不得不以北极为心，而内衡环之，中衡环之，外衡又环之。夫外衡之度，本与内衡等也，而自图视之，则内衡之度最小，中衡稍大，外衡乃极大，此其出于不得已者一也。三衡之度，粗细不同，绘图之法，必核其实。若以中衡为主而齐之，则内外衡之度，多寡不均，且奇零难尽，故必变度数为里数，而取数始真，此其出于不得已者二也。中衡距北极九十一度，本为周天四分之一，而自图视之，半径六十度，仅得周天六分之一。惟内衡距北极六十六度，与半径略相近，故中外衡距极里数，并以内衡度法起算，此其出于不得已者三也。然半径六十度，而内衡距北极六十六度，两数相差五度，乃以黄赤二极联为一线，于此在线距北极五度，指一星以为识，命曰北极璇玑，一昼夜左旋一周，而过一度。恒以冬至夜半加子，春分夜半加卯，夏至夜半加午，秋分夜半加酉。十二月建之名，因之而起，此借象之第一根也。当时实测，内外衡相距四十九度，半之得二十四度，即黄赤大距，加璇玑距北极五度，得三十度，适合周天十二分之一。夫中衡距北极，本周天十二分之三也，而中衡距内衡，又为周天十二分之一，则内衡距北极，必为周天十二分之二，而与外衡距内衡之度相等，此借象之第二根也。里数之根，无所取之，乃于王城立八尺表以测日景。夏至正午一尺六寸，冬至午正一丈三尺五寸，其较为一丈一尺九寸，即命十一万九千里为外衡距内衡数，亦即为内衡距北极数，此借象之第三根也。乃置十一万九千里，倍之得二十三万八千里，即内衡径；三之得三十五万七千里，即中衡径；四之得四十七万六千里，即外衡径。以度命之，内衡距北极六十度，内衡距中衡，中衡距外衡，各三十度，若与实测不符；而中衡距北极九十一度，内衡距璇玑北游六十六度，外衡距璇玑南游百十五度，皆与实测所得，不约而同，且黄赤极并无象可见，今以璇玑表之，可以测北极之高下焉，可以得黄极环绕北极之象焉，可以明天左旋，日右旋，一岁而差一周天焉。呜呼，可谓巧之至矣！但其理隐于法中，而未尝明言其故，自赵君卿以下，随文衍义，未有能阐其微者。戴东原直指北极璇玑为黄极，则璇玑径二万三千里，而内衡距外衡十一万九千里，判若天渊，何可混而为一？钱竹汀以璇玑为近北极大星，似矣；而以十一万九千里为内外衡相距之实数，则黄赤大距三十度，亦振古未闻之异说。皆由不知周髀为绘图之法，且其图为借象，而非实数故耳。余于是书，盖尝展转思之而不得其解。后阅西人浑盖通宪，见其外衡大于中衡，与周髀合，而以切线定纬度，则其度中密外疏，无一等者，乃恍然悟周髀之图，欲以经纬通为一法，故曲折如此，非真以地为平远，而以平远测天，如徐文定公所谓千古大愚者也。况地圆之理，经中已不啻三令五申，安得复生异说，故为此论以明其故云。』(武陵山人杂着)钱宝琮周髀算经考曰：『周髀首章言昔者周公问于商高：「天不可阶而升，地不得尺寸而度，请问数安从出？」商高答以句三股四弦五之率，及用矩测望之大要，周公称善。自此以下至于终卷，则为荣方陈子问答之辞，详述勾股测望之应用，确定盖天学说及历法之基础。全书凡七千余字。首章二百六十四字，约占全书二十七分之一。但注释者自赵君卿以后，皆以陈子荣方为周公后人。其勾股测望之法，皆肇自周初。且谓荣方问于陈子以下，非周髀本文。南宋鲍浣之谓「其书出于商周之间」，明朱载堉谓「为周公遗书」，数理精蕴谓「成周六艺之遗文」，皆指首章二百六十四字而言也。然周髀开宗明义第一句，为「昔者周公问于商高曰」，周髀非周公遗书，不待证而自明。又首章二百六十四字中无「髀」字。「周髀」二字，在荣方陈子问答中，有明白解释：卷上：「荣方曰：周髀者何？陈子曰：古时天子治周，故曰周髀，髀者表也。」惟历来解释周髀命名之义者，多穿凿附会之谈：如晋虞喜安天论云「周髀或人姓名，犹星家有甘石」；宋李藉周髀音义云「周天历度，本包牺氏之法，其传自周公受之于大夫商高，周人志之，故曰周髀」；清冯泾周髀算经述云「周谓全体，髀谓股分」，皆不以陈子之说为然，不知何取。周髀七千余言，几全取陈子之学说；商高一篇，不过为全书之导言耳。周髀二字之取义，自当以陈子之说为是。周髀书撰着时代，亦当由研究陈子学说决定之。余考周髀所详天体论测望星象诸大端，多与淮南子天文训相近，撰书时代，当为略后，而相去不远。周髀首章言「方属地，圆属天，天圆地方」，与淮南子天文训「天道曰圆，地道曰方」同意。大戴礼曾子天圆篇亦言「天圆地方」，然恐是伪书，撰着时代未必在淮南子之前，其证一也。周髀「勾之损益寸千里」，与天文训「寸得千里」「南千里阴短寸」算法相同。惟天文训表高一丈，而周髀则表高八尺。尚书考灵曜张衡灵宪皆与周髀术同，而时代较后。其证二也。周髀「以日始出立表而识其晷，日入复识其晷，晷之两端相直者正东西也，中折之指表者正南北也」，与天文训「正朝夕」求「东西之正」大同小异。其证三也。周髀以日冬至在牵牛初，夏至在东井，春分在娄，秋分在角，与刘歆三统历谱所载牵牛初冬至，娄四度春分，井三十一度夏至，角十度秋分相符；较之天文训二月建奎娄，五月建东井，八月建元，十一月建牵牛则稍异。以岁差考之，周髀所载实测时代，当较天文训为后。其证四也。今传本周髀八节二十四气晷影，为注者赵爽新术。据其自注，周髀本法，「以一日之率，十五日为一节」。又云「旧晷之术，于理未当」。天文训亦言「日行一度，十五日为一节，以生二十四时之变。」计算皆不求精密。其证五也。周髀一日分十二时，称曰日加某支，与三统术同。吕氏春秋淮南子史记历书等书尚无是称。周髀撰着时代，较天文训为后，其证六也。古无二十四气之分，秦汉间实行颛顼历，以建寅之月为正月，始以立春、立夏、立秋、立冬为四时之始，二至二分为四时之中。然吕氏春秋十二月纪称二至曰「日长至」，「日短至」，称二分并曰「日夜分」，犹与现行者名目稍异；至淮南子天文训，冬至之后，每隔十五日，有小寒、大寒、立春、雨水、惊蛰、春分、清明、谷雨、立夏等二十四气名目，次序皆与现行者相同矣。惟汉武太初元年以后之三统历，据三统谱所载，立春之后，先惊蛰而后雨水，春分之后，先谷雨而后清明，与今制序次稍异；后汉四分历以后，始改如今制。又按淮南子时则训，孟春之月云「蛰虫始振苏」，仲春之月云「始雨水」，天文训言清明风为立夏节前后之风，可证淮南子二十四气次序，当与三统历谱相同，今之传本，殆经后人改窜者也。周髀八节二十四气次序，亦与东汉四分术同，而与西汉时实行之三统术异；但周髀晷影算法，为注者赵爽新术，其二十四气次序，或经爽据当时历术改正，原文次序，无可考矣。夏小正云，「正月启蛰」，惊蛰节原作启蛰，汉人避景帝讳称启蛰；开元以后又复惊蛰之称。今传本周髀以启蛰为二月节，岂其撰着时代远在景帝以前乎？余以为自景帝以至汉末三百余年，周髀书辗转传抄，未必能保持原状。今本作启蛰，可有两种解释：一，赵爽似是三国时吴人，对于汉帝名讳，已不必顾忌，更定晷影新术时，改复旧称。二，李淳风造麟德历术，主用启蛰旧名，当其校注周髀时，改惊为启。二说孰是，则未能断言。周髀算学于分数乘除及开方算法已甚完备，与九章算术方田少广两章之术难分轩轾，或是同时代之著作。余考九章算术勾股章在东汉末始得成立，刘徽重差章则撰于三国时。东汉郑众注周官保氏九数云「今有勾股重差」，是勾股与重差，在郑众时皆不列于九数之内，距二术草创时期当不甚远，勾股重差在周髀书内已略具椎轮，未成大辂，似皆可为周髀撰于西汉时之旁证。』