姚际恒文集 - 第 161 页/共 227 页

[重考] 今商君书，当犹汉志法家之旧而有残阙。凡子书，多非自着，身后有宦学事师者或宾客，为之缀辑成书，故往往时代不符。商君书来民弱民二篇，皆有及商君身后事，读者分别观之可耳。周氏之说，殊不足据。别详汉书艺文志讲疏。(卷三，页九) [补证] 眉按：吕思勉经子解题曰，『通志谓二十九篇亡其三，直斋书录解题谓二十八篇亡其一，严万里得元刻本凡二十六篇，实二十四篇。史记商君列传太史公曰：「余读商君开塞耕战书，与其人行事相类。」索隐：「案商君书开谓刑严峻则政化开，塞谓布恩惠则政化塞，其意本于严刑少恩；又为田开阡陌及言斩敌首赐爵，是耕战书也。」所释开塞之义，与今本不合。晁公武谓司马贞未尝见其书，妄为之说。今案开塞耕战，盖总括全书之旨，非专指一两篇，索隐意亦如此，晁氏自误解也。尉缭子兵教下，开塞谓分地以限，各死其职而坚守，此开塞二字古义，索隐容或误释。然谓其未见商君书固非；或又以与索隐不合而疑今书为伪，亦非也。今商君书精义虽不逮管韩之多，然要为古书，非伪撰。』四库总目提要则谓『史记称秦孝公卒，太子立，公子虔之徒告鞅欲反，惠王乃车裂鞅以徇。则孝公卒后，鞅即逃死不暇，安得着书？如为平日所著，则必在孝公之世，又安得开卷第一篇即称孝公之谥？殆法家者流，掇鞅余论以成是编耳。』顾实谓『来民篇曰：「今三晋不胜秦四世矣，自魏襄王以来，野战不胜，守城心拨。」弱民篇曰：「秦师至，鄢郢举若振槁，唐蔑死于垂沙，庄蹻发于内楚。」(眉按商子原文庄蹻发于内，楚分为五，荀子议兵篇作庄蹻起，楚分而为三四。)此皆秦昭王时事，非商君所及见也。』(汉书艺文志讲疏)余谓谓今书非司马贞所见之书可；谓司马贞未尝见今书亦可。但就今书而论，既搀入商君卒后事，其非商君撰无疑。司马贞唐人，即令见今书，而所释又不误，亦不得谓之非伪，况是书精义本不多耶！思勉漫谓要为古书，非伪撰，殊无据。俞樾诸子平议曰：『日知录谓「古无一日分十二时之说，自汉以下，历法渐密，于是以一日分为十二时，不知始于何时，至今不废。」然此书已言年月日时，则六国时已有此说矣。意所谓时者，尚是平旦鸡鸣之属，而非今之所谓十二时欤？』樾以是书并举年月日时，疑十二时之分，当始于六国；继疑始于六国太早，复以平旦鸡鸣之属解之。其实是书既述及长平之役，则离汉兴不过六十年，安知非伪托于历法既密，史记既行之后乎？(页一四九-一五一) 鹖冠子 汉志道家有鹖冠子一篇。旧称鹖冠子，楚人，隐居着书。柳子厚曰：「余读贾谊鵩赋，嘉其辞，而学者以为尽出鹖冠子。余往来京师，求其书，无所见。至长沙，始得其书读之，尽浅陋言也。吾意好意者伪为其书，用鵩赋以文饰之。史伯夷传称贾子曰：『贪夫徇财，烈士徇名，夸者死权。』不称鹖冠子。迁号博极群书，假令当时有其书，迁岂不见耶？」陈直斋曰：「韩公颇道其书，而柳以为尽浅陋言。自今考之，柳说为长。」恒按：鹖冠子，汉志止一篇，韩文公所读有十九篇，四库书目有三十六篇，逐代增多，何也？意者原本无多，余悉后人增入欤？ [考释] 鹖冠子一书，自汉志即佚其著者姓名。陆佃曾为之注。(页二三下) [重考] 汉志，鹖冠子一篇。隋志、新旧唐志、崇文目、书录解题、宋志俱作三卷，读书志、通志俱作八卷。晁氏曰：「今书八卷，前三卷十三篇，与今所传墨子书同，中三卷十九篇，唐韩愈所称爱博选、学问两篇皆在，柳宗元非之者，篇名世兵亦在，后两卷有十九论，多称引汉以后事，皆后人杂乱附益之。今削去前后五卷，止存十九篇，庶得其真。」然则晁氏虽载八卷之本，而仍删之为三卷，即今通行本鹖冠子十九篇是也。汉志盖以卷为篇，或尚未分篇，韩愈所读者止十六篇。四库目有三十六篇亦晁氏语，三字误衍。姚氏俱失考。沈钦韩曰：「其中庞暖论兵法，汉志本在兵家，为后人傅合。」此则所以由十六篇而增为十九篇，虽增而亦古书之相合也。此书述三才变通古今治乱之道，虽杂黄老刑名，而要其归宿，若散乱而无家者，然其奇言奥旨，亦往往而有，故昌黎颇称道之也。别详汉书艺文志讲疏。(卷三，页一○) [补证] 眉按：是书决为后人伪托。前人多以是书博选、王铁、世兵等篇为疑，今试校之如下：博选篇曰：『博选者，以五至为本者也。故北面而事之，则伯己者至；先趋而后息，先问而后默，则什己者至；人趋已趋，则若己者至；凭几据杖，指麾而使，则厮役者至；乐嗟苦咄，则徒隶之人至矣。故帝者与师处，王者与友处，亡主与其徒处。』与战国策『郭隗对燕昭王曰：帝者与师处，王者与友处，霸者与臣处，亡国与役处。诎指而事之，北面而受学，则百己者至；先趋而后息，先问而后默，则什己者至；人趋则若己者至；凭几据杖，眄视指使，则厮役之人至；若恣睢奋击，藉叱咄，则徒隶之人至矣。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。王诚博选国中之贤者而朝其门下，天下闻王朝其贤臣，天下之士必趋于燕矣』同。王鈇篇曰：『庞子曰：愿闻天曲日术。鹖冠子曰：其制邑理都使矔习者五家为伍，伍为之长，十伍为里，里置有司，四里为扁，(陆佃解扁当为甸。)扁为之长，十扁为乡，乡置师，五乡为县，县有啬夫治焉，十乡为郡，有大夫守焉。』与齐语『管子于是制国五家为轨，轨为之长，十轨为里，里有司，四里为连，连为之长，十连为乡，乡有良人焉以为军令』同。世兵篇曰：『知者计全，明将不倍时而弃利，勇士不怯死而灭名。是以忠臣不先其身而后其君。是以曹沫为鲁将，与齐三战而亡地千里，使曹子计不顾后，刎颈而死，则不免为败军擒将。曹子以为败军擒将非勇也，国削名灭非智也，身死君危非忠也，故退与鲁君计。桓公合诸侯，曹子以一剑之任，劫桓公坛位之上，颜色不变，辞气不悖，三战之所亡，一旦而反，天下震动，四邻惊骇，名传后世。故曹子去忿悁之心，立终身之功，弃细忿之愧，立累世之名。』