陔余丛考 - 第 15 页/共 33 页
《庚申外史》：顺帝时，尚书高保哥奏：“文宗在时，谓陛下非明宗子。”帝大怒，究当时作诏者，欲杀虞集、马祖常二人。二人呈上文宗御笔，脱脱在旁曰：“彼负天下名，后世只谓陛下杀此秀才。”乃舍之。按：至元十三年瀛国公降，年六岁。至元二十五年，瀛国学佛土番，年十八岁。延七年，顺帝生之岁，瀛国公年五十。野史所云，或未必无因也。
◎《明史》○《明史》多附书《明史》事多而文省，最为简密。其法之尤善者，莫如附书之例。如忠义、文苑等传，一传之内，牵连书者辄数十人，盖人各一传则不胜立，而传此舍彼又嫌挂漏，故各从其类，一一附书，既不没其人，又不伤于冗，此史家剪裁法也。如《陈友定传》后附以元末死事诸臣，凡《元史》所不载者皆具焉。而明初南昌死事之十四人，康郎山死事之三十五人，则类叙于《赵普胜传》后。正统中死土木之难者，惟张辅等另有专传外，其他则类叙于曹鼐等传后。正德中谏南巡被杖者百馀人，则类叙于舒芬、夏良胜、何遵等传后。嘉靖中议大礼被杖之数百人，则类叙于何孟春等传后。李福达之狱坐罪者四十馀人，则类叙于《马寻传》后。皆此法也。又建文从亡诸臣，如台州樵夫、乐清樵夫、河西佣、补锅匠、马二子、云门僧、若耶僧、玉山樵、云庵和尚之类，皆据《从亡录》、《致身录》（史仲彬撰）、《革除录》（宋瑞仪撰）、《忠贤奇秘录》（王诏撰）诸书采入。此等野史，其真伪虽不可知，然皆附于殉节诸贤传后，所谓与其过而去之，毋宁过而存之，又见修史者之用意也。
○《明史》父子兄弟不同传《南、北史》、《新唐书》体例，凡一人有传，则其子孙应传皆附于此人之后。《明史》则不然，如周与其子金，耿九畴与其子裕，李遂与其子材，陈以勤与其子于陛，郑晓与其子履仁，王忄予与其子世贞、世懋，刘显与其子纟廷，皆父子也，而各自为传。盖分传则时代清楚，使阅者一览了然，此亦作史旧法。又如马思聪有传，而其子明衡反附于《邓继曾传》后，以明衡与继曾同谏昭圣太后传免朝贺一事同获罪也。瞿景淳之子汝稷、汝说，附《景淳传》后，而汝说子式耜又另立传，与何腾蛟同卷，则以式耜与腾蛟皆明末一大关系之人也。而《张居正传》后乃又附其曾孙同敝，《马芳传》亦附其子林及孙广，似乎自变其例，然此盖有意附之，以见居正之有贤子孙，而马氏则三世皆死国难也。
○《明史》多载原文《明史》于诸臣奏议，凡切于当时利弊者多载之。如蒋钦之劾刘瑾也，沈炼、杨继盛之劾严嵩，吴中行、赵用贤、邹元标之劾张居正也，杨涟之劾魏忠贤也，皆载其全文，不遗一字。此正修史者表彰深意。嘉靖中大礼之议，毛澄等之主考孝宗者，张璁、桂萼、方献夫等之主考兴献王者，各有一是，则并存其疏，使阅者彼此参观，而是非自见。此名如《李善长传》末载王国用为善长讼冤一疏，以见善长被诛之枉。《于谦传》末载成化中复官赐祭诰词，以见谦被害之冤。《熊廷弼传》末载韩广请给其首归葬一疏，文情恺切，议论公平，廷弼功罪于此而定，更非漫焉抄入者，此可以见作史者之用意也。至如《扩廓传》载蔡子英上明太祖一书，《方国珍传》载詹鼎代作乞降一表，《明升传》载杨，谕降一书，则又以其文皆有先奏、西汉之风而并存之，阅者细心读之，可以知去取之当矣。○大礼之议《明史》传赞持论虽本忠厚，而皆协是非之公。如嘉靖中大礼之仪，天下后世万口一词，皆是杨廷和而非张璁等。《明史》传赞独谓廷和等徒泥司马光、程颐濮园之说，英宗长育宫中，名称素定，世宗奉诏嗣位，承武宗后，事势各殊。诸臣徒见先贤大儒成说可据，而未准酌情理，以求至当，争之愈力，失之愈深。此论直足破当时循声附和之谬也。按廷和等所据者，汉定陶、南顿及宋濮园三事。汉成帝立定陶王为皇太子，立楚孝王孙景为定陶共王后，共王者，太子本生父也，此一据也。汉光武中兴，先立四亲庙，推南顿君以上至舂陵节修，后以张纯、窦融等议，乃以宣、元、成、哀、平五帝代四亲庙，而别为南顿君立皇考庙，此二据也。宋仁宗立濮安懿王子于宫中为皇太子，是为英宗，英宗登极，司马光谓濮王宜尊以高官大爵，称皇伯而不名，范镇亦言：“陛下既考仁宗，若复以濮王为考，于义未当。”程颐又言：“为人后者，谓所后为父母，而谓所生为伯父母。”此三据也。不知汉哀帝、宋英宗早经成帝、仁宗预立为子，其不得考共王、濮王固宜。汉至哀、平，国统中绝，光武崛起，重复汉祚，虽曰继统，实系创兴，原不必以宣、元以下为亲庙，其舍本生而立宣、元以下亲庙，本汉儒之谬也。即立宣、元亲庙矣，而其别立南顿君庙，亦仍曰皇考庙，并未尝去皇考之称也。至如明世宗之入继也，以武宗无子，而祖训有兄终弟及之义，故世宗以伦序得立。若以继统而即当考所继之君，则宜考武宗矣，以武宗从兄不当考而考孝宗，则又抹煞武宗一代矣。孝宗在日，自有武宗，并未尝立世宗为嗣也。世宗之生，在考宗既崩之后，并未尝奉孝宗命为嗣也。故廷和草武宗传位遗诏，亦但云“皇考孝宗敬皇帝亲弟兴献王长子某伦序当立，遵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，告于宗庙，迎嗣皇帝位。”其草世宗即位诏，亦云“奉皇兄遗诏入奉宗祧”，皆未敢明言以世宗为考宗子也，而奈何使之舍本生而考世父？此本廷和等之自为窒碍，毋怪张璁等之伺间也。璁之论曰：汉成帝之于哀帝，宋仁宗之于英宗，皆预立为嗣，养之宫中，其为人后之义甚明。今武宗无嗣，大臣遵祖训，以伦序立陛下，何得与预立为嗣者同例而论哉？方献夫疏曰：程颐濮议谓英宗既以仁宗为父，不当复以濮王为亲，此非宋儒之说不善，实今日之事不同。盖仁宗尝育英宗于宫中，孝宗未尝立陛下于宫中。孝宗未尝以陛下为后，陛下亦未尝后孝宗也。此二说者，明白了当，自为千古不易之论，故其疏一出，杨一清亦早心折之。世徒以考兴献者多小人，考孝宗者多正人，遂忘其立论之是非折衷于至当，此岂得为笃论乎，宋高宗将立孝宗为嗣，命廷臣集议本生父封爵。汪应辰定其称曰太子本生之亲，高宗亲笔降出曰“皇太子所生父，可封秀王。”此何等光明正大。高宗鞠孝宗于宫中，命之为子，尚不没其本生父之称，况世宗由藩王入继，素未有储贰之称，乃欲使之舍生父而考世父乎！可见廷和等但拘濮议，并高宗封秀王之事亦不及知，此廷和等之陋也自明。史传赞出，而此事之是非始定矣。
○《明史》行文典雅《王越传》：越提督军务，秦王设妓乐以宴之。越曰：“下官为王吠犬久矣，宁无以相酬者？”遂尽乞其妓乐以归。或疑“下官”二字，唐、宋以来史传久无此称，不知此正士大夫对藩王之称。宋孝武定制，诸王封国者，其封内官止称下官，不许称臣。《明史》正引用此典，虽小节亦见其措词不苟也。（《明史。范辂传》：太祖定制，王府属僚称官后乃称臣，其馀文武及京官出使者皆称官。是朝官见王自称官，正有明之制。）
