陔余丛考 - 第 16 页/共 33 页
○汉时陵寝徙民之令汉制：天子即位，即营陵寝，而徙富民以实之。《汉书》：景帝五年作阳陵，募民徙陵，户赐钱二十万。武帝初置茂陵，赐徙者户钱二十万、田二顷。昭帝为母起云陵，募徙者，赐钱田宅。盖其时仅徙民而不皆富人也。帝又徙三辅富人平陵，则渐及富民矣。宣帝时募吏民资百万以上徙于昭帝平陵，以水衡钱为起第宅。宣帝自作杜陵，徙丞相下将军、列侯、吏二千石、资百万以上者，则并及于达官矣。元帝筑寿陵乃勿徙，诏曰：安士重迁，民之性也，今使其弃坟墓，破产失业，非计也，今所为陵，勿置县邑，使天下咸安士乐业。成帝作初陵，继又改新丰戏乡为昌陵，又徙郡国豪杰资五百万以上者。哀帝作义陵，始又诏勿徙。今按《主父偃传》偃奏曰：“茂陵初立，天下豪杰兼并之家，皆可徙茂陵，内实京师，外消奸猾。”上从之。似此议创于偃。然《车千秋传》：其先齐诸田，徙长陵。则高祖陵已徙民矣。《史记》籍孺、闳孺皆徙安陵，则惠帝陵亦徙民矣。今见于列传者：朱云，鲁人；魏相，定陶人，皆徙平陵。何并之，祖父平舆人，以吏二千石徙平陵。平当、郑崇之祖父皆以资百万徙平陵。萧望之，兰陵人；史丹，鲁人；尹翁归，平阳人；韩延寿，燕人；冯奉世，潞人，皆徙杜陵。又有一家而数徙者，《金敞传》所谓近臣皆随陵为园邸也。张汤本居杜陵地，子安世在武、昭、宣世辄随陵凡三徙，复还杜陵。杜周徙茂陵，至延年又徙杜陵。韦贤以昭帝时徙平陵，其子玄成别徙杜陵。张敞之祖徙茂陵，敞又徙杜陵。此皆徙民故事也。按汉制，人君即位，即营陵寝，固是先事储备。然多入贡赋，以实其中，则立法甚谬。《晋书》：建兴中盗发霸、杜二陵，多获珍宝。帝问索曰：“汉陵中物何多耶？”曰：“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，天下供赋三分其一入之。武帝享国长久，比崩，而茂陵不能容物。赤眉乱取陵物，不能尽，今犹有委积珠玉。此霸、杜二陵犹是俭者耳。”按《史记。孝文纪》言治陵皆以瓦器，不得用金银铜锡为饰。刘向谏昌陵疏亦言：孝文薄葬，足以为式。而《汉书。张汤传》有人盗发孝文园瘗钱，《晋书。索传》又有此盗发霸陵金玉之事，则文帝陵藏物亦已多。《唐书》虞世南亦谓汉家即位之初，便营陵墓三分贡赋，以一入之，后赤眉入长安，取之累月不尽。盖汉制本如是也。此则徒以耗天下之财，而转召摸金、发丘之祸矣。○大臣有罪多自杀《史记。宁成传》：是时九卿罪死即死，少被刑者。盖其时大臣多自贵重，不肯屈辱于狱吏故也。仲长统谓：贾谊感绛侯之困辱，因陈大臣廉耻之分，开自裁之端，自是以来，遂以成俗。按贾谊疏：大臣有重罪，则白冠缨（丧服也），水如剑，造请室而请罪（示以自刎也）。武帝初，以文学进用赵绾、王臧。窦太后不好儒，乃阴求绾、臧罪，召案，绾、臧即日自杀。张汤被罪，上使赵禹责汤，汤不服。禹曰：“天子重致君狱，欲令君自为计，何对簿为？”汤乃自杀。后上知汤为三长史所陷，尽诛三长史。而丞相庄青翟亦与三长史有谋，青翟亦自杀。李广失律，召对簿，广不肯对簿，自杀。李蔡以丞相侵庙Й地，当下吏，亦自杀。周阳由与郡守胜属公相讦，胜屠公义不受刑，乃自杀。萧望之被收入狱，呼朱游曰：“游！趣和药来！”遂饮鸩死。朱博为丞相，坐事，当诣廷尉，乃自杀。冯参以中山太后弟被累诣廷尉，乃自杀。后汉司徒刘芳策免，自杀。窦宪收印绶，即日自杀。杨震罢归，行至城西夕阳亭，饮鸩自杀。此皆不肯屈下失大臣体，宁轻生以免辱，亦一时风尚使然也。后遂有以此为例，而逼令死于家者。《翟方进传》：成帝赐册曰：“今赐君上尊酒十石，养牛一，君审处焉。”方进即日自杀。如淳曰：丞相有大罪，皇帝使侍中持节乘四白马车，赐上尊酒十斛，牛一头，策告殃咎，使者去半道，丞相即上病，使者还未白事，尚书即以丞相不起闻。此赐死法也，亦见卫宏《汉官旧仪》。按赐牛酒，本朝廷所以优大臣告病之礼。《史记。公孙弘传》：弘以病乞骸骨，赐告治病，牛酒杂帛，居数月，疾瘳，仍起视事是也。今赐大臣死亦用之，使若病终，又以全大臣之体也。○刺史守令杀人不待奏《汉书》：义纵为定襄守，掩狱中重罪二百馀人，及宾客兄弟私用入视者亦二百馀人，一切捕鞫，坐以谋为死罪解脱，尽杀之，共四百馀人。尹赏为长安令，治狱，穿地深数丈，以大石覆其口，名为虎狱。捕得少年恶子数百人，尽入狱，数日发视，皆相枕籍死。何并为长陵令，侍中王林卿犯法，并急追之，林卿令奴冠其冠自代。并至，轩其头，悬都亭下。《后汉书》：史弼为河东太守，当举孝廉，中常侍侯览遣诸生赍书属之，弼即付狱拷死。董宣为北海相，有大姓公孙丹造宅，卜者以为当有死者，丹乃杀路人，置尸舍下以厌之。宣即收丹父子，杀之。其亲党三十馀人操兵称冤，宣又尽杀之。可见当时守令杀人，不待奏报也。不特此也，严延年为涿郡守，遣掾赵绣按乡豪高氏，绣为轻重两劾，欲先白其轻者，若延年意怒，乃出重劾。延年逆知其意，俟其白轻时，索其怀，得重劾，即收入狱，杀之。李膺为司隶校尉，中常侍张让弟朔为野王令，贪赃无道，惧膺威严，逃还让第，藏于合柱中，膺破柱出杀之。桥玄为汉阳太守，上わ令皇甫真有赃罪，玄收考，竟笞死于市。王宏为恒农太守，有事宦官买爵者，虽二千石亦拷杀之。则并可专杀职官矣。又小黄门赵津、南阳大猾倚中官势犯法，南阳、太原二郡守案其罪杀之。杜诗为待御史，安集洛阳，将军萧文纵兵暴掠，敕晓不改，遂格杀广。则并可专杀中官及武臣矣。王温舒为河内太守，始至，令郡具私马五十匹，置驿，奏请所捕豪猾，大者至族，小者乃死，得报二日而至，所诛杀流血十馀里。盖豪猾族刑非常法，故特奏，若罪之丽于常法者，不奏也。《元后传》：绣衣御史暴胜之奏杀二千石，诛千石经以下。是诛二千石须奏，诛千石以下不待奏也。按汉制，戟即为斧钺，故凡列戟者，即得专生杀（见《后汉书。郭躬传》）。魏晋六朝则以持节为重。《南齐书》：王敬则枉杀路氏，氏家诉冤，上责敬则：“人命至重，何以不启闻？”敬则曰：“臣知何物科法？见背后有节，便谓应得杀人。”是六朝凡刺史持节者亦皆得专杀。故累朝虽有诏申禁，如宋孝武诏：非临阵不得专杀，其罪人重辟，皆先上，须报乃行，违者以杀人论罪。告戒未尝不严切也。然《南史》吉翰为刺史典签，欲活一囚，因翰八关斋日上其事。翰明日谓典签曰：“卿意欲活此囚，但囚罪重，卿欲活之，便当代任其罪。”乃收典签杀之。是刺史并得杀签帅矣。沿及隋、唐，尚仍旧制。《隋书。陈孝意传》：太守苏威欲杀一囚，孝意力谏不听，乃解衣请先受死，威乃释囚。是隋时刺史亦得杀人也。《唐书》：刘仁轨为陈仓尉，有折冲都尉鲁宁暴横，仁轨榜杀之。太宗以其刚正，擢为咸阳丞。《封氏闻见记》：崔立为雒县，有豪族陈氏为县录事，向来县令以下受其馈，皆与之平交。立倒任，陈氏犹以故态见，立命伍伯曳之杖死。陈氏子弟相率号哭，围塞阶屏，立一一收录，尽杀之。是唐时县令、县尉犹得专杀人也。至于军旅之际，更不待言。李光弼以侍御史崔众狂易，收系之，会使者至，拜众御史中丞，光弼曰：“众有罪已前系，今但斩侍御史；若使者宣诏，亦斩中丞。”使者纳诏不敢也，乃斩众以徇。兵马使张用济赴军逗留，光弼亦斩以徇。真源令张巡守雍丘，有大将六人，官皆开府特进，以力不敌贼，劝巡降。巡设天子画像于堂，遂斩六人。张镐按军河南，以刺史闾丘晓不救睢阳，致张巡陷没，亦杖杀晓。此更因军事严切，不可以常法论也。直至有宋，州郡不得专杀之例始严。《宋史。本纪》：太祖尝曰：“五代诸侯跋扈，枉法杀人，朝廷不问。自今诸州大辟录案闻奏，付刑部覆视之。”遂著为令，自此诸州大辟皆上刑部审覆。然《宋史》李及知秦州，有禁卒白昼攫妇人金钗于市，吏执以来。及方观书，略问数语，即命斩之。王诏知汝州，有铸钱卒骂大校，诏即斩以徇。舒为临海尉，有使酒骂后母者，命执之，不服，即斩之。是宋时州县亦尚有专杀之例也。○汉时大臣不服父母丧汉自孝文帝遗诏以日铁月，遂著为令，凡公卿大臣皆不行父母丧。《汉书。翟方进传》：方进遭母忧，自以备位宰相，不敢逾制，遂三十六日而除，即起视事是也。其有欲行丧者，则必须奏请。《后汉书。赵熹传》：熹遭母忧，乞身行丧，明帝不许，遣使者为释服。《桓焉传》：焉为太傅，以母忧自乞，诏以大夫行丧逾年即夺服。《桓郁传》：郁亦以母忧乞身，诏以侍中行服。邓骘遭母忧，乞身行服，章连上，乃许也。直至元初中，始改令持服。《刘恺传》：旧制，公卿、二千石、刺史不得行三年丧，由是并废丧礼。元初中，邓太后朝，诏长吏以下不为亲行服者，不得典城选举。其时有上言牧守宜同此制者，诏下公卿议，多以为不便。恺独奏曰：“刺史一州之表，二千石千里之师，谓宜以身先之，而议者谓不便，是犹浊其源而欲清其流也。”太后乃从之。然《赵岐传》：岐为司空掾，议二千石得去官为亲行服。又《荀爽传》：爽奏曰：“孝文皇帝过自谦抑，故遗诏以日易月。今公卿大臣，政教所瞻，而父母丧不得奔赴，何以教天下？”是元初以后行丧之制又废。考安帝建光元年复断大臣二千石以上行三年丧，桓帝永兴二年又听刺史、二千石行丧服，延熙二年复断此制，是终汉之世，行丧不行丧迄无定制。惟其有不服丧之制，而士大夫有独行己见、持服三年者，遂以之得名。如《铫期传》：期父卒，服丧三年，乡里称之是也。并有以兄弟丧而去官者，如杨仁为什邡令，以兄丧去官；谯玄为太常丞，以弟服去官是也。（《晋书》：郑默为大鸿胪，遭母丧，旧制，既葬还职。默恳终丧，遂改去，定令大臣终丧，自默始。又华е都督河北诸军事，父病辄还，仍遭丧。旧例，葬讫复任，е固辞忤旨。是晋时大臣亦不行三年丧，至郑默奏请始定终丧之制也。）
○两汉、六朝谥法汉以来谥法，皆与其官爵并称，大者则曰某王，次曰某侯，盖犹春秋、战国之遗法也。《汉书》：霍去病谥景桓侯，周绁谥贞侯，靳歙谥肃侯，傅宽谥景侯之类。其时凡赐谥者，本皆列侯，故皆云某侯，而未有称伯、子、男者。六朝时，则又按其官位之大小而分别王、公、侯、伯、子。如王琳谥忠武王，刘秀之谥忠成公，王弘谥文昭公，王俭谥文宪公，沈庆之谥忠武公，王敬弘谥文贞公，徐勉谥简肃公，王茂谥忠烈公，褚渊谥文简公，刘π谥昭公，王广之谥壮公，柳庆远谥忠惠侯，萧颖达谥康侯，曹世宗谥壮侯，吕安国谥肃侯，萧景先谥忠侯，刘善明谥烈伯，萧赤斧谥懿伯，沈君理谥敬子，沈君高谥祁子，陆缮谥安子，沈炯谥恭子，陆杲谥简子，庚杲谥贞子，凡谥皆连爵并称，非如后世但赐某谥也。又《裴子野传》：先是五等君及侍中以上乃有谥，字野以令望特赐谥贞子。陶弘景赐谥贞白先生，刘赐谥贞简先生。《北史》：李谧赐谥贞静处士。此则官位例不及谥，而出于特恩者，乃后世特赐谥之始也。《后汉书》：夏恭卒，诸儒私谥曰宣明君。朱穆父卒，穆与诸儒考依古义，谥曰贞宣先生。及穆卒，蔡邕复与门人共述其体行，谥曰文忠先生。范冉卒，大将军何进移书陈留太守，累行论谥，佥曰宜为贞节先生。陈实卒，海内赴吊者三万馀人，共谥为文范先生。此又后世私谥之始也。然私谥究非礼，故荀爽尝著论正之，见《后汉书》爽本传。又《宋史》：张载卒，门人欲谥为明诚夫子。司马光曰：《礼记》言古者生无爵，死无谥。《檀弓》书礼所由失，谓士之有诔，自县贲父始。曾子曰：贱不诔贵，幼不诔长，惟天子则称天以诔之。诸侯相诔犹为非礼，况弟子而诔其师乎？孔子殁，哀公诔之，不闻弟子复为之谥也。“是温公亦以私谥为非礼，与爽同。
按《左传》：楚太子商臣弑成王，先谥之曰灵，不瞑；曰成，乃瞑。则古人之谥，有在将死时者（按：《国语》楚共王将葬议谥，子囊谥之曰共，则古法上谥必在将葬，商臣于成王之死而即谥之，乃悖逆之为，非常例也。）。卫灵公出奔，北宫喜及析朱Θ复之，灵公赐喜谥曰贞子，赐Θ谥曰成子。则又有生前定谥者。楚共王临卒，谓诸臣曰：“我死，请为灵若厉。”盖自谦也，则又有生前自谥者。又古谥法多用一字，间有二字者，如考烈、慎静之类也。并有用三字者，如贞惠文子是也。然大概用一字居多。近代谥法率用二字，盖便于其子孙之称也。《唐书》：吕卒，博士独孤及谥曰肃。严郢以故事宰相谥皆二名。及谓：“义在美恶，不在多名，文王、周公、晋重耳谥曰文，冀缺、宁俞、随会谥曰武，二名之谥非古也。汉萧何、张良、霍去病、霍光以一名不尽其善，故有文终、文成、景桓、宣成之谥。唐兴，魏徵以王道佐时，近文；爱君忘身，近贞，二者不可偏废，故曰文贞。萧端直，近贞；性多猜，近褊，故曰贞褊。若迹无异称，则易以一字，故杜如晦、王、陈叔达、温彦博、岑文本皆当时宰相，谥不过一名。而曰故事当二名，殊所未闻。”乃不改。后郑瑜卒，博士徐复谥曰文献。李巽谓：“二谥非古。”复谓：“二谥，周、汉以来有之：威烈、慎静，周也；文终、文成，汉也。”乃诏从复议。此后世二名之谥之所始也。又古人易名之典，必核其人之生平，未尝专著其美而讳其恶。秦、汉以上不具论，《晋书》：陈准死，太常议谥。嵇绍曰：“谥所以垂不朽，大行受大名，细行受细名，准宜谥曰缪。”何曾卒，议者以其食日万钱，谥曰缪丑。谢石卒，范宏之议以因事有功曰襄，贪以败官曰墨，宜谥墨襄公。《宋书》：何勖谥荒公。《南史》：萧子显卒，请谥，手敕曰：“恃才傲物，宜谥曰骄。”萧卒，谥替侯。沈约卒，谥隐侯。徐陵卒，谥章伪侯。周敷为周迪所欺被害，谥曰脱。《北史》：郑羲卒，尚书奏：“《谥法》博文多见曰文，不勤成名曰灵。”乃谥为文灵。魏于忠谥武丑。穆崇死，请谥，太祖览《谥法》述义不克曰丁，遂谥为丁公。后周薛善谥缪。宇文直谥刺。《唐书》：许敬宗卒，博士以其弃子荒徼，嫁女蛮中，谥曰缪。其孙讼之，始改谥蔡，宋庆礼卒，太常以其好巧自是，谥曰专。他如李程谥缪，房式谥倾，马畅谥纵，韩宏谥隐，韦绶谥通丑，于ν谥厉，高璩谥刺，裴延龄谥缪。元载初谥曰荒，德宗改为成纵。杨炎初谥肃愍，孔驳之，乃改平厉。宋夏竦初谥文正，司马温公驳之，因改谥文庄。陈执中卒，韩维上疏，请谥荣灵。是唐、宋时谥犹兼美恶也。近代有谥者，但于美谥之中稍存轻重，而无复加以恶谥者。盖古时三品以上，例皆赠谥，而其人之贤否不同，故考行易名，不能无褒贬。近代大臣身殁，其应赠谥与否，礼部必先奏请，请而得谥，其人必为朝廷所眷惜之人，其谥自有褒无贬也。（谥之最丑者莫如炀。《左传》、《史记》所载不具论，汉惟东平王云、长沙王旦，元魏初有纥那追谥曰炀帝。陈后主死于隋，赠长城公，谥曰炀。此外则隋炀帝、金海陵炀王，皆名实相称。惟后周齐王宪，身为贤王而冤死，死后亦谥曰炀，此最枉者。）