与战国策鲁仲连遗燕将书『吾闻之，智者不倍时而弃利，勇士不怯死而灭名，忠臣不先身而后君。曹沫为鲁君将，三战三北，而丧地千里，使曹子之足不离陈，计不顾后出，必死而不生，则不免为败军禽将。曹子以败军禽将非勇也，功废名灭，后世无称非智也，故去三败之耻，退而与鲁君计也。曹子以为遭齐桓公有天下，朝诸侯，曹子以一剑之任，劫桓公于坛位之上，颜色不变，而辞气不悖，三战之所丧，一朝而反之，天下震动惊骇，威信吴楚，传名后世。故去忿恚之心，而成终身之名，除感忿之耻，而立累世之功』同。其曰『「乘流以逝，与道？翔」，「彼时之至，安可复还，安可控搏」，「水激则旱，矢激则远，精神回薄，振荡相转」，「迟速有命，必中三五，合散消息，孰职其时？至人遗物，独与道俱，纵躯委命，与时往来」，「祸乎福之所倚，福乎祸之所伏，祸与福如纠缠，浑沌错纷，其状若一，交解形状，孰知其则」，「众人唯唯，安定祸福，忧喜聚门，吉凶同域，失反为得，成反为败，吴大兵强，夫差以困，越栖会稽，勾践霸世，达人大观，乃见其可」，「至德无师，泛泛乎若不系之舟，能者以济，不能者以覆，天不可与谋，地不可与虑，圣人捐物，从理与舍，众人域域，迫于嗜欲，小知立趋，好恶自惧，夸者死权，自贵矜容，烈士徇名，贪夫徇财，至博不给，知时何羞」，「细故袃，奚足以疑。」』与贾谊鵩鸟赋『「祸兮福所倚，福兮祸所伏，忧喜聚门兮，吉凶同域，彼吴强大兮，夫差以败，越栖会稽兮，勾践霸世」，「夫祸之与福兮，何异纠缠，命不可说兮，孰知其极？水激则旱兮，矢激则远，万物回薄兮，振荡相转」，「天不可预虑兮，道不可与谋，迟速有命兮，焉职其时？」「合散消息兮，安有常则」，「忽然为人兮，何足控搏」，「小智自私兮，残彼贵我，达人大观兮，物无不何，贪夫殉财兮，烈士殉名，夸者死权兮，品庶每生」，「至人遗物兮，独与道俱，众人惑惑兮，好恶称亿」，「寥廓忽荒兮，与道？翔，乘流则逝兮，得坻则止，纵躯委命兮，不私与己」，「澹乎若深泉之静，泛乎若不系之舟，细故蒂芥，何足以疑。」』等语同。剽袭颠倒之迹，历历可见，而以鵩鸟赋为尤显。柳宗元辨之甚是！李善注文选鵩鸟赋，多引鹖冠子，而颜师古注汉书贾谊传，略不一及，则注书亦贵有识也。沈钦韩曰：『其中庞暖论兵法，汉志本在兵家，为后人傅合。』(汉书疏证)王闿运曰：『道家鹖冠子一篇，纵横家庞暖二篇，隋志道家有鹖冠三卷，无庞暖书，而篇卷适相合，隋以前误合之。凡庞子言，皆宜入暖书。』(湘绮楼集题鹖冠子)但以庞子为疑，可谓未窥其全。胡应麟曰：『鹖冠，韩柳二说，自相纷拿，(眉按：柳宗元谓为尽浅陋言，韩愈谓『使其人遇时，援其道而施于国家，功德岂少哉！』并见本集。)宋景濂谓「其书本晦涩，后人复杂以鄙浅，故读者厌之，不复详悉其旨。」余以此书芜紊不驯，诚难据为战国文字，然词气瑰特深奥，时时有之，似非东京后人所办。陆佃解鹖冠，谓「此书杂黄老刑名，而要其宿，时若散乱无家者，然奇言奥旨，亦往往而有也。」此论甚公而核。盖此书本道家，流入于刑名，固无足怪，而近迭、世兵、天权、兵政等篇，始终皆论兵语，考七略，兵家有鹖冠子，虽班氏省之，而汉世尚传，后人混而为一，又杂以五行家，故驳然无统，陆氏不详考艺文志，因云尔尔。』(四部正讹)是鹖冠不特傅合纵横家兵家之庞暖，(应麟亦疑世贤武灵二篇，为兵家庞暖书，见同上。)亦傅合兵家之鹖冠矣。顾犹谓非东京后人所办，岂应麟于韩柳二说，未能有所择欤？余谓今本鹖冠之伪托，以必柳说为断，浅陋杂凑，非徒傅合他书之谓。文心雕龙诸子篇有「鹖冠绵绵，亟发深言」之语，度刘勰所见，必非今书；若如今书之浅陋杂凑，又安可谓之深言耶？(页一五二-一五六) 慎子 称赵人慎到撰。汉志法家有慎子四十二篇。唐志十卷。崇文总目三十七篇。今止五篇，其伪可知。 [考释] 慎子之旨以物理之当然，各定一法以守之，不求之于法之外，亦不宽于法之中，则上下安，可以清静而治。然法有不可，势不能不以刑齐之，黄老之为申韩，此其转关也。史记云：「慎到，赵人。学黄老道德之术，因发明序其指意，故慎到着十二论。」(页二三下-二四上) [重考] 慎子非伪书，汉志有四十二篇，今仅余七篇，严可均从群书治要中录出。然以四部丛刊本为最多，虽有残阙，而所说尚明白纯正，统本贯末。大略本道而附于情，主法而责于上，非尽属刑名家言也。别详汉书艺文志讲疏。(卷三，页一一) [补证] 眉按：胡韫玉周秦诸子书目曰：『慎子，四库书目列在杂家。今读其书，如云：「法虽不善，犹愈于无法。」又云：「大君任法而弗躬，则事断于法。法之所加，各以分蒙赏罚而无望于君，是以怒不生而上下和矣。」又云：「有权衡者不可欺以轻重，有尺寸者不可差以长短，有法度者不可巧以诈伪。」此皆法家之精言，故仍入法家。』余谓此亦恒语，非精言也。庄子天下篇谓『慎到弃知去己而缘不得已，冷汰于物以为道理。推而后行，曳而后往，若飘风之还，若羽之旋，若磨石之隧。豪杰相与笑之曰：慎到之道，非生人之行，而至死人之理，适得怪焉』云云，求之今书慎子，似无些微影响。天下篇虽后人所作，若令得见今书，不当复有此语。荀子非十二子篇曰：『尚法而无法，下修而好作，上则取听于上，下则取从于俗，终日言成文典；及纠察之，则倜然无所归宿，不可以经国定分；然而其持之有故，其言之成理，足以欺惑愚众，是慎到田骈也。』则谓慎子尚法矣，然细味今书，亦与荀子所评不相应。虽曰刑名之学，原于道德，慎到之『弃知去己』，未尝不可以『以无知之法治，代有知之人治』为解；然使慎到之道，果仅如今书所言，则慎到乃一普通之法治家，彼豪杰何以笑其『非生人之行，而至死人之理』乎？吾意今书文字明白，不类先秦残籍，当由后人抄撮诸书法家语而成。文献通考引周氏涉笔曰：『稷下能言者，如慎到最为屏去缪悠，剪削枝叶，本道而附于情，主法而责于上，非尹文田骈之徒所能及。