○史传俗语史传中有用极俗语者，《唐书》以前不多见，惟《齐书》：文帝幸豫章王嶷第，须由宋长宁陵遂道过，帝曰：“我便是入他家墓内寻人。”《薛安都传》：京师无百里地，若不能胜，便当拍手笑杀。《北史》：宇文化及谓许善心曰：“我好欲放你，乃敢如此不逊！”又化及谓李密曰：“我与你论相杀事。”《隋书》：太子勇曰：“阿娘不与我一好妇女，亦是可恨。”《旧唐书》：郑綮闻将拜相，曰：“万一如此，笑杀他人。”史思明将死，骂曹将军曰：“这胡误我！”宦官刘季述废昭宗，手持银挝，数上罪云：“某事你不从我定。”此数语皆以俗吻入文，此外不更见也。至宋、辽史乃渐多。《辽史。伶官罗衣轻传》：兴宗尝与太弟重元双陆，时重元有异志，罗衣轻指局寓讽曰：“双陆休痴，和你都输去也。”又罗衣轻以诙谐将见杀，太子曰：“打诨底不是黄幡绰。”应声曰：“行兵底不是唐太宗。”乃笑而释之。《宋史》俗语尤多。《邵雍传》：程颢与雍伦数，谓：“先生之数只是加一倍法。”雍惊曰：“大哥怎恁地聪明！”又谢良佐曰：“富郑公身兼将相，尧夫只将做小儿。”良佐又谓程颐曰：“一年只去得个矜字，仔细检点，得来病痛，尽在这里。若按伏得这病，方有进向处。”《张｛角｝传》：蔡京谓｛角｝曰：“觉得眼前尽是面谀脱取官职去底人。”《王传》：叶祖洽追论建储日，语李清臣云：“他自家事，外廷不当管。”《苏云卿传》：漕帅谓：“朝廷仗张魏公了此事。”云卿曰：“此事恐怕他未便了得在。”《施全传》：全刺秦桧，被执，桧曰：“你莫是心风否？”全曰：“我不是心风，满朝都要杀虏，你偏要与虏和，故此我要杀你。”《汪立信传》：立信谓贾似道曰：“平章，平章，瞎贼！今日更说一句不得，今江南无一寸干净地，我去寻一片赵家地上死耳。”《文天祥传》：天祥至燕，阿合马顾左右曰：“此人生死由我。”天祥曰：“要杀便杀，道甚由你不由你！”又《元史》泰定帝即位一诏，全系翻译蒙古文，今录出，以见一时文诰之体。诏云：“薛禅皇帝可怜见嫡孙、裕宗皇帝长子、我仁慈甘麻刺爷爷根底，封授晋王，统领成吉思皇帝四个大斡耳朵，及军马、达达国土都付来。依著薛禅皇帝圣旨，小心谨慎，但凡军马人民的不拣什么勾当里，遵守正道行来的上头，数年之间，百姓得安业。在后，完泽笃皇帝教我继承位次，大斡耳朵里委付了来。已委付了的大营盘看守著，扶立了两个哥哥曲律皇帝、普颜笃皇帝，侄硕德八刺皇帝。我累朝皇帝根底，不谋异心，不图位次，依本分与国家出气力行来；诸王哥哥兄弟每，众百姓每，也都理会的也者。今我的侄皇帝生天了也么道，迤南诸王大臣，军上的诸王附马臣僚、达达百姓每，众人商量著：大位次不宜久虚，惟我是薛禅皇帝嫡派，裕宗皇帝长孙，大位次里合坐地的体例有；其馀争立的哥哥兄弟也无有；这般，晏驾其间，比及整治以来，人心难测，宜安抚百姓，使天下人心得宁，早就这里即位提说上头，从著众人的心，九月初四日，于成吉思皇帝的大斡耳朵里，大位次里坐了也。交众百姓每心安的上头，赦书行有。”云云。此皆从蒙古字译出，极为俚俗。昔宋子京修《唐书》，凡唐时四六奏疏悉改为散文，意欲变今从古，固属好高之过。乃宋景濂等修《元史》，于此等诏词不稍加润色，竟以之编入本纪，毋乃太草率耶？抑或有意存之，以见当时之鄙俚耶？
●卷十五○《通鉴》、《纲目》《通鉴》仿《左氏》编年体，虽创于温公，然温公以前已有为之者。晋时习凿齿已著《汉晋春秋》，刘宋时刘允济采鲁哀公后十二世接战国，为《鲁后春秋》，元魏时张始均改陈寿《魏志》为编年三十卷。唐时裴光庭引李融、张琪、司马利宾等直弘文馆，撰《续春秋经传》，自战国讫隋，表请天子修经，光庭等作传。又太子詹事姚康撰《统史》三百卷，上自开辟，下讫隋朝皆编年为之。柳仲郢之子璞，著《长祚长历》一书，断自汉武纪元为编年，闰位者附于左。萧颖士谓仲尼《春秋》为百王不易之法，而司马迁作本纪、世家、列传，不足以训，乃起汉元年，讫隋义宁，编年依《春秋》义类，为传百篇。书魏高贵乡公之崩，则曰司马昭弑帝于南阙；书梁敬帝之逊位，则曰陈霸先反。此皆在温公之前，则《通鉴》一书亦有所本。观颖士书法，则并开朱子《纲目》之体例矣。
○《纲目》书法有所本《通鉴》书三国事，犹承陈寿之旧，以曹魏继汉为正统。至朱子作《纲目》，乃始改蜀汉继献帝。然习凿齿《汉晋春秋》早以蜀汉为正，其著论云：“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则不足，有静乱之功则孙、刘鼎立共王，秦政犹不见叙于帝王，况暂制数州之众哉！”此又朱子所本也。（章俊卿《山堂索前有集》十六卷载司马温公与刘道原书云：周、秦、汉、晋、隋、唐皆尝混一天下，其馀蜀、魏、吴、宋、梁、陈、魏、齐、周、五代诸国，地丑德齐，不参相一，皆用列国法。刘备虽承汉，然族属疏远，是非难明，今并同之列国，不得以汉光武、晋元帝为比云云。是温公修《通鉴》时亦未尝不斟酌于正闰也。）《纲目》于唐中宗之废居房州，每岁首必书“帝在房州”，虽朱子特笔，然唐人沈既济亦已有此论，谓汉高后称制，独有王诸吕为负约，无迁鼎革命事，矧其时考惠已殁，子非刘氏，故不得已而纪吕后，议者犹谓不可。今中宗以初年即位，季年复祚，虽尊名中守，而天命未改。《春秋》岁书鲁昭公出曰“公在乾侯”，示君虽失位不敢废也。请省天后合《中宗纪》为一，每岁首必书在所以统之，宜称帝不称庐陵王。是此论实发自唐人也。又朱子《纲目》用中宗嗣圣年号至二十四年，此例亦不自朱子始，范祖禹《唐鉴》已是如此。
（按《癸辛杂识》：欧公修《唐书》作《武后纪》，依前汉例也。天授以后，唐虽改号为周，而史不以周称之，盖黜之也。朱晦翁病其唐经乱周，史遂有嗣圣二十四年之号年之首，书曰“帝在某”“帝在某”，盖以《春秋》之法正名也。每年之下又细书武氏所改年号，垂拱则曰“武氏垂拱”，天授则曰“武氏天授”，此意甚严也。但武氏既革唐命，国号为周，有周则无唐矣，无唐则无帝矣。同一疆域也，而帝与周同书，则民有二王矣，岂无窒碍乎？若《春秋》“公在乾侯”，则鲁国未尝有他号云云。是又以《纲目》所书为稍紊矣。然律以《春秋》书法，究以《纲目》为正。）
《通鉴》、《纲目》所书及《集览》、《质实》、《书法》、《发明》、《正误》等书所注，多有谬误者，今摘于后，以资考证。
○贾举《纲目》前编：周灵王二十四年，齐崔杼之乱，一时有两贾举：侍人贾举，崔党也；从死之贾举，庄公所嬖也。《左氏》两书侍人贾举于前，而下叙贾举，州绰等八人皆死，明其不两贾举也……《通鉴》于崔党之贾举，初书“侍人”而后削之，直云“贾举止众从者而入，闭门甲兴，遂弑之，贾举等八人皆死。”则两贾举几于无别矣。叙事之明，由于书法之密，使其可省，《左氏》岂好为重累之词哉！
