陔余丛考 - 第 12 页/共 33 页
○广武楚、汉之时。地有两广武。汉王、项羽相与临广武之间而语，此广武在荥阳，孟康曰：荥阳筑西城相对，名曰广武，在敖仓西，三宝山上是也。韩王信惧诛，逃入匈奴，与冒顿谋攻汉。匈奴使左、右贤王将万余骑屯广武以南至晋阳。又《娄敬传》：上以敬言匈奴不可击，以为妄言阻军，乃械系敬至广武。此广武在晋阳，《汉书。地理志》太原郡有广武县是也。《后汉书》周党及王霸皆太原广武人。《杜茂传》：诏茂屯田晋阳广武，以备胡寇。此晋阳之广武也。
○司马贞《史记索隐》《史记》：高祖每酤留饮酒雠数倍。《索隐》曰：高祖大度，既酤饮，则雠其数倍价也。按雠仇与售同，卖物受直也，武负、王媪皆酒家，每值高祖酤饮，则人竞买之，其获利较倍于常也。宣帝少时从民间买饼，所从买家辄大雠，正与此相类。盖《高祖本纪》自泽陂遇神至芒砀云气，皆记高祖微时符瑞，而此特其一端耳。《索隐》乃谓酤饮而偿厚价，则下文“折券”句又何说也？又沛公略南阳郡，南阳守走保城守宛，沛公夜引兵从他道还，更旗帜，黎明围宛城三匝。《索隐》曰：黎，犹比也，谓比至天明也。此盖本徐广《音义》。《史记》：如意死，黎明，孝惠帝出猎还。《音义》云：黎，比也，将明之时也。按黎，黑也，黎明犹《书》所云“昧爽”，《诗》所云“昧旦”耳。《楚汉春秋》：上攻宛，匿旌旗，人衔杖，马束舌，鸡未鸣，围宛城三匝。夫曰鸡未鸣，正将明而尚晦之候也。《索隐》必援徐广说训为比字，亦固矣。又《惠景间侯者年表序》：诸侯子弟若肺腑。《索隐》曰：［A081］可，木札也；付，木皮也。喻人主疏末之亲，如札出于木、皮附于树也。据此，则肺腑之义如中山王所云“葭莩”及蔡邕《独断》所云“瓜葛”也。然《魏其武安侯传》“得为肺腑”，《索隐》曰：如肝肺之相附也，则又与前注自相矛盾矣。按史文本作肺腑，而转肺为［A081］，转腑为付，释之以木札树皮，反失之穿凿矣。
○《汉书》《史记》通记古今人物，与专记一代之史不同，故立《陈涉世家》、《项羽本纪》，盖已编作列朝之事也。然尊羽为纪，冠于本朝帝王之上，究属非体，陈涉王数月而败，身死无子，亦难列为世家。班书陈、项俱改为列传，诚万世不易之体例。又《史记》于《高祖本纪》后即继以《吕后纪》，而孝惠御极七年，竟不书。虽其时朝政皆出于母后，然《春秋》于鲁昭公之出奔，犹每岁书“公在乾侯”，岂有嗣主在位，又未加庐陵王之遭废，而竟删削不载者！班书补之，义例精矣。《史记》鸿门宴樊哙入卫沛公一事，叙在《项羽纪》，而哙本传转稍略。班书则详于哙传，而羽传从略。以哙之功，宜叙哙传，且省两处复叙也。齐悼惠王肥入朝，吕后以鸩酒令其为寿，将毒之，孝惠欲与俱起为寿，吕后恐，乃自起反卮。赵幽王友以诸吕女为后，不爱，爱它姬，诸吕女诉之吕后，遂召王饿死。此二事《史记》皆详叙《吕后本纪》，欲以著吕后之忍，班书则各叙于齐、赵本传，亦较为得法。盖著作之事，创者难而踵为之者必更精审也。然固亦有疏漏者。《项籍传》：田荣怨楚，乃自立为齐王，予彭越将军印，令反梁也。是彭越之印，荣所予也。而《彭越传》则曰齐王田荣叛项王，汉乃使人赐越将军印，使下济阴以击楚，则又以为汉予之印矣。《项籍传》：项梁使使趣田荣发兵，共击章邯。荣曰：“楚杀田假，赵杀田角、田间，我乃发兵。”梁曰：“田假与国之王，穷来归我。”乃不忍杀。则项梁之言也。而《田儋传》乃载楚怀王曰：“田假与国之王，穷而来归，杀之不谊。”则又属怀王之言矣。齐哀王起兵诛诸吕，使祝午绐琅牙王泽至齐，而阴令午发其国兵将之。泽不得反国，乃说齐王，愿先入长安，与诸大臣议立齐王为帝，齐王乃资送之至长安。是起兵始于齐哀王，泽为所欺，始设计入长安也。《泽传》又云：太后崩，泽曰：“帝少，诸吕用事，诸刘孤弱。”引兵与齐王合谋而西，至梁，闻灌婴屯荥阳，泽还兵备西界，遂驱至长安，则又似起兵由泽始事矣。《吴王濞传》：七国反，周亚夫至雒阳，问计于邓都尉。都尉教以以梁委吴，但轻兵绝其粮道，使吴梁、相敝，乃以全力制之，亚夫未从其策。是以梁委吴之计，亚夫至雒阳后遇邓都尉始定也。而《亚夫传》则谓，亚夫初受命，即请于上曰：“楚兵剽轻，难与争锋，愿以梁委之，绝其食道，乃可制也。”上许之。是此策亚夫出长安早定于胸中，不待至雒问邓都尉矣。按吴、楚尽锐攻梁、梁求救亚夫，亚夫不往。梁上书言天子，天子诏亚夫往救，亚夫仍守便宜。自非先奏帝，其敢抗诏旨乎？则以梁委吴之计，当是亚夫早定，而《吴王濞传》所云问计于邓都尉者，不免岐互也。《武帝本纪》：元光元年策贤良，于是董仲舒、公孙弘等出焉。按仲舒对策在建元之初，并不与公孙弘同时。本纪所云亦误。《平当传》云：汉兴，韦平、平父子至宰相。按绛侯周勃相文帝，其子条侯亚夫相景帝，亦父子宰相也，班氏何以忘之？武帝陈皇后废，以百金奉司马相如，相如为后作《长门赋》以悟帝，后复得幸。此事宜载之《陈皇后传》，而竟不书。钩弋夫人被遗送狱，夫人叩头，帝曰：“趣行，汝不得活！”正见帝惩吕后之祸，刚决如此，宜载之《钩弋夫人传》；亦竟不书，但云有过谴死。《史记。酷吏传》赵禹、张汤、义纵同传，故《汤传》末书“禹免官后十馀年卒于家”，见禹之用法尚平也，《纵传》末书“后一岁张汤亦死”，见汤与纵之酷相似也。《汉书》既从张汤另入列传，不在酷吏内矣，乃《纵传》未仍云“后一岁张汤亦死”。有何来历照应耶？又《史记》不专记汉事，故古今人物３胪列不遗，班氏既作《汉书》，则所记皆汉事也，乃班昭续之，又作《古今人表》，何也？其所列人品等第更多未当。张晏曰：老子玄默，仲尼所师，文伯之母，达于典礼，乃在第四。田单以孤城复全齐，鲁连之忽于荣利，蔺子之伸威于秦，退让廉颇，乃皆在第五。而大姬巫怪，好祭鬼神，寺人孟子，怨刺作诗，乃反在第三。其馀纷错，更不可胜数。《货殖传》范蠡、子贡、白圭皆非汉人也，乃亦仍《史记》之旧，一并列之，安所为《汉书》耶？此实班书第一蛇足也。又王莽篡位，班书不列入本纪，而别为《莽传》，附于卷末，固是。但其体例仍似本纪叙事。后汉张衡以为《莽传》但应载篡事，至于编年纪月，宜为《元后本纪》，此亦创论。然元后没后，莽尚未败，则宜何书？衡又以为宜以更始之号建于光武之前，似直欲为更始作本纪者，此却谬论。愚谓是时并不必立《元后纪》而立《孺子婴本纪》为是，孺子婴被更始所杀之岁，即光武建元建武之岁，年月略无空缺，更不烦防《史记》秦楚之际特立年月表也。（余既创此论，自以为得作史之法，及阅《文心雕龙》，有云：子宏虽伪，要当孝惠之嗣，孺子诚微，安继平帝之体。二子可纪，何有于二后哉！则谓《王莽传》宜改作《孺子婴纪》，实有先获我心者。惟孝惠后当立《子宏本纪》之说，则不达于理。子宏既非刘氏子，安得舍真母后而反纪伪主耶！）
后世修史，遂成官书。古时如司马迁、李延寿之类，则自作一家著述。班彪改《史记》为《汉书》，亦是私史。至其子固欲续成其业，为人所告，诬以私改国史。明帝取其书，阅而善之，乃使固终成前所著。是《汉书》已属官书矣。其“八表”及《天文志》未就。和帝又诏其妹昭续之，又令马融兄续继昭成之。是续《汉书》不特班昭，又有马续矣。至其体例删去世家而存纪、传，陈胜、项籍俱入列传中，此皆班彪所定，非固所为也。见彪本传。
○汉高祖有后母《汉书。高祖纪》：十年夏五月，太上皇后崩。秋七月癸卯，太上皇崩，葬万年。如淳曰：《王陵传》楚取太上皇及吕后为质，不见有母也。高祖五年追尊母媪为昭灵夫人。《汉仪注》：高帝母兵起时死小黄北，后于小黄作陵庙。以此推之，不得有太上皇后崩也。晋灼亦曰：五年已追尊先媪，明其已亡，此云“夏五月太上皇后崩”，八字衍文也。按《史记》高祖十年春夏无事，七月太上皇崩，葬栎阳（即万年邑），则《汉书》“夏五月太上皇后崩”八字衍文无疑。荀悦《汉纪》则五月无“后”字，七月无“崩”字，乃是“夏五月太上皇崩，秋七月太上皇葬万年”耳，此尤明白，可见高祖无太上皇后也。然李奇曰：太上皇后，高祖后母也。按《史记。项羽本纪》：羽取汉王父母妻子于沛，置之军中为质。及鸿沟之约，羽又归汉王父母妻子。虽父母妻子者不过家属泛词，然果无母，则何必曰父母乎？陆机作《汉高祖功臣颂》亦云：侯公伏轼，皇媪来归。谓侯公说羽，乃以其父母归也。又《楚元王交传》：交，高祖同父弟也。师古曰：言同父而不言同母者，异母弟也。然则太公是时盖有后妻矣。为质于楚军时，必与太公同在军中，故曰项王取汉王父母为质也。十年夏五月，太上皇后崩，盖即此后母也。《史记》于《王陵传》但言太上皇及吕后者，明此二人乃高祖所急，故不书馀人。于《项羽传》书取汉王父母妻子者，统而言之，以纪其实也。（又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俱不载高祖之父太公字名，按《后汉书》章帝建初七年西巡，祠高庙，遣使祠太上皇。注：高祖父也，名，一名执嘉。又司马贞《史记索隐》谓高祖母温氏，此即昭灵夫人也。）
○《史记》阙文，《汉书》衍文《史记。赵世家》：成侯二十二年，魏惠王拔我邯郸。二十四年，魏归我邯郸。邯郸，赵都也，都既失，则君托迹何所？楚昭王之失郢也，书其奔陨、奔随。齐王之失临淄也，书其奔卫、奔鲁、奔莒。今两年之内不书成侯在何所，此缺文也。《汉书》：景帝中元三年正月，皇太后崩。谓是景帝母窦太后耶，则崩于孝武之世，而非景帝时也；谓是景帝废后薄氏耶，则不当云太后，且废后死不书也。则此“皇太后崩”四字衍文也。《司马相如传》“其为祸也，不亦难矣”，“亦”字衍文。《刘向传》“上欲用向，辄不为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，故终不迁”，上“不”字亦衍文也。