五篇虽简约，而明白纯正，统本贯末。』果如所言，其书诚伪托矣。夫四十二篇而仅存五篇，又安能统本贯末？五篇而能统本贯末，则其余三十七篇不皆赘耶？(其实是书虽伪托，在唐以前当不止五篇，故马总意林所采十二条，皆不见今书，而严可均录自群书治要者，盖有七篇，但亦只得七篇耳。崇文总目三十七篇，不可考。)又按四部丛刊影印之江阴缪氏慎子钞本，乃由海宁陈氏所藏明万历间吴人慎懋赏刻本钞得者。分为内外篇。梁启超谓『其书鄙俚芜秽，将见存五篇，改头换面，文义全不相属；诸书佚文，则一无所采；又攀引孟子书中之慎滑厘为慎到；(眉按：慎子名到，史记等书皆同，别有一慎子名滑厘，见孟子。而庄子天下篇谓慎子学墨子弟子禽滑厘之术，后人不知其为两人，故有疑为师弟子适同名者。其实孟子之慎滑厘，非庄子之慎到也。慎懋赏盖故攀引之。)又因史记之文，而伪造为、慎到、田骈、接子、环渊问答语。真所谓小人无忌惮者。』？邹忌、淳于(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)罗根泽作慎懋赏本慎子辨伪，列八证以难之，(见燕京学报第六期)皆甚确，可参阅。(页一五七-一五九) 于陵子 刘向曾上于陵子，今不传。此乃明姚士床伪撰，见秘册汇函。又宋郑思肖心史，相传亦出于姚，世因谓姚造。余按心史言辞甚多，而且郁勃愤懑，自是一种逸民具至性者之笔，非可伪为也。叔祥与胡孝辕辈好搜古籍，谓于吴门承天寺井中得之。林茂之序，谓僧君慧浚井所得，或是。未敢附和以为伪书，附辨于此。 [重考] 于陵子明姚士床伪造。清四库杂家存目已凿言之，叔祥即士床也。胡孝辕即胡震亨也。然刘向序录亦伪作，与关尹子有刘向序录正同，汉志无于陵子。姚氏谓「今不传」失考甚矣。(卷三，页一一-一二) [补证] 四库总目提要曰：『旧本题齐陈仲子撰。王士祯居易录曰：「万历间，学士多撰伪书以欺世，如天禄阁外史之类，人多知之；今类书中所刻唐韩鄂岁华纪丽乃海盐胡震亨孝辕所造，于陵子其友姚士床叔祥作也。」凡十二篇：一曰畏人，二曰贫居，三曰辞禄，四曰遗盖，五曰人问，六曰先人，七曰辩穷，八曰大盗，九曰梦葵，十曰巷之人，十一曰未信，十二曰灌园。前有元邓文原题词，称前代艺文志崇文总目所无，惟石廷尉熙明家藏；又称得之道流，其说自相矛盾。又有王鏊一引一跋，鏊集均无其文，其伪可验。惟沈士龙一跋，引杨雄方言所载齐语，及竹书纪年战国策列女传所载沃丁杀伊尹，齐楚战重邱，及楚王聘仲子为相事，证为古书，其说颇巧。然摭此四书以作伪，而又援此四书以证非伪，此正朱子所谓采天问作淮南子，又采淮南子注天问者也。士龙与士床友善，是盖同作伪者耳。末有徐元文跋词，尤弇鄙，则又近时书贾所增，以冒称传是楼旧本者矣。』(页一六○) 孔丛子 称汉孔鲋撰。汉隋唐志皆无。宋中兴书目始有。嘉佑中，宋咸注。前人辨孔光传，孔子八世孙鲋，为陈涉博士，死于陈，固不得为汉人；而其书记鲋之没，其第七卷号连丛子者，又记太常臧而下，迄延光三年季彦之卒，则又安得为鲋撰！又书中载孔子与子思问答语：子思年六十三，在鲁穆公时；穆公之立，距孔子七十年，子思尚或未生，安得有问答之事！又儒林传所载为博士者曰孔甲，颜师古曰：「名鲋而字甲也。」此书称名鲋字子鱼，亦不相合。又汉志杂家有孔甲盘盂二十六篇，本注谓『黄帝史，或曰夏帝时人」，与孔鲋初不相涉；中兴书目乃云「一名盘盂」，亦误也。李灨以为东汉末季彦辈为之。朱仲晦以为即注者伪作，其说近是。若为东汉人，隋唐志岂应无乎！ [考释] 此书近代已证明与孔子家语同出于三国王肃之手。李灨序云：「呜呼是书也！果鲋之手笔否耶？」按汉志无孔丛子，而儒家有孔臧十篇，杂家有孔甲盘盂二十六篇。宋晁氏谓：「孔丛子，疑即汉志所谓孔甲盘盂者也云。」(页二五上) [重考] 隋志论语家有孔丛七卷，注云陈胜博士孔鲋撰。其序录称「孔丛家语，并孔氏所传仲尼之旨。」盖今存孔丛子孔子家语二书，并出王肃依托。肃伪造家语，已见前，清儒多谓伪古文尚书，及孔氏传亦出肃手。故孔丛子论书篇：「宰我问禋于六宗何谓也？孔子曰：所宗者六，皆洁祀之也，埋少牢于太昭，所以祭时也。祖迎于坎坛，所以祭寒暑也。主于郊宫，所以祭日也。夜明所以祭月也。幽禜所以祭星也。雩禜所以祭水旱也。禋于六宗，此之谓也。」其说与伪孔传伪家语并同，此即王肃伪造孔丛之证也。朱子以为注者伪作，殊不知宋咸注此书，咸固万无作此书之魄力也。惟此书记孔氏事，上起季周之孔子，下讫东汉之季彦，则孔丛云者，仍犹孔子家语之意尔。隋志云孔鲋撰，亦殊未合。(卷三，页一二-一三) [补证] 臧琳经义杂记曰：『礼记祭法「相近于坎坛，祭寒暑也」。注：「相近当为禳祈声之误也。禳犹却也，祈求也，寒暑不时，则或禳之，或祈之，寒于坎，暑于坛。」释文：「相近依注读为禳祈，如羊反，下音巨依反，王肃作祖迎也。」案禳字从襄，襄与相声乱，祈近皆斤声，故禳祈误为相近，注义甚精，郑不云相近或为祖迎，则知本无作祖迎者。孔丛子书论云：「祖迎于坎坛，所以祭寒暑也，」与王肃同。孔丛子亦伪书。朱子云：「其文软弱，不类西京，多似东汉人语。」琳考此书解纳于大麓，烈风雷雨弗迷，禋于六宗，皆与伪孔及王肃合。书正义云，惟王肃据家语六宗与孔同。则孔子家语言禋于六宗，亦取祭法为说。其相近于坎坛句，必作祖迎于坎坛。今家语非完书，故无此文，孔仲达所据唐本有之。尝疑孔子家语、孔安国书传、孔丛子皆出于肃手，故其文往往互相祖述。盖三书皆托之孔氏，以希人之尊信，用以改郑说而申己意，驳郑氏非而证己是者，无不于此取之，故三书即肃之罪案也。试以此条论之，郑以相近为禳祈声近之误，肃于礼记改为祖迎，见作相近者，乃形似之误，而非声近之误，又恐后人不信其说，因托之家语以证之，复恐后人并疑家语为己所私定，故又着之孔丛子以证之。