陔余丛考 - 第 17 页/共 33 页
○牛继马非晋元帝《晋书》载：魏明帝时，河西柳谷出玄石图，有牛继马后之象。故司马懿深忌牛氏，为二共一口，以贮酒，懿先饮其佳者，以毒酒鸩其将牛金。而其孙恭王觐之妃夏侯氏，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。盖当时传闻如此，魏收本之作《魏书》，因谓：僭晋司马睿，母夏侯氏，字铜环，与牛金奸通而生，冒姓司马，以为此石之应。《通鉴》等书皆从共说。然金已为懿毒死，则夏氏所通小吏别是一人也，而收云云，可见皆传闻谬悠之词耳。唐元行冲则以为：元魏昭帝名犍，继晋受命，乃为牛继马之象，特为著论，此又可备一说。
○宫中屠贩不始于东昏宫苑之中，列肆作屠沽之戏，世多知齐东昏侯事。《南史》：东昏于苑中立大店肆，以潘妃为市令，自为市吏录事，又于埭上设店，坐而屠肉。民间谣云“阅武堂，种杨柳，至尊屠肉，潘妃酤酒”是也。然此戏不自东昏始。《通鉴》：汉灵帝作列肆于后宫，使诸采女贩卖，更相盗窃争斗。帝着商贾服，从之宴饮为乐。《晋书》：太子于宫中为市，使人屠酤，手揣斤两，轻重不差。其母本屠家也，故太子好之。又会稽王道子使宫人为酒肆，沽卖于水侧，与亲昵乘船就饮以为乐。《宋书。五行志》亦载此事，并谓道子身自贸易于其中。又宋营阳王未废时，亦于华林园为列肆，亲自酤卖。是皆东昏以前事。
○四声不始于沈约沈约作平上去入四声韵谱，为在昔词以人累千岁而不悟，独得胸臆，穷其妙旨，自谓入神之作。然《石林诗话》谓：魏、晋间虽未知声律，而陆云相谑之词“日下荀鸣鹤，云间陆士龙”，又与后世律诗无异，知此体出于自然，不待沈约而后创也。今按《隋经籍志》：晋有张谅撰《四声韵林》二十八卷，则四声实起晋人，而并非石林所谓古人暗合者矣。《南史。陆厥传》云：沈约、谢、王融以文章相推，汝南周善识声韵。约等文皆用宫商相宣，将平上去入四声，以之制韵，有平头、上尾、蜂腰、鹤膝。五字之中，音韵悉异，两句之内，角徵不同，谓之永明体。沈约作《宋书。谢灵运传》后论之甚详。厥乃为书辨之，以为历代众贤，未必都ウ此处也。此又约之前已有四声之明证，即与约同时者，周有《四声谱》行于时，刘善经有《四声指归》一卷，夏侯永有《四声韵略》十三卷，王斌有《四声论》，皆齐、梁间人。又梁武问周扌舍曰：“何谓四声？”扌舍曰：“天子圣哲是也。”沙门重公谒梁武帝，帝问：“在外有四声，何者为是？”重公应声曰：“天保寺刹。”出以语刘孝绰，孝绰曰：“何如道天子万福？”则约同时之人，明于此者，亦不止约一人，特约独取以成书，遂擅名耳。
《东斋记事》云：唐孙忄面集诸家韵书作《唐韵》，而从前周《切韵》、沈约《四声谱》、夏侯咏《四声韵略》之类皆废。宋真宗时，陈彭年、晁迥、戚纶知条贡举事，取《字林韵略》、《字统》及《三苍》、《尔雅》等书为礼部韵，遂著为格。景中，贾昌朝言旧《韵略》多无训解，又疑单声与重送字不同义理，恐举人诗赋误用，乃诏丁度修《礼部韵略》，以唐诸家韵本刊定其韵窄者凡三十处，许令附近通用，单声及迭出字皆于字下注之。此《礼部韵略》之始末也。吴曾《漫录》又论度等修韵，既不得共始，徒屑屑于张希文、郑天休修书先后之辨尔。
○纵囚不始于唐太宗纵囚事，唐太宗最著。白乐天所咏“死囚四百来归狱”是也。然不自唐太宗始。《后汉书》，马援为郡督邮送囚，援哀而纵之，亡命遇赦。钟离意送徒诣河内，解其桎梏，恣所欲过，与克期，俱至，无一或违者。又县人防广为父报仇，系狱，其母病死，意听广归家，使得殡敛。广敛母讫，果还入狱。戴封为中山相，囚四百馀人当刑，封哀之，皆遣归家，与克期日，皆无违者。虞延为渔阳令，每至岁时伏腊，辄休，遣囚徒各使归家，并感其恩，应期而返。《晋书》：曹摅为临淄令，狱有死囚，岁夕，摅行狱悯之，曰：“卿等不幸致此，新岁人情所重，岂不欲暂归耶？”囚皆感泣，摅开狱出之，克日令还。掾吏固争，不听，至日果如期返。范广令堂邑，丞刘荣坐事当死，家有老母。至节，广辄遣归，荣如期至。此皆汉、晋纵囚故事也。《癸辛杂识》又引何允、席阐文二人。按允在齐为建安太守，为政有恩，人不忍欺，每伏腊放囚还家，依期而返。阐文在梁为东阳太守，冬至悉放狱中囚，依期而至。事皆见《南史》。今考历代史传，更不止此。《宋书》：谢方明为南郡相，尝于年终放江陵狱囚，使过正月三日还到。主簿等固谏，以为昔人虽有其事，或是记籍过言，当今人情伪薄，不可以古义相许，方明不听。悉遣之。至期，有人醉不能来，违二日乃返，又一囚十五日不至。五官朱千期谷欲捕之，方明不许。囚逡巡墟里，不肯遽至，乡里责让，仍送至。又《梁书》：王志为东阳守狱有重囚十余，冬至日，悉遣还家过节。皆反，惟一人失期，明日果至，乃因妇孕也。傅岐为始新令，冬至放死囚还家，狱曹固争不可，岐曰：“囚若负信，令当坐。”竟如期而返。何子季守建安，每伏腊日，放囚还家，亦依期返。此皆南朝事也（惟《陈书》有张种者为无锡令，见重囚在狱，天寒呼之出暴日，遂失之）。后周萧上州刺史，至元日，狱中囚悉放归家，听三日，然后赴狱。主者争之，曰：“昔虞延见称前史，吾虽寡德，以之获罪，亦所甘心。”诸囚荷恩，如期而至。张华原为兖州刺史，先有系囚千馀人，华原随事决遣，至年暮，惟有重罪数十人。华原各给假五日，曰：“期尽速还也。”囚皆曰：“有君如此，何忍背之！”依期毕至。孙伏伽送流囚李参等七十馀人至京师，时制流人并枷锁传送，伽悯其苦，乃与之期，约某日当至，悉脱其枷。流人感悦，依期而至，一无离叛。隋文帝闻而异之，于是赐伽宴于殿庭，并诏诸流人悉宴而赦之。此皆北朝事也。《白孔六帖》：唐吕元膺为蕲州刺史，尝录囚，或以岁旦不能归省为恨，元膺悉归之，皆如期返。《新唐书》：唐临为万年丞，有轻囚久系，方春，农事兴，临悉纵归，与之约，囚如期还。元德秀为鲁山令，有盗系狱，会虎为暴，盗请格虎自赎，许之。吏恐盗逸，德秀曰：“吾自任之。”明日盗尸虎还。《宋史。冷豳传》：寒食放囚归祀其先，囚感泣，如期至。《元史。世祖本纪》：至元十年五月，诏天下狱囚，除杀人者待报，其馀概行疏放，限八月内如期自至大都。后果如期至，遂赦之，共二十二人。又《陈天详传》：天祥知寿昌府，执倡乱者二人斩于市，其党王宗一等十三人就擒。以冬至日放还家，约三日来，如期皆至。白宣慰司，尽释之。《明史》：许文岐为黄州守，狱有重囚七人，纵归省，刻期而还。乃请于上官，贷之。周为南京刑部尚书，当暑，遣囚之轻系者，曰：“召汝则至。”囚欢呼，无失期者。俱见本传。此又唐以后纵囚故事也。○图画学士不始唐太宗《封氏闻见记》：唐太宗为秦王时，使阎立本图秦府学士杜如晦等一十八人，褚亮为赞，世所传《十八学士图》是也。然《南史。王亮传》：齐竟陵王子良开西邸，延才俊，以为士林，使工图其像。《北史。魏收传》：齐孝昭帝起玄洲苑，画收于阁上。则图画学士，六朝时已有之，太宗特仿而为之耳。《翰林盛事》：开元中拜张说等十八人为学士，于东都上阳宫含象亭图其形，系以御赞。此又仿太宗故事。
●卷二十○贡荔枝不始于杨贵妃《唐书》：杨贵妃好荔枝，南海岁贡荔枝，飞驰以进。然方暑而熟，经宿辄败。此贡荔枝故事也。按《后汉书。和帝纪》：旧南海献龙眼荔枝，十里一置，五里一候，死者继路。因临武长唐羌上书言状，乃诏罢之。则贡荔枝不自唐始矣。《金世宗纪》：上谓宰臣曰：“朕尝欲得新荔枝，兵部遂于道路特设铺递。顷因谏官黄久约言，始知之。”是金时亦有贡荔枝之事。然荔枝出闽、粤、蜀三处，金时皆无其地，不知其设铺驰递者何地所出也？
○杨氏五家合队《新唐书》叙杨氏五家合队，虽不明析。《杨贵妃传》云：以贵妃宠，擢其兄鸿胪卿，侍御史，而钊（即国忠）亦浸显。又三姊封韩、虢、秦三国夫人。据此，则、、钊及韩、虢、秦应是六家。下又云：以上柱国门列戟，与、国忠、诸姨五家第舍联亘。帝所得奇珍，分赐五家如一。则所为有五家者，兄弟中缺一家耶？姊妹中缺一家耶？下又云：、秦国早死，故韩、虢与国忠贵最久，则又应是四家矣。而其叙华清从驾处，复何以云五家车骑各为一色，俄五家合队烂若万花耶？《杨国忠传》：天宝七载，国忠为御史中丞，三妹封国夫人，兄擢鸿胪卿，与国忠皆列戟，则又遗却一人，与《贵妃传》不合。按《旧唐书。贵妃传》：玄宗封韩、虢、秦三姨，又擢贵妃从兄及，赐第连宫禁，韩、虢、秦与、五家，每有请托，峻如诏敕。《通鉴》亦云：天宝六载，以贵妃姊适崔者为韩国夫人，适裴者为虢国，适柳者为秦国。三姊与、五家势倾天下。是五家者，、、韩、虢、秦也，国忠尚不在其内。及国忠益贵而已死，仍符五家之数，故当时亦呼杨氏五家。《旧唐书》虽叙、、韩、虢、秦为五家，而其后华清从驾，谓国忠姊妹五家扈从，每家一队，队各一色，则又以国忠入五家之内矣。又云：国忠山第与虢国相对，秦国、韩国相接。是《新唐书》虽云秦国早死，而《旧唐书》则国忠为相后，秦国尚在。《通鉴》亦云：禄山反，上欲传位太子。国忠大俱，使韩、虢、秦三夫人说贵妃衔土请命，乃止。及马嵬之变，国忠及韩国、秦国为军士所杀，虢国奔陈仓，县令薛景仙捕诛之。是秦国直至马嵬始被杀，《新唐书》谓秦军早死者，恐未必得实也。然则五家者，其始则、、韩、虢、秦也，其后则与国忠及韩、虢、秦也。
