姚际恒文集 - 第 162 页/共 227 页

吴子 称魏吴起撰。汉志四十八篇；今六篇。其论肤浅，自是伪托。中有屠城之语，尤为可恶。或以其有礼义等字，遂以为正大非武之比，误矣。 [重考] 此书汉志四十八篇，未审何状，而今本六篇，首尾起讫一贯，结构过小，已可疑非原书矣。章炳麟谓「书中所载器物，多非当时所有，盖是六朝人依托」云。别详汉书艺文志讲疏。(卷三，页一八) [补证] 见「六韬」条。 黄石公三略 汉志无。隋志始有。其称黄石公者，史载张良过下邳，圯上老人授书曰：太公兵法也。或又以为黄石公所授，故称之。隋志无以名之，乃曰「下邳神人撰」，甚可笑，其伪无疑。 [考释] 三略不类秦汉间文。汉光帝诏虽引之，安知非反摭诏中所引二语，以证实其书。谓之北宋以前，则可矣。(页二八下) [重考] 隋志题神人撰，诚为荒谬。史汉张良传良受圯上老人书，乃太公兵法也。汉志兵书略称「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」。又于兵权谋十三家下，称省伊尹太公等三百五十九种以此推之，良所得书，亦似当与六韬同在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之内。今观六韬三略文词俱相似，可证也。自传学者别尊之曰黄石公书，又以三卷故，而称曰略。即黄石公三略之名所由来欤。考隋志兵家，梁有太公阴谋三卷，太公兵法三卷，黄石公记三卷，黄石公略注三卷，要俱似同书而别本，故分别着录。孙诒让曰：「隋志云黄石公三略三卷，梁又有黄石公记三卷。案后汉书臧宫传，光武诏引黄石公记曰『柔能制刚，弱能制强』，马总意林引黄石公记云『与众好生者靡不成，与众同恶者靡不倾』，文并见今本上略，又云『四民用虚，国家无储，四民用足，国家安乐』文见下略，是黄石公三略即七录之黄石公记也。隋志分为二，似失考。」孙说甚核。又考谶语起于六国之间，三略多志军谶，亦足为秦汉古书之证。(卷三，页一九-二○) [补证] 见「六韬」条 尉缭子 汉志杂家有二十九篇，兵家有三十一篇。今二十四篇。其首天官篇与梁惠王问对，全仿孟子「天时不如地利」章为说；至战威章则直举其二语矣。岂同为一时之人，其言适相符合如是耶？其伪昭然。又曰：「古之善用兵者能杀士卒之半；其次杀其十三；其下杀其十一。能杀其半，威加海内；杀十三者，力加诸侯；杀十一者，令行士卒。」教人以杀，垂之于书，尤堪痛恨！必焚其书然后可也。史称杨素每临敌，必求人过失而斩之，多至百人，流血盈前，言笑自若；对阵辄令数百人出，不能陷阵而还者悉斩之，如是往复为常：正与此说同。 [重考] 汉志兵形势家尉缭子三十一篇，今存二十四篇，而佚其七篇，郑樵通志未审汉志有两尉缭，而妄诋班固，过矣。天官至兵令二十四篇，皆言刑政兵战之事，多近于正，与战国权谋颇殊。至其卒章所云「古之善兵用者，能杀士卒之半」云云，验诸近世火器杀人之利，不殊烛照数计于千年之前，以知古人所谓兵凶战危，洵凛乎其言之也。张横渠早年喜谈兵，尝注此书而不傅。又史记始皇本纪载有大梁人尉缭来说秦王，距梁惠王鬼谷子时已甚远，当别是一人。别详汉书艺文志讲疏。(卷三，页二○-二一) [补证] 见「六韬」条。 李卫公问对 晁子止曰：「史臣谓李靖兵法，世无完书，略见于通典。今问对出于阮逸家；或云逸因杜氏附益之。」陈直斋曰：「亦假托也！文辞浅陋尤甚。今武学以七书试士，谓之武经。何薳春渚纪闻言其父去非为武学博士，受诏校七书，以六韬问对为疑，白司业朱服，服言此书行之已久，未易遽废，遂止。(恒按：今七书以六韬问对抑置于后者，朱服因何去非此言也。)后为徐州教授，与陈师道为代，师道言闻之东坡：『世传王通元经，关朗易传，及李靖问对，皆阮逸伪撰；逸尝以草示奉常公』云。奉常公者，老苏也。」马贵与曰：「四朝国史，神宗诏枢密院曰：『唐李靖兵法，世无全书；杂见通典，离析讹舛。又官号名物与今称谓不同，武人将佐不能通其意。令枢密院官与王震、曾？、王白、郭逢原等校正，分类解释；令今可行。』岂即此问对三卷耶？或别有其书也。然晁陈二家以为取通典所载附益之，则似即此书。然神宗诏王震等校正之说，既明见于国史，则非逸之假托也。」恒按：今世传者当是神宗时所定本，因神宗有「武人将佐不能通晓」之诏，故特多为鄙俚之辞。若阮逸所撰，当不尔。意或逸见此书，未慊其志，又别撰之；而世已行此书，彼书不行欤？然总之为伪书矣。以上六韬至问对凡六书，暨孙子，宋元丰中定为七书，谓之武经，以取武士。今世仍之，故予亦类记焉。其孙子别出于后。七书中惟孙子为古；余皆伪，可废也。 [重考] 胡应麟四部正讹中，力诋此书，谓「其词旨浅陋猥俗，兵书之最不足采者，而宋人以列九经，殊可笑。按阮逸所撰中说序，及关朗易传等文，各可观，不应鄙野至是。此书不特非卫公，亦非阮逸。当是唐末宋初，俚儒村学，掇拾贞观君臣遗事，杜佑通典原文，傅以闾阎耳口，武人不知书，悦其肤近，故多读之」云云。但东坡既有此言，必非无据。姚氏疑阮逸书已不行，今本当是神宗时所定，便于武人，特多为鄙俚之辞，说亦近理。(卷三，页二二) [补证] 见「六韬」条。 