陔余丛考 - 第 22 页/共 33 页
○国忌日不决囚国忌日不决囚，唐以来已有此制。按《旧唐书》太和五年御史奏：均王傅王堪男，国忌日于私第科决罚人。特降诏：国忌日惟禁饮酒举乐，至于科罚人吏，本无明文。但缘其日不合厘务，官曹即不得决断刑狱，其小小笞责。固无所妨。今后有此类，台府更不要举奏，此事亦见《家斋随笔》。是唐时国忌日，百官以体务故不决断刑狱，已沿为故事矣。元微之诗云：“缚遣推囚名御史，狼籍囚徒满田地。明日不推缘国忌。”又《唐书。裴宽传》：礼部言忌日享庙请用乐，宽奏：“庙尊忌卑则作乐，庙卑忌尊则备而不奏。”遂定为制。后世忌日不举乐，盖本此。
○孕妇缓刑《北史》：崔浩定律令：妇人当刑而有孕者，许产后百日乃决。后世孕妇缓刑始此。《魏书》：北海王元愉以谋逆诛，将并诛其孕妾李氏。崔光奏曰：“李今怀妊，例待分产，乞停李狱以俟孕育。”帝从之。此浩定律后事也。然汉《刑法志》：景帝诏：“孕而未乳当鞠系者，皆颂系之。（颂，容也。容之，不桎梏也。亦见《刑法志》。）又《王莽传》：莽子宇以血洒莽门，发觉，饮药死。宇妻怀子系狱，须产子乃杀。干宝《晋书》：毋邱俭起兵被诛，其孙女适刘氏，以孕系廷尉。则孕妇迟刑，本汉、魏之制，岂元魏时此律已废，至浩而又著为令欤？○听重囚妻孥入狱令甲：长系之囚，许妻孥入视。其无子者，并许其妻入宿。按《后汉书。吴传》：安丘男子毋邱长有醉客辱其母，长杀之。既就狱，谓曰：”赦汝非义，刑汝不忍。汝有妻子乎？“对曰：”有妻无子。“乃令其妻同宿狱中，妻遂怀孕。长临刑，告母曰：”妻若生子，当名之曰吴生也。“《晋书。曹摅传》：有张兑为父报仇，有妻无子，县令乔智明愍之，令兑妻入狱，后遇赦得免。《北史》：后周时，裴政为司宪，用法宽平。囚徒犯极刑者，许其妻子入狱就之。至冬将行决，皆曰：”裴大夫致死于我，死无所恨。“此皆听重囚妻孥入狱之故事也。特其时尚未有定制，故长吏法外行仁。后世著为成例，其即此欤？
○笞臀汉《刑法志》：文帝除肉刑，以笞代劓刖。后以笞数多，反多死，景帝乃递减笞数。又诏定令：“笞者，长五尺，用竹，其本大一寸，未薄半寸，皆平其节。当笞者笞臀，毋得更人，毕一罪乃更人。”自是笞者得全。丘谓：“笞所用之材，所制之度，所行之人，所施之处，皆定于此。”《唐书》：宇文审以夏楚无小大之制，始创杖架，以高庳度杖长短。此又后世头号、二号之始也。《知新录》：夹棍起于宋理宗时，以木索并用，夹两股，名曰夹帮。又竖坚木，交辫两股，令狱卒跳跃于上，谓之超棍。拶见于《庄子》罪人交臀历指，注谓即今背剪拶指也。拶音赞，入声。韩昌黎诗：“崩胜相排拶。”今俗读作斩音。○滴血验尸有滴血之法，其来已久。按《南史》：孙法宗以父被孙恩戕于海ㄛ，乃沿海寻求。闻世间论是至亲，以血沥骨，当悉凝浸，乃操刀，见枯骸则刻肉灌血，如此十馀年，臂胫无完皮。梁豫章王综母吴淑媛，本齐东昏妃，武帝纳之，七月生综。综自疑为东昏子，闻俗云以生者血滴死者骨渗入，即为父子，乃私发东昏墓，出其尸，沥血试之。既有征矣，又自杀其次男，沥血试之。然则滴血之法，其起于六朝欤？《唐书》：王少元求父尸于野，不可识。或告曰：“以子血渍而渗者，父尸也。”少元果得父尸。
○税契市易田宅，既立文券，必投验官府，输纳税钱，给以印凭，谓之税契。此起于东晋时。按《隋志》：晋自过江，凡货卖奴婢、牛马、田宅，有文券者，率钱一万，输作四百入官，卖者三百，买者一百；无文券者，随物所堪，亦百分收四，名为散估。历代遂因之不废。然其制卖者出钱多，买者出钱少，殊非平允。其后定制，但令买者出钱，不知始于何时。按洪景卢以“民间投税皆买者独输，故为数多者，率隐减价直，赊立岁月，因此转滋告讦。乞蠲其半，使民皆乐输”，下户部议格。然则买者出钱，南宋时已如此也。
○戒石铭郡县厅事之南有亭，书“尔俸尔禄，民膏民脂。下民易虐，上天难欺”十六字，谓之《戒石铭》。《留青日札》谓是黄庭坚所书。《续通鉴纲目》亦载：宋绍兴二年，以黄庭坚所书《戒石铭》颁于州县刻石。然其实非起于绍兴，乃宋太宗书之颁于天下也。（《宋史。本纪》：太平兴国八年夏四月，班外官戒谕辞，盖即此。）而太宗则又本蜀孟昶之文而节之。景焕《野人闲话》载孟昶全文：“朕念赤子，旰食宵衣。言之令长，抚养惠绥。政存三异，道在七系。驱鸡为理，留犊为规。宽猛得所，风俗所移。无令侵削，无使疮痍。下民易虐，上天难欺。赋与是切，军国是资。朕之赏罚，固不逾时。尔俸尔禄，民膏民脂。为民父母，莫不仁慈。勉为尔戒，体朕深思。”共二十四句。洪容斋谓昶词虽多，转不免挂一漏百，经太宗删节，弥觉简括不遗。然则此铭太宗时已颁行，后山谷曾书之，至绍兴中，复以山谷所书颁行耳。《客中闲集》亦记戒石本于孟昶，而宋太宗删之。而欧阳公《集古录》谓戒石起于唐明皇，特不见其词耳。则又在孟昶之前矣。然欧阳谓明皇之词已不可见，亦疏于考据。明皇有《赐诸州刺史题座右》诗云：“眷言思共理，鉴梦想维良。猗欤此推择，声绩著周行。贤能既俟进，黎献实伫康。视人当如子，爱人亦如伤。讲学试诵论，阡陌劝耕桑。虚誉不可饰，清知不可忘。求名迹易见，安贞德自彰。讼狱必以情，教民贵有常。恤茕且存抚，老弱复绥强。勉哉各祗命，知予眷万方。”此即其戒石词也。按《商书》制官刑，儆于有位。则戒誓之辞，其来最古。《文心雕龙》云：汉扬雄有卿、尹、州、牧箴二十五篇，崔る、胡广又补缀为《百官箴》。《北史》：何妥为《龙州刺史箴》，勒于州门外（亦见《隋书》）。此又戒石之所也。《七修类稿》又记浙中各官厅，别有四句云：“天有昭鉴，国有明法。尔畏尔谨，以中刑罚。”此不知起于何人。（《瓮牖闲评》记有人于《戒石铭》每句下各添一句，云：“尔俸尔禄只是不足，民膏民脂转吃转肥。下民易虐来的便著，上天难欺他又怎知。”）○清慎勤匾各衙署讼堂多书“清慎勤”三字匾额，此本之《世说注》。李秉《家诫》曰：昔尝侍坐于先帝时，有三长史俱见，临辞出，上曰：“为官长当清，当慎，当勤。修此三者，何患不治乎？”并受诏。上曰：“必不得已而去，于斯三者何先？”或对曰：“清为本。”上顾吾，吾对曰：“清、慎之道，相须而成，必不得已，慎乃为大。”上曰：“卿言得之矣。”此“清慎勤”三字所本也（亦见《三国志。李通传》注）。
○乡都图今江南各县中，分民居为某乡某都某图。谢少连作《翕县志》，谓［B115］音鄙，乃都鄙之遗制也。赵宦光亦曰：都鄙本作［B115］，俗误读作图。顾宁人非之，而引《嘉定县志》曰：［B115］即里也。以每里册首一图，故不曰里而曰［B115］。又引《萧山志》谓：改里为图，自元始。然宁人亦失于考。按《宋史。袁燮传》：燮为江阴尉常平使属当赈灾，燮命每保画一图，田畴、山水、道路悉载之。合保为都，合都为乡，合乡为县。征发、争讼、追胥，披图可立决，以此为荒政首。则乡都图之制起于南宋也。（江南等省又有鱼鳞册，明洪武二十年命国子生武淳等分行州县，随粮定区，量度田亩方员，次以字号，编类为册，状如鱼鳞相次，号曰鱼鳞图册。）
○省今制分天下为各省，盖仍前明之制，而明则因元之旧也。元时诸路各设行中书省，是以有省之名。前明改行省为布政使司，而口语相沿不改，故犹称省耳。原省之名之所起，则本于汉。按《汉书。昭帝纪》：帝年幼，帝姊鄂邑公主共养省中。注伏俨曰：蔡邕云：本为禁中，门ト为禁也。后以孝元皇后父名禁，故避之曰省中也。卫宏《汉官旧仪》注亦曰：省中，禁中也。成帝外家王禁贵重，朝中讳禁，故曰省。然则本由禁中改曰省中，后世以中书、尚书诸官署设在省中，遂移为官署为名，曰中书省、尚书省。《唐书。杨收传》：汉制，总制群官曰省，分务而治曰寺是也。至元设行中书省于各路，遂又移为方州之名，曰各直省也。然行省之称，亦不自元始。陆放翁诗：“往者行省临秦中，我亦急服叨从戎。”又云：“行省当年驻陇头，腐儒随牒欲西游。”是南宋已有行省之称，然惟四川安抚大使则称之，他尚无此名。金宣宗时，州县为元兵残破，乃随处设行省，以治一方。如兴定三年，有东平行省蒙古纲，河北行省侯挚。又《苗道润传》：诏山东行省谕李琛与道润和解。又靖安民愿隶潞州，诏河北行省审处之。是金末亦已有行省矣。
○履历按《魏书。源子恭传》：时有亡人许周，伪称梁黄门侍郎。子恭疑之，表云：“据其履历清华，则家累应不轻。今来归化，何其孤迥？”履历二字始见此。《宋史。王彦超传》：太祖欲罢诸宿将兵柄，从容置酒，召武行德等宴，谓：“卿等久临剧镇，非所以优贤之意。”彦超喻旨，即请老。行德等尚自陈夙昔战功及履历艰苦。《雷德骧传》：大宗谓宰相曰：“朕欲择转运使，所患不知其人履行。可令德骧录京朝官履历功过之状，以便引对。”《毕士安传》：或荐张洎文学，太宗曰：“洎视士安词艺践历固不减，但履行远在下耳。”《卢知原传》：为吏部尚书，以官秩次第履历总为一书，功过殿最，开卷了然。《石豫传》：左肤为御史，履历与豫略同。是履历二字，至宋时始为官场成语。
○民壮今州县官衙前给使者，有民壮，饩于官而供役，其名则起于前明。天顺初，令召募民壮，鞍马器械悉从官给，本户有粮免五石，仍免户丁二名。至弘治间，又令州县选取年二十以上、五十以下，每里佥二名或三名、五名，春、夏、秋每月操一次，冬操二歇三，遇警调集，官给行粮。后王阳明破氵利头等贼及平宸濠，皆用其力。此说见《涌幢小品》。而《明史。兵志》则云：正统二年，募军余民壮，愿自效者，人给布二匹、月粮四半。景泰初，募直隶、山东、西民壮，守大同、紫荆等关。弘治二年，立佥民壮法。州县七八百里以上里佥五人，五百里里四人，三百里里三人，百里里二人。有司训练，遇警调发，给以行粮。富民不愿，则上直于官，官为雇募。隆庆中，又定一家有三丁者籍一，州与大县可得千五六百人，小县可得千人。隶抚臣操练，岁无过三月，月无过三次，练毕归农，复其身。