○汉、唐食封之制秦、汉时，列侯无封国者曰关内侯。其有封地，则即食某地之户，而自遣人督其租。至唐犹然。《史记》：吴、楚七国反时，列侯当从征者，其封邑皆在关东，欲贷子钱，而子钱家以胜败未可知，不肯贷。此汉时封邑食租之大概也（《后汉书》注，封邑每户输二百）。《唐书》霍王元轨常遣国令督封租，令请贸易取赢，王曰：“汝当正吾失，反诱吾以利耶？”《王嗣立传》：中宗时恩降食邑者众，封户凡五十四州县，皆据天下上腴，随土所宜，牟取利入，为封户者，急于军兴。嗣立极言其弊，请以丁课尽送大府，封家谐左藏支给，禁止自征，以息重困。宋务光亦言：“滑州七县，而分封者五。国赋少于侯租，入家倍于输国。乞以封户均余州，并附租庸使岁送，停封使，息驿传。”是征租者并乘驿矣。《宋传》：武三思封户在河东，遭大水。奏灾地皆蠲租。有谄三思者，谓谷虽坏而蚕桑故在，请以代租。为所折。《张廷传》：宗楚客、纪处讷、武延秀、韦温等封户在河南北，讽朝廷诏两道蚕产所宜，虽水旱得以蚕折。廷固争得免。可见唐时封户之受困，虽国赋不至此也。宪宗时始定实封，节度使兼宰相者每食实封百户，岁给绢八百匹、绵六百两；不兼宰相者每百户给绢百匹；诸卫大将军每百户给三十五匹。盖至是始改制，封家不得自征，而一概尽给于官矣。○元魏子贵母死之制汉武实将立昭帝为太子，先赐其母钩弋夫人死，盖惩吕后之祸也。元魏则遂以此为定制。道武帝晚而生明元，将立为太子，乃赐其母刘贵人死。道武谓明元曰：“昔汉武帝立其子而杀其母，不令妇人与国政，使外家为乱也。汝当继统，故吾远同汉祖，为长久计。”明元哀泣不自胜。《道武刘皇后传》云：魏故事，后宫产子，将为储贰，其母必先赐死。后以此法薨。刘皇后即刘贵人也。又明元帝杜后亦如此。世祖即位，转奉乳母窦氏为皇太后。文成帝妃李氏初为宫嫔，生献文帝，将立为太子，冯太后依故事，令其条记南是只弟临决，拊胸恸哭而死。孝文帝妃林氏，生太子恂，帝仁恕，不欲袭前事，亦因冯太后意，仍依旧制惨死。惟世宗灵后胡氏孕肃宗时，宫廷中以故事惟祈生诸王公，不愿生太子，独胡氏言：“天子岂可无太子？何可畏一身之死，而令皇家不育宗嗣乎？”同列又劝后为计，后不听，尝誓云：“所怀是男，将为长子，子立身死，所不辞也。”乃生肃宗，后竟不赐死。肃宗立，尊为皇太后，遂临朝称制，恣行秽浊，并鸩肃宗，而魏随以亡，后亦为尔朱荣沉于河而死。子贵母死，本属矫枉过正。汉之马、邓，宋之章献、宣仁，何尝不有功于国家？乃必使人主先绝其天性之亲。则已大悖乎孝治天下之义，何以君临天下？卒之防患虽严，而偶一破例，前此数代之冤祸，即中于此一人以报之，驯至破家亡国。是知灭绝天性以防祸者，未有不转召祸也！○元魏族诛之法最惨夷三族，本秦之酷法，汉文帝始除收帑相坐律。然景帝于晁错，武帝于郭解、主父偃等，犹皆族诛。沿及三国、六朝，此刑不废，而元魏尤最惨。卫王仪之弟觚使于燕，为所杀。太祖平中山，收害觚者傅高霸、程同等，夷五族。崔浩之诛也，清河崔氏无远近皆死，又波及范阳卢氏、太原郭氏、河东柳氏，则母党、妻党及女家俱诛矣。其时浩等百二十人皆族，赖高允谏，故仅施之浩。世祖曰：“非允言，当有二三千人流血矣。”崔颐、崔模与浩叙族，因浩平日常轻其家世，模曰：“桃简（浩小名）止可轻我，岂合轻周儿（颐小名）？”此语流闻已久，二家始得免。崔宽以远来疏族，亦得免。可见当时族诛之令，果系同族，皆不免也。刑罚之滥，至此极矣！迨孝文帝始减令五族者降止同祖，三族者止一门，门诛者止其身。常员与常禽可诬谤朝政，有司奏夷五族，诏罪止一门，稍轻减矣（孝文时崔挺谏曰：“一人有罪，延及合门，则司马牛受桓之罚，柳下惠婴盗跖之诛，不亦哀乎！”故帝减其制）。然一人犯法，累及门族，仕宦时未必共享其福，诛戮时乃共受其祸，揆诸罪人不孥之义，可痛心也！卒之河阴之役，诸元为尔朱氏歼灭几尽。北齐文宣帝又以光武中兴为王莽杀诸刘不尽，乃大杀元氏子孙。本纪谓杀三千馀人，《元韶传》谓死者七百二十馀人，岂非当日族诛之报耶！后世惟谋反者门诛，谋叛者其孥仅流徙，可谓仁至义尽矣。（唐李反，伏诛，诏削一房属籍。宰相问蒋：“一房自大功乎？”曰：“大功，之从父昆弟。其祖神通有功，可昧其勋乎？”曰：“期可乎？”曰：“期者，昆弟。其父若幽死，社稷可尽削其子乎？乃止一身及其子息。是门房亦尚无定制也。）○元魏百官无俸北魏之制，百官皆无禄。高允在世祖时，犹令诸子樵采以自给。至孝文帝始班俸禄，户增调三匹、谷二斛九升，以为官司之禄，以十月为首，每季一请。又《于忠传》：高祖以国用不足，百官之禄四分减一，至忠得政，始复之。是制禄后又有减削也。《北齐文宣纪》：自魏孝庄后，百官绝禄，文宣即位，始复给焉。则于忠复额俸之后，孝庄时又停，直至齐文宣再给也。
○华林园有三处六朝时，华林园凡有三处。其在洛阳者，裴松之《魏志注》云：本东汉之芳林园，魏明帝青龙三年于其中起陂池，楫棹越歌。又《魏略》：明帝起土山于芳林园西北陬，使群臣皆负土成山，树松柏竹木于其上，捕山禽杂兽于其中。及齐王芳即位，以芳字犯讳，乃改为华林。后北魏孝文帝迁洛，又葺之。《魏书。崔长文传》：孝文帝迁洛，命长文营购华林园。又《茹皓传》：皓领华林诸作，为山于天渊池西，采北邙佳石，徙竹汝颍，颇有雅致。太和二十年二月，幸华林园，听讼于都亭。八月，又幸华林，亲录囚徒。二十二年八月，讲武于华林。孝明帝熙平元年，诏放华林野兽于山泽。孝昌二年，诏直言敢谏之士尺集华林东门，人别引见，共论得失。尔朱兆破元颢，孝庄帝渡河，先入居华林园。又南安王正为相州刺史，帝饯之于华林都亭，诏并赋诗，不能者听射。北海王详常别住华林园西隅，宣武帝每潜至其处肆饮终日。杨椿告老，孝庄帝宴于华林园，下御座执手流涕。《杨津传》：咸阳王禧反，宣武帝驰入华林园，惟津不同逆。《高肇传》：宣武引见肇于华林，肇惶惧，举动失仪。此洛阳之华林园也。其在邺都者，《晋载记》：石虎使张群发近郡男妇十六万、车十万，运土筑华林苑于邺北，又凿北城引水以灌之，盖仿洛阳之华林园而为之。其后东魏迁邺，仍以为游幸之所。孝静帝天平四年，幸华林园理讼。元象元年，幸华林都堂听讼。又尝宴高澄于华林园。北齐孝昭帝篡位时，令平秦王高归彦引侍卫之士向华林园斩蛾永乐。武成帝宠其子俨，以为中丞大司徒使以卤薄仪卫导之出，帝与胡后在华林东门隔幕观之。北邺中之华林园也。其在建业者，《金陵新志》云在台城内，本吴旧宫苑也。晋南渡后，仿洛阳园名而葺之。宋武帝永初二年四月，听讼于华林园。少帝于华林园为列肆，亲自酤卖。文帝又筑景阳山于华林园。齐东昏于华林设市，所谓至尊屠肉，潘妃沽酒。梁武帝命于华林园总集释典。简文帝游华林，谓左右曰：“会心处不必在远，翳然林木，便自有濠濮间想。”此建康之华林园也。三处皆有华林园，阅史者几致淆惑，故分析于此。盖其始本自洛阳有华林园，因而晋南渡后以吴时旧宫苑仿之，于是有建康之华林。石虎都邺，亦仿洛阳规制，于是有邺都之华林。古时宫苑多有仿旧名而为之者。如长安有乐游原，乃汉宣帝建乐游庙于其地，因有此名。后隋文帝既迁长安于故城北二十馀里，而唐时太平公主筑池观于乐游原上，则必非汉时乐游旧地可知，地改而名仍旧也。又金陵亦有乐游苑。《建康实录》：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七月，甘露降乐游苑。顾野王《舆地志》所谓覆舟山在乐游苑内是也。汉武帝凿昆明池于上林，以肄舟师。而金陵之玄武湖亦号昆明池。《太平御览。京都记》：齐武帝习水军于其中，号曰昆明池。沈约《登覆舟山》诗所谓“南瞻储胥馆，北望昆明池”是也。
●卷十七○三大迁盘庚迁殷，虑民之不愿，几经诰谕，犹不胜荡析离居之怨。后魏孝文将迁洛，亦虑群下不从，乃以南伐为名，发自平城，羽骑三十馀万。既至洛阳，趣前军先发。群臣苦谏，魏主曰：“今者兴发不小，动而无成，何以示后？苟不南伐，当迁都于此。”群臣不得已，始定迁都之计。盖动大众、兴大役如此之难也！乃董卓迁献帝都长安，会议之日，即趣大驾西行，令部将烧洛阳城外百里，又自将兵烧南北宫及宗庙、府库、民居，一扫而尽。徙洛阳数百万口，步骑驱蹙，更相践踏，积尸盈路，莫有敢不从者。高欢以洛阳西近西魏，南近梁境，乃议迁魏帝于邺。书下三日即行，四十万户狼狈就道，亦莫敢拒。朱温劫唐昭宗迁洛阳，使寇彦卿迫请，即驱长安居人以东，人皆拆屋为筏，浮渭而下，虽号泣满路而都竟迁。劳民动众之事，往往有以无道行之而克济者。
○六朝重氏族六朝最重氏族。盖自魏以来，九品中正之法行，选举多用世族，下品无高门，上品无寒士，当其入仕之始，高下已分。《谢弘微传》：晋世名家，身有国封者，起家多拜散骑侍郎。《张缵传》：秘书郎四员为甲族起家之选，他人不得与。徐坚《初学记》亦谓秘书郎与著作郎，江左以来多为贵游起家之选，故当时谚曰：“上车不落为著作，体中何如则秘书。”齐明帝制：寒人不得用四幅伞。《梁武帝纪》：旧制，甲族以二十登朝，后门以通〔过〕立始试吏。魏孝文光极堂大选八族以上士人，品第有九，九品之外，小人之官复有七等。王俭属王琨用东海郡吏，琨曰：“三台五省，皆是郎用人。外方小郡，当乞寒贱，省官何为复夺之？”此其大较也。是以矜门第者高自标置。崔忄尝谓卢元明曰：“天下盛门，惟我与尔。”荀伯子亦谓王融曰：“天下膏梁，惟使君与下官耳。”其视后门寒素不啻如良贱之不可紊越。赵邕宠贵一时，欲与范阳卢氏为婚。卢氏有女，其父早亡，叔许之，而其母阳氏不肯，携女至母家藏避。崔巨伦姐眇一目，其家议欲下嫁，巨伦姑悲戚曰：“吾兄盛德，岂可令此女屈事卑族！”右军将军王道隆权重一时，到蔡兴宗前，不敢就席，良久方去，兴宗亦不呼坐。何敬容与到溉不协，谓人曰：“到溉尚有馀臭，遂学作贵人。”以其祖彦之担粪也。间有不恃门第，肯降心俯就卑秩，如羊欣、王筠之流，已传为盛德之事。（《羊欣传》：不肯为会稽世子元显书扇，元显乃以欣为后军舍人。此职本用寒人，欣不以为意。《王筠传》：王氏过江以来，未有居郎署者，筠初仕为尚书郎，或劝不就，筠曰：“陆平原、王文度皆尝为之，吾得比踪昔人，何多所恨！”）而单门寒士，亦遂自视微陋，不敢与世家相颉颃。如吴逵有至行，郡守王韶之擢补功曹，逵以门寒固辞不就。宗越本南阳次门，以事黜为役门，后立军功，启宋文帝求复次门。其有发迹致通显，得与世族相攀附，已为荣幸之极。王敬则与王俭同拜开府仪同，徐孝嗣谓俭曰：“今日可谓连璧。”俭曰：“不意老子遂与韩非同传！”敬则闻之曰：“我南沙小吏，徼幸遂与王卫军同日拜三公，夫复何恨！”会稽郡最重望计及望孝，蔡兴宗为郡守，举孔仲智子为望计，贾原平子为望孝。仲智本高门，而原平一邦至行，遂与相敌。孙搴寒贱，齐神武赐以韦氏为妻。韦氏乃士人女，时人荣之。郭琼以罪死，其子妇范阳卢道虞女也，没官，神武以赐陈元康。元康地寒，人以为殊赏。可见当时风尚，右豪宗而贱寒，南北皆然，牢不可破。高允请各郡立学，取郡中清望人行修谨者为学生，先尽高门，次及中等。魏孝文帝以贡举猥滥，乃诏州郡慎所举，亦曰门尽州郡之高，才极乡闾之选。杨公则之在湘州也，悉断单门以贿求州职者，所辟皆州郡著姓。梁武至班下诸州以为法。宋弁为本州大中正，世族多所抑降，反为时人所非。张缵、李冲、李彪、乐运、皇甫显宗之徙，欲力矫其弊，终不能挽回万一。（缵为吏部，后门寒素皆见引拔，不为贵门屈意。李冲以魏孝文有高卑出身各有常分之诏，上疏曰：“未审上古以来，置官列位，为欲为膏梁地，为欲赞益时政？”李彪疏曰：“陛下若专以门第，不审鲁之三卿，孰若四科？”显宗曰：“陛下不应以贵承贵，以贱承贱。”乐运曰：“选举当不限资荫，惟在得人。苟得其人，自可起厮养而为卿相。”）甚至习俗所趋，积重难返，虽帝王欲变易之而不能者。宋文帝宠中书舍人弘兴宗，谓曰：“卿欲作士人，得就王球坐，乃当判尔。若往诣球，可称言旨就席。”及至，弘将坐，球举扇曰：“卿不得尔。”弘还奏，帝曰：“我便无如此何。”他日帝以语球，欲令与之相知。球辞曰：“士庶区别，国之常也，臣不敢奉诏。”纪僧真自寒官历至尉军府参军主薄，宋孝武帝尝目送之，曰：“人生何必计门户？纪僧真堂堂，贵人所不及也！”其宠之如此。及僧真启帝曰：“臣小人，出自本州武吏，他无所须，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。”帝曰：“此事由江学攵、谢瀹，我不得措意，可自诣之。”僧真承旨诣学攵，登榻坐定，学攵命左右：“移吾床让客！”