○《汉书》古本《汉书》尚有古本，今所传非其旧也。《南史。刘之遴传》：梁鄱阳王范得班固《汉书》真本，献昭明太子。太子使之遴及张缵、到溉、陆襄等参校，与令本异者数十处。其大略云：古本《汉书》称“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上”，而今本无上书之年月日。又按古本《叙传》号为《中篇》，今本称为《叙传》。又今本《叙传》载班彪事行，而古本云彪自有传。又今本纪及表、志、列传不相合为次，而古本相合为次，总成三十八卷。又今本《外戚》在《西域》后，古本《外戚》次《帝纪》后。又今本高五子、文三王、景十三王、孝武六子、宣元六王杂在诸传中，古本诸王悉次《外戚》下，在《陈、项传》上。又今本《韩、英、彭、卢、吴》述云：信惟饿隶，布实黥徒，越亦狗盗，芮尹江湖，云起龙骧，化为侯王。古本述云：淮阳毅毅，伏剑周章。邦之杰子，实惟彭英。化为侯王，云起龙骧。又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释义，以助雅诂；今本无此卷云。按《萧琛传》，此古本《汉书》乃琛在宣城，有北僧南渡，惟赍一葫芦，中有《汉书叙传》。僧曰：“三辅耆者相传，以为班固真本。”琛固求得之，其书多有异今者，文字非隶非篆，琛甚秘之，乃以饷鄱阳王。则此古本《汉书》本琛得之于北僧，以饷鄱阳王，王又转献昭明太子者。所云今本，盖即梁代所行，与今刻不异。至其改古本为今本，不知起于何时，盖即其妹续成时所重为编次耳。宋景文校刻时，其所校旧本内尚有“曹大家本”，卷帙文字皆与今同，则今本即曹大家所定无疑也。
○颜师古注《汉书》颜师古注《汉书》，考核固详，然亦有纰缪者。《韩信传》：项梁渡淮，信杖剑从之。师古曰：直带一剑，更无余资。此特因上文历叙信贫况，遂从而为之说耳。按许氏《说文》：杖，持也。然则《信传》之杖剑，与《张耳传》之杖马，《苏武传》之杖节牧羊，不过同一执持之义也。又《赵充国传》：两府白遣义渠安国行视诸羌，分别善恶。安国至，斩先零诸豪三十馀人，纵兵击其种人，斩首千余级。于是诸降羌及归义羌侯杨玉等，恐怒无所信乡，遂劫略小种，背畔犯塞。所谓恐怒无所信乡者，诸羌以安国肆威，皆恐惧愤怒无所信从归向，遂激而成旅拒之变耳。《王莽传》：五威将师出，改句町王以为侯，王邯怨怒不附。正与此相类。师古注乃谓：诸羌恐中国泛怒，不信其心而纳向之。其解抑何迂曲乎？又《萧望之传》：萧育为茂陵令，会课第六，而漆令郭舜殿，见责问。育为之请，扶风怒。及罢出，传召育诣后曹，当以职事对。育径出曹，书佐随牵育，育案佩刀曰：“萧育杜陵男子，何诣曹也！”此乃萧育自负之词，不能承顺上官，诣曹琐琐，犹孔文举谓曹操曰：“孔融鲁国男子，明日便当拂衣去。”韦孝宽谓祖曰：“孝宽关西男子，必不为降将军！”语气正相类耳。师古注乃谓：育自言欲免官而去，便是杜陵一男子，何须召我诣曹乎？觉转失语气矣。男子之称固有作无位之人之称者，如《后汉书。杨震传》河间男子赵腾，《晋书。忠义传》吴兴男子沈劲，然不可概论也。又《赵禹传》禹为人廉倨，公卿相造请，终不行报谢，务在绝知友宾客之请。此不过谓公卿有来谒者，禹终不往答也。师古注乃曰：以此意告报公卿。是竟以“报谢”二字属下句，谓禹自明此意于公卿间矣，不亦太迂远乎！又《路温舒传》：元凤中，廷尉光以治诏狱，请温舒署奏曹掾，守廷尉史。张晏曰：光，解光也。按《百官公卿表》昭帝元凤六年廷尉李光。此即举温舒为掾史者也。若解光者，哀帝初以明经通灾异得幸（见《孝寻传》），后为司隶，尝奏赵昭仪贼害王子，又劾王根、王况，其去元凤时已六十馀年，亦不闻其为廷尉也。张氏之解亦误。
○班书、颜注皆有所本葛洪云：家有刘子骏《汉书》百余卷，歆欲撰《汉书》，编录汉事，未得成而亡，故书无宗本，但杂记而已。试以考校班固所作，殆是全取刘书，其所不取者二万余言而已。王鏊因推论之，谓班书实史才，然其他文如《文选》中所载多不称，何其长于史而短于文？及观葛洪所云，乃知《汉书》全取于歆也。《新唐书》：颜游秦，乃师古之叔，尝撰《汉书决疑》，师古注《汉书》，多取其义。许观因追论之，谓游春（许观谓游春）所作《决疑》十二卷，时称大颜；师古为太子承乾注《汉书》，尽取其义。是师古注，实游春注也。按古人著述，往往有先创者不得名，而集之者反出其上，遂因以擅名者，固不特此二书也。《北史》：萧该撰《汉书音义》，又有包恺，亦精《汉书》，学者以萧、包二家为宗。《新唐书。姚班传》：班祖察撰《汉书训纂》，后之注《汉书》者往往窃其文为己说，班乃著《绍训》以发明之。是唐以前注《汉书》者已多，并不止游秦也。师古同时又有刘伯庄、刘讷言及秦景通兄弟，皆名家。景通，晋陵人，与弟俱精《汉书》，时号大秦君、小秦君，学《汉书》者非其所授以为无法。此又师古同时之精《汉书》者也。又房玄龄以师古注太繁，令敬播撮其要为四十篇，后王勃以师古注多误，又作《指瑕》以摘其失。
○《后汉书》一《后汉书》撰述家最多，是以范蔚宗易于藉手。其先有班固、陈宗、尹敏、孟冀作《世祖本纪》，及光武时功臣列传。后有刘珍、李尤杂作建武以后至永初间纪传，伏无忌、黄景又奉命作诸王、王子恩泽侯、单于、西羌、《地里志》，边韶、崔、朱穆、曹寿又作《皇后外戚传》、《百官表》及《顺帝功臣传》，成一百十四篇，号曰《汉纪》。熹平中，马日、蔡邕、杨彪、卢植续为《东观汉纪》，吴武陵太守谢承作《后汉书》百三十卷，晋散骑常侍薛莹作《后汉纪》一百卷，泰始中秘书丞司马彪始取众说，首光武至孝献，作《续汉书》。散骑常侍华峤删定《东观汉记》为《汉后书》九十七篇，祠部郎谢沈作《后汉书》一百二十二卷，秘书监袁宏作《后汉纪》三十卷，宏自叙所采书除谢承、司马彪、华峤、谢沈外，尚有《汉山阳公记》、《汉灵、献起居注》、《汉名臣奏》及诸郡《先贤传》等书。是后汉之纪载不下数十种。成书既多，采择自易，兼有迁、固为之成式，益得斟酌，以求至当。如改《外戚传》为《皇后纪》，而外戚之事附之。又增文苑、方术、列女、宦者诸传，皆前史所未及，而实史家所不可少者也。其自负谓传论皆有精意深旨，循吏以下及六夷序论实天下之奇作。然其编辑亦多所未当。如郑康成一代大儒，郑兴、贾逵亦深于经学，乃不入《儒林传》。兴、逵仕于朝，有事迹可纪，入之列传犹可也，康成屡征不仕，不入之儒林而编为列传，可乎？卓茂、鲁恭、郭、张堪、廉范，皆以吏绩著，而不入之《循吏传》。或以其官不以吏终也，然班书《循吏传》黄霸不尝为丞相乎？朱邑不尝为大司农乎？阳球奏诛宦官王甫等，刚正嫉恶，不避权势，自当与李固、杜乔等同传，乃列之酷吏，可乎？既有《逸民传》矣、孔休、刘宣诸人避莽不仕，蜚Т终身，何以不列入，而仅附于《卓茂传》之末乎？既有《方术传》矣，而《杨厚传》通篇皆叙其占验之精，又何以不入之方术乎？光武起兵年二十八，明年为更始元年，又明年为更始二年，又明年而光武始即帝位，是年三十一矣；在位凡三十三年，则光武应是六十三岁。而本纪乃云六十二岁，误也。《虞诩传》：中常侍张防擅弄威柄；诩劾奏，反为所诬，下狱拷掠。宦者孙程、张贤知诩无罪，乃奏白其冤。时防在帝后，程即叱曰：“奸臣张防，何不下殿！”则程乃宦寺之贤者，此事至今凛凛有生气。程既另有传，此事何不载之本传中，乃反详于《诩传》乎？《徐犀稚传》：陈蕃为豫章守，请犀署功曹，蕃在郡不接宾客，惟犀来特设一榻，去则悬之。《陈蕃传》则云：蕃为乐安太守，郡人周ギ高士，前后郡守皆不能致，惟蕃能致焉，特置一榻，去则悬之。而叙蕃守豫章时，略不及徐犀事，何也？又《陈蕃传》：小黄门晋阳赵津乘势犯法，太原太守刘质案其罪杀之，则此乃刘质事也。而《王允传》云：允为郡吏，晋阳赵津放恣，为一郡患，允讨捕杀之。则又作王允事矣。盖是时质为郡守，允为郡吏，共成此事，而传不晰言之，竟似两事矣。又“十志”乃刘昭取司马彪所作以补范书者，增百官及舆服志，是矣，刑法、艺文亦史之所当载者，乃不为作志，则东汉之刑名及诸人著述于何考乎？此又补注者之失也。
○《后汉书》二史迁于各纪传后有太史公论断一段，班书仿之，亦于各纪传后作赞，是班之赞即迁之论也。乃范书论之后又有赞，赞之体用四字韵语，自谓体大思精，无一字虚设，以示独辟，实则仍仿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末卷之叙述，而分散于各纪传之下，以灭其踵袭之迹耳。不知《史》、《汉》之叙述，篇各有引词，所以自明作书之本意，云为此事作某本纪，为此事作某年表，为此事作某世家、列传。班书因之，又谦而改作为述，亦所以明作某纪、某传之意，故论赞之外，以此系之于卷末，不嫌复也。范书之赞，则非为此，但于既论之后，又将论词排比作韵语耳，岂不辞费乎！
○《后汉书注》《后汉书注》，乃唐章怀太子贤集诸儒张太安、刘讷言、格希元、许叔牙、成元一、史藏诸、周宝宁等共成之，见《唐书。章怀太子传》。按梁时有王规，尝辑后汉众家异同，注《续后汉书》二百卷。又刘集后汉同异，注《后汉书》一百八十卷。吴均又注《后汉书》九十卷。则唐以前注此书者已多，章怀注盖又本诸书也。
●卷六○《三国志》陈寿《三国志》虽称善叙事，有良史才，然亦有舛误。《魏武纪》：建安元年，汝南颍川黄巾何仪、刘辟、黄邵、何曼等众各数万人，太祖进军讨破之，斩辟、邵等（《于禁传》同），仪及其众皆降。是刘辟已授首矣。乃五年又有汝南降贼刘辟等畔应袁绍，略许下。此一篇之中前后相戾者也。《蜀后主传》：延熙十六年，大将军费为魏降人郭循所杀（《费传》同），而《魏齐王芳纪》及蜀《张嶷传》俱作郭修（孙盛《魏氏春秋》亦作修）。《关壮缪传》：将军傅士仁使人迎权，而《吴主传》及《吕蒙传》俱作士仁（杨戏《季汉辅臣赞》亦同）。此一人之姓名彼此互异者也。《魏武纪》：建安十三年冬，孙权为刘备攻合肥，公自江陵征备，遗张熹救合肥，权乃走。公至赤壁，与备战不利，于是引军还。是救合肥在先而赤壁之战在后也。而《孙权传》：是岁命周瑜、程普与刘备俱进，遇曹公于赤壁，大破曹军。曹公遂北，还留曹仁等守江陵、襄阳。权自率众围合肥，逾月不能下。曹公遣张熹来救，权退。则又赤壁之战在先，而合肥之围在后矣。历考诸将传，先赤壁后合肥是，《吴志》为是。乃寿一手所撰，何以舛误若此！《吕蒙传》：权与蒙论取徐州，蒙对曰：“今操远在河北，新破诸袁，抚集幽、冀，未暇东顾。徐土守兵，闻不足言，往自可克。然地势陆通，骁骑所聘，操必来争。不如取羽，全据长江，形势益张。”按操破诸袁在建安九年、十年间，至关壮缪镇荆州则在十八年，是时操定幽、冀已久，安得尚有“新破诸袁，未暇东顾”之语？此更不待辨而见其牾者也。汉高祖母于起兵时死于小黄，高祖即位之五年，追谥为昭灵夫人，至吕后七年又尊为昭灵皇后，事见《汉书》。则皇后之称乃吕后所加也。而《蜀志。甘后传》云：高皇帝追尊太上昭灵夫人皇后。则又以皇后为高祖所追尊矣。又于魏、晋事多所回护。高贵乡公之被弑也。但云五月己丑高贵乡公卒，年二十。而贾充奉司马昭旨使成济刺帝之事，略无一字。虽寿仕晋，不得不为本朝讳，然齐王芳之废，先叙司马景王将谋废帝，以闻于皇太后，则高贵乡公之被弑亦何妨略见端倪？乃但书卒之月日，使无裴世期引《汉晋春秋》及《世语》以注之，竟似考终寝殿者矣。然犹曰为本朝讳也，若魏郭后之死，由于明帝于追怨其谮杀己母甄后故逼杀之，令被发覆面以殡，如甄后故事。又华歆奉曹操令勒兵入帝宫，收伏后，后匿复壁中，歆发壁牵后出弑之。此皆魏朝旧事，亦复何所忌讳，乃于《郭后传》但云“青龙三年后崩于许昌”，绝不及被逼之事，而《华歆传》亦无一语及弑后。遂使暴崩者同于考终，行弑者泯其逆节，所谓善叙事者安在耶？使作史者凡有忌讳皆不书，必待后人之追注，则安用作史耶？至裴松之注《三国》，号称详核，其进书表云：奉旨寻详，务在周悉。《宋书》并记文帝阅其书曰：“此可为不朽矣。”然钟繇书法，妙绝古今，本传不载，注中自应补入，而裴注不及一字。华歆从逆奸臣，管幼安视之殆犹粪土，则其先割席捉金之事亦应附载，以见两人品识之相悬。本传既遗，而注亦并不及，则世期之脱漏亦多矣。