○五日一朝不始于裴度五日一朝，今人皆用裴度故事，其实非始于度也。《汉书。孔光传》：令太师毋朝，十日一赐餐。黄门令为太师省中坐置几，太师入省中用杖，赐餐。师古注：言十日一入朝，受此宠礼。它日则在家自养也。是此礼实自孔光始。王莽在哀帝时亦同。《隋书》：文帝忌杨素，敕曰：“仆射国之宰辅，不可亲细务，但三五日一朝，向省评论大事。”则又为疏忌功臣之制。而其后优礼老臣，亦多用之。《唐书》：李靖以疾，三两日一至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姚崇年老，玄宗命五日一朝，入阁办事。又苗晋卿年老，代宗令间日赴政事堂，入阁不趋。此皆在裴度之前。郑覃年老，以疾去位，诏许五日一入中书商量政事。杜佑请老，诏三五日一入中书平章政事。《宋史》：赵普再相，故事中书日向未始退，诏特许普日午便归，寻免朝，止赴中书视事，大政则召对。又王旦多疾，真宗命五日一赴中书，遇军国重事，不限时日，入预参决。吕夷简老，仁宗亦命平章军国重事，五日一至中书。王随亦然。徽宗命何执中一月止六参起居，退治省事。此又度后之故事也。
○牛、李非李德裕唐时牛、李之党，论者皆谓牛僧孺、李德裕互相仇怨，各植私党也。然《唐书》传赞云：僧孺、宗闵既当国，排击所憎，权震天下，人指曰“牛李”。则当时所云牛、李，乃谓牛僧孺及李宗闵，而非德裕也。《李德裕传》：始李吉甫为相，牛僧孺、李宗闵对策，痛底当路，吉甫诉于上，考官皆得罪。德裕则吉甫子也，宗闵、僧孺之怨德裕始此。《李宗闵传》：钱徽知贡举，宗闵托所亲于徽。德裕白上，以为今年取士不公，宗闵坐贬，由是嫌忌益深。是犹第李与李相怨耳。及裴度荐德裕可相，而宗闵先已当国，虑德裕继入，遂引僧孺同秉政。由是僧孺德宗闵而与德裕为难，是僧孺之仇德裕，本由于附宗闵，此即所谓牛、李者也。《杨汝士传》：汝士为虞卿弟，牛、李待之甚厚。益可见牛、李之李乃宗闵，而非德裕矣。若以李为德裕，则僧孺、德裕方相仇，乃又俱善待汝士乎？《通鉴》：德裕出为浙西观察使，八年不迁，以为李逢吉排己而引牛僧孺为相，由是牛、李之怨愈深。此李又指逢吉，然亦谓德裕之怨逢吉、僧孺也。
○宋金莲烛送归院者六人金莲烛送归院，始于唐令孤。《唐书》：入翰林为学生士承旨，夜对禁中，烛尽，宣宗以乘舆金莲炬送还。院吏望见，以为天子，及至皆惊。此唐故事也。今世所传词林美谈，皆指苏子瞻耳。不知宋时金莲烛故事共有六人：王钦若、王禹玉、晁迥、郑獬、苏轼、史浩也。《钱氏私志》：钦若为资政殿大学士，中秋夕，上召至小殿，对设二位，用宾主礼，不令拜舞。宴罢，令宫嫔各以领巾裙带乞诗。上令诸嫔各取头上珠花为润笔，纳其袖中。宴罢，命撤金莲烛送归院。王禹玉为学士，被召至内东门小殿。晚深，赐台烛双引归院。《宋史》：晁迥常夜召对，帝命内侍持烛送归院。方盛暑，为蠲宿直令。又神宗召郑獬夕对内东门，命草吴奎知青州及张方平、赵参政事三制，赐双烛送归舍人院，外廷无知者。子瞻为学士，夜忽召入内东门小殿。宣仁问曰：“内翰前年为何官？”曰：“汝州团练使。”“今为何官？”曰：“备员翰林学士。”曰：“何以至此？”曰：“遭遇陛下。”曰：“不关老身事。”曰：“必出自官家。”曰：“亦不关官家事。”曰：“然则大臣论荐耶？”曰：“亦不关大臣论荐。”子瞻惊曰：“臣虽无状，不敢由他途进。”曰：“此乃先帝意也。先帝当饮食而停箸，看卿文字，必叹曰：”奇才奇才！‘但未进用而上仙耳。“子瞻哭失声。已而命撤金莲烛送归院。《玉堂杂记》云：孝宗尝宣召侍读史浩，锡宴澄碧殿，暮以金莲烛送至玉堂直庐。上命浩作诗叙此会，浩乃进古诗三十韵，上御制和之，又命周必大继和，必大亦和以进。
○曹彬、伯颜不妄杀人之非世传宋曹彬、元伯颜俱下江南，俱不妄杀人。然《梅涧诗话》载曹景建《金陵乐官山诗序》云：南唐初下，诸将置酒高会，乐人大恸，杀之，聚瘗此山，因得名。诗云：城破辕门宴赏频，伶伦执乐泪沾巾。骈头就戮缘家国，愧死南朝结绶人。而伯颜之攻常州也，役城外居民运土填堑，土至，并人筑之。又杀民煎膏取油作炮，号人油炮，焚城上杈牌，及城破，又尽屠之，惟七人伏桥坎得免。事见《续通鉴纲目》及府志。则二将亦未尝不妄杀人也。
○青苗钱不始于王安石王安石以青苗钱祸天下，人皆知之。然青苗钱之名不自安石始也。《宋史》：赵瞻对神宗云：“青苗法，唐行之于季世。”范镇亦言：“唐季之制不足法。”按《通鉴》：唐代宗广德二年秋七月，税青苗钱以给百官俸。此青苗之始也。《旧唐书》：乾元以来用兵，百官缺俸，乃议于天下地亩青苗上量配税钱，命御史府差官征之，以充百官俸料，遂为常制。寻又特设使者，如崔涣兼税地青苗使，刘晏兼诸道青苗使，杜充江淮青苗使是也。《食货志》：大历元年，天下青苗钱共四百九十万缗，每亩税三十文。永泰八年，诏天下青苗地头钱每亩一例十五文。德宗又增三文，以给广骑。《通鉴集览》谓：青苗钱者，不及待秋敛，当苗方青，即征之也。是唐所谓青苗钱，并与宋制不同。宋制尚有钱贷民而加征其息，唐直计亩加税耳。则安石虽沿其名，而尚异其实也。按唐时长安、万年二县有官置本钱，配纳各户，收其息以供杂费。宋之青苗钱，正唐杂税钱之法耳。然宋青苗钱虽曰不得过加二之息，而一岁凡两收，两收则其息已加四。又有司约中熟为价，令民偿必以钱，则所定之价又必逾于市价，而民之偿息且十加五六矣，此所以病民也。
○高宗泥马渡江之讹宋高宗初至杭州，即命立崔府君庙以示灵异，于是《精忠小说》遂有泥马渡江之说。按《宋史。宗泽传》：康王再使金，至磁州，宗泽劝留，不从，乃假神以止之，曰：“此间有崔府君庙甚灵，可以卜交。”庙有马，是夜果衔车辇等物填塞去路。泽曰：“可以见神之意矣。”乃止。此泥马故事也。余尝见曹勋画《高宗瑞应图》九幅，内一幅系崔府君庙，庙中一马独立，而车毂之类纵横满地。勋有跋云：厅子马不肯行。盖即塞路之事也。
○兀术致书秦桧之不可信世谓秦桧私通于金，力主和议，自是实事，然《岳飞传》谓兀术以书与桧曰：“汝日以和请，而飞方主用兵，不杀飞，和议不可成。”此则《金陀粹编》等书附会之词。其实桧所私结者，挞懒而非兀术也。桧之南也，由挞懒纵之归。其时挞懒以尊属主国政，必与桧先有私约，令宋称臣纳岁币，而金则归以帝后及河南、陕西地。故刘豫废而即令王伦回许，以归帝后及陕、洛，此皆挞懒主之，一一如桧所请。及兀术揣知挞懒意私于宋，尽发其奸，再兴兵取河南、陕西。桧亦惧不安其位，使冯楫、王次翁探帝旨，实以失奥援，虑和议之不可必成也。未几，挞懒谋反南奔，欲投宋，益见其平日有德于宋之明证。而王伦之使金受地也。金主先入兀术之语，责之曰：“汝国惟知有挞懒耳。”是桧之与挞懒素有成约，而兀术始终不与闻可知。或谓挞懒诛后，兀术主兵事，安知非桧之再结兀术，始定和议之局？不知挞懒主和，则以陕洛偿岁币；兀术主和，则陕洛之地尺寸不与（《高宗纪》：和议成，使郑刚中分划陕西地界，割商秦之半畀金，惟存上津、丰阳、天水三县，又弃和尚、方山二原，以大散关为界），所归者仅徽宗、郑后、刑后之丧及韦后一人，而宋之称臣岁币如约。是金直以三柩一老妪坐致其称臣纳币，此亦何乐不为，而必待桧之私结于兀术哉？《金史。郦琼传》：宗弼（即兀术）谋再伐江南，与郦琼议。琼曰：“秦桧老儒，亡国之大夫，仅仅自守。吾以大军临之，彼君臣方且哀鸣不暇。”据此，益可见桧与兀术本无素约，而《宋史》兀术致书秦桧之语之未可信也。通挞懒，通兀术，于桧之罪原无分轻重，特以读书论世，必当推究当日情事乃为信谳耳。至丘琼山谓南宋之势亦不得不出于和，桧之主和，未为失计，后儒又从而讥其党桧，此亦不达于当日时势，而徒为迂论。以南宋积弱累挫之余，裒集伤残，仅仅自保，而欲当百战方张之强敌，即使专任韩、岳，一切听其所为，能必其克复旧疆、迎还故主乎？使桧果以靖国为心，委曲成事，能致帝后归而陕洛复，犹愈于竭国力以冀亻幸于不可知。然则桧岂非南渡后一大功臣哉！惟其心迹奸险，欲藉和议为擅权怙势之渐。幸而母后虽归，故疆终失，尚且据为己功，至劫持人主，诛锄善类，流毒遍天下。倘挞懒不诛，竟如初议，存殁俱还，境土得复，则外恃强援之力，内诩再造之功，更不知当作何挟制，尽揽威福，怀无上而觊非常，皆事之所必有。观于献谀者，或疏请加九锡，或赋秦城王气诗，桧皆偃然当之不为怪，则大奸稔恶之处心灼然可见。而论者徒以主和议责其辱国事仇，转为末减矣。吾故揭而论之，使知桧之罪在彼而不在此也。