○官府乘轿轿本起于南俗，山行非舟车可通，故有此器。《史记。河渠书》引《夏书》曰：禹山行即桥。桥即轿也。《汉书》：淮南王安《谏武帝伐越书》曰：舆轿而逾岭。臣瓒曰：今竹舆车也。江表作竹舆以行云。是轿之为器，三代时已有之，然皆在南方，且以竹为之，如今兜子之类也。其在北方则有辇。《诗》云：我任我辇。《说文》：辇，挽车也，从车从＜夫夫＞（音们）。＜夫夫＞在车前引之，则如今之手挽车也。手挽车其下有轮，非如后世之肩舆也。然《左传》栾盈将为乱，范宣子使二妇人辇以如公宫。南宫万自宋奔陈，以乘车辇其母，一日而至。则古时惟妇人始得乘辇，其非妇人，则虽天子亦皆乘车，故周穆王犹用八骏。《吕氏春秋》：出则以车，入则以辇。此或秦制有用辇者，尚非肩舆也。《史记》：汉初，天子不能具钧驷，将相或乘牛车。又凡征召贤士，多用安车蒲轮。而黄霸为扬州刺史，治行第一，赐车盖特高一丈。宣帝时，蔡义给事将军幕府，家贫，常步行，门下客共为买犊车。可见西汉有官皆乘车，或贫不能具马，则以牛驾车。阴就以人辇，为井丹所叱，则东汉亦皆乘车也。魏、晋以来，乘车而改用犊。《世说》：石崇、王恺并游，日晚，争入洛阳。崇牛数十步后迅若飞禽，恺牛绝走不能及。又《太平广记》：王异惧妻妒，私置众妾于别馆。妻曹氏侦知，率婢仆二十馀人，持刀欲出。导遽命驾，亲以麈尾柄助御者打牛，乃得先去。《宋书》：何偃乘在前，刘在后。谓偃曰：“君辔何疾？”偃曰：“牛骏驭精故耳。”朱修之拜户部尚书，牛奔，坠车折脚，乃辞尚书。《南齐书》：陈显达诸子并精车牛，当世快牛陈世子青、王三郎乌、吕文显折角、江瞿昙白鼻，而皆集陈舍。《南史》：商悝于张侯桥浦中得金佛像，载之长干巷，牛不肯进。乃令牛人任牛所之，牛竟至阿育王寺。梁武当齐明帝世，避猜忌，常乘折角小牛车。刘之遴梦当为折臂太守，后牛奔堕车，伤右手，遂典郡。颜延之常乘羸牛车，路逢其子竣卤簿，即屏住道侧以愧之。《北史。晁崇传》：道武克姚平时，牛大疫，道武所乘车巨，数百，亦同日毙。彭城王勰遇祸时，被召入东掖门，牛不肯进，乃去牛而人挽以入。明山宾家常乏用，因货所乘车牛，既售，仍告以牛漏蹄。《北齐书》：中尉出清道，王公皆遥住车，去牛轭顿地，俟其过。《隋书》：牛弘弟弼醉，射杀弘驾车牛。弘还宅，其妻迎谓曰：“叔射杀牛。”弘无所怪，但云作脯。是六朝时，上自天子，下至士大夫，皆乘牛车。所谓短辕犊车、长柄麈尾，亦一时风尚使然也。然其时南朝亦间有乘肩舆者。《晋书》：陶渊明令一门生两儿舁舆。《宋书》：武帝与范泰登彭城，泰有足疾，特命乘舆。檀道济伐魏归，兵少敌众，乃令军士悉甲，身自乘舆，徐出外围。《南史》：桂阳王休范反，乘肩舆至垒南。江夏王宝元反，乘八冈舆，手执绛麾幡，随崔慧景至都。王敬则起兵，至武进陵口恸哭，乘肩舆而前。垣崇祖守寿春，魏人攻之。崇祖肩舆登城，手决堰水，魏人溺死无算。梁天监中，益州民焦僧护作乱，萧渊藻年未弱冠，自乘肩舆，巡行贼垒，击平之。又韦体素弱，未尝乘马，每战常乘板舆，督励将士，勇气无敌。是皆六朝已乘肩舆之证。盖轿本南俗，浸寻而及于王公士大夫，或私用之，尚未著为定令耳。唐都长安，承北朝之制，百官皆乘马。《唐书》：刘知几议释奠仪曰：“古大夫以上皆乘车，以马为服。魏、晋后以牛驾车，江左尚书郎辄乘马，则御史劾之。颜延年罢官，乘马出入，世称放诞。此乘马宜从亵服之明证。今陵庙巡谒，王公册命，士庶迎娶，则盛服官履乘辂车。他事无车，故贵贱通乘马。比者法当驾所临，侍臣皆马上朝服，非惟不师于古，亦是取惊流俗。”是唐初官僚皆乘马。李靖与侯君集同还省，君集马过门数步乃觉，靖知其有异虑。武元衡为相，遇盗被刺，马归，始知之。裴度马上被斫，毡帽厚，得不死，犹断鞅而去。程大昌《演繁露》亦记唐时朝官出使，皆乘驿马，间有乘担子者，夫皆自雇。是皆乘马不乘轿之明证。然亦已有乘肩舆者。马怀素、褚无量侍讲读于禁中，许肩舆至内馆。苗晋卿年老，许肩舆至中书。此皆特典。其后张弘靖镇幽州，用人舆出入。杨复恭乘肩舆至太极殿。又《文昌杂录》：令狐荐裴坦知制诏，非裴休意也，坦入时见休愧谢，休曰：“令狐丞相之举，休何力。”乃顾左右肩舆而出。《北梦琐言》：杜审权出领江西，乘肩舆出都，门生饯别于灞桥。《五代史》：后唐庄宗将称帝，张承业自太原肩舆至魏极谏。又庄宗以卢程为相，拜命之日，乘肩舆导从喧呼。庄宗闻之，以问左右，对曰：“此宰相担子入门。”《宋史》：李为周太祖相，以病乞致仕，周祖不许，赐白藤肩舆，召至便殿勉谕。然则宰相及大臣乘肩舆，盖自唐初有特恩赐者，其后自相沿仿，渐以成习，沿至五代，遂为常制也。宋初百官亦乘马，王旦有控马卒，年满辞去。公问以控马几年，曰：“五年。”公曰：“吾不省有汝。”既去，又呼问曰：“汝乃某人乎？”盖逐日控马，但见其背，未见其面，至是因其去而见其背，方省也。刘贡父初入馆，乘一骒马。或规之，刘欲以青布作小系之尾后，曰：“吾俸入俭薄，因就廉值取此马以代步，不意诸君督过之深，姑为此以掩言者之口耳。”王荆公在金陵，尝乘驴。或有进肩舆者，公怒曰：“奈何以人代畜！”是可见北宋时有百官乘马之制。《建炎朝野记》云：东都旧制，耆德大臣或宗室尊行者，特恩许乘肩舆。高宗至磁州，宗泽以所乘轿进，黑漆紫褥，上却之。以旧制在京百官不用肩舆，所以避至尊。高宗是时未即位，故却不御也。（按宗泽有所乘轿，岂是时外任官已有乘轿之制欤？）建炎元年，上驻跸维扬，以砖滑，许乘轿。《呈史》谓唐宰相皆乘马，五代始用担子。本朝惟文潞公年高，以太师平章军国，司马温公以病不能乘骑，乃许乘担子。《云麓漫抄》亦云：故事，百官入朝并乘马。政和三年十二月十一日，以雪滑，暂许乘车轿，不得入宫门，候路通，仍依常制。高宗南渡后方乘轿，遂相沿不改。是近代乘轿，实始于宋南渡也。筌翁《贵耳集》云：自渡江以前，无今之｛乔｝，只是乘马。洪容斋记绍兴三十年为参详官，各乘马赴贡院。至淳熙十四年司贡举，则乘轿者十人而九矣。盖南方本少马，且砖石地，不便乘骑，而又无朝廷明禁，遂不觉日趋于安逸耳。朱国祯云：明初三品以上乘轿，四品以下乘马，在外自大使以下皆乘马，武官勋戚亦如之。惟年老公侯及拜三公者赐轿，然后得乘。嘉、隆以来，南京无大小皆乘舆，惟有两人四人之分。而北京亦用肩舆出入，即兵马指挥亦然。在外惟典史乘马，恐不久亦当变矣。《明史。霍韬传》：南京给事中曾钧，骑马不避尚书刘龙、潘珍轿。龙、钧互讦奏，霍韬因劾钧，且请禁小臣乘轿。廷议如韬奏，而南京给事御史乘轿自如。又嘉靖中，郭宗皋为巡按行部，乘马不御肩舆。以不御肩舆即为美谈，至入之本传，则其时皆御肩舆可知。王新城《池北偶谈》云：今江宁、开封各官皆用暧轿施帷，余省各官不施帷，盖犹有古褰帷之意云。
○养济院、育婴堂、义冢地顾宁人谓漏泽园之设，起于蔡京，不可以人而废法。按《宋史。徽宗纪》：崇宁元年置安济坊，养民之贫病者，仍令诸郡县给养。二年，又置漏泽园。《夷坚志》亦云：崇宁间，设孤老院以养孤老，安济坊以养病人，漏泽园以瘗死者。《通鉴》亦谓：崇宁间置居养院、安济坊、漏泽园，朝廷课以为殿最。谚曰：“不养健儿，却养乞儿。不管活人，只管死尸。”计其时，正京当国，是以顾宁人谓起于京。然《管子。入国篇》：凡国都有掌孤，凡孤幼不能自生者属之。其亲戚故人养一孤者，一子无征、养二孤者，二子无征。有痼疾不能自存者，官收而衣食之。是恤孤养疾，本属古制。《南齐书》：文惠太子与竟陵王子良俱好释氏，立六疾馆以养穷人。《梁书》：普通三年。诏置孤独园，以恤老幼。《后魏书》：宣武诏太常立一馆，使京畿内处疾病者咸令居处，便医治之。《旧唐书。武宗纪》：废天下僧寺，寻以悲田养病坊，以僧尼还俗，无人主持，恐残疾无以自给，乃命两京量给寺田，诸州或七顷，或十顷，择本处耆老勾当（盖唐时养病坊属寺僧经营）。是恤孤养疾，六朝及唐已著为令甲而《宋史》苏轼知杭州，裒羡缗二千、黄金五十两，作病坊以处病者。常知广德军，亦置慈幼局。则宋亦已有之，在蔡京之前。其漏泽园之设，《月令》已有掩骼埋。《后汉书。桓帝纪》：诏京师死者相枕，若无亲属者，可于官Й地葬之，表识姓名，为设祠祭。则后汉亦早有此制。而宋初又已著令：贫无葬地者，许以官地安葬。见于范同奏疏。天禧中，于京城外四禅院买地，瘗无主骸骨，每具官给六百文，幼者半之。见《韩魏公君臣相遇传》。又《宋仁宗纪》：嘉七年，诏开封府市地于四郊，给钱瘗贫民之不能葬者。《神宗纪》：元丰二年，诏给地葬畿内寄之丧无所归者，官瘗之。韩魏公镇并州日，亦官钱市田数顷，给民安葬。是义冢之法，蔡京前已有之，亦不自京始也。盖京特踵其法，遍行州郡以沽誉，并入之课程耳。叶石林守许昌日，有押运使宋升，以营造西内需用灰布，竭牛羊骨不足，至取漏泽园人骨屑灰用之。其时正京在朝，若果力行善政，则权相方设园瘗骨，臣下敢即取骨作灰乎？宁人亦未知深考，而谓善政之始于京，不免为京所欺也。宋淳七年，创慈幼局，乳遗弃小儿。民间有愿收养者，官为倩贫妇就局乳视，官给钱米。此又后世育婴堂之始。《香祖笔记》：杭州养济院，祀严嵩为土地神。说者谓嵩籍没后，寄食于养济院而死，故祀之于院。按《清波杂志》：蔡京死于潭州，数日不得殓，以青布裹尸，藁葬漏泽园。然则京亦可祀于漏泽园为土地神也欤？
●卷二十八○秀才《礼记》有秀士。《汉书。贾谊传》：河南守吴公闻谊秀才，召置门下。秀才之名始见于此。公孙弘奏：博士弟子内有秀才异等，辄以名闻。是皆谓才之秀者，非竟以为士子之专称也。晋世始有秀才之举。永宁初，王接举秀才，报友人书曰：“非荣此行，实欲极陈所言，冀有觉悟耳。”此士子专称秀才之始。元帝时，所举秀才皆不能试经，尚书孔坦请展限五年，听其讲习，诏许之。则秀才有不能试经者矣。后魏令中正掌选举，其秀才对策第居中上者，表叙之。北齐令中书策秀才，滥劣者有罚墨汁之例。南朝亦重此科，王融、任俱有策秀才文载《文选》，可考也。至隋时，秀才之举益重。《杜正玄传》：开皇中，海内举秀才杜正元一人。杨素曰：“周、孔更生，尚不得为秀才，刺史何妄举如此！”素意欲试黜之，乃手题使拟司马相如《上林赋》、王褒《圣主得贤臣颂》、班固《燕然山铭》、张载《剑阁铭》、《白鹦鹉赋》，令至未时俱就。正玄果如期并了。素大惊曰：“诚好秀才！”后其弟正藏、正伦亦举秀才。隋世天下举秀才不十人，而杜氏一门三秀才，此其极盛也（亦见《唐书。杜正伦传》）。唐高宗永徽二年停秀才科，开元十四年以后复有此举。主司以其科废久，不欲奖拔，多黜落之，其科遂废。《封氏闻见记》：唐初秀才试方略策三道，其后举人惮于方略之科，为秀才者殆绝，而多趋明经进士。然唐时凡举子皆称秀才，见李肇《国史补》。又韩昌黎有《讠燕河南府秀才》诗。其时秀才之科久停，而犹有是称，可见凡乡贡怀牒就试于州县而觅举者，皆称秀才也。《容斋随笔》谓：秀才名目，魏、晋以后为贡举科目之最，而今俗以为相轻之称。则宋时凡应举者固无不称秀才矣。元虞集为文宗草诏，谓顺帝非明宗子。顺帝登极，欲杀之，脱脱在旁曰：“彼有文名，后世只谓陛下杀此秀才。”乃舍之。洪武中选国子生才高者，命博极群书，以备大用，帝呼之曰“老秀才”。可见元、明以来，秀才为读书者之通称。今俗犹以府县学生员为秀才，盖亦沿旧称也。府县学生员之制，始于明太祖。欲令人才一出于学校，于是府设教授，州设学正，县设教谕，各副以训导。其生员之数，府四十，州、县递减其十；月廪人六斗。其后命增广员数不拘额。宣德中，又定增广之额，于是初设廪食者谓之廪膳生员，增广者谓之增广生员。正统中，因杨缵奏疏，又请于额外增取，附于诸生之后，谓之附学生员。
