太平御览 - 第 416 页/共 737 页

《金楼子》曰：王仲宣昔在荆州，著书数十篇。荆州坏，尽焚其书。今在者一篇，知名之士咸重之。见虎一毛，不知其班。 又曰：刘辅性矜严，有盛名，沉深好经书，善说《京氏易》，论集经传及图谶文，作《五经通论》，世号之曰《沛王通》。明帝甚敬重之，赏赐恩宠加异。 又曰：或问余曰：“子何不询之有识，共著此书？曷为区区自勤如此？”予曰：“夫荷旃被毳者，难与道纯绵之致密；羹藜含糗者，不足论大牢之滋味。故服郄之凉者，不知盛暑之郁燠；袭貂狐之暖者，不知至寒之凄怆。予之术业，岂宾客之能窥！斯盖以莛撞锺，以蠡测海也。”予常切齿淮南、不韦之书，谓为宾游所制。每至著述之间，不命宾客之窥也。 又曰：桓谭《新论》，华谭语裥《新论》；扬雄有《太玄经》，杨泉有《太元经》。谈此多误动形色。或云：“桓谭有《新论》，何处复有华谭？扬子但有《太玄经》，何处复闻《太元》也？”皆由不学使之然矣。 《隋大业拾遗》曰：大业之初，敕内史舍人窦威、起居舍人崔祖及龙川赞治侯伟等三十馀人撰《区宇图志》一部，五百馀卷，新成，奏之；又著《丹阳郡风俗》，乃见以吴人为东夷，度越礼义，及属辞比事，全失修撰之意。帝不悦，遣内史舍人柳逵宣敕，责威等云：“昔汉末三方鼎立，大吴之国，以称人物。故晋武帝云‘江东之有吴、会，犹江西之有汝、颍，衣冠人物，千载一时’。及永嘉之末，华夏衣缨，尽过江表。此乃天下之名都。自平陈之後，硕学通儒文人才子莫非彼至。尔等著其风俗，乃为东夷之人度越礼义，於尔等可乎？然于著术之体，又无次序。各赐杖一顿。”即日，敕追秘书学士十八人修十郡志，内史侍郎虞世基总捡。于是世基先令学士各序一郡风俗，奏拟请体式。学士著作佐郎虞绰序京兆郡风俗，学士宣惠尉陵敬序河南郡风俗，学士宣德郎杜宝序吴郡风俗，四人先成，以简世基。世基曰：“虞绰序京兆，文理俱赡，优博有馀，然非众人之所能继；陵敬论河南，虽文华才富，序事过繁；袁朗、杜宝吴、蜀二序，不略不繁，文理相副，宜具状以四序奏闻，去取听敕。”及奏，帝曰：“学士修书，颇得人意。”各赐物二十段。付世基择善用之。世基乃钞吴郡序付诸头，以为体式。及图志第一副本新成八百卷，奏之。帝以部秩太少，更遣子细重修成一千二百卷，卷头有图，别造新样，纸卷长二尺。叙山川则卷首有山水图，叙郡国则卷首有郭邑图，叙城隍则卷首有公馆图，其图上山水城邑题书字极细，并用欧阳肃书，即率更令询之长子，攻于草隶，为时所重。 幼属文 《东观汉记》曰：班固字孟坚。九岁能作赋、颂，因数入读书禁中。每巡行狩，辄献上赋、颂。 《魏志》曰：陈思王植，年十岁善属文。太祖曰：“汝倩人耶？”跪对曰：“出言为论，下笔成章。愿当面试。”时铜雀台新成，太祖悉将诸子登台，使各赋之。植援笔立就。（亦出思疾门。） 又曰：文帝八岁属文。 《魏氏春秋》曰：阮籍幼有奇才异质，八岁能属文。性恬静。兀然弹琴长啸，以此终日。 又曰：庾阐字仲初。少孤。年九岁能属文，乡里重之。 崔鸿《十六国春秋南凉录》曰：秃亻辱檀子归，年十三，命为《高昌殿赋》，援笔即成，影不移漏。亻辱檀览而异之，拟之曹子建。（亦出思疾门。） 《後魏书》曰：胡叟入长安，观风化，隐匿名行，惧人见知。时京兆韦祖思，少阅典坟，多蔑时彦，知叟至，召而见之。祖思习常，待叟不足，聊与叙温凉，拂衣而出。祖思固留之，曰：“当与君论天人之际，何遽而反乎？”叟对曰：“论天人者，其亡久矣，与君相知，何夸言若是也。”遂不坐而去。至主人家，赋韦杜二族，一宿而成，时年十有八矣。具述前载，无违旧美，叙中世有协时事，而末及鄙黩。人皆奇其才，思其笔，世犹传诵之，以为笑狎。 《齐书》曰：张率字士简，性宽雅。