素书 称黄石公撰。宋张商英注。即商英所伪撰；荒陋无足辨。 [重考] 胡应麟四部正讹中谓「此书所称仁义道德，皆剽拾老庄之肤语，傅合周孔之庸言，而『悲莫悲于精散，病莫病于无常』等词。又仙经佛典之绝浅近者，使商英不为此书，或为之而匿其姓名，亦未知其学之陋，一至是也。若序称子房以殉墓中，自诸葛孔明而下，皆不得闻，则三尺童子业能呵斥矣。」元瑞此言，诚能曲中其失。徒以此书虽伪，尚近古道家宗旨，颇有合于以柔制刚以进为退之理，故至今尚传耳。(卷三，页二三) [补证] 眉按：都穆曰：『宋张商英注素书一卷，谓即圯上老人以授张子房者。其曰「晋乱，有盗发子房冢，于玉枕中获之，自是始传人间。」又曰：「上有秘戒，不许传于不道不仁不圣不贤之人。若非其人，必受其殃，得人不传，亦受其殃。」以为其慎重如此，此可以见其伪矣。子房以三寸舌为帝者师，而卒之谢病辟谷，托从赤松子游，君子称其明哲保身，顾有死而葬以玉枕，其伪一也。自晋逮宋，历年久远，岂是书既传，而荐绅君子不得而见，亦未闻一言及之，其伪二也。书有秘戒，乃近世术家欲神其术之俚言，而谓圯上老人为之，其伪三也。且书中之言，往往窃吾儒之绪论，而饰以权诈。苏文忠谓圯上老人，秦之隐者，而其言若是，乌足以授子房？其为张氏之伪明矣。』(听雨纪谈)余谓史记留侯世家欲神张良佐汉事，所言多不实。彼四皓者，其事其地，前人犹多疑之；圯上老人与仓海君赤松子等耳，又足信乎？苏轼以为秦世隐君子出而试之，(留侯论)盖虚拟未定之辞，且云其意不在书，而此书竟托之圯上老人作，诚姚氏所谓荒陋无足辨者。(页一九○) 心书 称诸葛亮撰，伪也。 [重考] 蜀志诸葛亮传详列著作于后，初无是书之名，隋唐诸志宋人书目亦俱不载之，故是书最为晚出。自兵机以迄北狄，凡五十五篇，篇幅俱不甚长，即可知其窘于才矣。大都剽掇孙吴家言，而傅益以迂陋之谈，与所传十六策及将苑二书，同一厚诬前贤，皆不足究诘也。清张鹏翮撰忠武志，朱璘编诸葛丞相集，皆取是书，未免寡识。(卷三，页二三-二四) 风后握奇经 后世伪撰。 [重考] 汉志兵阴阳有风后十三篇，隋志有黄帝蚩尤风后行军秘术二卷，其书均久佚无可考，唯唐独孤及八阵图记始有「风后握机制胜，作为阵图」之语，其所记，皆与今风后握奇经吻合，盖即唐末宋初入所依托，故李卫公问对称太宗曰「黄帝兵法，世传握奇文，或谓为握机文，何谓也」云云。盖卫公问对亦此时所出伪书，故相印合也。新旧唐志俱不载，至宋中兴馆阁书目，始载风后握机一卷，据伪晋马隆序，今本当即其书。虽空言而具有条理，亦以中国兵事学无进步，故流传八九百年，为谈兵家所祖已。清李光地、张惠言俱有握奇经注，大可不必。(卷三，页二四-二五) [补证] 四库总目提要曰：『考唐独孤及毗陵集有八阵图记曰：「黄帝顺煞气以作兵法，文昌以命将风后握机制胜，作为阵图。故八其阵，所以定位也。衡抗于外，轴布于内，风云附其四维，所以备物也。虎张翼以进，蛇向敌而蟠，飞龙翔鸟，上下其旁，所以致用也。至若疑兵以固其余地，游军以按其后列，门具将发，然后合战，弛张则二广迭举，犄角则四奇皆出」云云，所说乃一一与此经合。疑唐以来好事者因诸葛亮八阵之法，推演为图，托之风后；其后又因及此记推衍以为此经；并取记中握机制胜之语以为之名。宋史艺文志始着于录，其晚出之显证矣。高似孙子略曰：「马隆本作幄机。序曰幄者帐也，大将所居，言其事不可妄示人，故云幄机。」则因握幄字近而附会其文。今本多题曰握奇，则又因经中有「四为正，四为奇，余奇为握奇」之语改易其名也。』谢应芝曰：『握奇经不详所由着。或云出于风后及太公望。又谓乐毅、张良、韩信与为之。然古兵家言不闻有握奇经，其书盖晚出也。黄帝汳泉涿鹿之战，既荒远无征；武王之伐纣，革车三百两，虎贲三千人，一戎衣而有天下，孟子曰：「以至仁伐至不仁，未见其血之流杵也。」彼管仲诡道伐楚师次召陵，且未尝用战，况在风后太公之伦耶！至若晋楚城濮之战，胥臣狐毛栾枝出奇制胜，而先轸郄溱以中军出击，遂致马牛风于泽，亡大旆之左旃；设得臣以一军袭之，晋兵有不反顾自乱哉？惟握奇之言兵也，以奇战，以正守，先为不可败以为胜，断乎其不至此。战国以来，杀人如草芥，独乐毅韩信之用兵未尝有败；而淮阴垓下之战，孔将军居左，费将军居右，皇帝在后，绛侯柴将军在皇帝后，或曰即握奇阵法也。不得乎此，虽城濮之胜，未尝不危；得乎此，虽以项籍之强，卒胜之于垓下。然项籍既败，以二十八骑分为四队，四向驰击，亦握奇之法，而兵败身死何哉？大抵持刚者折，持战者亡，故曰：节制之师，不敌仁义，君子必不以彼而易此。秦人焚书之余，百氏杂家争出，学者又务为隐怪，支离傅会，破谊害道，误人之身家，而握奇之言独近正，或出于乐毅韩信之徒有不可知。言兵者宝焉。』(辨握奇经)眉按：应芝言近迂阔，不如提要谓唐以来人所托为确。(页一九一-一九三) 周髀算经 汉志无。隋志始有。「周髀」之义未详。或称周公受之商高，故曰周髀，则益诬矣。 [重考] 周者，围也，髀者股也表也，以勾股为术，故曰周髀。周公商高问答，其本文也。荣方陈子以下，所推衍也。其文，辞简而意该，理精而用博，实言数者所不能外。其圆方矩度之规，推测分合之用，莫不与西法相为表里。