肃之诡计劳心，往往若此，非好学深思，心知其意者，恐急索解人不得也。』眉按：疑孔丛子文体者，不特朱熹，洪迈、戴表元亦疑之。迈之言曰：『前汉枚乘与吴王濞书曰：「夫以一缕之任，系千钧之重，上县无极之高，下垂不测之渊，虽甚愚之人，犹知哀其将绝，马方骇，鼓而惊之，系方绝，又重镇之，系绝于天，不可复结，坠入深渊，难以复出。」孔丛子嘉言篇载子贡之言曰：「夫以一缕之任，系千钧之重，上县之于无极之高，下垂之于不测之深，旁人皆哀其绝，而造之者不知其危，马方骇，鼓而惊之，系方绝，重而镇之，系绝于高，坠入于深，其危必矣。」枚叔全用此语，汉书注诸家皆不引证，惟李善注文选有之。予按孔丛子一书，汉艺文志不载，盖刘向父子所未见。但于儒家有太常蓼侯孔臧十篇，今此书之末，有连丛子上下二卷，云孔臧着书十篇，疑即是已。然所谓丛子者，本陈涉博士孔鲋子鱼所论集，凡二十一篇，为六卷，唐以前不为人所称，至嘉佑四年宋咸始为注释以进，遂传于世。今读其文，略无楚汉间气骨，岂非齐梁以来好事者所作乎！』(容斋三笔)表元之言曰：『子鱼生于战国之末，一为陈涉出，知难而退，遗言隐行，不传于世者必多，安在猎取一二，自暴其美，侈然上附于先君之列，而谓之着书耶？张耳、陈余二人者，汉初谓之贤士，又或以叔孙通为圣人，今书数引其名，此后人所推托，若房玄龄杜如晦之于文中子耳。连丛亦非孔臧所为。其四赋尤猥劣，无西都人语气，二书依傍故实，仅仅不失。余故读而疑之。然诸子书自列御寇以下，多非正文，君子之于书，为其可以正人心，息邪说也，则存之。孔丛子者，矫矫然守其经生之学，试读而行之，其心之于贫贱患难也，不苟辞之矣。此非孔氏子孙若其徒，孰能为哉？』(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二十三读孔丛子)盖二人犹未知为王肃伪撰。清人论孔丛子为王肃伪撰者颇多，以臧琳所辨，意虽不在孔丛，然最足见王肃重迭作伪之肺肝，故举此以概其余。惟姚氏据高似孙子略宋濂诸子辨之说，疑子思年六十三(三系二之误)，不及与孔子问答，亦难遽定。汪琬跋子略曰：『汉书孔光传首载孔氏谱牒，孔子生伯鱼鲤，鲤生子思伋，伋生子尚高，则伯鱼为子思父审矣。家语孔子年二十，娶亓官氏，明年生伯鱼，伯鱼年五十，先孔子卒，孔子后三年始卒，使子思犹未生，则孔氏谱不足据耶？史记鲁世家，穆公之立也，距孔子已七十年，子思寿止六十二，使穆公时犹在，则与孔子相隔绝久矣，其去伯鱼当益远，不得为其子；然遍考诸书，又不言孔子有他支庶，何也？予以为宜从孔丛子。盖孔丛子与谱牒，皆出孔氏子孙之手，其说必有证左，非他书臆度者比也。』(尧峰文钞卷三十九)则信孔子子思有问答事，而无以祛子思年六十二之疑。梁玉绳曰：『王肃家语后序从史记作六十二：考伯鱼先孔子卒，则孔子卒时，子思当不甚幼，而孟子檀弓并称子思在鲁穆公时，故汉艺文志曰：子思为穆公师也。孔子没于哀公十六年，历悼公元公至穆公即位之岁已七十年，安得子思年止六十二乎？毛氏四书剩言载王草堂复礼辨史记六十二是八十二之误；曲阜孔农部继汾阙里文献考亦云然，当不谬也。刘恕外纪据孔丛记问篇子思孔子问答，与抗志篇子思居卫鲁穆公卒之言，以子思年寿为疑；而不知孔丛伪书，自不足信，通考二百九引书录解题及余冬叙录廿六俱辨之。通鉴书子思言苟变于卫侯，在周安王廿五年，亦误信孔丛尔。』(史记志疑卷二十五)然则孔子子思之问答固不足信；即史记所载亦误也。王肃家语后序从史记作六十二，岂非疏欤！叶适亦谓孔丛子所载子思岁月，全不可考。(习学记言卷十七)至四库提要谓『水经注引孔丛子曰：「夫子墓茔方一里，在鲁城北六里泗水上，诸孔邱封五十余所，人名昭穆不可复识，有铭碑三所，兽碣具存」云云，今本无此文，似非完帙。然其文与全书不类，且不似孔氏子孙语，或郦道元误证？抑或传写有讹，以他书误题孔丛欤？』则单文偶征，即出孔丛原书，亦与真伪无干。(页一六二-一六六) 文中子(又名中说) 称隋王通撰。宋阮逸注。世有以其姓名史所不载，疑并无其人者。按王仲言挥尘录曰：「唐李习之尝有读文中子；刘禹锡作王华卿墓志，载其家世及通行事甚详；皮日休有文中子碑，见文集」，胡元瑞又言王勃传称「祖通，隋末大儒」，则是有其人矣。又有疑其书为阮逸伪造者。按唐志已有五卷，胡元瑞谓「刘蕡已斥其儗经之罪」，则又非皆逸伪造矣。予谓既有其人，又其书为所作，则适以见通一妄夫耳。尔何人斯，而敢上比孔子，作伪书以儗论语乎？即孔子之后再有圣人，亦当别出言行；未闻有比儗其书便可为圣人者！甚至于颜子，亦取一门人蚤死者儗之，其可恶甚矣！若夫捏造唐初宰相以为门人，当时英雄勋戚辈直斥之无婉辞，又何其迂诞不经也！以至武夫悍卒，日仆仆于其门而问道讲经，虽三尺童子亦知其无是事矣！说者又以为出于其子福郊福畤之所为。然则其父报仇，子且行劫，有所由来，宁足为通洗罪乎！至其书之舛错者，尤不一焉。如仁寿四年，通始至长安，李德林卒已九年，而书有德林请见之语。江都有变，而书有泫然而兴之言。关朗在太和中见魏孝文；自太和丁巳至通生之岁开皇四年甲辰，一百七年矣，而书谓问礼于关子明。隋书薛道衡子收初生，即出继族父儒，至于长成，不识本生，而书有薛公命子往事之之语。此皆晁氏所摘发者若此，抑又无论矣。自宋之程朱极为揄扬，以为「隐德君子」，以为「其学近正」，以为「愈于退之」，自此后人遂依声附和，不敢于轻议。噫！其书为道，以五典潜五礼错为至治，亦曾见之否耶？中以佛为圣人，以无至无？诸人于其舛错悖戾，率举而归之于二子与阮逸，然则通之善处又安在也？自予论之，惟以此书为阮逸伪造则已，通犹可解免；若以为非阮逸伪造，则无可解免矣。即以为福郊福畤之所为，亦于通无可解免矣。通耶，郊耶，畤耶，逸耶，吾不得而知之；总不若火其书之为愈也。 [考释] 书都十篇，字字句句皆刻画论语，师弟亦互相标榜，自比孔颜。自汉以来，僭拟圣人自通始；聚徒讲学之风亦自通始。儒风变古，实以此为一大关键也。(页二六下-二七上) [重考] 晁氏云：「隋王通之门人，共集其师之语，为是书」，又首揭发其纰缪于事实，深可怪笑者，不一而足，似归狱于门人所为也。然晁氏既疑房杜李魏二温王陈皆非其门人，则门人为谁，又不能言也。故清四库据杨盈川集杜樊川集，文中子确有其人，因断言宋咸必以为实无其人，洪迈必以为其书出阮逸所撰，诚为过当，而出于其子福郊福畤等纂述遗言，虚相夸饰而成也。」然郊畤等，未有文誉，故章炳麟据唐书文艺传：「王勃祖通，尝起汉魏尽晋，作书百二十篇，续古尚书，有录无书十篇，勃补完缺逸，定着二十五篇。」因推定中说与文中子世家，亦勃所依托也。虽然，隐逸传「又称王绩兄通，隋末大儒也，仿古作六经，又为中说以拟论语，不为诸儒称道，故书不显，惟中说独存。」疑通确有遗文，身后子孙兄弟从而张大之，故有种种夸诬之言也。唐志中说五卷，乃字之误，通志、崇文目、读书志等皆作十卷，与今本每篇一卷，凡十卷，正合。末附者复有五篇也。(卷三，页一五) [补证] 眉按：司马光文中子补传评曰：『余窃谓先王之六经，不可胜学也，而又奚续焉？续之庸能出于其外乎？出则非经矣。苟无出而续之，则赘也，奚益哉！今其六经皆亡，而中说独存。中说亦出于其家。虽云门人薛收姚义所记，然予观其书，窃疑唐室既兴，凝与福畤辈依并时事，从而附益之也。何则，其所称朋友门人，皆隋唐之际将相名臣，如苏威、杨素、贺若弼、李德林、李靖、窦威、房玄龄、杜如晦、王珪、魏征、陈叔达、薛收之徒，考诸旧史，无一人语及通名者。隋史，唐初为也，亦未尝载其名于儒林隐逸之间。岂诸公皆忘师弃旧之人乎？何独其家以为名世之圣人，而外人皆莫之知也。福畤又云：「凝为监察御史，劾奏侯君集有反状，太宗不信之，但黜为姑苏令。大夫杜淹奏凝直言非辜。长孙无忌与君集善，由是与淹有隙。王氏兄弟皆抑不用。时陈叔达方撰隋史，畏无忌不为文中子立传。」按叔达前宰相，与无忌位任相埒，何故畏之，至没其师之名，使无闻于世乎？且魏征实总隋史，纵叔达曲避权威，征肯听之乎？此予所以疑也。又淹以贞观二年卒，十四年，君集平高昌还而下狱。由是怨望十七年，谋反诛，此其前后参差不实尤著者也。』(邵博闻见后录)洪迈曰：『王氏中说所载门人，多贞观时知名卿相，而无一人能振师之道者，故议者往往致疑。其最所称高弟曰程仇董薛。考其行事，程元、仇璋、董常无所见。独薛收在唐史有列传，踪迹甚为明白。收以父道衡不得死于隋，不肯仕。闻唐高祖兴，将应义举，通守尧君素觉之，不得去。及君素东连王世充，遂挺身归国，正在丁丑戊寅岁中。丁丑为大业十三年，又为义宁元年；戊寅为武德元年，是年三月，炀帝遇害于江都，盖大业十四年也。而杜淹所作文中子世家云：「十三年江都难作，子有疾，召薛收谓曰：吾梦颜回称孔子归休之命，乃寝疾而终。」殊与收事不合，岁年亦不同，是为大可疑者也。又称李靖受诗及问圣人之道，靖既云丈夫当以功名取富贵，何至作章句儒，恐必无此也。今中说之后，载文中次子福畤所录，云杜淹为御史大夫，与长孙太尉有隙，予按淹以贞观二年卒，后二十一年，高宗即位，长孙无忌始拜太尉，其不合于史如此。故或者疑为阮逸所作，如所谓薛收元经传亦非也。』(容斋续笔。郑瑗井观琐言：『李？答王载言书云：「理有是者，而词章不能工，王氏中说是也。」宋龚鼎臣尝得唐本中说于齐州李冠家，则中说之传久矣。』因谓龚氏本与阮逸本，文各不同，逸或不能无增损于其间，以启后人之疑。)叶大庆曰：『世家云：「开皇四年，文中子始生。」又曰：「开皇九年，江东平，铜川府君叹曰：王道无叙，天下何为而一乎！文中子侍侧十岁矣」云云：大庆按，开皇四年文中子始生，至九年方六岁，何为而言十岁乎？此其疏略自戾，不待他人攻其失也。又云：「十八年文中子有四方之志，受书于东海李育，问礼于河东关子明。」(时文中子二十五岁)大庆按，子明乃北魏孝文太和末年，为晋阳穆公公府记室，(穆公，文中子高祖。)穆公荐于孝文，孝文曰：「嘉谋良策，勿虑不行，朕南征还日，当共论道以究治本。」计其年代，当齐明帝永泰元年戊寅岁也。自是以至开皇十八年戊午，盖一百一岁矣。使子明为记室时方弱冠，至是亦百二十余岁矣，安得有文中子问礼于子明之事？非年岁之抵牾乎？』(考古质疑)又曰：『中说有可疑处，往往王氏子弟如王凝福畤不无附会于其间。何以言之？王道篇云：「李德林请见之，与之言，归有忧色。门人问子。子曰：『德林与吾言，终日言文而不及理。』门人退，子援琴鼓荡之什，门人皆沾襟焉。」又礼乐篇云「安平公问政」，即德林也。大庆按，通鉴，德林死于开皇之十年，时文中子方七岁，固未有门人，德林何为而请见，门人何为闻琴而沾襟哉？此其谬误，断无可疑。故谓王凝福畤不无附会于其间者此也。』(见同上，按此说亦见白铤湛渊静语卷一。宋濂诸子辨谓其书出于福郊福畤之所为。)朱鹤龄曰：『今观其书，所称门人李德林、李靖、窦威、房玄龄、杜如晦、王珪、魏征、陈叔达、薛收之徒，皆位至公辅。及考王无功游北山赋，自注云：「吾兄白牛溪之集。门人常以百数，董恒、程元、贾琼、薛收、姚义、温彦博、杜淹等十余人称俊颖」，而不及房杜魏，则三人非及门可知矣。郑毅夫獬论中说之妄，谓李德林卒于开皇十二年，仲淹时年八九岁，而云德林请见，归而有忧色，援琴鼓荡之什，门人皆沾襟。关子明朗，魏太和中见孝文帝，至开皇间已百余年矣，而云问礼于子明。二者，其妄显然。夫仲淹没于大业十三年五月，是岁，唐高祖入关，房魏诸公或往来河汾，相与讲说，亦未可知。其子见诸公之盛也，遂悉引为弟子以重其父，岂知欲重之反而以诬之也哉！』(愚庵杂着)黄式三曰：『阮逸序，责房玄龄不能扬师之教。