○《晋书》舛讹《旧唐书》云：房玄龄与褚遂良奉诏重撰《晋书》，乃奏取许敬宗、来济、陆元仕、刘子翼、令孤德、李义府、薛元超、上官仪等八人分功撰录，以臧荣绪《晋书》为主，而参考诸家成之。其体例则多德所定。书成，凡一百三十卷。太宗自著宣、武二帝及陆机、王羲之四论，于是总题曰“御撰”，当时号为详洽。李淳风深明象纬，所修天文、律历、五行三志尤精核，然论者犹谓史官多文咏之士，好采诡缪碎事以广异闻。又史论竞为艳体，此其体所短也。今更取其书按之，尚多有舛错者。《怀帝纪》：永嘉五年，东海世子毗及宗室四十八王没于石勒。而《东海王越传》：毗及宗室三十六王俱没于贼。此两处不同，必有一误也。又《安帝纪》：义熙十三年十一月，左仆射前将军刘穆之卒。十四年六月，刘裕为相国，进封宋公。十一月，赫连勃勃大败王师于青泥，雍州刺史朱龄石死之（是年十二月帝崩）。而《天文志。星变事验》云：十四年，刘裕还彭城，受宋公。十一月，左仆射前将军刘穆之卒。明年，西虏寇长安，雍州刺史朱龄石诸军陷没。纪、志所书，互相违错，今以《宋书。武帝纪》并刘穆之、朱龄石两传参考之，则穆之先卒，高祖后还，继受宋公九锡之命，及龄石被虏之岁月，与《安纪》无不吻合，则志文之叙事颠倒显然可知。又《天变事验》云：隆安五年闰月，天东南鸣。十六年九月戊子，天东南又鸣。按隆安之号止于五年，而此云十六年，尤舛。又《和峤传》：太傅从事中郎庾岂攵见而叹曰：“峤森森如千丈松，虽累多节目，施之大厦，有栋梁之用。”则此语本以称和峤也。而《庾岂攵传》则又以此语为称温峤之辞。盖因和峤、温峤二名相同，遂不觉两传错误耳。今考和峤历官多在武帝之世，其卒也在惠帝元康二年，而《庾岂攵传》云参东海王越太傅军事。《惠帝纪》司空越为太傅在永兴二年，峤佐府正当此时也。计和峤之卒已逾一纪，何从见叹之耶？惟时温峤官品甚卑，岂攵知其材堪大任，故为之延誉耳。则此语当属之温峤。而《和峤传》所云当从芟柞（《晋书》之误，本于《世说》）。《卞壶传》：王式继母前夫终，更适式父，父将死，母求去，父许之，遂终丧而还前夫家。前夫后妻之子奉养至终，遂合葬于前夫。此事甚不明晰，式之继母既因前夫死而嫁式父，则其前夫安得又有后妻？当是前夫之妾有子养之至终耳。乃称为后妻，措词殊混。又《王坦之传》：简文帝崩，诏大司马桓温依周公居摄故事，坦之持诏入，于帝前毁之。《王彪之传》又云：孝武即位，太皇太后令温依周公居摄故事，彪之具封还内，事遂止。按坦之既毁诏于前，何以又有降诏之事？此必一事而分系之两人耳，亦《晋书》之失检者。
○宋、齐、梁、陈、魏、周、齐、隋诸史及《南、北史》书法各不同宋、齐二书，但记本国，而邻国之事仅书其与本国交涉者，其他虽兴灭崩立亦不书。即与本国交涉之事，于魏则书索虏，于魏主则书虏伪主，或书虏帅拓跋某。而《宋书》列传后并立《索虏传》，与鲜卑、吐谷浑同。《齐书》列传后亦立《魏虏传》，与芮芮、氏、羌同。此宋、齐二书体例也。《魏书》则详记本国，而邻国大事亦附书。然于东晋诸帝已斥其名，于宋、齐、梁诸帝则书岛夷刘裕、岛夷萧道成、岛夷萧衍。于西魏及周亦斥名曰宝炬，曰黑獭。列传后亦立岛夷刘萧诸传，与匈奴刘聪、铁弗刘虎等同。此《魏书》体例也。梁、陈二书则不复称索虏，而称国号，并于魏、齐、周诸帝皆称谥号。然《梁书》亦但详本国，而于北朝之事，除交兵通使外，如魏宣武、孝明诸帝之崩立，及大通三年尔朱荣之弑胡太后，立庄帝，中大通二年庄帝杀尔朱荣，又为其党所弑等事，一概不书。《陈书》则兼记萧一国，如天嘉三年梁王萧死，子岿代立，则书，而天嘉元年周明帝殂，武帝立，二年齐孝昭帝殂，武成帝立等事，亦一概不书。此又梁、陈二书体例也。此齐、后周二书，则不惟兼记邻国大事，并书邻国之君曰某帝。如《周书》大统十三年书齐神武薨，子澄嗣，是为文襄帝；武成元年书陈武帝薨，兄子立，是为文帝之类。《齐书》天保七年书魏相宇文觉受魏禅，八年书陈霸先弑其主自立，是为陈武帝之类。此又周、齐二书体例也。南、北二史则更为周密。《南史》不惟兼书魏事，凡燕、凉等国兴废亦书。如宋永初年元年是岁西凉亡，景平元年书是岁魏明元帝崩之类是也。又兼记邻国年号，使阅史者一览了然。如宋元嘉二年书是岁魏神元年之类是也。《北史》亦兼记南朝之事，如魏泰常五年晋恭帝禅位于宋之类。至于《高齐纪》则兼书南朝，而并及后周之事。如天保七年书魏恭帝逊位于周，八年书梁主逊位于陈之类。《周纪》亦兼书南朝，而并及北齐之事。如明帝元年书梁敬帝逊位于陈，武成元年齐文宣帝殂之类。他如燕、凉等国之兴灭，亦一一附书。此又《南、北史》体例也。至各史所书帝号，又有不同者。宋、齐、魏三史于本国之帝皆书庙号，如太祖、高祖、世祖之类；而邻国则斥其名。梁、陈、周、齐诸史，则于本国书庙号，于邻国书谥号。《南、北史》则本国邻国皆书谥号。此又各史书帝号之体例也。各史书法又有窒碍者。《史记》汉高祖微时称刘季，乃封沛称沛公，王于汉称汉王，即位乃称帝。此本于《尚书。舜典》及《康王之诰》，最为古法。《齐书》则自萧道成微时以至为帝皆称太祖，《梁书》自萧衍微时以至为帝亦皆称高祖，殊无分别。《宋书》于萧道成未封王以前即书齐王，如升明二年给太傅齐王三望车，三年加太傅齐王羽葆鼓吹，而下乃书诏太傅总百揆，封十郡为齐公。《齐书》于萧衍未封王以前亦即书梁王，如中兴二年诏太司马梁王进位相国，封十郡为梁公，则更书王在前，封公在后，书法混淆，莫此为甚。《梁书》于陈霸先未封时，皆书其官号，为司空则书司空陈霸先，为丞相则书丞相陈霸先，此较为合法。《北齐书》书法亦有失之者。魏庄帝时，孝武及文帝尚为王，不应即称其追帝号，乃《高隆之传》云：太昌初，隆之为骠骑将军，与西魏文帝饮酒忿争，文帝坐以黜免。竟似隆之与帝王对饮而帝被废矣。孝静帝时，高欢、高澄皆臣也，不应即书其追尊之帝号，乃于欢已书神武，于澄已书文襄，则似东魏同朝有两帝矣。西魏时宇文泰亦臣也，不应即书其追尊之帝号，乃亦书周文帝。如河阴之战，书西魏帝与周文并来赴救，则亦似西魏同朝有两帝矣。《周书》亦然。此皆书法之失检者也。《北史》于《魏纪》书渤海王高欢、安定公宇文泰，较为斟酌得宜。又南、北兼书邻国大事，固属周密，然亦略无分别。凡本国之事及邻国交兵通使与本国相涉者，自应按其月日依次而书。若邻国兴灭崩立之类，于本国无涉者，则第于一年之末附书是岁某国某事，所以别内外也。乃《南、北史》以邻国之事亦与本国之事一例，顺叙于每月每日之下，殊无界限矣。此例惟《魏书》最为得法，周、齐二书亦与《南、北史》同。（按齐、梁书自微时至为帝皆称太祖、高祖，亦有所本，《汉书。高祖本纪》亦是如此。）
○宋、齐、梁书书南北交涉事《宋书》书北魏为索虏，书魏主为伪主，为虏帅，说已见前。其于交战及通和之事亦多回护，如檀道济之奔退，则书道济引军还；魏主之自瓜步还，则曰索虏退走；其过盱眙，则曰索虏自盱眙奔走；大明四年魏使遣使来聘，则云索虏遣使请和；泰始三年魏人来聘，则曰索虏使献方物是也（元徽三年魏人来聘，则又书北国使至，赵伦之、王懿等传又称魏太武为魏主，体例亦不划一）。《齐书》亦然，如建元二年索虏寇淮泗，建武二年索虏寇朐山之类是也。而于魏人来聘及遣聘魏之事，则并不书。如永明二年魏人来聘，九年使裴昭明聘魏（事见《南史》），一概削之。《梁书》则不复称索虏，如天监二年魏寇司州之类，皆书曰魏。然于南、北交兵处，遇胜则书，败则不书。如天监五年魏宣武帝从弟率众来降，将军刘思效破魏军于肥水，张惠绍克魏宿预城，韦睿克合肥城，裴邃克羊石城，桓和克朐山城，本纪一一书之。而是年临川王宏军至洛口，大溃，所亡万计，宏单骑奔归（事见《南史》），则不书。明年曹景宗、韦睿等破魏军于邵阳洲，斩获万计，则大书特书。其后大同中南北通好，但书魏人来聘，而梁遣使报聘则不书。如大同三年书魏遣使来聘，而不书遣张皋报聘。大同四年遣刘孝标报聘，五年遣柳豹报聘，六年遣陆晏子报聘，俱一概不书（诸报聘者俱见《南史》）。盖当时国史所记，各自夸大，本是如此，修史者仍其旧文，不复改订也。