年十二能属文，常日限为诗一篇，或数日不作，则追补之。稍进，作赋、颂。至年十六，向作二千馀首。有虞讷者见而诋之，率乃一旦焚毁，更为诗示焉，托云沈约，讷便向之嗟称无字不善。率曰：“此吾作也。”讷惭而退。 《南史》曰：刘孝绰本名冉，幼聪敏，七岁能属文。舅齐中书郎王融深赏异之，与同载以适亲友，号曰“神童。”融每曰：“天下文章若无我，当归阿士。”即孝绰小字也。 又曰：谢贞八岁，尝为《春日闲居》诗，从舅王筠奇之，谓所亲曰：“至如‘风定花犹落’，乃追步惠连矣。”年十三，尤善《左氏春秋》，工草隶虫篆。 《後周书》曰：李昶幼年已解属文，有声洛下。时洛阳创置明堂，旭年十数岁，为《明堂赋》，虽优洽未足，才制可观。见者咸曰：“有家风矣！” 《三国典略》曰：萧大心字仁恕，小名英童。与大临同年，十岁并能属文。尝雪朝入见，梁武帝咏雪，令二童各和，并援笔立成。 《梁书》曰：柳恽早有令名，少工篇什，为诗云：“亭皋木叶下，陇首秋□飞。”琅琊王融见而嗟赏，因书斋壁及所执白兰团扇。 又曰：太祖文帝讳纲，字世讠赞，六岁能属文。高祖惊其早就，不之信也。及于御前面试，辞彩甚美，高祖叹曰：“此子，吾家之东阿也。” 又曰：丘迟字子希，年八岁便属文。父灵鞠，有才名，常谓：“气骨似我。”征士何点见而异之。 又曰：庾肩吾八岁能赋诗，特为兄於陵所友爱。 又曰：何逊字仲言，八岁能赋诗。弱冠，州举秀才，南乡范□见对策，大相称赏，谓所亲曰：“顷观文人质则过儒，文则伤俗，其能含清浊，守今古，见之何生矣。”沈约亦爱其文。 又曰：陆从典罪裆仪。幼聪敏，年八岁读《沈约集》，见回文妍丽，援笔拟之，便有佳致。十二作《柳赋》，其辞甚美，从父瑜特所赏爱。 《隋书》曰：李德溜褡聪敏，年数岁，诵左思《蜀都赋》，十馀日便度。高隆之见而嗟叹，遍告朝士云：“若假其年，必为天下伟器。”邺京人士多就宅观之。月馀，日中车马不绝。年十五，诵五经及古今文集，日数千言。俄而该博坟、典阴，阳纬候无不通涉。善属文，辞核而理畅。 又曰：于宣敏字仲达。少沉密，有才思。年十一，诣周赵王。王命之赋诗，宣敏为诗甚有幽贞之志，王大奇之，坐客莫不嗟赏。起家右侍上士。 《文选人名录》曰：曹植年十岁，诵读诗论及赋数万言，能属文。 又曰：谢灵运幼而聪慧，善属文，举笔立成。文章之盛，独绝当时。 《幼童传》曰：谢瞻字宣远。幼而聪悟，五岁能属文，通玄理。 又曰：孙士潜字石龙。六岁上书，七岁属文。 《金楼子□自叙》曰：余六岁解为诗，奉敕为诗曰：“池萍生已合，林花发稍稠；风入花枝动，日昭水光浮。”因尔稍学为文也。 卷六百三　文部十九 史传上 《文心雕龙》曰：史者，使也，执笔左右，使之谓也。古者，左史记言，右史书事；言经《尚书》，事经《春秋》也。 《说文》曰：史，记事者也。 《释名》曰：传，传也；以传示後人也。 《博物志》曰：贤者著述曰传。 《礼记》曰：五帝宪养气体而不乞，言有善则记之，为史。 《诗□序》曰：国史，明乎得失之迹。 《韩诗外传》曰：周舍对赵简子曰：“臣操牍秉笔从君之后，司君过而书之。” 《周礼》曰：外史掌四方之志。郑玄注曰：志，记也。谓若鲁之《春秋》，晋之《乘》，楚之《杌》。 《左传□昭十五年》曰：荀跞如周，藉谈为介。王谓藉谈曰：“昔而高祖孙伯司晋之典籍，以为大政，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晋，於是乎有董史。汝，司典之後也，何故忘之？”籍谈不能对。 又《宣二年》传曰：晋赵穿弑灵公，宣子未出境而复，太史书曰：“赵盾弑其君。”以示于朝。宣子曰：“不然。”对曰：“子为正卿，亡不越境，反不讨贼，非子而谁？”宣子曰：“呜呼，‘我之怀矣，自诒伊戚’，其我之谓矣。”