考史，玄龄卒于贞观戊申，年七十一，则生于开皇前四年戊戌，齿长于文中子六岁；即据史开皇庚申，高孝基典选得房玄龄，年十八，则房公生于开皇三年，齿亦长文中子一岁；(眉按，王世贞读书后云：「李靖以贞观廿三年卒，年七十九，魏征以十七年卒，年七十三，当并长文中子十六岁。房玄龄以贞观廿二年卒，年七十一，当长文中子九岁。杜如晦以二年卒，年四十六，当长文中子四岁。」)其举进士，在文中子献策之前三年。房公能不挟长，不挟贵，师文中子于生前，其既死也，乃不能扬于后乎？杜淹陈叔达，皆书中所指为及门之弟子也。而史载隋文帝恶杜淹之伪隐，流之江表，事在开皇初，则淹著名于文中子初生之时。陈叔达为陈宣帝之子，其封义阳王于大建戊戌，在开皇前三年。然则此书所列弟子之名，等诸乌有子虚而已。』(儆居集读中说)王鸣盛曰：『邵氏远平曰：「王通拟经，宋儒讥其僭；然正学蓁芜，通崛起河汾，毅然自任，就其所至，岂出陆德明、颜师古、孔颖达下，乃隋史既逸其传，唐书又不补入，殊属阙然。」愚谓通隋人，唐书本不当有专传；然新旧隐逸传，于通之弟绩传中，已附见通事，非全不见也。而旧书乃云通自有传，则史之驳文耳。且以通之浮虚无实，原未足比德明诸人，而今所传文中子，在唐已多尊信之者，如陆龟蒙送豆卢处士谒宋丞相序，皮日休文中子碑，司空图文中子碑及三贤赞云云。然皮陆司空，皆未免于诞；至赵宋妄人阮逸为中说注，又多增窜，非仅出通手也。假如其说，唐初房杜辈皆出通门下，平日讲道论德，佩服训言，后得君秉权，位极将相，纵不能表彰先师，备加崇奉，而隋书实出诸公手，为立一传何难，乃亦靳之，有是理乎！腐头巾村学究牛宫傍教三五儿童，日长渴睡，无以自遣，援笔辄效圣经，开口自任道统，非王通阮逸辈为之作俑哉！』(十七史商榷)俞正燮曰：『文中子王通必有其人，作书者盖王凝父子，夸诞可怜人也。其云：子之家庙，座必东南向，不忘先人之国，似非情理。又云：子之家朝服祭器不假。又云，子躬耕，庶人之职也，何当有朝服？盖虚造语言，随意所之耳。』(癸巳存稿)吴敏树曰：『通之着书也，皆仿佛孔子之所为，岂不曰我孔子之后一人哉？然通之死，年才三十余耳，其着书固已早矣。以孔子之经，而曰三十而立，计其时未敢有所为也。至老而不遇，乃退而有删定之事，孔子且然，况通也哉！通岂逆知己年之不永，身之不显，而欲以其言存其道耶？圣人之道，非言之存也，道固存焉；通果有道耶？如通之所为，盖孔子之所慎重，不敢以易言者，则通且贤于孔子耶？通既已如此矣，又何怪传其书者争附会之，以尊其名，使后之论者，疑其事之多虚，而甚且意通之或无其人也，其有以取之矣。』(书文中子中说后)梁启超曰：『隋末有妄人曰王通者，自比孔子，而将一时将相，若贺若弼、李密、房玄龄、魏征、李绩等，皆攀认为其门弟子；乃自作或假手于其子弟以作所谓文中子者，历叙通与诸人问答语，一若实有其事。此种病狂之人，妖诬之书，实人间所罕见；而千年来所谓河汾道统者，竟深入大多数俗儒脑中，变为真史迹矣。』(中国历史研究法)余谓王守仁传习录中称王通为贤儒，程朱虽称其人，而程疑拟经之类，非其所作，朱疑其书多后人添入，守仁则直谓其拟经为效法孔子。孙奇逢又入之理学宗传，称通隐居教授，以洙泗之事为事，粹然无复可议者。钱谦益且谓『文中子序述六经，为洙泗之宗子。有宋巨儒，自命得不传之学，禁遏之如石压？，使不得出，六百余年矣。斯文未丧，当有如皮袭美、司空表圣其人者，表章其遗书，以补千古之阙。』(跋文中子中说)则其魔力之大可知。吴师道曰：『愚尝观韩子送王含序，谓读醉乡记，悲其托于昏冥以逃不遇圣人为之归者，以为绩盖通之弟，通之学以尊孔子，与韩同科，何以无一言之？称醉乡之文辞，而续经中说乃反不道耶？因是而思福郊福畤与其门人既傅会成书，当时耳目犹近，故藏于家而不敢出；意数世之后，殆不复有辨之者，故刘禹锡李？始举其名。二人与韩同时，而韩独未见，盖其传独未广。唐季皮日休司空图好之而始章。其出没隐显之故可知矣。然其岁月事实，抵悟乖剌，终不足以揜后世之耳目也。虚美诬辞，反为父师之累，至有不信其真有是人者，郊畤门人之罪，可胜诛哉！』朱一新曰：『中说非伪书，周秦诸子，无不有自相抵牾之说，盖多为后人杂乱也。惟通既以圣自居，诸弟子遂以圣尊之；唐以前又不知僭经之为非，自子云法言后，规？沿袭，动辄成风，中说之摹拟，亦犹是也。知尊其师而不知所以尊，龙川陈氏所谓适足为是书之累耳。』斯二说虽颇致疑于其书之抵牾杂乱，而皆欲为王通开脱，诿过于其门人子弟；余谓王通实有其人，门人皆系虚造，是书当为其自作，或授意子弟所作。(章炳麟谓为王勃伪造，亦非确说。)盖谬书而非伪书也。(页一六八-一七六) 六韬 汉志无。隋志始有，称吕望撰。汉志儒家有周史六弢六篇，颜师古曰：「即今之六韬。」按：「六弢」之名出庄子，然汉志儒家，非兵家。其辞俚鄙，伪托何疑。或以其有「避正殿」语，此乃秦汉事；然亦无烦辨此也。惟一端极可笑者，胡元瑞曰：「六韬有太公阴符篇，云：『主与将有阴符，凡八等：克敌之符长一尺，破军之符长九寸，失利之符长三寸而止。』盖伪撰之人不识阴符之义，以为符节之符也。」 [考释] 陆德明庄子释文云：「太公六韬，文武虎豹龙犬也。」由是观之，则六韬之伪，似在陈隋之前矣。(页二七上-二七下) [重考] 汉志儒家周史六弢六篇，沈氏涛铜熨斗斋随笔云：「六盖大字之误，古今人表有周史大●，古字书无●字，篇韵始有之，当为弢之误。庄子则阳篇仲尼问于太史大弢，盖即其人，此乃其所著书，故班氏有孔子问焉之说。」如是，则列于儒家，宜矣。庄子徐？鬼篇「横说之，则以诗书礼乐，从说之，则以金板六弢」，此六弢当然为兵书。弢韬古字通。即太公六韬，在汉志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之内者。