僧真丧气而退，造帝曰：“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。”路太后兄庆之孙琼之诣王僧达，僧达了不与语。去，遂焚琼之所坐床。太后泣诉帝，帝曰：“琼之年少无事，诣王僧达见辱，乃其宜耳。”中书舍人狄当、周赳并官枢要，欲诣同省张敷，恐其见轻，当曰：“吾等并已员外郎，何忧不坐？”及二客就席，敷呼左右曰：“移吾床远客！”赳等失色而去。建元中，欲以江谧掌选，诏曰：“江谧寒人，不得等竞华侪，然甚有才干，可迁掌吏部。”用一寒人，至特发明诏，似有不得已者。侯景之请婚于王、谢也，梁武帝曰：“王、谢门高，可于朱、张以下求之。”益州刺史邓元起功勋甚著，而名地卑琐，愿名挂士流，乞上籍出身州从事。始兴王忄詹命庾荜用之，荜不可，忄詹不能折，乃止。后荜子乔为荆州别驾，州人范兴话以寒贱仕叨九流，选为州主簿。梁元帝勒乔听兴话到职，乔曰：“乔忝为端右，不能与小人范兴话为雁行。”元帝乃停兴话。北齐娄太后为博陵王纳崔忄妹为妃，敕其使曰：“好作法，勿使崔家笑人！”历观诸史，可见当时衣冠世族积习相仍，其视高资无仕，本属分所应得，非关国家之简付。毋怪乎易代之际，莫不传舍其朝，而我之门户如故也，甚且以革易为迁阶之地，记传所载，遂无一完节者。而一二捐躯殉国之士，转出于寒人。世风至此，国谁与立？可为浩叹者也！《唐书。高士廉传》：太宗以山东人士好尚阀阅，诏士廉与韦挺、岑文本、令狐德刊正姓氏，普责天下谱牒，参考史传，先宗室，后外戚，抑新门，褒旧望，右膏梁，左寒，第为九等，而崔氏犹为第一，太宗列居第三。诏曰：“曩时南北分析，故以崔、卢、王，谢为重。今天下一家，当朝擢用古称立德、立功、立言，次即有爵。遂合二百九十三姓、千六百五十一家，为《氏族志》，颁行天下。”然则此风唐初犹未艾，太宗固尝欲力矫其弊。然观士廉及李义府传谓，自魏太和中定望族七姓，子孙迭为婚姻，唐初作《氏族志》，一切降之，后房玄龄、魏徵、李等仍与为婚，故望不减，义府为子求婚不得，乃奏禁焉。其后转益自贵，称禁婚家，凡男女，潜相聘娶，天子不能禁云。《杜羔传》：文宗欲以公主降士族，曰：“民间婚姻，不计官品而尚阀阅。我家二百年天子，反不若崔、卢耶？”可见唐中叶以后，民间犹仍此风。《五代史。崔居俭传》：崔氏自后魏、隋、唐为甲族，吉凶之事，各著家礼，到其子孙，犹以门望自高。又唐庄宗以卢程不能草文书，乃用冯道为不掌书记。程故名族也，乃大恨曰：“用人不以门阀，而先田舍儿耶！”则五代则犹有此风矣。《袁朗传》：袁自汉司徒滂至朗凡十二世，为司徒、司空者四世，淑、ダ、察皆死难。朗自以人地虽琅牙王氏多公卿，特以累朝佐命有功，鄙不为伍。朗孙谊亦曰：“门户者，历世名节，为天下所高，老夫是也。山东人尚婚媾，重利禄，何足重哉！”此则以节行为门户，较胜于势位相高者矣。
○谱学《南史》：王僧孺被命撰谱，而不知谱所自起，以问刘杳。杳曰：“桓谭《新论》云：太史公《三代世表》旁行邪上，并效周谱。以此而推，当起于周代也。”按周小史定系世，辨昭穆，是谱学之起于周元疑。唐柳芳之论曰：“按周小史定系世，辨昭穆，是谱学之起于周元疑。唐柳芳之论曰：三代多世官，其后或氏于国，则齐、鲁、秦、吴；氏于谥，则文、武、宣、成；氏于官，则司徒、司马；氏于爵，则王孙、公孙；氏于字，则孟孙、叔孙；氏于居，则东门、北郭；氏于志，则三乌、五鹿；氏于事，则巫、乙、匠、陶。汉高祖起布衣，故不重氏族，然汉邓氏已有官谱，应劭有《氏族》一篇，王符《潜夫论》亦有《姓氏》一篇。至魏九品中正法行，于是权归右姓，州大中正、主簿、郡中正、功曹皆取著姓士族为之。有司选举，必稽谱牒，故官有世胄，谱有世官，于是贾氏、王氏谱学出焉。晋太元中，贾弼撰《姓氏簿状》，朝廷给以令史缮写，藏秘阁及左右户曹，凡七百十二篇。宋王宏、刘湛好其书。何承天亦有《姓苑》二篇，湛又撰《百家谱》以助铨序。齐永明中，王俭又广之。而弼所撰传子匪之，匪之传子希名镜，撰《姓氏要状》十五篇。希镜传子执，执传其孙冠，故贾氏谱学最擅甸。梁沈约谓：晋咸和以后，所书谱牒，并皆详实，在下省户曹前厢，谓之晋籍（此即贾弼所撰者）。宋元嘉中，始以七条征发，于是伪状巧籍滋多。齐设郎令史以掌之，益行奸货，昨日卑细，今日便成士流。宋、齐二代士庶不分，实由于此。梁武因沈约言，诏王僧孺改定百家谱，因贾弼旧本考撰成书，凡《十八州谱》七百一十卷，《百家谱集抄》十五卷，《南北谱集》十卷，故又有王氏谱学。此南朝谱学之源流也。北朝虽专门者少，然魏太和中，诏诸郡中正各立本土姓族次第，为举选名方司格。又魏收撰《魏书》成，杨谓收曰：”此可为不刊之书，但恨论及诸家亲姻，至为繁碎。收曰：“自中原丧乱，人士谱牒遗逸略尽，是以具书其技派。”则亦以此事为郑重也。唐兴，言谱学者以路敬淳为宗，柳冲、韦述次之，李守素亦明其学。后有李公淹、萧颖士、殷寅、孔至，为世所称。按《唐书。路敬淳传》：敬淳明姓系谱，自魏、晋以来，皆有条序，著《姓略》、《衣冠系录》等百余篇。《柳冲传》：太宗已命诸儒撰《氏族志》，其后门胄兴替不常，冲请改修，乃诏魏元忠、张锡、萧至忠、岑羲、崔、徐坚、刘宪、吴兢与冲共订。先天中，又诏冲等撰《姓系录》。开元初，又诏冲与薛南金再加刊定。《韦述传》：述好谱学，在秘书私写柳冲《姓系录》，归而谛玩，故于百氏源流为详，更撰《开元谱》二十卷。《李守素传》：守素淹通姓氏，虞世南尝与论江左人物，世南犹能记忆，至北地诸侯次第，守素皆有援据。世南但笑而不答，曰：“肉谱可畏！”遂号“肉谱”。《孔至传》：至与冲、述等撰《百家类例》，以张说等为近世新族，去之。说之子方有宠，闻之甚怒。至惧，欲增损。述曰：“丈夫奋笔成一家书，奈何为人动摇”！（亦见《封氏闻见记》）此李唐重谱学之大概也。其时有以私意为高下者，人辄非之。许敬宗以贞观所定《氏族志》之不载武后本望，李义府亦耻其先世不见叙，更奏删正，以仕唐官五品以上皆升士流，于是兵卒以军功进者亦得入，缙绅嗤之，以为勋格。又可见谱学之严，虽有当朝势力，不得遽为升降也。按郑樵《通志》谱系凡六种一百七十部，至马端临《文献通考》，所存者不过数家矣。盖五代以后，不崇门阀，故此学遂不复讲，又可以见各朝风尚不同矣。
按：六朝时贾氏、王氏谱学已不可考，其见于《唐书》者，曰：过江则为侨姓，王、谢、袁、萧为大。东南则为吴姓，朱、张、顾、陆为大。山东则为郡姓，王、崔、卢、李、郑为大。关中亦号郡姓，韦、裴、柳、薛、杨、杜首之。代北则为虏姓，元、长孙、宇文、于、陆、源、窦首之。其郡姓中，三世有三公者曰膏梁，有令仆者曰华腴，尚书、领军而上者为甲姓，九卿、方伯者为乙姓，散骑常侍、太中大夫为丙姓，吏部正员郎为丙姓，凡得入者谓之四姓。北齐因之，举秀才、州主簿、郡功曹，非四姓不在选。江左凡郡上姓为右姓，太和以郡四姓为右姓，齐浮屠昙刚《类例》凡甲门为右姓，周建德氏族以四海通望为右姓，隋以上品茂姓为右姓，唐贞观《氏族志》凡第一等为右姓，路氏著《姓略》以盛门为右姓，柳冲《姓族系录》凡四海望族为右姓。
○六朝忠臣无殉节者魏、晋以来，易代之际，能不忘旧君者，称司马孚、徐广。故王琳故吏朱乞葬琳，首书曰：“典午将灭，徐广为晋家遗家；当涂已谢，马孚称魏室忠臣。”按《晋书。司马孚传》：晋武受禅，陈留王出就金墉城，孚拜辞流涕曰：“臣死之日，固大魏之纯臣也。”《宋书。徐广传》：广在晋为大司农，宋武受禅，恭帝逊位，广哀感流涕。谢晦曰：“徐公将无小过？”广曰：“君是兴朝佐命，身是晋室遗老，悲欢之致，固是不同。”是二人者可谓知君臣大义矣。然孚入晋仍受封安平王，邑四万户，进拜太宰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。广入宋，亦徐中散大夫。抑何其恋旧君，而仍拜新朝封爵也？盖自汉、魏易姓以来，胜国之臣即为兴朝佐命，久已习为固然。其视国家禅代，一若无与于己，且转藉为迁官受赏之资。故偶有一二耆旧，不忍遽背故君者，即已啧啧人口，不必其以身殉也。又如谢フ，当齐受禅时，フ为侍中，当解玺，フ佯不知。传诏催令解玺，フ曰：“齐自应有侍中。”遂不赴。然齐受禅后，フ仍以家乞郡，为义兴太守。王琨之于宋顺帝逊位也，攀车恸泣曰：“人以寿为欢，老臣以寿为戚。既不能先驱蝼蚁，频见此事！”呜咽不自胜。然齐高帝即位后，琨仍加侍中，高帝崩，琨又不侍车而步行入宫。然袁昂当梁武起兵时，独拒守。闻东昏死，举哀恸哭。马仙卑初亦与梁武相抗，谓其下曰：“我受人寄任，义不容降，君等各自有亲，我为忠臣，君为孝子。”乃悉遣其下，独与壮士数十人拒守。后俱执送建康，昂仍仕梁为侍中，仙卑亦为梁将，且曰：“小人如失主犬，后主饲之，便复为用。”《北史》：裴让之当魏静帝逊位，执手流涕，入齐，仍为清河太守。北齐傅伏守东雍州，周武既破并州，令其子世宽来招。伏不受，曰：“此不忠不孝，愿即斩之。”及闻后主被获，乃降，入周仍为岷州刺史。窦炽当隋文帝将受禅，自以世受周恩，不肯署笺劝进，然入隋仍拜太傅，加殊礼。柳机当隋文作相时，周代旧臣皆劝禅让，机独义形于色，无所陈请，然入隋仍拜卫州刺史，封建安郡公。颜之仪当周宣帝崩，郑泽矫诏以隋文帝辅政，之仪不肯署诏。文帝索符玺，之仪又拒之。然文帝登极，仍拜集州刺史。文帝将受禅，谓荣建绪曰：“且共取富贵。”建绪曰：“明公此旨，非仆所闻。”遂赴官去。及开皇中来朝，文帝曰：“卿亦梅否？”建绪曰：“臣位非徐广，情类杨彪。”上笑曰：“朕虽不解书语，亦知卿此言不逊也。”建绪仍历始、洪二州刺史。陈许善心聘隋，会隋灭陈，礼成而不得返，善心衰服哭于阶下，藉草东向三日，敕书唁焉。明日有诏拜散骑常侍，善心哭尽哀，入房改服而出，垂涕拜受诏，入朝伏地，泣不能起。文帝曰：“我平陈惟获此人，既能怀旧君，即是我纯臣也。”之数人者，史策已载其行义，以为人之所难，曾莫有议其先守义而后失节者，即当时人主亦以为甚难希有，而未尝以必死为完人。如梁武于仙卑之被执，使待袁昂至俱入，曰：“使天下见二烈士。”周武于傅伏亦亲执其手曰：“朕平齐惟见此一人。”后俱宠之以官，任特至，初不以其再仕新朝而薄其为人。则知习俗相沿，已非一朝一夕之故。延及李唐，犹不以为怪。颜常山、张睢阳、段太尉辈，一代不过数人也。直至有宋，士大夫始以节义为重，实由儒学昌明，人皆相维于礼义而不忍背，则《诗》《书》之有功于世教，匪浅鲜矣！
《后汉书》：杨彪在汉朝致仕十馀年，曹丕受禅，欲以为太尉，固辞，乃授光禄大夫，赐几杖。因朝会，令彪著布单衣鹿皮冠而后入，待以宾客之礼。按彪虽辞太尉，仍授光禄大夫，亦未免有玷。
○隋制从驾官带妻子隋时从驾公卿许以妻子自随。《北史。周法尚传》：炀帝好巡行，法赏请为方阵，四面外拒，六宫及百官家口并处其内。《赵才传》：帝每巡幸，才恒为斥堠在途，遇公卿妻子有违禁者，辄丑言大骂（以上二事亦见《隋书》）。又帝在太原，将还京，宇文述曰：“从官妻子俱在东都，便道向洛阳，自潼关入可也。”杨玄感反，先攻东都，谓李密曰：“从驾百官妻子俱在东都，攻之不能无动。”许善心从驾江都，宇文化及之乱，为所杀，其母年九十二，临丧不哭，曰：“能死国难，我有儿矣！”因卧不食，十余日亦卒。此皆从驾带家属之证也。又帝征高丽，命宇文述为将军，听以家累自随，谓项羽“虞兮”即故事也。则行军亦许带妻子矣。按《魏书》：孝文帝欲造船至邺，高道悦曰：“从驾群僚，听将妻累，舟楫之间，更无阻隔，士女杂乱，内外不分。”《北齐书》：裴泽与妻魏氏恩好甚笃，每从驾，其妻亦至，时人以为健妇夫半。是魏、齐以来，从驾官原听带家累，并不自隋始。至如李克用破黄巢还，上源驿之难，以刘夫人计谋得保军还。又唐庄宗先得符道昭妻侯氏，专宠军中，谓之夹寨夫人，出兵四方，常以相从。后得刘氏，又爱之，下魏博，战河北，十馀年未尝高主离左右。是克用父子行军皆带妻子也。又庄宗在杨刘，将趋郓，下令军中，尽归其家属于魏。则军士亦得带妻子在军矣。