孔子曰：“董狐，古之良史也，书法不隐；赵宣子，古之良大夫也，为法受恶。惜也，越境乃免。” 又《襄二十五年》传曰：齐崔杼弑庄公。太史书曰：“崔杼弑其君。”崔子杀之。其弟嗣书，而死者二人。其弟又书，乃舍之。南史闻太史尽死，执简以往。闻既书矣，乃还。 又昭十二年传曰：楚王与右尹子革语，左史倚相趋而过。王曰：“此良史也，能读《三坟》《五典》《八索》《九丘》。” 《史记》曰：秦、赵渑池之会，其君相为鼓瑟扣缶，皆命御史书之。 《汉书》曰：司马喜生谈，为太史公；谈生迁，迁为太史令，掌纟由史记。（纟由，缀集也。） 又曰：武帝始置太史，天下计书先上太史，副上丞相，故司马谈父子世居此职，得撰《史记》。 又曰：刘向、扬雄皆称迁有良史之才，服其善序事理，辨而不华，质而不俚，其文直，其事该，不虚美，不隐恶，故谓之“实录”。 《後汉书》曰：班彪续司马迁，後传数十篇，未成而卒。明帝命其子固续之。固以史迁所记，乃以汉氏继百王之末，非其义也，大汉当可独立一史，故上自高祖，下终王莽，为纪、表、传、志九十九篇。 又曰：明德马后能诵《易》，好读《春秋》、《楚辞》，尤善《周官》、董仲舒书。（《周官》，《周礼》也。仲舒有《王杯》《繁露》《清明》《竹林》之属。）自撰《显宗起居注》，削去兄防参医药事，章帝请曰：“黄门舅旦夕供养，且一年，既无褒异，又不录勤劳事，无乃过乎？”太后曰：“吾不欲後代闻先帝数亲後宫之家，故不录也。” 《东观汉记》曰：时人有上言班固私改作史记，诏下京兆，收系固。弟超诣阙上书，具陈固不敢妄作，但续父所记述汉事。 《晋书》曰：王沉仕魏，正元中迁散骑常侍、侍中，与荀ダ、阮籍共撰《魏书》，多为时讳，未若陈寿之实录也。 又曰：华峤常沉醉，所撰书《十典》，未成而终。秘书监何劭奏峤中子彻为佐著作郎，使踵成之，未竟而卒。後监缪徽又奏峤少子畅为佐著作郎，克成《十典》，并草《魏晋纪传》。与著作郎张载等俱在史官。 又曰：陈寿撰魏、吴、蜀《三国志》，凡六十五篇，时人称其善叙事，有良史之才。夏侯湛时著《魏书》，见寿所作，便坏己书而罢。张华善之，谓寿曰：“当以《晋书》相付耳。”其为时重如此。 《宋书》曰：王韶之，琅琊临沂人也。私撰《晋阳秋》，成，时人谓之宜居史职。即除著作郎，使续後事，讫义熙九年。善叙事，辞论可观，为後世佳史。 又曰：裴松之字世期，注陈寿《三国志》。松之鸠集传记，广增异闻，既成，奏之。上览之曰：“裴世期为不朽矣。” 又曰：范晔《狱中与诸生侄书》曰：“既造後汉，转得统绪。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，殆少可意者。班氏最有高名，既任情无例，惟志可推耳。博赡不可及之，整理未必愧也。吾虽传论，皆有精意深旨。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，笔势纵放，实天下之奇作，中合者往往不减《过秦》篇，尝共比方班氏所作，俱不愧之而已。欲遍作诸志，前汉所有者悉令备。虽事不必多，且使见文得尽，此书行，故应有尝意者。自古体大而思精，未有此也。” 《梁书》曰：吴均欲撰《齐书》，求借《齐起居注》及《群臣行状》，武帝不许。遂私撰，奏之，称帝为“齐明帝佐命”。帝恶其书不实录，以其书不实，使中书舍人刘之遴诘问数十条，竟支离无对。敕付省焚之，坐免职。 又曰：裴子野曾祖松之，宋元嘉中受诏续修何承天《宋史》，未及成而卒。子野常欲继成先业。及齐永明末，沈约所撰《宋书》，称松之已後无闻焉。子野更撰为《宋略》二十卷。其叙事评论多善，而云戮淮南太守沈璞，以其不从义师故也。约惧，徒跣谢之，请两释焉。