○监生汉时天下之士皆聚于太学，盖太学设五经博士，专门名家，学有本原，故士之向学者皆赴之。业成者授为郎及文学掌故。此由太学叙用者也。其他郡国所举孝廉、有道，及辟署掾史、功曹，大抵亦太学之人居多。是以东汉之末，游学者至三万馀人。《唐书。儒学传》：太宗广学舍千三百区，四方秀艾云集，蛮夷亦遣子弟就学，凡八千馀人。其后士之试于礼部者，先两监而后乡贡。京兆所录两监十名以上，小宗伯多倚以为选，登进士第者无虑十之七八。语见《文献通考》。宋制：太学有积分之法，分上舍、中舍、下舍，以递为升黜，亦多至数千人。而成均试太学生，并别有状元之目。《癸辛杂识》：解褐舍法：下等上舍先免解，后免省，待三年后到殿，中等上舍径到殿，或特旨径行解褐。其释褐恩数优者谓之状元。择日于崇化堂鸣鼓，集众诸生两廊序坐，状元衤阑袱立同舍班，俟揖讫，诣堂上香案前，望阙谢恩是也。明承宋制，令天下择诸生学行优者，送国子监就学，以育其才。或举人会试不第，亦听入监。（如贾三俊、练钢、姚显皆以乡试举人入国学，杨守以乡试第一入国学，杨继盛举乡试，卒业国学。皆见本传）。而洪武中，监生并有奉使采访民事、平理讼狱，甚或即授布、按两司者。（洪武二十六年，择国子监生六十四人为布政使等官。明年，又遣监生分行天下，督吏民修水利。）其纳粟入监之例，自景泰中始。朱国祯《涌幢小品》云：近日民生纳粟一途，人颇轻之。然罗圭峰以七试不录入赀北雍，中解元、会元。盖既有此途可以就试，则人才亦即出其中，固未可一概论也。
○举人汉时取士，无考试之法，皆令郡国守相荐举，故谓之举人。后汉章帝建初元年诏曰：“前世举人贡士或起畎亩。”举人之名始见于此。今世俗别称举欲会人曰孝廉，以孝廉本郡国所举也。然汉时举人名目甚多，如贤良、方正、文学、有道、直言极谏、茂材异等、明阴阳、明兵法、能治狱、有行义之类，皆郡国所举，而孝廉特其一途耳。今专以此为举人之称，盖孝廉乃每岁所常举，其他则随时诏举故也。和帝十三年制：郡国口十万以上，岁举孝廉一人；不满十万，二岁举一人；五万以上，三岁举一人。此可见汉时举孝廉之常制。又汉成帝诏：北边二十二郡，举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。平帝又诏：举武勇有节、明兵法者，郡各一人。此又后世武举之始也。唐、宋举人则又与前代异。前代举孝廉等即为入仕之途，唐、宋惟重进士一科，所谓举人者，不过由此可应进士试耳，故又谓之举进士。其时士之试于礼部者，在内由京兆府考试录送，李肇《国史外》所谓京兆府考而升之，谓之等第是也；在外由各府申送，谓之乡贡，则不复考试，《国史补》谓之拔解是也。至宋则外府解送，亦须先试。东坡在杭州有《监试呈诸试官》诗及《催试官考校》诗是也。（按韩昌黎《宴河南秀才》诗云：乃选二十县，试官得鸿生。则唐时解送，亦须先试，盖中叶以后之制。）举人试礼部不中，仍须再应乡举。《宋史》：刘章四魁乡举。又元遗山《送靖达卿》诗序谓：先生曾以乡试两魁郑州。许瑗在至正中，两以《易经》举于乡，皆第一，会试辄不利。是宋、金、元举人皆如唐制，但可由此试进士，而不能入仕。今乡试已中者为举人，即会试不第，亦不必再应乡举，而并可依科就选。此乃前明之制。盖唐、宋举人谓之举进士，并无另设举人之科。前明则乡试中式者为举人，会试中式者为进士，遂与进士分甲、乙科，而举人并可入仕，是以举人另成一名目也。（今会试中式者，礼部放榜，但云会试中式举人，必俟殿试后赐进士及第、出身、同出身、始谓之进士。或有事故不及赴殿试者，尚但是中式举人，不得称进士，盖犹沿唐、宋遗制。）
○进士进士之名，见于《王制》，秦、汉以来，未有此名目也。至隋炀帝始设此科，唐因之。其初虽有诸科，然大要以明经、进士二科为重，其后又专重进士。此后世进士所始也。唐初制试时务策五道，帖一大经。经、策全通为甲第。策通四，帖过四以上为乙第。永隆二年，以刘思立言“进士唯诵旧策，皆无实材”，乃诏进士试杂文二篇，通文律者然后试策。此进士试诗、赋之始。开元二十五年诏：进士以声韵为学，多味古今，自今加试大经十帖。建中二年，中书舍人赵赞权知贡举，又以箴、论、表、赞代诗、赋。太和八年，仍复诗、赋。此唐一代进士试艺之大略也。然唐制有与后世不同者。后世三岁一会试，唐则每岁皆试。后世放进士多至三、四百人，少亦百馀人，唐则每岁放进士不过三、四十人。见《通考》所载《登科记》。宋初犹每岁一试，仁宗至和二年始定令间岁一科举，英宗二年又定令三岁一科，此后世三年一乡、会之始也。（《封氏闻见记》：唐时风尚，最重进士，制举虽高，犹在进士之下。御史张瑰兄弟八人，其七人皆登进士，一人制科出身，每亲故宴集，兄弟连榻，犹令制科者别坐，谓之杂色，以为笑乐。其时习俗如此。）南宋又有类省试，盖因兵兴路远，举子难赴，即就本路权省试，如绍兴二年，川陕宣抚使类试陕西发解进士，得周谟等十三人，以便宜赐进士出身。绍兴五年，又诏川陕类试进士，合格，第一人依殿试第三人例推恩，余并赐同进士出身。度宗在谅ウ，命宰执类试，阮登炳以下依例赐出身。则类试并行之于朝廷，此又因理宗之丧而权为之制也。
○状元、榜眼、探花世称进士廷试第一甲三人为状元、榜眼、探花。按状元之名，唐已有之。自武 后初试贡士于殿前，别其等第，门下例有奏状，其居首者因曰状头，亦曰状元。《通鉴》：唐僖宗谓优人曰：“朕若应击球进士举，须为状头。”《酉阳杂俎》：李固言擢状元，诗赋有“芙蓉人镜”之目。又郑谷《登第》诗：“好是五更残酒醒，耳边闻唤状元声。”此唐时称状元之故事也。榜眼、探花之名，《明史。选举志》云：制所定也。似谓此三种名目，系明太祖所定。然元人欧阳圭斋，记泰定丁卯状元至国学谢师，榜眼刘思诚，探花郎徐容，亦拜于侧。又高则诚《琵琶记》亦已有榜眼、探花之名。则元、明以来，固有是称。又按《宋史。陈思让传》：思让之孙若拙，素无文，中第二名。当时以第二名为榜眼，遂以若拙为瞎榜。则榜眼之名起于北宋无疑。然魏道辅《诗话》：宋人宗时，朱严以第三人及第，附舟赴任，王禹送诗曰：“赁舟东下历阳湖，榜眼科名释褐初。”则北宋时第三人亦呼为榜眼。盖眼必有二，故第二第三人皆谓之榜眼。其后以第三人为探花，遂专以第二人为榜眼耳。探花之称，唐时曲江宴本以榜中最年少者为之。《秦中记》：探花宴，以少俊二人为探花，使遍游名园。若他人先得名花，则二人被罚。宋初犹然。《翰苑名谈》：西方琥登第，年最少，告状元郑毅夫乞作探花郎。毅夫云：“已差二人。”琥曰：“此无定员，添一人何害？”是宋初尚未以第三人为探花。《挥麈录》：宋宗谔之子昭遘，十八岁登第。昭遘子果卿，果卿子士廉，三世皆以是年为探花郎。是亦谓三世登第皆十八岁，故俱以年少为探花郎，而非必三世皆第三名及第也。戴埴《鼠璞》云：本朝故事：吴旦榜冯拯为探花，太宗赐诗曰：“二三千客里成事，七十四人中少年。”《蔡宽夫诗话》亦但言期集所择少年为探花，而今独以称鼎魁，不知何义。戴埴系宋末人，而其说如此，则宋南渡后固以第三人为探花矣。按宋时一甲不止三人（洪容斋《随笔》记：真宗三年，一甲陈尧咨以下六人授将作丞，四十二人授评事，第二甲一百三十四人授节度推官及军事判官，第三甲八十人防团军事推官。又梅圣俞《喜谢师厚及第》诗，自注：一甲二十八人，君名在二十三。又《夷坚志》：淳化三年，大廷唱名，时宫中适生皇子，上喜，顾谓侍臣曰：“第一甲可多放几名。”遂以次传胪，上意亦忘之，至三百名方悟，遽曰：“止！”是岁孙何为状头，而一甲有三百二人），而三人为最重。苏老泉云：今进士三人之中，释褐之日，天下望为卿相，不十年，未有不两制者。苏子瞻《送章子厚序》亦云：仁宗朝十三榜，数其上之三人，凡三十有九人，其不至于上卿者九人而已。则是时一甲虽不止三人，而以三人为贵益可知。周密《唱名记》：第一名承事郎，第二、三名文林郎。第一甲赐进士及第，二甲同进士及第，三、四甲赐进士出身，五甲同进士出身。其制与今微有不同。然一甲三人即授承事、文林之阶，近代一甲三人先授职之制所由也。（按《宋史。吕蒙正传》：中进士第一，授将作监丞，秩九品。是宋初状元授职尚不过九品官。）《宋史》：蔡齐举进士第一，仪状俊伟，真宗特命金吾给七驺传呼以宠之。此又后世状元列仗游街之制所由也。《金宣宗纪》：诏词赋进士第一甲第一人特迁奉直大夫，第二人以下及经义进士第一人并儒林郎，第二甲以下征仕郎，同进士出身从事郎，经童将仕郎。则经制视宋较优。《元史》：张起岩延乙卯进士第一，除同知登州事，特旨改集贤院修撰。至治元年，宋本廷试第一，亦即授修撰。此又近代状元授修撰之始也。（按：练子宁，洪武十年一甲第二名，授修撰。其后胡广、王艮、李贵三人皆一甲，亦皆授修撰。则明初修撰不止授状元一人。又天顺中，检讨邢让以修实录进修撰，成化中杨廷和亦以检讨进修撰，则修撰本翰林中官名，非专为状元授也。）《续通鉴》注云：第一名从六品，第二名以下及第二甲正七品，三甲正八品。此又近代状元从六品之始也。又元时一甲者皆赐及第，顺帝癸酉稍变其制，赐一甲三人及第，余赐出身、同出身。此又后以三人为及第，二甲为出身，三甲为同出身之始也。（《元史。宋本传》：本充读卷官，增第一甲为三人。岂元时廷试一甲止一人，至本而增至三人耶？传恐误。）元人宋有《登第》诗五首，内《赐章服》一首，自注云：自泰定元年甲子科，始赐幞头花、带靴银、木简，皆具简上，仍刻御赐字，金填之。《明史。吴伯宗传》：洪武四年，伯宗廷试第一。时开科之始，帝得伯宗甚喜，特赐冠带袍笏。此又近代状元赐冠服、进士赐袍缎之始出。《涌幢小品》：明洪武二十一年廷试，上亲擢任亨泰第一，命题名于石建坊以宠之。此又近代状元等建坊之始也。《明史。曹鼐传》：新进士赐宴礼部，由宣德八年始。此又近代赐宴礼部之始也。（王辟之《渑水燕谈录》：宋时新进士赐宴赐诗，自太平兴国二年吕蒙正榜始。分甲第及赐同出身，自太平兴国八年王世则榜始。赐袍笏，自祥符中姚晔榜始。唱名，自雍熙二年梁颢榜始。弥封誊录，始于景德、祥符之间。）