○唐初武功之盛《唐书。土蕃传赞》谓：唐初四裔有弗率者，皆移兵讨之，蹶其牙、犁其庭而后已。《渤海传赞》又谓：薄海内外，尊天子为天可汗。蕃夷君长，待唐玺乃能国，一不宾辄遭夷缚。可想见当日武功之盛、幅员之大也。今按太宗时，李靖击突厥，擒颉利可汗；而突利可汗先已来降，封北平郡王；车鼻可汗不入朝，右骁卫高侃讨斩之。侯君集击高昌，俘其王智盛，以其地为廷州。都支十姓可汗叛，裴行俭以计执之。又降突厥伏念可汗，尽平突厥余党，破突厥泥熟匐，得其首以归，盖嘉运又虏吐火仙骨啜可汗。李击灭薛延陀，降其可汗咄摩支，入朝授官，于是铁勒十一部皆归命。郭孝恪伐焉耆，虏其王。龙突骑施讨铁勒九姓，单骑入喻，铁勒遂缚伪叶护以降。后焉耆复立那支，阿史那社尔又击斩之。社尔又与契何力讨龟兹，擒其王诃梨布失毕。其将那利叛，又擒之，凡破五大城，谕降小城七百余。又讨西突厥，擒其酋处蜜时健俟斤以归。杨宏礼破处蜜，杀焉耆王，降及支，获龟兹、于阗王以归。薛仁贵讨契丹，擒其王阿卜固，又平九姓蕃。其尤奇者，浮屠玄奘自天竺归，太宗遣王元策至其国，其国发兵来拒。元策从者才数十人，皆殁于战。元策只身奔吐蕃，檄召邻国兵，破之，擒其酋阿罗那顺，降城邑五百八十所。此虽班超、傅介子亦不逮也！自破龟兹，始徙安西都护于其地，统于阗、碎叶、疏勒，号四镇。自擒车鼻可汗后，突厥尽为封疆臣，始置单于都护府，领狼山、云中、桑干三都督，苏农等二十四州。又置瀚海都护府，领金微、新黎等七都督，仙萼、贺兰等八州。又置松漠都督府，统达稽、纥便等部。党项拓跋赤辞不朝，刘师立谕降之，又以松州为都督府。于是自河首积石以东皆为中国地。自铁勒十一部皆归，乃以回纥部为瀚海，多览葛部为燕然，仆骨部为金微，拔野古部所幽陵，同罗部为龟林，思结部为卢山，皆号都督府，即故单于台置燕然都护府以统之。其后改燕然为瀚海都护府，领回纥，徙故瀚海都护于古云中城，号云中都护府。碛以北隶瀚海，碛以南隶云中。高宗、武后之世，余威犹振，苏定方大破贺鲁于伊丽水上，降其五弩失毕，遣将萧嗣业至石国，擒贺鲁唐，地遂极西海。而思结阙俟斤都曼拥所部及邻部葱岭等国为乱，定方又击擒之，葱岭以西皆定。又平百济，俘其王义慈及太子隆、次子泰等。李破高丽，执其王藏、其男建等，凡五部百七十六城，分其地为都督府者九，州四十二，县百，复置安东都护府，于是唐地又极东海矣（后仍遣藏与隆各还本国安辑余从）。武后时，犹命王孝杰击破土蕃，复取四镇，仍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。而契丹孙万荣入寇，又地中斩之，传首东都。开元、天宝之世，高仙芝逾葱岭讨小勃律，降其王苏失利之，遂平其国，而大食等七十二国皆来附。又讨石国，虏其王以归。夫蒙灵讨突骑施，斩其王。莫贺达干回纥击突厥白眉可汗，传首京师，突厥毗伽可敦来降。程千里追阿布思，谕葛逻禄叶护执以献。《通鉴》谓是时声教所被之州三百三十一，羁縻之州八百，信乎幅员之盛，虽西汉不及也！及乎安史乱后，虽河北亦莽为盗区，终唐之世，不能复矣！
○唐初多用蕃将史大奈，本西突厥特勒。冯盎，本高州土酋。阿史那社尔，本突厥处罗可汗之子。阿史那忠，本苏尼失之子。契何力，本铁勒莫贺可汗之孙。黑齿常之，本百济西部人。泉男生，本高丽盖苏文之子。李多诈，亦酋长之后。论弓仁，本土蕃族。尉迟胜，本于阗国王。尚可孤，本鲜卑别种。他如李光弼、浑、裴玢等，亦皆外蕃久居中国者。
○唐制内外官轻重先后不同有唐一代，内外官轻重先后不同，有迥相悬绝者。太宗时，马周疏云：朝廷独重内官而轻刺史、县令，刺史多是武夫，或京官不称职者。边远之任，用人更轻。是贞观时已有重内轻外之弊。武后时李峤、唐休秦言：朝廷重内官，轻外职，每除授牧伯，皆再三披诉，所遣外任者，多是贬累之人。今请选贤者分典大州。王嗣立亦言：县令、刺史不加拣择，京官坐负及声称下者乃典州，吏部年老不善刀笔者乃拟县。卢怀慎亦言：比见官犯赃者任以江淮岭碛，粗示惩贬，其人内怀自弃，殉货掊克，益无悛心。以罪吏牧遐方，是谓惠奸而遗远。远州陬邑，何负圣化，而独受其恶政乎？明皇时，张九龄奏言：今刺史，京辅雄望之郡，犹少加选择，江淮、陇蜀、三河大府之外，由京官出者，或身有累，或政无状，用牧守为斥逐之地。或其先附会高位，及势衰，谓之不称京职，出以为州。武夫、流外，积资而得，不计其才。刺史尚尔，何论县令！古者刺史入为三公，郎官出宰百里。今朝廷士入而不出，京师衣冠所聚，声名所出，从容附会，不勤而成，是大利在内而不在外也，智能之士安肯出为刺史县令哉？是时源乾曜以大臣子多任京职，俊率任外官，非平施之道，请以己子三人任京职者出二子于外，以示近始。诏褒之。《倪若水传》亦云：时天下承平，朝廷尊荣，人皆重内任。虽自冗官擢方面，皆自谓下迁。班景倩自扬州采访使入为大理少卿，若水饯之于郊，顾左右曰：“班公是行若登仙，吾恨不得为驺仆。”可见唐初以至开元、天宝内重外轻之风也。及肃、代以后，京师凋敝，俸料寡薄，则有大反是者。《通鉴》：元载当国，以仕进者多乐京师，恶其逼己，乃制俸厚外官而薄京官。京官不能自给，常从外官乞贷。杨绾、常兖虽奏加京官俸岁约十五六万缗，然风会所积，利常在外，京官之贫如故。《唐书。嗣曹王皋传》云：皋为秘书少监，上元中京师饥，斗米值数千。皋乞外官，不允，乃故抵微法，贬温州长史。《李泌传》亦云：是时州刺史月俸千缗，方镇所取无艺，而京官禄薄，自方镇入为八座，至谓罢权。薛邕由左丞贬歙州刺史，家人恨降谪之晚。崔裕甫任吏部员外郎，至求为洪州别驾。其节度使府宾佐有所忏者，荐为郎官。当迁台阁者，皆以不赴取罪去。李泌以为外太重，内太轻，请随官闲剧普增其俸，为窦参沮而止。此距开元、天宝时不及三四十年，而外重内轻相反一至于此，亦可以观世变也！
○唐制升殿用宫女侍《文昌杂录》云：唐制，天子坐朝，宫人引至殿上。故杜甫诗有“户外昭容紫袖垂，双瞻御坐引朝仪”之句。盖自武后临朝，女官随侍，后遂相沿为定制耳。《宋史》吕大防疏称：唐入阁图有昭容位，可见当日著为朝仪，至形之图画也。按《唐书》天二年十二月诏曰：宫妃女职，本备内任，今后每遇延英坐日，只令小黄门祗候引从，宫人不得出内，由此遂罢。则唐末始革除。
○唐制吏部分东选南选唐制，吏部分为三铨：尚书一人曰尚书铨，侍郎二人曰中铨、东铨（见《五代史。姚ダ传》）。东铨亦曰东选。贞观元年以京师谷贵，始分人于雒州置选。至高宗开耀元年，以关外道途遥远，河雒天下之中，始诏东西二曹两都分简，即所谓东选也。《旧唐书。魏知古传》：帝令知古往东都知吏部尚书主选事，甚称职，手诏嘉之。又卢怀慎与知古分领东都选，苏晋与齐浣更典二都选。代宗广德二年，命杨绾知东京选，贾至知东都举，皆见《新唐书》。东选外又有南选，其铨选之地有数处。《旧唐书》高宗上元三年置南选，使简补交广黔等州官。《百官志》：岭南黔中三年一置选补使，号为南选。如《啖助传》：仲子陵典黔中选补，乘传过家。此置选于黔中者也。张九龄为桂州都督兼岭西按察选补使，柳泽为侍御史监岭南选，徐浩以都官郎中为岭南选补使，韦为桂管观察使，管内邑长三百余员，由吏部补者十之一，他皆使量才补之。此置选于岭南者也。至德元载，命崔涣宣慰江南兼知选举。《旧唐书》：兴元二年，刘滋以吏部侍郎往洪州知选举，时兵荒后，选人不能赴调，乃命滋江南典选，以便江岭之人。又李岘罢政为吏部尚书，知江淮选举，置铨洪州。此置选于江西者也。
○唐时簿尉受杖《Т斋闲览》引杜甫《赠高适》诗：“脱身簿尉中，始与捶楚辞。”韩退之《赠张功曹》诗：“判司卑官不堪说，未免捶楚尘埃间。”杜牧《寄侄阿宜》诗：“参军与簿尉，尘土惊皇皇。一语不中治，鞭捶身满疮。”以为唐之簿、尉有过，即受笞杖，犹今之胥吏也。不知唐制更不止此。《新唐书。刘晏传》：晏为转运使，代宗尝令考所部官，五品以上辄系劾，六品以下杖然后奏，则不特薄尉矣。又张镐杖杀刺史闾邱晓，严武杖杀梓州刺史章彝，则节度使并可杖杀刺史矣。杨炎为河西节度使掌书记，以县令李太简尝醉辱之，炎令左右反接，榜二百几死，则节度书记并可杖县令矣。《旧唐书》本纪：元和元年，观察使韩皋杖安吉令孙致死，罚一月俸料。《新唐书》：穆宁为转运使，杖死沔州别驾，坐贬平集尉。是虽有降罚处分，然以杖之至死故稍示罚，而长官得杖僚属之制自在也。《裴耀卿传》：刺史杨犯赃，诏杖六十，流古州。耀卿言：“刺史、县令异诸吏，今使裸躬受笞，事太逼辱。”又御史蒋挺坐法，诏决杖朝堂。张廷奏曰“士可杀，不可辱。廷臣有罪当杀之，其馀或夺俸，或收赎可也。”广州都督裴先抵罪，张嘉贞请杖之，张说曰：“刑不上大夫，若罪应死即斩，不宜廷辱，以卒伍待。”是其时朝臣皆以为言，然卒不闻停此制也。而Т斋但据杜、韩诗谓唐时簿尉受杖，此犹未详考耳。按百官受杖，本起于汉光武。《后汉书。申屠刚传》：光武时，尚书近臣乃至捶扑牵曳于前，刚每极谏。《宋均传》：均每删疑事，上以为有奸，收郎缚格将杖之。《钟离意传》：明帝怒郎药崧，以杖撞之，崧走伏床下，曰：“天子穆穆，诸侯皇皇。未闻人君，自起撞郎。”又司农上事，误以十为百，帝召郎将笞之。意自引罪，即解衣就格，帝乃免之。《左雄传》：大司农刘据被谴，召诣尚书，传呼促步，又加捶扑。雄上言：“九卿大臣，行有玉之节，孝明帝始有扑罚，皆非古典。”顺帝从而改之，于是九卿无遭扑者。是杖罚官僚实始于光武，明帝至有加之九卿者，顺帝始停之。而《魏书。何夔传》：魏武性严急，掾属公事，往往如杖，惟夔常畜毒药，以死自誓，故终不见辱。则官僚受杖，魏武又尝行之。《后魏书》：陈建在州贪暴，文成帝遣使罚杖二十。皮怀喜在州以饮酒废事，孝文帝遣使决以杖罚。《高允传》：魏初法严，朝士多见杖罚。允历事五帝，五十馀年，初无谴咎。《北齐书》：唐邕以从事中郎封长业征官钱违限，杖二十。《隋书》：燕荣为幽州总管，性严酷。元宏嗣除幽州长史，惧为所辱。文帝知之，敕荣曰：“宏嗣杖十以上，皆须闻奏。”荣乃因事笞之，每笞不满十，而一日之中，或至三四。又赵仲卿镇平凉，鞭笞长吏，辄至二百。《卢思道传》：思道请朝臣犯笞罪，得以赎论。文帝从之。是思道未请以前，朝臣笞罪犹的决也。此又北朝及隋时杖罚之制。惟南朝稍异。按《齐书。陆澄传》：郎官旧坐杖，皆有名无实，明帝用法严，尚书郎有杖罚者，因萧琛言依旧不行。是南朝杖罚之制稍轻于北朝也。唐制盖沿北朝及隋故耳。宋时此风渐少，然《宋史》：明稿知并州，时边任多纨子弟，镐择其尤不职者杖之。是亦未尝无的杖之制。《理宗本纪》：淳二年，诏今后州县官有罪，诸帅毋辄加杖责。禁杖官吏，至烦明诏，是其时帅府本可杖官吏也。金、元二朝，此风尤盛。文惟简记金国上自宰执，下至制司簿尉，有罪者皆杖责。州县官有罪，则差天使至彼杖之，名曰监断。《金史》：海陵杖张浩、萧玉曰：“大臣决责，痛如朕躬，事不得己，汝等悉之。”世宗元妃李氏葬时，都水监高杲治道不如式，乌古论元忠杖之四十。上谓元忠曰：“六品官有罪当奏，乃擅决耶？”然亦未闻罪元忠也。《张行信传》：时监察御史杖罚多的决，因行信力争，乃论赎。洪皓《松漠纪闻》云：余至河阴，县令以病解，独薄出迎，不肯坐。乃因军饷失期，县令被挞柳条一百，簿亦受此罚，故疮不可坐。又《金史。蔡传》：为户部员外郎，以高元鼎事牵累，笞四十。官赎外仍的决，则郎署卿监亦不免矣。《宣宗纪》：诏州县官虽积阶至三品，坐乏军储，听行部者决谴。《归潜志》：赵秉文为术虎高琪所恶，奏摄南京转运司，果误粮草，当杖。宣宗曰：“学士岂当耶？”琪奏非此不足示惩，遂杖四十，秉文大恨。则又因军兴催饷严急也。哀宗时，高琪又立法，职官有犯皆的决。许古谏，不从。则非误军饷者亦杖矣。元初比金制尤甚。《元史。世祖本纪》：诏军士所过，毋得挞辱官吏。是军士亦尝殴官也。《桑哥传》：尝以检刷文簿笞御史四人，自后御史赴省部，掾令史皆与之抗礼。《赵孟ぽ传》：桑哥专政，六曹后至者被笞。孟ぽ后至，断事官亦引受笞。叶李解之，乃免。是御史、学士亦例受杖也。孟ぽ又尝奉命至江南，责行省壅滞钞法，诏凡左右司及诸路官，许竟加笞责。是外台官亦例受杖也。至元二十年，桑哥败，世祖以其挞御史，虽命省台论其罪，然大德七年，成宗又禁诸王附马毋辄杖州县官。可见官吏受杖之例仍未停止。《阎复传》：复奏云：“古者刑行不上大夫，今郡守之贵，以征租受杖，非所以励廉隅也。”则元时官吏杖罚之制，更烈于前代矣。前明又有廷杖之制。洪武中，杖死永嘉侯朱亮祖，以其父子鞭死工部尚书夏祥也。则太祖已开其端，其后寝不复用。正统中奄竖擅权、窃以示威，于是殿陛行杖，遂为故事，并有荷校及罚跪之法。黄尊素疏云：“正统、正德中，廷杖及王振、刘瑾为之，嘉靖、万历时，廷杖乃张璁、严嵩、张居正为之。”今按《明史》，亦有不尽出于权奸者。正统中，尚书刘中敷，侍郎吴玺、陈常，祭酒李时勉，司业赵琬，或荷校，或受杖，因皆王振所为。成化中，以科道不劾马文升，杖给事中御史李俊等二十九人各二十，又杖刑部郎林俊，固皆汪直所为。正德中，十三道御史薄彦徽、陆昆等劾刘瑾，各杖三十，杨源再，杖六十；蒋钦继上疏，每疏杖六十，凡三疏，遂杖死，此固瑾所为。嘉靖中，周怡、沈炼、杨继盛以劾严嵩被杖；徐应丰、叶经为嵩所构，被杖死；厉汝进、查宗彝、徐养正、刘起宗、刘禄以劾严世蕃被杖；嵩复以河套事激帝怒，杖给事中御史于庭，此固嵩所为。万历中，吴中行、赵用贤、艾穆、沈思孝、邹元标皆以论张居正夺情事被杖，此固居正所为。外此如景泰中廖庄、章纶、钟同之被杖，则以请复沂王为太子也。成化中章懋、黄仲昭、庄昶之被杖，则以谏元夕张灯也。崔升、王纯之被杖，则以请用王恕及谏罢王恕也。吴文度又破杖，则以论妖僧纪晓也。张泰之被杖，则以谏万贵妃干政也。姜昂之被杖，则以劾李孜省也。董之被杖，则以请罢商辂也。正德中以谏南巡杖舒芬等一百七人，杖黄巩等二十九人，死者凡十一人。其时瑾已死，则江彬等为之也。嘉靖中以争大礼杖丰熙等百三十四人，死者十六人。其时张璁未当国，则固帝自为之也。张选之被杖，则以谏遣郭勋代享太庙，其时嵩亦尚未柄用，则亦帝自为之也。他如杨爵、杨最之杖死，则以谏服丹药也。周天佐、浦钅宏之被杖，则以救杨爵也。刘魁之被杖，则以谏造雷殿也。乌从谦之杖死，则谏斋醮也。杨久绳、纯巽言之被杖，则以胡膏诬其薄修元品物也。何光裕、龚恺之被杖，则以劾史道、仇鸾也。甚至公卿大臣亦多不免，如总督郭宗皋、翟鹏，巡抚陈耀、朱方，皆以边事被杖。刑部侍郎彭黯、左都御史屠侨、大理卿沈良才，以议丁汝夔狱缓被杖。耀、方毙杖下，黯、侨、良才等杖毕仍趣令治事。林俊言：成化时杖一二臣，率容厚棉重毡叠裹，逆瑾擅权，始令去衣，嘉靖时尤多杖毙。自古百僚之受辱，无有过前明者。其始权奸窃柄，创此刑以胁制朝士，其后习为故事，人主逞其一时之怒，用之于殿廷而以为固然。朝廷既失刑，而殊杖者转因以得名，凡拜杖出国门者，海内士大夫咸希风景慕，不以为辱而以为荣，于是国法不足敌公论矣。至大吏之杖僚属，虽非令甲。然亦间有行之者。正统中，王来为山西左参政，以公事杖死县令不职者十，逮下狱。景泰中，赵荣出勘河道，尝挞辱官吏，三司上章劾之。成化中，李裕为副都史，欲振台纲，御史有过，或遭挞。雍泰为山西按察使，以太原知府尹珍不避道，召而跪之，珍不服，竟笞珍。后泰抚宣府，又以大杖决参将李稽。嘉靖中，胡缵宗以事笞阳武知县王联。萧鸣凤为广东提学，以愤挞肇庆知府郑章。虽皆以违制被劾，然亦见国法纵弛，外僚恃势，竟敢有行之者。今武弁犹有杖罚之例，而文职则否，所全士大夫廉耻多矣。○唐时国史听随任修撰宋子京修《唐书》，司马温公修《通鉴》，皆修前代书，随任修撰，固无碍也。唐时则国史亦有听人随任修辑者。《旧唐书》：吴兢出为荆州司马，时国史未成，诏许以史稿自随。萧嵩领国史，奏遣使者就兢取其书，得六十余篇。张说为天兵大使，敕许以国史稿即军中论撰。及说致仕，又诏在家修史。令狐亘撰《代宗实录》未就，会贬外，诏听在外成书。元和中，其子上之。沈传师修《宪宗实录》未成，出为湖南观察使，监修杜元颖援张说、令狐亘之例，请以史稿残课付传师即官下成之，诏可。然国史听人携带，究非慎重之道。故张说修史于家，李元言：“史馆在禁中，所以秘严之也。请勒说以书就馆，参会撰录。”吴兢修《唐春秋》未就，乞官给笔札，太臣奏国史不宜在外，乃诏兢赴馆撰录。而刘子玄修国史，会天子在洛，将西还，子玄自乞留东都。或言不宜，乃驿召至京。