○南宋和议起于洪忠宣南宋和议主于秦桧，人皆知之。宋《何铸传》：金诸将皆已厌兵欲和，而难于自己发，故纵秦桧航海南归，密有成约。是以桧既用，即有南人归南、北人归北之语，其后竟以此得梓宫母后之还，不可谓非桧之功也。抑知其事虽成于桧，而其端实起于洪忠宣，事见谢枋得《上留丞相书》，谓忠宣拘于燕山，室敬其人，一日问之曰：“天下何时太平？”忠宣曰：“息兵养民，则太平。”又曰“何如则息兵养民？”忠宣读《孟子》“诸侯将救燕章”曰：“天下固畏齐之强也，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，是动天下之兵也。”又诵《孟子》“乐天畏天章”以喻之。室扌然喜曰：“吾计决矣！”乃密授意于桧，使之南还，于是和议成。金自丁未以后享国一百有八年，宋自戊午以后偷安江左亦九十七年，非桧之功，乃忠宣之力也。据此，则和议之说，本发其机于忠宣，桧特从后成之，攘为己功耳。论者徒以事仇辱国为桧罪。按《陈与义传》：赵鼎言于高宗曰：“人多谓中原可复，宣便进兵，恐他日咎今时失策。”上曰：“今梓宫、太后、渊圣皆在彼，若不议和，断无可还之理。”与义曰：“和议成，岂不贤于用兵？不成，则用兵必不免。”是当时诸君子亦未尝必以和议为非，忠宣之发其端，固早有见于当时事势，有不得不出于此者，而非以被拘欲藉此为南还计也。
○拐子马不始于女真《宋史》谓：金人善用拐子马，三马相连，一马仆，二马不能行，皆女真为之，号长胜军，战酣然后用之。兀术攻顺昌，有铁浮图，兵皆重铠，戴铁兜牟，三人为伍，贯以韦索，每进一步，用拒兵拥之。按《晋。载记》：穆帝时，燕慕容恪击魏主冉闵，择鲜卑善射者五千人，以铁锁连其马，为方阵而前，遂破闵。则古时已有为之者。
○木灯檠之不可信周密《癸辛杂识》及陶宗仪《辍耕录》记杨髡发宋会稽诸陵事，皆云徽、钦二帝陵空无一物，徽宗陵有朽木一段，钦宗陵惟木灯檠一枚而已。按宋、金二史：宋高宗绍兴十二年，金以高宗母韦太后归于宋，并徽宗及郑后、邢后之丧来归，是岁葬徽宗于会稽，号永裕陵。绍兴二十一年，遣巫为祈请使，请归渊圣皇帝及皇族等，金主不许。绍兴二十六年，为金主亮正隆元年，钦宗殁于金，而世所传《窃愤录》并有谓不得其死，以马蹂其尸于土中者。三十一年，金使高景山来宋，始闻钦宗之丧。时方南北交兵，已而金世宗登极，宋孝宗亦嗣位，始复和议。时陈康伯有言：“所未决者，彼欲得唐、邓四州，而我以祖宗陵寝及钦宗梓宫为词耳。”是宋虽尝以钦宗之柩为请，然和议既成之后，乾道七年宋又遣中书舍人赵雄至金，金世宗谓雄曰：“汝国舍靖康帝灵柩而请巩洛山陵，何也？如不欲靖康帝之柩，我当为汝国葬之。”则宋并不以钦宗之柩为请矣。是年三月，金遂以一品礼葬钦宗于巩洛之原，自后更无归丧之事。则钦宗葬于金，而未尝归骨会稽也，安得有木灯檠之事哉！乃知小说家记载多不可信也。（按：乾道六年，先遣范成大使金，求陵寝地，兼以钦宗梓宫为言。而《黄中传》云：时遣成大，但请山陵，中言钦庙梓宫不宜，竟置不问。又陈良亦言：“陵寝地在其腹中，必不肯与，不如以钦宗梓宫为请，犹为有词。”是宋并无意于钦宗之柩矣。又《赵雄传》：金人将起河南三十万众迁诸陵梓宫归宋，上命雄止之。）
○杨桓《传国玺考》之误传国玺始末见于《辍耕录》载元御史中丞崔所记。至元三十一年，世祖既崩，将迎皇太孙即位。适有国王速脱真以玉出售，与御史杨桓见之，知其为秦玺也，遂献之，桓并考其始末曰：楚以卞和所献之璞琢成璧后，求昏于赵，以纳聘焉。秦昭王请以十城易之而不获。始皇并六国始得之，命李斯篆其文。玉工孙寿刻之（卫宏曰：秦玺，蓝田玉所刻，文曰“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”。《太平御览》亦以为蓝田玉所刻）。二世子婴奉玺降汉，汉祖即位，服其玺，因世传之，谓之传国玺。后王莽篡位，玺在长乐宫王太后所，莽使安阳侯王舜迫取之。太后怒，投玺于地，玺遂归莽。及莽败，商人杜吴杀莽，不知取玺，校尉公宾得玺，献于更始。赤眉杀更始，立盆子。盆子降光武，玺归光武。献帝时，董卓作乱，掌玺者投于井。孙坚讨卓，得于井中。袁术夺于坚之妻。术死，荆州刺史徐ギ闻帝在许昌，以玺送之。帝逊位，玺归魏。常道乡公禅，玺又归晋。怀帝遇刘聪之害，玺归聪。聪死，归曜。曜为石勒所灭，玺入于勒。勒灭，入于冉闵。闵败，其将蒋干得之。晋征西将军谢尚购得之，以还东晋。自后宋、齐、梁、陈皆相传。及隋灭陈，玺入于隋。隋亡后，萧后与太子正道并玺并入于突厥。唐太宗以宝玺未获，乃自刻玉曰：“皇天景命，有德者昌。”贞观四年，萧后与正道奉玺归，乃复入于唐。朱温篡唐，玺入于温。庄宗定乱，玺入于后唐。及废帝从珂自焚，玺遂不知所在。至宋哲宗时，咸阳民段义献玉玺（按此玺李公麟以其玉色正青，是秦蓝田玉，其篆法真李斯所为，乃定为真秦玺）。及徽宗为金所虏，宝玺皆入于金，共玺一十有四，内青玉传国玺一，其色正与今出自拾得家者相同，知宋之南迁二百年无此宝玺也。今适当皇太孙将正位之时，而此玺应期而出，实为符瑞云。桓之论如此。按秦玺自冉闵败后，闵将蒋干守邺，乞师于晋。晋将戴施入邺助守，知玺在干所，乃谲得其玺，使何融以迎粮为名，出城潜送征西将军谢尚，尚即以三百骑送建康。见《晋书。载记》及《谢尚传》。此玺归东晋之明证也。然《通鉴》姚苌之擒苻坚也，从坚求传国玺，坚骂曰：“玺已送晋，不可得也！”是时冉闵死未久，玺已为谢尚所得，归于晋矣，苌岂不闻之，何又向坚求玺？刘定之谓：闵亡后，邺入于慕容燕，当是苻坚灭燕，又得之，而谢尚所得者，或晋人饰词，以解白板天子之诮也。则谢尚所得玺尚未可知也。又《南史》：宋武帝克长安，擒姚泓，收其彝器及秦始皇玉玺送建康。而沈约《宋书》不载获玺一事，但云收其彝器土圭之属而已。岂以谢尚已获玺于晋时，疑宋武所获非真，故不复叙耶？然《北史》魏太武于邺城毁佛像，中得二玉玺，文皆“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”，其一旁刻“魏受汉传国玺”，则玺更似在北，而求未入南，谢尚之所得，真伪益未可信也。即尚所得冉闵之玺果真矣，《南史》侯景之败，以传国玺自随，使赵思贤掌之，曰：“若我死，则沉于江，勿令吴儿得之。”思贤过京口，遇盗，弃之草间，至广陵，以告郭元建，元建取之，使辛术送邺。而《北史》载辛术既送玺至北齐，文宣帝以告太庙，则此玺又入于北齐，而陈、隋两朝俱未尝有也。今杨桓云：历宋、齐、梁、陈、隋皆相传，及隋灭而萧后携以北，至贞观四年复入于唐，不知何所据。此不过欲隐约其词，以见此玺自唐而梁而后唐而石晋及从珂自焚后遂不知所在，而宋哲宗时段义所献者即是此物，乃徽宗北行玺入于金，而今拾得家所藏，乃国初灭金时所得，可信其为真秦玺耳。不知《五代史》田令孜为蜀监军，盗唐传国玺入于蜀而埋之，后王建将称尊号，有欧阳柔得之以献，此一玺也。黄巢破长安，魏州僧传真之师得传国宝，藏之，后唐庄宗将称帝，适传真以之来献，遂即位，此又一玺也。庄宗将入汴，梁主惶惧，置传国宝于卧内，忽失之，已为左右所窃迎唐军矣，此又一玺也。则是时蜀、魏、汴一时已有三玺矣。无论秦玺已不存，即存亦不知孰为秦玺也。又《通考》：后唐末帝自燔时，以传国宝随身共焚，是以晋高祖别制一玺。开运末，耶律德光入中国，少帝遣其子延煦送玺。德光讶其非真，少帝上表，具述始末。德光归，携以出塞。则后唐之传国玺已随从珂自焚，而晋玺又已出塞矣。金初灭辽时，金主意玺在辽主延禧所，延禧诉以兵败失于桑干河。则辽之传国玺又已沉没矣。《金史。宗望传》：宗望追辽主，尽获其妃嫔并传国玺，献于行在。金太祖置之怀中，恭谢天地。不知此又是何玺？意辽主所谓失于桑干河者，即此玺耶？然金主既得之于宗望，何又疑玺在延禧所？此不可解也。又《金太宗纪》：天会三年，斡鲁献传国宝，而宋哲宗时段义所献玉玺，及徽宗所制定命宝，亦俱为金所掳。然金之亡也，金主守绪以传国玺自殉，焚于幽兰轩。此所焚者，未知宗望所得之辽玺，抑或破汴时所得宋哲宗时段义所献之玺耶？然亦已焚于幽兰轩矣，则杨桓又何由知拾得家所出之为真秦玺耶？按王莽建国时，使王舜逼太后索传国玺，太后怒，抵之地，遂缺一角。及汉献帝禅魏时，魏用隶书刻其肩曰“大魏受汉传国之玺。”后由刘聪入于石勒，勒又刻其一边云“天命石氏”。此见于史传及《宝玺篆文图说》，历历可考者。是以宋徽宗验段义所献，检无螭角无缺而疑其非真。即杨桓亦谓：今玺背皆刻螭形蟠屈，凹凸不齐，无地可置字。则桓亦自知其非真也。盖历代各有，制造不同，传闻亦异。《汉书注》卫宏曰：秦玺是李斯所篆，文曰“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”。而《晋书。康帝纪》及杜佑《通典》皆云秦得蓝田玉为玺，文曰“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”，则二说已不同矣。《后汉书。