○侠累、韩一人两书《纲目》正编：周安王五年，盗杀韩相侠累。《分注》载严仲子使聂政刺之。烈王五年，韩严遂弑其君。分注载哀侯以韩为相，而爱严遂，二人相害，遂刺于朝，并中哀侯。按《国策》严仲子即严遂也，《国策注》侠累名傀，《韩非子》作，则侠累即韩也。岂有一人之身，而聂政既杀之于前，严遂复刺之于后耶？考《史记。韩世家》：烈侯三年，聂政杀韩相侠累。十三年，烈侯卒，子哀侯立。六年，韩严弑其君哀侯。是使聂政杀侠累者严遂，而弑哀侯者韩严也。两事相去且二十六七年，《通鉴》及《纲目》何以既书“盗杀侠累”，又书“韩严遂弑其君”，不且合两事为一事耶？盖《纲目》之误因《通鉴》，《通鉴》之误因史迁。《聂政传》谓严仲子事韩哀侯，与韩相侠累有却，乃使政刺杀侠累于其府中。而《史记》之误，又因《国策。韩傀相韩篇》：东孟之会，聂政直入杀韩傀，傀走抱哀侯，政并中哀侯。《韩非子》亦云严遂使人刺韩于朝，走抱君，遂并刺哀侯。此《通鉴》、《纲目》所本也。然《史记。韩世家》烈侯三年政杀侠累之后，烈侯又十年而卒，则政杀侠累并未杀君也。《国策》韩人攻宋篇又云：聂政刺相兼君，许异蹴哀侯而殪之（谓使其君伪死以免祸）。是故哀侯为君，而许负终身相焉。夫哀侯被杀即卒，而子懿侯立，许异又于谁之世而终身为相哉？则《国策》实误以烈侯时事而实之哀侯也。政刺韩傀时并中烈侯，许异蹴烈侯使之佯死以免难，其时烈侯实未死，又在位十年，故许异终烈侯之世常为相。其所以误系之哀侯者何也？《史记索隐》引《竹书纪年》韩山坚弑其君哀侯，注云：山坚，韩严也。始知弑哀侯者韩严，而非严遂。《国策》及《史记。聂政传》因韩严、严遂名姓略同，遂以两人为一人，故有此错。《通鉴》及《纲目》亦未考订，遂袭其讹。惟《史记。韩世家》于烈侯时书盗杀侠累，于哀侯时书韩严弑其君哀侯，此则分晰明确，最可据也。王充《论衡》云：传言聂政为严翁仲刺杀韩王，非也。聂政之时，韩烈侯也，烈侯三年，聂政刺韩相侠累，十二年烈侯卒。严翁仲刺杀韩王事与聂政杀侠累相去十七年，短书小传不可信如此云云。是《史记》、《国策》之误，王充已尝辨之，但未指其所以致误之由，故《通鉴》诸书仍袭前误耳。
○薄后、陈后不书立景帝七年，废皇后薄氏。武帝元光五年，皇后陈氏废。不书其立于前，遽书其废于后，斯为漏脱无疑。然考《汉书》诸帝纪，凡即位后必书曰立皇后某氏，而薄、陈二后独不书，殊不可解。倘因伉俪不终而略之，则宣帝之霍后，不过五年而见废，何以当其甫立而即大书之也？《纲目》之失书，盖仍《通鉴》之缺略，而《通鉴》又仍《汉书》之缺略耳。
○太初元将哀帝建平二年，大赦，改元太初。按《汉书。哀帝纪》：待诏夏贺良等言赤精子之谶：汉家历运中衰，当再受命，宜改元易号。乃诏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将元年，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。太初元将者，四字号也。后世如光武之建武中元，魏太武之太平真君，唐武后之天册万岁及万岁通天，宋太宗之太平兴国，真宗之大中祥符，徽宗之建中靖国，皆其例也。若书去元将二字，则与武帝之号相犯矣。哀帝之改元，虽不旋踵而复，然当其改之之始，必不自复其先朝也。“元将”二字，应照本纪增入为是。
○卓茂非仕于莽朝延熹八年，诏坏诸淫祀，特留洛阳王涣、密县卓茂二祠。冯氐《质实》云：卓茂，宛人，王莽时为密令，教化大行云云。今按茂本传：其为令也，在莽秉政之前；其去官也，在莽居摄之始。见几而作，不污伪命。冯氏乃称其为令于莽时，不几厚诬正士耶？当亟正之。（齐武帝永明五年，魏高言：卓茂行化，蝗不入境，《集览》谓在光武时，亦误也。）
○钟繇献帝初平三年，分注：黄门侍郎钟繇。《集览》云：繇，古由字，或音宙。按《世说》晋文帝嘲钟会曰：“与人期行，何以迟迟？望乡〔卿〕遥遥不至。”刘孝标注：会父名繇，故以遥遥戏之。又景王嘲钟毓曰：“皋繇何如人？”对曰：“古之懿士。”据此则繇字当读余韶切。
○立曹操女为后西汉平帝元始三年春，聘安汉公莽女为皇后。刘氐《书法》云：立后书氏，恒也；书安汉公莽女何？权所在也。东汉献帝建安二十年春正月，立贵人曹氏为皇后。《书法》云：此其不书立魏公操女何？命自上出也。伏后之弑，帝益廪廪矣，于是立其女为后，将以自媚于操也，按刘氏之说善矣，犹有未尽者。魏公操纳三女为贵人，既大书于十八年之七月，次年又书弑皇后伏氏，则今之所立，但称曹氏，而即知为魏公操之女，实与元始所书无异也。独是莽女以父之篡而称疾不起，至赴火以自焚。操女以兄之篡而涕泣横流，知皇天之不祚。《纲目》著莽女之节，而竟没操女之贤，殊为缺漏矣。
○周抚元帝大兴元年，彭城内史周抚叛降石勒，诏下邳内史刘遐、泰山太守徐龛讨之。二年春，遐、龛击周抚斩之。《质实》于元年条下注云；周抚，浔阳人访之子。按《晋书。周访传》：访长子抚，强毅有父风，始为王敦爪牙，后从温峤讨苏峻，又屡平蜀乱，官至镇西将军，哀帝兴宁三年卒（《纲目》于兴宁三年六月书益州刺史周抚卒），曷尝有叛降石勒事？又考刘遐及蔡豹传：沛人周坚，一名抚，以彭城叛，石勒遣骑援之。诏遐与蔡豹、徐龛共讨抚，战于寒山。抚败走，龛将于药斩之。是叛晋而被诛者，沛之周抚，非浔阳之周抚也。《质实》不分泾渭，混注访子，遂令道和蒙反贼之名，纰缪不亦甚乎！后至永昌元年，王敦杀甘卓，以从事周抚代卓镇沔中，《质实》又云：周抚，浔阳人，访之子。既是同一周抚，岂有已被斩而复镇沔者耶？可为一笑。
○恶奴郎孝武帝太元八年，慕容垂叛苻坚，遣人告其子农等，使起兵。农遂将数十骑微服出邺，奔列人，止于乌桓鲁利家。利为之置馔，农笑而不食。利谓其妻曰：“恶奴郎贵人，家贫无以馔之，奈何！”妻曰：“郎有雄才大志，非为饮食来也。”《集览》云：恶奴，鲁利呼其妻名。《正误》则云：此乃戏骂其妻之辞，非名也。按《晋孝武帝纪》：太元十九年冬十月，慕容垂遣其子恶奴寇廪丘，载纪则云：使慕容农略地河内，攻廪丘，克之。是恶奴即慕容农也。陆龟蒙小名录，慕容农小字恶奴，然则恶奴者犹棘奴（冉闵）、胡奴（吕超）之类，而称之为恶奴郎者，犹买德郎（桓冲）、镇恶郎（桓石虔）之类，非鲁利之呼妻也。王、陈两说俱失之。