臧玉林(琳)曰：「此篇文句简质，义蕴精深，当是先秦古书，非后人所能托撰。」谅哉。不见于汉志者，盖汉中秘所不藏，故不着录也。今欧西测天，专恃三角八线，所谓三角即古之句股也，而中国即见端于此书，岂非世界算法之统宗乎。汉赵君卿爽为之注，亦卓绝不磨。(卷三，页二五) [补证] 顾观光读周髀算经书后曰：『此书废弃已千余年，虽以梅定九戴东原诸公竭力表章，而终不克大明于世者，以其所言周径里数，皆非实测故也。今按经文首章，即云「笠以写天，天青黑，地黄赤。天数之为笠也，青黑为表，丹黄为里，以象天地之位。」而七衡图后又云：「凡为此图，以丈为尺，以尺为寸，以寸为分，分一千里。凡用缯方八尺一寸。」然则经中周径里数，皆为绘图而设，非其真也。天本浑圆，而绘图之法，必以视法变为平圆。既为平圆，则不得不以北极为心，而内衡环之，中衡环之，外衡又环之。夫外衡之度，本与内衡等也，而自图视之，则内衡之度最小，中衡稍大，外衡乃极大，此其出于不得已者一也。三衡之度，粗细不同，绘图之法，必核其实。若以中衡为主而齐之，则内外衡之度，多寡不均，且奇零难尽，故必变度数为里数，而取数始真，此其出于不得已者二也。中衡距北极九十一度，本为周天四分之一，而自图视之，半径六十度，仅得周天六分之一。惟内衡距北极六十六度，与半径略相近，故中外衡距极里数，并以内衡度法起算，此其出于不得已者三也。然半径六十度，而内衡距北极六十六度，两数相差五度，乃以黄赤二极联为一线，于此在线距北极五度，指一星以为识，命曰北极璇玑，一昼夜左旋一周，而过一度。恒以冬至夜半加子，春分夜半加卯，夏至夜半加午，秋分夜半加酉。十二月建之名，因之而起，此借象之第一根也。当时实测，内外衡相距四十九度，半之得二十四度，即黄赤大距，加璇玑距北极五度，得三十度，适合周天十二分之一。夫中衡距北极，本周天十二分之三也，而中衡距内衡，又为周天十二分之一，则内衡距北极，必为周天十二分之二，而与外衡距内衡之度相等，此借象之第二根也。里数之根，无所取之，乃于王城立八尺表以测日景。夏至正午一尺六寸，冬至午正一丈三尺五寸，其较为一丈一尺九寸，即命十一万九千里为外衡距内衡数，亦即为内衡距北极数，此借象之第三根也。乃置十一万九千里，倍之得二十三万八千里，即内衡径；三之得三十五万七千里，即中衡径；四之得四十七万六千里，即外衡径。以度命之，内衡距北极六十度，内衡距中衡，中衡距外衡，各三十度，若与实测不符；而中衡距北极九十一度，内衡距璇玑北游六十六度，外衡距璇玑南游百十五度，皆与实测所得，不约而同，且黄赤极并无象可见，今以璇玑表之，可以测北极之高下焉，可以得黄极环绕北极之象焉，可以明天左旋，日右旋，一岁而差一周天焉。呜呼，可谓巧之至矣！但其理隐于法中，而未尝明言其故，自赵君卿以下，随文衍义，未有能阐其微者。戴东原直指北极璇玑为黄极，则璇玑径二万三千里，而内衡距外衡十一万九千里，判若天渊，何可混而为一？钱竹汀以璇玑为近北极大星，似矣；而以十一万九千里为内外衡相距之实数，则黄赤大距三十度，亦振古未闻之异说。皆由不知周髀为绘图之法，且其图为借象，而非实数故耳。余于是书，盖尝展转思之而不得其解。后阅西人浑盖通宪，见其外衡大于中衡，与周髀合，而以切线定纬度，则其度中密外疏，无一等者，乃恍然悟周髀之图，欲以经纬通为一法，故曲折如此，非真以地为平远，而以平远测天，如徐文定公所谓千古大愚者也。况地圆之理，经中已不啻三令五申，安得复生异说，故为此论以明其故云。』(武陵山人杂着)钱宝琮周髀算经考曰：『周髀首章言昔者周公问于商高：「天不可阶而升，地不得尺寸而度，请问数安从出？」商高答以句三股四弦五之率，及用矩测望之大要，周公称善。自此以下至于终卷，则为荣方陈子问答之辞，详述勾股测望之应用，确定盖天学说及历法之基础。全书凡七千余字。首章二百六十四字，约占全书二十七分之一。但注释者自赵君卿以后，皆以陈子荣方为周公后人。其勾股测望之法，皆肇自周初。且谓荣方问于陈子以下，非周髀本文。南宋鲍浣之谓「其书出于商周之间」，明朱载堉谓「为周公遗书」，数理精蕴谓「成周六艺之遗文」，皆指首章二百六十四字而言也。然周髀开宗明义第一句，为「昔者周公问于商高曰」，周髀非周公遗书，不待证而自明。又首章二百六十四字中无「髀」字。「周髀」二字，在荣方陈子问答中，有明白解释：卷上：「荣方曰：周髀者何？陈子曰：古时天子治周，故曰周髀，髀者表也。」惟历来解释周髀命名之义者，多穿凿附会之谈：如晋虞喜安天论云「周髀或人姓名，犹星家有甘石」；宋李藉周髀音义云「周天历度，本包牺氏之法，其传自周公受之于大夫商高，周人志之，故曰周髀」；清冯泾周髀算经述云「周谓全体，髀谓股分」，皆不以陈子之说为然，不知何取。周髀七千余言，几全取陈子之学说；商高一篇，不过为全书之导言耳。周髀二字之取义，自当以陈子之说为是。周髀书撰着时代，亦当由研究陈子学说决定之。余考周髀所详天体论测望星象诸大端，多与淮南子天文训相近，撰书时代，当为略后，而相去不远。周髀首章言「方属地，圆属天，天圆地方」，与淮南子天文训「天道曰圆，地道曰方」同意。