○三元《摭言》：唐大中中，张又新号“张三头”，谓进士状头，宏词敕头、京兆解头也。《说储》又载唐崔元翰京兆解头、礼部状头、宏词敕头、制科三等敕头，则并中四元矣。《宋史》列传第七十六卷论谓，宋进士自乡举至廷试皆第一者，王曾、宋庠为名宰相，冯京为名执政。是宋时中三元者共有三人。然《王岩叟传》以明经科乡举、省试、廷对皆第一，则亦一三元也，但明经非进士科耳。至《孙何传》举进士，开封府、孔部俱首荐及第，又得甲科，则进士科三元又有孙何矣。《杨传》：举进士京师，试国子监、礼部皆第一，廷试时，仁宗临轩启封，见名喜动颜色，遂擢为第一，则变三元也。（《宋史》论但称王曾等三人，而何、二人俱不及，盖以何、并未宦达耳。按何官至制诰、掌三班院，而《传》云其友梦作龙首山人，自谓：“龙首，我四冠多士；山人，无禄位之称。其终于是乎？”已而果卒。）《金史。杨伯仁传》：孟宗献发解第一，伯仁读其程文，谓当成大名。是岁宗献府试、省试、廷试皆第一，时称为孟四元。盖金时尚多一府试也（亦见《归潜志》及《中州集》）。《辍耕录》：元时三元一人，王宗哲，字元举，至正戊子科三元进士，为湖广宪佥，后降于贼。有吊四状元者曰：“四榜状元逢此日，他时公论定难逃。空令太守提三尺，不见元戎用六韬。元举何如兼善死（泰不花死台州），公平（李齐为高邮知府，说张士诚，后被戳）争似子威高（李黼死江州）。世间多少偷生者，黄甲由来出俊髦。”陶九成云：论优劣江州第一，台州次之，高邮又次之，宪佥不足道也，则王宗哲愧此三元矣。《明史。商辂传》：辂举乡试第一，正统十年会试、殿试皆第一。终明之世，三试第一者，辂一而已。然《鸡窗剩言》记黄观洪武甲子南京解元，辛未会试第一，廷对《御戎策》，太祖擢置状元，后殉建文之难。亦见傅维麟《明书。忠节传》。则洪武中已有一人，不独商文毅也。（按《明史。黄观传》但云以贡入太学，洪武二十四年会试、廷试皆第一，而不言乡试亦第一。又《选举志》亦谓三试第一，明代惟商辂一人。则观又似止会、状两元，而非三元。）本朝百馀年来，未有中三元者。乾隆四十六年辛丑科，苏州钱以己亥解元掇辛丑会状，遂备兹盛事。盖气运鸿朗，久道化成，是以灵秀呈露，蔚为上瑞，于此可以觇文明之治也。按《闻见录》，欧阳修以监元、省元赴廷试，锐意魁天下。及唱名，乃王拱辰第一。明人小说：王鏊以解元，会元赴廷试，人皆必其三元。会商文毅阅卷，不欲人与己同，乃置之第三。此皆两元而不得状头者。
○两次及第《金史》郑子聃初中天德二年进士一甲第三人及第，已官书画直长矣，自负其才，以不得第一人为歉。海陵怒，乃令与进士杂试，果以一甲第一人及第，乃授翰林修撰。本朝有马提督名泉，山西人，先中壬申科武进士一甲第三名。及第后为参将，缘事罢官。再应试，中庚辰科武进士第一名及第。一文一武，何其数百年如一辙也！
○特赐进士《封氏闻见记》：李林甫婿王如Г以伎术供奉，玄宗欲与改官，林甫奏如Г现应进士举，乞圣恩与一及第。上许之，付礼部与及第。侍郎李曰：“明经、进士，国家取才之地。圣恩优异，差可与官，不宜与第。”如Г方宾朋宴集，忽中书下牒礼部：王如Г可依例考试。乃皆愕然失措。可见唐时未有赐进士者。唐末始有追赐及第之例。《通鉴纪事》：宰相张文蔚奏名儒不遇者方干等五人，请赐及第，以慰其魂。然此乃加恩于已殁之落第举子，非现在之举子也。天复元年，令新及第进士中有久在名扬、年齿已高者，不拘常例，各授一官。于是陈光问、曹松等皆以年高授秘书省正字等官。此又加恩于及第进士内之老者，而非落第之老举子也。宋时始有特奏名之例，年老者或得赐同出身，其后有不必年老而亦赐者，《神宗纪》赐布衣陈知彦进士出身是也。又有他途出身，已为达官，而特赐进士出身者，《神宗纪》赐知县王辅同进士出身；《理宗纪》以史宅之为太府少监，史宇之为将作少监，并赐同进士出身；赵葵同知枢密院事，赐进士出身；李曾伯为四川宣抚使兼京湖制置大使，赐同进士出身；德中，谢堂知枢密院事，赐同进士出身是也。金制，已为显官特赐进士者，又必定为某科进士。如移刺履，明昌初礼部尚书兼翰林直学士，特赐大定三年孟宗献榜下进士及第；韩锡，天德中为尚书工部员外郎，特赐胡砺榜下进士及第；胥持国拜参知政事，特赐孙用康榜下进士及第是也。又有武职赐文进士者，《宋史。曹勋传》勋以恩补承信郎，特命赴进士廷试，赐甲科，为武吏如故。此尤累朝所无也。我朝旷荡之恩，时施格外，康熙年间如查慎行以供奉劳由举人赐进士，庄令舆等以五经由监生赐举人。今上每遇恩科，加恩年老者尤渥；乡试被黜者，特赐举人；会试不第者，或授翰林检讨等官，以荣其身。此又千古未有之旷典矣。
○棘闱贡院四围重墙皆插棘，所以杜传递出入之弊，古制则非为此也。《五代史。和凝传》：是时进士多浮薄，喜为喧哗，以动主司。主司每放榜，则围之以棘，闭省门。凝如贡举，撤棘开门，而士皆肃然无哗，所取称为得人。然则设棘乃放榜时以防士子喧噪耳。
○礼部知贡举唐初，明经、进士皆考功员外郎主试事。开元二十四年，考功员外郎李昂为举人诋诃。帝以员外郎望轻，遂移贡举于礼部，以侍郎主之。后世礼部知贡举自此始。然其时知贡举者即主司，后世知贡举者但理场务，而主试则别命大臣。按唐制，知贡举亦有不专用礼部侍郎，而别命他官者。德宗时，萧昕以礼部尚书知贡举，则不必侍郎也。又以国子祭酒包佶知贡举，宪宗时以中书舍人李逢吉知贡举，穆宗时以中书舍人李宗闵知贡举，武宗时以太常卿王起知贡举，宣宗时以中书舍人杜审权知贡举，五代时亦或以他部尚书、侍郎为之。此又近代别命大臣主试之始也。又唐时知贡举大臣有不必进士出身者。《旧唐书。李麟传》：麟以荫入仕，不由科第出身。后为兵部侍郎，知礼部贡举。又李德裕与李宗闵有隙，杜欲为释憾，谓宗闵曰：“德裕有文才而不由科第，若使之知贡举，必喜矣。”是唐制非科第出身者亦得主试也。
○殿试唐武后天授元年二月，策问贡举人于洛阳，数日方毕。此殿试之始也。然其制与后世异。其时举人皆试于考功员外郎，武后自矜文墨，故于殿陛间行考功主试之事，是殿试即考功之试，非如后世会试再赴殿试也。武后以后，其事仍归考功，无复殿试。开元中，改命礼部知贡举，故知贡举者所放第一即为状元，《摭言》记裴思谦以仇士良关节谒礼部侍郎高锴求状头，曰“非状元请侍郎不放”是也。穆宗时，始令知贡举官先以所取及第进士姓名文卷申送中书官，然后放榜，然亦第令礼闱所取试卷具送中书复阅，非另于殿陛再试也。宋太祖开宝五年，礼部试到〔“到”字衍〕进士安守亮等，上召对讲武殿，始下诏放榜。此殿陛放榜之始。六年，李知贡举，有徐士廉伐鼓讼冤，上乃御讲武殿，籍终场举人再试诗赋，命殿中侍史李莹等为考官，得进士二十六人，并所取，皆赐及第。则殿试实自宋太祖始。（《通考》谓所取者仍皆赐及第，《文昌杂录》谓所取者覆落十人，责授太常少卿。）然是科殿试尚合被黜举人再试，以定去取，非专试知贡举所取士也。八年又试贡院合格举人王式等于殿内，以王嗣宗为首，而王式为第四。自此省试后再有殿试，遂为常制。元时无殿试，但省试后再试于翰林国史馆耳。洪武中仍复殿试之例。
《宋史。范镇传》：故事，廷试唱名，过第三，则礼部试第一者，必越次抗声自陈，得置上列。吴育、欧阳修亦为之。镇独不然，至第七十九人乃闻呼出应，自是此风遂革。
○武科殿试武科始于成化十四年，太监汪直奏请武举设科、乡、会试如进士例，尚未有殿试也。崇祯四年，因武会试中式之王来聘、徐彦琦俱能运百斤大刀，及榜发，二人不与选，乃下考官狱，特命词臣倪元璐等覆阅，取百人，视文榜例分三甲，传胪赐宴，以前三十卷进呈，钦定一甲三人，来聘居首，即授副总兵。武榜有状元自此始。后来聘感上恩，攻登州城中伤死。一甲第三名贺秉钺为参将，崇祯十六年，扶父柩至临清，与大清兵巷战死。王阮亭记是科因考官方逢年之奏，故行殿试云。按武举汉已有之，如成帝诏北边二十二郡举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是也。唐武后长安二年又设武举之科，其后郭子仪亦由武举出身，但未有殿试之例。殿试实自宋始。《通鉴》：神宗熙宁六年九月，初策武举之士。先是，武举试义策于秘阁，武艺于殿前司，殿试则又试骑射，又策于庭。策、武艺俱优，为右班殿直，次优为三班奉职，又次借职，末等枢密院初议：不能对策者答兵书墨义。至是因王安石言，始策武举之士。《哲宗纪》：绍圣四年，御集贤殿策进士，明日，策武举。孝宗时，又命武举廷试，依文举例，给黄牒，榜首武举及第，余并赐武举出身。是宋时原有武科及武殿试之例，盖至元时已废，迨明成化始复武举，崇祯中又复殿试之例耳。
○试期沈作《寓简》：宋初发解进士，率以秋季引试，无定期，故诸子多占邻近户籍，至有三数试者，冀于多试之中，必有一得。绍兴中乃定诸州科场并用八月一日锁院，十五日引试。《夷坚志》：春试向例在正月。淳熙十四年庚戌以首春雪寒，恐远方来者愆期，特展半月。此宋时秋试在八月，春试在二月之源流也。元仁宗因李孟言，亦定以八月乡试。二月会试（其期乡试八月二十日头场，二十三日、二十六日为二场、三场；会试二月初一日为头场，初三日、初五日为二、三场），明因之（八月初九日头场，十二日二场，十五日三场；二月会试日期亦同）。万历戊戌，御史乔璧星以举子重裘而进，便于怀挟，请改期于三月，用单夹衣，则弊可清。李九我驳之。张幼于亦有《会试移期议》一篇，谓国初定鼎金陵，在南北之中，故定期二月会试。后都北京，远三千里，宜移在三月（俱见《涌幢汪品》）。然终明之世，未尝改移也。至本朝始改三月，远方士子既免匆遽，而天暖无呵冻之苦，衣单无怀挟之弊，最为善政。至殿试之期，元时在三月初七日，明初在三月一日；谢恩在初六日，成化八年改在十五日，后遂为例。然二月会试，而三月朔即殿试，则礼闱中阅文为日无几，岂不太促？本朝殿试在四月二十五日，传胪在五月朔日。乾隆二十六年辛巳科，奉旨改四月二十一日殿试，二十五日传胪。