叹其述作曰：“吾弗逮也。”兰陵萧琛言其评论可与《过秦》、《王命》分路杨镳。 《後魏书》曰：毛之位次崔浩之下。浩以其中国旧门，虽学不博洽，而犹涉猎书传，每期重之。与论说，言次遂及陈寿《三国志》，有古良史之风，其所著述，文义典正，皆扬于王庭之言，微而显，婉而成章，班史以来无及寿者。之曰：“昔在蜀中闻长老言，寿曾为诸葛门下书佐，得挞百下，故其论武侯曰‘应变将略，非其所长’。”浩乃与论曰：“夫亮之相刘备，当九州鼎沸之会，英雄奋发之时，君臣相得，鱼水为喻，而不能与曹氏争天下，委弃荆州，退入巴蜀，诱夺刘璋，伪连孙氏，守穷崎岖之地，僭号边夷之间，此策之下者。可与赵它为偶，而以为管、肃之亚匹，不亦过乎？”谓寿之贬亮，非为失实。 《三国典略》曰：齐王以魏收之卒也，命中书监阳休之裁正其所撰《魏书》。休之以收叙其家事稍美，且寡才学，淹延岁时，竟不措手，惟削去“嫡庶”一百馀字。 又曰：周萧大圜为滕王友，问于大圜曰：“吾闻湘东王作《梁史》，有之乎？馀传乃可抑扬，帝纪奚若？隐则非实，记则攘羊。”对曰：“言之者妄也。如使有，亦不足怪。昔汉明为《世祖纪》，章帝为《显宗纪》，殷鉴不远，足为成例。且君子之过，如日月之蚀，彰于四海，安得隐之？如有，亦安得而不隐？盖子为父隐，直在其中，讳国之恶，绎裰礼也。”乃大笑。 又曰：齐主命魏收撰《魏史》，至是未成。常令群臣各言其志，收曰：“臣愿得直笔东观，早出《魏书》。”齐主乃令魏收专在史阁，不知郡事，谓收曰：“当直笔，我终不学魏大武诛史官。”于是广征百官传，总斟酌之。既成，上之，凡十二衤失，一百三十卷。尚书陆操谓杨曰：“魏收可谓博物宏才，有大功于魏室。”曰：“此不刊之书，传之万古。但恨论及诸家，枝叶过为繁碎。”时论收为尔朱荣作传，以荣比韩彭尹霍者，盖由得其子文赂黄金故也。邢邵父兄书事皆优，邵惟笑曰：“《列女传》悉是史官祖母。”尚书左丞卢斐、临漳令李庶、度支郎中王松年、中书舍人卢潜等言曰：“魏收诬罔一代，其罪合诛。”卢思道曰：“东观笔殊不直。”斐、庶等与收面相毁辱，无所不至。齐主大怒，乃亲自诘问。斐曰：“臣父位至仪同，收附於族祖中书郎玄传之下；收之外亲博陵崔绰位止功曹，乃为传首。”齐主问收曰：“崔绰有何事迹，卿为之立传？”收曰：“虽无爵位，而道义可嘉。魏司空高允曾为其赞，称有道德。臣所以知之。”齐王曰：“司空才士，为人作赞，理合称扬，亦如卿为人作文章，道其好者，岂能皆实？”收不能对。以其才名，不欲加罪。高德正其家传甚美，乃言於齐主曰：“国史一定，当流天下，人情何由悉称？谤者当加重罪，不然不止。”齐王於是禁止诸人，各杖二百。斐、庶死於临漳狱中。又《北史》：收所引史官，恐其陵逼，惟取学流先相依附者。房延、辛元植、眭仲让虽夙涉朝位，并非史才；刁柔、裴昂之以儒业见知，全不堪编缉；高孝以左道求进；修史诸人父祖姻戚多被书录，饰以美言。收性颇急，不甚能平，夙有怨者，多没其善，每言“何物小子，敢共魏收作色？举之则使上天，按之当使入地！”收在神武时为太常少卿，修国史，得阳休之助，因谓休之曰：“无以谢德，当为卿作佳传。”休之父固，魏世为北平太守，以贪虐为中尉李平所弹，获罪。收书云：“固为北平，甚有惠政，坐公事免官。”又云：“李平深相敬重。”群口沸腾，敕《魏史》且勿施行，号为“秽史”。 《唐书》曰：杜正伦知起居注，太宗尝谓侍臣曰：“朕每日坐朝，欲出一言，即思此言於百姓有所益不，所以不敢多言。”正伦进曰：“君举必书，言存在史。臣职当修《起居注》，不敢不尽愚直。陛下若一言乖於道理，则千载累於圣德。非直当今有损於百姓，愿陛下慎之。”太宗大悦。 又曰：许敬宗。