太公书甚多，而六韬即太公书之篇名，以总包于太公书之内，汉书不着其别目，非无此书也。姚氏考之未明，故云然耳。阴符即兵符，有何可笑，亦未免少见多怪。然今本六韬与群书治要所载异，已非汉隋唐志之旧，而为宋元丰间所改定本，孙星衍有校本及辑佚文，别详汉书艺文志讲疏。(卷三，页一六-一七) [补证] 姚鼐曰：『世所有论兵书，诚为周人作者，惟孙武子耳，而不必为武自着；若其余皆伪而已。任宏以司马法百五十五篇入兵权谋，班固出之以入礼经，太史公叹其闳廓深远，则其书可知矣。世所传者，泛论用兵之意，其辞庸甚，不足以言礼经，亦不足言权谋；且仅有卷三耳。汉艺文志，吴起四十八篇，在兵权谋，尉缭子三十一篇，在兵形势；今吴子仅三篇，尉缭子二十四篇。魏晋以后，乃以笳笛为军乐，彼吴起安得云夜以金鼓笳笛为节乎？苏明允立起功过于孙武，而着书顾草略不逮武，不悟其书伪也。尉缭之书，不能论兵形势，反杂商鞅刑名之说，盖后人杂取，苟以成书而已。庄子载女商曰：「横说之则以诗书礼乐，从说之则以金版六弢。」然则六弢之文，必约于诗书礼乐者也。刘向班固皆列周史六弢于儒家，且云：「惠襄之间；或云显王时，或曰孔子问焉。」然则其为周史之辞，若周任史逸之言无疑也。非言兵，亦无与太公也。今六韬徼取兵家之说，附之太公，而弥鄙陋。周之权曰钧不曰斤，其于色曰玄曰黑曰缁不曰乌，晋宋齐梁间市井乃有乌衣乌帽语耳；而今六韬乃曰斤曰乌。唐修隋书，作艺文志，不知古书之逸，举司马法之类悉载之。颜师古注汉书，于六韬直以为即今书。此皆不足以言识。至韩退之乃识古书之正伪，惜其于此数者，未及详言之也。汉书刑法志所载古井田出车之法甚详，其文盖出于司马法，与包咸注论语辞同也。刑法志引其文备，故以六十四井出车一乘，别以三十六井当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园囿术路，合之则百井；包咸引其辞略，故第言成出车一乘耳。其原出一也。作伪者其所见书寡于为古文尚书者，故举此及他经史明载之司马法而并遗之。』(惜抱轩文集卷五读司马法六韬)眉按：史志中兵书，今所传者，殆无一为真本，不特以上六书也。姚鼐因论司马法六韬而斥吴子尉缭子亦伪，甚是。顾实重考除以吴子『今本六篇，首尾起讫一贯，结构过小，』疑非原书外；其三略、六韬、司马法、尉缭子等，皆辨其非伪。惟归三略于太公书中曰：『史汉张良传，良受圯上老人书，乃太公兵法也。汉志兵书略称「汉兴，张良韩信序次兵法」，又于兵权谋十三家下，称省伊尹太公等三百五十九种，以此推之，良所得书，亦似当与六韬同在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之内。今观六韬三略文辞俱相似，可证也。自传学者别尊之曰黄石公书，又以三卷故而称曰略，即黄石公三略之名所由来欤？』不知韬略即俱为太公所作，今本亦决非太公原书。明人疑韬略者：胡应麟曰：『三略称黄石公，中如「柔能制刚，动而辄随」等语，似有见于道德者，以为即圯上老人授子房书则不可，前辈固多以傅会疑之。六韬称太公，厥伪了然。考汉志有六弢，初不云出太公，盖其书亡于东京之末，魏晋下谈兵之士，掇拾剩余为此，即隋志六韬也。「天下者，天下之天下」，读者亟称，要之策士浮谈，视丹书敬义之规，何啻倍蓰！至文伐阴书等篇，尤孙吴尉缭不屑道者，太公以告文武乎！』(？四部正)焦竑曰：『三略六韬，太公书也。然其中杂援军谶以足成之。夫谶书起于战国之后，太公之时曾有之乎？中略之末，谓「三略为衰世而作」，太公之佐文武，果衰世乎？六韬中其言多诬圣贤之甚，窃孙吴之陈，而谓太公为之乎！』(焦氏笔乘卷六)张萱曰：『兵家六韬三略，相传为太公望之书，第骑战之法，始见于赵武灵王，而六韬首列其说何也？余意太公望尝为此书，久或亡去，今所传六韬三略，乃楚汉间好事者所补，非望笔也。』(疑耀卷二)然明人所言者，前人已多言之，观周氏涉笔、叶适习学记言、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、黄震日抄等书可见；而震之言为最劲。其言曰：『韬略世谓出太公，虽李卫公亦云。以愚观之，伪书尔。春秋荀吴始尝舍车而步；汉以后始有骑将。今其书以车骑步分三，太公时有之乎？春秋后始有霸；三代虽有伯，不以霸称。今其书历叙皇帝王霸，太公时有之乎？春秋霸主始有结连与国，深入人境者。今其书称「必得大国之与，邻国之助」，又云「行数百里，人马倦休」，太公时有之乎？又谓「取天下者若逐野兽，天下皆有分肉之心」，此袭用「秦失其鹿，天下共逐」之语。而赘婿者秦始有之，其书亦称赘婿。且自谓三略为衰世作，则不能自掩其为后世之伪明矣。况其为书类多掇拾：三略大率以柔弱不贪为主，此老子之说也。六韬言犹豫狐疑之戒，乃吴子之所已言也。言山兵者，即吴子之谷战；言泽兵者，即吴子之水战；十四变即吴子之十三击；十一卒即吴子之五练说；教战，即其士先教戒之说；分险，即其遇敌溪谷之说。雨不张盖等语，出尉缭子书。火战等说，亦备孙子书。而涓涓不绝等语，又编集古书者也。要其前后，本无主说。三略既不见上中下可分之的，六韬亦不见文武龙虎豹犬之义。大抵书之不切于兵者居半，切于兵者多死法，敌而木偶人也则可耳。其最无理者，文伐十二节，皆阴刻陷人之语，岂文伐之义乎？文王，圣人也，太公闻风兴起，动盍归来乎之思；武王以圣继圣，顺天应人，而太公兴鹰扬之师。今顾以孩提视文武，谓其求教太公，虽帝尧之圣，亦文王所未闻，待倾听而始知焉。此皆根于卜猎得师一语，故附会至此耳。』(日钞黄石公三略六韬)四库总目论武经者多不足录，惟辨六韬之伪，亦足与黄说相参发。其言曰：『考庄子徐？鬼篇称「金版六弢」，经典释文曰：「司马彪崔譔云：金版六韬皆周书篇名。本文作六韬，谓太公六韬文武虎豹龙犬也。」