○高密王恢之安帝义熙十二年，诏遣司空高密王恢之修谒五陵。定宇陈氏曰：高密，郡名。《纲目》无此例，二字合删去。按此句若去高密二字，是直以王恢之为姓名矣，不知此晋之宗室，高密王其爵，恢之其名也。《晋书。宗室传》：彭城穆王权之玄孙俊出嗣高密王略；薨，子纯之立；薨，子恢之立，义熙末以给事中兼太尉，修谒洛阳园陵（太尉，《安帝纪》作司空。按是时刘裕为太尉，岂容高密谦之？当从帝纪为是）。是高密王为司马恢之之封爵了然可知。若依上文所书琅牙王德文修敬山陵之例，则此句当去司空二字，不当去高密二字也（时德文为大司马领司徒）。盖修谒园陵，朝廷重事，故伐秦之始，既命琅牙与刘裕偕行，至是既克洛阳，复特遣宗藩展其诚敬耳。陈氏欲去高密二字，亦不思之甚矣。○记里鼓十三年，刘裕灭秦，收其彝器、浑仪、土圭、记里鼓、指南车送建南。《集览》注记里鼓，引宋仁宗天圣五年内侍卢道隆创记里鼓车事。按《晋书。舆服志》：记里鼓车，驾四马，形制如司南（即指南车），其中有木人执椎向鼓，行一里则打一椎。是记里鼓之制其来已久，《集览》不引《晋书》，转取征于后代，何也？○王陵宋顺帝升明元年，荆襄都督沈攸之举兵讨萧道成。分注：攸之见道成专制朝权，心不平，谓元琰曰：“吾宁为王陵死，不为贾充生。”王陵句，《集览》引安国侯谏立诸吕事，然拟道成于诸吕，殊属不伦。矧陵无讨逆之谋，攸之岂以自况也？陵当作凌。按魏主曹芳嗣立，受制于司马懿，扬州都督王凌贰于懿，谋立楚王彪。懿袭执之，归于京师。道经贾逵庙，凌呼曰：“贾梁道，王凌是大魏之忠臣，惟尔有神，知之。”遂仰药死。盖当典午擅权，举朝皆其羽冀，而凌独以不顺见害，故自许为忠臣。今顺帝幼冲，而道成专国，廷臣皆愿效驱驰，攸之独欲举义旗，故拟萧氏于司马，而以王凌自况，以贾充比萧党也。陵为凌之误无疑。○鲁文公七年无卫献公梁武帝普通元年，左将军冯道根卒。时梁主春祠二庙，既出宫而闻讣，梁主问朱异曰：“吉凶同日，可乎？”对曰：“昔卫献公闻柳庄死，不释祭服而往哭之。道根有劳王室，临之礼也。”梁王从之。《质实》云：《左传》文七年，卫献公祭太庙，闻大夫柳庄卒，不释祭服而往临之。按《左传》及《史记。十二诸侯年表》：鲁成公十四年，卫定公卒，子献公立，上距文公年已四十三载。是文公之世，卫尚未有献公，安得有往哭柳庄之事？此事本见《檀弓》，学者所共晓，岂可移于《左传》，又妄指其年乎？
○魏三祖隋文帝开皇四年，李谔上书曰：“魏之三祖，崇尚文词，遂成风俗。江左齐、梁，其弊弥甚。”《质实》云：魏平文帝庙号太祖，昭成帝庙号高祖，太武帝庙号世祖。按此说非也，谔所云乃曹魏，非元魏也。三祖者，太祖操、世祖丕、烈祖睿也。陈寿《三国。魏志。明帝纪》：景初元年，有司奏武皇帝拨乱反正，为魏太祖，文皇帝应天受命，为魏高祖。帝制作兴治，为魏烈祖。“是当明帝在日，已定三祖之称。后孙盛且讥其生前豫自尊显。是李谔所云魏三祖，正指曹魏也。史称操手不舍书，登高必赋。丕天资文藻，下笔成章。睿自在东宫，潜思书籍。观于钟嵘《诗品》，三祖并列。刘勰《文心雕龙》亦云：魏之三祖，气爽才丽。则知其崇尚文词，洵为江左之倡矣。若元魏之平文、昭成、太武，武略虽优，文风未振，奚暇以雕虫为务哉！
○子总管十年，江南乱，以杨素为行军总管讨平之。分注有“子总管来护儿”，《集览》引《正义》云：子者，人之嘉称。《正误》云：子总管，犹言小总管，裨将也。按《新唐书。百官志》：凡军镇五百人有押官一人，千人有子总管一人。而《突厥传》：武后遣沙吒忠义等击默啜，将军扶余文宣等六人为子总管。意隋时官制亦相类也。又考古人以子名官者甚多。有称子都将者。《魏书。尉元传》：元表言：刘将任农夫陈显达领兵三千来循宿豫，臣遣子都将于沓干、刘龙驹等将往赴击。又表言：前镇徐州之日，胡人子都将呼延笼达因于负罪，便尔叛乱。又团城子都将胡人王敕勤负衅南叛云云，《孔伯恭传》：宋将沈攸之等救下邳，伯恭遣子都将侯汾奚升等南北邀之，攸之引退。又令子都将孙天庆等断清水路，攸之顺流退下，伯恭部分诸将挟清南北，寻攸之军后，遂大破之是也。有称子使者。《北齐书。卢文伟传》：文伟孙询祖，天保末为筑长城子使。《祖鸿勋传》：元擢为东道大使，署封隆之、邢邵、李浑、李象、鸿勋并为子使。《新唐书。韦挺传》：太宗将讨辽东，使挺主饷运，命自择文武官四品十人为子使是也。有称子都督者。《周书。达奚武传》：以战功拜羽林监子都督。《李贤传》：贤曾祖魏太武时为子都督，讨两山屠各没于阵（又韩果、梁椿、梁台、宇文深、王杰、伊娄穆、乐逊俱尝为子都督，各见本传）。《隋书。达奚长孺传》：以质直恭勤授子都督是也。有称子将者。《新唐书。玄宗纪》：大武军子将郝灵杀突厥默啜。《藩镇传》：魏博节度使乐彦祯子从训，聚亡命五百人号子将是也。有称子司者。《新唐书。百官志》：尚书省六尚书，兵部、吏部为前行，刑部、户部为中行，工部、礼部为后行，行总四司，以本行为头司，余为子司是也（《云麓漫抄》：唐太常寺有四院，天府院、御衣院、乐悬院、神厨院，皆子司耳）。凡兹称号，都非褒美之词。陈氏训子为小，于义极得，若更引唐志为证，则尤有根据矣。
○鹿角十九年，遣杨素等伐突厥。先是诸将与突厥战，虑其骑兵奔突，皆以戎车步骑相参，设鹿角为方阵，骑在其内。素曰：“此自固之道，未足以取胜也。”于是更为骑阵，大败之。《集览》引《通鉴释文》曰：鹿角，阵名，犹春秋鱼丽阵也。至唐僖宗咸通十一年，南诏入寇，攻成都，会救至，乃遁。颜庆复教蜀人筑雍城，穿堑引水满之，植鹿角，分营铺。蛮知有备，自是不复犯。《集览》则又云：鹿角者，以连枝木环营树之，如鹿角然。何其两不相侔也。按鹿角，军中守卫之具，三国时，司马懿奏罢曹爽，爽不通奏，留车驾宿伊水南，伐树为鹿角，发屯兵数千人以守。五代时，契丹围幽州，晋王遣兵救之。李存审命步兵伐木为鹿角，人持一枝，止则成寨。契丹骑环寨而过，寨中发万弩射之，人马死伤塞路。观止则鹿角之制，正与《集览》后说相合。《三余赘笔》云：今官集衙门列木于外，谓之鹿角，盖鹿性警，群居则环其角圆围如阵，以防人物之害。军中寨栅，埋树木外向，亦名鹿角。此说最明，足证《释文》之谬。
○定杨炀帝大业十三年，突厥立刘武周为定杨可汗。《质实》云：定杨，郡名。按杨者，国姓，定者戡定之义，非郡名也。又明年，流人郭子和起兵榆林，北附突厥，始毕以子和为平杨天子。可见定杨、平杨皆取平杨氏之意，亦犹驺力称吞汉将军（见《史记。东越传》），石勒称平晋王（见《晋书。后赵载记》），尚让称平大唐将军也（见《新唐书。黄巢传》）。杨字乃木旁，非阜旁，冯氏混而为一，释以郡名，可谓不辨屯毛矣。
○文成公主唐贞观十五年春，以文成公主嫁吐蕃。《质实》云：公主，高祖之女，段纶之妻。按《新唐书。诸公主传》：高祖十九女，其第四女高密公主，下嫁长孙孝政，又嫁段纶。非文成也。《吐蕃传》：贞观十五年，妻以宗女文成公主。既曰宗女，即非高祖之女明甚。盖玄宗以前虽常与外蕃和亲，未有帝姬自往者。故开元中鸿胪卿袁振使突厥，而默棘连谓之曰：“吾亦知入蕃公主皆非天子女也。”自乾元元年，肃宗以宁国公主降回纥可汗，于是德、宪之女相踵而适异国矣。○列卒代宗广德二年，宁节度使白孝德署段秀实为都虞候。郭军士为暴，秀实列卒，尽取其首注槊上，植市门。《质实》云：列与裂通，车裂也。其意盖谓秀实车裂乱卒矣。按列者，陈也；卒者：秀实所领之卒也。柳子厚《段太尉逸事状》：军士十七人入市，取酒刺酒翁，坏酿器，太尉列卒取十七人，皆断头注槊上，植市门外。《新唐书》秀实本传悉仍其文，事本易晓，安得以列卒为车裂乱卒耶？○四夔德宗贞元二年，以刘滋、崔造、齐映同平章事。分注云：造少与韩会、卢东美、张正则为友，以王佐自许，时人谓之“四夔”。《质实》云：夔，兽名，又山鬼。此说非也。夔字当是夔龙之夔，盖四人随许过高，故时人因其自命而拟诸舜臣，非取鬼与兽之义讥之也。刘宾客《嘉话录》：崔丞相造，布衣时，江左人号曰白衣夔。审以鬼与兽讥之，奚必名之以白衣乎？是可悟当日品题之本意也。○王忠烈宪宗元和十五年，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卒，军士立其弟承元。承元曰：“诸公未忘先德，不以承元年少，使摄军务。承元请尽节天子，以遵忠烈王之志，诸公肯从之乎？”众许诺。《质实》云：王承宗卒，谥忠烈。按《新唐书。藩镇传》：王武俊为恒冀深赵节度使，封琅牙郡王，德宗贞元十七年卒，有司谥威烈帝，更为忠烈。子士真嗣，士真之子则承宗也。夫武俊虽初叛后服，然宪宗有忠节茂著之褒，故承元欲遵其志。若承宗者，囚天子之命吏，结蔡郓之逆藩，至于犯园林，戕宰相，此岂承元所愿效者？冯氏不加深考，漫以忠烈为承宗之谥，岂知承宗本无谥号耶！