初，虞世基与敬宗父同为宇文化及所害，封德彝时为内史舍人，备见其事，因谓人曰：“世基被戮，世南匍匐而请代；善心之死，敬宗舞蹈以求生。”敬宗闻而衔之。及为德彝立传，盛加其罪恶左监门大将军钱九陇，皇家之隶也。敬宗与之结婚，乃为九陇曲叙门阀，妄加功绩。又蛮首庞孝泰率兵从征高丽，贼知其怯懦，先击破之。敬宗纳其家宝货，妄称其频破贼徒，斩获数万。汉将骁健者惟苏定方、庞孝泰耳，曹继叔、刘伯英皆出其下。虚美如此。 又曰：太宗谓谏议大夫褚遂良曰：“卿犹知起居皆书何等事？大抵人君得见否？”遂良曰：“今之起居，古之左右史，书人君言事，且记善恶以为鉴诫，庶几人主不为非法。不闻帝王躬自观史。”太宗曰：“朕有不善，卿必记之耶？”遂良曰：“守道不如守官，臣职当载笔，君举必记。”黄门侍郎刘洎曰：“设令遂良不记，天下之人皆记之矣。”帝曰：“然”。 又曰：贞观十年，尚书左仆射房玄龄，侍中魏征，散骑常侍姚思廉，太子右庶子李百药、孔颖达，守礼部侍郎令狐德，守中书侍郎岑文本，中书舍人许敬宗等撰成周、隋、梁、陈、齐等五代史，诣阙上之。太宗劳之曰：“朕睹前代史书，彰善瘅恶，足为将来之诫。秦始皇奢淫无度，焚书坑儒，用缄谈者之口。隋炀帝虽好文儒，尤疾学者，前世史籍竟无所成。数代之事，殆将泯绝。朕意则不然，将欲览前王之得失，为在身之龟镜。公辈以数年之间，勒成五代之史，副朕深怀，极可嘉尚。”又诏司空房玄龄等修《晋书》，以臧荣绪书为本，采摭诸家传记而益附之，爰及晋代文集，罔不毕举，为十本纪、二十志、七十列传、十三载记。其太宗所著宣、武二帝及陆机、王羲之四论皆称制焉，房玄龄以下为论皆称史臣。後数载而书就，藏之秘府，颁赐加级各有差。以其书赐皇太子及新罗使者各一部焉。 又曰：显庆中，高宗以许敬宗所撰《太宗实录》所记多非实，乃谓刘仁轨曰：“朕昨观国史所书，多不周悉。卿等必须穷微索隐，原始要终，盛业鸿勋，咸使详备。至如先圣作《威凤赋》，意属阿舅及士廉，敬宗乃移向尉迟敬德传内。又尝温汤教习，长围四合，万队俱前，忽然□雾昼昏，部伍乱错，先圣既睹斯事，恐其挂法者多，遂潜隐不出；待其整理，然後临观。顾谓朕曰：‘振旅训兵，国之大典，此之错失，於法不轻。我若见之，必须行法。今我不出，良为於此。’今乃移向《魏征传》曰，称是征之谏语。此既乖於实，何以垂之後昆？朕尝从幸木央宫，辟仗已过，忽於草中见一人身带横刀，其人云闻辟，伏，至怕不敢出。仗家搜索不觉，遂伏不敢动。先圣敛辔即还，顾谓朕曰：‘此事若发，数人合死，汝可后伺看，早放出之。’史家惟此一事差似不失其真。”郝处俊曰：“先圣仁恩，触类皆是。臣弟亻桀往年宿卫之日，被羌腰供奉，见有三卫误拂御衣，此人怕惧，五情无主。先圣谓之曰：‘此间无御史，我不为汝作罪过，不须怕惧。’上谓处俊曰：‘此亦须入史。’于是处俊等引左史李仁实专掌其事。” 卷六百四　文部二十 史传下 《唐书》曰：于休烈修国史。肃宗自凤翔还京，励精听受，尝谓休烈曰：“君举必书，良史也。朕有过失，卿书之否？”对曰：“禹汤罪已，其兴也勃焉。有德之君，不忘规过。臣不胜大庆。” 又曰：贞元十二年，贾耽、卢迈皆有假故，赵憬独对於延英。上问曰：“近日《起居注》所记何事？”憬奏曰：“古左史记事，右史记言。人君动止有事言，随即记录，《起居注》是也。国朝自永徽已後，起居惟得对仗承旨，仗下，後谋议皆不得闻，其记注但出於已行制敕内采录，更无它事。所以长寿中姚知政事，以为亲承德音谟训，若不宣自宰相，史官无由得书。遂请仗下，後所言军国政要，宰相专知撰录，号为《时政记》，每月送史馆。无何，此事又废。”上曰：“君举必书，义存劝诫。既有《时政记》，宰臣宜依故事为之。” 又曰：李翱以史官记事不实，奏状曰：“臣谬得秉笔史馆，以记注为职。