大戴礼曾子天圆篇亦言「天圆地方」，然恐是伪书，撰着时代未必在淮南子之前，其证一也。周髀「勾之损益寸千里」，与天文训「寸得千里」「南千里阴短寸」算法相同。惟天文训表高一丈，而周髀则表高八尺。尚书考灵曜张衡灵宪皆与周髀术同，而时代较后。其证二也。周髀「以日始出立表而识其晷，日入复识其晷，晷之两端相直者正东西也，中折之指表者正南北也」，与天文训「正朝夕」求「东西之正」大同小异。其证三也。周髀以日冬至在牵牛初，夏至在东井，春分在娄，秋分在角，与刘歆三统历谱所载牵牛初冬至，娄四度春分，井三十一度夏至，角十度秋分相符；较之天文训二月建奎娄，五月建东井，八月建元，十一月建牵牛则稍异。以岁差考之，周髀所载实测时代，当较天文训为后。其证四也。今传本周髀八节二十四气晷影，为注者赵爽新术。据其自注，周髀本法，「以一日之率，十五日为一节」。又云「旧晷之术，于理未当」。天文训亦言「日行一度，十五日为一节，以生二十四时之变。」计算皆不求精密。其证五也。周髀一日分十二时，称曰日加某支，与三统术同。吕氏春秋淮南子史记历书等书尚无是称。周髀撰着时代，较天文训为后，其证六也。古无二十四气之分，秦汉间实行颛顼历，以建寅之月为正月，始以立春、立夏、立秋、立冬为四时之始，二至二分为四时之中。然吕氏春秋十二月纪称二至曰「日长至」，「日短至」，称二分并曰「日夜分」，犹与现行者名目稍异；至淮南子天文训，冬至之后，每隔十五日，有小寒、大寒、立春、雨水、惊蛰、春分、清明、谷雨、立夏等二十四气名目，次序皆与现行者相同矣。惟汉武太初元年以后之三统历，据三统谱所载，立春之后，先惊蛰而后雨水，春分之后，先谷雨而后清明，与今制序次稍异；后汉四分历以后，始改如今制。又按淮南子时则训，孟春之月云「蛰虫始振苏」，仲春之月云「始雨水」，天文训言清明风为立夏节前后之风，可证淮南子二十四气次序，当与三统历谱相同，今之传本，殆经后人改窜者也。周髀八节二十四气次序，亦与东汉四分术同，而与西汉时实行之三统术异；但周髀晷影算法，为注者赵爽新术，其二十四气次序，或经爽据当时历术改正，原文次序，无可考矣。夏小正云，「正月启蛰」，惊蛰节原作启蛰，汉人避景帝讳称启蛰；开元以后又复惊蛰之称。今传本周髀以启蛰为二月节，岂其撰着时代远在景帝以前乎？余以为自景帝以至汉末三百余年，周髀书辗转传抄，未必能保持原状。今本作启蛰，可有两种解释：一，赵爽似是三国时吴人，对于汉帝名讳，已不必顾忌，更定晷影新术时，改复旧称。二，李淳风造麟德历术，主用启蛰旧名，当其校注周髀时，改惊为启。二说孰是，则未能断言。周髀算学于分数乘除及开方算法已甚完备，与九章算术方田少广两章之术难分轩轾，或是同时代之著作。余考九章算术勾股章在东汉末始得成立，刘徽重差章则撰于三国时。东汉郑众注周官保氏九数云「今有勾股重差」，是勾股与重差，在郑众时皆不列于九数之内，距二术草创时期当不甚远，勾股重差在周髀书内已略具椎轮，未成大辂，似皆可为周髀撰于西汉时之旁证。』(科学杂志十四卷一期)眉按：此书不必论真伪。录顾说，以见此书在科学历史上之一定价值；录钱说，以见此书即为西汉人所撰，亦可证中国先民研究科学历史之久远。(页一九四-二○○) 石申星经 史天官书引齐甘公魏石申。今传有石申星经，亦伪也。 [重考] 史记天官书言齐有甘公，魏有石申，(汉志作楚有甘公，魏有石申夫)皆在战国时，非汉人也。尝考天官书词致古奥，自成一种文字，此必出于甘石之传，非司马子长所能自造，故班孟坚即取之以作汉书天文志，后之言天象者，舍史汉而别求甘石之经，何异弃周鼎而求康瓠。今汉魏丛书本星经二卷，题汉石申撰。据隋唐志俱有星经簿赞一卷，而无星经二卷，至读书志、通考、宋志始有甘石星经一卷，竟指为甘石合撰。又别有石氏星簿赞历一卷，当即隋唐志之星经薄赞而不同也。晁氏称「甘石星经以日月五星三垣二十八舍恒星图象次舍，有占诀，以候休咎」，今本自四辅六甲以下一百六十二节，合之晁氏所称，约略相同，当即一书，实后人采晋隋二志之文成之，词意浅近，必非古书，故读汉书天文志注，易干凿度郑注引星经，今本皆无之。是知刘宣卿所见之星经，尚是真古书，未审佚于何时，而今本星经，当属北宋人所伪托可知也。(卷三，页二六-二七) [补证] 钱大昕与梁耀北论史记书曰：『天官书文字古奥，非太史公所能自造，必得于甘石之传。今世所称甘石星经，乃后人伪托，多袭用自不能掩，较之太史公书，独周鼎？晋隋二志而稍为异同，要其剽窃之之与康瓠也。』(跋星经意同)又十驾斋养新录曰：『续汉书天文志注引星经五六百言，今本皆无之，是刘昭所见之星经久失其传矣。』吴汝纶廿八宿甘石不同考曰：『甘石之星经亡久矣，不见于汉书艺文志。今所传星经以为石氏书者赝也。太史公言星多采之二家，然不取其占验，以为米盐凌杂，以故其说不传。今其遗说之可考者，独廿八宿之名目耳。自周礼载廿八星而不详其目，尔雅止十七星，月令则廿六星，今所传廿八宿之名，始见于吕览。而史记律书则不数斗觜觿东井舆鬼而易以建星罚狼弧四星，又以七星次张后，与吕览不同；至天官书言岁星之行次，则又与吕览合。尝读汉书天文志，其言岁星行次，仍天官书之文，以为石氏之说，而附甘氏说于其下，则皆合于律书，乃始恍然其故：盖律书之所载者，甘氏之星名也。