(科学杂志十四卷一期)眉按：此书不必论真伪。录顾说，以见此书在科学历史上之一定价值；录钱说，以见此书即为西汉人所撰，亦可证中国先民研究科学历史之久远。(页一九四-二○○) 石申星经 史天官书引齐甘公魏石申。今传有石申星经，亦伪也。 [重考] 史记天官书言齐有甘公，魏有石申，(汉志作楚有甘公，魏有石申夫)皆在战国时，非汉人也。尝考天官书词致古奥，自成一种文字，此必出于甘石之传，非司马子长所能自造，故班孟坚即取之以作汉书天文志，后之言天象者，舍史汉而别求甘石之经，何异弃周鼎而求康瓠。今汉魏丛书本星经二卷，题汉石申撰。据隋唐志俱有星经簿赞一卷，而无星经二卷，至读书志、通考、宋志始有甘石星经一卷，竟指为甘石合撰。又别有石氏星簿赞历一卷，当即隋唐志之星经薄赞而不同也。晁氏称「甘石星经以日月五星三垣二十八舍恒星图象次舍，有占诀，以候休咎」，今本自四辅六甲以下一百六十二节，合之晁氏所称，约略相同，当即一书，实后人采晋隋二志之文成之，词意浅近，必非古书，故读汉书天文志注，易干凿度郑注引星经，今本皆无之。是知刘宣卿所见之星经，尚是真古书，未审佚于何时，而今本星经，当属北宋人所伪托可知也。(卷三，页二六-二七) [补证] 钱大昕与梁耀北论史记书曰：『天官书文字古奥，非太史公所能自造，必得于甘石之传。今世所称甘石星经，乃后人伪托，多袭用自不能掩，较之太史公书，独周鼎？晋隋二志而稍为异同，要其剽窃之之与康瓠也。』(跋星经意同)又十驾斋养新录曰：『续汉书天文志注引星经五六百言，今本皆无之，是刘昭所见之星经久失其传矣。』吴汝纶廿八宿甘石不同考曰：『甘石之星经亡久矣，不见于汉书艺文志。今所传星经以为石氏书者赝也。太史公言星多采之二家，然不取其占验，以为米盐凌杂，以故其说不传。今其遗说之可考者，独廿八宿之名目耳。自周礼载廿八星而不详其目，尔雅止十七星，月令则廿六星，今所传廿八宿之名，始见于吕览。而史记律书则不数斗觜觿东井舆鬼而易以建星罚狼弧四星，又以七星次张后，与吕览不同；至天官书言岁星之行次，则又与吕览合。尝读汉书天文志，其言岁星行次，仍天官书之文，以为石氏之说，而附甘氏说于其下，则皆合于律书，乃始恍然其故：盖律书之所载者，甘氏之星名也。吕览之所载者，石氏之星名也。天官书所以不同于律书者，律书取甘氏，天官书取石氏也。至淮南子时训解但取石氏，而甘氏廿八宿之名，于是遂绝不传。甘公齐人，实先于石氏，其说亦最古。汉高祖时，有甘公知天数，非着星经者，或者其子孙欤？』又自注曰：『甘氏石氏二家不同，即其言宿名者，而其书之为说盖可知矣。石氏较甘氏稍逊，然亦非。 后世言天文者所及太史公天官书盖兼择二家之长，考之可略得甘石之精矣。今之星经，则后人采隋晋二志为之，而假托于石氏者耳。至明人刻星经于汉魏丛书，署云甘公石申撰，直以甘石为一人，尤为可笑！』眉按：王谟识汉魏丛书甘石星经，亦尝辨合甘石为一人之非曰：『星经一卷，原本题汉甘公石申着。文献通考亦作甘石星经。按史记天官书总论：「昔之传天数者，在齐甘公，魏石申。」徐广注「甘公名德，是鲁人。」正义引七录云：「甘公，楚人，战国时作天文星占八卷；石申，魏人，战国时作天文八卷。」明二人各撰有星经，不得以甘石合称，且非汉人也。前汉书天文志于岁星及太岁在某文下，俱并载甘氏石氏说，明二家占候，各有不同。史记索隐于天官书「岁星监德及天棓星」下，引汉志，亦已分别言之，则二家书之不得混而为一，抑又明矣。』至汝纶考廿八宿之名，甘石二家不同，目的本不在辨伪；然今所传星经之伪，亦可以其说证之，故录焉。(页二○一-二○三) 续葬书 陈直斋曰：「称郭璞撰；鄙俗依托。」 拨沙经 晁子止曰：「唐吕才撰；盖依托者。」 黄帝素问 汉志有黄帝内经十八卷。隋志始有黄帝素问九卷。唐王砅为之注。砅以汉志有内经十八卷，以素问九卷，灵枢经九卷，当内经十八卷，实附会也。故后人于素问系以内经者，非是。或后人得内经而衍其说为素问，亦未可知。素问之名，人难卒晓。予按，汉志阴阳家有黄帝泰素。此必取此「素」字，又以与岐伯「问」，故曰素问也。其书后世宗之，以为医家之祖。然其言实多穿凿，至以为黄帝与歧伯对问，益属荒诞。无论隋志之素问，即汉志所载黄帝内外经并依托也。他如神农、轩辕、风后、力牧之属尽然，岂真有其书乎！或谓此书有「失侯失王」之语，秦灭六国，汉诸侯王国除，始有失侯王者。予按，其中言「黔首」；又藏气发时，曰夜半，曰平旦，曰日出，曰日中，曰日昳，曰下晡，不言十二支，(古不以地支名时)当是秦人作。又有言「岁甲子」，(古不以甲子纪年)言「寅时」，则又汉后人所作。故其中所言，有古近之分，未可一概论也。 [补证] 眉按：素问之名，始见于张机伤寒论，继见于皇甫谧甲乙经；而其书或且出六朝后。上古天真论云『美其食，任其服，乐其俗』，与老子『甘其食，美其服，安其居，乐其俗』同。四气调神论云『渴而穿井，战而铸兵』，与晏子春秋『临难而遽铸兵，噎而遽掘井』同。阴阳应象大论云『因其轻而扬之，因其重而减之，因其衰而彰之』，与吕氏春秋『精气之来也，因轻而扬之，因走而行之，因美而良之』同。阴阳别论云『一阴一阳结谓之喉痹』，与春秋繁露『阴阳之动，使人足病喉痹』同。六节藏象论云『立端于始，表正于中，推余于终，而天度毕矣』，与左传文元年『先王之正时也，履端于始，举正于中，归余于终』同。又云『草生五色，五色之变不可胜视，草生五味，五味之美不可胜极』，与孙子『声不过五，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，色不过五，五色之观不可胜观也，味不过五，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』同(又见文子)。脉要精微论云『阴盛则梦涉大水恐惧，阳盛则梦大火燔灼，阴阳俱盛则梦相杀毁伤，上盛则梦飞，下盛则梦堕，甚饱则梦予，甚饥则梦取』，与列子『阴气壮则梦涉大水而恐惧，阳气壮则梦大火而燔灼，阴阳俱盛则梦生杀，甚饱则梦与，甚饥则梦取』同。气穴论云『发蒙解惑，未足以论也』，与枚乘七发『发蒙解惑，未足以言也』同。(见日人栎荫拙者医家常识)盖杂采诸子伪书而成。列子托于晋，晏子或谓托于六朝，则其书之晚出殆无疑。若灵枢乃唐人王砅所造，杭世骏已辨之甚析。其言曰：『七略、汉艺文志、黄帝内经十八篇，皇甫谧以针经九卷，素问九卷，合十八篇当之。唐启元子王砅遵而用之。素问之名，见张仲景伤寒卒病论，针经则谧所命名也。隋经籍志针经九卷，黄帝九灵十二卷。元沧洲翁吕复云：「苟一书而二名，不应唐志别出针经十二卷。」据复所疑，九灵是九灵，针经是针经，不可合而为一也。王砅以九灵名灵枢，灵枢之名，不知其何所本，即用之以法素问。余观其文义浅陋，与素问岐伯之言不类，又似窃取素问之言而铺张之，其为砅所伪托可知。自砅改灵枢后，后人莫有传其书者。唐宝应至宋绍兴，锦官史崧乃云家藏旧本灵枢九卷，除已具状经所属申明外，准使府指挥依条申转运司选官详定，具书送秘书省国子监，是此书至宋中世而始出，未经高保衡林亿等校定也，孰能辨其真伪哉！其中十二经水一篇，无论黄帝时无此名；而天下之水何止十二！祇以十二经脉而以十二水配，任意错举，水之大小不详计也。尧时作禹贡，九州岛之水始有名。