夫劝善惩恶，正言直笔，纪圣朝功德，述忠贤事业，载奸臣行，以传无穷者，史官之任也。凡人事迹，非大善大恶，则众人无由得知。旧例皆访於人，又取行状谥议以为一据。今之作行状者，多是其门生故吏，莫不虚加仁义礼智，妄言忠肃惠和，此不惟处其心不实，苟欲虚美於受恩之地耳。盖为文者又非游、夏、迁、雄之列，务於华而忘其实，溺於文而弃其理，故为文则失六经之古风，纪事则非史迁之实录。臣今请作行状者，但指事说实，直载事功。假如作魏征传，但记其谏诤之词，足以为正直；段秀实，但记其倒用司农印以追逆兵，以象笏击朱Г，足以为忠烈。若考功，视行状，不依此者不得受，依此则考功，下太常牒史馆，然後定谥。伏乞以臣此奏下考功。”从之。 又曰：元和中，宰臣以下候到於延英殿。上以《时政记》问於宰臣，修国史李吉甫对曰：“是宰相记天子事以授史官之实录也。古者左史记言，今起居舍人是也；右史记事，今起居郎是也。永徽中宰相姚监修国史，虑造膝之言或不下闻，因请随奏对而记是也。”上曰：“其间或修或不修者，何也？”吉甫对曰：“凡面奉德音，未及施行，总为机密，固不可书以送史官；其间谋议有发自臣下者，又不可自书以付史官。及事已行者，制令昭然，天下皆得闻知，即史官之记，不待书以授也。且臣观《时政记》者，姚修之於长寿，及罢而事废；贾、齐抗修之於贞元，、杭罢而事废。然则关於政化者，不虚美，不隐恶，谓之良史也。” 又曰：宪宗锐意於为理，遍读列圣实录。见贞观、开元故事，竦慕不能释卷。尝谓宰臣曰：“太宗之创业如此，玄宗之致理如此，我读国史，始知万倍不如先圣焉。” 又曰：长庆中，中书门下请修《圣政纪》，云：“古之王者必置史官以纪善恶，国朝贞观、永徽以前，宰臣及百官正衙奏事，史官载笔於阶之下，所有奏议悉约书之。自永徽以後，许敬宗、李义府作相，事多奸蔽，遂奏史官与僚庶俱退，然後宰臣请事。由是君臣之间咨谋启沃不复知矣。左右史惟写诏、诰、除授以修注记。长寿二年，宰相姚以为史官疏远，不得参闻政事；然帝王谟训不可遂无纪述，乃请自今已後，所论军国政要，委宰相一人撰录，号为《时政纪》，事亦寻废。” 又《路随传》曰：初，韩愈撰《顺宗实录》，说禁中事颇切直。内官恶之，往往於上前言其不实。累朝有诏改修。及进《宪宗实录》後，文宗复令改正永贞时事，随奏曰：“臣昨面奉圣旨，以《顺宗实录》颇非详实，委臣等重加刊正。伏以史册之作，劝诫所存，事有当书，理宜归实。匹夫美恶尚不可诬，人君得失无容虚载。圣旨以前件实录记贞元末数事，稍非摭实，盖出传闻，审知差舛，更命刊正。顷因坐日，屡形圣言，通计，前後，至於数四。臣等伏以贞观以来，累朝实录有经重撰，不敢固辞，但欲粗删深误，亦固尽存诸说。宗闵、僧孺相与商量，缘此书成於韩愈，今史官李汉、蒋系皆愈之子婿，若遣参撰，或致私嫌，纵臣获修成，必惧终为时累。且韩愈所书，亦非己出，元和之後已是相循。伏望条示旧记最错误者，宣付史官，委之修定。”诏曰：“其《实录》中所书德宗、顺宗朝禁中事，寻访根柢，盖起谬传，谅非信史，宜令史官详正刊去，其它不要更修。” 又曰：文宗尝问：“《顺宗实录》似未详实，史官韩愈不是当时屈人否？”李石曰：“韩愈贞元末为四门博士。”上曰：“司马迁与任安书全是怨望，所以汉武本纪事多不实。”郑覃曰：“汉武中年後大发戎马，拓土开边，生人耗竭，粮饷不给。本纪所述，亦非过言。”石曰：“史笔不直，率多无後。郑覃所陈，志在讥谏，欲陛下究盛德，故言汉武不屈。”上曰：“‘靡不有初，鲜克有终’。此诚可为戒。”覃因曰：“伏知陛下乙夜观书，无不该涉，然经典切切不过一二百言，圣意所存‘靡不有初，鲜克有终’，此两句实可寝食佩服。” 又曰：张次宗有文学，稽古历行，开成中为起居舍人。