○梁、陈、周、齐、隋五史凡三次修成《旧唐书》：令孤德谓高祖曰：“近代以来，多无正史，梁、陈、齐犹有文籍，周、隋遭大业离乱，多有遗缺，宜及今耳目犹接，及早修之。”高祖乃诏萧、王敬业、殷闻礼修魏史，陈叔达、令孤德、庾俭修周史，封德彝、颜师古修隋史，崔善为、孔绍安、萧德言修梁史，裴矩、祖孝孙、魏徵修齐史，窦、欧阳询、姚思廉修陈史。此第一次修史也。等受诏，历数年不就而罢。贞观三年，太宗又诏令孤德、岑文本修周史，李百药修齐史，姚思廉修梁、陈史，魏徵修隋史，与房玄龄总监诸史。众议以《魏书》有魏收、魏澹二家，遂不复修。德又奏引崔仁师佐修周史。而徵与德又总知梁、陈、齐各史，隋史序论皆徵年所，梁、陈、齐书徵又各为总论。此第二次修史也。李延寿自序云：贞观十七年，褚遂良以《隋书》十志未就，奏延寿佐修。其时梁、陈、周、齐、隋正史虽已成书，以十志未就，尚未颁行。而延寿《南、北史》已讫事，遂先表上，则隋志之成，又在延寿进呈《南、北史》之后。按《旧唐书》高宗显庆元年五月长孙无忌等进史官所撰梁、陈、周、齐、隋《五代史志》三十卷。此第三次修史也。○《宋书》书法《宋书》于武帝之即位也，先书晋恭帝禅位诏书、策书、玺书，下乃云王奉表陈让，晋帝已逊琅琊王第，表不获通，于是群臣咸上表劝进，乃即位，封晋帝为零陵王，令食一郡，载天子旌旗，行晋正朔，上书不为表，答表不为诏。明年八月，书零陵王薨，车驾三朝，率百官举哀于朝，一依魏明帝服山阳公故事，太尉监护，葬以晋礼。是武帝之于晋帝，可谓有终始矣。按恭帝之禅，有司撰诏，草成呈帝，帝即操笔谓左右曰：“桓玄之时，天命已改，重为刘公所延将二十载，今日之事，本所甘心。”是禅位虽迫于不得已，尚是恭帝所愿。至逊位后，居秣陵宫，尝惧见害，与褚后共处一室，自煮食于床前。高祖令褚后兄弟淡之等视后，后出别室相见，兵乃逾垣入，进药于帝。帝不肯饮，曰：“佛教自杀者不得复人身。”遂以被掩杀之。是恭帝之崩，由宋武之弑也。乃本纪绝不书一字，使后人不阅褚淡之等传，谁复知恭帝之被弑，宋武不且亻幸逃篡逆之罪乎？（《南史》改云：零陵王殂，宋志也。）文帝之崩，亦不书元凶劭之弑，但云二月甲子上崩于含章殿，时年四十七。若不参阅劭及徐湛之、江湛等传，亦竟似考终寝殿者（《南史》改云：元凶劭构逆，帝崩于合殿）。《前废帝纪》书太尉沈庆之薨，是时废帝凶暴，欲诛何迈，虑庆之不同，乃遣沈攸之先赍药赐庆之死，今但曰薨，亦与考终者何异耶？（《南史》书杀太尉沈庆之。）又《孝武纪》书泰始七年建安王休仁有罪自杀。按休仁地处亲贤，孝武病剧，为身后虑，故召使宿尚书省，遣人赍药赐死。《休仁传》既详之，本纪何得云有罪自杀耶？（《南史》书鸩建安王休仁。）升明中，袁粲、王宜兴、黄回皆以谋诛萧道成被杀。《宋书》则书袁粲据石头反，伏诛；王宜兴、黄回亦皆书有罪伏诛。所谓谋反者，反刘氏耶？反萧氏耶？有罪者，果何罪耶？（《南史》则云：袁粲谋诛萧道成，不果，旋见覆灭。黄回贰于执政，赐死。王宜兴贰于执政，见诛。）然此犹曰讳其名于纪，而著其实于传，可彼此错见也。顺帝之禅于萧道成也，是日帝居内，闻之，逃于佛盖下。太后惧，自帅阉竖索之。帝既出，宫人行哭。帝居于丹徒宫，齐人守之。建元元年五月，监者杀帝，而以疾讣。齐人德之，赏以封邑。宋之王侯无少长，皆幽死矣。事见《南史》。而《宋书》则但云：帝逊位于东邸，齐王践祚，封帝为汝阴王，待以不臣之礼。建元元年五月，殂于丹阳宫。竟似授受得其正，绝无一毫逆迹。本纪如此，又无别传错见其事，若非《南史》记载，千载下谁复知顺帝之被篡被弑之惨如此乎！又孝武母路太后，至明帝时尚存，闻义嘉难作（晋安王子勋之反），太后心幸之，延上饮酒，置毒以进。侍者引上衣，上悟，以其卮上寿。是日太后崩，秘之，丧如礼。事亦见《南史》，自是当日实事。而《宋书。路淑媛传》（即路太后）但叙明帝之孝，太后之慈，而此事略无一字，亦不错见于他传，可见《宋书》书法全多回护忌讳而少直笔也。按沈约尝历仕宋、齐、梁三朝，其撰《宋书》，在齐武帝永明中，故于宋、齐易代之际，自不敢直笔。即单纪宋事，亦有不能不稍存回护者。约尝疑〔拟〕立《袁粲传》，武帝曰：“粲自是宋室忠臣。”约又多载明帝诸鄙渎事，帝曰：“我昔经事明帝，卿可思讳恶之义。”于是多所省除。事见《齐书。王智深传》。然则约所撰原文已多删削也。又殷淑仪本南郡王义宣女（孝武从姊妹），义宣败，孝武密娶之，宠冠后宫，及卒，命谢庄为诔，使巫者召见其形于帷中，及将执手，奄然而逝（事见《南史》）《宋书》并不立传，盖亦为孝武帝讳之意。然何迈尚新蔡公主，为废帝纳于后宫，诡言薨逝，杀一婢送还迈家。赵倩尚文帝女海盐公主，始兴王（文帝子）出入宫掖，与公主乱。倩怒，肆詈搏击，引绝帐带。文帝遂诏离婚，杀主所生母蒋美人。此二事若循殷淑仪例，亦应讳而不书，乃又详新蔡于《何皇后传》，详海盐于《赵伦之传》，何也？
○《宋书》叙事及编次俱有失检处《宋书》叙事有易混者。如《刘穆之传》：高祖克京城，问何无忌索一军吏。此京城乃京口城也。下又云：从平京邑。则破桓玄兵后，从入建邺也。然京城、京邑有何分别？《南史》先叙克京城，次叙入建邺，较为清晰。又少帝司马皇后本晋恭帝女，则但云晋恭帝女可矣，乃《后传》先云河内温人，晋恭帝女也。司马氏为帝已百馀年，尚必系其族望耶？王僧绰乃昙首之子，昙首既有传，则僧绰但云昙首之子可矣，乃又云琅琊临沂人，左光禄大夫昙首子也，亦岂不赘耶？何偃乃何尚之子也，偃既编在十九卷，尚之反编在二十六卷。沈攸之乃沈庆之之从子也，劭之在三十四卷，庆之反在三十七卷。他如张劭子畅及从子敷，一家而分系于三卷。檀道济、檀祗、檀韶、兄弟也，而各分卷。谢晦、谢瞻，兄弟也，而亦各分卷。《南史》则为一人立传，而其家之兄弟子孙悉附焉。宋子京《新唐书》遂仿此例也。
○《宋书》繁简失当处前史于名臣奏疏之类，原有载其全文者。如贾谊之《治安策》，董子之《天人策》，非有关政治，即有关道学。至司马相如《大人赋》之类，则因其本以才学著称，故存一二以见一斑，其他则不概录也。《宋书》则凡有文字，无不收入。如《王弘传》载其建屯田一议，弹谢灵运一疏，辞官一表，引咎逊位一表，乞解州录一表，并文帝答诏一道，又辞官一表，缕缕几三千字。其议同伍犯法及主守偷盗二条，既全载原议，又兼载王淮之一议，何尚之一议，弘再折中一议，又共二千余字。《徐羡之传》载其归政一表，答诏一道，再辞一表，文帝数罪一诏，共三千余字。《傅亮传》载《演慎》一篇，《感物赋》一篇，共三千余字。《王微传》载其与江湛一书，与王僧绰一书，与何偃一书，答王僧谦一书，共四五千字。《郑鲜之传》载其议滕羡之父尸未归仕宦不辍一书，举谢绚自代一书，弹刘毅一疏，议沈叔任以父疾去官一疏，谏伐赫连一疏，共三千余字。《裴松之传》载其请禁私碑一疏，遣使巡行一诏，使回覆奏一疏，共二千余字。《何承天传》载其《安边论》共三千余字。诸如此类，不一而足。至《谢灵运传》载其《撰征赋》一篇，《山居赋》一篇，共万余字。《顾恺之传》载其《定命论》一篇，三千余字。鲜之所议及承天《安边论》，犹曰有关时事也，灵运之载赋，犹曰灵运本以才著也，其他有何关系，而连篇累牍如此，不徒费笔墨乎？《谢晦传》载其举兵向阙时上文帝一表，略见其不得已之心迹可矣，乃又载其谕台一檄，及破到彦之后再上帝一表，共八九千字，又何其不惮辞费乎？既如此纤悉必载矣，王弘当国，将加荣爵于人，必先谴责，若美相盼接，必无所谐。人或问故，曰：“王爵加人，又相抚劳，便是与人主分功。若求者绝官叙之分，又不微假颜色，即成怨府。”此乃弘相业之大者（事见《南史》），《宋书》本传反不载，何也？檀道济初与谢晦等同预废立之事，后文帝翻用道济讨晦，此中另有转关。《南史》云帝欲道济领兵，王华以为不可，上曰：“道济从人者也。曩非创谋，今抚而使之，必将无虑。”此正见文帝之用道济及道济讨晦之由，应是当日情事。乃《宋书》反不叙及，但云帝讨晦，道济率军继到彦之，彦之战败，道济至，晦兵不战而溃。如此则道济才与晦同事，忽又举兵讨晦，阅史者何由了然耶？
○《宋书》立传太少史书立传，原无取乎太多。如《汉书》一部，除王子外共只二百四十馀人，未尝非良史也。《宋书》则芜词太多，而立传又太少。如汝南太守陈宪，当魏太武来攻悬瓠城，宪悉力拒守，矢石无时不交，城中负户而汲，杀贼尸与城平。贼籍而上，又以短兵拒击，凡四十余日，乃退。又参军刘泰之，以千余骑袭魏师，转战数百里，杀三千人。及败，不屈死。青州刺史竺灵夔，守东阳，拒魏师，濒危者数四，卒能完城。徐州刺史王仲德，守虎牢，魏军攻围凡二百日，将士眼生疮，体皆干燥，被疮者不复出血。檀道济等不敢救，乃陷于敌，终不屈，后死于魏。此皆将帅中之忠勇者，何妨各立一传？乃宪仅附见于《南平王铄传》，泰之等仅附见于《索虏传》，何也？鲍照文才为当时第一，《宋书》即无《文苑传》，何不立于列传？乃亦仅于《临川王义庆传》内附见之。即附于《义庆传》矣，又全载其《河清颂》一篇，累幅不尽，不几喧客夺主乎？文帝潘淑妃最有宠，自元皇后薨后，六宫无主，潘总摄内政。其子恃宠怙恶，帝将赐之死，漏言于妃。妃以告，遂促成元凶劭弑逆之祸。此岂得不载？而《宋书》并无《潘淑妃传》，尤见疏漏。而“八志”中却增“符瑞”一门，徒滋荒诞。且又不专记刘宋一代，并举羲农以来所传怪异不经之事，胪列不遗，更谬悠矣。
●卷七○《齐书》书法《齐书》于宋、齐嬗代之际，备书宋帝禅位策文一道，玺书一道，齐高帝固辞，宋王公以下固请，高帝乃许。既即位，封帝为汝阴王，筑宫丹阳，行宋正朔，上书不为表，答表不为诏。是年五月，汝阴王殂，追谥为宋顺帝，终礼依魏、晋故事，略无篡夺之迹。盖当时国史原本本是如此，且有沈约《宋书》为成式也。然于顺帝逊位时，犹书是日帝逊于东邸，备羽仪，乘画轮车，出东掖门，问：“今日何不奏鼓吹？”以见顺帝之禅，皆齐之所为，而顺帝初不知者，此尚存微意也。其书齐明帝之弑海陵王云：王有疾，帝数遣御师占视，乃殒之。则更为直笔。盖子显本齐宗室，其于明帝之篡逆及戕害高武子孙几尽，固不无隐恨焉，故特书以著其恶，非刻也。至齐和帝之禅梁，则书帝车驾自荆州东归，禅位于梁王，夏四月禅诏至，皇太后逊于外宫。梁王奉帝为巴陵王，宫于姑熟，行齐正朔，一如故事。戊辰薨，年十五，追尊为齐和帝。亦绝无一字涉于篡夺。按《南史》梁武初欲迁帝于南海，沈约以魏武“不可慕虚名而受实祸”为对，乃遣郑伯禽进以生金。和帝曰：“我死不须金，醇酒足矣。”乃饮酒一斗，伯禽就而摺焉。《齐书》乃全讳之，盖子显是时方为梁臣，自不得不如此，固无足怪。独其于宋臣之怀贰于齐者，亦一一讳之，殊属无谓。如王俭于齐高帝未建国之先，早说以“功高不赏，以公今日地位，不可复为人臣”，并代为游说褚渊等，以成禅位之事，见于《南史》者甚详，而《齐书。俭传》毫无一字。其于宋臣之不忘故君者，亦并讳之。崔祖思当齐高辅政，廷议将加九锡，祖思曰：“君子爱人以德，不宜如此。”高帝闻而不悦。王琨当顺帝逊位时，攀车恸哭曰：“人以寿为欢，老臣以寿为戚。既不能先驱蝼蚁，频见此事。”呜咽不自胜。事亦皆见《南史》，而《齐书》祖思及琨传一概不叙。袁粲死而褚渊佐命齐朝，当时民间有“可怜石头城，宁为袁粲死，不作褚渊生”之语，《齐书。渊传》亦不载，甚至《渊传》论谓“恩非己独，责人以死，斯人主之所谬，世情之过差也。”则更明言身事二姓，本属时势当然，而无可议矣。此则子显之显然悖谬，盖因己亦以齐臣仕梁，若于此等处直笔褒贬，则己益置身无地，故为诸臣讳，正以为己讳也。