舆服志》注：孙坚所得玺，文曰“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”，《晋阳秋》谓蒋干所得为谢尚送于晋者，文曰“昊天之命，皇帝寿昌”。徐广曰：传国玺文曰“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”。则三说更不同矣。蔡京等讲议玉玺官十三员合奉云：“皇帝寿昌”者，晋玺也：“受命于天”者，后魏玺也：“有德者昌”，唐玺也：“惟德允昌”，石晋玺也。《大学衍义补》又云：“受命于天，皇帝寿昌”者，东晋所自刻也。太元之末，得自西燕，历六朝至隋者，乃慕容氏所刻也。开运末没于耶律，后为金人所有者，则以“受天明命，惟德永昌”为文，乃石晋所刻也。杨桓之论亦曰：北齐所刻者，文曰“受命于天，皇帝寿昌”；唐太宗所刻者，文曰“皇天景命，有德者昌”；晋天福所刻者，文曰“受天明命，惟德永昌”。《太平御览》又记郄恢表慕容永所奉之玺，文曰“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”。可见古来所刻传国玺不一，不得以玺文偶与斯篆合，遂指为真秦玺。拾得家所出，盖亦后代续刻之物耳。杨用修谓：杨桓本善篆书，此玺盖即桓伪作，使崔持以迎合皇太妃者。理或然也。奈何明成祖闻传国玺尚在元嗣君所，而屡出师以冀反璧耶？（永乐中，瓦刺马哈木攻杀元主本雅失里，遣使上言，欲献故元传国玺，后仍不至。）《明史》：宣德中，瓦刺部长脱欢得前元玉玺来献，宣宗敕谕曰：“前代传世之久，皆不在此，王既得之，可自留用，不必来献。”英宗复辟，孛来遣使欲献玺，帝亦敕曰：“玺己非真，即真亦不祥物，献否从尔可也。”弘治中，陕西巡抚熊又得一玉玺，孝宗因傅瀚言，亦仅藏之库。其识皆过文皇远矣！姜绍书《韵石斋笔谈》又记：天启四年，临漳县生员王思极等，得玉玺于漳河之滨，其文“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”。河南抚臣程绍具表进之，上御皇极殿受贺，得玺者仅赏银五两。而魏史贤欲令天下有司赴京庆贺，以尚宝卿姜志礼言而止。成祖且然，固无怪魏阉之张大其事也。（三代以上以禹鼎为重，六朝以上以秦玺为重，盖风尚如此。）
○苏州击阉不始于颜佩韦苏州周顺昌被逮时，缇骑被击，至今颜佩韦等五人啧啧人口。然此风有先之者。《寓园杂记》：正德中有妖人王臣，同中官王敬采药各省。至苏州，凡江南之书画器玩检括殆尽，复以妖书数十本，命府学诸生手抄，屡抄不中，实欲得贿。诸生无所出，因致罚于学官。有生员王顺等数十人大怒，适樵担至，遂各取一木将击臣。臣惧避匿，其下人皆被殴。中官奏诸生抗命，赖巡抚王恕持之，因奏二人不法，王臣遂斩于市（亦见《明史。陆完传》，乃成化中事）。又《涌幢小品》载：萧景腆为长洲尉。有织造太监张志聪恣横，长洲令郭波持之，志聪愤，执而倒曳之车后。景腆率所部官兵直前追夺，手批志聪，落其帽。市民观者，咸张气，梯屋飞瓦，群掷志聪，志聪遁去。吴中为景腆立“仗义英风”之碑于长洲县门（此事亦见《明史。吴廷誉传》，廷誉以此事劾罢志聪者也）。又《明史》本纪：万历二十九年，苏州民变，杀织造中官孙隆参随数人。然则击阉事，有明一代苏州凡四见。
按万历时，税矿中官所至为虐，多有激变，为民所忿击者。本纪：二十七年，临清民焚税使马堂署，杀其参随三十四人。武昌汉阳民变，击伤税使陈奉。二十九年，武昌民又杀陈奉参随六人。三十年，腾越民变，杀税监委官。三十四年，云南民变，杀税监杨荣，焚其尸。此皆明季击阉故事，附记于此。
○明末阉党有殉难者明天启中，附魏阉者固皆小人，然其后亦有死国难者。如张鹤鸣，本由魏忠贤进为兵部尚书，后被劾归。流贼陷颍州，被执，倒悬于树，骂贼死。恩县李应荐，天启时御史，附阉，丽名逆案。崇祯十五年，捐资募士，佐守令守城。城破，身被数刃死。寿张王大年，亦御史，加太仆少卿，附阉，丽逆案。崇祯十五年，在河间佐有司守城，城破死节。沁水张道，为锦衣时，与阉党杨维垣等善，受王永光指攻钱龙锡、成基命等，为公论所不容。后论戍，仍私归于家。屡破流贼紫金梁等，又擒满天星，冀以军功自湔祓。而言者劾其离伍冒功，戍之海宁卫。商城杨所修，故魏党，请以梃击、移宫、红丸三案编勒成书者，历左都御史，后入逆案，赎徒为民。崇祯十三年，佐有司守城死。杨维垣，为魏党最无耻，南都破时，竟殉难。或又言其伪死，实逃去者。传闻异词，不可考也。亦有降贼后仍死难者。临川傅鼎铨，降李自成后脱归，会金声桓反，鼎铨起兵应之。顺治八年至广信，为守将所执，谕降不从，从容就刑。鼎铨降贼，为乡人所耻，尝欲求一死所，至是得死，乡人更贤之。东莞张家玉亦谒李自成，后仕永明王，据增城拒守。诸将皆请溃围出，家玉曰：“矢尽炮裂，欲战无具，将伤卒毙，欲战无人，乌用徘徊不决，以颈血溅敌手哉！”自投野塘死。丘之陶，为李自成所得，用为兵政府从事。之陶以书致孙传庭速进兵，而己从后妄报左兵至以摇之。事泄，骂贼死。而东林中亦有光时亨者从贼，为马士英、阮大铖所劾。又魏大中之子学濂，为庶吉士，京师破，受李自成户部司务。既而自惭，赋绝命诗缢死，去国变时已四十日矣。以上皆见《明史》。（王阮亭又记：天启时《朋党录》中有顾秉谦、周延儒、魏应嘉、冯三元，《点将录》有许其孝、郭巩、陈保泰、杨春茂，《同志录》有张我续，《东林籍贯》有张文熙、薛贞后，皆为小人，而初亦为阉党所忌，编入《朋党》等录中，亦如宋时李清臣、章、曾布、张商英等之得列于党人碑也。）
○明人演戏多扮近事明人演戏，多有用本朝事者。《明史》：魏忠贤党石三畏赴戚畹宴，既醉，误令优人演刘瑾酗酒一剧。忠贤闻之大怒，遂削籍归。王阮亭《香祖笔记》又载姚叔详言：海盐有优儿金凤，以色幸于严东楼，非金则寝食勿甘。严氏败后，金既衰老，而《鸣凤记传奇》盛行。于是金复傅粉涂墨，扮东楼焉。此又明人演戏不讳本朝事之明证也。又余澹心《板桥杂志》：马湘兰负盛名，与王伯为文字饮。郑应尼落第来游，湘颇不礼。应尼乃作《白练裙杂剧》，极其嘲谑，召湘兰观之。则并演其人而即使其人见之矣。
○前明司礼监即枢密院明之司礼监，盖即唐中叶以后之枢密院。枢密院本宦者为之，凡宰相面奏得旨，则退而授中书舍人撰拟，或帝旨竟下学士院撰词者，学士不皆面奉旨，则枢密院宦官粗写事目送学士作诏，此唐制也。王西庄谓朱梁、后唐始以朝臣为枢密使，其实不然，唐昭宗时宦官尽诛，即以蒋元晖为之，此枢密移于朝臣之始。朱梁改为崇政院，以敬翔为使。后唐庄宗又名枢密，以郭崇韬为使。明宗时安重诲为之，石晋时桑维翰为之，周世宗时王朴为之。至宋、金则枢密使专典兵机，宰相总理庶务，称为二府。及元、明则无此官矣。明之司礼秉笔太监，正与唐之枢密使相似。凡本章进御，固由内阁票拟，或因事降旨，不召阁臣面谕，则令司礼监粗写事目，送阁撰拟。如武宗崩，中官以皇太后命至阁，问所当立，杨廷和以兴献王长子对。中官入启，廷和等候于左顺门，已而中官捧太后懿旨至，如廷和议。世宗初，中官请遣官织造，帝趣内阁撰敕，廷和力争，并请究拟旨者何人，疑有假御批以行其私者，帝为谢不审（俱见《廷和传》）。神宗病亟，令沈一贯结作诏，撤各处矿脱。中使捧谕至阁，一贯方拟旨，而帝疾稍瘳，中悔，命中使至阁，趣缴前谕（见《一贯传》）。可见内阁撰诏旨，必由中官先写事目送阁也。盖前代君臣之间不常接见，有所发诏命，则写大意付阅撰拟。其始当是御笔自书，后遂令司礼监秉笔者代书，正唐时枢密使之职也。
●卷二十一○正月元日岁首为正月固也，然亦有以建巳之月为正月者。《诗》“正月繁霜”，注谓夏之四月。《左传》庄二十五年“正月之朔”，杜注亦谓夏之四月，周之六月，建阳之月也。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戊朔，日食。昭子欲用币伐鼓，平子止之曰：“惟正月朔日食伐鼓用币，其馀则否。”太史曰：“在此月也”。注：太史谓在此月者，正谓此六月乃即是正月也。盖夏之四月，正阳之月，平子亦以岁首为正月，而不知正阳之月为正月也。《月令》“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”，所谓元日，亦是正月中上辛之日，非岁初第一日。
○明月、去月次年曰明年，次日曰明日，而次月未有称明月者。《左传》：郑人相惊，以伯有为厉。齐平燕之月，公孙段卒，国人愈惧。其明月子产立公孙泄。然则次月亦可称明月矣。隔岁曰去岁，月之前一月未有称去月者。《北史》：萧吉奏隋文帝曰：“去月十六日，皇后陵前有黑云起。”是前月亦可称去月。