湖水不见于禹贡，唐时荆湘文物最盛，洞庭一湖，屡？歌于诗篇，征引于杂说，砅特据身所见而妄臆度之耳。挂漏不待辨而自明矣。』(道古堂集灵枢经跋)而廖平误信元明以来医家之谬论，必谓灵枢为经，素问为传，灵枢在前，素问在后，殊为多事！至谓此二书全出孔门，尤见诬妄！其言曰：『六书之文，出于孔子。今灵素具有六种书体。全书同称黄岐；黄岐作经，必不能再作传，即已据经问难，则必在数传以后。况灵素以解评名篇，至六七见，此岂一人所为，而皆托于黄岐，此如本草之于神农，汤液之于伊尹，托始寓言，非真有古书。不然，试就全上古三代文中考之，所有尧舜以前之文字，与战国有何分别？藉此可以自悟，孔子以前并无古文之书传，凡托古人书，皆出孔后。实则灵素全出孔门，以人合天，大而九野十二水，为平天下之大法，小而毛发支络，为治一身之疾病，先知前知，理无违异，不假于解剖，无待于试尝。弟子撰述，初作经篇，素问问难，半成于扁鹊仓公以后，书虽晚出，不改师传，故同目黄岐以端趋向。』(难经悬解提要驳义)此似创论，实是怪论。又按：刘师培谓『皇古医经，以内经为最古，而内经一书，多偶文韵语，惟明于古音古训，厘正音读，斯奥文疑义，涣然冰释(读书随笔黄帝内经素问校义书后)，盖以吴澍校义，有疏理古籍之功。』余观胡校审慎，诚如刘说；然以素问为古籍则可，以其中所言有古近之分亦可，要不可托之黄帝，或竟定为汉后人所作也。(页二○五-二○八) 灵枢经 晁子止曰：「或谓好事者于皇甫谧所集内经仓公论中抄出之。」恒按此：书又下素问一等。余说见素问。 [重考] 汉志载黄帝内经十八卷，王冰序谓「素问即其经之九卷，兼灵枢九卷，乃其数焉。」故隋志止有素问九卷，针经九卷，而无内经之称，针经即灵枢经也。故内经者其总名，而素问灵枢皆其别目也。张仲景撰伤寒卒病论集云「撰用素问」，皇甫谧甲乙经序云「素问论病精辨」，王叔和撰脉经云「出素问针经」，是素问之名上起汉晋，不始隋志也。疑素亦如素王素封之素，素者空也，凭空设问，非其事实，与孝经之设为问答而成书，同一著述之体也。然灵枢乃经也，而素问为之传，特以问答体成书也。新旧唐志俱有针经十卷，又俱别有九灵经十二卷，卷数多寡，随时分并无定。中兴馆阁书目云：「黄帝针经九卷八十一篇，与灵枢经同，针经以九针十二原为首，灵枢以精气为首，间有详略。」(王厚斋汉志考证引)是则九灵经即灵枢，王冰已名灵枢，灵枢针经篇次先后详略稍殊，实是同书，以别本而异名。晁氏引或说「好事者于皇甫谧内经仓公论中，抄出之」，固属不确。今则针经亡而灵枢存，不过失古书之一别本耳。别详汉书艺文志讲疏。(页二八-二九) [补证] 见「黄帝素问」条 神农本草 汉志无。按汉平帝纪：「诏天下举知方术本草者」，本草之名始见于此。梁录载神农本草经三卷，隋志因之。书中有后汉郡县人名，以为东汉人作也。其后以代日增；今并杂为一，不可致诘矣。 [重考] 本草之名，亦见汉书楼护传，而汉志方技略，祇有神农黄帝食禁七卷。当中国北宋时，日本人康赖着医心方(二十九)引本艹食禁云「正月一切肉不食者吉」等语，据此，则隋志载神农本草八卷，当即汉志之食禁矣。曰食禁，曰本草，曰本艹食禁，盖详略变言之殊。今神农本草经三卷，问经堂丛书本，清孙星衍冯翼同辑。别详汉书艺文志讲疏。(卷三，页二九-三○) [补证] 眉按：本草之名，亦见于汉书楼护传，而艺文志阙载，其为晚出无疑。贾公彦引中经簿有子仪本草经一卷，亦不言出于神农。神农尝百草，一日而遇七十毒，由此医方兴焉，语始见淮南子修务训，刘恕通鉴外纪因之，而改七十毒为十二毒；皇甫谧帝王世纪则有黄帝使岐伯定本草经之语，此皆诞妄可笑之甚者。近人陈邦贤着中国医学史，办中国医学之兴，乃始于神农，非始于黄帝，可谓失于断制。孙星衍曰：『神农之世，书契未作，说者以此疑经；陶宏景云：「轩辕已前，文字未传，药性所主，当以识识相因，至于桐雷，乃着在简编。此书当与素问同类。」其言良是。史记言秦始皇不去医药卜筮之书，则此经幸与周易并存。颜之推家训乃云：「本草神农所述，而有豫章、朱崖、赵国、常山、奉高、真定、临淄、冯翊等郡县名，出诸药物，皆由后人所羼，非本文。」陶宏景亦云：「所出郡县，乃后汉名。」(眉按：啖助亦以『本草皆后汉时郡国』为疑，见春秋集传纂例。于志宁谓『所载郡县，多在汉时，疑张仲景华陀窜记。』见唐书于志宁传。晁公武则谓『书中有后汉郡县名，盖上世未着文字，师学相传，至张机华陀始为编述。』见郡斋读书志。其实皆今本本草起于汉人之明证。)太平御览引经上云生山谷或川泽，下云生某山某郡，明生山谷，本经文也，其下郡县，名医所益。或合其文云，某山川谷，某郡川泽，恐传写之误，古本不若此。其药名有禹余粮，王不留行，徐长卿，鬼督邮之属，不类太古时文：按字书以禹为虫，不必夏禹，其余名号，或系后人所增，或声音传述改古旧称所致。又经有云「宜酒渍者」，或以酒非神农时物，然本草衍义已据素问首言「以妄为常，以酒为浆，自黄帝始」；又按文选注引博物志亦云「杜康作酒」，王着与杜康绝交书曰「康字仲宁，或云黄帝时人」，则俱不得疑经矣。』(校定神农本草经序)孙氏必以本草起于神农黄帝为可信，故言之皆牵强不成理，非所谓遁辞吾知其所穷耶！大抵此书萌芽于汉代，滋荣于宋世。其间如蔡邕之本草七卷，吴普之本草六卷，陶宏景之名医别录，俱与此书有甚深之关系。自后而唐本草蜀本草以至大观本草，而规模始备。盖穷诸药物之性而察其所以效，此书在今日，其犹为扃鐍未尽启之宝库乎！(页二○九-二一一) 秦越人难经 陈直斋曰：「汉志亦但有扁鹊内外经；隋志始有难经；唐志遂属之越人。皆不可考。」恒按：伤寒论序云：「撰用素问九卷，八十一难。」八十一难者，即指素问九卷而言也。六朝人又为此，绝可笑。 [重考] 张仲景伤寒论序之「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」，非指此难经，姚说是也。汉志扁鹊内经九卷，盖其遗文，尚有见于真脉经千金方及外台秘要所引扁鹊脉法，然俱不见难经非扁鹊书，甚明也。且难经专为创立气口之寸关尺脉法而作。与灵枢素问三部九候之说不同。而与张仲景王叔和脉法亦不合，清徐大椿已攻之。最近廖平断为六朝人伪作，详所著难经经释补证。(卷三，页三○) [补证] 徐大椿曰：『古人书篇名义非可苟称，难者辨论之谓，天下岂有以难名为经者，故知难经非经也。自古言医者皆祖内经，而内经之学，至汉而分，至晋唐以后而支流愈分，惟难经则悉本内经之语而敷畅其义。然窃有疑焉：其说有即以经文为释者；有悖经文而为释者；有颠倒经文以为释者：夫苟如他书之别有师承，则人自立说，源流莫考，即使与古怪之说大悖，亦无从而证其是非；若即本内经之文以释内经，则内经具在也，以经证经而是非显然矣。故以难经视难经，自无可议。以内经之义疏视难经，则难经正多疵也。』(难经经释序)日人丹波元坚曰：『旧唐经籍志云：「黄帝八十一难二卷，秦越人撰。」按开元中张守节作史记正义，于扁鹊传首引杨元操难经序，则元操开元以前人，而其属诸越人者，岂创于元操欤？司马迁云「天下至今言脉者由扁鹊」，盖论脉莫精于难经，则其说之所以起也。然谓之扁鹊所作，唐而上无说，实为可疑矣。』(难经解题)廖平曰：『难经之伪，凡深于医者皆知之；后人犹强为辩护者，不过以史记张守节正义引杨元操序以为秦越人耳。