○《齐书》编次失当处《齐书》衡阳王道度等乃高帝兄弟，自应编在高帝诸子之前，乃反编在武帝诸子之后。萧景先、萧赤斧、萧谌、萧坦之，亦宗室也，又不入宗室，而另为列传。其列诸帝子传，又先以文惠太子序于豫章王嶷之前。嶷乃高帝子，文惠乃武帝子，于嶷为从子，岂可乱其序乎？
○《齐书》繁简失当处齐书多载词章，少载事实，盖亦仿《宋书》之例。《豫章王嶷传》载其辞殊礼一表，答表一诏，又辞侠毂队仪仗二表，答表一诏，又请以东府新斋拆奉太子一表，答表一诏，又因唐之反请去州县苛碎条制一表，及薨后竟陵王子良请加殊礼一表，答表一诏，又乐蔼与竟陵王子良一笺，共一万五六千字（萧子显即豫章王之子，为其父作传，故特多表扬）。《王俭传》载其谏改紫极殿为宣阳门一疏，请解领选一表，再求解选一表，共二千余字。《王僧虔传》载其请正声乐一疏，请除狱中汤杀人一疏，又檀乞官一书，僧虔答一书，又乞一书，共三千余字。《萧颖胄传》载其起兵时檄文一道，共二千余字。《竟陵王子良传》载其谏遣台使征租一疏，请赦逋、省刑、息役、谏射雉等疏，共三千余字。《崔祖思传》载其崇节俭、省刑狱、定乐律、开屯田、设史官、招贤才等疏，共二千余字。虽多有关时事，然何妨节存之，乃连篇累牍，不减一字，何以徒费笔墨若此！又《张敬儿传》忽载沈攸之责齐高一书，齐高答攸之一书。《王敬则传》忽载竟陵王子良请罢塘役折钱一表，《苏侃传》忽载齐高《塞客行》一首，更觉无甚关涉，毋怪乎愈形其芜杂也。及其叙事，则又有应详而反略者。明帝杀高武子孙之在外者，皆令典签杀之。签帅之权重若此，是当时矫枉过正一大弊政，《南史》于《巴陵王子伦传》述之甚详，而《齐书》略无一字。明帝病，急敕竟陵王昭胄等六十馀人入永福省办棺材数十具，期三更尽杀之。上暂卧，会子恪逃在外，至是徒跣奔至建阳门。上闻，惊觉曰：“未赐诸王命耶？”及见子恪，顾问流涕，乃皆赦诸王得不杀。《南史》因此特立《子恪传》以载其事，而《齐书》子恪无传，仅附于《豫章王嶷传》数语。此皆繁简之失当者也。
○《齐书》立传太少《齐书》立传亦太少，如朱买奉命领兵戍甬城，谓人曰：“我一子当得官。”人问其故，曰：“若不杀贼，便为贼杀。弱息不为世子，即为孝子。”盖谓杀贼则有功封，被贼杀则有恤荫也。后守城，果与魏军战，被斩，其尸犹据鞍奔还。此岂得无传，乃仅于《周盘龙传》内附见之。董僧慧为晋安王子懋防阁，当明帝贼杀诸王时，僧慧欲起义向阙，曰：“此州虽小，孝武尝因之。今兴师以请苍梧之罪，谁能对之！”了懋犹豫，兵散被杀。僧慧号哭为丧殡，王元敛欲执之，僧慧曰：“晋安举兵，仆实豫议。古人云：”非死之难，得死之难‘。仆得为主人死，无憾矣。愿至主人大敛毕，退就汤镬。“元邈许之。子懋之子昭基，年九岁，以小绢为书问消息。僧慧见之曰：”此郎君书也。“悲恸而卒。《南史》载之甚详，乃《齐书》既不入《孝义传》，并不附见于《子懋传》后。又如魏孝文至寿阳，崔庆远出城，与魏主反复酬答，卒使魏敛兵而去。其应对实足华国，与张畅在彭城对魏军李孝伯之语前后正相辉映。张畅既立传于《宋书》矣，此亦岂得无传？乃仅附见于《萧遥昌传》，此又略其所不当略也。
○《齐书》原本《齐书。檀超传》：齐初置史官，超与江淹充其选，上表请立条例，谓封爵详本传，无烦年表，应立十志：律历、礼、乐、天文、五行、郊祀、刑法、艺文依班固，朝会、舆服依蔡邕、司马彪，州郡依徐爰，百官依范蔚宗，并请立帝女、处士、列女传。诏内外详议，王俭谓宜增食货，省朝会，而《帝女传》不必立。超史功未就而卒，淹撰成之。然则萧子显所撰《齐书》，盖本超、淹之旧而删订成之也。然《齐书》但有礼、乐、天文、州郡、百官、舆服、祥瑞、五行八志，食货、艺文、刑法仍缺。
○梁、陈二书《新唐书。姚思廉传》：其父察在陈，尝修梁、陈二史未就，以属思廉。思廉入隋，表父遗言，有诏听续。至唐，又奉诏与魏徵等修梁、陈二书。乃采谢炅、顾野王诸书以成之。《旧唐书》谓思廉采谢炅诸家著《梁史》，又推究陈氏，博综顾野王所修旧史成之。今以迹推之，则察已有成绪，思廉不过取谢、顾诸家重为订正耳。如《梁书》王茂、曹景宗、萧颖达、张宏策、韦睿等传，皆载察旧论，《陈书》《武帝纪论》、《文帝纪论》亦察原文。可见此等纪传编排卷数，亦是察所手定，则文字可知也。《姚察传》亦云：梁、陈二史本察所撰，其中序论纪传有缺者，临殁时以体例戒其子思廉博访撰续。此思廉自撰其父之传，盖纪实也。两朝数十卷书，经父子两世纂辑之功始就，盖作史之难，不难于叙述，而难于考订事实、审核传闻，故不能速就耳。至其文笔，亦足称良史。所可嫌者，惟多载诏策表疏之类，稍觉繁冗。而叙事之简严完善，则李延寿亦不能过。宋子京谓《南史》过本书远甚，非确论也。又《宋、齐书》传论多四六体，盖六朝文笔相习如此。至姚察则全作散文，思廉因之亦然，虽魏郑公所撰《梁纪总论》亦不及矣。
○《梁书》编次失当《梁书》编次亦有失检处。《武帝郗皇后传》后即以简文王皇后次之，而武帝丁贵嫔、阮修容反次于王皇后之下。按丁乃昭明太子及简文帝之母，阮乃元帝之母、简文庶母也，岂得反叙于后？其意不过先皇后而次妃嫔耳，然既叙武帝郗后，则丁、阮两妃次于后之下，正合体裁，何改先媳而后姑耶？丁、阮既以帝母立传矣，敬帝母夏太后及敬帝王皇后何以又皆无传？其于宗室诸王及帝子编次亦多失序。昭明太子统、哀太子大器、愍怀太子方矩反编在前，而临川王宏、安成王秀等，昭明叔也，南康王绩、庐陵王续等，大器、方矩叔也，而皆编在从子从孙后，可乎？贞阳侯明为齐人所立，入主梁祀，建号称尊，未几废死，不立传可也。昭明之子称帝于江陵，历三世，共三十三年，纵不便附于本纪后，何妨别立一传，著其兴亡。乃竟略不叙及，并《昭明传》中亦不载其名。此独非萧梁子孙、延一脉之绪者耶？梁武起兵之初，恃萧颖胄协心建议，故无后顾。颖胄留镇西台，使弟颖达从武帝东下，遂克建邺，此为功臣之首。乃颖达既有传矣，而颖胄反不立传。王琳间关百战，始终为梁，不肯屈于陈氏，是亦忠于梁者，《梁书》亦不立传，皆疏漏也。《简文帝纪》：大宝二年冬十月壬寅，帝崩。《元帝纪》又云：大宝二年九月，简文帝崩问至，元帝大临三日。简文既崩于十月，何得九月中先有崩问？此又舛讹之甚者。至《梁书》但有纪、传而无表、志，则以当时同修《隋书》，凡列朝各志已增入《隋书》内，故不复复载耳。
按《梁书》不纪萧，盖以敬帝国亡，则梁统已绝，三世虽帝于江陵，然皆臣属于周、隋，既难作本纪，若以为元帝之逆臣，而正德等同传，则本非叛逆，只以教河东王誉与元帝构怨，逃死附魏，非正德等反附侯景者可比，又不便列之《逆臣传》，是以无可位置，竟没而不书。令狐德附之《周书》，似矣，然之北附也尚是魏朝，其死也乃在周代，而其子岿、孙琮又历隋为附庸，则又安得独附于《周书》？惟李延寿《北史》别立“附庸”一门，以等入之，较为妥善。然《北史》兼叙各朝，故可如此立传，《梁书》专纪萧氏，则萧氏子孙建国称帝者，安得竟从删削？此究是《梁书》缺处。谓宜在《昭明太子传》后备载以下三世，则位置得宜矣。《明史》伪福王及伪鲁王以海、伪唐王聿键、伪永明王由榔等，各附于其祖传后，既不予以继统，又不没其事实，始知修史诸臣之斟酌尽善也。
○《梁书》多载芜词《梁书》叙事虽简洁，然其所载文词仍循《宋、齐书》旧式，故亦不免繁芜，如《武帝纪》先载齐和帝封梁公备九锡一诏，又策一道，百僚劝进一书，又劝进一书，武帝请严选举一表，和帝进封梁王一诏，又禅位一诏，策文一道，玺书一道。《元帝纪》载南平王恪等劝总百揆一笺，帝答书一道，王僧辩等劝进一表，帝答书一道，僧辩等再劝进一表，帝再答书一道，又讨侯景一檄，景平后僧辩等再劝进一表，徐陵劝进一表。《丁贵嫔传载》张缵哀册文。《昭明太子传》载王筠哀册文。以及诸臣赠谥，俱载其诏书。如王茂之卒也，诏书起语曰“旌德纪勋，哲王令轨；念终追远，前典明诰”，此已属浮词，而南平王伟、柳庆远、郑绍叔、吕僧珍、孔源休等身后加恩之诏，无不雷同，令人呕哕。《南史》列传止书赠谥，尽削诏词，是以较本书最为醒目。
○《陈书》书法《陈书》避讳处太多。如本继梁敬帝之禅也，先载封武帝为陈公一诏，加九锡一策，又禅位诏、策各一，于是武帝始受禅。即以江阴郡奉梁王为江阴王，车旗、正朔一如故事，宫馆、资给务极优隆。永年二年，江阴王薨，诏遣太宰吊祭。绝不见篡弑之迹。此固循《宋、齐、梁书》之旧例也，然其事终不可没，则应错见于列传中。按《南史。沈恪传》：武帝欲令恪勒兵卫敬帝出宫，恪叩头曰：“身经事萧家来，不忍见此事。”武帝乃使王僧志代之。又《刘师知传》：武帝令师知往害敬帝，帝觉之，绕床走曰：“我本不须作天子，何意见杀之？”师知执帝衣，行事者加刃焉。此敬帝被害情事也。乃《陈书》于《恪传》尚载其叩头数语，而《师知传》全不书此事，则纪与传俱没之矣。衡阳王昌之死也，实文帝使侯安都杀之，故《南史》本纪书衡阳王昌沉于江夏，而《昌传》亦书中流而殒之，使以溺告，《安都传》则更明书安都往迎，而溺之于江。此所谓纪实也。乃《陈书》本纪则但书衡阳王薨，《昌传》亦云中流船坏，以溺薨，《安都传》亦云安都请自迎昌，济汉而薨，皆隐约其词，而不明书其被害。始兴王伯茂，文帝之子、废帝之弟也。宣帝既黜废帝而夺其位，以伯茂有怨言，使人杀之于途。乃《陈书》本纪并不书伯茂薨事，《伯茂传》亦但云伯茂出宫，路遇盗，殒之。本纪所讳，恃有列传错见其事，乃并列传俱讳之，则何以传信于后？思廉修《陈书》已在唐世，何以尚作此委曲回护？岂皆其父察原本，察曾官于陈，故不忍直书，而思廉遂因父之旧，而不敢改订耶？又《魏书》，孝静帝天平七年三月，侯景克建业，梁江北郡国皆来属，大行台慕容绍宗遇暴风溺水死。侯景弑梁主萧衍，立其子纲为主，是慕容绍宗之死在梁武未被害之前也。而《陈书。鲁悉达传》云：梁敬帝即位，加悉达征西将军，齐遣行台慕容绍宗以众三万攻之，悉达大败齐军，绍宗仅以身免。按绍宗既卒于梁武被害之岁，梁武后尚有简文帝、元帝，凡六年而敬帝始立，则安得敬帝时尚有慕容绍宗在耶？此更舛讹之甚者。