●卷二十九○科举分南北《明史。选举志》：明初，礼闱取士，不分南北。洪武丁丑，考官刘三吾、白信蹈所取宋琮等五十二人皆南士，廷试陈安阝第一。帝疑所取之偏，命张信等十二人复阅，安阝亦与焉。帝悉诛信蹈及信、安阝等，戍三吾于边，亲自阅卷，取任伯安等六十一人，廷试以韩克忠为第一，皆北士也。然讫乐永东间，未尝分地。洪熙元年，始命杨士奇等定取士之额，南十六，北十四。宣德、正统间，又分南、北、中卷，此科场分南、北、中卷之始也。（《七修类稿》谓：仁宗时，杨士奇奏分南、北卷，及蹇义等议定各处额数。议上，宫车晏驾。至宣宗始行之。傅维麟《明书》谓宣德中上尝论科举须兼南、北士，但北人学问不及南人。杨士奇乃请将试卷例缄姓名，处书南、北二字。南十六，北十四，则似出于宣宗之谕，而非仁宗时事。）
○前明两京解元不必本省人前明南北两京解元，不尽以本省人为之。按《两京求旧录》记南京解元：洪武甲子廖孟瞻，丙子尹昌隆，辛卯徐则宁，嘉靖壬子孙溥，俱江西人；洪武庚午黄文忠，永乐戊子黄寿生，俱福建人；正德庚午许继先，嘉靖戊子许仁卿，俱浙人。北京解元：景泰丙子徐泰，正德丙子周光雷，嘉靖戊子马一龙，辛卯马从谦，癸卯沈绍庆，隆庆丁卯庄允中，俱南直隶人；正统辛酉章以占，甲子司马恂，天顺壬午郑宏，弘治戊午孙青，辛酉谢丕，嘉靖壬午周礻Э，己酉孙铤，俱浙江人；成化丙午罗，江西人；宣德壬子宋雍，隆庆庚午李廷机，万历癸酉柯挺，俱福建人；嘉靖丁酉郑光溥，山东人；宣德己卯邹冕，河南人；嘉靖乙卯杨濂，四川人。自万历壬子宋凤翔以浙人领解，此后必北直人居首矣。
○五经中式乡、会试由五经中式者，有明一代仅二、三人。洪武二十三年闽人黄文忠，试南畿，五经题兼作，以违式取旨，特置第一，免会试，授刑部主事。此五经之始也。至崇祯甲戌会试，则福建颜茂猷（《明史。选举志》：崇祯甲戌会试，举人颜茂猷通作五经文，帝许送内帘，中副榜，特赐进士，以其名另为一行，刻于试录第一名之前），丁丑则江西揭重熙（见本传），癸未则浙江谭贞良、冯元飙（见顾宁人《日知录》，吕种玉《言鲭》，钮玉樵《觚剩》）。入本朝则指不胜屈。顺治丁酉乡试山东法若真，以全作五经，监临主司公荐异才，诏试玉芝，官以内阁中书，一体会试，丙戌成进士馆选（见《寄园所寄》）。康熙丁卯顺天乡试，海宁查嗣韩、侯官林文英，皆全作五经，以违例不准誊录，监试御史陆祖修特疏以间，得旨许其一体会试，戊辰俱成进士馆选（《见觚剩》）。壬午科顺天乡试，五经监生二人，一庄令舆，一俞长策，初以违例贴出，仍具奏得旨，俱着授为举人，准会试。嗣后做五经者不必禁止作何定例，九卿等详议具奏（见《香祖笔记》）。自是著为令甲，各省定额外加中五经二人，于是习者益众。康熙癸未则清苑张秉ツ、泰州宫懋言、山东李颂，俱中式。而各省乡试亦多以此取中，如王阮亭《分甘余话》所记直隶、陕西等省，至有以五经抡元者。而尤以戊子科江西解元李绂五经文及二三场，皆博大精深，谓其有万夫之禀。至雍正丙午科，常州徐景曾乡试以五经中副榜，亦蒙恩准其一体会试，遂成庚戌科进士。此尤出于常格也。然文思敏捷者，两日一夕之力，完此二十三艺，实亦不难。余亦以五经中乾隆庚午科顺天乡试，辛未年会试，奉旨停止五经中式之例。（按《汇书》，宋时郑侠之父晕同五经出身，大观二年莆田黄泳以童子赐五经及第，又蔡齐、孙俱中九经状元，则前代已有之）。
○远省举人给驿马今云、贵、四川举人赴京会试，例给驿马，盖自宋时已有此制。《燕翼贻谋录》云：远方寒士，预乡荐而不能至礼部，良为可念。开宝二年十月丁亥，诏四川、，山南、荆湖等道所荐举人，并给来往公券，令枢密使定例施行。盖自起程及还乡，费皆仰给于公家。
○科场给烛袁文《瓮牖闲评》谓：唐时科场不许见烛，五代窦贞固以昼短举子不能尽所长，乃请夜试，许用三条烛。故韦贻永诗：“三条烛尽钟初动，九转丹成鼎未开。”此五代故事也。然晚唐时有“更报第三条烛尽，文昌风景画难成”之句，则唐时已有给烛之例。
○乡闱用京官主试宋时乡试皆外官之有文者主之。《宋史》：萧燧以进士为平江推官，有秦桧亲党密告以必主文漕闱曰：“丞相将以子相属也。”燧拒之。既而被檄，将就院，忽易一员，秦喜果中前列。《夷坚志》：天台丁可成进士，家居待阙，漕使念其贫，檄为常州考官。《续通考》：元制，选考试官，上都、大都由省部选差，各行省由行台及廉访使公同选差，每处考试官一员。《元史》：熊朋来，江西人，延设科，行省请朋来为考官。朋来以应试者多及门，遂不就，而就他省之聘。吴澄有《江西秋闱分韵》诗，序云：“延四年，江西中书省举进士，典校文者七人，或千里外，或千里内，一时咸至”云。是宋、元乡试主文者皆不命京朝官也。（按《元史》畅师文为翰林学士，延四年主试河南，归卒于传舍。则又似以京官出典试。岂近省用京官，而远省则就近征聘耶？）明初仍宋、元之制，各省乡试，皆由监临会同提调官聘他省有文名之教职及居家士大夫主之。至有用儒士者。《棘闱记》：永乐中各省乡试，有儒士主考，而品官反为同考者。《明史。选举志》：景泰三年，命布、按二司同巡按御史推举见任教官，于是教官主试，遂为定例。其后有司徇私聘取，监临官又往往侵其权。弘治中，谢铎言：考官皆御史方面所辟召，职分既卑，听其指授。乞命部属等官，每省差二员主考。时不能用。至嘉靖七年，因张璁言，乃差京官主考，阅戊子、辛卯两科仍罢。至万历十一年，又遣京官，自是遂为定例云。（《选举志》亦谓景泰以后，专用教职主考。然亦有不尽然者，如正统中邝野官陕西，久思一见其父，乃欲聘父为陕西乡试考官。父怒曰：“子为宪司，父为主考，何以防闲！”乃止。又少卿杨濂以服阕主浙江试，主事王守仁以病痊主山东试，皆非教官也。吴青坛《读书质疑》谓：弘治甲子，礼部议各省主试以进士为之，不拘现任、致仕。盖因谢铎之奏，稍变其例，不专用教官矣。）《涌幢小品》谓：嘉靖戊子、辛卯二科，差京官为各省主考，不用词林，皆科部及行人为之。其给事中，不独于浙江、江西，即山东、两广、云南、四川亦用之。至万历乙酉、戊子，差京朝官则用词臣三员或四员，给事中亦同此数，皆用之于浙江、江西、福建、湖广，而他省则用部寺以下官云。其乡试同考官之例，按明《选举志》两京房考多用教职。嘉靖七年，以张璁言，加科部官一员。二十五年，从给事中万虞恺言，各省乡试房考精聘教职，不足则聘外省推官知县。四十三年，又从御史奏，两京同考用进士京官，《易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各二人，《春》、《礼》各一人，其馀乃参用教官。万历四年，又议从京同考教官，衰老者遣回，取足于观政进士，南京取足于附近推知，于是教官不用矣。
○十八房本朝会试及京闱乡试所用同考官凡十八员，谓之十八房。按分经本始于宋理宗绍定二年，但不载房数。今之十八房，盖沿前明制。然明制亦有不定十八房者。《明史。选举志》：初制会试同考八人，其三人用翰林，五人用教职。景泰中俱用翰林、部曹。正德中用十七人，翰林十一，科、部各三。万历十一年，以《易》卷多，减《书》之一以增于《易》。十四年，《书》卷复多，乃增翰林一人以补之，此十八房之始也。四十四年，又因余懋学奏，《易》、《诗》各增一房，遂有二十房。（顾宁人云：天启乙丑，《易经》、《诗》仍各五房，《书》三房《春》、《礼》各一房，为十五房。崇祯戊辰，复为二十房。辛未，《易》、《诗》仍各五房，为十八房。癸未复为二十房。）本朝酌定中制，《易》、《诗》各五房，《书》四房，《春秋》、《礼记》各二房，共十八房，相沿已久。近日因同考官以经分房，有关节者易于按经寻索，特旨不复分经，但以一二为次，仍用十八人。此不唯可以防弊，且各经试卷多寡不等，限之以房，则卷少者甚闲，而卷多者几于日不暇给。余分校壬午乡闱，签掣《诗》五房，通计京闱卷八千有余，而《诗经》独至五千卷，是五考官较十三考官所阅之卷尚多三分之二。不得已，分八百余卷入《春》、《礼》四房助校。然《诗经》犹各阅八百余卷，其视《易》、《书》等房每房不过二三百卷，闲剧大不侔也。今不分经，则各房所阅卷多寡适均，可从容校阅，不至苟简矣。
○读卷官廷试进士，例点大臣为读卷官。今对策进呈后，皆上亲阅，不烦大臣读也。古时则实于御前跪读。《宋史》王沔最善读，仁宗每试举人，经沔读者，多在高选。举子纳卷，必曰“得王楚望读之，幸也！”吕陶对策，力言新法不便，王安石读未半，神色颇沮。神宗觉之，乃命冯京竟读。胡安国廷试，策以推明大学、渐复三代为主，宰臣以其无诋元语欲置下等。哲宗命再读，擢第三。《王应麟传》：廷试进士，上欲以第七卷为第一卷。应麟读之，曰：“是卷古谊若龟鉴，忠肝如铁石，臣敢为得士贺！”遂置第一，乃文天祥也。《金史。李晏传》：世宗御后阁，召晏读进士所对策。又《尧山堂外纪》：罗伦既中，会试于礼部，颁卷时，乞增纸以毕所欲陈，礼部许之，伦遂成三十幅。李文达进读跪久，至不能起，上命中使掖之，罗成大魁。是古来读卷，皆在御前跪读，今但拟别高下，将前列十卷进呈，候上亲定，无所谓读卷之事矣。阮亭《池北偶谈》谓：今制内阁九卿读卷，候旨命读则读，不命则否。是本朝令甲亦无不读之明文，故仍曰读卷官，而不曰阅卷也。特以圣学高深，一览了如，毋烦大臣捧读耳。