○唐时王爵之滥古来王爵之滥，未有如唐中叶以后之甚者。唐初如李靖、李、尉迟敬德、秦叔宝等战功，皆只封公，其膺王爵，惟外番君长内附，如突利封北平郡王，思摩封怀化郡王，以及群雄中有来降者，如高开道封北平郡王，罗艺封燕郡王而已。自武后欲大其族，武氏封王者二十馀人，于是王爵始贱。中宗复位，遂亦封敬晖、张柬之等五王，并李多祚亦王，韦后外戚追王者亦五人，然不久皆革除。开元以来，无复此事，直至天宝末，安禄山封北平郡王，哥舒翰封西平郡王，火拔归仁封燕山郡王，于是又有圭爵之制，然亦尚未滥也。自肃宗起兵灵武，其时府库空竭，专以官爵赏功，诸将出征，皆给空名告身，自开府、特进、列卿、大将军，皆听临事注授，有至异姓王者。及德宗奉天之难，危害万状，爵赏尤殷。尝授浑诏书千余，自御史大夫实封五万户以下，募士击贼。又赐笔，使量功署诏，不足则署衣以授。是时王爵几遍天下，稍有宣力，无不王者矣。大概肃宗以后，封王者凡有数种。其以大功封者，如郭子仪、李光弼、李晟、马燧、浑，其最著者也。其功绩不必甚大而亦封王者，如河阳怀州之战，光弼为统帅，而列将白孝德以擒刘龙仙封，侯仲庄以擒安太清封，郝廷玉以擒徐璜玉封；刘辟之平也，高崇文为统帅，而裨将郦定进、高霞寓俱封；他如陈利贞以救睢阳封，柏良器以救宁陵封，曹华以拔凌云栅封，王智兴以取隶州封，张子良以擒李封，卫伯玉以破李归仁封，刘海宾以斩刘文喜封是也。并有不必战功而亦封王者，如辛云京但守太原，李国臣但从光弼守河阳，李元谅但守华山，段秀实但历佐三节度府是也。甚至奉天之难，杜希全以兵来赴即封，朱忠亮以四十骑至亦封，李维简以三十骑至亦封，冯河清以军仗至亦封，贾隐林只身至亦封是也。有自贼中自拔来归而封者，乌承劝史思明降，不听，脱身走归而封，薛嵩为史朝义将，来归而封，李洧为淄青将，以徐州降而封。或虽未能自拔，但送款即封者，如阿史那承庆、安守忠皆自安庆绪所先送款而封，李忄登从李希烈所上表归朝而封是也。有贼将来降而先封者，如史思明初降即封，田承嗣、李怀仙皆史朝义部将，朝义败，始乞降而亦封；刘悟本，李师道将，反兵擒师道降亦封是也。有藩镇跋扈，不得已而封之者，如朱滔、朱希彩、朱克融、李纳、田悦、田绪、何简之类是也。有藩镇兵盛，欲其立功而先封者，如李希烈未叛前，欲其讨梁崇义而即封，吴少诚未叛前，以献计防崇义而亦封是也。甚至符之封，以其父令奇死田悦之难，而王其子以慰之。路应之封，以其尝有恩于李泌，而封王以酬之。益可见王爵之不甚爱惜也。考其时封王者，不必皆高官显秩，如王虔休封王时方为李抱贞都虞候，张孝忠封王时方为李宝臣所属易州刺史，王武俊初封王时亦为宝臣牙将，陈楚封王时方为张茂昭牙将，史宪诚祖道德、父周洛及宪诚三世俱封王，而俱为田氏牙将，段秀实、谷从政封王时俱不过刺史，伊慎封王时官不过别驾，李惟简封王时官不过太子谕德。甚至高固本浑家奴也，而亦封王。裴玢本论惟明亻兼力也，而亦封王，仍为论惟明坊牙将。《通鉴》谓是时军中但以职任相统摄，不得计爵之高下，至有僮仆衣金紫、称大官而执贱役如故者。今按郭子仪麾下宿将数十，皆王侯贵重，子仪颐指若部曲，家人亦以仆隶视之。李光弼为元帅时，仆固怀恩已封大宁郡王，河阳之战稍退缩，光弼即令斩首，怀恩惧，遂致死于敌。而张巡守雍州，不过一真源令，其下大将六人，官皆开府特进。可见是时爵命虽荣，人皆不以为贵，即身受者亦不以为荣，故大将军告身才易一醉。爵赏驭人之柄，于是乎穷。此亦可以观世变也！
●卷十八○汴京始末王西庄《十七史商榷》第九十四卷谓：从古无都汴者，不意朱全忠凶丑忽创都于此。按汴为京，虽自朱梁始，然朱全忠由此创业，其建都则仍在洛阳也。天元年趣昭宗迁洛，以便传禅，是岁遂弑昭宗。明年正月，唐遣百官至汴，奉玺缓劝进，全忠乃升汴为东都，洛阳为西者。开平二年，卜郊于西都。三年，如西都，自此常居洛。其被友弑也，亦因全忠以传国玺付友文妻王氏，往东都召友文，故友弑之。时友贞为东京留后，遣兵诛友，群臣请入洛即位。友贞曰：“夷门本太祖兴王之地。”于是遂即位于东都，自此汴始为帝京。然唐庄宗入汴后仍都洛阳。及明宗兵变时，庄宗统兵至汴御之，而明宗已先入汴，遂回洛，为郭从谦所弑。明宗之建国也，亦自汴至洛，即位于庄宗柩前。愍帝、废帝皆都洛。石敬瑭亦都洛。天福二年如汴州，以其地便漕运。三年始升汴为东京，而定都焉。耶律德光亦尝登位于此而去。汉、周、宋皆因之。靖康被迁，后金封刘豫为齐帝，豫又徙都于汴。后金主亮以侵宋又都之。宣宗、哀宗以避蒙古兵又都之。哀宗入蔡后，崔立以汴降元，自此遂废为州。此汴京始末也。
○宋制武选归吏部《文昌杂录》记御史台言：文德殿视朝仪，兵部侍郎与吏部侍郎东西相向对立，盖因唐制武选在兵部也。今吏部左选掌文官，右选掌武官，请自今以后视朝，以吏部左右侍郎分立殿廷。诏可。此可见宋制武官亦归吏部铨选。按《宋史。苏颂传》：唐制吏部主文选，兵部主武选。神宗谓三代、两汉本无文武之别，议者不知所处，颂言：“唐制，吏部有三铨之法，分品秩而掌选事。今欲文武一归吏部，则宜分左右曹掌之，每选更以品秩分治。”于是吏部始有四选法。
○宋、元榷酤之重榷酤本起于汉武帝之世。按《汉书》桑弘羊建造酒之令。应劭云：县官自卖酒也。《昭帝纪》：始元六年罢榷酤官，令民得以律占租。刘分攵曰：令民卖酒以所利占而输其租也。丘曰：虽罢榷酤，犹听民自酿而官收其税也。王莽又制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为一均，粗米二斛、曲一斛得酒六斛六斗。此又复武帝官酤也。《唐书》：王仲舒以江西观察使。初，江西榷酒，民私酿者抵死不绝，谷数斛仅易斗酒。仲舒至，始罢酤钱。是唐时亦行汉武榷酷之令。本纪：贞元二年，畿内榷酒，每斗榷钱一百五十文，蠲酒户差役。则又参用昭帝以律占租之制。而史策所载历代榷酤，未有如宋之甚者。《宋史》：太祖建隆二年班造酒曲律。太宗太平兴国二年，初榷酒酤。《王嗣宗传》：嗣宗知澶州，上言：“本州榷酤斗量校省斗，不及七升，而民私酿三石以上法法死，刑太峻。请照省斗定罪”云云。三石私酿即入死刑，可见宋制之酷矣。周密《癸辛杂识》：其先祖侨居吴兴，虽食醋，亦必市之于官。一日与客持螯，醯味颇异，问之，则乳母所为，以备不时之需者。遂亟去之，曰：“毕竟是官司禁物。”又束元嘉知海陵郡，禁醋甚严，有大书于其郡门曰“束手无措”。是宋制并禁醋矣！赵节斋尹京日，使沈次卿提督十三酒库。次卿令拍户于本府纳钱，给由诣诸库打酒，听自择所向，岁终则合诸库所售之多寡而殿最之，故课增而人无怨。此宋时官务卖酒之大概也。《夷坚志》：鄱阳民许二多酿酒，而日输官课，稍以致富。则又有听民输课自酿，如汉昭之制以律占租者。至赵开在蜀，以军需亟，乃变法：曲与酿具皆官自买，听酿户各以米赴官场自酿，凡一石米输钱三千，并杂用二十二文，多寡惟钱是视，不限以数。一石米不过酿酒二石余，而先须输课三千余文，则当日酒价之贵可知，较杜甫诗所谓“一斗酒费三百青铜钱”者，觉唐制尚甚轻也（然《宋史》洪拟疏云：酤榷立法甚严，犯者籍家财充赏。大官世臣，公行沽卖，则不敢问。是行法只及孤弱也。则酤榷之弊，又不止削民资而已）。元人刘诜作《万户酒歌》云：“城中禁酿五十年，目断吹秫江东烟。务中税增价愈贵，举盏可尽官缗千。”则元时官酒之贵，更甚于宋。以今日较之，始知太平之世，人人得有生之乐，盖千百年来无此欢畅矣！
○宋人好名誉历朝以来，《宋史》最繁。且正史外又有稗乘杂说，层见叠出。盖其时士大夫多尚名誉，每一巨公，其子弟及门下士必记其行事，私相撰述。如《王文正公遗事》、《丁晋公谈录》、《杨文公谈录》、《韩忠献遗事》及《君臣相遇传》、《钱氏私志》、《李忠定靖康传信录》、《建炎进退志》、《时政记》之类，刊刻流布，而又有如朱子《名臣言行录》之类扬光助澜，是以宋世士大夫事迹传世者甚多，亦一朝风尚使然者也。
○宋时士大夫多不归本籍张齐贤由曹州徙洛阳，杨亿由浦城徙颍州，韩亿由真定徙雍丘，杜衍由会稽徙睢阳，范仲淹由苏州徙许州，范镇由蜀徙许，文彦博由汾徙洛，吕公著由寿徙洛，欧公由吉徙颍，二苏由眉徙颍及阳羡，司马温公由夏县徙洛，王文正由大名徙开封，周元公由道州徙九江，邵康节由范阳徙洛，朱韦斋由新安徙建安。前明如李东阳本茶陵人，致政后遂家于京师，杨一清云南人，家于镇江。
○宋人字名多用老字唐臣有薛廷老，又范传正字西老，此偶见也。宋人字名则好用老字。其以为名者，如胡唐老（靖康时御史）、王同老（王尧臣之子，见《富弼传》）、孟唐老（宋末人，与元兵战）、孟元老（作《东都旧事》者）、苏元老（苏辙族孙，见辙传）、王廷老（字伯攵，见刘挚奏疏及《王古传》）、陈朝老（太学生，见何执中及蔡京传），赵学老（赵野之子，见野传），杜莘老（《宋史》有传）、王涣老（王回子。见《邹浩传》）、胡唐老（宿之曾孙）、刘唐老（见《任伯雨传》），高商老（见《黄干传》）、刘德老（见《李翼传》。以上俱见《宋史》）；李商老（公择侄孙，见《东莱诗话》）、曹醇老（见《瓮牖闲评》）、俞冯老（见《萤雪杂说》）、郑唐老（见陆游诗）、李汉老（见《隐窟杂志》）。其以为字者尤多，如孙莘老（名觉）、刘莘老（名挚）、许菘老（名翰）、赵德老（名彦逾）、李延老（名寿朋）、吴敦老（名居厚）、钱醇老（名藻，乃明逸之从子）、彭岩老（名汝霖）、彭宜老（汝霖弟）、张宾老（名廉国）、吕安老（名祉）、胡茂老（名松年）、薛直老（名弼）、黄通老（名中）、程冬老（名松）、李汉老（名邴）、薛德老（名徵言）、张渭老（名），徐商老（名梦莘）、程惠老（名迪。以上俱见《宋史》）；李商老（名彭。江西诗派人）、潘老（名大临，见苏诗）、吴才老（名或，有《韵书》传世）、俞秀老（名紫芝，见《石林诗话》）、俞清老（名子中，见《直方诗话》）、尹商老（名躬，见《独醒杂志》）、陆蒙老（名元光，见《庚溪诗话》）、钱正老（见胡程《苍梧集》）。其他如《夷坚志》所称吕辨老、张茂老、邹圆老、安行老、何国老、杨吉老，则未知其为名为字也。
○宋南渡世家多从行宋南渡时，凡世家之官于朝者多从行。如韩肖胄、胄，皆琦之曾孙也。王伦，旦之裔孙也。吕本中、祖谦、祖俭、祖泰，皆公著后也。常同，安民之子也。晏敦复，殊之后也。曹友闻，彬之后也。叶石林记：南渡后，诏随驾官员携眷属者，听于寺庙居住。
○南宋将帅之豪富唐中叶以后，为将帅者皆授节度使之职，征敛生杀，皆在其手，其富侈固宜。宋以文臣知府事，赋税有经，稍革方镇聚敛之弊矣。然南渡诸将帅之豪侈，又有度越前代者。观宋人《玉照新志》、《夷坚志》、《驾幸张府纪略》等书，可略见也。张俊岁收租六十四万斛，偶游后圃，见一老兵昼卧，询知其能贸易，即以百万付之。其人果往海外，大获而归。高宗尝驾幸其第，俊所进服玩珠玉锦锈皆值巨万，自宰相以下俱有赠遗。延及其孙，园池声伎甲天下，每宴，十妓为一队，队各异其衣色，凡十易始罢。客去时，姬侍百馀人送客，烛花香雾，如游仙窟。而杨和王建第洪福桥，欲以西湖水环其居，奏于上。上令密速为之，恐外廷有言者，遂督濠兵连夕浚成。有故人自北来投者，杨遣人押就常州本府庄内，支一百贯与之，密遣人偕往代郡，为之置田千亩，谓之曰：“当今兵革不用，无可立功名，和王遣来代办生事耳。”其女适向子丰于湖州，以妾所生子秘为己子，报王，王即拨昆山良田千亩为粥米资。偶闲居郊行，遇相字者，杨以拄杖于地上一画，令相之。相者曰：“土上一画，乃王也。”杨喜，即判五百万，令诣司帑取钱。司帑靳之，谓杨曰：“王已开王社，何用复相？恐滋物议！”杨益喜，即以五百万与司帑者。韩忠武偶游湖上，遇李晦叔改秩来京，而失举牍，坐冷泉亭叹息。王询之，具以告，王乃问其姓名阶位，明日使吏填一举牒送之，乃助钱三百千。至王之子孙迁于苏者，买沧浪亭价百万，其他可知。是营财殖产，即贤者犹不免也。惟岳忠武之籍没也，仅金玉带数条及锁铠、兜鍪、铜弩、镔刀、弓剑、鞍辔、布绢三千匹、粟麦五千余斛、钱十馀万、书数千卷。孝宗时追复官爵，令给还原资，主者具当时没入之数，共九千缗。则忠武不特忠义过人，即其治家小节亦加人数等矣！陆放翁《入蜀记》：至金陵晤秦桧之孙侍郎伯和，访其家事，则谓家门衰替，岁入不过十馀万缗，渐忧生计窘迫。以十馀万之岁入，已谓家门衰替，则其前之豪富可知。此又权奸之瘠公以肥私，固不足责矣。尝记宋人野史，绍兴中有以功臣财产为言者，高宗为下诏曰：“南渡之初，州县皆盗贼所据，命将征讨，朕当时矢心自誓，但期克复地土，而贼之子女玉帛惟诸将所欲为。”然则诸将帅之富，盖多获贼所得。而岳忠武破贼最多，资产独少，则其平日殉国忘事，尤非诸将所可及也！