○《陈书》编次得宜《陈书》亦姚思廉所撰，而编次却不循《梁书》之例。如《诸王传》，先衡阳王昌、南康王昙朗，次宗室，次文帝诸子，次宣帝诸子，次后主诸子，较《梁书》最有伦序，故《南史》亦仍其旧。然《南史》以衡阳、南康二王并入宗室内，则非也。衡阳乃武帝子，应继大位，以陷于魏未归，故不得立，及归而文帝已立，遂为所害，此岂得仅入宗室内乎？《陈书》特立传于宗室之前，而以南康附之。南康亦武帝从子，为质于齐，为齐所害，附于《衡阳传》，亦属位置得宜。则《陈书》编次较《南史》更精当矣。
○《陈书》亦多芜词《陈书》亦多芜词。如《武帝纪》载梁敬帝封帝为陈公一诏，加九锡一策，禅位一诏，策书一道，武帝登极一诏，又敕州郡玺书一道，封诸王一诏，各官进爵一诏，南郊大赦一诏，又赦罪一诏，赈饥一诏。《文帝纪》登极一诏，天嘉元年恩赦一诏，南郊一诏，王琳平后肆赦一诏，恤兵一诏，减租一诏，求贤一诏，令侨籍改土断一诏，崇俭一诏，春夏停刑一诏，二年周文育、侯安都等配享一诏，三年南郊恩赦一诏，六年修前代王侯坟墓一诏，曲赦京师一诏，天康元年改元大赦一诏，废帝光大元年大赦一诏，二年慈训太后废帝为临海王一诏，宣帝太建元登极一诏，二年送流民还乡一诏，军士年六十免役一诏，四年颁兵制十三条一诏，举贤一诏，发诸将将所部实姑熟一诏，建东宫一诏，六年肆赦一诏，蠲租一诏，赈贷一诏，九年赦租一诏，十年节财用、停工役一诏，十一年审刑一诏，大赦一诏，崇俭一诏，十二年蠲租一诏，后主登极一诏，重农一诏，求才一诏，求言一诏，禁汰侈妖妄一诏，送流民还乡一诏，至德元年改元一诏，二年大赦一诏，三年修孔庙一诏，四年荐举贤才一诏，肆赦一诏，征明元年大赦一诏，二年讯囚一诏，三年隋兵至戒严一诏。《南史》于《武帝纪》但载进相国加九锡一诏一策，梁帝禅位一策，武帝登极一诏，《废帝纪》载慈训太后废帝为临海王一诏，其他概从删削，第节其事书之，是以叙次较为简净，宋子京所以亟为称赏也。○《魏书》《魏书》自道武帝诏邓渊著《代记》十余卷，太武帝又诏崔浩撰《国书》三十卷，皆用编年体，孝文帝诏李彪、崔光改作纪传，后又有崔鸿、王遵业续撰，宣武帝又命邢峦追撰《孝文起居注》，又有济阴王晖业撰《辨宗室录》。此收书所本也。收在魏末即因高澄奏修国史，迄齐文宣时始成，众口沸腾，号为“秽史”，文宣敕《魏书》且勿施行。此收初成之本也。孝昭帝又诏收更加研审，收奉诏颇有改正，于是《魏书》遂行。此收初改之本也。武成帝又敕收更审，收更有回换，遂为卢同立传，先特为崔绰立传，至是绰反附出，而《杨传》又增“有魏以来一家而已”八字。此收再改之本也。后主纬天统五年，以魏收为尚书右仆射。武平四年，又诏史馆更撰《魏书》。按《魏书》李纬改作李系，盖以后主讳故避之，则知后主时又经修改。此又收三改之本也。然则《魏书》在收一人已四易稿，而其书尚芜杂若此，信乎作史之难也。隋时又有魏澹所撰《魏史》，隋文帝以收书褒贬失实，诏澹别撰。其义例与收不同，以西魏为正，东魏为伪，凡邻国之帝不书名，太子则书字，平文、昭成、献明三帝称谥，余不称谥，太武、献文被弑皆直书其事，不存隐讳，纪传后不立论赞，具见《澹传》中，当时号为良史。隋时又有卢彦卿撰《后魏纪》三十卷，唐时又有张大素《后魏书》一百卷，裴安时《元魏书》三十卷，今皆不传。
○魏收书有后人所补者《魏书》有不尽魏收原文者。如《孝静帝纪》：武定二年，以齐文襄王领侍中，以今上为仆射；五年以太原公今上为尚书令。所谓“太原公今上”者，即文宣帝高洋也。魏收作史时正在文宣帝之世，故追叙魏事而曰今上也。元象元年书侯景、高敖曹围独孤如愿于金墉城，按独孤如愿即独孤信也，其名曰信，乃宇文泰所改也。当金墉被围时尚未改名，故书其原名，似非后人所追叙，则亦可信为魏收原本也。又凡高欢辞相国，辞九锡，高澄辞相国等事，皆大书特书，以见其不失臣节。而于欢之被挫于玉璧也，则书齐献武王围玉璧以挑之，宝炬、黑獭不敢出，略不见败衄之迹，似为齐回护者。于澄之死也，书齐文襄王薨于第，略不见被刺之迹，似为齐隐讳者，则更可信为魏收仕齐时所作也。然试以《北史》核对，凡《北史》所采《魏书》，大率存十之六七，而文法亦多改易。今此卷除所书齐事外，其馀与《北史》字字相同，毫无窜改，且《静帝纪》后备书高澄事帝之无状，斥帝为“狗脚朕”，令崔季舒殴帝三拳，及澄入宫责帝反背并逊位后遇鸠而崩之事。使以为收所作，则收是时方谄齐之不暇，而敢书此乎？又《孝静后传》书帝被鸩后，后再嫁杨遵彦为妻。后即高欢女，文宣姊妹也。收敢书此乎？则《魏书。孝静帝纪》一卷及《皇后传》一卷，必非收原本，乃后人反抄《北史》以补之者也。然《魏书。孝静纪》内如高欢辞相国等事，乃《北史》所无，则又非全抄《北史》者。刘贡父谓是时尚有《高氏小史》及《修文殿御览》（亦北齐时书），后人取《北史》及此等书杂缀成篇，以补《魏书》之缺，理或然也。《孝静纪》及《皇后传》外，如《昭成子孙传》一卷，《明元六王传》一卷，《景穆十二王传》上卷，亦皆与《北史》相同，毫无增损，盖亦取《北史》以补《魏书》也。惟贡父谓第三卷《太宗纪》史馆旧本上有白签云“此卷是魏澹史”，而按其书法，与《澹传》所载体例又不合，较之《北史》亦不相同，则此卷难确指为非收原本也。
○《魏书》书法《魏书》本纪兼载邻国兴灭继立等事，最为明晰。其书法妄自尊大，惟西晋诸帝尚称其帝号，以拓跋之先本授职于司马氏，故书晋怀帝封禄官为代公，晋愍封猗卢为代王，不能没也。至书东晋元帝，则已云司马睿僭大位于江南。其他如汉、赵、秦、燕诸国，斥之为僭为伪，更无论矣。然翳愧出奔，尚依托石虎，虎以兵纳之，始得归国，则犹附庸于石氏也，而先已书石勒遣使求和。拓跋幼时，国破人散，赖苻坚分刘库辰、卫辰二部，得依于库仁以长，则犹臣服于苻氏也，而《燕凤传》已书苻坚遣使朝贡。因刘显来逼，遣安同等乞师于慕容垂，则犹仰命于慕容氏也，而已书慕容垂遣使朝贡。此等书法，在道武建号以后尚犹有说，道武以前，部落尚微，追叙者独不可少为贬损以从实乎？至建号以后，南、北朝通使等事，其于南使之来，则书曰某遣某朝贡，如登国六年，晋司马德宗遣使朝贡是也；北使之去，则书遣使于某，如始光二年诏龙骧将军步堆使于刘义符是也；于宋、齐诸帝皆书为岛夷，如天赐元年岛夷刘裕起兵诛桓玄是也。按《节闵帝纪》：与梁通和，诏有司不得复称伪梁。可见节因以前国史所记本是如此，然修史时何妨订正？《北史》于道武建号以前，凡列国之事皆不书，以魏方侪于列国也；道武以后始兼书列国，而书南、北两朝皆改邻国，体较为得当矣。平文之殂，《魏书》既云桓帝后以帝得众心，恐不利于己子，遂害帝矣，乃穆帝为长子六修所弑，但书帝讨六修失利，微服民间，遂崩，昭成为皇子实君所弑，亦但书帝至云中崩。道武帝为清河王绍所弑，亦但书帝崩于天安殿。太武为中常侍宗爱所弑，亦但书帝崩于永安宫，而俱不见致毙之迹。此正如魏澹所云“遭非命而不异考终，使乱臣贼子从何而俱”者《北史》于昭成则书皇子实君作乱，帝暴崩；于道武则书清河王绍作乱，帝暴崩；于太武则书中常侍宗爱构逆，帝崩，庶不为曲笔也。又《魏书》于高齐事尤意存回护。高欢起兵，以讨尔朱氏为名也，则书齐献武王以尔朱逆乱，兴义兵于信都。又于魏朝加高欢官爵等事，书齐献武王固让者不一而足。孝武之被逼入关，又书帝为斛斯椿、元毗、王思政、魏光谄佞间阻，遂贰于齐献武王，而绝不著高欢跋扈犯上之迹。其于京兆王瑜之子宝炬，谓轻躁无行，耽淫酒色，是时宝炬已为西魏文帝，方与齐交争，故极诋之。盖收正仕于齐，自不得不曲为袒护，固无足责也。
○《魏书》芜冗处《魏书》最为芜冗，尤可厌者，一人立传，则其子孙不论有官无官，有功绩无功绩，皆附缀于后，有至数十人者。如《陆俟传》载其子孙馥〔〕、等十六七人，《李顺传》载其子孙敷、式等二十馀人，以及卢元、李灵、崔逞、封彝皆载其子孙宗族数十人，一似代人作家谱者。所载之人别无可纪，但叙其官阀一二语而已，则何必多费笔墨耶？当时陆操尝病其叙诸家枝叶过为繁碎，魏收谓因中原丧乱，谱牒遗亡，是以具书支派。此虽见其采辑之本意，而不尽然也。盖传中诸人子孙，多与收同时，收特以此周旋耳。《齐书。魏收传》称收修史时，凡同修者祖宗姻戚多被书录，饰以美言。与阳休之善，则为其父固作佳传，固曾以贪虐为中尉李平所劾，而收书云固在北平甚有惠政，李平深相敬重。又尝纳尔朱荣子金，故减荣之恶，传论云：“若修德义，则韩、彭、伊、霍、夫何足数！”可见收修书全以公事而市私情。而其时同修史者亦互相牵附。《北史。刁柔传》云柔与收同修《魏史》，志在偏党，凡其内外通亲并虚美过实。此皆当日阿徇情事也。乃李延寿修《北史》已在唐时，与诸人子孙渺不相接，可以无所瞻徇，何以亦仍《魏书》之旧，胪列不遗耶？
○《北齐书》《北齐书》亦有数卷亡失，而后人取《北史》以补之者。试以《北史》核对，便自了然。盖《北史》虽据各史修成，而其间剪裁增损，必大同小异，断无有一字不差者。今《北齐书》本纪内惟《文宣纪》与《北史》繁简互殊，其为原书无疑，神武及文襄纪之前半篇，及废帝、孝昭、武成、后主纬等纪，则与《北史》字字相同，此必非原本也。《文宣纪》后一论，《孝昭纪》后亦一论，而孝昭论前半篇仍是文宣论，核之《北史》文宣、孝昭二帝总论，则一字不差，盖《北齐书。孝昭纪》与论俱亡，后人遂取《北史》内《孝昭纪论》补之，而论内又未删去文宣半篇，以致两卷之间，文宣论复出也。《武成纪》一卷无论，《后主纪》一卷有论，而其论系武成、后主合为一论，核之《北史》二帝同卷之总论，亦一字不差，此亦取《北史》补之，但分卷未分论也。《皇后传》亦与《北史》字字相同，惟《北史》于后传外兼传妃嫔，此则但有后传无妃传，盖亦从《北史》内摘出后传而不及妃嫔耳。其《诸王传》，《北齐书》高祖十一王为一卷，无论，文襄六王为一卷，无论，文宣、孝昭、武成、后主诸子合为一卷，则有论，其论却合文襄诸子在内。核之《北史》，亦字字相同，盖《北史》自文襄诸子至后主诸子本合为一卷，故合为一论，而补书者但取《北史》各传分为二卷，而论未及分，故文襄诸子有传无论，文宣以下诸子有论而又兼文襄诸子也。其《宗室传》则赵郡、清河二王另为一卷，其文字与《北史》繁简各殊，传后一论，专为二王，其为《北齐书》原本无疑。其他则亦从《北史》抄出，但分卷小异耳。《北史》齐宗室与神武诸子同卷，《北齐》抄出，但分卷小异耳。