按古人奏事，皆在御前跪读，不特读卷也。《汉书》：霍光等奏皇太后废昌邑王，尚书令读奏云云。读至半，太后曰：“止！为人臣子，当悖乱如是耶！”王离席伏，尚书令复读云云。六朝以来，亦有对仗读弹文之制。《南史》：徐陵奏弹安成，王琐进读奏状，安成在殿上流汗失色。《唐书。毕构传》：敬晖等表武三思等不宜为王，构以中书舍人当读表，抗声析句，左右皆晓。王义方以李义府纵囚妇淳于氏，逼死大理卿毕正，义方乃具法冠，对仗叱义府下跪读状。《宋史》：司马光、吕诲上建储疏，韩琦读于上前（《韩琦传》）。富弼读张方平疏于上前，漏尽十刻（《富弼传》）。唐炯劾王安石，上殿目安石曰：“王安石近御座听札子！”乃抗声宣读，凡六十余条，上屡止之，炯读自若（《唐炯传》）。林栗入奏事，读至“人主常患权在臣下”，帝称善。栗曰：“臣意尚在下文。”乃再读（《林栗传》）。高宗初相李纲，纲以十事要说，每札面读讫，又陈其以所然（《建炎进退志》）。考宗欲行三年丧，沈清臣论丧服六事，读甚久。知阁张嶷屡叱之，上令勿却，嶷奏“恐妨进膳。”清臣正色曰：“言天下事。”遂读毕（《癸辛杂识》）。明吕震兼领礼、户、兵三部，凡奏事，他尚书皆执副本，又与左右侍郎更迭进奏。震独奏三部，背诵如流水，未尝有误（《明史。吕震传》）。英宗北狩，成阝王监国午门，群臣劾王振罪，读弹文未起，马顺厉声叱出，王愤，遂击杀顺（《王传》）。此皆御前读奏之故事也。按《明史。魏元传》：故事，谏官弹章，非大廷宣读则封进，未有不读而面呈者。成化中，给事中董等劾商辂，疏径呈御前。帝怒其不循旧制，叱之。盖明制面奏未有不读，不得面则封进耳。然天顺中，杨、周斌等劾石亨、曹吉祥，帝大怒，掷弹章俾自读。斌且读且对，神色自若。此又似面奏即进疏不须读者，盖其疏先封进，及帝怒召斌等诘问，又令自读耳。
○殿试弥封另誊《独醒杂志》：绍兴庚辰殿试，上亲阅卷，问对读官云：“鹤鸣却写作鹤呜，呜呼却写作鸣呼，何也？”对读官李浩曰：“臣读至此亦疑之，然以其正本如此，不敢改易。”乃取正本视之，果然。是宋时殿试亦弥封另誊进呈也。《渑水燕谈录》亦谓廷试弥封誊录始于景德、祥符之间。《宋史。常安民传》：安民试第一，主司启封，见其年少，欲下之。常秩不可曰：“糊名较艺，岂容辄易？”此盖礼部试，非廷试也。
○科场回避亲族《通考》：唐开元二十四年，移贡举于礼部，以侍郎主试事，其侍郎亲故则移试考功，谓之别头试。此后世科场回避亲族及另设回避卷之始也。然《唐书》沈绚主春闱，其母曰：“近日崔，李侍郎皆与宗盟及第，汝于诸叶中放谁耶？”曰：“莫如沈先、沈擢。”其母曰：“二子早有声价，科名不必在汝。沈儋孤寒，鲜有知者。”绚不敢违，遂放儋及第。则宗族又似不回避，按《齐抗传》：礼部侍郎试贡士，其姻旧悉试考功，谓之别头试。抗以为侍郎大臣皆上所任，不必别试，乃奏罢之。沈绚之取沈儋，或齐抗奏罢之后欤？否则先、儋等与绚本同姓不同族欤？《宋史。张士逊传》：科场初用糊名法，士逊为巡捕官，以进士有姻党，请回避。自是有亲嫌者皆试，著为令。而宋制应回避之人，有并及门客者。《夷坚志》：江义和预乡荐，淳熙辛丑，其弟义端为文院点检试卷官，牒诣别头，乃奏名以黄甲榜登第。此亲族回避也。黄若纳以衤覃服不及试大院，及经营以某公门客避嫌例，试别所，遂登科。此门客回避也。
○乡会试录有序乡会试录进呈主试者，例作序文，自明洪武中陶凯主试始。洪武三年，凯定科举式。明年会试，凯为主考，取吴伯宗等百二十人。程文进御，凯序其首简，遂为定例。事见《明史》本传。
○程文墨卷乡、会试闱中例刻魁卷，自明万历中始。《续通考》：万历十三年乙酉科，题准程式文字，就将士子中式试卷纯正典实者，依制刊刻，不许主司代作。其后场有学问该博者，亦许甄录。此刻魁卷之始也。（王阮亭《池北偶谈》亦谓：旧制科场进呈试录，主考官自撰程文，其用士子文稍为点定，自万历乙酉始。）按古时程文本系官为颁定。《五代史。李怿传》：张文宝知贡举，所放进士有覆落者，乃请下学士院，作诗赋为贡举格。学十窦 梦征，张砺等所作不工，乃命怿为之。怿曰：“吾少举进士，盖偶然耳。后生可畏，来者正未可量。假令予再试礼部，未必不落第，安能与英俊为准格耶？”此学士院所作程文也。明洪武初定科举，命宋濂、詹同等撰经义式，先期行礼部颁降。此礼部所颁程文也。成化中，詹事黎淳奏科场作文定式，洪武中尝降近年所刊程文，纯粹者少，驳杂者多，乞将考官究治。此主司所作程文也。是以有明以来，皆称主司之作为程文，举子之作为墨卷。其实古来举子之作亦称程文。叶石林曰：唐时礼部知贡举，有得程文优者，即以已登第名次处之。如和疑以十三名登第，后得范质，爱其文，亦处以十三也。则以举子之作为程文，自唐、五代已然。元怀《拊掌录》：科场进士程文多可笑者，国学试“体貌大臣”，有进士对策曰：“若文相公、富相公，此大臣之有体者；若冯当世、沈文通，皆大臣之有貌者。”黄常明《诗话》：士人程文，穷日力作一论，尚难反复曲畅。洪景卢《夷坚志》：余镛族子狃千一郎虽能作程文，然学艺迥出镛下。又福州名士张楠祷于土地神曰：“楠虽不肖，学业程文不在侪辈下。”又刘尧夫带病入试，信笔塞白，忽洒然而醒，自读程文，大笑，尽抹去，改为之，遂中第一。谢叠山《送程汉翁序》亦云：科举程文之士。《金史。章宗纪》：诏进士程文，但合格者，即取之，毋限以数。《杨伯仁传》：进士吕忠翰廷试第一，海陵以其程文示伯仁，伯仁曰：“当在优等。”又《郑子聃传》：廷试后，海陵以子聃程文示丘行，对曰：“可入甲乙。”正隆二年会试毕，海陵以进士第一人程文示子聃，子聃少之。《癸辛杂识》：陈揆集中有《忸怩集》，乃为举子时所作程文。《明史。陶凯传》：洪武四年会试，凯为主考官，取吴伯宗等百二十人，程文进御。此皆举子之作称程文也。顾宁人谓：宋以来多取士子所作为程文，明初亦用士子程文刻录，后多主司所作，遂又分士子所作为墨卷云。○制科题目宋时试博学宏词，题目多使人疑误以难之。沈作《寓简》：有十字诀，曰明，曰暗，曰疑，曰顽，曰合，曰揭，曰坼，曰包，曰胎。暗如“因民常而施教”是也。《周官》“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教焉”，题目中不见数，而藏五与十二于其间。若明数，则如“既醉备五福祭有十伦”是也。疑则如“尧舜汤禹所举何如”也，看似唐、虞、夏、商，乃是《魏相传》书天子所服，谓中谒者赵尧举春，李舜举夏，倪汤举秋，贡禹举冬，四人各职一事也。又如“汤周福祚”，疑若二代，乃是《杜周传赞》张汤、杜周并起小吏，迹其福祚，元功儒林之后莫及也。此专以疑误困人，实难捉摸。然叶石林云：昔有人习大科文字十馀年而业成者。马端临亦谓有巽岩者，取诸书可为制科题者抄为一编，揣摩殆无遗漏。则制科亦有拟题矣。宋高宗立博学宏词科，凡十二题：制、诰、诏、表、露布、檄、箴、铭、记、赞、颂、序。内杂出两题，分三场，每场一古一今。
○题名录一榜进士出，翰林衙门例刻《题名录》，此盖本唐时进士《登科记》之例也。《封氏闻见记》云：当代以进士登科为登龙门，解褐多拜清紧。轻薄者语曰：“及第进士俯视中黄郎，落第进士揖蒲华长马。”好事者因纪其姓名，自神龙以来，讫于兹日，名曰《进士登科记》，所以昭示前良、发起后进也。张弹落第，两手捧《登科记》，以为千佛名经。又元、明以来进士例刻碑于国子监，尽列一榜姓名，此亦仿唐慈恩题名之例。《嘉话录》：题名起于进士张莒偶游慈恩寺，题名雁塔下，后登科者遂为故事，乃书之于板，宋时进士题名则刻石于相国、兴国两寺，见《文昌杂录》。其刻石于国子监，则自元仁宗时始。
○新进士赴国子监拜谢中式新进士例赴国子监拜祭酒、司业，其由来不可考。观元人《欧阳圭斋集》有四绝句记进士谢师礼成，序云：“泰定丁卯八月十二日，崇天门传胪，赐进士右榜第一人阿察赤、左榜第一人李黼，皆肄业国学日新斋，余授业生也。是日京尹设鼓乐旗帜导二状元入学谢师，拜余明伦堂。榜眼刘思诚、探花郎徐容，尝因同年黄晋卿、彭幼元从予游，亦拜其侧。其馀进士以门生礼来拜谢者不计其数”云云。据此则元时状元之拜祭酒，似因曾在国学肄业，故有谢师之礼。其不由国学肄业者，或不在此例。以后遂相沿为故事，凡成进士者，无论肄业与否，俱行拜谢之礼耳。（《明史。选举志》：国初，宋纳、吴为国子监祭酒，历科进士多出太学。而戊辰任亨泰廷对第一，太祖召纳褒赏，撰题名记，立石监门。辛未许观亦如之。进士题名碑由此不绝，此又可想前明新进士拜国子监之由。而监中立进士题名碑，亦以进士多由监中中式者，故创此制，其后遂沿为成例，凡新进士每科须立碑监中也）
○座主见门生礼门生之礼，汉与六朝各别，说见“门生”条内。至举子中式者对座主称门生，则自唐始。《唐书》：权德舆门生七十人，推沈传师为颜子。又《权璩传》云：宰相李宗闵，乃父门生也。《萧遘传》：遘为王铎所取士，及与铎同为相，常奏帝曰：“臣乃铎门生。”此座主门生之见于史册者也。门生谒座师、房师，将出，师送至二门外，不出大门。及门生为主考、同考官，例须亲率所取士谒己座师、房师，此亦有故事。《五代史》：裴以文学在朝久，宰相马嗣孙、桑维翰皆礼部所放进士也。后马知贡举，引新进士诣。喜作诗曰：“门生门下见门生。”世传以为荣。维翰为相，尝过，不迎不送。或问之，曰：“我见桑公于中书，庶僚也；公见我于私第，门生也，何迎送之有？”此门生见座主故事也。《唐书》：杨嗣复知贡举，其父于陵自洛入朝，嗣复率门生出迎，置酒第中。于陵坐堂上，嗣复与诸门生坐两序。而于陵前为考功时所取李师稷，时为浙东观察使，适亦在焉。人谓杨氏“上下门生”，世以为美。此又门生见座主父之故事也。（座主亦称主文，《通鉴》王铎乃韦保衡及第时主文是也。按古时惟成进士时座师称座主。张籍《寄苏州白使君》诗“登第早年同座主”是也。查初白诗，以乡举主考亦称座主，恐无所本。）
按《通考》：宋太祖建隆三年，诏及第人不得拜知举官及称为恩门、师门并自称门生。（先是唐会昌三年，中书奏及第进士不得呼有司为座主。后唐长兴六年，中书又奏及第人不得呼春官为恩门、师门及自称门生。）本朝初年，因御史杨雍建言，亦尝有禁。故今中式士见主司，但用姓名书帖，不称门生。此又近时科场故事也。（《明史》：霍韬举进士，出毛澄门下，素执弟子礼。及议大礼不合，遂不以澄为座主。及韬总裁己丑会试，亦遂不以唐顺之等为门生。）○同年同年之称起于唐。按《唐书。许孟容传》：京兆尹元义方劾宰相李绛与孟季（孟容弟）同举进士，为同年才数月辄徙宫。帝以问绛，绛曰：“进士、明经，岁大抵百人，吏部得官，岁至千人。私谓同年，本非亲与旧也。”然则是时吏部同岁选官者亦号同年。《通鉴》：令孤楚与皇甫同年进士，故引楚为相。后宪宗崩，穆宗欲诛，楚与宰相萧亻免皆同年进士，力救之，乃贬崖州司户。是李绛虽曰“同年非亲与旧”，而其时同年之分谊己亲。按《后汉书。李固传》有同岁生得罪于梁冀。陈寿《魏志》云：魏武与韩遂父同岁孝廉，故临阵时与遂交语移时。同岁即同年也，则是时同岁举孝廉者已有分谊，此又后世同年之风之所始也。近世又有序先后同年者。《文昌杂录》太子太师张升，大中祥符八年乙卯登科，至熙宁九年丙辰薨，先一年为乙卯，及见登科新进士。此先后同年之所由也。余庚午乡举，宛平黄叔琳开府，系前庚午举人，曾为先后同年之会，大学士史铁崖并及见先后进士同年，真为盛事。