○兖海曹华穆宗长庆二年，宣武押牙李作乱，忠武李光颜、兖海曹华，皆以兵讨，屡败之。《质实》云：兖、海、曹、华，四州名。按《新唐书。穆宗纪》：长庆二年七月戊申，李陷宋州。丙辰，兖郓节度使曹华及李战于宋州，败之。《曹华传》：华为兖海节度使，李叛，以兵取宋州，华不待命，以兵逆击，破之。冯氏不察，误以人名为地名，殊堪鼓掌。又《纲目》于元和十四年书以隶州刺史曹华为沂海观察使，《质实》云：曹华，宋州楚丘人。夫牧隶之曹华，即破之曹华也，乃前则据本传以详之，遂则凭臆见以释之，何耶？
○天末纪年分注各镇唐昭宣帝天四年，朱梁既篡，《纲目》于纪年处虽分注云：是年唐亡，梁、晋、岐、淮南、西川凡五国，吴越、湖南、荆南、福建、岭南凡五镇。然是时河朔诸镇尚存，镇冀则王，魏博则罗绍威，易定则王处直，卢龙则刘守光，皆唐时藩镇，唐亡而诸镇未灭，则应与吴越等分注于纪年甲子之下，不宜竟从删削，而专书吴越等五镇也。若谓河朔诸镇皆曾受梁封爵（梁以王为赵王，罗绍威邺王，刘守光燕王，王处直北平王），不异梁之属郡，故不复分注。则吴越诸镇何尝不受梁封爵乎？（梁以钱谬为吴越王，马殷楚王，高季昌渤海王，王审知闽王，刘隐南海王，隐卒，又以其弟岩袭封。）况高季昌又朱温所授节度使，当温时并未窃据，乃已列之为镇。而河朔各自拥兵据地者，反不书镇乎？若谓钱Α之吴越王，审知之闽，马殷之楚，高季昌之南平（初封渤海），刘岩之南汉（初封南海，又封越），皆有国号，则之赵，守光之燕，绍威之邺，处直之北平，又何尝无国号乎？说者又谓：《纲目》本据欧阳公《五代史。十国世家》为断，有世家则书，无世家则不书，故吴越等分注，而河朔诸镇独从略。然李茂贞之王岐，欧阳史并无岐世家，而《纲目》列之梁、晋之下，何以独遗河朔乎？《纲目》之意但以吴越等皆历数传，茂贞亦稍久，而河朔诸镇，则唐亡后不数年皆以次夷灭，是以分别如此。然既列之为镇，则吴越等固镇，而河朔亦镇，不应于未灭时即不书镇也，似宜于纪年甲子之下一例分注。如天四年丁卯岁下，则云是岁唐亡，梁、晋、岐、淮南、西川凡五国，镇冀、魏博、易定、卢龙、吴越、荆南、湖南、福建、岭南凡九镇。以后某镇于某年灭，则于某年下注某镇亡（魏博壬申年灭，卢龙癸酉年灭，镇冀、易定俱辛巳年灭），较为得实。又高季昌至梁末帝时始绝贡献，自为一镇，则丁卯以后五六年不应即书荆南为一镇，应于梁末帝时始列为镇耳，又夏州李仁福一镇，历五代至宋迄元始灭，则五代纪年下似亦不可不列之诸镇也。
○西平王后唐庄宗同光四年杀李继麟（即朱友谦），时李绍琛（即康延孝）在蜀，其所将河中兵，河中将焦武等号哭于军门曰：“西平王何罪，合门屠脍！我辈归则同诛，决不复东矣！”绍琛遂反。《质实》云：郭崇韬追谥西平王。按此说非也。是时崇韬甫遭枉害，庄宗绝无恤典，安得有西平王之追赠？诸将所称，乃谓朱友谦耳。友谦自朱温时镇河中，后附于晋，晋封为西平王，郭崇韬并无此封爵也。《五代史。康延孝传》载友谦旧将之辞曰：“朱公无罪，二百口被诛。”其文明白如此，而《质实》妄指为崇韬，杜撰亦甚矣。
○辽复号改号《纲目续编》：宋英宗治平三年，契丹复改国号曰辽。按石敬瑭天福二年，契丹改号辽，朱子大书于册。然自后有事止书契丹，故《续编》亦仍之。迨隆绪之初立也，复国号曰大契丹（太宗太平兴国七年）。阅八十馀年，而洪基复改称辽，自后遂以辽书之矣。夫改号、复号，国之大事。今耶律氏两改而中复，则当特书复号契丹于前，继书而改称辽于后，其事乃有序而可稽。隆绪之复号契丹，何以不特书于太平兴国中，而仅见于分注也？
○夏人、辽人哲宗元符元年，夏人寇平夏城，章大败之。《发明》云：夏称人，贬之也。夏人轻举入寇，不为无罪，曲在夏而直在宋矣。二年，辽人为夏请和。《发明》云：辽有救灾恤邻之意，故特进而称人，予在夷狄则责在中国矣。夫曰曲在夏，则既以宋之应兵为无过；曰责在中国，又似以宋之加兵为不仁，何其予夺之靡常也？且一人字耳，于夏曰贬，于辽曰进，然则夏人来归永乐之俘（元元年），斯何罪而贬之？辽人复来议疆事（神宗熙宁八年），又何德而进之哉？盖夏人、辽人，皆恒辞也，周氏之说转凿矣。
○昏德公、重昏侯建炎二年，金主吴乞买废上皇为昏德公，靖康帝为重昏侯，徙之韩州。绍兴十一年，金追封昏德公为天水郡王，封重昏侯为天水郡公。按朱子《纲目》，晋云怀帝永嘉五年书汉人迁帝于平阳，封平阿公。六年又书汉封帝为会稽郡公，不仁降封平阿公为会稽郡公也。五代汉高祖天福十二年，书契丹封晋主重贵为负义侯，徙之黄龙府。隐帝乾二年，又书契丹迁故晋主重贵于建州，不云迁负义侯重贵于建州也。夫纪所封，以著其实，而仍故号，以存其体，朱子之权度精矣。今《续编》书法如此，较诸前书义例，迥不划一。
○留梦炎及第理宗淳四年，赐礼部进士留梦炎及第。《发明》云：《纲目》凡书赐及第，分注或载其同榜之人，或载其所上之策，今皆略而不存，是必同榜之人皆不足纪，或所上之策不足录耳。周氏此说非也。国士遇我，国士报之。今者及第出于上赐，是以国士遇梦炎也。其后枢务，晋台司，实基于此。乃立人本朝，毫无匡救，似道专则顺之而已矣，国势危则逃之而已矣，敌兵至则降之而已矣，国士之报，果安在耶？《纲目》特笔书之，明其进身之始，受恩至重，而他日之反颜事仇，真狗彘弗若也，奚暇计其对策之常谈，与缀行之众士乎！或曰：是则然矣。宝四年文天祥及第，其书法与梦炎一例者何居？曰：信公亦状元宰相也，特书其赐第，正以明其不负科名也。