《北史》齐宗室与神武诸子同卷，《北齐书》以神武诸子为一卷，列于文襄诸子前，而《宗室传》另为二卷，次于后主诸子后。除赵郡、清河一卷外，其馀诸传亦与《北史》字字相同。盖北齐原书纪传多有亡失，而目录具在，补书者摘《北史》以凑合原书卷数也。惟《文襄纪》后半篇与《北史》迥异，又语无伦次，亦必非《北齐书》原本。自武定五年文襄辞丞相以后，据《北史》尚有两年之事，至武定七年八月始被盗刺死。今《文襄纪》则辞丞相后即叙其致侯景书及景答书，下即叙文襄无礼于魏静帝之事，又不书明年月，但云“七月还晋阳，遇盗而殂”，则似文襄之卒在武定六年矣。且文襄卒于邺，而此云“还晋阳遇盗殂”，则又似卒于晋阳矣。按文襄与侯景往复书本在《梁书。景传》内，文襄无礼于静帝之事本在《北史。静帝纪》内（此事本在《北齐。高德政传》内，《北史》于《德政传》删之而著于记），其被兰京刺死一事，亦即在《北史。文襄纪》内。盖补书者全用《北史》，恐人见其抄袭之迹，故于此纪杂取诸书成篇以示小异，而不知其芜杂不伦也。按唐初虽修成梁、陈、周、齐诸史，自有《南、北史》出而诸史皆不行，自非大力藏书家罕有能备之者。今所传《后魏书》、《北齐书》皆宋初取内府本，并募天下善本校正刊行。观于胡安国等序《后周书》，谓仁宗出太清楼本合史馆秘阁本，又募天下献书，得夏竦、李巽两家本，始校正镂板以行。是内府之藏，天下之大，不过此数本。《周书》如此，魏、齐书亦可知，有宋镂板时，度亦必购募以校其缺佚，而已遗失若此，可见唐时诸史之流传于世本自无多也。今诸史遍天下，而世罕有知其残缺取《北史》补成之事，则未尝取《南、北史》核对耳。○《周书》《周书》叙事繁简得宜，文笔亦极简劲，本令孤德所撰也。德在当时修史十八人中最为先进，各史体例皆其所定，兼又总裁诸史，而《周书》乃其一手所成。武德中诏修各史，德已奉敕与庾俭修《周书》。贞观中再诏修诸史，德又奉敕与岑文本修《周书》。继又引崔仁师佐修，是同修者虽有数人，而始终其事者德也。李延寿南、北二史亦先就正于德，然后敢表上，则可知德宿学，为时所宗矣。今试取《北史》核对，当后周时区宇瓜分，列国鼎沸，北则有东魏、高齐，南则有梁、陈，迁革废兴，岁更月异，《周书》本纪一一书之，使阅者一览了然。《北史》虽亦兼记邻国之事，然有书有不书者，如高欢之死，高澄之篡，皆北邻大事也，侯景之逆，梁武、简文、元帝之革易，皆南邻大事也，而《北史。周纪》一切不书。《周书》本纪则大统十三年书齐神武薨，其子澄嗣，是为文襄帝，十五年书文襄为盗所杀，十六年书齐文宣废魏帝而自立。其于萧梁之事，则于魏废帝元年总书云：侯景之克建邺也，奉梁武为主，梁武以愤恚薨，景又立其子纲，寻废纲而自立，纲弟绎讨景擒之，是为元帝；于恭帝元年，又书梁将王僧辩、陈霸先立梁元帝子方智为主。此皆《北史。周纪》内所不书者，而《周书》则纪载不遗，以醒眉目，此书法之最得者也。宋、齐、梁、陈及北齐书，凡易代之际，必有九锡文、禅位诏，陈陈相因，可为呕哕。西魏之逊于周，当亦必有此等虚文，而《周纪》不载，更见其剪裁之净。他如赵贵等传后总叙八柱国十二大将军，可见一代策勋之典；《苏绰传》载其六条诏书及《大诰》全篇，可见一代创制之事；《宇文护传》载其母子相寄之书，千载下神情如见；《王褒传》载其寄周宏让书，《庾信传》载其《哀江南赋》，此二人皆以才著，故特存之，以见一斑，亦非如《魏书》之广辑芜词，徒以充卷帙也。惟魏孝武之崩，乃周文以其与明月公主乱故鸩之，《周书》但书魏孝武崩，而不见被鸩之事。王罴当元颢入洛，曾受其伪官，而《周书。罴传》亦不书此，未免意存隐讳。《宇文导传》：侯景遣使请援，朝议将应之，乃征导为陇右大都督。按景在河南。距陇右二千余里，有何关涉？据《北史》，是时本令陇右大都督独孤信往援侯景，故移导于陇右也，《周书》少此数语，遂无头绪。又《独孤信传》云：景寇荆州，乃以信为大使，抚慰三荆，寻除陇右大都督。则又似信先往荆州，后任陇右矣。以《北史》参较，则信本督陇右，因有侯景之事，故遣往荆州，及景已入梁，故信仍回陇右也，《周书》亦不叙明。宇文贵之子昕入隋为功臣，《周书》以其为隋臣，则不入周传可也，乃又附于《贵传》后，既附传矣，则昕在周武帝时为武帝决策攻克晋州及并州之战，武帝以失利欲还，昕谓“破竹之势已成，何可舍之？”遂再战，即破晋阳。此皆在周时功绩也，而《昕传》又不书，未免取舍失当。又《皇后传》每后必载其策立之文，亦殊无谓。至其编次各传，宇文测、测子深及宇文神举，皆宗室也，而不入《宗室传》。宇文孝伯，深之子也，又不附《深传》，而另为卷。王雄、王谦，父子也，侯莫陈崇之与侯莫陈顺，尉迟迥之与尉迟纲，李贤之与李穆，赵贵之与赵善，皆兄弟也，而亦各分卷，未免多费笔墨矣。
○《隋书》《隋书》最为简练，盖当时作史者皆唐初名臣，且书成进御，故文笔严净如此。《南。北史》虽工，然生色处多在琐言碎事，至据事直书，以一语括十数语，则尚不及也。或疑其记事多遗漏，如薛道衡死，炀帝曰：“复能作‘空梁落燕泥’否？”及李密牛角挂《汉书》并侍直仗下，炀帝斥为黑色小儿之类，列传中皆不书，似觉疏略。不如此皆事又丛碎无关系者，不过《世说》及诗话中佳料，本非正史所宜收，删之正见其去取得宜，未可轻议也。又如裴矩入唐为民部尚书，何稠入唐为将作匠，陈茂入唐为梁州总管，此宜俟他日编作唐臣。乃以其功绩多在隋世，遂为立传于《隋书》，更见当时公论在人，毫无忌讳。虞世南在贞观时宠遇甚优，而其兄《世基传》内直书罪恶，不能稍掩，尤见史笔之严也。惟房彦谦在隋世本无事迹可纪，而特载其与张衡书数千百言，叙为佳传，未免以其子玄龄时方为相，且总知诸史，故稍存瞻徇耳。张衡与晋王广谋篡，文帝临危时，广使衡侍疾，俄而帝崩。此何等事，而《衡传》不载，仅于《宣华夫人传》内附见之，则亦未为直笔。至于韦孝宽虽立功于周，然隋高祖摄政时，尉迟迥怀异图，孝宽奉命驰往察变，得其反状，乃亟西还，每至驿辄驱传马而去，复谓绎吏曰：“蜀公（即尉迟迥）将至，宜速具酒食。”迥果遣骑来追，每驿无马，有盛馔，遂追不及，而孝宽得回，使高祖严为备，则孝宽之尽心于高祖可知，是《隋史》宜为立传，而竟不书，岂以《周书》内已有传，故不复复出耶？然其子韦寿方立传于《隋书》，则孝宽有功于隋之处，何妨于《寿传》内叙入，乃《寿传》既不叙入，又于其从子《韦艺传》内见之，殊两失矣。李密归唐，封邢国公，以其隋末尝臣于越王侗，故亦立传于《隋书》。然密入唐旋复被诛之事，何以又不书？此不可解。伊娄谦一生事迹在周，宜编入《周书》；卢思道事迹半在齐，半在周，乃俱编入《隋书》，亦觉无谓。《北史》：源师以孟夏龙见当雩，高阿那肱闻之，以为真龙出，惊起问龙所在。师曰：“此龙星见，非别有真龙也。”阿那肱怒曰：“汉儿多事，强知星宿。”《隋书》则述阿都肱语曰：“何乃干知星宿？”此语殊不及《北史》之明爽。《通鉴》：来护儿奉命由海道征高丽，猝闻杨玄感反，回兵击之。诸将以非诏旨为疑，护儿曰：“高丽之事小，玄感之患大，如以违命见责，我自任之。”遂回，破玄感。《隋书》但云玄感作逆，护儿勒兵与宇文述等击破之。此语似不如《通鉴》之有生气。
●卷八○《南、北史》原委《南北史》原委见于李延寿自序：其父大师，少有著述之志，以宋、齐、梁、陈、魏、齐、周、隋南北分隔，南谓北为索虏，北谓南为岛夷，其史皆详于本国而略于他国，欲仿《吴越春秋》体编年纪之。客于侍中杨恭仁家，有宋、齐、梁、魏四代史，因渐次编辑，未毕而殁。延寿欲继先志，适在颜师古、孔颖达下佐修各史，因得齐、梁、陈等五代旧事目所未睹者，合之家中旧本，参订编次，尚多所阙。贞观十五年，令孤德奏延寿同修《晋书》，因复得入内府勘究宋、齐、魏三代之事。十七年，褚遂良又奏延寿佐修《隋书》“十志”，因益得披寻校勘。时史局中梁、陈、周、齐、隋《五代史》已就，以“十志”未成，故未颁行。延寿不敢使人抄录，乃手自缮写，又于此正史外参考杂史一千余卷，然后成书，前后凡十六年。既讫事，呈令孤德阅毕，始表上之，时已在高宗之世。此《南、北史》始末也。按延寿修史时，沈约《宋书》。萧子显《齐书》、魏收、魏澹两家《魏书》，皆已流布。梁、陈、周、齐、隋五史且未颁行，而延寿同在纂修之列，故得抄录，以为底本，而参考杂史以成之。删去芜词，专叙实事，大概较原书事多而文省，洵称良史。然其中增删亦有不同者，今以各原书核对，延寿于宋、齐、魏三史删汰最多，以此三史本芜杂太甚也；于梁、陈、周、齐、隋五代则增删俱不甚多，以此五史本唐初名人所修，延寿亦在纂辑之列，已属善本故也。○《南史》繁简失当处《南史》于宋事惟刘穆之、谢晦、檀道济诸大传多有删改，实为繁简得宜。其馀大都仍《宋书》原文而少节之，如王懿、张劭、张敷、张畅、刘敬宣、朱龄石、毛修之、傅宏之、胡藩、刘康祖等传可核对也。其增于《宋书》者，类多新奇可喜，易动观听。如《孝武纪》增其为皇子守彭城时，魏太武大举至城下，长史张畅出与魏李孝伯语，帝改服随畅出。孝伯目帝不辍，出谓人曰：“张侯侧有人风骨非常士也。”又孝武末年好为长夜之饮，每旦盥漱又命酒，俄顷数斗，凭几昏睡。或有奏事，则肃然整容，无复酒色，内外皆服其神明。《废帝纪》增其为太子时常被孝武斥责，即位后欲掘孝武陵，并詈孝武为“＜鼻查＞奴”。《刘穆之传》：增其贫时向妻舅乞槟榔被侮。《刘述传》增其视从子俣疾，命取酒肉，谓礼有疾饮酒食肉等事。《刘传》增其与何偃并驰落后，有牛驶驭精等语。诸如此类，不一而足，虽足使阅者动色解颐，兼可资谈柄。然《南史》之佳处在于删繁存要，而不在此谈琐言碎语事也。其删节旧史处，亦有失之太简者。《王镇恶传》：武帝讨与司马休之，镇恶为先锋，闻帝将至，乃先攻斩休之将朱襄一段功绩，全不书。檀道济先从武帝讨卢循、徐道覆，积战功甚多，《南史》一切不载，直从武帝不豫，道济受顾命叙起。又刘道规追桓玄于峥嵘洲，兵不满万，而桓玄兵数万奄至，诸将惧欲退，道规力持不可，乃大战破之，又攻桓仙客偃月垒等功甚著，《宋书》一一叙之。而其下云：江陵之平也，道规推刘毅为元功，何为忌为次功，己为末功，此正见其有功不伐。《南史》于战功一概删去，但存元功次功末功数语，则竟似道规之功本少矣。《刘真道传》，《宋书》叙其与裴方明等讨破杨难当及其子虎，战功甚著；《孟龙符传》，《宋书》叙其广固之战以单骑冲贼，先夺据水源，功为第一。《南史》皆不书。《宋书。文穆王皇后传》载其弟藻尚临川公主，被妒离婚，因历叙宋世公主妒恶，并载江学攵辞婚一疏，《南史》尽删之，以其与王皇后无涉也。然《宋书》、《南史》俱不立《帝女传》，则此等宫闱恶习于何见之？《宋书》于《王皇后传》牵连书之，未尝无意，《南史》不载，转无以垂戒，此又过求简净之失也。