○宋、元追褒古贤累朝有追崇前代名贤者，如唐初加号老子为玄元皇帝，明皇加号庄子南华真人，文子通元真人，列子冲虚真人，庚桑子洞虚真人。宋神宗封马援忠显王，徽宗时封庄子微妙元通真君，列子致虚观妙真君。元成宗封伍员忠孝威惠显圣王，英宗封诸葛亮威烈忠武显灵仁济王，文宗封汉长沙王吴芮文惠王，秦蜀郡太守李冰圣德广裕英惠王，其子二郎神英烈昭惠灵显仁王，泰定帝封柳宗元文惠昭灵公，顺帝封张飞武义忠英烈灵惠助顺王，郭璞灵应侯，周处英义武惠正应王，曹娥慧感灵孝昭顺纯懿夫人，危全讽南庭忠烈灵惠王。此但为崇奉神道起见，非怀贤褒德之举也。唐太宗征高丽，过比干墓，赠太师，追谥忠烈，此为表彰前贤之始。宋真宗录周世宗、高季兴、李煜、孟昶、刘继元、刘钅长后，所以兴灭继绝。又录唐长孙无忌、段秀实后，授以官。仁宗录张九龄、郭子仪、颜真卿后，授以官；而长孙无忌后再蒙追录。神宗录魏徵、狄仁杰后，又以徵后名正道者，将免试即注官，而段秀实亦再蒙追录。又封程婴为成信侯，公孙杵臼为忠智侯，立庙绛州。封屈原为忠洁侯。世近者官其后，世远者崇其封，劝忠表德，可谓厚矣。元世祖追封伯夷昭义清忠公，叔齐崇让仁惠公（宋徽宗已封伯夷清惠侯，叔齐仁惠侯），屈原忠节清烈公。顺帝封微子仁靖公，箕子仁献公，比干仁显忠烈公，亦所以昭旷典。至如追谥杜甫为文贞公，刘ナ为文节昌平侯，又前朝所未及者也。昨阅邸抄，我皇上以明臣熊廷弼、袁崇焕尽心于所事，而以冤死，特命访其后人官之。夫宋代之追录唐臣后，犹第以其贤耳，如熊、袁二臣，则尝抗拒我朝者，皇上不惟不介意，转嘉其忠而录其后，旷荡之恩，更高出前代万万矣！
○元初本不欲取宋《宋史。谢枋得传》：郭少师从瀛国公入朝，既而南归，与枋得道时事，曰：“大元本无意江南，屡遣使使顿兵毋深入，特还岁币即议和。张晏然上书乞敛兵息民，诏即可之。兵交二年，无一介之使，乃至亡国。”因相与恸哭。此盖当日实事也。今按宋、元交涉之事，元世祖以前姑勿论，方世祖为皇弟时攻鄂州也，贾似道密遣宋京诣军前，请称臣纳币，割江南为界，岁奉银绢二十万匹两。世祖适闻宪宗之丧，遂许之，而引兵北去。是年兀良合台自大理出静江，由宋境北归。似道使夏贵截其殿后卒百七十人，辄以大捷告，举朝不知有和议之说也。世祖既立，欲修好，乃遣郝经来征前日之约。似道方以援鄂为己功，虑经至泄其情，乃拘于真州馆。时李在济南（李全之子，降于元），请发兵南讨，世祖犹以方通和议谕止之。又数年，南使不至，乃命阿术南征襄樊。又六七年，樊陷襄降，始命伯颜大举。既克鄂州，引兵东下，陈奕以黄州降，吕师夔以江州降，范文虎以安庆降，大兵入建康，势如破竹，然世祖犹命缓师。伯颜顿兵建康，身自入朝，力言可取之状。世祖始许之，而又遣廉希贤、严忠范先来谕。至独松关，为守将张濡所杀，而兵乃不可解矣。使当世祖自鄂引还后，即通和定约不渝，宋祚或多延数十年未可知也。则似道误国之罪，可胜诛哉！
○元时疆域之大元时西北疆域最大。蒙古本起沙漠，自太祖十四年西域杀使者，太祖遂西征。。十六年，师次铁门关，又命皇子术赤、察合台、窝阔台、拖雷等分兵攻玉龙杰赤、马鲁察叶可等城。十七年，攻木刺彝国，渡搠搠阑河，与太祖会于塔里寒寨。十八年，遂定西域。十九年，至东印度国，见角端，始班师（《耶律楚材传》：帝西征至铁门关，有一兽能作人言，谓侍卫者曰：“汝主宜早还。”楚材曰：“是名角端，好生恶杀，天遣以告陛下。”乃班师）。太宗九年春，蒙哥征钦察，破之，擒其长八赤蛮（蒙哥即宪宗也。有钦察部者去中国三万里，夏夜极短，日暂没即出，俗勇猛，青目赤发。蒙哥攻破之，其渠八赤蛮逃海岛，蒙哥亟进师至宽田吉思海，会大风刮海水浅可渡，蒙哥喜曰：“此天开我道也！”遂进擒之。甫班师而水至，后军有浮渡者）。宪宗二年，命太弟忽必烈征大理，诸王旭烈兀等征西域。八年，旭烈兀讨平西域诸国，又西渡海，转战万里，遂以旭烈兀留镇之（《郭宝玉传》：其孙侃从旭烈兀西征，初至木乃兮国，下一百二十八城。又西至乞石迷部，西戎大国也，地方八千里，传位四十二世，亦为侃所破，降其三百余城。又西至大房，下一百八十五城。又西渡海，至富浪国及石罗子等十余国，得城以千计。元人刘郁《西使记》载之甚详）。而世祖（即忽必烈）之征大理也，师出临洮，由六盘山逾土番，经行剑外二千余里。既至忒刺，分三道进至满陀城，过大渡河，乘革囊及筏以济，又渡金沙江，遂入大理，留兀良合台镇之而归。宪宗八年，世祖奉命攻鄂，宪宗又诏兀良合台自交广引兵来会。兀良合台由横山寨象州入静江府，连破辰、沅，围潭州，遂至鄂，与世祖会。其时尚未得南宋地，宋人方防蒙古于北，而蒙古兵忽自南来，举国皆骇，则以蒙古先得西域，已入据大理也。其后元顺帝北归，梁王把匝刺瓦尔密守云南，尚遣使通漠北。明祖使王至滇，会有北使亦至，遂逼梁王害。其时川、陕悉为明有，而滇与漠北尚信使往来不绝，可见蜀以外尚是元地，则元之疆域可想矣。
或谓元初起兵，每得一国，即封子弟王其地，故虽易代而其子孙不绝。今按宪宗封诸王旭烈兀于富浪国，迁合丹于别失八里，迁蔑里于叶儿的石沙，迁海都于海押立，迁别儿哥于曲儿只，迁脱脱于叶蜜立。未知今之渠长，尚是所封之子孙否？
○元时崇奉释教之滥古来佛事之盛，未有如元朝者。邵戒三谓：元起朔方，本尚佛教，及得西域，世祖欲因其俗以柔其人，乃即其地设官分职，尽领之帝师。初立宣政院，正使而下，必以僧为副，帅臣而下，亦必僧俗并用，于是帝师授玉印，国师授金印，其宣命所至，与朝廷诏敕并行。自西土延及中夏，务屈法以顺其意，延及数世，浸以成俗，而益至于积重而不可挽。今以诸书考之，每帝将立，必先诣帝师，受戒七次，方正大宝。后妃公主，无不膜拜。正衙朝会，百官班立，帝师独专隅坐。或降诏褒答，则字以络珠为之，御宝以珊瑚印之。奉使而出，乘传累百，所过供亿无敢慢。比至京，则假法驾半仗为前导，省院台官并往迎，礼部尚书专督候。此体制之僭，虽亲王太子不及也。自世祖崇帝师八思巴，即于殿上置白伞一顶，泥金书梵字于其上，每岁二月望日迎伞周游皇城，拨鼓手百二十人，殿后军五百人，杂用五百人。宣政院所辖官寺三百六十，掌供幢幡宝盖，凡三百六十坛，每坛擎执二十六人，钹鼓僧十二人。大都路掌供金门大社百二十队，教坊司云和署掌供大乐四百人，兴和、祥和二署掌杂扮男女角戏三百人，仪凤司掌汉人、回鹘、河西三种细乐各三队，凡三百二十四人。诸执役者，皆官给铠仗袍服，出宫由西宫门外垣、海子南岸至厚载门，由东华门过延春门而西。帝及后妃公主结彩楼观焉。夏六月，上都亦如之。此仗卫之侈，虽郊坛卤簿不过也。至元七年，建大护国仁王寺于高良河。十六年，建圣寿万安寺于京城。二十一年，立大法轮于大内，高百尺。二十五年，万安寺成佛像，窗壁皆用金为饰。二十六年，万安寺置ヤ檀佛像。元贞元年，用薄敛等库为皇太后建佛寺于五台山。至大三年，以大都城南建佛寺立行工部，命丞相脱脱兼领。皇庆元年，大崇恩福元寺成，置隆禧院。英宗初，给钞千万贯，建寿安山佛寺，又冶铜五十万斤，作佛像于其内，命拜住董其役。又作金浮图于上都。泰定三年，建大天源延圣寺，又建殊祥寺于五台山。天历二年，建大龙翔集庆寺，给钞万锭，命阿荣、赵世安督造。至顺初，命修铁幡竿佛寺，赐金百两、银千两、钞万锭。后至元二年，改燕帖木儿居第为大觉海寺，塑千佛于其内。至正六年，复立大护国仁王寺，凡贷民钱二十六万余锭。十四年，建大寿元忠国寺于清河。此土木之费，虽离宫别馆不过也。中统三年，作佛顶金轮会于圣安、昊天二寺，七昼夜，赐银万五千两。至元二年，诏各路设三禅会。七年，大修佛事于琼华岛。九年，集都城僧诵大藏经九会。十三年，设资戒大会于开元寺。十六年，敕僧一百八人即圣寿万安寺设斋圆戒。二十二年，集诸路僧四万于西京普恩寺，作资戒会七日夜。二十三年，命西僧蒇佛事于万寿山。二十四年，作佛事于五台山三十三会。二十五年，命亦思麻等坐静于大护国仁王寺，凡五十四会。二十六年，诏天下梵寺所贮藏经集僧看诵，仍给所费。二十七年，缮写金藏字经成，凡用金三千二百余两。元贞元年，以国忌饭僧七万人。至大元年，启水陆大会于昊天寺。延五年，敕书金字藏经，用金三千九百两。至治元年，修宁夏钦察鲁佛事，给钞二百十二万贯。三年，诏天下诸司集僧诵经十万部，又于京师万安、庆寿、圣安、普庆等寺及金山寺、五台山万圣国寺建水陆大会。泰定元年，命西僧修佛事于寿安山，三年乃罢。又以顺宗皇后忌日饭僧万人，造金宝盖藏舍利。至顺元年，作佛事于仁智殿，岁终乃罢。又命江浙印佛经二十七藏，遣使赍黄金二千两，诣杭州书佛经。寻又诏以泥金畏吾字书无量寿佛经千部并大乘经一藏。至正七年，兴圣宫作佛事，赐钞二千锭。十四年，命加喇麻选僧百八人，修朵思哥儿好事。先是，至元中内廷佛事之目，每岁仅百有二，大德七年再立德司，其目增至五百有余。延四年，宣徽院会计岁供，以斤计者，面四十三万九千五百，油七万九千，酥二万一千八百七十蜜二万七千三百，他物称是（延五年，以各寺作佛事日用羊万头，诏易以蔬食。则未改制以前，每作佛事，日用万羊）。此供养之费，虽官俸、兵饷不及也。中统初，赐庆寿、海云二寺陆地五百顷。至元六年，置大护国仁王寺总管府。二十七年，立江南营田提举，专掌僧寺资产。元贞初，敕上都、大都从前所拨赐大乾元寺、大兴教寺、大护国仁王寺酒店湖泊，官为征收分给。改大承华普庆寺总管府为崇祥监，立规运都总管，领大崇恩福元寺钱粮。大德五年，赐兴教寺地一百顷，上都乾元寺地九十顷，万安寺地六百顷，南寺地百二十顷。皇庆初，赐大普庆寺腴田八万亩、邸舍四百间。置汴梁、平江等处田赋提举司，专掌诸寺资产。赐崇福寺河南田百顷，上都开元寺江浙田二百顷，普庆寺益都田七十顷。至治初，大永福寺成，赐金五百两、银二千五百两、钞五十万贯、杂彩万匹，置都总管府司其岁入。又赐西番撒思加地僧金千两、袈裟二万袭。泰定三年，赐殊祥寺田三百顷，大天源延圣寺吉安、临江二路田千顷。（省臣言：世祖建大宏文宣都等寺，赐永业已属虚费，成宗又构天寿万宁寺，较前更倍。若武宗之崇恩、福元，仁宗之承华、普庆，抑又甚焉！）天历二年，市故宋全太后田为大承天护圣寺永业，市故瀛国公田为大龙翔集庆寺永业。括盖都、般阳、宁海闲田十六万二千九百顷，赐大承天护圣寺。遣大禧院监蔚州广灵县银矿岁入，归大承天护圣寺。至顺二年，诏景东府岁出金五千两，给上都洪禧崇寿寺。后至元七年，又拨山东地十六万二千余顷，给大承天护圣寺。此则产之富，藩王国戚不及也。至杨琏真珈发掘宋诸帝陵寝，庇平民不输公赋者二万余户，并占民五十馀万为佃户（大德中始放为民）。白云宗总摄沈明仁强夺民田二万顷。上都开元僧强夺民薪，民诉诸留守李璧，璧方询其由，僧遽率党持白梃入公府，隔案引璧摔诸地，曳归，幽之空窒，久乃得脱，奔诉于朝，僧竟幸免。其徒龚柯等与诸王合儿八刺妃争道，拉妃堕，扑交下，事闻，亦释不问。而宣政院方取旨，凡殴西僧者截其手，署者断其舌（仁宗时在东宫，奏罢之）。又每作佛事，辄得贿奏释罪囚，如元贞初释大詈三十人、杖以下百人。凡奴婢杀主、妻妾杀夫，皆得夤缘亻幸免，率以为常（皇中御史台言其弊，始禁之）。此其威势之横，虽强藩悍相不过也。由此观之，朝廷之政为其所挠，天下之财为其所耗，说者谓元之天下，半亡于僧，可为炯鉴云。
按《北史》：后魏孝文帝时，沙门统昙献奏：平齐户有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，即为僧祗户。又请民犯重罪者，以为佛图户，供诸寺洒扫。诏许之。此又有元僧寺占田脱罪之滥觞也。
○元制蒙古、色目人随便居住元时，蒙古、色目人听就便散居内地。如贯云石乃功臣阿里海牙之孙，而居江南。葛逻禄乃颜随其兄宦游，而居浙之鄞县。萨都刺本答失乃蛮氏，而为雁门人。泰不华本伯牙吾氏，其父塔不台始家台州。余阙本唐兀氏，其父始居庐州。肖乃台本秃伯怯烈氏，而家东平。忽都铁木禄本赤合鲁氏，而家南阳。彻里本燕只吉台氏，以曾祖太赤封徐、邳二州，遂家徐州。怯烈本西域人，而家太原。察罕本西域人，铁连本乃蛮人，而皆居绛州。孟本西域人，而居北平。纥石烈希元本契丹人，而居成都。伯颜师圣本哈喇鲁氏，而居濮阳。石抹宜孙以其父镇台州，遂家于台。《明史》：道同，河间人，其先蒙古族也。又赵荣，其先本西域人，元时入中国，家闽县，遂为闽人。如此类者甚多。顾嗣立《元诗选》所谓元时漠北诸部仕于朝者，多散处内地是也。按《元史》：世祖至元二十三年，以从官南方者多不归，遣使尽徙北还。可见自初色目人已多散处他邑。不宁惟是，更有与内地人联姻者。如伯颜不花之母鲜于氏乃鲜于枢之女（见《元史》），松江人俞俊娶也先普化之侄女（见《辍耕录》。按《辽史》太宗会同三年诏契丹人授汉官者听与汉人婚姻，则辽时已有此例）。《元史》：大德七年，以行省官久任，多与所部人联姻，乃诏互迁其久任者。（又元时蒙古、色目人有同汉人姓名者，如察罕帖木儿系出北庭，以祖父家于颍州，遂姓李字庭瑞。丁鹤年本西域人，以其父职马禄丁为武昌达鲁花赤，遂以丁为姓而名鹤年。又有内地人作蒙古名者，如贺胜，县人，字伯颜。杨朵耳只及来阿八赤皆宁夏人，刘哈喇不花本江西人，褚不华本隰州人，昂甘儿本张掖人，朵儿赤本宁州人，杨杰只哥本宝坻人，李忽兰吉本陇西人，抄儿本汴梁阳武人，谢仲温本丰州人，而其孙名孛完，綦公直益都人，而其子名忙古台。事俱见《元史》，亦一时风尚也。至如贾昔剌本大兴人，皇子拖雷以其须黄，赐此名。杨赛因不花本播州土官，世祖以其归附，特赐以国语为名。此又出于特赐者。《明史。杨传》：元末有广西土官岑伯颜，可见元时土官多有以蒙古语为名者，盖又因播州之特赐，而诸土官皆效之）。