○上巳、端午、除夜《韩诗》：郑国之俗，三月上巳采兰水上，祓除不祥。盖用三月中第一巳日，如上辛、上丁之类也。《后汉书》：上巳，官民皆于东流水上祓除宿垢。则犹用巳日，后乃但以三月三日为上巳，误也（沈约《宋书》以为自魏始）。古时端午亦用五月内第一午日。《后汉书。郎ダ传》以五月丙午遣太尉，又《论衡》曰：五月丙午日日中之时铸阳燧。是午节宜用午日或丙日，后世专用五日，亦误。按《周官》“涿壶氏午贯象齿”，郑注：午：故书为五。然则午、五本通用。唐明皇八月五日生，宋表亦云：月惟仲秋，日在端午。犹以午为五也。后世以五月五日为午节，盖午、五相通之误。《老学庵笔记》云：《太平广记》有《卢质传》云：是夕冬至除夜。乃知唐人冬至前一日亦谓之除夜。陈师锡《家享仪》谓冬至前一日为冬住。盖住与除同音，闽音同耳。
○竞渡、乞巧、登高竞渡不独午日也。《新唐书。杜亚传》：亚为淮南节度使，方春，南民为竞渡戏。亚欲轻驶，乃髹船底，使篙人衣油彩衣，没水不濡。是春时亦竞渡矣。又《丹阳集》谓《荆楚记》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罗，故武陵以此日作竞渡以招之。今江浙间竞渡多用春月，疑非本意。及考沈期《三月二日州》诗云“谁念招魂节，翻为御魅囚”，王绩《三月三日赋》亦云“新开避忌之席，更作招魂之所”，则以上巳为招屈之时，亦必有所据云。按《旧唐书。敬宗纪》：宝历二年三月，幸鱼藻宫观竞渡。是方春竞渡，久为故事。又《穆宗纪》：九月观竞渡于鱼藻宫。则重九亦有竞渡。文文山《指南集》有《元夕》一首云：“南海观元夕，兹游古未曾。人间大竞渡，水上小烧灯。”则又元夕有竞渡矣。乞巧不独七夕也。《续博物志》：山东风俗，正月取五姓女，年十馀岁，共卧一榻，覆之以衾，以箕扇之。良久如梦寐，或欲刺文绣，事笔砚，理管弦。俄顷乃寤。谓之扇天卜以乞巧。《下黄私记》：八、九月中，月轮外轻云时有五色，下黄人每值此，则急呼女子持针线，小儿持纸笔，向月拜之，谓之乞巧。是五月及八、九月皆乞巧矣。登高不独九日也。《昌黎集》有《人日城南登高》诗。《隋书。元胄传》文帝正月十五日与近臣登高，驰诏召胄，谓曰：“公与外人登高，不如就朕。”是人日及上元日皆登高矣。又杨用修云：古有春禊、秋禊。“浴乎沂”注云：上巳祓除，王右军兰亭修禊，此春禊也。刘桢《鲁都赋》曰：“素秋二七，天汉指隅。人胥祓禳，国子水嬉。”此用七月十四日，指秋禊也。则七月亦修禊矣。
○古兵器不皆用铁《越绝书》：赤堇之山破而出锡，若耶之谷涸而出铜。欧冶子因以为纯钩之剑。《山海经》：昆吾之山，上多赤铜。郭璞注谓以之作刀，切玉如泥。周穆王时犬戎献之。即《尸子》所谓昆吾之剑也。汲郡冢中得铜剑一枝，即所谓干将者，亦非铁也。《汉书。食货志》：贾谊言：收铜勿令布以作兵器。《韩延寿传》：为东郡太守，取官铜物，候月蚀，铸作刀剑钩镡。又大宛以西至安息国，不知铸铁器，及汉亡卒降，始教铸作兵器，得汉黄白金辄以为器，不用为币。又《难兜传》云：有银铜铁作兵。此可见古时兵器不尽用铁，至汉时外国犹然。（《魏书》：崔鉴为东徐州刺史，治铜为农器。是农具亦用铜矣。）
○斋戒不忌食肉《论语》“斋必变食”，孔安国注但谓改常馔，而不言不饮酒，不茹荤。惟《庄子。人间世篇》：颜回曰：“回不饮酒不茹荤者数月矣，可以谓斋乎？”子曰：“是祭祀之斋，非心斋也。”朱子注《论语》盖本此。然古人所谓荤，乃菜之有辛臭者，斋则忌之，即所谓变食，而非鱼肉也。古人惟忌日及居丧不御酒肉。《玉藻》：子卯日稷食菜羹，此忌日之去酒肉也。《丧大记》：期终丧不食肉，不饮酒。《檀弓》：丧有疾食肉饮酒。谓居丧有疾病者，其无病则戒酒肉可知。此居丧之去酒肉也。而斋戒去酒肉无明文，惟《国语》耕籍之前五日，王入斋官〔宫〕，淳濯饮醴。注：沐浴饮醴酒也。盖平时饮酒，斋则饮醴，即所谓变食也。以醴代酒，记者尚特详之，若斋必去肉，何以不兼言及之乎？又《荀子》及《家语》皆云：端衣玄裳，冕而垂轩，则志不在于食；斩衰菅菲，杖而ヱ粥，则志不在酒肉。注：端衣玄裳，斋服也；即荤，辛菜也。斋服则不食荤，居丧则不食酒肉，别言之，尤可见荤之非肉，而斋戒但忌荤不忌肉，尤其明证也。程、苏二公当致斋日，厨人禀造食荤素，程令办素，苏令办荤。戴埴《鼠璞》引此事，谓二公未免以鱼肉为荤。盖以古制辛菜及鱼肉本是二项，后人混而一之，通谓之荤，即苏公亦第循斋戒不忌酒肉之制，而以鱼肉为荤，则仍沿时俗之称而不改也。（袁文记黄山谷在宜州，有曹醇老送肉及子鱼来，遂不免食荤。则宋人以腥血为荤，亦不特程、苏二公。）然古来以鱼肉为荤，而斋戒兼忌之，史传虽不著起于何时，而其来已久。颜师古《匡谬正俗》：云：素食是无肉之食。则固以肉与素对言。唐制更有正、五、九月斋戒，特禁屠宰之例，白香山《闰九日》诗：“自从九月持斋戒，不醉重阳十五年。”此斋戒之忌酒也。韦苏州诗：“鲜肥属时禁，蔬果幸见尝。”此斋戒之忌肉也。是唐时斋戒已禁酒肉也。《南史》谢弘微以兄曜卒，除服犹不敢鱼肉。《梁书》：武帝奉佛戒，不食鱼肉，惟菜羹粝饭。刘勰并请二郊、农社亦从七庙之制，不用牺牲，但供蔬果。诏从之。郊、庙尚不用腥血，致斋者可知，是梁时斋戒已禁鱼肉也。《汉书。王莽传》：每逢水旱，莽辄素食。太后诏曰：“今秋幸熟，公宜以时食肉。”则肉与素食对言，汉时已如此。斋戒之忌酒肉，其即起于汉时欤？
按《礼记。玉藻》：膳于君有荤桃。注：荤者，姜及辛菜也。《仪礼。士相见礼》：侍坐膳荤。注：荤，辛物，食之止卧。《荀子。哀公篇》注亦云：荤，葱薤也。徐铉《说文注》：荤，臭菜，谓芸台、椿、韭、葱、蒜、阿魏之属，方术家所禁，气不洁也。《尔雅翼》：西方以大蒜〔按：此处漏“小蒜”〕兴渠、慈蒜、｛艹各｝葱为五荤，道家以韭、蒜、芸台、胡荽、薤为五荤。是诸书所谓荤，皆不指腥血。然《管子。轻重篇》：黄帝钻燧生火，以熟荤臊。荤与臊连言，则荤似即臊之类。按《史记》獯粥字作荤粥，獯粥之号本以其专食〈羊〉〈羊各〉而名之，而荤、獯同音，史迁既已通用，后人遂以辛菜之荤与血肉之獯混而为一，故忌辛兼忌肉耳。至东坡剖桃核琉璜因著论欲断薰血。袁文谓其用薰字不可解，则未知荤与獯、薰、本同音，可通用也。
○尚左尚右尚左、尚右，诸家之说纷纷。《老子。经武章》云：君子居则贵左，用兵则贵右。又云：凶事尚右。按此事、兵事之尚右，尚有明证。《檀弓》：孔子拱而尚右，二三子皆尚右。孔子曰：“我则有姊之丧故也。”此凶事之尚右也。《左传》：楚庄王乘左广以遂晋师，见右广，将从之乘（右广本王所乘），屈荡止之曰：“君以此始，亦以此终。”自是楚之乘广尚左，则以偶然王乘左广得胜，遂改从尚左，可见平时用兵亦已尚右也。（按桓八年楚子伐随，随季梁曰：“楚人尚左，君必左。”是楚兵事先亦尚左，后乃改尚右。）此戎事尚右之证也。戎事、凶事既尚右，则非戎事、兵事自当尚左。《诗》《书》所载，凡言左与右，必曰左右而不曰右左，则左先于右可知。《觐礼》：诸侯朝于天子，同姓西面北上，异姓东面北上，若论异姓为后之义，则朝仪固尚左。《檀弓》二三子因孔子有姊丧之言，遂改而尚左。则平时本亦尚左，此明证也。惟《乡饮酒礼》主人就东阶，客就西阶。所谓宾西北取天地尊严之气，主东南取产物以养人，此则别有取义。而后人习见夫宾位居右，以为尊敬，遂凡事皆尚右。《左传》：晋士曰：“分土而封之，是左之也。”王叔与伯舆争政，王右伯舆。《国策》：赵王以蔺相如为卿，位廉颇右。颇曰：“相如徒以口舌，位在我上，我必杀之。”苏代谓魏王曰：“公孙衍将右韩而左魏，田文将右齐而左魏。”《说苑。君道篇》：郭隗曰：“君将东面以求臣，则厮役之材至；西面以求臣，则朋友之材至。”此皆战国尚右之明证也。（信陵君从车骑，虚左自迎侯生，此则车中之制，与他处不同。《礼记》：乘君之乘车，不敢旷左。注谓车上御者在右，所以便作事，而君则在左，故乘车尊左也。）《史记》：鸿门之宴，项王东向坐。韩信得广武君，东向而师尊之。则秦时亦尚右。汉承秦制，亦以右为尊。《史记》：陈平愿以右丞相让周勃，帝乃以勃为右丞相，位次第一，平为左丞相，位次第二。武安侯召客，自坐东向，以为汉相尊，当然。灌夫遇有势在己之右者必陵之，在己之左者则敬之。《汉书》：黄霸初以入谷为吏，冯翊以其入财得官，不署右职。颜师古曰：右职，高职也。其有得罪下迁者，则曰左迁。《史记》：韩王信谓汉王曰：“项王王诸将善地，而王独远居，是左迁也。”《汉书》：高祖欲以周昌为赵相，昌不肯。高祖曰：“吾极知其左迁。”又《诸侯王表序》云：武帝有衡山、淮南之谋，乃作左官之令。服虔曰：仕于侯国者曰左官，以不得仕于王朝也。是两汉尊右卑左，久为定制。至汉以后，改从尚左，则不知于何时。《梁书》：天监六年诏曰：近代元日朝毕，次会群臣，就西壁下东向坐。求之古义，王者宴万国，惟应南面，何更居东面？于是御座南向，以西方为上，皇太子以下在北壁坐者悉西边东向，尚书以下在南方坐者悉东边西向。是梁时虽正南面之位，而殿廷宴会诸臣犹以西为上。然《南史》：宋元嘉六年，以临川王义庆为左仆射，吏部尚书江夷为右仆射。《北史》：齐天统三年，以段韶为左丞相，贺拔仁为右丞相。武平二年，以右丞相斛律光为左丞相。皆以左序为右之先，则六朝时官序已皆尚左。而天监会宴群臣，仍以西为上者，盖专属宴会坐次耳。大抵三代以上，朝班官序本皆尚左，惟宴饮之事沿乡饮酒礼，以右为尊。其后相习为常，遂一概尚右。至六朝官序已上左，而宴席犹尚右也。唐时朝制尚左，尤有明证。颜师古注《汉书》，其于“左迁”则曰：是时尊右卑左，故谓贬秩为左迁。其于“左官之令”则曰：汉依古制，朝廷之例，以右为尊，故谓降秩为左。师古系唐人，而谓尊右是汉制，可见唐时一切皆尚左。宋宣仁太皇太后欲令钦圣向太后居宁寿宫。后辞曰：“安有姑居西而妇处东，失上下之礼？”遂居隆宫。戴埴《鼠璞》亦云：本朝官制如左右仆射，左右丞相、左右丞、左右司谏，皆不以右为尊，而独以右文为秘省殿名，何也？此又宋以来尚左之可考者。至有元一代之礼，则皆尚右。《元史》：或荐赵世延参知政事，仁宗曰：“世延诚可用，然雍古氏非汉人，其署宜居右。”遂以阿散为右丞相，世延参知政事。文宗以燕帖木儿有大功，欲独相以宠异之，乃以为右丞相，罢左丞相不设。搠思监先为中书左丞相，寻进右丞相。是元时以右为尊也。今之尚左，则自明太祖始。太祖称吴王时犹沿元制尚右，以李善长为右相国，徐达为左相国。及灭张士城后，始改礼仪尚左，乃以善长为左相国，徐达为右相国。黄瑜《双槐岁抄》云：吴元年丁未十月丙午之制也。