●卷十六○三皇五帝《大戴礼。五帝德》及史迁《五帝本纪》，皆专言五帝而不言三皇。然三皇之号见于《周礼》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，不得谓三代以前无此称也。第未有专指其名者，其见于秦博士所议，但云天皇地皇、人皇而已。孔妄国《书序》乃以优牺神农、黄帝为三皇，少昊、颛顼、高辛、尧、舜为五帝。司马迁则以黄帝入五帝以内，而无少昊。郑康成依《运斗枢》注《尚书。中候》则以伏牺、女娲、神农为三皇，帝鸿、金天、高阳、高辛、唐虞为五帝。司马贞因之作《三皇本纪》，亦以伏牺、女娲、神农为三皇。孔颖达注《尚书》最尊安国，故其驳郑注谓女娲但修伏牺之道，无所改作，不得列于三皇。既不数女娲，则不可不取黄帝为三皇。又曰：安国之意以月考，春曰太昊，夏曰炎帝，中央曰黄帝，依次以为三皇；秋曰少昊，冬曰颛顼，自此以下合之高辛、尧、舜乃为五帝耳。然颖达又云：诸儒说三皇，或数燧人，或数祝融，以配牺农，其五帝皆自轩辕，不数少昊。《帝系本纪》、《家语》又皆以少昊即黄帝之子青阳，是颖达虽尊安国，亦未敢竟以黄帝入三皇之内，少昊列五帝之中，而显与史记相戾也（唐天宝中祀三皇则伏羲、神农、黄帝，五帝则少昊、颛顼、高辛、唐尧、虞舜，盖用颖达之说）。宋五峰胡氏直断以孔子《系词》所述伏羲、神农、黄帝、尧、舜为五帝。元人胡一桂又从而引伸之，谓《孔子家语》自伏羲以下皆称帝，《易大传》、《春秋内、外传》有黄帝、炎帝之称，《月令》有帝太昊、帝炎帝、帝黄帝之文，可见太昊伏羲氏、炎帝神农氏、黄帝轩辕本皆称帝，秦以前未尝列之于三皇也。其三皇之号，终不可泯，则仍以秦博士所谓天皇、地皇、人皇者当之，而不必附会其人。此论较为直捷。然近日王西庄之谓：《系词》以羲神为上古圣人，黄帝、尧、舜为后世圣人，则羲、农宜为皇，黄帝宜为帝。惟三皇中少一人，则司马贞据康成说，以女娲充数，亦未为无据。西庄最尊郑学，故持论如此。要之，去古愈远，载籍无稽，传闻异词，迄无定论。又如《三皇纪》谓炎帝神农氏，则神农即炎帝也，而谯周《古史考》则以炎帝与神农为二人。《史记》黄帝姓公孙，名轩辕，则轩辕即黄帝也，而罗泌《路史》又以轩辕与黄帝为二人。岐说纷纭，学者固未便臆断矣。○尧、舜之禅不同舜受终文祖，摄位之后，又二十八载，尧乃徂落，《舜典》所记甚明。禹受命于神宗，若帝之初，亦是当舜在日即已摄位也。乃禹摄后，舜作何位置，及享寿又若干，典谟俱不载，但云“在位五十载，陟方乃死”，何也！盖舜之禅与尧之禅不同，尧禅后竟全以天下付舜，而己一无所与，故舜摄位后，察玑衡，类上帝，辑瑞巡狩，封山浚川，一切皆行天子之事。舜则虽命禹摄位，而身尚临御。故禹既摄之后，其征苗也，犹奉命而出，及班师，又劝舜修德以来之。可知传位虽有成命，尚不同尧之退处养闲。直至苍梧之崩，犹在帝位，故书云“在位五十载，陟方乃死”也。盖尧禅时已耄而倦勤，舜禅时尚康强无恙。观于过百之岁，犹远陟江汉，其矍铄可见，故不敢以付托有人，遂自暇逸而爱闲谢事耳。○东、西周武王定鼎于郏辱阝，周公营以为都，是为王城，则河南也。周公又皆下都，以迁殷顽民，是为成周，则洛阳也。平王东迁，定都于王城，其时所谓西周者，丰镐也，东周者，王城也。及王子朝之乱，敬王徙都成周，《公羊传》曰：王城者何？西周也。成周者何？东周也。则是时王城为西周，而成周为东周矣。及考王封其弟揭于王城，是为河南桓公。桓公之孙惠公，又自封其少子班于巩，号曰东周，则此东周又自西周之王城分出，而并非敬王所都之成周矣。分封于巩者曰东周，而河南惠公本在王城，则仍西周之号，此东周、西周皆在河南，而周王之都于成周自若也。《战国策》所谓周王者，都于成周之王也。所谓东周君、西周君者，则河南之都于王城及分封于巩者也。东周谓韩王曰：西周者，故天子之国也。曰故天子国，明乎是时西周已非天子所都也。显王二年，赵与韩分周为二，于是东、西各为列国者，即河南之东、西周也。而显王抱空名，尚在成周，直至赧王始灭，则仍是敬王所迁之东周也（说见《吕氏大事记》）。故高诱《战国策》仍以东周列于首，盖以敬王所迁之东周在此，故首篇即载秦王求九鼎一事，明乎鼎虽在西周，而王则在东周，鼎乃王之鼎，西周不得而主之也。鲍彪不知敬王以后周王常都东周，而改以西周为首，所以致吴师道等之纷纷辩驳也。
○周、秦改正朔不改月次辨▲改正朔不改月次之说蔡九峰注《商书》“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”云：商、周、秦皆改正朔而不改月数。周建子矣，而《诗》言“四月维夏”，“六月徂暑”，则寅月起数，周未尝改也。秦建亥矣，而《史记》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腊曰嘉平。夫腊必建丑月也，秦以亥正，则腊为三月，而云十二月者，则寅月起数，秦亦未尝改也。至三十七年书十月癸丑始皇出游，十一月行至云梦，继书七月丙寅始皇崩。九月葬郦山，先书十月、十一月，而继书七月、九月者，知其以十月为正朔，而寅月起数，未尝改也。汉初仍秦正，亦书曰元年冬十月，则正朔改而月数仍不改也。以此知《商书》“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，伊尹奉嗣王见厥祖”，其后复辟，亦所以十二月朔奉嗣王归于毫。两大事俱以十二月行礼，明是商改建丑之岁首，而云十二月，则仍以寅月起数，至丑月则十二月耳，非以丑月为正月也。蔡传又于《泰誓》“十有三年春”注云：此春乃建寅之月，非周正建子之月，冬不可以为春，寒不可以为暖也。则并谓春夏秋冬四序，周时亦同夏正，以寅月起也。
郎瑛《七修类稿》云：《史记》秦、汉纪年皆以十月起，渐次及于正月，而当闰之岁，归余于终，又皆为后九月。可见秦及汉初但改岁首，而未改月次，盖以建亥之月为正朔，而建寅之月仍为正月也。
▲改正朔即改月次之说《泰誓》：十有三年春。孔安国传云：此周之孟春也。孔颖达云：所以知周之孟春者，案《三统历》以殷之十二月武王发师，至二月甲子咸刘商王，故知彼十二月即周正建子之月也。
《诗》：维暮之春。郑康成注亦以为周之季春。
《周礼。大司徒》：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国都鄙。注云：周正月朔日也。“正岁令于教官”，注云：夏正月朔日也。是周时以周正月为正月，夏正月为正岁也。
《杂记》：正月日至，七月日至。是节气仍旧，而月已改也。
《孟子》：七八月之间旱。朱子注亦云：周七、八月，夏五、六月也。《明堂位》：季夏六月以礼祀周公于太庙。按在孟夏四月，而言季夏六月，是以孟夏为季夏，四月为六月也。
《吕氏春秋》：季秋之月为来岁受朔日。高诱注云：秦以十月为正月，故于是月受明年历日。是吕氏月令虽从夏正，而已见秦以十月为正月也。
《史记。秦本纪》每年皆以十月起，而叙汉高初为汉王，纪元之始，亦即曰汉元年十月，次叙十一月项羽破函谷关，十二月羽至戏。《汉书》亦曰：秦二年十月沛公攻胡陵，十一月攻薛，十二月雍齿降魏，正月张耳等立赵王歇为赵王，而终之以后九月怀王以沛公为砀郡长。又《汉书》：元年冬十月沛公兵至霸上，子婴降，下云春正月项羽阳尊怀王为义帝。颜师古注曰：“凡此诸月号，皆太初改历之后记事者用夏正追改之，非实当时本称也。以十月为岁首，则十月即正月。今此正月，实当时所谓四月也。