○元人名多相同仁和邵戒《三续弘简录》记元人名氏相同者甚多。有九伯颜：一为世祖时平宋功臣，一为世祖时江西左丞，一为成宗时河南平章，一为武宗时附马，一为文宗时左丞相，一为文宗时河南行省丞相，一为顺帝时右丞相，一为顺帝时湖广平章，一为顺帝时中书平章。十三脱欢：一为太祖五世孙安定王，一为太宗侍臣，一为宪宗时扎剌儿部人，一为世祖时福州达鲁花赤，一为附马术安傅，一为武臣苫彻子，一为成宗时参知政事，一为丞相哈刺哈孙子，一为叛王合丹孙，一为仁宗时西台中丞，一为泰定时诏书侍御史，一为文宗时湖广平章，一为顺宗帝时佥枢密院，殉难胶州。十五脱脱：一为烈祖曾孙，一为宪宗时皇族，一为蔑里乞部长，一为世祖时千户，一为功臣刘国杰子，一为木华黎玄孙，一为康里国族，一为仁宗初辽王，一为仁宗时云南王，一为英宗时南台御史大夫，一为泰定时中书参议，一为顺帝时右丞相，监修三史，一为顺帝时翰林承旨，一为至正中知枢密院事，一为至正中萍乡州同知，殉国难。
○前明有两北京《明史》：洪武初取河南州郡，乃诏以开封府为北京，应天府为南京，而以故元都为北平府。及永乐元年，乃以北平为北京，设留守，而开封府北京之名遂废。十八年迁都北京，诏改京师（金陵）为南京，而以北京为京师。洪熙元年，仁宗将还都南京，诏北京诸司悉称行在。正统六年，定都北京，乃诏文武诸司悉去行在之称。
○明初用人不拘资格古来破格用人，或一言契合，立擢卿相。如汉武帝之于公孙弘，唐太宗之于马周，固史不绝书，然未有如明太祖之不测者。尝语吏部曰：“资格为常流设耳，有才能者当不次用之。”故官职所加，多出非望。洪武十一年，由布衣超擢者九十五人。十五年，又以经明行修之士三千七百馀人，各授布政使参议等官。此其大较也。今按《明史》各传，如钱唐由布衣以明经对策称旨，擢史部尚书。秦约以文学召试《慎独箴》第一，擢礼部侍郎。曾泰由秀才擢户部尚书。严震直由粮长擢通政使参议。丁士梅、童权皆以秀才擢知府。李德以孝廉擢应天府尹。陈思道由主事擢兵部侍郎。李原名由御史擢礼部尚书。詹徽由秀才擢都御史。吕震由监生擢山东按察使。端复初由经历擢刑部尚书。黄福亦由府经历擢工部侍郎。杨靖由吏科庶吉士擢户部侍郎。开济官国子监，罢归，擢刑部尚书。翟善由文选主事擢本部尚书。冯坚由典史擢佥都御史。李仕鲁由府同知擢大理寺卿。王尚贤由宁远尉擢广西参政。邹俊由祥符丞擢太常卿。元善由静宁州判擢佥都御史。李行素由芝阳令擢刑部侍郎。诸葛伯衡由肇州吏目擢陕西参议。鲍恂、余诠、张长年等又皆以明经擢文华殿大学士。盖当开国之初，急于求才，且以官爵耸动天下，故有此不次之举。而一时人才，亦即出其中，经济名行皆卓然有以自见。固知天下之才，惟上所取，非资格所能尽也。然一时识拔，亦未必尽得其生平，故亦有不旋踵辄败者。帝又威断不测，稍不称意，诛谪随之。胡、蓝二党外，诸臣之以小故陷重辟者，指不胜屈。故解缙上书谓：“进人不择贤否，所谓取之尽锱铢；杀人不论情罪，所谓用之如泥沙也。”成祖时犹有破格之事。如永乐十八年擢人才，布衣马麟等十三人为布政司参议等官。又陈济以布衣召修《永乐大典》，即授为都总载官。洪、宣以后，率循资格，惟正统初张凤由刑部主事超授本部侍郎而已。景泰中俞山由举人擢吏部侍郎，俞纲由诸生擢兵部侍郎，皆入阁预机务，则又因藩邸旧恩之故。盖资格既定，天下之才亦遂胥出于是，非必资格外别有非常之才，为网罗所不及也。
○有明进士之重唐、宋以来，最重进士。其所谓举人者，不过由各府解送，俾赴礼部试，如今生员欲试乡闱，必先由学使录送也。举人试礼部不第，仍须再应乡举（详见“举人”条内），本无可入仕之路。至前明始有举人三次会试不第，即许赴吏部就职之例，部中另立班铨注，自此举人得登仕籍。今会试三科不中式者就部拣选，犹是前明遗制也。然有明一代，终以进士为重。凡京朝官清要之职，举人皆不得与。即同一外选也，繁要之缺必待甲科，而乙科仅得边远简小之缺。其升调之法亦各不同，甲科为县令者，抚按之卓荐，部院之行取，必首及焉，不数年即得御史、部曹等职。而乙科沉沦外僚，但就常调而已。积习相沿，牢不可破。嘉靖中给事陆粲虽疏请变通，隆庆中阁臣高拱亦请科贡与进士并重，然终莫能挽。甚至万历三年特诏抚按官：有司贤否，一体荐劾，不得偏重甲科，而积重难返如故也。（顾宁人谓：万历以来，遂有定例，州县印官以上中为进士缺，中下为举人缺，最下为贡生缺。举、贡历官虽至方面，非广西云贵不以处之，以此为铨曹一定之格。）《明史》：邱舜疏云：“今荐则先进士，而举、监非有凭藉者不与焉。劾则先举、监，而进士纵有訾议者罕及焉。于是同一官也，不敢接席而坐，比肩而立。”贾三近疏言：“抚按诸臣遇州县长吏，率重甲科而轻乡举。同一宽也，在进十则为抚字，在举人则为姑息。同一严也，在进士则为精明，在举人则为苛戾。是以为举人者，非头童齿豁不就选。”此可以见当时风尚矣。《陈新甲传》云：终明之世，乙榜至尚书者二人：弘治中贾俊、崇祯中陈新甲。至巡抚者，隆庆中海瑞，万历中张守中、艾穆而已。（按宣德、正统、成化间，乙科尚有至大官者。如魏骥、年富皆会试副榜至尚书，石璞由举人至尚书，杨信、张骥、彭谊皆由举人至巡抚，《新甲传》所云乃中叶以后事也。盖魏骥诸人多永乐、宣德中举人，其时尚不拘资格，故得进身。迨甲科盛行，而骥等官位已崇，故不能屈抑耳。）至崇祯中，破格求才，举人中凡得十人，自新甲外，丘民仰、宋一鹗、何腾蛟、张亮以忠义著，刘可训以武功闻，刘应遇、孙元化、徐起元、丘禾嘉皆以勤劳显（见《禾嘉传》），而明已未造矣。是时朝廷方破格用人，而吴执御以兵事急，犹请沿边州县选授精敏甲科，赐玺书，俾练民御寇（见《执御传》）。可见风会所成，见闻久习，虽以朝廷风旨，且不能骤变也。厥后牛金星以举人降李自成，劝自成重用举人，贼所至，获举人辄授以官。有举人李得笥者，被执不屈死，或告贼曰：“此举人也。”贼将惧，弃其尸而去。金星之令如此。说者谓其久困乙科，故藉是以泄愤云。
○有明中叶天子不见群臣前明中叶以后，诸帝罕有与大臣相见者。《明史。万安传》：成化七年，群臣多言君臣否隔，宜时召大臣议政。大学士彭时、商辂力请于司礼中官，乃约以御殿日召对，并戒初见情意未洽，勿多言。及期，时、辂及安同进见，甫奏一二事，安遽呼万岁欲出，时等不得已，亦叩头出。中官戏朝士曰：“若辈尝言不召见，及见，止知呼万岁耳！”一时传笑为“万岁阁老”。自是帝不复召见大臣矣。其后尹直入阁，欲请见帝，安辄止之。按尹直入阁及成化二十二年，然则自七年召见时、辂后，至此十五六年，未尝与群臣相见也。《徐溥传》：弘治十年，帝御文华殿，召见溥及刘健、谢迁，面议诸事，赐茶而退。自成化间宪宗召对彭时、商辂等后，至此始再见，举朝诩为盛事。然终溥在位，亦止此一召而已云云。是成化七年至弘治十年，两朝天子与廷臣不相见且二十五、六年也。《刘健传》：帝自召对健后，阁臣希得进见。及是在位久，数召见大臣，欲以次除弊，遂召健等时时进见。左右窃从屏间听，但闻帝数称“善计”。是时已在弘治十五六年间，阁臣始得频见。未久而孝宗崩，武宗嗣位，初与刘瑾等八人昵，继与江彬等昵，色荒禽荒，南北游涉，至使谷大用等守居庸，不许群臣出谏。则其时廷臣之不得见，更不待言。世宗初亦尚勤于治，然《邓继曾传》云：嘉靖三年，帝渐疏大臣，政率内决。是临政未久，即已疏大臣也。十一年正月祈谷，郭勋摄事。则郊祀己不躬亲也。二十一年，因宫婢之变，移居西苑。则并大内亦不复入也。《丁汝夔传》：俺答薄都城，帝久不视朝，军事无由而奏。礼部尚书徐阶固请，乃许。群臣昧爽入，至日哺帝始御奉天殿，不发一词，但命阶奉敕谕至午门集群臣切责之而已。按是进嘉靖二十九年，本纪特书始御殿，明乎前此未尝见群臣也。以后亦更无有召见之事。穆宗嗣位，临御日浅，周宏祖疏言：“陛下嗣位二年，未尝接见大臣，咨访政事。”郑履亦疏言：“陛下御极三年，曾开问一大臣、面质一讲官否？”是隆庆初已不复见大臣也。神宗初年犹有召见大臣之事。《张居正传》：帝御文化殿，居正侍讲毕，以给事中所陈灾伤疏奏上。又居正服阕，帝御平台召对，慰谕久之。自万历十七年以后，渐不复见廷臣。本纪书是年三免升授官面谢，自是临御遂简。《王家屏传》云：家屏服阕，召入阁，三月未得见。家屏以为言，帝乃于万寿节强一临。家屏又请勤视朝，帝为一御门，自是益深居不出。家屏疏方言：“臣一岁间两觐天颜而已。按家屏服阕入阁，十七年事也，本纪又书十八年正月始乃见申时行等于毓德宫，出皇太子见之。七月召见阁臣议边事（《万国钦传》：万历十八年，以火落赤诸部犯边，帝召见申时行等于皇极门，盖即七月中事）。一岁中两见阁臣，至特书之以为异事。十九年四月，享太庙，自后庙祀皆遣代。则十九年以后太庙亦不亲祭矣。二十四年，大学士赵志皋请视朝发章奏，不报。直至四十三年，以梃击事起，始召见群臣于慈宁宫。盖自十七八年至此凡二十四年，群臣始得一望颜色耳。《马孟正传》：万历三十九年，怡神殿火，孟正疏言：”陛下二十年来郊庙、朝讲、召对、面议俱废，通下情者惟恃章奏，而疏入旨出，悉由内侍，未知果达御前否？“《吴道南传》：万历四十一年，道南以大学士入阁。故事，廷臣受官，先面谢乃莅任，帝不视朝久，皆先莅任。道南至，不获见，不敢入。同官方从哲以为言，帝令先视事。迨梃击案起，慈宁宫召见群臣，道南始得一见，自是亦不得再见云。本纪又书：四十七年，群臣请视朝行政，不报。四十八年，南京科道言：”上深居二十馀年，未尝一接见大臣，天下将有陆沉之忧。“亦不报。则自四十三年梃击事一见群臣后，终神宗世，不复有召见之事也。光宗短祚，仅于弥留召见刘一景等。熹宗童昏，为权阉所蔽，固无论矣。统计自成化至天启一百六十七年，其间延访大臣，不过弘治之末数年，其馀皆”廉远堂高，君门万里“，无怪乎上下否隔，朝政日非！神宗初即位，高拱请绌司礼权，还之内阁。是内阁且听命于司礼监矣。倦勤者即权归于奄寺嬖亻幸，独断者又为一二权奸窃颜色、为威福而上不知。主德如此，何以尚能延此百六七十年之天下而不遽失，诚不可解也！
万历中不惟不见群臣，又有听大臣自去而不问者。本纪：三十七年九月，左都御史詹沂封印自去。三十九年十月，户部尚书赵世卿拜疏自去。四十年正月，吏部尚书孙丕扬拜疏自去。九月，大学士李廷机拜疏自去。四十一年七月，兵部尚书掌都察院事孙玮拜疏自去。九月，吏部尚书赵焕拜疏自去。四十二年七月，礼部侍郎孙慎行拜疏自去，朝廷既不闻追留，又不闻诘责，听其自来自去而不问，古来所未见也。按三十五年给事中翁宪祥言：“抚按官解任，宜候命，不宜听其自去。”则三十五年以前抚按官已有投劾自去者，不自三十七年始也。
●卷十九○女娲或以为妇人司马贞《三皇本纪》：女娲氏亦风姓，有神圣之德，代宓牺立，号曰女希氏，以木德王。是女娲，古帝王之圣者，古无文字，但以音呼，后人因音而傅以字，适得此“女娲”二字，初非以其为妇人而加此号也。《风俗通》云：女娲祷祀神，为女婚姻置行媒自此始。《路史》因之，谓女娲佐太昊，祷于神，而为女妇，正姓氏，职婚姻，是曰神媒。则女娲亦但系创置婚姻媒妁之人，而非女身也。乃后人因女娲之名，遂有以为妇人者。王充《论衡》引董仲舒之说：雨不霁，祭女娲。谓仲舒之意，盖以女娲古妇人为帝王者，男阳女阴，二气为害，故祭女娲以求也。充又云：今俗图女娲多为妇人之像。则女娲之讹为妇人，其来久矣。《北史》：祖谓：陆令萱实妇人之英杰者，女娲以来未见其比。程伊川《易传》于坤六五亦云：妇居尊位，女娲氏、武氏是也。则伊川亦以女娲为妇人。○炼石补天皇甫谧《帝王世纪》及司马贞《三皇本纪》皆谓女娲氏炼石补天，其说本于《列子》及《淮南子》，谓女娲炼五色石以补天，语极荒幻，宜乎王充非之也。然充徒以为天非玉石之类，岂石所能补；且女娲虽长，岂能及天，不能及天，又安有阶级可上？此则三尺童子皆能知之，何烦辨驳？须得其讹传附会之由，乃为笃论耳。陆深以为古时生民甚朴，茹毛饮血，未能尽火之用。女娲氏炼五色石以通昏黑之变，辅烹饪之宜，所以补天之所不及。后世焚膏继晷、爝火代明，皆此意也。其说稍近理，然直以为上古未有火，至女娲始取火于石矣。此以之属燧人氏可也，而何以属之女娲？况取火何必五色石耶？吾乡黄芷御进士谓：五金有青黄赤白黑五色，而皆生于石中。草昧初开，莫能识别，女娲氏始识之，而以火锻炼而出。其后器用泉货无一不需于此，实所以补天事之缺，故云炼石补天也。此论虽创而甚确。