○万岁万岁本古人庆贺之词。《吕氏春秋》：宋康王为长夜之饮，室中人呼万岁，堂上堂下之人以及国中皆应之。《韩非子》：巫觋之祝人曰使君千秋万岁之声聒耳。《新序》：梁君出猎归，入庙中呼万岁。《史记》：优旃悯陛郎雨立，有顷，殿上上寿，称万岁。田单伪约降于燕，燕军皆呼万岁。纪信诳楚曰：“食尽汉王降。”楚军皆呼万岁。项羽归太公、吕后于汉，汉军皆呼万岁。陆贾奏《新语》，左右皆称善呼万岁。武帝登嵩高，空中闻呼万岁者三。《后汉书》：任光守信都，光武自蓟还，不知所向，或传信都独为汉守，乃赴之。光等方惧不能守，光武至，吏民大喜，皆呼万岁。《冯异传》：时军乏食，赵臣将兵来助，并送缣谷，军中皆呼万岁。《田鲂传》：光武以贼延褒等付鲂诛之，鲂赦之，皆称万岁。《马援传》：援封侯，掾史皆称万岁。《耿恭传》：恭为匈奴所围，绝水凿井，拜，新泉涌出，众皆称万岁。匈奴又益兵围恭，军吏范羌自敦煌率兵迎恭，城中夜闻兵马声，以为匈奴大至，及见羌，皆呼万岁。《李固传》：固蒙赦出狱，京师市里皆称万岁。《董卓传》：卓既诛，内外士卒皆称万岁。《吴志》：甘宁入魏营，斩数十级还，入营作鼓吹，称万岁。《魏志》：马超攻冀城，刺史韦康遣阎温出城告急，为超所得，遣至城下，使告东方无救。温大呼曰：“大将军不过三日至矣！”城中皆泣，呼万岁。《晋书》：张祚淫虐，张琚杀之，国人皆呼万岁。《宋书》：苍梧王淫虐，为杨玉夫等所弑，殿中皆称万岁。《南史》：臧质引军至盱眙，太守沈璞纳之，质见城中丰实，众皆称万岁。《隋书》：王世充与李密战，预索一貌类密者，战酣，时使牵过阵前，曰：“已得李密矣！”士卒皆呼万岁。《唐书》：郭子仪执酒与回纥誓曰：“大唐天子万岁！回纥可汗万岁！两国将相亦万岁！”《通鉴》：唐末王绪诛杀将校，人人自危，王潮伏壮士擒之，军士皆呼万岁。此皆上下庆贺之通称也。又《汉书。翟方进传》：李寻以星变责方进，而云万岁之斯期近，慎朝暮。师古注：万岁之期，指方进之死也。则并有以称臣下之死期者。《后汉书》有广宗殇王名万岁。《北史》后周时有李远，字万岁。隋时有史万岁。《唐书》颜真卿守平原时，有将刁万岁。可见此字上下可以通称，若专属至尊之称，敦敢以之为字名者，然专以此为至尊之称，亦有所自。《汉书。宣帝纪》：单于来朝，蛮夷君长王侯数万人夹道，上登渭桥，咸称万岁。似已属君上之称。《后汉书。韩棱传》：窦宪破匈奴还，尚书以下欲拜之，称万岁。棱正色曰：“礼无人臣称万岁之制！”则汉时已属至尊之专称矣。《後汉书。礼仪志》：策拜太子礼毕，三公上殿贺寿，称万岁。又正月朔朝贺，皆称万岁。则并著为朝仪。孙盛《献帝起居注》：董卓废帝，立陈留王，宣诏讫，莫有应者。尚书丁公曰：“大臣既为社稷计，诚合天人，请称万岁。”《晋书》：桓玄篡位，登郊坛告天，而仪注不备，忘称万岁。《宋书》：晋安王子勋僭位于寻阳，行礼日，群臣忘称万岁。《魏书》：道武帝登极，临天文殿，太尉、司徒进玺绶，百官咸称万岁。北齐武成帝过东郡，孟业为郡守，率人吏俱唱万岁，导引需而行。又南安王思好反，诏发兵拒之，军士皆曰：“南安王来，我辈惟当唱万岁奉迎耳。”《唐书》：昭宗东迁，民夹道呼万岁。上泣谓曰：“勿呼万岁，朕不复为汝主矣！”《五代史》：朱友弑逆，均王友贞谕将士讨逆之意，军士皆呼万岁，奉王为主。晋王存勖称帝，诸臣皆不欲，苏循自梁来降，即舞蹈万岁。石敬瑭为节度使，军中有拥之呼万岁者，敬瑭斩之乃止。后汉隐帝被害，迎武宁节度使ど入即位，在道仗卫皆如王者，左右呼万岁，郭威兵至澶州，将士呼噪，以为天子，呼万岁。《宋史》：太祖陈桥兵变，归京师，范质、王溥同往见。质初不拜，溥先拜，质不得已从之，且称万岁。《张逊传》：寇准与温仲舒并辔，有狂民迎马首呼万岁，为逊所奉。《曹利用传》：从子被酒，衣黄衣，令人呼万岁，杖死。《金史》：章宗禁优人不得以前代帝王为戏及称万岁。此又皆以万岁专称主上者。盖古人饮酒必上寿称庆曰万岁，其始上下通用为庆贺之词，犹俗所云万福、万幸之类耳。因殿陛之间用之，后乃遂为至尊之专称。而民间口语相沿未改，故唐末犹有以为庆贺者，久之，遂莫敢用也。（庄绰《鸡肋编》：广南岁除爆竹，军民环聚大呼万岁，尤属可属可骇。是宋时久已为君上之称，故以此为可骇。）邵二泉《学史》谓：自嵩呼闻于汉，而万岁云者遂为祝君之词，一人之外，其谁敢干之哉！此二泉亦不知万岁二字，历汉、唐尚为通称也。按《续文献通考》元时朝仪犹有舞蹈呼万岁之制。《明史》：万安于宪宗御殿时，诸臣奏事未毕，安遽顾首呼万岁欲出，诸臣不得已皆退。中官戏朝士曰：“若辈尝言不召见，及见，止知呼万岁耳。”是前朝臣子见君犹有呼万岁之礼。今宫廷尚有万岁之称，而朝贺则无舞蹈三呼，盖至敬无文，不事虚礼也。
○露布《三国志。王肃传》注引《世语》：马超反，劫贾洪作露布，钟繇识其文，曰：“此贾洪作也。”《文章缘起》引此为露布之始。然露布之名，汉已有之，但非专用于军旅耳。《汉书》：何武为刺史，劾奏属吏，必先露章。《汉官仪》：凡制书皆弥封，惟赦赎令司徒印露布州郡。《后汉书。礼仪志》：大丧则诸侯王遣大夫奉吊，驿马露布。又汉桓帝时地震，李云露布上书，移副三府。亦谓之露版。《魏武奏事》云：有警急辄露板插羽。《文心雕龙》曰：露布者，露版不封，布诸视听也。自贾洪作此讨曹操，后遂专用于军事。如《世说》：桓温北征，令袁宏倚马作露布，手不停笔，俄成七纸是也。然既为征讨时所用，则犹是檄文之类，非专用以奏捷者。故《文心雕龙》又云：露布者，天子亲戎则称恭行天罚，诸侯御师则称肃将王诛，是本以声罪致讨也。至元魏则以之奏捷，而更有书帛于竿之例。按《隋礼仪志》及《通典》记元魏攻战克捷，欲天下闻知，乃书帛建于漆竿上。《北史》：魏高祖南伐，长史韩显宗斩齐将，高祖曰：“何为不作露布？”对曰：“擒斩不多，若复高曳长缣，虚张功捷，其罪弥甚。臣所以敛毫卷帛，解上而已。”齐神武芒山之捷，命杜弼为露布，即书绢，曾不起草。此其证也。故《封氏闻见记》云：诸军破贼，则以帛书建诸竿上，兵部谓不封检而宣布，欲四方速知也。乃《五代史》后唐庄宗擒刘守光，命王缄草露布，缄书于布，令人曳之，论者反笑其不知故事。而欧公亦遂记之，以著缄之陋，岂欧公亦不知元魏故事耶？《初学记》引《春秋佐助期》曰：武露布，文露沉。宋均谓：甘露见其国，布散者人尚武，若文采者，则甘露沉重。此露布字又别有义。
○衙门衙门本牙门之讹。《周礼》谓之旌门。郑氏“司常”注所云，巡狩兵车之会，皆建太常是也。其旗两边刻缯如牙状，故亦曰牙旗。后因因谓营门曰牙门。《后汉书。袁绍传》：拔其牙门。牙门之名始此。《封氏闻见记》云：军中听令，必至牙门之下，与府廷无异。近俗尚武，故称公府为公牙，府门为牙门。然则初第称之于军旅，后渐移于朝署耳。然移于朝署亦第作牙，而无所谓衙者。衙字《春秋》有彭衙，《楚词》有飞廉之衙衙。《说文》及《集韵》皆音作语，无所谓牙音者。郑康成注《仪礼》“绥泽”云：取其香且衙湿。《群经音辨》曰：衙音迓。于是始有迓音，然犹未作平声也。及如淳注《汉书》“衙县”音衙为牙，于是始有牙之音。如淳系魏时人，则读衙为牙，当起于魏、晋，而讹牙门为衙门，亦即始于是时耳。袁文谓许慎《说文》衙字无牙音，而陆德明于《左传》“彭衙”下不音某字者，盖德明唐人，见当时已呼为牙音，而《说文》又无此音，故不敢音，以此知衙之音牙，出于唐人云云，是尚未考如淳《汉书注》也。《南史》：侯景将帅谋臣朝，必集行列门外，以次引进，谓之衙门。则六朝时又久已讹牙门为衙门。故李济翁《资暇录》谓：武职押衙，本押牙旗者。《通鉴》从其说，而以唐制正衙奏事改为正牙奏事。《旧唐书》凡正衙及衙门俱作衙字，《新唐书》俱改作牙字，盖皆推本言之也。然牙、衙之相混固已久矣。（唐制：天子御宣政殿，谓之正衙；御紫宸殿，谓之内衙。宋太宗时，张洎谓朝廷或修复正衙，当下两制，预加考订。则宋时朝廷犹称衙。见《梁溪漫志》。）吴斗南又谓：汉制有金吾、木吾，所以参卫于朝署之前者。吾本读作牙，后世衙门之讹，当自吾字始。此亦一说。《封氏闻见录》亦曰：困以公门外刻木为牙，立于门外，故称牙门，后牙讹为衙也。