使其书早出，集解索隐何不引据。今考正义引素问十一条，素问皆无其文，又引素问而无灵枢，是其于医学毫无研究可知。又千金外台诊法，原书无一与难经同者，是难经与脉诀，世俗虽有流传，老医达人皆鄙夷不屑道。正义因素不习医，喜其简易，故摭拾以塞责。仓公传「以经脉高下及奇络结」，正义引素问云「奇经八脉往来舒时一止而复来，名之曰结」，扁鹊传「不待切脉」，正义引素问云「待切脉而知病寸口六脉，三阳三阴」云云，不惟素问无其文，且与素问冰炭水火之背驰。大抵所引素问，皆出难经，或称八十一难，或称素问，随手杜造以至于此。又卷末自宋本附有正义一千七百余字，丹波氏以为中有纪注及张洁古药注数十则杂钞医说，其人皆宋以后，则非正义原文可知。且乖注史体例。尝疑此卷中正义，为晚医所识记，刊本误以为正义，并非张氏原本所有，故卷末所附一千七百余字，别本乃无之。此正义之所以不足据也。』(难经经释补证)恽铁樵曰：『中国古医学之荒谬者无过于难经。难经号称秦越人着；而汉书艺文志不见其目，隋书经籍志亦无之，新唐书始言之，此必后出之书，当在东汉之后。夫躯体内景，决非肉眼可见者能于治疗有所辅益，以故古书皆不言，而难经独言之：肝何故沉？肺何故浮？胃重几斤？肠长几丈？粗劣荒谬，至为可笑！且难经每首句之下，必接一然字，遍检经史诸子，无有类此文法者，是真不通医生拾汉人之吐余，托名伪撰之书。』(铁樵函授学校开学演辞)又曰：『唐张守节作史记正义，于扁鹊传全引难经为释，是唐人认难经为扁鹊着也。日人丹波元胤有考证，谓「书中多东汉人语，如『元气』之称，始见于董仲舒春秋繁露『男生于寅，女生于甲』，说文包字注高诱淮南子注离骚章句俱载其说。木所以沉，金所以浮，出白虎通。金生于巳，水生于申，泻南方火，补北方水之类，并是五行纬说家之言，而灵素中未有道及者。」据此，则难经是东汉时书；非战国或西汉文字。灵枢，朱紫阳以为浅甚，今观其文字，亦非西汉人手笔；难经中引灵枢之文甚多，则灵枢又在难经之前。恐仲景伤寒论序所谓八十一难者，竟非此书。』(内经讲义第八期)眉按：素问托于唐以前，故张守节史记正义得引之；灵枢托于王砅，守节当不及引。(杜甫有赠重表侄王砅诗，而唐宋志皆作王冰，则杜所赠者或别一人。)难经又在砅后，则更不得引矣。盖正义所引为八十一难，本非今之难经；而所引素问，当为素问之佚文，亦非引自今之难经。今之难经，盖由好事医生，冒八十一难之目，杂摭灵素，益以荒谬之语而成，此不通之怪书耳。廖平谓正义所引素问皆出难经；或称八十一难，或称素问，乃是随手杜造，殊不谓然。守节纵不习医，亦何必随手杜造，以难经之文，忽称素问，忽称八十一难乎！此平欲证难经之伪，故攻正义所引为不足据耳。然辨伪是一事，而此书中是否仍韫有先民之医学经验，则排沙简金，乃今日治医学者之责矣。(页二一一-二一五) 脉诀 称晋王叔和撰。晁子止曰：「皆歌诀鄙浅之言，后人依托者；然最行于世。」吴昆脉语序曰：「五代高阳生伪撰。」 [重考] 王叔和即王熙，章炳麟菿汉微言有考证甚明，王叔和脉经十卷，隋志、新唐志、崇文目、读书志、通考、宋志俱著录。而书录解题载脉诀机要三卷云「王叔和撰，通真子注，熙宁以后人也」，晁氏又别出脉诀一卷云「王叔和撰，皆歌诀鄙浅之言，后人依托者，然最行于世」，据此，则知通真子所注者，当为伪本脉诀而已，非真脉经也。叔和真脉经今尚存，所惜鱼目混真，最通行者，乃其赝鼎耳。(卷三，页三一) [补证] 杭世骏曰：『子朱子曰：「俗传脉诀辞最鄙浅，非叔和本书，乃能直指高骨为关。」柳贯曰：「朱子取高骨为关之说，不知其政出王叔和脉经也。脉诀乃宋中世人伪托；或曰五代高阳生所著。」吕复曰：「六朝高阳生谬立七表八里九道之目以误学者。」高阳生不知何人？柳以为五代，则宜入宋史艺文志，吕以为六朝，则宜入唐书艺文志；两志无之，疑是宋世庸医枕中之秘，非通人所习也。吕又云：「通真子刘元宾为之注，且续歌括附其后，辞既鄙俚，意亦滋晦。」今世俗乃以歌括为脉诀，则辗转迷谬，贻误不浅矣。』(道古堂集脉诀跋)(页二一五-二一六) 神异经 十洲记 以上二书，称东方朔撰。陈直斋曰：「二书诡诞不经，皆假托也。汉书本传叙朔之乱，末言『刘向所录朔书具是矣；世所传他事皆非也。』赞又言：『朔之诙谐，逢占射覆，其事肤浅。童儿牧竖，莫不炫耀。而后世好事者，因取奇言怪语附着之朔，故详录焉。』史家欲袪妄惑，可谓明矣。」 [重考] 神异经十洲记二书，并非汉世好事者依附之作，考其文格雅近齐梁间人所为，要为六朝人一手所假托。故辞采过于缛丽，颇便词章家所取资。若于地理道家，均无当也。(卷三，页三二) [补证] 四库总目神异经提要曰：『此书既刘向七略所不载，则其为依托，更无疑义。晋书张华本传，亦无注神异经之文，则并华注亦似属假借。振孙所疑，诚为有见。然隋志载此书，已称东方朔撰，张华注，则其伪在隋以前矣。观其词华缛丽，格近齐梁，当由六朝文士影撰而成；与洞冥拾遗诸记先后并出。』又十洲记提要曰：『其言或称臣朔，似对君之词；或称武帝，又似追记之文。又盛称武帝不能尽朔之术，故不得长生，则似道家夸大之语。大抵恍惚支离，不可究诘。考刘向所录书，无此名。书中载武帝幸华林园射虎事，按文选应贞晋武帝华林园集诗，李善注引洛阳图经曰：华林园在城内东北隅。魏明帝起名芳林园，齐王芳改为华林，武帝时安有是号？盖六朝词人所依托。观其引卫叔卿事，知出神仙传后；引五岳真形图事，知出汉武内传后也。』(页二一七-二一八) 列仙传 称刘向撰。陈直斋曰：「传凡七十二人，每传有赞，似非向撰；西汉人文章不尔也。」恒按：汉志载向新序，说苑，世说，列女传，而无列仙传，可证其伪。殆因列女而有此列仙欤？其云：「历观百家之中，以相检验得仙者百四十六人，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经；故检得七十二人，可以为多闻博识者遐观焉！」西汉之时安有佛经！其为六朝人所作，自可无疑也。 [重考] 据汉志及刘向本传不载此书，断为非向撰，是也。而断为六朝人作，则非也。汉书郊祀志司马相如传应劭注，各有引列仙传一条，抱朴子极言篇亦有引列仙传一条，则此书当为汉末人所依托，因向尝得淮南枕中鸿宝之书一案而托之，且仿列女传之体也。郝懿行妻王照圆有列仙传校正本。(卷三，页三二) [补证] 眉按：是书四库总目与孙志祖读书脞录所言适相反：总目曰：『汉志所录，皆因七略。其总赞引孝经援神契，为汉志所不载；涓子传称其琴心三篇有条理，与汉志蜎子十三篇不合；老子传称作道德经上下二篇，与汉志但称老子亦不合：均不应自相违异。或魏晋间方士为之，托名于向耶？振孙云：「馆阁书目作二卷，七十二人」，李石续博物志亦云：「刘向传列仙七十二人」，皆与此本小异；惟葛洪神仙传序称七十一人，此本上卷四十人，下卷三十人，内江斐二女应作二人，与洪所记适合。检李善文选注及唐初艺文类聚诸书所引，文亦相符，当为旧本。』盖谓作者非刘向而书则魏晋旧本也。志祖则曰『世说文学篇注引列仙传赞「故撰得七十，可以为多闻博识者遐观焉」，撰得七十下脱二人二字，盖百四十六人，除七十四人外，尚有七十二人，故李石续博物志陈直斋书录解题皆云七十二人，是宋本尚不误也。今本列仙传止七十人，(眉按：总目以七十一人强附洪序，误。