文宗复故事，每入阁，左右史执笔立於螭头之下，宰相奏事得以备录。宰臣既退，上召左右更质证所奏是非，故开成政事详於史氏。 又曰：文宗朝对，宰臣退，上命起居郎郑朗等：“适所纪录者，将来一观。”郑朗对曰：“臣执笔所纪，便目为史。臣闻自古帝王不合观史。”上曰：“故事何在？”朗曰：“臣不敢远征故实，尝闻太宗皇帝欲观览国史，用知得失。谏议大夫朱子奢上表云：‘史官所述，义归尽善。若至会玄已後，或非上智，中主庸君饰非护短，见极陈善恶致怨，史官何地逃刑？’又问褚遂良，对曰：‘今之起居，古之左右史，以记人君言行，善恶必书，庶几不为非法，不闻帝王躬自观史’”上又谓朗曰：“适之所纪，且是直书，未有否臧，一见无爽。”朗乃进所纪，上略览曰：“卿宜门外重写录进。”其日晚，内出诏示宰臣，曰：“适郑朗奏朝来所纪之事，拟不进本。人君之言，良史善恶必书。或有平生之闲话，不关理道之体要，垂诸将来，实为愧耻。异日临朝，庶几稍改，何妨一见，得戒丑言。”又尝於紫宸殿对百僚遣ト门使就起居舍人魏取注记。奏曰：“臣以自古置此以为圣王鉴戒，陛下但为善，勿畏臣不书；如陛下所行错误，臣不书之，天下之人皆得书之。臣愿以陛下为太宗文皇陛下，许臣比褚遂良。”上曰：“我前亦尝观之。”曰：“是前起居不详故事，臣今岂得陷陛下为非？若陛下一览之後，自此文字须有回避。如此则善恶不直，如何遣後代取信？”上遂止。 《周书》曰：贾纬乾中受诏与王伸、窦俨修晋高祖、少帝、汉高祖三朝实录。纬以笔削为己任，然而褒贬任情，记注不实。晋宰相桑维翰执政，尝薄纬之为人，不甚见礼。纬深衔之。及叙维翰传，称维翰身没之後，有白金八千铤，他物称是。翰林学士徐台符，纬邑人也，与纬相善，谓纬曰：“闻吾友书桑魏公白金之数，不亦多乎？”乃改为白金数千铤。 《太史公自序》云：夫《诗》《书》隐约者，欲遂其志之思也。故述往事，思来者。於是乎述陶唐以来，至麟德止，自黄帝始，原始察终，考之行事，著十二本纪、三十世家、十表、八书、七十列传，凡一百三十篇，成一家言是也。 《西京杂记》曰：司马迁发愤作《史记》一百三十篇，先达为良史之才。其以伯夷居列传之首，以为善而无报也；为《项羽本纪》以据高位者，非关有德也；及其叙屈原、贾谊，辞旨抑扬，悲事不避，亦一代之伟才。 又曰：汉承周史官，至武帝，太史公司马谈世为太史，子迁年十三，使乘传行天下，求诸侯史记，读孔氏古文，序世事，作百三十卷五十万字。谈子迁以世官复为太史公，序事如古《春秋》。司马氏本古周佚後也。作《景帝本纪》，极言其短及武帝之过。帝怒而削去。坐举李陵降匈奴，下迁蚕室，有怨言，下狱死。宣帝以其官为太史令，行太史公文书而已，不复用其子孙。 班固《典引》曰：永平十七年诏曰：司马迁著书成一家，扬名後世，至以身陷刑之故，反微文讽刺贬损当代，非谊士也。 又《魏志》曰：明帝问王肃：“司马迁以受刑之故，内怀隐切，著《史记》，非贬孝武，令人切齿。” 又晋张辅尝著论，论班固、司马迁之著述：辞约而事举，叙三千年事惟五十万言；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，烦省不同，不如迁，一也。良史述事，善足以奖劝，恶足以鉴诫，人道之常、中流小事亦无取焉，而班皆书之，不如二也。毁贬朝错，伤忠臣之道，不如三也。迁既造创，固又因循，难易益不同矣。又迁为苏秦、张仪、范雎、蔡泽作传，逞辞流离，亦足以明其大才，故述辨士则藻辞华靡，叙实录则隐核名检，此所以迁称良史也。 《文心雕龙》曰：昔者夫子悯王道之缺，伤斯文之坠，静居以叹凤，临衢而泣麟。於是就太师以正《雅》《颂》，因鲁史以修《春秋》，举得失以表黜陟，征存亡以标劝戒。