○幕府《汉书。李广传》：“莫府省文书”，晋灼曰：莫，大也。卫青征匈奴，绝大莫，帝就拜大将军于莫中府，故曰莫府。莫府之名始于此也。师古曰：此说非。莫府者，以军幕为义，古字通用耳。军旅无常居，故以帐幕言之。廉颇、李牧市租皆入幕府，非因卫青始有其号也。然则幕府始于战国时也。但古所谓幕府，指将帅在外之营帐而言，而官吏牙署未有称幕府者。《后汉书。班固传》：永平初，东平王苍以至戚为骠骑将军辅政，开东阁，固奏记于王曰：“今幕府新开，广延英俊。”后世称衙署为幕府始此。盖固本以东平有骠骑之号，故以幕府称之，而其实非帅将在外之营帐，故后人遂相沿为牙署之称也。
○视草翰林草制书辄曰视草。《明史。陈仁锡传》：魏忠贤进爵上公，仁锡当视草，持不可，曰：“世自有视草者。”是竟以代言为视草，其实非也。《汉书。淮南王安传》：安善为文词，武帝每为报书，常召司马相如等视草乃遣。视草二字始见此，言作书已就，令相如等复视草稿，始遣去，非令相如等作书也。温革《隐窟杂志》引光武诏邓禹曰：“司徒，尧也；赤眉，桀也。”谓此等语必非臣下代言所敢出。《南史》：魏孝文帝有大文笔，马上口授，及其成也，不改一字。自太和十年已后，诏策皆帝文也。则古帝王固尝多自作诏令。《新唐书。上官仪传》：太宗每属文，遣仪视稿。《张说传》：玄宗好文词，有所为，必使视草。《徐楚璧传》：开元时为集贤院学士，帝属文，多令视草。此皆视草故事，非以代言为视草也。（《旧唐书。百官志》：翰林供奉，或宸翰所挥，亦资其检讨，谓之视草。此尤明证。）
○禽兽草木互名《尔雅》：二足而羽谓之禽，四足而毛谓之兽。然兽亦有名禽者。《易》：王用三驱，失前禽。孔颖达云：驱者亦曰禽。《白虎通》亦谓：禽者，鸟兽总名也。曹植诗：左挽因右射，一纵两禽连。王充《论衡》有云：子之禽鼠，丑之禽牛。东坡《却鼠刀铭》：夫猫鸷禽，昼巡夜视。皆以兽为禽。故吴师道答吴草庐，亦谓禽即兽，而引《礼记》“猩猩能言，不离禽兽”证之也。惟禽而名兽，则不多见。《尚书》百兽率舞，焦谓非专指走兽也，因推论云：《后汉书。华陀传》有五禽之术，曰虎，曰熊，曰鹿，曰猿，曰鸟，是兽可名禽也。《考工记》：天下大兽五：脂者，裸者，膏者，羽者，鳞者。是禽可名兽也，然则两足者亦得谓之兽矣。至郑康成《周礼注》：凡鸟兽未孕曰禽。此别是一义。又飞曰雌雄，走曰牝牡，亦有可通用者。《诗》：尔牧来思，以薪以蒸，以雌以雄。《左传》：获其雄狐。《焦氏易林》：雄犬夜鸣。《木兰诗》：雄免脚扑朔，雌免眼迷离。此以走而称雄雌者也。《书》：牝鸡司晨。《山海经》：带山有鸟，名曰奇余，自为牝牡。是以飞而称牝牡者也。又郑瑗《井观琐言》谓五行有木而无草，则草亦可谓之木。《洪范》言庶草蕃庑而不及木，则木亦可谓之草。又《尔雅。释草篇》笋，竹萌。《山海经》：其草多族，厥族多｛眉｝。皆以竹为草类，是竹本亦谓之草也。
○素王《庄子。天道篇》：虚静恬淡，以之处下，玄圣素王之道也。《史记》：伊尹见汤，言素王及九主之事。注云：素王者，太素之王，其道质素也。是尚未以专属孔子。盖古来原有此语，谓圣人之穷而在下者耳。《家语》：齐太史子舆见孔子，退谓南宫敬叔曰：“天将欲与素王之乎？”此孔子称素王之始。王充《论衡。超奇篇》云：孔子之《春秋》，素王之业也；诸子之传书，素相之事也。诸子谓阳成子作《乐经》，扬子云作《太玄经》也。又《定贤篇》云：孔子素王之业在《春秋》，桓君山素丞相之迹在《新论》。则又有素相、素丞相之称。杜预《左传序》谓：孔子修《春秋》，立素王，左丘明为素臣。
○吴会施宿《会稽郡志》曰：《三国志》吴郡、会稽为吴、会二郡，前辈读为都会之会，恐非。顾宁人则据《后汉书》以驳之，谓东汉顺帝永建四年，始分会稽郡之地为吴郡，而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。吴王濞传》已有“吴会轻悍”之语。（今本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皆作“吴会稽”，宁人谓稽字乃后人所妄增。）是西汉已称吴会，可见吴会云者，犹言吴都尔。并引胡三省《通鉴辨误》谓太史公以吴为江南一都会，故后人称为吴会，则所谓吴会者，不得即以为会稽之会也。因历举陈思王《求自试表》、晋文王《与孙皓书》、魏元帝《加晋文王九锡文》、郑冲《劝晋王笺》、陈寿《上诸葛集》等文，所称吴会皆当读作都会之会，不得作会稽之会。其说固辨，不知西汉时会稽郡治本在吴县，时俗以郡县连称，故云吴会。观《汉书。地理志》便自了然。项梁、项籍杀会稽守，举吴中兵八千人渡江而西。守所驻在吴，故杀守即起吴兵。又朱买臣本吴人，出为会稽守，即其乡郡也。是西汉时所谓吴会，本已读作会稽之会矣。其尤显然可证者，魏文帝诗云：“惜哉时不遇，适与飘风会。吹我东南行，行行至吴会。”若吴会字亦读作都会之会，岂有两韵按连而重复若此者？且宁人所引陈思王等文为据，更疏而无当。东汉已分吴与会稽为两郡，故《三国志》所谓吴会皆指两郡言。如《孙策传》：策自领会稽太守，以朱治为吴郡太守。《孙贲传》：策已平吴会二郡。《朱桓传》：权授桓兵，使部伍吴会二郡是也。陈思王等皆三国时人，则所云吴会正指吴郡、会稽，安得读作都会之会耶？至陆放翁《老学庵笔记》谓吴会当是吴兴、会稽两郡，则又得之于会稽，而失之于吴。东汉、三国尚未有吴兴郡，岂得以后世郡名牵合前人语？总由于不考会稽郡治本在吴县，西汉时以郡县连称，已作会稽之会，是以有此纷纷也。又东汉以后，虽分吴与会稽为两郡，而会稽所管在钱塘江之南，其江以北皆属吴郡。《程普传》：策入会稽，以普为吴郡都尉，治钱塘。《宋书。沈演之传》：东诸郡大水，义兴及吴郡之钱塘升米三百。可见六朝时钱塘犹为吴郡地。唐人诗所谓“到江吴地尽，隔岸越山多”也。（按孟浩然《适越留别谯县张主簿、申屠少府》诗云：“朝乘汴河流，夕次谯县界。幸值西风吹，得与故人会。君学梅福隐，余从伯鸾迈。别后能相思，浮云在吴会。”上会字会晤之会，下会字会稽之会，故可分叶也。然则唐人犹以吴会作会稽读，宁人忽欲改为都会之会，何耶？）
○主臣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。陈平传》：文帝问陈平决狱钱谷，平谢曰：“主臣。”张晏曰：若今人谢曰惶恐也。文颖曰：犹今言死罪也。孟康曰：主臣主郡臣也。晋灼曰：主，击也；臣服也。言其击服，惶恐之词。然《文选》任《弹曹景宗文》叙事既讫，云：“景宗即主（句）臣谨案某臣景宗”云云。其奏弹刘整及沈约弹王源文亦然。李善读法则从“主”字析句。洪容斋乃引《史》《汉》为据，谓亦当以“主臣”为句，而诋李善之误，殊不知非也。盖“某即主”句，乃总结前案，以明罪有所归，而下复出己意以断之，“主”字之义，犹言魁首耳。若从容斋之说，则所谓“某人即惶恐者”，有何义哉？按《魏书。于忠传》御史尉元匡奏曰：“前领军将军臣忠，不能砥砺名行，自求多福，方因矫制，擅相除假，清官显职，岁月隆崇，伤礼败德。臣忠即主，谨案臣忠”云云。又《阉宦传》：御史中尉王显奏言：“风闻前洛州刺史阴平子石荣，积射将军抱老寿，恣荡非轨，易室而奸，臊声布于朝野，丑音被于行路。即摄鞫问，皆与风闻无差，犯礼伤化。老寿等即主，谨案石荣”云云。此两篇体例相同，“主”字之下，“谨案”之上，俱不用“臣”字，益知李善读法别有此例矣。
○不暇草书《晋书。卫恒传》云：匆匆不暇草书。乃最速者反云不暇。东坡尝求其说而不得。近代虞虹升以为草书乃起草耳，不暇草书，谓不及起草，其中不免有涂抹添改，失敬谨之意，故言及之。此说甚新，然亦非也。章草虽起于汉时（褚少孙补《史记三王世家》云：谨论次其真草诏书，编于左方。是少孙所亲见简策之文，可见武帝时已有草书矣，草书并可用之章奏，故曰章草），而魏、晋间体尚未备，习之者亦少，为草书必经营结撰，摹形揣势而始成，故倍难于真书，非如后世之习用便易。观成公绥所记《草书势》，索靖所述《草书状》，其不易作可知。卫恒亦有《论草书》一篇，尤见结构之难也。草书至王羲之始尽善，然其《题卫夫人笔阵图后》所言学草书之法，如点必须空中遥掷笔之类，自非可苟作者。恒尚在羲之前，则正当讲求结体用笔时，是以作草甚难，而匆遽时有不暇也。○罄南山竹李密《讨炀帝檄》有云：罄南山之竹，书罪无穷。盖本《吕氏春秋。明理篇》“乱国所生之物，尽荆越之竹，犹不能书也。”然此语引用者甚多。齐宣德太后废东昏之诏曰：“罄楚越之竹，未足以言。”梁武《讨东昏檄》亦云：尽寓县之竹，未足纪其过。魏孝庄帝诛尔朱荣之诏亦云：擢发书罪，盖不足称；斩竹书愆，岂云能尽。此皆在李密之前。