《白虎通》引《尚书大传》言：夏以孟春月为正，殷以季冬月为正，周以仲冬月为正。夏以十三月为正，殷以十二月为正，周以十一月为正。夏以十三月为正，即名正月，不名十三月。殷以十二月为正，即名正月，不名十二月。周以十一月为正，即名正月，不名十一月。洪迈曰：十三月者，承十二月而言，即正月也。
蔡邕《月令问答》云：孟夏，《月令》曰蛰虫始震，在正月也。
《后汉书。陈宠传》曰：天正建子，周以为春。熊朋来说曰：阳生于子，即为春；阴生于午，即为秋也。
以上二说，各有所据，然则何所折衷？曰：当以孔子《春秋》为断。《春秋》所书非时之变异，不一而足，今姑摘其最易见者证之。如隐九年春三月大雨震电，《左传》云：书失时也。杜注：夏之正月，未可雷电，故书也。桓八年冬十月雨雪，十四年春无冰。十月乃夏正之八月，不应雪而雪，春乃夏正之冬，应冰而不冰，故书也。庄七年秋大水，无麦苗。麦何关于秋？正以周之秋乃夏正之五月，故将获之麦及初种之苗俱为大水所害也。定元年冬十月陨霜杀菽。菽，大豆也，周十月为夏八月，故菽在田而遭霜害；若夏之十月，则菽已久收，岂为霜杀乎？且其时霜正应时，何足为异乎？由此以观，则周改建子为正朔，即以子月为正月可知也。不惟月数改，而春、夏、秋、冬四季之名亦随月数而改可知也。周以既建子为正月，则秦改建亥为正朔，亦即以亥月为正月可知也。则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于秦及汉初纪年皆从十月起，师古谓迁等以夏正追叙前事者，信不谬也。太初改历，本史迁及洛下闳建议，故既改从夏正之后，遂以夏正追叙前事，而以秦、汉之春正月为冬十月也。不然，则岂有一岁之首即以冬十月起数者乎？孔安国亦系汉武时人，身经太初改历，见从前承秦旧制，以亥月为正月，故知周亦必以子月为正月，而于《尚书。泰誓》注之。由此可定蔡传所谓商周但改正朔而不改月之说，究属臆见。然何以《小雅》四月维夏、《论语》暮春者及《吕氏月令》之类，周、秦亦有夏正错见也？曰：吾固于前说备论之矣。子为天统，丑为地统，寅为人统，古来原有此三正，更迭为用。故《甘誓》已有“怠弃三正”之语，初不自三代始。商、周虽改建丑、建子，而三正仍自兼行不特〔悖〕，如《尚书大传》所云王者存二代之后，听其仍用国宗旧朔也。民间稼穑之事，盖亦听以夏正从事。夫迨失习用既久，周室衰微，不复颁朔，遂但知有夏正，而并忘本朝之正朔。故朝廷虽行周正于上，民间自行夏正于下。至战国而列国，亦无不用夏正矣。此所以夏正、周正之错见于经书也。太初改朔之后，史迁不特以夏正改叙秦、汉事。按《史记》鲁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，而《公羊传传》则以为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，司马贞《索隐》谓《公羊》用周正，而《史记》则用夏正，故以周正之十一月属之明年。其后称孔子卒七十二岁，亦少一年也。则史迁叙周事，并用夏正追改矣。
○郡县田汝成谓郡县不始于秦，而引《左传》晋分祁氏之田为七县、羊舌氏之田为三县，事在周敬王八年，以为秦未置郡县以前之明证。此盖据秦孝公用商鞅变法，集小乡邑聚为县，及秦并天下，置三十六郡，以为秦置郡县之始故在敬王后也。不知四甸为县，四县为都及五鄙为县之制，见于《周礼》，则置县本自周始。盖系王畿千里内之制，而未及于侯国。若侯国之置县，则实自秦始，而非列国先有此制也。《史记》秦武公十年伐わ、冀戎，初县之；十一年初县杜、郑（盖因周制王畿内有县，故仿之，每得一地，即置县，以为畿内地）。按秦武公十年乃周庄王九年、鲁庄公六年，其事在敬王前一百七十八年。则列国之置县莫先于此，安得以百七十馀年以后晋人置县之事以为先于秦耶？惟《国语》管仲对齐桓有十乡为县之说，齐桓与秦武同时，则齐与秦之置县未知孰先孰后。然考之《管子》书，但有轨、里、连、乡、邑、率之类，无所谓县者，则《国语》所云十乡为县之说，或后人追记之讹，而齐桓时尚无县制（《管子。山国篇》有某县之田若干之语）。则置县之自秦武始，更不待辨也。《国语》晋惠公许赂秦穆公以河外列城五，曰：“君实有郡县。”其时列国俱未有此名，而秦先有之，尤为明证。自后列国之有县，盖皆因秦制而仿之。秦、楚相近，故楚之设县亦最早。庄王伐郑，郑伯肉袒牵羊以逆，有“夷于九县”之语（注谓庄十四年楚灭息，十六年灭郑之类）。又庄王灭陈，杀夏征舒，因县陈。则秦武公置县后不久楚亦设县也。秦、晋相近，故晋之设县亦较先，如分祁氏、羊舌氏之田为县是也。然皆在秦武公后，则不得谓设县不自秦始也。惟设郡之始，秦不经见。惠文君十三年，秦取汉中地，始置汉中郡。而惠文十年，魏已纳上郡，是魏有郡在前，秦有郡在后，故吴师道谓：或者山东诸侯先变古制，而秦效之。然据晋惠公所云“君自有郡县”之语在鲁僖九年，则有郡亦莫先于秦，不得谓设郡不自秦始也。惟古时县大而郡小，战国以后则郡大而县小。《左传》赵鞅与郑战，誓于众曰：“克敌者上大夫受县，下大夫受郡。”注引《周书。作雒篇》曰：千里百县，县有郡。此县大于郡之证也（据此则郡亦周制）。《国策》甘茂曰：宜阳大县，名为县，其实郡也。尉缭曰：秦之强，诸侯譬如郡县之君。《史记》魏纳上郡十五县。此郡大于县之证也。吕氏《大事记》亦云：春秋时郡属于县，战国时县属于郡。此又郡县大小不同之源流也。
○两汉时受学者皆赴京师汉时，凡受学者皆赴亦师。盖遭秦灭学，天下既无书籍，又少师儒。自武帝向用儒学，立五经博士，为之置弟子员。宣帝因之，续有增置。于是施、孟、梁丘、京氏之《易》，欧阳、大、小夏侯之《书》，齐、鲁、韩之《诗》，普庆〔应是“庆普”〕、大、小戴之《礼》，严氏、颜氏之《公羊春秋》，瑕丘江公之《梁春秋》，皆在太学。成帝末，增弟子至三千人。光武中兴，起太学博士舍。肃宗又诏选高才生，受《古文尚书》、《毛诗》、《左氏春秋》，虽不立学官，然皆擢高第。顺帝时，更修黉序千八百五十室，梁太后诏大将军至六百石，悉遣子弟就学。自是游学增盛，至三万馀人，士之向学者，必以京师为归。《汉书。翟方进传》：方进欲至京师受业，其后母怜其幼，随之长安，织屦以给。《后汉书。光武纪》：帝初之长安受《尚书》。杨终年十三为小吏，太守奇其才，遣诣京师受业。周磐少游京师。学《古文尚书》、《左氏传》。申屠蟠始与济阴王子居同在太学。张衡入京师，游太学，遂诵五经。魏朗亦诣太学受五经。任延年十二为诸生，学于长安，明《诗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，显名太学。鲁恭年十六，与母及弟丕俱居太学，闭户讲诵。包咸少时受业长安，师事博士右师细君。魏应诣博士受业，习《鲁诗》。如此之类，不一而足。盖其时郡国虽已立学，如文翁之治蜀，修起学馆，招子弟为官童子；宋均之令辰阳，立学校；任延为武威太守，立校官，令掾吏子孙皆诣学受业；李忠为丹阳太守，起学校，习礼容。然经义之专门名家，惟太学为盛，故士无有不游太学者。及东汉中叶以后，学成而归者，各教授门徒，每一宿儒门下著录者至千百人，由是学遍天下矣。