○填榜今科场拆卷填榜，先从第六名起，盖是古制。《唐摭言》记杜黄门知贡举，第三场诸生五百馀人咸在，未有填榜人。举子尹枢请任之，因令卷帘，授以纸笔，每札一人，则抗声唱名，无不念其公。唯空其元未填，枢清曰：“状元非老夫不可。”公笑诺之，因令亲笔自札之。是唐时填榜已空状头也。然填榜何患无人，乃令举子自书？恐唐制亦未必如此，《摭言》所云，未可信也。又李肇《国史外》：李程试《日五色赋》，既出，见杨于陵。于陵见其破题云“德动天鉴，祥开日华”，谓程曰：“君今须状元。”翼日无名，于陵大不平，另以故册写其文见主司。主司叹赏不已，曰：“场中有此，当处以状元。”于陵乃曰：“此李程作也！”亟命取程卷对之，一字不差，遂擢为状元。是唐时主司未放榜可以见客，然未放榜何以知其无名耶？岂穆宗以后，原有先送取中试卷姓名于中书复阅而后放榜之例，所谓翼日无名者，或即送中书未放榜之先耶？然既送中书阅定，又岂能填榜时忽改一状元？是皆不可信者也。
○寄籍《摭言》记白香山守杭州，江东进士多奔杭取解。时张祜负时名，以首冠为己任。既而徐凝至，香山请诵所为诗，祜曰：“某《甘露寺》诗：日月光先见，江山势尽来。”凝诵《匡庐瀑布》诗：“千古长如白练飞，一条界破青山色。”祜愕然，凝遂举首。苏叔党本东坡子，蜀人也，而在杭州发解。然则唐、宋时解送举子，不必皆本籍人也。或解送虽不必本籍，而其人之籍贯亦不必改从取解之地耳。按《闲居诗话》云：福州人周总，天禧二年值诏下，赴乡荐不及，有故人为父三代名讳亦从之，果为谯郡守，往投之。而国家申严条约，不许寄籍，遂以其郡周吉这预荐。其父闻之，寄诗曰：“文章不及林洪范，德行全亏李坦然。若拜他人为父母，直须焚却蓼莪篇。”总遂郁郁以卒。是宋时籍贯之制本严。洪容斋《随笔》云：偶得延平元年孙仅榜一小录，一榜共五十人，自第一至十四人皆贯开封府，唯第九名刘烨为河南人，其下又二十五人皆贯开封，谓不应都人士中选若是之多，疑皆外方人寄籍，以为进取之便耳。此盖因籍贯严而皆寄籍京尹也。又《元史。胡长孺传》：长孺本永康人，宋咸淳中从外舅徐道隆入蜀，铨试第一。则宋乡试又有不拘本籍者，盖仍用本籍乡贯而就试于他府耳。月鲁不花本蒙古逊都思氏，随其父任就试江浙，乡闱中右榜第一。则元制蒙古人亦可就试各省矣。今江南人多有寄籍顺天，屡禁不止，盖时际升平，士皆自奋于功名之路，固非条教所能尽绝也。
○关节关节二字，起于唐，然不尽指科场言也。《杜阳杂编》：元载嬖其妾薛瑶瑛，瑶瑛之父曰宗本，兄曰从义，母曰赵娟。娟与中书主吏卓倩等广购贿赂，号为关节。是凡营私信息皆号关节矣。（宋包拯知开封府，京师语曰：“关节不到，有阎罗包老。”亦不专指科场。）李肇《国史补》叙进士科云：造请权要，谓之关节。牛轲《牛羊日历》云：轻薄奔走，扬鞭驰骛，以关节紧慢为甲乙。杨汝士、钱徽知贡举，段文昌言于上曰：“今岁礼部殊不公，所取士皆以关节得之。”乃命复试。李景让最孝友，其弟属其请托主司，景让曰：“朝廷取士，自有公道，岂可效人求关节乎？”《摭言》：高锴第一榜裴思谦，以仇士良关节来取状头，锴廷斥之。又广明乱后，郡国不复以贡士为意，惟江西钟传急于荐才，四方举子有以公卿关节不远千里求首荐者。此皆指科场之关节。盖关节之云，谓竿牍请嘱如过关之用符节耳。（按唐时又有通榜之例，洪容斋谓唐不糊名，有交朋之厚者为之荐达，谓之通榜，故其取士畏于讥议，多公而审。亦或有胁于权势，挠于亲故者。若主司贤者则不然，未试之前，固已定去取于胸中矣云云。今按《摭言》贞元十九年权德舆主文，陆员外亻参通榜，韩昌黎荐士十人于亻参。权公凡三榜，共放六人，余不出五年皆捷。此所谓通榜也。其胁于权势，如裴思谦以仇士良书函求上第，则谓之关节，正李肇所云造请权要谓之关节也。）至后世举子所谓关节，则用字眼于卷中以为识别者。《宋史。刘师道传》：第几道举进士，因廷试卷糊名，陈尧咨为考官，教几道于卷中密为识号。此则近代科场关节之所仿也。然唐时关节多出于情面权势，尚未有以贿赂者。《宋史》：王钦若知贡举，有任懿托钦若所善僧惠秦，许银三百五十两。会钦若已入院，惠秦令钦若门客转达钦若妻李氏，李氏令奴祁睿书懿名及银数于臂，入白钦若。榜发，果登科。为御史中丞赵昌言所劾。此则宋时科场之弊，较唐更甚矣。明成化中，万安为相二十余年，每遇试，必令其门生为考官，子孙甥婿多登第者。弘治十二年会试，大学士李东阳、少詹事程敏政为主考，给事中华昶劾敏政鬻题与举人唐寅、徐泰。乃命东阳独阅文，而敏政谪官，寅、泰皆斥谴。嘉靖四十年，应天主考无锡吴情，取同邑十三人，被劾谪外。万历四年，顺天主考张汝愚，中张居正子嗣修、懋修及居正党侍郎王篆之子之衡、之鼎。居正既设，御史丁此吕追论其事。三十八年会试，庶子汤宾尹为同考官，御史孙居相劾其私韩敬。吏部尚书孙丕扬因置宾尹、敬于察典。而是时进士邹之麟分校顺天乡试，所取童学贤亦有私，为孙居相所劾。又吴道南典会试，吴江举人沈同和与同里赵鸣阳联号舍，代为文，榜发，同和第一，鸣阳亦中式。都下大哗。道南亟检举，诏复试。同和竟日作一文，乃戍烟瘴，鸣阳除名。天启二年，中允钱谦益典浙江试，取举人钱千秋卷，七篇大结，迹涉关节，榜后为人所讦，谦益自检举，千秋谪戍。后谦益应推阁臣，温体仁以此事疏攻，遂罢枚卜。此皆科场舞弊之近事。
○帖括、策括《唐书。选举志》：杨绾疏言：“明经但记帖括。”按《文献通考》，唐制帖经试士，后以应试者多，至帖孤章绝言以惑之，应试者乃索幽隐，编为诗赋，不过数十篇，难者悉备。此即所谓帖括也。又《薛登传》：后生皆缉缀小文，名为策学。而东坡《议学校贡举状》亦云：近世士大夫纂类经史，缀缉时务，谓之策括。是策亦有括矣。不宁惟是，《文献通考》又云：宋时制科，所难者六论。有巽岩者，取诸书可为论题者抄为一编，揣摩殆无遗漏。则论亦有括矣。又范文正以馆职荐富郑公，公辞以未习。范曰：“已为君置大科文字。”所谓大科文字，盖亦巽岩所编之类也。是诏册亦有括矣。学术日薄，士皆以捷给为务，近世馆阁之类书，科场之策略，传遽旁午，固无足怪也。（《明史。汤礼敬传》：宋末有论范、论草、策略、策海、文衡、文髓、主意、讲章等刻，亦帖括之类也。）○及第诗《池北偶谈》引苏子美《及第与同年宴李丞相宅》诗云：“拔身泥滓底，飘迹云霄上。气和朝言甘，梦好夕魂王〔旺〕。轩眉失旧敛，举意有新况。爽如秋后鹰，荣若凯旋将。”谓一第而津津如此，宜其早废不达也。按此事古人甚多，《竹坡诗话》谓孟郊下第诗“弃置复弃置，情如刀剑伤。”及登第，则云“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遍长安花。”一第之得失忧喜如此，宜其虽得之不能享也。阮亭之说，亦同此意。又唐章孝标《及第后寄淮南李绅》诗曰：“及第全胜十政官，金汤镀了出长安。马头渐入扬州郭，为报时人洗眼看。”宋张虞登第，用刘昌言诗题兴国寺壁曰：“一举首登龙虎榜，十年身到凤凰池。”有人续云：“君看姚奕并梁固，不得朝官未可知。”后果如其言。陆放翁《家世旧闻》：张中中第四名，喜甚，在廷试时挈友人手曰：“如何得乡里知去？”后为象山县官，以事罢，流落终身。此皆器小不享厚福之验。然得意诗亦有不尽关乎后日之福泽者。黄常明《诗话》记白香山及第诗：“得意减别恨，半酣轻远程。翩翩马蹄疾，春日归乡情。”《宋史。吕大忠传》：马涓以进士第一入幕府，时自称状元。大忠曰：“状元者，及第未除官之名。既为判官，不可更称。”又《六一诗话》载吕文穆未第时，薄游一县，县令之子胡旦遇之甚薄。或言吕工诗，宜少加礼。胡问其警句，客举其一首，末句云，“挑尽寒灯梦不成。”旦曰：“乃一渴睡汉耳！”吕闻之甚恨。明年首中甲科，使人寄声曰：“渴睡汉状元及第矣！”《夷坚志》：董体仁累举不第，过临江郡守彭子从，其乡人也，视其刺字曰：“老榜官耳。”次年南省奏名廷试第一，佥书镇南军判官，归次临江。彭遣人迎，董书其纸尾曰：“黄纸初开墨未干，君恩重许拜金銮。故乡知己来相迓，便是从前老榜官。”彭甚惭悔。《独醒志》则以为体仁寄家人之作，非寄彭守也。按香山及文穆皆享有名位，马后为大监卿，董后亦为相，则此事固不可概论也。第进身之始，辄沾沾得意，则器小不言可知。王沂公状元及第，郡帅令倡乐迎于郊，公乃易服，由他门入谒守。守惊曰：“已遣人奉迎矣！”王曰：“不才偶忝科第，敢烦郡守父老致迓，是重其过也！”守叹息卜其远大。明罗洪先作状元，外舅曾太仆曰：“喜吾婿干此大事。”罗面发赤曰：“大夫事业更有许大在。此等三年一人，奚足大事也？”是日犹袖米借何、黄二公联榻萧寺中讲学。观此则二公所志之远大可知矣。
○甲榜乙榜今世谓进士为甲榜，以其曾经殿试，列名于一、二、三甲也。举人谓之一榜，后以进士有甲榜之称，遂以一为乙，而以举人为乙榜非也。《汉书。儒林传》：岁课博士弟子甲科四十人，乙科二十人，丙科四十人。杜氏《通典》：进士有甲、乙二科，武德以来，第进士惟乙科。《旧唐书》：玄宗亲试，敕曰：“近无甲科，朕将存其上第。”《杨绾传》：玄宗试举人，登甲科者三人，绾为之首。其乙科凡三十馀人。是甲、乙科俱谓进士也。宋时进士三甲之外，又有四甲、五甲。绍兴十八年，赐王佐以下及第、出身、同出身共三百三十人，第一甲十人，二甲十九人，三甲三十七人，四甲一百二十二人，五甲一百四十二人。朱文公乃是榜五甲九十名。宝四年，文天祥榜共六百零一人，一甲二十一人，二甲四十人，谢枋得为首，陆秀夫第二十七，三甲七十三人，四甲二百四十八人，五甲二百十三人。