然旨幽秘，经文婉约，丘明同耻，实得微言。乃原始要终，创为传体。传者，转也。转授经旨以授於後，实圣文之羽翮，记籍之冠冕也。及至纵横之世，史职犹存，秦并七王，而战国有策。盖录而不序，故即简为名也。汉灭嬴、项，武功积年，陆贾稽古，作《楚汉春秋》。爰及史谈，世惟执简。子长经志，甄序帝续，比尧称典，则位杂中贤，法孔题经，则文非元圣，故取式《吕览》，通号曰纪。纪纲之号，亦宏称也。故本纪以述皇王，列传以总侯伯，八书以铺政体，十表以谱年爵。虽殊古式，而得事序焉。尔其实录无隐之旨，博雅弘辩之才，爱奇反经之尤，条例春落之失，叔皮论之详矣。及班固述汉，因循前业，观史迁之辞，思实过半。其十志该富，赞序弘丽，儒雅彬彬，信有遗味。至於宗经规圣之典，端绪丰赡之功，遗亲攘善之罪，征贿鬻笔之愆，公理辩之究矣。至於後汉纪传，发源《东观》。袁、张所制，偏驳不伦，薛、谢之作，疏谬少信；若司马彪之详实，华峤之准当，则其冠也。及魏代三雄，记传并出。《阳秋》、《魏略》之属，《江表》、《吴录》之类，或激抗难征，或疏阔寡要；惟陈寿三志，文质辨洽，荀、张比之於迁、固，非妄誉也。至於晋代之书，繁乎著作。陆机肇始而未备，王韶续末而不终；干宝述《纪》以审正明序，孙盛《阳秋》以约举为能。案《春秋》经传，举例发目，《史》、《汉》以下，莫有准的。至邓粲《晋纪》，始立条例，又摆落汉魏，宪章殷周，虽湘川曲学，亦有心放典谟。及安国立例，乃邓氏之规焉。 又曰：传记为式，编年经事，文非泛论，按实而书。岁远则周曲难密，事积则起讫易疏，斯固总合之为难也。或有同归一事，数人分功，两记则失於复重，偏举则病於不周，此又铨配之易也。故张衡摘史、班之舛滥，傅玄讥《後汉》之尤烦，皆此类也。若夫追述远代，代远多伪，公羊皋云：“传闻异词。”荀悦称：“录远略近。”盖文疑则阙，贵信史也。然俗皆爱奇，莫顾理实，传闻而欲伟其事，录远而欲详其迹，於是弃同即异，穿凿傍说，旧史所无，我书则博，此讹滥之本源，而述远之巨蠹也。至於记编同时，时同多诡，虽定、哀徵词，而世情利害。勋荣之家，虽庸夫而尽饰；屯贬之士，虽令德而蚩理；吹霜煦露，寒暑笔端，此又同时之枉论，可为叹息者也。故述远则诬矫如彼，略近则回邪如此，析理居正，惟懿素乎。 《谈薮》曰：後魏太保清河崔光，乐陵太守旷之孙，长广太守灵延之子。光博学有史才，本名孝伯，字长仁，高祖赐名焉。除著作郎，撰国史，迁黄门侍郎，为高祖所重。帝曰：“孝伯之才，浑浑如黄河东注，今之文宗也。”及魏收为史，改“浑浑”为“浩浩”。光有大度，喜愠不形於色，有毁之者必善言以报之，虽见诬谤，终不自申曲直。士君子以此称之。光修国史，弟敬友子鸿复撰《十六国春秋》，一门二史，当代为荣。 卷六百五　文部二十一 笔 《说文》曰：楚谓聿，吴谓之不律，燕谓之弗，秦谓之笔。 《释名》：笔，述也；述而书之。 《博物志》曰：蒙恬造笔。 崔豹《古今注》曰：牛亨问曰：“古有书契已来便应有笔也，世称蒙恬造笔，何也？”答曰：“自蒙恬始作秦笔耳。以柘木为管，以鹿毛为柱，羊毛为皮，所谓鹿毫竹管也，非谓古笔也。”又问曰：“笔有彤管，何也？”答曰：“彤，赤漆耳。使史官载笔，故是赤管，言以赤心事也。” 《毛诗□柏舟□静女》曰：静女其娈，贻我彤管。（古者，后、夫人有女史彤管之法。后妃群妾以礼御于君所，女史书其日月，授之环以进退也。笺云：彤管，赤笔也。）彤管有炜，悦怿女美。 《曲礼》曰：史载笔、士载言也。 《汉书》曰：张安世持橐簪笔，（橐，挈橐也。近臣负橐簪笔，从备顾问，或有所记。）事孝武帝数十年，见谓忠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