吕览之所载者，石氏之星名也。天官书所以不同于律书者，律书取甘氏，天官书取石氏也。至淮南子时训解但取石氏，而甘氏廿八宿之名，于是遂绝不传。甘公齐人，实先于石氏，其说亦最古。汉高祖时，有甘公知天数，非着星经者，或者其子孙欤？』又自注曰：『甘氏石氏二家不同，即其言宿名者，而其书之为说盖可知矣。石氏较甘氏稍逊，然亦非。 后世言天文者所及太史公天官书盖兼择二家之长，考之可略得甘石之精矣。今之星经，则后人采隋晋二志为之，而假托于石氏者耳。至明人刻星经于汉魏丛书，署云甘公石申撰，直以甘石为一人，尤为可笑！』眉按：王谟识汉魏丛书甘石星经，亦尝辨合甘石为一人之非曰：『星经一卷，原本题汉甘公石申着。文献通考亦作甘石星经。按史记天官书总论：「昔之传天数者，在齐甘公，魏石申。」徐广注「甘公名德，是鲁人。」正义引七录云：「甘公，楚人，战国时作天文星占八卷；石申，魏人，战国时作天文八卷。」明二人各撰有星经，不得以甘石合称，且非汉人也。前汉书天文志于岁星及太岁在某文下，俱并载甘氏石氏说，明二家占候，各有不同。史记索隐于天官书「岁星监德及天棓星」下，引汉志，亦已分别言之，则二家书之不得混而为一，抑又明矣。』至汝纶考廿八宿之名，甘石二家不同，目的本不在辨伪；然今所传星经之伪，亦可以其说证之，故录焉。(页二○一-二○三) 续葬书 陈直斋曰：「称郭璞撰；鄙俗依托。」 拨沙经 晁子止曰：「唐吕才撰；盖依托者。」 黄帝素问 汉志有黄帝内经十八卷。隋志始有黄帝素问九卷。唐王砅为之注。砅以汉志有内经十八卷，以素问九卷，灵枢经九卷，当内经十八卷，实附会也。故后人于素问系以内经者，非是。或后人得内经而衍其说为素问，亦未可知。素问之名，人难卒晓。予按，汉志阴阳家有黄帝泰素。此必取此「素」字，又以与岐伯「问」，故曰素问也。其书后世宗之，以为医家之祖。然其言实多穿凿，至以为黄帝与歧伯对问，益属荒诞。无论隋志之素问，即汉志所载黄帝内外经并依托也。他如神农、轩辕、风后、力牧之属尽然，岂真有其书乎！或谓此书有「失侯失王」之语，秦灭六国，汉诸侯王国除，始有失侯王者。予按，其中言「黔首」；又藏气发时，曰夜半，曰平旦，曰日出，曰日中，曰日昳，曰下晡，不言十二支，(古不以地支名时)当是秦人作。又有言「岁甲子」，(古不以甲子纪年)言「寅时」，则又汉后人所作。故其中所言，有古近之分，未可一概论也。 [补证] 眉按：素问之名，始见于张机伤寒论，继见于皇甫谧甲乙经；而其书或且出六朝后。上古天真论云『美其食，任其服，乐其俗』，与老子『甘其食，美其服，安其居，乐其俗』同。四气调神论云『渴而穿井，战而铸兵』，与晏子春秋『临难而遽铸兵，噎而遽掘井』同。阴阳应象大论云『因其轻而扬之，因其重而减之，因其衰而彰之』，与吕氏春秋『精气之来也，因轻而扬之，因走而行之，因美而良之』同。阴阳别论云『一阴一阳结谓之喉痹』，与春秋繁露『阴阳之动，使人足病喉痹』同。六节藏象论云『立端于始，表正于中，推余于终，而天度毕矣』，与左传文元年『先王之正时也，履端于始，举正于中，归余于终』同。又云『草生五色，五色之变不可胜视，草生五味，五味之美不可胜极』，与孙子『声不过五，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，色不过五，五色之观不可胜观也，味不过五，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』同(又见文子)。脉要精微论云『阴盛则梦涉大水恐惧，阳盛则梦大火燔灼，阴阳俱盛则梦相杀毁伤，上盛则梦飞，下盛则梦堕，甚饱则梦予，甚饥则梦取』，与列子『阴气壮则梦涉大水而恐惧，阳气壮则梦大火而燔灼，阴阳俱盛则梦生杀，甚饱则梦与，甚饥则梦取』同。气穴论云『发蒙解惑，未足以论也』，与枚乘七发『发蒙解惑，未足以言也』同。(见日人栎荫拙者医家常识)盖杂采诸子伪书而成。列子托于晋，晏子或谓托于六朝，则其书之晚出殆无疑。若灵枢乃唐人王砅所造，杭世骏已辨之甚析。其言曰：『七略、汉艺文志、黄帝内经十八篇，皇甫谧以针经九卷，素问九卷，合十八篇当之。唐启元子王砅遵而用之。素问之名，见张仲景伤寒卒病论，针经则谧所命名也。隋经籍志针经九卷，黄帝九灵十二卷。元沧洲翁吕复云：「苟一书而二名，不应唐志别出针经十二卷。」据复所疑，九灵是九灵，针经是针经，不可合而为一也。王砅以九灵名灵枢，灵枢之名，不知其何所本，即用之以法素问。余观其文义浅陋，与素问岐伯之言不类，又似窃取素问之言而铺张之，其为砅所伪托可知。自砅改灵枢后，后人莫有传其书者。唐宝应至宋绍兴，锦官史崧乃云家藏旧本灵枢九卷，除已具状经所属申明外，准使府指挥依条申转运司选官详定，具书送秘书省国子监，是此书至宋中世而始出，未经高保衡林亿等校定也，孰能辨其真伪哉！其中十二经水一篇，无论黄帝时无此名；而天下之水何止十二！祇以十二经脉而以十二水配，任意错举，水之大小不详计也。尧时作禹贡，九州岛岛之水始有名。湖水不见于禹贡，唐时荆湘文物最盛，洞庭一湖，屡？