洪序「一」字或「二」字之误也。)末有总赞一篇，亦无出佛经之语，盖今本为后人缀辑，非向书之旧。又见世说注云「撰得七十」，不悟其有脱字，故数止于此也。文选吴都赋注引「鳌负蓬莱山而抃沧海之中」，又登江中孤屿诗注引「西王母神人名，王母在昆仑山」，又西京赋注引「赞曰秦穆公受金策祚世之业」，天台赋注引「赞曰吞水须茹芝茎，断食休粮以除谷气」，今本皆无之。』是。信作者为刘向，而书则非宋以前之本矣。余谓文选注所引，既为今本所无，四库总目信为旧本固误；然佛经至后汉桓灵时始有译本，距刘向之殁将二百年，孙志祖反以今本无出佛经之语，证非刘向所作之旧本，不尤误耶！其作者时代，东观余论疑出东京，姚氏断为六朝，总目谓出魏晋间；考葛洪神仙传序已称是书为刘向作，则六朝之说，似不足据，东京亦无此等文字，要以总目所言为然尔。(页二一八-二二○) 洞冥记 称郭宪撰。胡元瑞曰：「郭子横生西京末，其文字不应遽尔；盖六朝伪作。」 [重考] 胡说是也，此书原序止作洞冥记。或称汉武洞冥记，亦或称别国洞冥记皆后人所加也。其序记皆荒诞不可究诘，而词华艳丽，且不类东汉人之文，当然为六朝人所依托，故唐人始采用之也。(卷三，页三三) [补证] 四库总目提要曰：『是书隋志止一卷；唐志始作四卷。文献通考有拾遗一卷。晁公武读书志引宪自序，谓：「汉武明隽特异之主，东方朔因滑稽浮诞以匡谏，洞心于道教，使冥迹之奥，昭然显著，故曰洞冥。」陈振孙书录解题云「其别录又于御览中钞出」，则四卷亦非全书，别录当即拾遗也。今宪序与拾遗俱已佚，惟存此四卷，核以诸书所引，皆相符合，盖犹旧本。考范史载宪初以不臣王莽，至焚其所赐之衣，跳匿海滨，后以直谏忤光武帝，时有「关东觥觥郭子横」之语，盖亦刚正忠直之士。徒以潠酒救火一事，遂抑之方术之中。其事之有无，已不可定。至于此书所载，皆怪诞不根之谈，未必真出宪手。又词句缛丽，亦迥异东京，或六朝人依托为之。』(页二二○-二二一) 博物志 称张华撰。唐殷文奎为注曰：「张华读三十车书，作博物志四百卷。武帝以为繁，止作十卷。」按：此书浅猥无足观，决非华作；殷之所云，正以饰是书之陋耳。魏晋间人何尝有著书四百卷者？且从中选得十卷，不知当若何佳，今乃尔耶！ [重考] 四百卷语，见王嘉拾遗记，不足据，汉魏丛书本博物志十卷，清四库(小说家)著录，非张华原书，盖后人采掇诸书所成。别有原本博物志十卷，宋周日用等注，黄丕烈士礼居丛书刊本，黄氏序云「汲古阁影钞宋本，与今世所行本，敻然不同，尝取而读之，乃知茂先此书，大略撮取载籍所为，故自来目录皆入之杂家。其体例之独创者，则随所撮取之书，分别部居，不相杂厕，如卷首括地象毕，方继以考灵耀是也，以下虽不能条举所出，然列于山海经逸周书等，皆显然可验。今本强立门类，割裂迁就，遂使荡析离居，失其指趣，致为巨谬矣。考读书志及通志皆载周日用注十卷，即是此本，遂刻之，以正分本之失」云云。此本洵较详备，然考隋志又载张公杂记一卷，注云张华撰，梁有五卷，与博物志相似，小小不同，又有杂记十一卷，注云张华撰。新唐志亦载张公杂记一卷，然则史记索隐、续汉志注、三国志注、文选注及艺文类聚、初学记、太平御览所引，多有出于此原本博物志外者，或即张公杂记之文欤。(卷三，页三三-三四) [补证] 四库总目提要曰：『旧本题晋张华撰。考王嘉拾遗记称「华好观秘异图纬之部，捃采天下遗逸，自书契之始，考验神怪，及世间闾里所说，造博物志四百卷，奏于武帝；帝诏问卿才综万代，博识无伦，然记事采言，亦多浮妄，可更芟截浮疑，分为十卷」云云，是其书作于武帝时，今第四卷物性类中称武帝泰始中武库火，则武帝以后语矣。书影有谓「艺文类聚引博物志子贡说社树一条，今本不载」者，按此条实在第八卷中，书影盖偶然未检。然考裴松之三国志注、魏志、太祖纪、文帝纪、濊传、吴志孙贲传引博物志四条，今本惟有太祖纪所引一条而佚其前半，余三条皆无之；又江浚古铜剑赞引张华博物志云「铸铜之工，不可复得，惟蜀地羌中，时有解者」，今本无此语，足证非宋齐梁时所见之本。又唐会要载显庆三年，太常丞吕才奏按张华博物志云「白雪是泰帝使素女鼓五弦曲名，以其调高，人遂和寡」；又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引张华博物志曰「刘汉桓帝时人，曾画云汉图，人见之觉热，又画北风图，人见之觉凉」，今本皆无此语。李善注文选引张华博物志十二条，见今本者仅九条；段公路北户录引博物志五条，见今本者仅三条。足证亦非唐人所见之本。太平广记引博物志「郑宏沈酿川」一条；赵彦卫云麓漫钞引博物志「黄蓝张骞得自西域」一条，今本皆无之。晁公武读书志称「卷首有理略，后有赞文」，今本卷首第一条为地理，称地理略，自魏氏曰以前云云，无所谓理略，赞文惟地理有之，亦不在卷后；又赵与时宾退录称「张华博物志卷末载湘夫人事，亦误以为尧女」，今本此条乃在八卷之首，不在卷末，皆相矛盾。则并非宋人所见之本。或原书散佚，好事者掇取诸书所引博物志，而杂采他小说以足之，故证以艺文类聚太平御览所引，亦往往相符。其余为他书所未引者，则大抵剽掇大戴礼、春秋繁露、孔子家语、本草经、山海经、拾遗记、搜神记、异苑、西京杂记、汉武内传、列子诸书，饾饤成帙，不尽华之原文也。』眉按：顾实重考谓『四百卷语，见王嘉拾遗记，不足据。汉魏丛书本博物志十卷，清四库著录，非张华原书。』而以黄丕烈士礼居丛书刊本周日用等注博物志十卷为原本博物志。然诸书所引，仍有多出此本之外者，则此本仍不可靠。实以所引或为隋唐志著录之张公杂记之文，岂其然欤！(页二二二-二二四) 杜律虞注 称元虞集注。杨用修曰：「本不出自伯生笔，乃张伯成为之，后人驾名于伯生耳。」恒按，伯生集有杜诗纂例序一篇，想以此误为伯生耶？ [补证] 眉按：检虞集道园学古录五十卷，无杜诗纂例序文。杨慎闲书杜律既定为张伯成作，并揭其注文尤纰谬者若干条，补录之，以见此书诚不足一顾云。其文曰：『此书首解恨别云：「杜公初至成都，未得所依，故以别为恨。」不知唐室板荡，故园陷虏，虽得所依，岂不以别为恨！公岂如江估淮商「风水为乡船作宅，一得醉饱不思家」者乎？解「摇落深知宋玉悲」云：「惟深知其故，故千年之后，且为悲叹，惟其亦吾之师，故闵其萧条。」解生长明妃一首云：「惟其去紫台，故春风面不可见，惟其独留青冢，故「环佩声归月下闻」。此乃村学究腐烂套语，岂可笺杜乎？「织女机丝虚夜月，石鲸鳞甲动秋风」本言乱离萧条之状，而解云「织女不能机杼，故曰虚，石鲸相传有灵，故曰动」此何异瞇目而道黑白者。「彩笔昔曾干气象」，本说登山，而云「以文彩弄笔，干动时贵，以拟飞腾」，此又视老杜为钻刺乞哀之徒矣。幽栖地僻一首，本是喜客至之意，乃云「亦姑以觇其诚意否」？是杜之阴险逆诈也。岂所谓以小人之心而度君子者乎？「预传籍籍新京兆，青史无劳数赵张」，本是期以古贤，乃注云：「此去朝廷，定有升擢，既为京兆少尹，必升三辅大尹。」此何异星士寿书，预写赏帖耶？可恶可厌？』(升庵全集卷五)观此数例，不特诬少陵，其污道园亦已甚矣！(页二二四-二二五) 有真书杂以伪者 　经则礼记仪礼有之，并详本书，兹不复缀。 三礼考注 吴澄撰。杨士奇序以为晏璧曾掩为己作；又以公纂言叙录考之，多所增加，礼义率混浠无别。罗伦序亦以为所增者非公手笔无疑。 [重考] 元史本传及虞道园所撰墓志，皆不载此书。据卷首东里跋，罗一峰序所云，实明初晏彦文璧所作，托之吴氏也。朱氏经义考称「草庐先生诸经解，各有叙录，余购得周官礼，乃先生孙当所补，其余仪礼则有逸经，戴记则有纂言，今所传三礼考注，以验对先生之书，论议体例，多有不合，其为晏氏伪托无疑，」竹垞之说是也。(卷四，页一) [补证] 张尔歧蒿庵闲话曰：『愚读仪礼，自郑贾注疏外，偶得吴氏考注，稍一涉目，辄掩卷置庋阁，以其注皆采自郑贾，往往失其端末，至其自为说，则大违经意故也。及仪礼郑注句读成，乃取考注为之勘订。其不用郑贾者四十余事，惟少牢篇尸入正祭章补入「尸受祭肺」四字为有功于经，余支离之甚，不须剖击，疵病立见。疑其书殆庸妄者托为之。不然，草庐名宿，岂应疏谬至此！后得三礼考注序读之，又取其书与之覆较，遂确然信其非吴氏之旧也。序云：「忘其僭妄，辄因朱子所分礼章，重加伦纪，其经后之记，依经章次，秩序其文，不敢割裂，一仍其旧，附于篇终。」今此书则割裂记文，散附经内矣。序又云：「二戴之记，中有经篇，离之为逸经，礼各有义，则经之传也，以戴氏所存，兼刘氏所补，合之而为传，传十五篇。今此书十五篇则具矣，士相见公食大夫二篇，但采掇礼记之文以充数，求所谓清江刘氏之书无有也。至于逸经八篇，序则又详列其目矣：公冠迁庙衅庙取之大戴，奔丧投壶取之小戴，中溜褅于太庙王居明堂取之郑氏注。逸经虽曰八篇，实具其书者，五篇而已。其三篇仅存篇题，非实有其书也。今此书大戴明堂列之第二，盖不知王居明堂之与明堂为有辨也。三者与序皆不合，其不出于吴氏也审矣。序又云：「正经居首，逸经次之，传终焉。皆别为卷而不相紊。此外悉以归诸戴氏之记。朱子所辑，及黄氏丧礼，杨氏祭礼，亦参伍以去其重复，名曰朱氏记，而与二戴为三。」草庐本书次第，略见于此数言。今此书朱记了不可见，而又杂取二戴之书名为曲礼者八篇，庞杂萃会，望之欲迷，与草庐所云「悉以归诸戴氏之记」者又不合矣。何物妄人，谬诬先儒至此，真可恨也！』朱彝尊经义考曰：『按草庐先生诸经解，各有叙录，余购得周官礼，乃先生孙当所补。其余仪礼则有逸经，戴记则有纂言。今所传三礼考注，以验对先生之书，论议体例，多有不合，其为晏氏伪托无疑。』眉按：以吴澄三礼叙录证此书之伪，郑瑗已先言之，曰：『三礼考注，或谓非草庐书。考公年谱行状，皆不言尝注此书。杨东里谓其编次时，与三礼叙录不同。予按卮言集周礼叙录但云「冬官虽缺，今姑仍其旧，而考工记别为一卷，附之经后。」今此书篇首亦载叙录，乃更之曰：「冬官虽缺，以尚书周官考之，冬官司空掌邦土，而杂于地官司教掌邦教之中，今取其掌邦土之官，列于司空之后，庶乎冬官不亡。」卮言叙录云「仪礼传十篇，澄所纂次」，而此书「十」字下，乃加「五」字，此盖或者欲附会此书出于公手，故揭公叙录置之篇首，又从而附益之耳。且公最不信古文尚书，周官，古文也，其肯据之以定周礼乎？及观其所考次，亦不能无可疑者：如春官大司乐而下，皆取而归之司徒，地官大小司徒之职，则取而归之司空，然观周书穆王命君牙为司徒，而有「祁寒暑雨，小民怨咨，思艰图易，民乃宁」之语，又云「宗伯洽神人，和上下」，周礼春官大宗伯之职，亦云「以天产作阴德，以中礼防之，以地产作阳德，以和乐防之，以礼乐合天地之化，百物之产，以事鬼神，以谐万民，以致百物」，与周书之言，实相表里。由是观之，则司徒岂专掌教而不及养，宗伯岂专掌礼而不及乐乎？叙录所纂仪礼逸经文，仅存者止五篇，公冠诸侯迁庙诸侯衅庙投壶奔丧也。至中溜禘于太庙王居明堂三篇，其经亡矣。此书乃以大戴明堂篇补王居明堂，其辞云：「明堂朱草，日生一叶，至十五日生十五叶，十六日一叶落，终而复始。」此纬书野史之说，曾谓礼经而有是乎？其以公符补公冠，虽公之意；然篇中杂记周成王汉昭帝之冠辞，其非古经之文明矣。公平昔深恶经传之混浠，岂若是其杂乱而无区别乎？予尝谓诸侯迁庙衅庙奔丧投壶四篇，犹略存经之仿佛，以之补经，当不能不起人之疑；公符明堂之不可补经决矣。』(井观琐言卷三)此。可与张说先后相勘发。又按：杨士奇跋(姚氏作序，误。)谓：『此书本吴文正公澄用朱子之意，考定为仪礼十七篇，仪礼逸经八篇，仪礼传十篇，周官六篇，考工记别为一卷，见公文集中三礼叙录及虞文靖公行状如此。尝闻长老言吾邑康震宗武受学于公，元季兵乱，其书藏康氏，乱后，郡中晏璧彦文从康之孙求得之，遂掩为己有。余近岁于邹侍讲仲熙家见璧所录初本，注内有称「澄曰」者，皆改作「先君曰」，称「澄按」者，改作「愚谓」，用粉涂其旧而书之，其迹隐隐可见。』则璧之掩此书为己有，仍留极大之罅漏。且璧素与士奇往来，其编乾坤清气集，以已意改古人之作数处，士奇尝与之辨，(亦见跋)可知璧固敢于作伪者，而郑瑗张尔歧揭其与序不合之说又甚核，璧诚谬诬先正之妄人也已。(页二二七-二三○) 文子 汉志道家有文子九篇。本注云：「老子弟子，与孔子并时，而称周平王问，似依托者也。」唐志录魏李暹注，为十二篇；与今篇次同。晁子止疑为暹析之。李暹注传曰，「姓辛，葵邱濮上人，号曰计然。范蠡师事之。本受业于老子；录其遗言为十二篇云。」陈直斋曰：「按史货殖传徐广注：『计然，范蠡师名。』裴骃曰：『计然，姓辛，字文子。』唐徐灵府引以为据。然自班固时已疑依托，况未必当时本书乎！至以文子为计然之字，尤不可考信。」按直斋此辩，则李暹固承前人之误，以文子为姓辛，名钘，又号计然也。辨其文者：柳子厚曰：「其辞有若可取；其旨意皆本老子。然考其书，盖驳书也。其浑而类者少，窃取他书以合之者多。凡孟管数家，皆见剽窃，峣然而出其类。其意绪文辞，义牙相抵而不合。不知人之增益之欤？或者众为聚敛以成其书欤？今删去谬恶乱杂者，取其似是者，又颇为发其意，藏于家。」按河东之辨文子，可谓当矣。其书虽伪，然不全伪也；谓之驳书，良然。其李暹为之欤？高似孙谓子厚所刊之书，今不可见。 [重考] 文子伪书，半袭淮南子，守山阁丛书本有校勘记，甚详，章炳麟谓亦晋张湛所伪托，似近是。至文子本老子弟子，亦为子夏弟子，并非辛文子计然。别详汉书艺文志讲疏。(卷四，页二-三) [补证] 眉按：黄震黄氏日钞曰：『文子者，云周平王时辛妍之字，即范蠡之师计然，尝师老子而作此书。其为之注与序者，唐人默希子，而号其书曰通玄真经。然伪书尔。孔子后于周平王几百年，及见老子，安有生于平王之时者，先能师老子耶？范蠡战国人，又安得尚师平王时之文子耶？此伪一也。老子所谈者清虚，而计然之所事者财利，此伪二也。其书述皇王帝霸，而霸乃伯字，后世转声为霸耳；平王时未有霸之名，此伪三也。相坐之法，咸爵之令，皆秦之事，而书以为老子之言，此伪四也。伪为之者，殆即所谓默希子而乃自匿其姓名欤？』其言甚当。惟谓默希子伪为，似嫌武断。是书班固已疑其依托，历隋至唐未尝亡，固不待徐灵府而始伪；故胡元瑞笔丛仍主宗元驳书之说，而以黄为失于深考。至孙星衍则力持是书并非驳书，其言曰：『艺文志注言「老子弟子，与孔子并时，而称周平王问，似依托」，盖谓文子生不与周平王同时，而书中称之，乃托为问答，非谓其书由后人伪托；宋人误会其言，遂疑此书出于后世也。按书称平王并无周字。又班固误读此书，此平王何知非楚平王？书有云「老子学于常枞，见舌而知柔」，又云：「齿坚于舌而先弊。」考孔丛子云：「子思见老莱子，老莱子曰：子不见乎齿乎？