陔余丛考卷三十○数目用多笔字陆容《菽园杂记》：壹、贰、叁、肆、伍、陆、柒、捌、玖、拾、阡、陌等字，相传始于尚书开济，因钱谷之数用本字，则奸人易窜改故耳。然宋边实《昆山志》已有之。洪容斋亦谓九之与久，十之与拾，百之与柏亦然。可见多笔字宋已用之。且不特此也，古书一之与壹，二之与贰，三之与叁，其义本同。《鸠。序》刺不壹也。而正文则“其仪一兮。”《表记》“节以壹惠”，注云：声誉虽有众多，节以其行一大善者为谥耳。《孟子》“市价不贰”，赵岐云：无二价也。本文用大贰字，注用小二字，二与贰通也。《大学》“壹是皆以修身为本”，亦用大壹字。《系词》“叁天两地”，《释文》云：参音三。《周礼》“设其叁”，注谓乡三人。则三与参通也。又宋人袁文云：十千为万，乃万字也；至万字，则蝎也。二字义本各别，惟钱谷之数惧有改移，故万借作万字耳。然《诗》《书》中如“万方有罪”、“万福攸同”之类，《左传》“万，盈数也”，凡十千之万，俱已作万。《汉书。项籍传》赞引贾谊《过秦论》“起阡陌之中”，《史记》作“千百”，则千百与阡陌通也。又按梁天监中，东钱以八十为陌，西钱以七十为陌。沈括云：谓之陌者，本百字，借陌字用之，如什与伍也。合而观之，则数目用多笔字自古已然，菽园谓始于开济者，非也。至廿、卅、字，或以为俗书省文。按《说文》云：廿音入，二十之并也。卅先合反，三十之省也。卅先立反，四十之省也。是廿、卅、正古文也。《国语》“行玉廿”，正作廿字。《史记》载秦始皇碑：“皇帝临御二十有六年”。洪容斋谓应作“廿有六年”，其碑文皆四字句，史迁易为二十有六年，故独此一句成五字耳。由此类推，往往有流俗指为俗书，而其实系本字者。如礼字、处字、与字，许叔重释礼字云：古文；释处字云：止也，得几而止，或从处，释与字云：赐予也，与舆通。然则今所谓俗字，乃正文也。又如弃之与弃，饥之与饥，烟之与烟，棋之与棋，栖之为栖，┺之为笋，个之为个，亦正文也。至有实系俗书，不可用者。宋景文《笔记》云：后魏、北齐俗作伪字最多，如巧言为辨，文子为学之类。隋有柳，则又因巧言而讹为巩矣。此则真俗书也。时俗数目字，又有故为省笔，以便书写者。《贡父诗话》谓：今以万为万，以千为丿，人人能道之也。然则以千为丿，宋人已如此矣。至贡父以万为俗字，则失考。
○银王西庄《十七史商榷》内“金银布帛”一条，谓专用银钱为币，直至明中叶始定。此说殊不然。按银之为币，古人原用之。虞、夏、商之币，金为三品，或黄，或白，或赤。然太公九府圜法：黄金方寸而重一斤，钱圜函方，轻重以铢，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，长四丈为匹。则周时但以黄金及钱帛为币，而银不用。《管子。国蓄篇》以珠玉为上币，黄金为中币，刀布为下币。又曰：无金则用其绢，绢三十三当金一镒‘无绢则用其布，布百两当一镒。《国语》晋夷吾求入国，许赂秦公子絷黄金四十缢。《国策》：秦使唐睢以五千金散之人，不及三千而天下之士争斗矣。是春秋、战国所用唯黄金、刀、布也。秦并天下，币为二等，黄金为上币，余皆用钱。其珠玉、龟贝、银锡只为器饰，不用为币。汉初因之，然晁错言：“珠玉金银饥不可食，寒不可衣，而在于把握，可以周四海而无饥寒之患。”则是时虽不用银，而银与金珠同贵可知。汉武元狩四年，始造白金为币。白金乃银锡所造，有三品：其一曰“白撰”，重八两，其文龙，直三千；次曰以重〔应补“差小”二字〕，其文马，直五百；次曰复小，其文龟，直三百。吏民盗铸者不可胜数，则已有用之者，然岁余终废不行。王莽时又制为银货，与钱货并行（朱担银八两为一流，直钱一千五百八十，他银一流直千），而民间仍以五铢钱交易。魏文帝时并罢钱，令民以谷帛相易。六朝则钱、帛兼用，而帛之用较多。（《北史》魏张普惠疏曰：高祖废长尺、大斗、重秤，后因军国需用，故绢上加绵八两，布上加麻十五斤。是纳赋皆以绢布也。孝文帝始制百官之禄，每户增调绢三匹、谷二石九斗，以为俸禄之用。夏侯道迁岁禄三千余匹，李冲一门岁禄万匹，是官俸皆以谷帛也。张谠妻为魏所虏，谠以千匹赎之，是赎罪亦绢帛也。高允死，赐以粟五百石、绢千匹。高澄生子，魏孝静帝赐锦彩布帛万匹。是赐予皆谷帛也。西魏赏擒高敖曹者布绢万端。是购赏亦布绢也。）此历代未用银之证也。《文献通考》：萧梁时，交广之域全以金银交易。后周时，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。此盖用银之始。然第行于边地，而中土尚未行。（按刘宋时，徐豁以采银户易困，请准银课米。梁武陵王纪以黄金一斤为饼，饼百为箧，至有百箧；银五倍之。则六朝时虽不用银，而银已贵重，犹今俗虽不以金为用，而金价自贵也。）唐初租出谷，庸出绢，调出缯布，并未尝征钱。天宝中，杨国忠请令各道义仓及丁租地课皆易布帛充禁藏，玄宗诏百官观库，物积如山。是亦尚皆用布帛。宪宗元和三年，诏天下有银之山即有铜，铜可资于鼓铸，银无益于生人，其令现采银坑并宜禁敕。李巽又奏请五岭以北采银一两者流他州，官吏论罪。则并禁用银矣。（韩愈奏状言：五岭买卖皆以银。张籍《送南迁客》诗：诲国战骑象，蛮州市用银。可见是时唯岭外用银。）然《唐书。齐映传》：藩镇初献银瓶高五尺，李兼镇江西，始献六尺，至映又献八尺。《太平广记》：御史苏某以洛阳寺中有银佛，遂取以归，时人谓之苏扛佛。则是时虽不用银，而已竞相贵重；既竞相贵重，则渐用之于市易，亦势所必然。顾宁人以金哀宗正大中民间但以银市易，为后世上下用银之始，而不知亦非也。《五代史》：后唐庄宗将败。谕军士曰：“适报魏王平蜀，得金银五十万，当悉给尔等。”又李继韬既反复降，其母杨氏善蓄财，乃赍银数十万两至京师，厚赂庄宗之宦官、伶人，并赂刘皇后，继韬由是得释。慕容彦超好聚敛，为伪银，以铁为质而银包之，人谓之铁胎银。想其时民间已皆用银，故彦超至作伪以射利；若不能市易，则何必为此哉？宋真宗澶渊之盟，定以银、绢各三十万两匹。徽宗大观三年，将改当三钱，宰执预知其事者，恐所积钱折阅，乃尽以买金银。不两月命下，时传以为笑。《李忠定公传信录》：忠定为亲征御营使，上赐银绢钱各一百万两贯匹。南宋时赐秦桧造第银绢万匹两。贾似道母死，赐银绢四千两。《金史》张行信疏称，买马官市于洮州，以银百锭，几得马千匹，乞捐银万两，可得良马千匹云。亦可见银已通用也。按《宋史》仁宗景二年诏：福建、二广岁输缗钱易以银。此为岁赋征银之始。绍熙中，臣僚言今之为绢者，一倍折而为钱，再倍折而为银，银愈贵，钱愈难得。此又南宋时折绢收银之始。金章宗承安五年，以旧例银每绽重五十两，其直钱百贯，民间或有截凿用之者，其价亦随轻重为低昂，乃更铸承安宝货一两至十两，分五等，凡官俸、军须皆银、钞兼支。此朝廷用银之始。宣宗兴定三年，省臣奏：向来犯赃者计钱论罪，则太重，于是以银为则，每两作钱二贯。今受通宝赃（钞也）至三十贯者已得死刑，若准以金银价才为钱四百有奇，则当杖，实觉轻重悬殊，遂准犯时银论罪。此以银计赃之始。是时又诏除市易用银及银与宝泉相易之禁。其后哀宗正大间，民间但以银易市，并钱钞亦废矣。元宪宗五年，定汉民包银额征四两者，以半输银，半折丝绢等物。因张晋亨言五方土产各异，必责以输银，有破产不能办者，乃诏民听输土物，不复征银。又《续通考》：文宗天历元年，天下课税之数，金二万四千四百三十两，银七万七千五百一十八两。则犹是土宜所出，而非以当赋税也。《明史》：洪武初，天下田赋夏税米麦四百七十一万二千七百石，钱钞三万九千八百绽，绢二十八万八千四百八十七匹；秋粮米二千四百七十三万四百五十石，钱钞五千七百三十绽，绢五十九匹。是所征者犹第米麦钱钞及绢，而未有银。洪武九年始有折纳令，其制屡有增减。（九年银一两，钞十贯，钱千文，皆折米一石。十八年钞五贯折米一石，绢一匹折米一石二斗，金一两折米二十石，银一两折米二石，棉布一匹折米一石，苎布一匹折米七斗。三十年又改金一两折米二十石，银一两四石，绢一匹石二斗，棉布一匹一石，苎布一匹七斗，棉花一斤二斗。）然是时制令，凡愿折者听，不愿者仍纳乐中，以钞法不行，并禁民间金银交易，本色，并非专主于银。永犯者以奸恶论；有首捕者，即以交易金银赏之。则赋税不收银可知也。宣德四年，偶有秋粮折银赴部之令，遂为征银之始。正统元年，令南京粮米愿折色者，听以布帛银两折纳，则亦尚不全征银。（永乐中迁都北京，而各官俸尚持帖赴南京请领俸帖，七八石仅易银一两。周忱抚江南，奏请贫户纳粮，每银一两当米四石，解京兑俸，故有是令。）七年，令夏税绢每匹折银五钱解京，又令各省不通河道之处粮米折银（天顺十年，令浙江绢每匹折银六钱，十一年又令江南等处粮每石折银八钱五分），自后各省夏税类多征银。然王鏊《震泽长语》正德以前各处税银马草折银税课折银入京共二百四十万。又《明史。韦商臣传》：国初夏、秋二税麦四百七十万，米二千四百七十三万，今麦损九万，米损二百五十万。此系嘉靖间事，则正德、嘉靖时所征银亦尚少。隆庆中，葛守礼言：近乃为一条鞭法，计亩取银。则夏税一概征银，实起于隆庆中。西庄之说亦相合，但系钱粮专征银，而非民间专用银耳。
○金银以两计汉以来金、银皆以斤计。如汉高祖赐陈平金十万斤，赐田肯金五百斤，文帝赐周勃金五千斤，陈平、灌婴金二千斤，武帝以东方朔谏起上林，赐金百斤。以及南北朝时，犹以斤计。如魏孝文帝赐抱睹生葬事黄金八千斤，梁武陵王以金银百斤为饼之类是也。侯景围城，羊侃率兵御之，诏送金五千两、银一万两赐战士。则金银以两计起于梁时。其后陈将周罗彭城之战，拔出萧摩诃于重围，以功赐金、银各三千两。梁睿平剑南，隋文帝赐金二千两；又平王谦，赐金二千两、银三千两。王谦作乱，王述执其使上书，文帝亦赐金五百两。又文帝尝赐萧岿金五百两、银千两。周法尚破李光仕，文帝赐黄金百五十两、银百五十斤。则金以两计，银犹以斤计。炀帝以来护儿破杨玄感功赐黄金千两，以王辨击破山东贼盗功赐黄金二百两，事俱见《南、北史》，则金银之以两计起于梁、隋之世也。《通考》谓萧梁间交广以金银交易，既是民间交易，则零星多寡不齐，自必细及铢两。又《宋书。徐豁传》中宿县俚民课银一子输半两，则国制收银课亦以两计。因而上下通行，俱论两不论斤。且古时金银价甚贱，故以斤计，后世金银日贵，故不得不以两计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