歌于诗篇，征引于杂说，砅特据身所见而妄臆度之耳。挂漏不待辨而自明矣。』(道古堂集灵枢经跋)而廖平误信元明以来医家之谬论，必谓灵枢为经，素问为传，灵枢在前，素问在后，殊为多事！至谓此二书全出孔门，尤见诬妄！其言曰：『六书之文，出于孔子。今灵素具有六种书体。全书同称黄岐；黄岐作经，必不能再作传，即已据经问难，则必在数传以后。况灵素以解评名篇，至六七见，此岂一人所为，而皆托于黄岐，此如本草之于神农，汤液之于伊尹，托始寓言，非真有古书。不然，试就全上古三代文中考之，所有尧舜以前之文字，与战国有何分别？藉此可以自悟，孔子以前并无古文之书传，凡托古人书，皆出孔后。实则灵素全出孔门，以人合天，大而九野十二水，为平天下之大法，小而毛发支络，为治一身之疾病，先知前知，理无违异，不假于解剖，无待于试尝。弟子撰述，初作经篇，素问问难，半成于扁鹊仓公以后，书虽晚出，不改师传，故同目黄岐以端趋向。』(难经悬解提要驳义)此似创论，实是怪论。又按：刘师培谓『皇古医经，以内经为最古，而内经一书，多偶文韵语，惟明于古音古训，厘正音读，斯奥文疑义，涣然冰释(读书随笔黄帝内经素问校义书后)，盖以吴澍校义，有疏理古籍之功。』余观胡校审慎，诚如刘说；然以素问为古籍则可，以其中所言有古近之分亦可，要不可托之黄帝，或竟定为汉后人所作也。(页二○五-二○八) 灵枢经 晁子止曰：「或谓好事者于皇甫谧所集内经仓公论中抄出之。」恒按此：书又下素问一等。余说见素问。 [重考] 汉志载黄帝内经十八卷，王冰序谓「素问即其经之九卷，兼灵枢九卷，乃其数焉。」故隋志止有素问九卷，针经九卷，而无内经之称，针经即灵枢经也。故内经者其总名，而素问灵枢皆其别目也。张仲景撰伤寒卒病论集云「撰用素问」，皇甫谧甲乙经序云「素问论病精辨」，王叔和撰脉经云「出素问针经」，是素问之名上起汉晋，不始隋志也。疑素亦如素王素封之素，素者空也，凭空设问，非其事实，与孝经之设为问答而成书，同一著述之体也。然灵枢乃经也，而素问为之传，特以问答体成书也。新旧唐志俱有针经十卷，又俱别有九灵经十二卷，卷数多寡，随时分并无定。中兴馆阁书目云：「黄帝针经九卷八十一篇，与灵枢经同，针经以九针十二原为首，灵枢以精气为首，间有详略。」(王厚斋汉志考证引)是则九灵经即灵枢，王冰已名灵枢，灵枢针经篇次先后详略稍殊，实是同书，以别本而异名。晁氏引或说「好事者于皇甫谧内经仓公论中，抄出之」，固属不确。今则针经亡而灵枢存，不过失古书之一别本耳。别详汉书艺文志讲疏。(页二八-二九) [补证] 见「黄帝素问」条 神农本草 汉志无。按汉平帝纪：「诏天下举知方术本草者」，本草之名始见于此。梁录载神农本草经三卷，隋志因之。书中有后汉郡县人名，以为东汉人作也。其后以代日增；今并杂为一，不可致诘矣。 [重考] 本草之名，亦见汉书楼护传，而汉志方技略，祇有神农黄帝食禁七卷。当中国北宋时，日本人康赖着医心方(二十九)引本艹食禁云「正月一切肉不食者吉」等语，据此，则隋志载神农本草八卷，当即汉志之食禁矣。曰食禁，曰本草，曰本艹食禁，盖详略变言之殊。今神农本草经三卷，问经堂丛书本，清孙星衍冯翼同辑。别详汉书艺文志讲疏。(卷三，页二九-三○) [补证] 眉按：本草之名，亦见于汉书楼护传，而艺文志阙载，其为晚出无疑。贾公彦引中经簿有子仪本草经一卷，亦不言出于神农。神农尝百草，一日而遇七十毒，由此医方兴焉，语始见淮南子修务训，刘恕通鉴外纪因之，而改七十毒为十二毒；皇甫谧帝王世纪则有黄帝使岐伯定本草经之语，此皆诞妄可笑之甚者。近人陈邦贤着中国医学史，办中国医学之兴，乃始于神农，非始于黄帝，可谓失于断制。孙星衍曰：『神农之世，书契未作，说者以此疑经；陶宏景云：「轩辕已前，文字未传，药性所主，当以识识相因，至于桐雷，乃着在简编。此书当与素问同类。」其言良是。史记言秦始皇不去医药卜筮之书，则此经幸与周易并存。颜之推家训乃云：「本草神农所述，而有豫章、朱崖、赵国、常山、奉高、真定、临淄、冯翊等郡县名，出诸药物，皆由后人所羼，非本文。」陶宏景亦云：「所出郡县，乃后汉名。」(眉按：啖助亦以『本草皆后汉时郡国』为疑，见春秋集传纂例。于志宁谓『所载郡县，多在汉时，疑张仲景华陀窜记。』见唐书于志宁传。晁公武则谓『书中有后汉郡县名，盖上世未着文字，师学相传，至张机华陀始为编述。』见郡斋读书志。其实皆今本本草起于汉人之明证。)太平御览引经上云生山谷或川泽，下云生某山某郡，明生山谷，本经文也，其下郡县，名医所益。或合其文云，某山川谷，某郡川泽，恐传写之误，古本不若此。其药名有禹余粮，王不留行，徐长卿，鬼督邮之属，不类太古时文：按字书以禹为虫，不必夏禹，其余名号，或系后人所增，或声音传述改古旧称所致。又经有云「宜酒渍者」，或以酒非神农时物，然本草衍义已据素问首言「以妄为常，以酒为浆，自黄帝始」；又按文选注引博物志亦云「杜康作酒」，王着与杜康绝交书曰「康字仲宁，或云黄帝时人」，则俱不得疑经矣。』(校定神农本草经序)孙氏必以本草起于神农黄帝为可信，故言之皆牵强不成理，非所谓遁辞吾知其所穷耶！大抵此书萌芽于汉代，滋荣于宋世。