则战国之初，原有是名；然即以为太公六韬，未知所据。汉书艺文志兵家不着录；惟儒家有周史六弢六篇，班固自注曰：「惠襄之间；或曰显王时，或曰孔子问焉。」则六弢别为一书。(眉按，沈涛铜熨斗斋随笔云：『六盖大字之误。古今人表有周史大●，古字书无●字，篇韵始有之，当为弢之误。庄子则阳篇仲尼问于太史大弢，盖即其人。』亦足备一解。)颜师古注以今之六韬当之，毋亦因陆德明之说而牵合附会欤！三国志先主传注，始称「闲暇历诸子及六韬商君书，益人志意」，隋志始载太公六韬五卷，注曰「梁六卷，周文王师姜望撰」，唐宋诸志皆因之。今考其文，大抵词意浅近，不类古书。中间如避正殿，乃战国以后之事；将军二字，始见左传，周初亦无此名。」(按路史有「虞舜时伯益为百虫将军之语，杂说依托，不足为据。)其依托之迹，灼然可验。』(崔述亦尝辨六韬之伪，见丰镐考信录。大要申说太公为王者佐，不宜有此权谋术数之言，而无具体证伪之事例，不再录。)然则韬略尚足信耶！其继姚鼐而攻司马法者，则以龚自珍之言为最劲。其言曰：『予录书至司马法深疑焉：古有司马兵法，又有穰苴兵法，齐威王合之，名曰司马穰苴兵法，此太史公所言。司马宏廓深远，合于三代，穰苴区区小国行师之法而已，又太史公所言。二者合一百五十篇，宋邢昺所见也。见三卷者，晁氏也。见一卷者，陈氏也。实止一卷，为书五篇，则今四库本及一切本是也。其言孙吴之舆台，尚不如尉缭子，所谓宏廓深远者安在！疑者一。自马融以降，引之者数十家，悉不在五篇中，(眉按：杨慎曰：『周礼注引司马法云：「昏鼓四通为大●，夜半三通为晨戒，旦明三通为发昫。」又引司马法云「鼓声不过阊，柝声不过阆，镯声不过闟。」汉书李广传引「登车不式，遭丧不服，振旅抚师，以征不服，率三军之心，同战士之力，故怒形则千里悚，威振则万物伏，是以名声暴于夷貉，威棱憺乎邻国。」文选注引「圣人不贵咫尺之玉而重寸阴」之句。史记注引「血于●鼓，神戎器也。」说文引「一举足曰跬，跬三尺，两举足曰步，步六尺」，又「晨夜纳钯车」，今文皆无，知非全书也。』见升庵全集卷四十四。此即汉以来引文不在今本司马法法中之例证。)疑者二。佚书乃至百四十有五，疑者三。存者是司马法，则佚者是穰苴法矣；齐威王合之之后，何人又从而分之使之荡析也？疑者四。马融以下群书所引，颇有三代兵法及井田出赋之法，是佚书贤于存书远矣，是穰苴法贤于司马法远矣，疑者五。邢陈邵三君之生，不甚先后，所见悬殊，疑者六。』(定盦文集补编最录司马法)经。此六疑，无异为此书伪构之定谳矣。若尉缭子一书，姚鼐谓其杂商鞅刑名之说；姚氏谓其仿孟子为说，已足验其依托。而顾实乃云：『其卒章所云：「古之善用兵者，能杀士卒之半」云云，验诸近世火器杀人之利，不殊烛照数计于千年之前。』何可笑之甚也！李卫公问对与王通元经关朗易传，同出阮逸，无待更辨。惟胡应麟谓系『唐末宋初，俚儒村学，掇拾贞观君臣遗事，杜佑通典原文，傅以闾阎口耳』而成；姚氏则疑为神宗时所定之本，与马端临同；顾实虽以苏轼之言为有据，亦称姚说为近理：按汪宗沂卫公兵法辑本自序曰：『有宋之初纂御览也，其援引书目，即有卫公兵法矣；曾公亮等编武经总要，亦多引唐李靖兵法矣。及熙宁间，尝诏枢密院检详官与王震等校正通典所纪唐李靖兵法分类解释，令可施行；而未立学官，未见书目，当由书未编成。元丰之武经七书，竟以阮逸伪托之李卫公问对备其数。其时如苏轼、何薳、邵博、吴曾、陈师道之俦，皆稔知为伪书；晁公武陈振孙之释书目，亦确指问对一书出于阮逸家。惟马端临通考疑此即熙宁所定之本。不知阮逸伪撰，与枢密详正，本出二事，观熙宁校试七军营陈，但据通典所引卫公营陈法而重校之，知校正别本初未就；阮逸欲自伸其谈兵之议论，假卫公以徼名，初非因通典而有所附益也。卫公兵法单行之本，宋初当尚有存者；然初未刊行，故至元丰间已不传也。』则今本问对，仍为阮逸伪撰之本耳。(页一八二-一八九) 司马法 史司马穰苴传曰：「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，而附穰苴于其中，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。」论曰：「余读司马兵法，闳廓深远，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，如其文也，亦少褒矣。若夫穰苴区区为小国行师，何暇及司马兵法之揖让乎！」恒按：汉志以此书列于经之礼类，曰军礼司马法百五十五篇。言军礼者，本于刘歆七略，周礼大宗伯有吉凶军宾嘉五礼之说，故以之入于礼类而曰军礼。其实五礼之说，谬妄不足据也。司马兵法之书，今不可见；其中必多揖让仪文，故史迁亟称之曰「三代未竟其义」，又曰「司马兵法之揖让」也。但班氏既分子类，依任宏兵家四种，奈何又以司马兵法入于经之礼类乎？此班氏之误也。当时百五十五篇，隋志三卷，不分篇，已亡矣；今此书仅五篇，为后人伪造无疑。凡古传记所引司马法之文，今书皆无之；其篇首但作仁义肤辞，亦无所谓揖让之文，间袭戴记数语而已。若然，史迁奚至震惊之以为三代不能竟其义乎？是不惟史迁所谓司马兵法今不复见，即所谓「附穰苴于其中，号曰司马穰苴兵法」者亦不复见矣。 [重考] 班固汉志以司马法，列于经之礼类，自不可非。司马迁震惊其文，以为三代不能远过，观今虽残帙无多，而文词亦庶几近之。隋唐志题司马穰苴撰，清四库据史记本传，正为齐国诸臣所追辑，非穰苴撰者，是也。至古传记所引司马法之文，今书皆无之，则佚文甚多，似未可遽据以为伪作之证也。别详汉书艺文志讲疏。(卷三，页一八) [补证] 见「六韬」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