齿坚刚卒尽相磨，舌柔顺终以不弊。」老聃疑即老莱子。史记所云亦楚人，着书十五篇，言道家之用。文子师老子亦或游乎楚，平王同时，无足怪者。杜道坚亦以为楚平王不听其言，遂有鞭尸之祸也。书又云「秦楚汉魏之歌」，则其人至六国时犹在矣。范子称文子为辛计然之字而为其师，当可引据。范蠡之学，出于道家，其所教越，以亡取存，以卑取尊，以退取先之术也。又自齐遗大夫种书曰，「蜚鸟尽，良弓藏。狡兔死，走狗烹」，亦出文子，是文子即计然无疑。李善徐灵府亦谓为是。宋人又疑之　，特以唐志农家自有计然，不知此由范蠡取师名以号其书，自非一人也。淮南王受诏着书，成于食时，多引文子，(黄式三儆居集引淮南子与文子同者多条；惟是否淮南子袭文子，抑文子反袭淮南子，则未敢定。)增损其词，谬误迭出，则知文子胜于淮南。此十二篇必是汉人依据之本。柳宗元疑此驳书，所谓以不狂为狂者欤！』(问学堂集卷四文子序)余谓星衍既谓班固误读楚平王为周平王，则固之疑为依托，当由误读而来，不应又谓班固『依托』之托，乃『托为问答』之托，非『后人伪托』之托，且问答之托，为古书所常有，班固既误读此平王为周平王，则文子与平王问答，不妨直云依托，何必曰『似依托？』似之云者，盖怀疑及其书之本身，未敢为斩然之语，则似之云尔。星衍又据史记『或曰老莱子亦楚人』之说，谓老聃疑即老莱子；则史记又云『或曰儋即老子』，将谓老聃疑即太史儋耶！(叶大庆考古质疑曰，『尝观迁史周纪「幽王时三川皆震，伯阳甫曰，周将亡矣！」注云：「伯阳甫周柱下史老子也。」「及幽王立褒后，太史伯阳读史记曰，周亡矣！」云云，则太史伯阳即老子也。固已见于幽王之前。则平王谓吾闻子学道于老聃，又似非误。况孔子窃比于老彭，彭祖尧臣，绵唐虞，历夏商，则老聃之年，或者生于幽王之前，而绵历春秋之际，亦未可知也。』说亦可笑。)此等惝怳之辞，本不足凭，星衍乃以伪孔丛强事比附，惑矣！且此平王即定为楚平王，而楚平王之卒，距三家分晋之时已百四十年，星衍谓其人至六国时犹在，亦不应老寿至此。综星衍所辨，无以胜黄震，则定是书为伪书，实无不可。而姚氏既疑为李暹所造，(章炳麟菿汉微言谓张湛所造)又谓其书虽伪，然不全伪；夫作者既非文子，何得更谓其书之不全伪！姚氏盖犹执宗元驳书之说而未暇深思也。(页二三二-二三五) 庄子 苏子瞻疑盗跖、渔父、让王、说剑四篇非庄子作。其言曰：「庄子盖取孔子者，皆实予而文不予，阳挤而阴助之，其正言盖无几。至于诋訾孔子，未尝不微见其意。其论天下道术，自墨翟以至老聃之徒，至于其身，皆以为一家，而孔子不与；其尊之也至矣。尝疑盗跖渔父则真若诋孔子者；至于让王、说剑，皆浅陋不入于道。」晁子止辨之曰：「熙宁元丰之后，学者用意过中，以为庄子阳訾孔子而阴尊焉，遂引而内之。殊不察其言之指归，宗老耶？宗孔耶？既曰宗老矣，讵有阴助孔子之理也耶？是何异开关揖盗？窃慎夫祸之过于西晋也！」按，晁氏此辨，可谓至正，殊有关系。苏氏兄弟本溺好二氏，其学不纯，故为此波淫之辞。第苏之疑此四篇是也；其用意误耳。予之疑与苏同，而用意不同。庄之訾孔，余尚蕴藉，此则直斥嫚骂，便无义味；而文辞俚浅，令人厌观：此其所以为伪也。 [重考] 晁氏辨正苏氏谓庄子阳訾孔子而阴尊之，其说亦未确当。苏氏巧辨，更不足取已。盗跖、渔父、让王、说剑四篇，亦未必庄子自着，当出其徒之手，然司马迁已云「庄子作渔父、盗跖、胠箧以诋訾孔子之徒，一则司马迁所见庄子早有此诸篇。后世崇儒尊孔，恶其对于孔子，过使难堪，遂多方疑此诸篇之伪作。并有谓其文笔不类全书，词过浅露为伪者，不知语有文质，一人之词，尚有前后不同，何可执一而论乎。章炳麟曰：「庄子晚出，其气独高，不惮抨弹前哲，愤奔走游说之风，故作让王以正之，恶智取力攻之事，故作胠筮以绝之。」此正持平之谈。别详汉书艺文志讲疏。(卷四，页三-四) [补证] 蒋复璁庄子考辨略曰：『庄子之书，见于汉志者本五十二篇；今世所传者，为郭象注之三十三篇，内篇七，外篇十五，杂篇十一，较原书逸十九篇。昔苏子瞻尝斥让王以下四篇，浅陋不入于道；吴草庐又疑其骈拇胠箧等五篇，为周秦文士所为。以余观之，此数篇特其最著者耳，其余诸篇，伪作之迹，亦多可考见。惟内篇七篇，文章浑古，陈义精粹，最为无疵，疑真出于庄子门弟子之手；余篇于义或得或失，或疏或密，或本训释之书，或乃羼入之文，要皆非庄子之旧。今因其体性，合为七类，辨之如下：一，内篇七篇：七篇之文，分之则篇明一义，合之则首尾相承。逍遥游取譬于鲲鹏，以自赞其逍遥，若全书之总冒；齐物论泯是非而均物我，扫荡一切，为立论之前驱。或明养生之道，或论涉世之方，或着至德之符。其体维何？以大道为宗师。其用维何？以帝王为格致。所谓本末兼该，体用具足，以成其一家之言者也。而使其出于拘墟之士，作伪之家，其文理之密察，有能若斯者乎！虽篇中明有庄子之称，必非庄生之所自着，且以庄子之遗弃功名，又岂屑着书以求见于后世，然亦必门弟子之所记而得其真者。庄子之学，尽在于此。一，外篇骈拇马蹄胠箧刻意缮性五篇：此五篇，文气平衍，词句凡近，通篇一意到底，有如后世之策论，于诸篇之中，自为一体。骈拇论仁义之非人性，而欲返本抱璞，乃曰「余愧乎道德，是以上不敢为仁义之操，而下不敢为淫僻之行」，气象衰竭，外若谦撝，内无所据，以庄子之洸洋自恣，岂是作此语者！马蹄以智巧之过归诸圣人，为老子「无为自化，清静自正」作注。胠箧更谓圣知之法，徒为盗积，有取于「圣人不死，大盗不止」之言，其诋訾圣人备至；然察其所谓「窃钩者诛，窃国者为诸侯」，特惩时君之无道而愤激言之，初无义理之可言也。刻意文若司马谈之论六家要旨，而论止于啬养精神。缮性则主于恬知交养，而篇末斤斤以道德之兴隐，时命之窃通为言，稍有高致之人所不肯出，而谓庄子为之乎！窃以私意度之，此数篇盖本他人自着之书，编者才识劣下，见其与庄子相类，误行羼入。骈拇等篇直入口气，与他篇不同，而其文排偶獧急，颇敷采色，与李斯谏逐客书为类，则其时代当亦不远。且文中多以杨墨曾史并称，杨墨并称，始于孟子，庄子与孟子同时，而书缘孟子之文，是诸篇之作，必在孟子流传之后。胠箧称田成子十二世有齐国，齐亡于始皇二十七年，然则其为秦汉之际学者所为无疑。(眉按：此本焦竑说。竑曰：『之哙让国在孟子时，而庄文曰，庄子身当其时，昔者陈恒弒其君，孔子请讨，而胠箧曰，陈成子弒其君，子孙享国十二世，即此推之，则秦末汉初之言也，岂其年逾四百岁乎！曾史盗跖与孔子同时，杨墨在孔后孟前，庄子内篇三卷，未尝一及五人，则外篇杂篇，多出后人可知。又封侯宰相等语、秦以前无之，且避汉文帝讳，改田恒为田常，其为假托尤明。』见焦氏笔乘卷二)刻意缮性与前三篇或不出于一手，但其时代必不能在前三篇之前。一，外篇达生山木田子方知北游四篇：养生主不以有涯之生随无涯之知，而主于保身全生；达生则不务知之所无奈何，而专志全天以返性命。人间世论涉世立身；而山木则求所以终其天年。德充符主于全德遗形；而田子方则明目击道存，不可以容声。大宗师论天人之格致；知北游则言至道之无为。是必后世学者因庄子之内篇，复辑其逸言逸事为外篇，以发其义趣。如田子方载庄子见鲁哀公事，以史考之，其不相及百有余年，度其所记，必得之传闻，而年久失实，舛错至此，则记者之去庄子必甚久远，非其一再传之弟子所为，可以征矣。