○郡国守相得自置吏汉时郡国守相皆自置吏，盖犹沿周制。《唐书》魏玄同疏曰：周穆王以伯ぁ为太仆正，而命之曰：“慎简乃僚。”此令其自择下吏也。《周官》太宰内史并掌爵禄废置，司徒、司马则掌兴贤诏事，是分任群臣而统以数职也。汉时诸侯自置吏四百石以下，其傅相大臣则朝廷置之，州郡掾吏、督邮、从事则牧守自置之。按《汉书。高五王传赞》：汉初，诸侯得自置御史大夫、群卿以下，汉独为置丞相而已。是诸侯并得置御史大夫等官也。杜佑《通典》云：景帝惩吴、楚之祸，乃罢御史大夫以下不令置。武帝又诏凡王侯吏职秩二千石者，不得自置。则其令渐严；然二千石以下犹得置，故《通鉴》谓自置四百石吏也。此侯国自置吏之故事也。《后汉书》：和帝问陈宠：“在郡何以为理？”对曰：“臣任功曹王涣以简贤选能。”鲍宣为豫州牧，郭钦奏其举错烦苛，代二千石署吏。是置吏乃二千石之职，州牧且不得而侵之也。此郡守自置掾属之故事也。又郡守置掾属，并皆用本郡之人。杜氏《通典》谓：汉时惟三辅许兼用他郡之人。按《汉书。循吏传》：黄霸，淮阳人，补左冯翊二百石卒史。如淳曰：三辅郡得用他郡人，其馀则否。京房为魏郡太守，自请得除用他郡人。以欲用他郡人而特奏请，尤可见掾属无不用本郡人也。魏、晋、六朝犹仍牧守置吏之制。《后周书。苏绰传》云：今刺史府官则命于天朝，其州吏以下并牧守自置。是宇文周时尚然。《隋书》：刘炫对牛弘谓：往者州惟置纲纪，郡置守丞，县置令而已，其具僚则长官自辟；今则大小之官，悉由吏部。据此，则天下官员尽归部选之制，实自隋始也。唐时亦尚兼用汉制。沈既济疏云：今诸道节度、都团练、观察、租庸等使，自判官、副将以下，皆使自择。则辟吏之法，已试于今，但未及州县耳。《韩传》云：为桂管观察使，部二十余州，自参军至县令三百余吏员，吏部所补才十一，余皆观察使量才补职。则并州县亦观察所置矣。顾宁人引之，以为古时置吏得人，皆由于此。然此亦矫枉过正之论。吏归部选，则朝廷之权不下移；若听长官辟置，无论末俗浇漓，夤缘贿赂之风必甚，即其中号为贤智者，亦多以意气微恩致其私感。观史策所载，属吏之于长官已有君臣分谊，降及后世，若行之不变，未有不成党援门户、背公向私者。春秋时，晋杀栾盈，令栾氏之臣勿从。其臣辛俞行曰：“三世仕家，君之；再世以下，主之。自臣之祖，世隶栾氏，于今三世矣，敢忘其死而叛其君乎！”鲁昭公攻季孙氏，孟孙、叔孙谋救之。叔孙之御者曰：“我家臣也，安知公家？有季孙与无季孙于我孰利？”皆曰：“无季孙则无叔孙。”曰：“然则救之。”于是撞西北隅而入，昭公遂败。是春秋时家臣之徇其主而忘公家已如此，降及东汉，气节相矜，并至有甘以身殉者。王充《论衡》云：会稽孟章父英为郡决曹掾，郡将挝杀无辜，英引为己罪，代将死。章为郡功曹，从太守讨贼，为贼所迫，亦代将死。《后汉书》：臧洪为太守张超所置功曹，超遣诣幽州，中道为袁绍所留，以洪为东郡太守。会曹操围超，洪乞师于绍以救超，绍不许，超竟破灭。洪乃与绍绝，绍兴兵围之。至城破被执不悔，卒以死殉。公孙瓒初为刘太守郡吏，太守坐事徙日南，瓒祭先人冢，曰：“昔为人子，今为人臣。当诣日南，今与先人辞于北。”遂随太守往（亦见《魏志》）。太守欧阳歙欲举督邮繇延，主簿将引延上，郡吏郅恽起而言曰：“延资性贪邪，明府以恶为善，主簿以直从曲，此既无君，亦复无臣！”则并显然有君臣之称矣。刘表遗从事韩嵩诣许，欲以观虚实。嵩曰：“若至京师，天子假一职，则成天子之臣、将军之故吏耳，不能复为将军死也。”更可见未仕于朝者犹为私臣也。甚至有为举主及长官持服者。荀爽为司空袁逢所辟有道，不应，及逢卒。爽制服三年。桓鸾为太守向苗所举孝廉，除胶东令，始到官而苗卒，鸾即去官奔丧，终三年。此为举主持服者也。王吉被诛，故人莫敢至者，独属吏桓典收敛归葬，服丧三年。刘质以冤死，王允为质吏，独随至京，送丧还其家，终三年乃归。此为长吏持服者也。《后魏书》：公孙邃为青州刺史，卒，佐吏疑所服，诏曰：主簿近代相承服斩，过葬便除，可如故事。自余无服，殊觉寥寥，可齐衰三月。则感恩知已、私自制服之例，且上达朝听，至发诏为定令矣。《南史》：宋武陵王讠延反，或劝其长史范义出走，义曰：“吾人吏也，吏不可以叛君。”《柳庆远传》：梁武初为雍州刺史，辟庆远为别驾。庆远谓人曰：“天下方乱，定霸者其在吾君乎？”因尽诚协赞，遂成帝业。可见六朝犹沿汉时长官得自置吏之制，而为所置者辄有君臣之分，抱节者虽能周旋患难，究何益于公家？桀黠者且至倾心于其主，如庆远等出死力以抗朝廷，此又长官得自置吏之流弊也。宁人但见后世选法不尽得人，而以为不如古制，抑知古制有不可复用者。唐时固亦尝兼用辟吏之法，然如韦皋在蜀，幕僚虽官显，不使入朝，即署为属州刺史，竟有终身不得见天子者。不特此也，朔方节度使安思顺表李光弼为副知留后事，白敏中为宁节度使，亦表蒋伸为副，是节度副使亦得由藩镇自置矣。安禄山之能叛，岂非以数年前请以蕃将易汉将，故得广树腹心，一朝举事，争为效力，遂至倾陷两京，唐祚几覆！故德宗晚年，方镇副ヘ多自选于朝，防一日有变，则就授以节制，盖深虑威柄下移，易致尾大之渐也。
○汉初分郡之大汉初设郡，所重者中原之地，故布置密而幅员较小。自京兆、冯翊、扶风所统外，如河东、太原、上党、云中、雁门、代郡、定襄，则今之山西省也；河南、河内、陈留、颍川、汝南、南阳、魏郡，则今之河南省也；齐、燕之地亦仿此。计今一省之地，汉时本有八九郡，兼有王侯国在其间，原不甚稀阔。若会稽郡，则几及今之江、浙二省；南郡、江夏二郡，则即今之湖北一省：桂阳、武陵、零陵三郡，则今之湖南一省；庐江、九江、豫章三郡，则今之江西一省；南海、郁林、苍梧、合浦四郡，则今之广东、西二省；辽东、辽西、玄菟、乐浪四郡，则今之关东及高丽一国。盖其时蛮夷之地，甫经开辟，人户稀少，赋税讼狱亦皆轻减，故疏阔如此（《懒真子录》亦云：汉郡之大，只以会稽一郡考之，县二十有六，吴即苏州也，乌伤即婺州也，毗陵即常州也，山阴即越州也，由拳即秀州也，太末即衢州也。乌程湖州也，余杭杭州也，鄞四明也。以此考之，即今浙东、西之地乃汉一郡耳）。至三国时，则渐分裂，如《吴志》孙策自领会稽太守，以朱治为吴郡太守，则汉时会稽一郡之地已分为二。又《夏侯玄传》万户之县名之郡守，五千以上名之都尉，千户以上令长如故，则其地之小益可见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