其间如蔡邕之本草七卷，吴普之本草六卷，陶宏景之名医别录，俱与此书有甚深之关系。自后而唐本草蜀本草以至大观本草，而规模始备。盖穷诸药物之性而察其所以效，此书在今日，其犹为扃鐍未尽启之宝库乎！(页二○九-二一一) 秦越人难经 陈直斋曰：「汉志亦但有扁鹊内外经；隋志始有难经；唐志遂属之越人。皆不可考。」恒按：伤寒论序云：「撰用素问九卷，八十一难。」八十一难者，即指素问九卷而言也。六朝人又为此，绝可笑。 [重考] 张仲景伤寒论序之「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」，非指此难经，姚说是也。汉志扁鹊内经九卷，盖其遗文，尚有见于真脉经千金方及外台秘要所引扁鹊脉法，然俱不见难经非扁鹊书，甚明也。且难经专为创立气口之寸关尺脉法而作。与灵枢素问三部九候之说不同。而与张仲景王叔和脉法亦不合，清徐大椿已攻之。最近廖平断为六朝人伪作，详所著难经经释补证。(卷三，页三○) [补证] 徐大椿曰：『古人书篇名义非可苟称，难者辨论之谓，天下岂有以难名为经者，故知难经非经也。自古言医者皆祖内经，而内经之学，至汉而分，至晋唐以后而支流愈分，惟难经则悉本内经之语而敷畅其义。然窃有疑焉：其说有即以经文为释者；有悖经文而为释者；有颠倒经文以为释者：夫苟如他书之别有师承，则人自立说，源流莫考，即使与古怪之说大悖，亦无从而证其是非；若即本内经之文以释内经，则内经具在也，以经证经而是非显然矣。故以难经视难经，自无可议。以内经之义疏视难经，则难经正多疵也。』(难经经释序)日人丹波元坚曰：『旧唐经籍志云：「黄帝八十一难二卷，秦越人撰。」按开元中张守节作史记正义，于扁鹊传首引杨元操难经序，则元操开元以前人，而其属诸越人者，岂创于元操欤？司马迁云「天下至今言脉者由扁鹊」，盖论脉莫精于难经，则其说之所以起也。然谓之扁鹊所作，唐而上无说，实为可疑矣。』(难经解题)廖平曰：『难经之伪，凡深于医者皆知之；后人犹强为辩护者，不过以史记张守节正义引杨元操序以为秦越人耳。使其书早出，集解索隐何不引据。今考正义引素问十一条，素问皆无其文，又引素问而无灵枢，是其于医学毫无研究可知。又千金外台诊法，原书无一与难经同者，是难经与脉诀，世俗虽有流传，老医达人皆鄙夷不屑道。正义因素不习医，喜其简易，故摭拾以塞责。仓公传「以经脉高下及奇络结」，正义引素问云「奇经八脉往来舒时一止而复来，名之曰结」，扁鹊传「不待切脉」，正义引素问云「待切脉而知病寸口六脉，三阳三阴」云云，不惟素问无其文，且与素问冰炭水火之背驰。大抵所引素问，皆出难经，或称八十一难，或称素问，随手杜造以至于此。又卷末自宋本附有正义一千七百余字，丹波氏以为中有纪注及张洁古药注数十则杂钞医说，其人皆宋以后，则非正义原文可知。且乖注史体例。尝疑此卷中正义，为晚医所识记，刊本误以为正义，并非张氏原本所有，故卷末所附一千七百余字，别本乃无之。此正义之所以不足据也。』(难经经释补证)恽铁樵曰：『中国古医学之荒谬者无过于难经。难经号称秦越人着；而汉书艺文志不见其目，隋书经籍志亦无之，新唐书始言之，此必后出之书，当在东汉之后。夫躯体内景，决非肉眼可见者能于治疗有所辅益，以故古书皆不言，而难经独言之：肝何故沉？肺何故浮？胃重几斤？肠长几丈？粗劣荒谬，至为可笑！且难经每首句之下，必接一然字，遍检经史诸子，无有类此文法者，是真不通医生拾汉人之吐余，托名伪撰之书。』(铁樵函授学校开学演辞)又曰：『唐张守节作史记正义，于扁鹊传全引难经为释，是唐人认难经为扁鹊着也。日人丹波元胤有考证，谓「书中多东汉人语，如『元气』之称，始见于董仲舒春秋繁露『男生于寅，女生于甲』，说文包字注高诱淮南子注离骚章句俱载其说。木所以沉，金所以浮，出白虎通。金生于巳，水生于申，泻南方火，补北方水之类，并是五行纬说家之言，而灵素中未有道及者。」据此，则难经是东汉时书；非战国或西汉文字。灵枢，朱紫阳以为浅甚，今观其文字，亦非西汉人手笔；难经中引灵枢之文甚多，则灵枢又在难经之前。恐仲景伤寒论序所谓八十一难者，竟非此书。』(内经讲义第八期)眉按：素问托于唐以前，故张守节史记正义得引之；灵枢托于王砅，守节当不及引。(杜甫有赠重表侄王砅诗，而唐宋志皆作王冰，则杜所赠者或别一人。)难经又在砅后，则更不得引矣。盖正义所引为八十一难，本非今之难经；而所引素问，当为素问之佚文，亦非引自今之难经。今之难经，盖由好事医生，冒八十一难之目，杂摭灵素，益以荒谬之语而成，此不通之怪书耳。廖平谓正义所引素问皆出难经；或称八十一难，或称素问，乃是随手杜造，殊不谓然。守节纵不习医，亦何必随手杜造，以难经之文，忽称素问，忽称八十一难乎！此平欲证难经之伪，故攻正义所引为不足据耳。然辨伪是一事，而此书中是否仍韫有先民之医学经验，则排沙简金，乃今日治医学者之责矣。(页二一一-二一五) 脉诀 称晋王叔和撰。晁子止曰：「皆歌诀鄙浅之言，后人依托者；然最行于世。」吴昆脉语序曰：「五代高阳生伪撰。」 [重考] 王叔和即王熙，章炳麟菿汉微言有考证甚明，王叔和脉经十卷，隋志、新唐志、崇文目、读书志、通考、宋志俱着录。