○日射三十六熊赋金主亮以《日射三十六熊赋》题试进士，当时施宜生廷试第二，所云“圣天子内敷文德，外扬武功。云屯一百万骑，日射三十六熊”也。按此本辽事。《辽史》：兴宗猎黄花山，获熊三十六。会延和殿御试进士，即以《日射三十六熊赋》为题，赐冯立、赵徽等四十九人进士第，并赐绯衣银鱼。金海陵之命题，盖本诸此。（《北史》：沙钵略一日手杀鹿十八头。魏暴显一日手获禽兽七十三。后周宇文贵年十一岁，一日射野马及鹿十五头。窦炽与宇文护分射，炽得十七头，护得十一头。杨忠从周文猎，独捣一虎，左挟其腰，右拔其舌。唐裴善射，一日得虎三十一。王武俊一日射雉免九十五。辽雅里一日射黄羊四十，狼二十一。）○敛衽虞兆氵隆谓：今世女人拜称敛衽，而苏子瞻《舟中听大夫弹琴》诗云：敛衽窃听独激昂。则古人男子亦称敛衽矣云云。按《国策》江乙说安陵君曰：“一国之众，见君莫不敛衽而拜。”《史记。留候世家》：郦生劝立六国后，曰：“陛下南乡称霸，楚必敛衽而朝。”《后汉书：和熹邓后纪论》：嗣主侧目，敛衽于虚器。《新唐书。后妃传序》：杨氏未死，玄乱厥谋；张后制中，肃几敛衽。皆就男子而言之，则男子之称敛衽，亦不第见于苏诗也。又元熊禾《题东坡集》云：东坡真天人，再拜为敛衽。则元时犹未以敛衽专属之女人。
●卷二十二○经史子集古书分类，未有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之名。汉哀帝时，刘歆著《七略》。宋元徽中，王俭撰《七志》。梁普通中，阮孝绪撰《七录》。隋大业中，许善心撰《七林》。此皆以七分部者也。其以四部分者，自晋秘书监荀勖始，曰甲部，纪六艺及小学等；二乙部，则诸子及兵家、术数等；三丙部，则《史记》、《皇览》等；四丁部，则诗赋及汲冢书等。其中编次，子先于史，汲书又杂词赋内，位置俱未免失当，然后之以四部编者，实本于此。宋谢灵运、殷淳，梁任、殷钧等因之，各造四部书目。竟陵王子良集学士依《皇览》例为《四部要略》，犹皆以甲、乙、丙、丁为部。隋炀帝于观文殿东西厢藏书，东屋藏甲、乙，西屋藏丙、丁，亦仍旧称。其名以经、史、子、集者，则唐武德初魏郑公收东都图书，命司农少卿宋遵贵载以船，氵斥河西上，凡八万六千九百六十六卷。其后又因马怀素奏，乃令殷践猷等治经，韦述等治史，毋等治子，王湾等治集（见《马怀素传》）。自此经、史、子、集之为四部，一成不变矣。今《隋书。经籍志》已分经、史、子、集者，《隋书》本唐人所修也（《宋史。谢泌传》云：唐景龙中，分经、史、子、集，命薛稷、沈期、武平一、马怀素分掌）。近代说部之书最多，或又当作经、史、子、集、说五部也。（《隋书》：辛彦之撰《坟典》一部，《六官》一部，《祝文》一部，《礼要》一部，《新礼》一部，《五经异义》一部，此又私集称部之名。）
○诗文以集名《汉艺文志》有辑略。师古曰：辑与集同。然当是时，犹未有以集名书者，故志所载诗赋等皆不曰集。晋荀勖分书为四部，其四曰丁。宋王俭撰《七志》，其三曰文翰，亦尚未有集之名。梁阮孝绪为《七录》，始有文集录。故《隋经籍志》以荀况、宋玉等所著书及诗赋等皆谓之集。然《经籍志序》云：别集之名，汉东京之所创也。灵均以降，属文之士多矣，后之君子欲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，故别聚焉，名之为集。则集之名又似起于东汉。然据此则古所谓集，乃后人聚前人所作而名之，非作者之自称为集也。
○诗笔陆游《笔记》：六朝人谓文为笔。顾宁人亦引其说。不知六朝人称文与笔，又自有别。《文心雕龙》曰：今俗常言无韵者，笔也；有韵者，文也。是六朝人以韵语为文，散行为笔耳。按《南史。沈约传》：谢元晖善为诗，任彦升工于笔，约兼而有之。《庾肩吾传》：梁简文《与湘东王书》曰：“诗既若此，笔又如之。”又曰：“谢、沈约之诗，任、陆亻垂之笔。”《任传》：以文才见知，时人谓任笔沈诗。闻甚以为病，晚节转好著诗，欲以倾沈。用事过多，属辞不得流便，都下士子慕之，转为穿凿。又刘孝绰称弟仪与威云三笔六诗（三孝仪，六孝威也）。是皆以诗、笔对言。放翁因其以诗对笔，遂疑笔即文耳。然《北史。邢昕传》：杂笔三十余篇。此专言笔也。而《邢臧传》：文笔九百余篇。《刘邈传》：文笔三十余篇。则又文与笔并言。可见文与笔自是二种，若笔即是文，何以有专言笔者，又有兼言文笔者；则六朝所谓文笔，当以刘勰言为据也。至老杜《寄贾至、严武》诗云：“贾笔论孤愤，严诗赋几篇。”元好问诗亦云：“杜诗韩笔愁来读，似倩麻姑痒处抓。”亦袭六朝语也。
○序孙炎云：序，端绪也。孔子作《序卦》及《尚书序》，子夏作《诗序》，其来尚已。然何休、杜预之序《左氏》《公羊》，乃传经者之自为序也。史迁、班固之《序传》，乃作史者之身为序也。刘向之《叙录》诸书，乃校书者之自为序也。其假手于他人以重于世者，自皇甫谧之序左思《三都》始。
○章句、集注朱子作《大学、中庸章句》、《论语、孟子集注》，其名非创也。汉《艺文志》：《易经》有章句，施、孟、梁丘氏各二篇，《尚书》有欧阳章句三十一卷，大、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，《春秋》有《公羊章句》、《梁章句》。张禹为帝师，以上难数问，乃为《论语章句》上之，后汉杨终作《春秋外传》，改定章句，牟长著《尚书章句》，赵岐作《孟子章句》，梁武作《孔子正言章句》，沈洙通《五经》章句。此章句之所本也。晋灼集服虔、应劭等《汉书音义》汇为一部，名曰《汉书集注》。陶宏景著《孝经、论语集注》，崔灵恩有《集注毛诗》二十二卷，《集注周礼》四十卷。此集注之所本也。
○题目《北史。念贤传》：魏孝武作行殿初成，未有题目，诏侍臣各名之。念贤拟以圆极，帝曰：“正与朕意同。”题目二字始见于此。孔颖达《尚书。大禹谟正义》云：史将录禹之事，故为题目之词。北齐文宣帝令辛术选百官，时参选者二三千人，术题目士子，人无谤ゥ，此则品题之意。
○破题今八股起二句曰破题，然破题不始于八股也。李肇《国史补》：李程试《日五色赋》，既出闱，杨于陵见其破题云“德动天鉴，祥开日华”，许以必擢状元。是唐人以作赋起处已曰破题。刘贡父《诗话》云：有闽士作《清明象天赋》破题云：“天道如何，仰之弥高。”《萤雪杂说》：俞陶作《天之历数在舜躬赋》，破题云：“神圣相授，天人会同。何讴歌不之尧子，盖历数在于舜躬。”陈元裕主文衡，出“大椿八千岁为春秋”，满场破题皆阁笔，遂自作云：“物数有极，椿龄独长。以岁历八千之久，成春秋二序之常。”蔡曼卿作《君人成天地之化》，破题云：“物产于地，形钟自天。赖君人之有作，成化功之未全。”陈尹作《文帝前席贾生赋》，破题云：“文帝好问，贾生力陈。忘其势之前席，重所言之过人。”陈季陆出《皇极统三德与五事赋》，魁者破题云：“极有所会，理无或遗。统三德与五事，贯一中于百为。”张亢门客作《坤厚载物赋》，诵其破题于亢曰：“粤有大德，其名曰坤。”亢应曰：“续两句可赠和尚，曰：非讲经之座主，是传法之沙门。”又范蜀公赋《长啸却敌骑》，破题云：“制动以静，善胜不争。”宋景文破题云：“月满边塞，人登戍楼。”是皆赋之破题也。诗亦有破题。《六一诗话》谓，梅圣俞《河豚》诗开首“春洲生荻芽，春岸飞杨花。”只此破题，已道尽河豚好处。《萤雪杂说》：汤黄中试《秋燕已如客》诗，破题云：“近人方贺厦，如客已惊秋。”《石林诗话》亦谓，骆宾王《灵隐寺》诗唯破题“鹫岭郁召，龙宫隐寂寥”是宋之问所作，下皆宾王作。此又诗之破题也。《夷坚志》：程觉改习《易经》，谒老儒张师韩传《易》义。张教以预拟题目，如“圣人作，万物睹”之类。仍教以破题及主意，于是遂捷。此则经义之破题也。○别字字之音同而义异者，俗儒不知，辄误写用，世所谓别字也：此亦有所本。《后汉书。儒林传》：光武令尹敏校谶书，敏曰：“谶书非圣人所作，其中多近鄙别字，颇类世俗之辞，恐疑误后生。”
○音字用点一字数音者，汉时但借他字比其音，郑康成所谓仓卒无字，以音类比方假借者也。至魏孙炎始作反音，则今反切之学也。张守节云：初音者皆为正字，不须点发。字或数音，观义点发皆依平上去入，若发平声，每从左起。然则非本音而假借从他音者，古人皆用点也。颜师古《匡谬正俗》谓：副本音劈，后人误以为副贰之副，系其本音，而于《诗》坼副读作劈者，转以朱点发，失其本矣。此亦用点别他音之据。今人于字之读作别音者，各于其平上去入方位，或用点，或用圈，本古法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