蚩尤为黄帝相《国策》：苏秦谓秦王曰：“昔黄帝伐涿鹿而擒蚩尤。”《史记。黄帝本纪》：蚩尤作乱，不用帝命，帝乃与战于涿鹿之野，遂禽杀蚩尤。是古来皆以蚩尤为黄帝所诛也。然《管子。四时篇》：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，遂置以为六相之首。又云：蚩尤明于天道，故使为当时。注云：知天时之所当也。则蚩尤又尝为黄帝相矣。《韩非子。十过篇》及王充《论衡》亦云：黄帝合鬼神于泰山，毕方并辖，蚩尤居前。而《周礼》表祭貊，郑康成云：祭黄帝蚩尤。又《汉书》：祠黄帝、祭蚩尤于沛庭。盖亦以蚩尤始作兵而为黄帝臣故同祀之也。岂此蚩尤别是一人耶？抑或蚩尤本有非常之材，能察阴阳，造兵器，被擒后黄帝仍赦而用之，而史迁所纪多一杀字耶？吴仁杰辨《汉书》祠黄帝、蚩尤句，谓乃是祭蚩尤旗之星耳。蚩尤已为黄帝擒杀，何得既祠黄帝，又祭蚩尤云云。此第知蚩尤与黄帝战，而不知黄帝之相有蚩尤也。况天星本何名，亦以此星主兵，而蚩尤实始造兵器，故以其名名星耳。而谓是星非人，岂此星自谓人曰“吾名蚩尤”哉！
○湘君、湘夫人非尧女湘君、湘夫人，盖楚俗所祀湘山神夫妻二人，如后世祀泰山府君、城隍神之类，必有一夫一妻，以及《蓼花洲闲录》所载杜拾遗讹为杜十姨，而以之配伍子胥也。屈原《湘君篇》明言“望夫君兮未来”，夫君即指湘君也，若女子则不应称夫君也。下云“扬灵兮未极，女婵媛兮为余太息。”则原自言布精灵以求感格而尚未应，故姊Ч为我太息，喻己之忠诚不能悟君，而姊规之，非指湘君为女也。《湘夫人篇》“帝子降兮北渚”，曰帝子者，犹云天帝之女，并未确指为尧女也。《天问篇》所述舜、禹、夷羿等事，铺张最多，若以湘君、湘夫人为尧女，则歌中必亦引用南巡苍梧之事以为波澜。乃两篇中并无一字，以此知屈原本未指为尧二女也。《山海经》云：洞庭之山，帝之二女居之。其曰帝女，亦谓天帝之女，并未指为尧女也。曰居之，亦谓帝女子所居，而非以为死而葬此也。《山海经》所附会舜事甚多，如苍梧之山，帝舜葬于阳，宋丹朱葬于阴；又苍梧之山，舜与叔均之所葬；以及娥皇生三身之国为姚姓之类，不一而足。使以尧二女为葬于洞庭，必又有几许铺缀，而其书并无一字，则《山海经》亦尚无尧女葬洞庭之说也。自王叔师注《楚词》湘君、湘夫人，谓尧二女娥皇、女英妻于舜，舜往征有苗，二女从而不返，道死于沅、湘之间，因而张华《博物志》等书皆承此说，湘君、湘夫人遂为尧二女矣（按《博物志》但云舜二妃曰湘夫人，不言湘君也）。叔师之说，盖本于《史记》秦始皇浮江至湘山，大风不得渡，问博士曰：“湘君何神？”对曰：“尧之二女为舜妃，死而葬。”此叔师所由误也（郭璞引《河图玉版》亦同此说）。而博士之说，盖又本《檀弓》“舜葬于苍梧之野，三妃未之从”之语，遂以为舜妃从驾不及而死于此，为湘山之神。此又博士所由误也。殊不知《檀弓》所云，本谓古无夫妻合葬之制，如葬舜苍梧而妃嫔不同葬，明乎合葬之制自周公始，初不言二妃从舜不及而死于洞庭也。况《檀弓》言三妃，而此以二妃当之，尤见其牵强不相合也（刘向谏起昌陵疏亦云：舜葬苍梧，二妃不从，则讹三妃为二妃已久矣）。古来惟郭景纯识其误，而未识其致误之由，且亦以湘君为女神，故特辨之。
○隶书不始于程邈《书断》云：秦下わ人程邈，字元岑，为县吏，以罪下云阳狱，精思十年，益小篆方圆而得隶书三千字，奏之。始皇善之，用为御史。时以篆字难成，乃用隶书，以为隶人佐书务趋便捷，故曰隶书。是以古来皆以隶书为邈所作。然《封氏闻见记》谓郦道元注《水经》云：临淄人发古冢，得铜棺，前和外隐起为隶字，言“齐太公六代孙胡公之棺”，惟三字是古篆，余同今书，则知隶书非始于秦也。封氏又谓：此书在春秋之前已有之，但诸国或用或不用，程邈观其省易，有便于时，故修改而献，非创造也。然则隶书非起于邈矣。又按许氏《说文自序》云：秦李斯省改史籀大篆作小篆，又有隶书，以趋约易云云。似隶书亦李斯所作。其下文又谓：新莽改定六书，一古文，二奇字，其三曰篆书，即小篆，秦始皇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。四佐书，即秦隶书云云。是许氏于隶书不言程邈所作，而反以小篆为邈作。
○造笔不始于蒙恬冯鉴《事始》载：蒙恬造笔，蔡伦造纸。《学斋占毕》谓：恬乃秦人，而《诗》中已有彤管，乃女史所载之笔，又《传》谓史载笔，孔子作《春秋》，笔则笔，削则削，绝笔于获麟。《尚书。中候》云：元龟负图出，周公援笔以时文写之。又《尔雅》及《说文》云：秦谓之笔，楚谓之律，吴谓之不聿，燕谓之弗，其来尚矣。孙膑诱庞涓，斫大树白而书之，当亦椽笔醮墨所书，若用刀刻，昏夜岂能辨识乎？马大年乃附会以为简牍之笔乃今竹笔，非毫也，至蒙恬始用兔毫耳。不知《庄子》书中有宋元君将画图，众史皆舐笔和墨之语，则以毫染墨明矣。庄子在恬之先，则非造于恬明矣。《韩非子。饰令篇》亦有三寸之管之语，韩非亦先于恬。崔豹《古今注》：蒙恬之为笔也，以柘木为管，鹿毛为柱，羊毛为被。亦非谓兔毫竹管也，则笔不始于蒙恬明矣。或恬所造精于前人，遂独擅其名耳。至蔡伦造纸，亦有疑其不始于伦者，谓伦及后汉人，而前汉《外戚传》赫蹄乃小纸也，则纸字已见于前汉矣。然《后汉书。蔡伦传》古书多编以竹简，其用缣帛者谓之纸，缣贵而简重，不便于人，蔡伦乃用树肤麻头及敝鱼网以为纸，天下咸称蔡侯纸。则古时本以缣帛为纸，《前汉书》所谓赫蹄小纸，盖亦缣帛所成，而非树肤麻头所造也。然则造纸实始于伦，非如蒙恬之前已有笔也。王充《论衡》云：竹木在山林，未知所入，截竹为筒，破以为牒，加笔墨之迹，乃成文字；断木为椠，析之为板，刀如加削，乃成奏牍。按王充与蔡邕同时，已在伦之后，其时尚多用简牍，可知蔡伦所造流布尚未广也。（按古时漆书本用竹笔，如今木工墨斗中所用是也，故笔字本从竹。今外番亦尚有用之者。平西陲时，文书檄谕外夷，须用唐古特字，无能书者，惟降酋巴朗能之，乃令入军机处缮写。余见其所用笔，正与木工之竹笔相似，乃知外番尚多用竹笔也。）
○左右袒不始于周勃《史记》：周勃入北军，令曰：“为吕氏右袒，为刘氏左袒。”此事实有所本。按《仪礼》凡吉凶事皆袒左，惟受刑袒右，本古制也。《左传》：吴阖庐之入楚也，使召陈怀公。怀公问欲与楚者右，欲与吴者左。事在周敬王十四年（亦见《说苑。善说篇》）。《战国策》：齐有一女，二家求之，母语女曰：“欲东家则左袒，欲西家则右袒。”其女两袒，曰：“欲东家食西家宿。”以东家富而丑，西家贫而美也。《史记》：周赧王三十六年，齐淖齿杀王，王孙贾入市呼曰：“欲与我诛淖齿者袒右。”市人从者四百人。又《汉书》：陈胜起兵，令其众袒右以示异。此皆在周勃之前。又《晋书》：淮南王允欲诛赵王伦，率帐下兵直出曰：“赵王反，佐淮南者左袒！”又是左袒者甚众。梁平侯景，群臣多劝元帝还都建业，元帝意不欲，乃大集文武曰：“劝吾去者左袒。”于是左袒者过半。此又后世之踵事者。
○牛耕不始于赵过郑樵《通志》谓牛耕起于赵过。古者惟以牛服车，不用于耕。《书》曰：肇牵车牛远服贾。又曰：放牛于桃林之野，《易》曰：服牛乘马。《诗》曰：宛彼牵牛，不以服箱。皆以服车为言，否则用以祭祀。《周礼》牛人之职，供享牛、膳牛、犒牛、兵车之牛而已。否则如田单之纵火，齐王之衅钟而已，未闻以牛耕也。《月令》：季冬令民计耦耕事。《论语》长沮、桀溺耦而耕。盖三代以上，皆两人并力发一耜，不闻用牛耕也。宋景文《笔记》亦云：汉赵过始教人作牛耕，而以王弼传《易》所云牛稼穑之资者，为不知汉以前无牛耕之事。独王伯厚《困学纪闻》则以为牛耕不始于赵过，而引冉伯牛名耕之说以证之。若三代不用牛耕则冉子何以名耕字伯牛也？此论甚确。不特此也，《韩非子。外储篇》：少室周与力士牛子耕角力而不胜。又《史记》司马牛亦名耕，字子牛，《家语》并云司马黎耕字子牛，黎、犁字古通，则尤是牛耕之明证。盖古时原有人耕、牛耕二法。《国语》耕籍之制，王耕一发。韦昭注：一耜之发也。王无耦，以一耜耜。《左传》：二五耦。杜预注亦云：二耜相耦，广一尺。共起一伐，言二人共垦，伤晋室也。此则人耕之说也。《月令》：耕籍之制，天子三推。若人耕，则安用推？此则牛耕之说也。《管子。形势篇》：神农教耕，生谷以致民利。此尚未指明人耕牛耕。《山海经》：稷之孙叔均始牛耕。《山海经》纵伪书，然《史记》已引之，则为汉武以前之书，而已有牛耕之说，则牛耕非起于汉武时审矣。王充《论衡》：舜葬苍梧，有象为之耕。其说虽荒幻，然亦可见耕之用兽也。且《易》云：神农氏揉木为耒。《论衡》亦云：神农挠木为耒。耒乃牛耕之具，若人耕，安用揉挠之使曲乎？则以理推之，神农氏已用牛耕矣。景文、夹氵祭所引，盖本崔实《政论》。汉武使赵过为搜粟都尉，教民以牛耕，遂以为确据。不知南北风俗不同，有用牛耕者，有不知用牛耕者，过第就其不知牛耕者教之用牛，如后汉《王景传》百姓不知牛耕，景教以牛犁，由是垦辟倍多；又任延为九真守，亦以牛耕教民，皆是开此一方农事之所未有，而其实非自景与延创也。赵过之以牛耕得名，盖亦本古法而施之于不知牛耕之地，后世遂以为牛耕之始耳。且景文所云，亦未深考也。《汉书。食货志》：武帝以赵过为搜粟都尉，过能为代田，本古法也。后稷始川田，以二耜为耦，广尺深尺曰圳，一亩三圳。岁代种之，用耜犁，二牛三人，一岁之收常倍他田。过使教田太常、三辅，二千石遣善田者受田器，学种法。民或苦少牛，亡以趋泽，故平都令光教过以人挽犁。过奏光为丞，教民相与庸挽犁。据此，则二牛三人之法，本始于后稷，过第用其法以教人。其后牛不足，而平都令又教以用人挽犁，则以人挽犁转始于过与平都令，而非牛耕始于过也。景文、夹氵祭徒据崔实《政论》一语，遂以为据，而不复详考，亦太疏矣。至《诗》《书》所云牵车，服箱之类，盖各就其一事以为言，有不可执一以例其余者。即如江以南六朝时皆用犊车，今江南之人语以牛可驾车，必骇异以为无是理，而不知今云南、广西尚有以牛驾车者，大河以北牛车更多。又如驴马之类，江以南知其可以乘骑，而北人兼用以耕。夹氵祭、景文之论，毋亦囿于一说矣。又《涌幢小品》谓：中国耕田必用牛，若铁齿耙土，乃东夷担罗国之法，今江南皆用之，不知中国原有此法耶？抑唐以后始仿而为之也？是又以人耕为中国所本无矣。
○云台无来歙，凌烟阁无郭子仪汉明帝图画光武功臣于云台，共二十八将，又益以王常、李通、窦融、卓茂，共三十二人，其详载于《后汉书》。马援不与，以其为椒房亲也。然光武功臣尚有来歙，先使陇说隗嚣，往返数四，当世称为信士。及嚣叛，则固守略阳者经年，帝赐歙班坐绝席，在诸将之右，令悉监诸将冯异、耿、盖延、马武、刘尚等平陇西诸羌，又攻蜀击公孙述，后为刺客所杀。是来君叔之权任，及光武之倚信，俱在诸功臣之上，而云台图像竟不及之，殊为阙事！《新唐书》：武德功臣十六人，贞观功臣五十三人，至德功臣二百六十五人。德宗即位，命史馆考勋名特高者九十二人，以三等条奏，增至一百八十七人。每等武德以来宰相为首，功臣次之，至德以来将相又次之。大中初又诏求功臣三十七人，续图凌烟阁。今俱载《新唐书》一百九十一卷。然功臣如郭子仪、李晟、浑、裴度、李光颜、李等，俱不在内。方德宗时，晟、皆未死，其不入图画固也。子仪已死，何亦不入图乎？况大中之续录三十七人中有马燧，而晟、与燧同时，号三大功臣，何以不入？李光弼虽入，而别在二等。此皆不可解。（《郭子仪传》有图像凌烟阁之语，而《新书》凌烟图内无之。）
○马氏铜柱有三马援所立铜柱在林邑国，《唐书。环王传》：本林邑地，海行三千里至其国，南有大浦，援所立五铜柱在焉。援留十户于其地，隋末蕃衍至三百，皆姓马，俗号为马留人。此汉时所立铜柱在交趾者也。马总为安南都护，建二铜柱于汉故处，刂著唐德，兼以明伏波以裔。此唐时所立铜柱，亦在交趾者也。《五代史》：马希范攻溪州蛮，降之，乃立铜柱为表，命学士李皋铭之。此五代时所立铜柱，在五溪者也。皆马氏故事。按今广西太平府镇南关外尚有铜柱，据《明史》：广西思明州土官黄广成上言：元设思明府，南以铜柱为界，元末交人越铜柱二百里，侵夺思明地，乞敕安南还侵地，仍以铜柱为界。此所谓铜柱，即今广西镇南关外之铜柱，与思明相近者也。然《唐书》所谓林邑国，则在广东之南，离镇南关甚远。岂援所立铜柱本在林邑，而今镇南关之铜柱则总所立耶？
○徙铜人不始于魏明帝《魏明帝纪》：徙长安铜人、承露盘之类于洛，铜人重不可致，留于霸城。任《述异记》：魏明帝取汉武捧露盘仙人，既折盘，临行泣下。此皆魏明帝事也。然《汉书。武帝本纪》：作通天台、飞廉馆。应劭注曰：飞廉，神禽。《后汉书》：明帝永平五年，至长安，迎取飞廉并铜马，置上西门外，名平乐馆。亦见程大昌《演繁露》。则移置飞廉、铜马、实始于汉明帝，而魏明帝特仿之。后赵石虎又徙洛阳飞廉、钟ね之类于邺之华林园，则又仿魏明帝，而徙魏明帝物耳。陈寿《三国志》于《董卓传》既云卓迁天子都长安，悉椎破铜人、钟ね以铸钱，而于《魏明帝纪》又云：徙长安铜人、承露盘之类于洛阳，铜人重不可致，留于霸城。铜人既为卓所椎破，此所徙又是何物？殊不明晰。按潘岳《关中记》：秦铜人十二，卓坏以为钱，余二枚魏明帝欲徙于洛，重不能致。任《述异记》：魏明帝诏取汉武捧露盘仙人，盘既拆，临行泣下。然则卓所毁者乃秦铜人十二之十，而魏明帝所徙则汉武承露仙人及卓毁秦铜人所余之二也。《后汉书。方术传》：蓟子训摩挲金狄，即此秦余之二。而李石《续博物志》又谓苻坚毁其二以为钱，其一百姓推置河中。按董卓毁后仅余其二，安得又有一入河耶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