而书录解题载脉诀机要三卷云「王叔和撰，通真子注，熙宁以后人也」，晁氏又别出脉诀一卷云「王叔和撰，皆歌诀鄙浅之言，后人依托者，然最行于世」，据此，则知通真子所注者，当为伪本脉诀而已，非真脉经也。叔和真脉经今尚存，所惜鱼目混真，最通行者，乃其赝鼎耳。(卷三，页三一) [补证] 杭世骏曰：『子朱子曰：「俗传脉诀辞最鄙浅，非叔和本书，乃能直指高骨为关。」柳贯曰：「朱子取高骨为关之说，不知其政出王叔和脉经也。脉诀乃宋中世人伪托；或曰五代高阳生所著。」吕复曰：「六朝高阳生谬立七表八里九道之目以误学者。」高阳生不知何人？柳以为五代，则宜入宋史艺文志，吕以为六朝，则宜入唐书艺文志；两志无之，疑是宋世庸医枕中之秘，非通人所习也。吕又云：「通真子刘元宾为之注，且续歌括附其后，辞既鄙俚，意亦滋晦。」今世俗乃以歌括为脉诀，则辗转迷谬，贻误不浅矣。』(道古堂集脉诀跋)(页二一五-二一六) 神异经 十洲记 以上二书，称东方朔撰。陈直斋曰：「二书诡诞不经，皆假托也。汉书本传叙朔之乱，末言『刘向所录朔书具是矣；世所传他事皆非也。』赞又言：『朔之诙谐，逢占射覆，其事肤浅。童儿牧竖，莫不炫耀。而后世好事者，因取奇言怪语附着之朔，故详录焉。』史家欲袪妄惑，可谓明矣。」 [重考] 神异经十洲记二书，并非汉世好事者依附之作，考其文格雅近齐梁间人所为，要为六朝人一手所假托。故辞采过于缛丽，颇便词章家所取资。若于地理道家，均无当也。(卷三，页三二) [补证] 四库总目神异经提要曰：『此书既刘向七略所不载，则其为依托，更无疑义。晋书张华本传，亦无注神异经之文，则并华注亦似属假借。振孙所疑，诚为有见。然隋志载此书，已称东方朔撰，张华注，则其伪在隋以前矣。观其词华缛丽，格近齐梁，当由六朝文士影撰而成；与洞冥拾遗诸记先后并出。』又十洲记提要曰：『其言或称臣朔，似对君之词；或称武帝，又似追记之文。又盛称武帝不能尽朔之术，故不得长生，则似道家夸大之语。大抵恍惚支离，不可究诘。考刘向所录书，无此名。书中载武帝幸华林园射虎事，按文选应贞晋武帝华林园集诗，李善注引洛阳图经曰：华林园在城内东北隅。魏明帝起名芳林园，齐王芳改为华林，武帝时安有是号？盖六朝词人所依托。观其引卫叔卿事，知出神仙传后；引五岳真形图事，知出汉武内传后也。』(页二一七-二一八) 列仙传 称刘向撰。陈直斋曰：「传凡七十二人，每传有赞，似非向撰；西汉人文章不尔也。」恒按：汉志载向新序，说苑，世说，列女传，而无列仙传，可证其伪。殆因列女而有此列仙欤？其云：「历观百家之中，以相检验得仙者百四十六人，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经；故检得七十二人，可以为多闻博识者遐观焉！」西汉之时安有佛经！其为六朝人所作，自可无疑也。 [重考] 据汉志及刘向本传不载此书，断为非向撰，是也。而断为六朝人作，则非也。汉书郊祀志司马相如传应劭注，各有引列仙传一条，抱朴子极言篇亦有引列仙传一条，则此书当为汉末人所依托，因向尝得淮南枕中鸿宝之书一案而托之，且仿列女传之体也。郝懿行妻王照圆有列仙传校正本。(卷三，页三二) [补证] 眉按：是书四库总目与孙志祖读书脞录所言适相反：总目曰：『汉志所录，皆因七略。其总赞引孝经援神契，为汉志所不载；涓子传称其琴心三篇有条理，与汉志蜎子十三篇不合；老子传称作道德经上下二篇，与汉志但称老子亦不合：均不应自相违异。或魏晋间方士为之，托名于向耶？振孙云：「馆阁书目作二卷，七十二人」，李石续博物志亦云：「刘向传列仙七十二人」，皆与此本小异；惟葛洪神仙传序称七十一人，此本上卷四十人，下卷三十人，内江斐二女应作二人，与洪所记适合。检李善文选注及唐初艺文类聚诸书所引，文亦相符，当为旧本。』盖谓作者非刘向而书则魏晋旧本也。志祖则曰『世说文学篇注引列仙传赞「故撰得七十，可以为多闻博识者遐观焉」，撰得七十下脱二人二字，盖百四十六人，除七十四人外，尚有七十二人，故李石续博物志陈直斋书录解题皆云七十二人，是宋本尚不误也。今本列仙传止七十人，(眉按：总目以七十一人强附洪序，误。洪序「一」字或「二」字之误也。)末有总赞一篇，亦无出佛经之语，盖今本为后人缀辑，非向书之旧。又见世说注云「撰得七十」，不悟其有脱字，故数止于此也。文选吴都赋注引「鳌负蓬莱山而抃沧海之中」，又登江中孤屿诗注引「西王母神人名，王母在昆仑山」，又西京赋注引「赞曰秦穆公受金策祚世之业」，天台赋注引「赞曰吞水须茹芝茎，断食休粮以除谷气」，今本皆无之。』是。信作者为刘向，而书则非宋以前之本矣。余谓文选注所引，既为今本所无，四库总目信为旧本固误；然佛经至后汉桓灵时始有译本，距刘向之殁将二百年，孙志祖反以今本无出佛经之语，证非刘向所作之旧本，不尤误耶！其作者时代，东观余论疑出东京，姚氏断为六朝，总目谓出魏晋间；考葛洪神仙传序已称是书为刘向作，则六朝之说，似不足据，东京亦无此等文字，要以总目所言为然尔。(页二一八-二二○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