一，外篇在宥天地天道天运秋水至乐六篇：在宥之文，与骈拇等篇最相似，而为数段凑合而成。篇末「贱而不可任者物也」一段，宜颖疑其意杂文肤，不知他段之意亦未尝不肤，文亦未尝不浅。广成子之告黄帝，所谓「无劳汝形，无摇汝精」，所谓「慎守汝身，物将自壮，我修身千二百载，形未尝衰」，纯是后世黄冠丹铅之术，试检内篇，何曾有此！又云「君子不得已而临莅天下，莫若无为」，夫庄子视天下若将●己，与其留骨为贵，宁曳尾于涂中，乌有所谓不得已哉！君子小人，又儒家等级之专称，老庄绝口不屑道者，盖全篇皆后人所窜入也。天地篇中数称夫子，可证其为孔门之徒所作。其言「立德明道，此谓王德之人」，与「孝子不谀其亲，忠臣不谀其君，臣子之盛也」一段，皆明为儒者之言，与庄子何与！末段亦与骈拇相类。天道开章「以此南乡」至「功大名显而天下也」一段，称静圣动王之道，矜重功名，与逍遥游无功无名之旨，背驰而不顾。其言上必无为而用天下，下必有为为天下用，以无为为君道，有为为臣道，剖道为二，与他篇之说若出二人。既以有为为臣之道，又曰「以此南乡，尧之为君，以此北面，舜之为臣」，一口所言，自相刺谬。尤可怪者，有所谓玄圣素王之名。又称「孔子西藏书于周室，翻十二经以说老聃」，姚鼐曰：「藏书者谓圣人知有秦火而预藏之。」陆德明曰「十二经又加六纬」。焚书之祸，出于秦始，谶纬盛于哀平之际，素王受命，为汉制作，乃末世公羊谶纬家之言，观此数端，纵不敢断其全出哀平，要必有汉后所附益者。天运除首二段外，余皆诋毁孔子之言，痛斥名色形声之末，而汲汲于安其性命，存之未尝不足以反鉴儒家之教而儆其失，遽谓为庄子之义则不然。诗书礼乐，古祗谓之六艺，何尝谓之六经哉！秋水载公孙龙闻庄子之言而问魏牟，龙与庄子年不相及；其记庄子谓惠子曰「今子欲以梁国吓我耶」！意在尊庄子而适以形其陋，其为后世学者想象之词明矣。至乐以久忧不死为大苦，谓死为寝于巨室，而髑髅为南面王乐不能过；夫庄子固不悦生而恶死，然其曰「奚暇至于悦生而恶死」者，盖言本大化之当然，无所容其悦恶，非即恶生而悦死也。斯篇缘其绪余，矫枉过直，盖浅学者之所为。一，杂篇庚桑楚徐无鬼则阳外物寓言列御寇六篇：杂篇除天下篇及让王盗跖说剑渔父四篇，为整齐有条理之言；余俱章节破碎，文笔艰涩，自为一体，与内外篇绝不相类。且与内篇文义颇多重复。饾饤之迹，未能尽化。盖本后世学庄子者自为之书，故既发挥其义，间亦引用其文。而寓言篇首，更举庄子全书之总例而论之，俨然本书凡例，其为后人之辞，盖至明白。徐无鬼言「仲尼之楚，楚王觞之，孙叔敖执爵，市南宜僚受酒」，叔敖相楚，孔子尚未生。又谓庄子言儒墨杨秉四，与惠子为五，秉是公孙龙之字，庄子何由预言耶！外物有「饰小说以干县令」之语，县令始于秦孝公十三年，见史记年表，然其大行当在数十年后，故余断其为秦汉之际学者所为也。一，杂篇让王盗跖说剑渔父四篇：三十三篇之庄子，自晋宋以来为人所信奉，首先发难者，即苏子瞻之疑此四篇。今观寓言与列御寇实是一章，列子虽伪书，其时引用庄子，尚自两篇相连，而昧者以此四篇入其间，此就篇第征之，其赝一也。庄子惟内篇标题，各有取义，外篇杂篇，皆取篇首二字，独此四篇，特立于杂篇之中，而又绝无深义，此就标题征之，其赝二也。让王篇称道高节，隐然有矜慕之意；盗跖篇谓盗跖为柳下季之弟而面折孔子；说剑直以庄子为游说之士：此就义理征之，其赝三也。让王诸段，多与吕氏春秋同；其不见于吕书者，亦皆见于列子淮南子韩诗外传新序各书。说剑乃国策之流，而气格更下之。此就文辞征之，其赝四也。太史公称庄子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孔子之徒，以明老子之术，今盗跖则直诋訿孔子，亦不见所谓老子之术者，与史公之言不相应，世遂谓此四篇为后世之所拟为，读史公语，有所未审而失其意，盖非史公之旧。(眉按，此见马其昶庄子故序附记。)此就史记征之，其赝五也。一，杂篇天下篇：此篇论道术之分合，辨百家之得失，而盛推崇于庄子，故自昔学者，皆以此篇为庄子书之后序，以与寓言为庄子之凡例相匹配。然杂篇多是诠释庄子，不止寓言一篇；若止寓言一篇，则寓言既已发凡起例，而篇末复入以杂事，更继之以列御寇篇，于义盖不可通。而此篇亦非专为庄子作。盖他人总论百家流别之文，初与是书无与。世见其推尊庄子，遂取入庄子书中；又以其总论道术，而诸篇皆言行杂事，无可附丽，故举而编之篇末，如是而已。不然，既为庄子后序，则所论诸家，当至庄子而止，然后宾主分明，何得于庄子之后，复入以惠施哉！统观前之七类：杂篇中让王四篇之赝，发觉最先，而义亦最劣。天下次之，庚桑楚六篇又次之。外篇中骈拇五篇之赝，发觉最先，而义亦最劣。在宥六篇次之，达生四篇又次之。要皆不可信。所可信者，内篇七篇而已。然庄生之书，存者希矣，区区七篇，岂足以尽其所蓄，片言只句，犹将搜讨而宝存之，矧以数十篇之大文，可弃之而不顾！虽真赝杂糅，未可依据，而执七篇之义以为权衡，用以较其轻重，则外杂之义，未始不足以与内篇相发也。』(见图书馆学季刊二卷一期)眉按：治庄子者多矣。蒋文亦往往用前说。录之，略以见内篇七篇，确为庄子原著，外杂篇未可依据，而足与内篇相参证。然外杂篇之所以杂揉，皆有其时代思想演变之因素在，与他书之作伪不同，爬梳而系统之，是治思想史者所有事矣。(页二三六-二四三) 列子 称列御寇撰。刘向校定八篇，汉志因之。向云：「郑人也，与郑缪公同时。」柳子厚曰：「刘向古称博极群书，然其录列子，独曰『郑缪公时人。』郑缪公在孔子前几百载，列子书言『郑杀其相驷子阳』，则郑繻公二十四年，当鲁缪公之十年。向盖因鲁缪公而误为郑尔。」按柳之驳向诚是，晋张湛注已疑之。若其谓因鲁而误为郑，则非也。向明云郑人，故因言郑缪公，岂鲁缪公乎！况书中孔穿魏牟亦在鲁缪公后，则又岂得为鲁缪公乎！高似孙曰：「太史公不传列子，如庄周所载许由务光，迁独疑之，所谓列御寇之说，独见于寓言耳，迁于此讵得不致疑耶！庄周末篇叙墨翟禽滑厘慎到田骈关尹之徒以及于周，而御寇独不在其列，岂御寇者其亦所谓鸿蒙列缺者欤？然则是书与庄子合者十七章，其间尤有浅近迂僻者，出于后人会粹而成之耳。」按：高氏此说最为有见。然意战国时本有其书，或庄子之徒依托为之者，但自无多，其余尽后人所附益也。以庄称列，则列在庄前，故多取庄书以入之。至其言「西方圣人」，则直指佛氏，殆属明帝后人所附益无疑。佛氏无论战国未有，即刘向时又宁有耶！则向之序亦安知不为其人所托而传乎？夫向博极群书，不应有郑缪公之谬，此亦可证其为非向作也。后人不察，咸以列子中有庄子，谓庄子用列子，不知实列子用庄子也。庄子之书，洸洋自恣，独有千古，岂蹈袭人作者！其为文，舒徐曼衍中，仍寓拗折奇变，不可方物，列子则明媚近人，气脉降矣。又庄之叙事，回环郁勃，不即了了，故为真古文，列之叙事，简净有法，是名作家耳！后人反言列愈于庄。柳子厚曰：「列较庄尤质厚。」洪景卢曰：「列子书事，简劲宏妙，多出庄子之右。」宋景濂曰：「列子书简劲宏妙，似胜于周。」王元美曰：「列子与庄子同叙事而简劲有力。」如此之类，代代相仍，依声学舌。噫，以诸公号能文者而于文字尚不能尽知，况识别古书乎！又况其下者乎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