○《南史》多用《齐书》原文《南史》于萧齐时事亦仅于诸大传增减窜易，以见其考核之博、叙述之工，其馀则多仍《齐书》旧文，非篇篇俱有改订也。如《齐书》本纪谓萧氏出汉萧何之后，萧望之乃其先祖之次，因历叙自何以下直至齐高帝世之次。《南史》则谓《望之传》不载齐典，所书恐乖实录，颜师古注解《汉书》已正其非，故削而不录，只从高帝之高祖淮阴令叙起，此其纪实也。他如《郁林王何妃传》增萧坦之请杀妃所私杨珉之一事，《褚渊传》增其父湛之牛堕井躬自挽之，渊读书不辍。父殁后，有两厨宝物在其生母郭氏处，嫡母求之，郭欲不与，渊力劝乃与之。山阴公主悦渊美，请于帝，召入，主夜就之，渊坚拒不乱。明帝临崩，托顾命于渊，有“欲使着黄罗椤”之语。四贵辅政时，有齐高让增户邑一书，渊与袁粲同答一书，以及在丧粲室啸咏等事。《王俭传》增其说齐高受禅，及代向褚渊关说；齐国建后，酌定朝仪及百僚致敬世子之礼；齐受禅后，酌定郊祭、殷祭之礼；皇太子妃薨，酌定宫臣之服等事。《刘善明传》增其少厉清节，及母陷于魏，乃颇贪，或问之，知以将赎母故，母归，清节益峻等事。皆颇有关系。其他仍多用《齐书》，无甚改易。观垣荣祖、焦度、张岱、褚炫、何戢、张绪、张融、周显、王晏、萧谌、萧坦之、江学攵、徐孝嗣、萧缅、张欣泰等传，可核对也。即较原书稍有增加者，不过琐言碎事。如《高帝纪》增其少时符瑞，《皇后传》增高后陈氏先与裴氏议婚，后梦有迎车至，如常人礼，后不肯去，继有龙旗豹尾迎者，乃喜从之，后裴果不成婚而嫁于帝，及炒胡麻未燃火而薪自烧等事。《郁林王纪》增高帝尝拔白须，因王在旁，呼帝为太翁，乃止不拔。豫章王嶷死后见形于沈文季。曹虎素知梁武非常人，曾借钱十七万。虎已卒，梁武即位，忘之，忽梦虎来责，乃送钱还其子，仍擢用之。《谢超宗传》刘道隆闻武帝称超宗殊有凤毛，乃出问超宗身有异毛。如此之类，大都新奇可喜，其实无关于朝政之大也。
○《南史》叙事失当处柳元景之拒魏师也，薛安都目横矛，单骑突阵，四向奋击，左右皆辟易。于是众军并鼓噪俱前。魏纵突骑来，安都怒甚，乃脱兜鍪，解所带铠，惟著绛衲裆衫，马亦去具装，驰入贼阵，猛气咆勃，所向无前，当其锋者，无不应刃而倒。此事宜叙在《安都传》，乃反详于《元景传》内，而《安都传》但云随柳元景向关陕，所向克捷。宋苍梧王既被弑，齐高帝集朝贵议所立。王敬则拔刀麾众曰：“天下之事，皆应关萧公，敢有开言者，血染敬则刀。”袁粲欲有所言，敬则又叱之，乃止。此事应叙于《敬则传》，乃反详于本纪，而《敬则传》不载。齐高帝因荀伯玉奏太子过失，遂发怒，有易储意。昼卧太阳殿，王敬则直入叩头，请往东宫慰太子，帝不答。敬侧大呼宣敕往东宫，并索舆、舆至，帝了无动意。敬则索衣衣帝，仍牵上舆，遂幸东宫，与诸王宴饮尽迎，太子得无恙。此事亦应叙于《敬则传》内，乃反详于《伯玉传》，而《敬则传》不叙。
○《南史》与齐、梁、陈三书互异处《南史》于萧齐事多用《齐书》原文，纵有增删，无甚岐异。惟《高帝纪》吴喜赍酒一事，《齐书》谓宋明帝疑帝非人臣相，使喜封银壶酒赐之。高帝出迎，酌饮之。喜还奏，帝意乃悦。《南史》则谓高帝惧鸩不肯饮，喜告以诚，先饮之，帝乃酌饮。喜还奏，明帝乃悦。《齐书。庾杲之传》武帝叹其风韵之美，王俭以为“蝉冕所映，更生风采，陛下当与以即真”，《南史》则以此语为柳世隆之言。《齐书。崔慧景传》谓慧景起兵向阙，过广陵，崔恭祖开门纳之。慧景停二日，渡江至京口。时江夏王宝元镇京口，为内应。乃合二镇兵，奉宝元向京师。《南史》则谓慧景与恭祖未有素约，慧景至广陵，恭祖闭城不出，慧景夜袭广陵据之，遣子觉赴京口。宝元见其兵少，恐不济事，反击觉走之。及恭与觉以八千人济汇，柳忄登等劝宝元与慧景合，反乃以觉为先锋，恭祖次之，慧景为都督。《北史》梁武帝破建业，执萧宝夤，将杀之。宝夤逃奔于魏，历显仕，屡与梁战，后以谋反诛。是宝夤仕魏三十馀年而死也。《南齐书。宝夤传》则谓齐和帝中兴二年以谋反诛，是宝夤当梁武未为帝时已被刑矣，盖萧子显撰次《南齐书》在梁时，有所忌讳也。《梁书。元帝纪》承圣二年，魏遣郭元建治舟师于合肥，《南史》则书齐遣郭元建。按是时东魏已微，政出高氏。《梁书》从名分而言故书魏，《南史》按实书故云齐也。《梁书。邓元起传》谓元起不出兵救晋寿，以致陷没，萧渊藻来代，表其逗留，乃收付狱，元起自缢死。《南史》谓渊藻至，求元起良马，元起不与，渊藻杀之。后梁武知其枉，责渊藻曰：“元起为汝报仇，汝为仇报仇。”据此，则当以《南史》为确。其尤互异者，《梁书》临川王宏都督北讨诸军，大溃而归，丧师辱国，及通奸公主等事，一字不书，反大加褒美。《南史》则一一直书，略无讳饰。盖《梁书》多用国史记载，粉饰原文，而《南史》则参考实事也。《陈书。后主沈皇后传》谓隋亡后，后自广陵过江还乡里，不知所终。《南史》谓过江至毗陵天静寺为尼，名观音，贞观初卒。《陈书。吴明彻传》谓明彻战败，为周师所执，忧愤构疾卒。《南史》谓周封明彻为怀德郡公，位大将军。《陈书》盖以完节予之也。《陈书。徐陵传》谓陵卒，谥曰章。《南史》谓后主为太子时，以己作托为他人者以示陵，陵曰：“不成词句。”后主衔之。及卒，后主已正位，乃谥曰章伪侯。《姚察传》，《南史》谓察父僧坦精于医，梁时为大医正，两宫所赐，皆为察兄弟游学之资。《陈书》不载僧坦以医术得幸，但云知名梁代，二宫礼遇优厚，每得赐，为察游学之资。盖自讳其医也。
○《北史》与《魏书》互异处《魏书》泰常三年，赫连屈丐僭称帝，《北史》在泰常四年。《魏书》始光三年蠕蠕入寇，诏尉普文率骑讨之，《北史》谓帝自率轻骑讨之。《魏书》始光四年灭赫连昌，昌尚书闻败，夜将昌母出走，车驾入城，掠昌群弟及诸母姊妹妻妾，是昌母未被掳也；《北史》不书其母出亡，但云掠昌群弟及其母妹妻妾，则是并掳昌母矣。《魏书》太平真君七年，帝自将讨薛永宗，永宗男女无少长皆赴水死；《北史》谓擒永宗斩之，其男女无少长皆赴水死。太和十七年，诏员外散骑侍郎刘承叔使于萧赜，《北史》则云散骑常侍邢峦使于齐。按遣使必两人，《魏书》凡遣使皆两人并书，《北史》只书正使一人，此次《魏书》只书刘承叔，盖脱落正使邢峦也。《魏书》前废帝恭，《北史》书节闵帝。《魏书》后废帝朗，《北史》书废帝。《魏书》出帝修，《北史》书孝武帝。《魏书》崔潜工书，二百年后姚元标亦工书，见潜遗迹，以为过于己；《北史》谓元标以为过于其祖崔浩。《魏书。穆绍传》元颢入洛，以绍为兖郡刺史，行至东郡，闻颢败而返；《北史》不书其受颢官职之事，盖以完节与之。《魏书。苟颓传》李、李敷之诛，颓并致谏；《北史》则云李惠、李新之诛，颓并致谏。太武五王内，《魏书》有广阳名建闾，《北史》则单名建。皮豹子之子，《魏书》名喜，《北史》名怀喜。长孙翰之子，《魏书》名平成，《北史》名成。长孙翰之弟，《魏书》名陈，《北史》名陵。穆崇之孙，《魏书》名乙九，《北史》名九。此皆互异者。○《北史》多取魏收书唐初修各朝诸史。本欲兼修《魏书》，因秘书省奏《魏书》有魏收、魏澹二本，遂不复修。是唐初收、澹二本具在。今按李延寿《北史》魏朝纪传则似全据收书以成之者。收书太武、景穆、文成、献文各为一论，《北史》合数帝为一论，而皆取收论隐括成篇。《孝文纪论》及《皇后传序》前半篇，皆全用收语，并一字不改。景穆诸子平阳王以下一卷传论，前半篇亦全用收语。列传中如丘堆、娥清、刘尼、王洛儿、车路头、司马楚之、王慧龙、卢鲁元、陈建、陆俟、长孙嵩等，悉用收原文，略有删节，可核对也。又收书作于齐文宣时，故其称高欢曰齐献武王，高澄曰齐文襄王。《北史》则书渤海王高欢、渤海世子高澄，史体固如是也。而《北史。元孝友传》云魏静帝宴齐文襄于华林园，《元晖业传》云齐文襄尝问晖业近日何所披览，《元瑾传》云谋杀齐文襄事泄伏诛，则竟全用收原文，并此等亦不检点改易矣。又本纪“太平真君五年二月行幸庐”，此下必有缺文，而《北史》亦书“行幸庐”。太和六年诏以安昌殿为内寝，皇信堂为中寝，四下为外寝。“四下”二字必有讹误，而《北史》亦云“四下为外寝”。《王琼传》有云：李崇小子青肫尝“盛服宠势”，此四字并必有讹误，而北史亦云“盛服宠势”，益可见《北史》全本收书也。惟魏末先叙西魏，次叙东魏。及孝武帝入关一事，魏收书但云帝总六军于河桥，为斛斯椿等迫胁，遂出于长安，其下乃云齐献武入洛，遣官西迎车驾，而不书高欢先起兵，以致孝武西奔之迹，此固收为齐讳也。《北史》则云帝总六军于河桥，高欢引军东度，帝率南阳王宝炬等以五千骑宿西。众知帝将出，夜亡者过半。宇文泰遣骆超、李贤、和来赴。高欢入洛，遣娄昭等追帝，请回驾。帝鞭马长骛而去，过河谓梁御曰：“此水东流，而朕西上。”此段文字乃收书所无，当是取诸澹书耳。
○《北史》删《魏书》太简处《南、北史》本就各朝原史删成，然《南史》于原史外尚多有加增，《北史》于元魏纪传则但有删减耳。今一一核对。《北史》所增于《魏书》者，惟《元湛传》增其与尔朱荣争论迁洛一事，《元和传》增其少为孙天恩所打，后出守东阳，杀其一家报仇之事，《薛辨传》增其父强辞桓温、苻坚之辟一事，《卢怀仁传》增其善与人交，有“太丘道广，稽生峭立，皆非中道”等语，《李显甫传》增其聚宗族开李鱼川以避贼一事。其他则但删削原书，十存五六，绝无增辑也。其删削原书较为简净者，如《刘文晔传》，《魏书》载其诉父休宾功大赏薄，酬对凡二千余字，《北史》但以一语括之。《唐景先传》，《魏书》载其《五经疑问》十余条，《北史》尽删之。《李孝伯传》，《魏书》载其与张畅语几二千字，《北史》仅存其半。此皆过旧书远甚，然又失之太简者。庄帝时群盗蜂起，各有名号，乃一切不书。以冀州等七郡封尔朱荣为太原王，此亦当时一大事，而亦不书。元挟梁兵入洛阳，已而败走，《北史》虽略书之，而为县卒江丰斩首则不书。孝武帝永熙元年，高欢破擒尔朱天光、尔朱度律，送京斩之，亦不书。此本纪之失也。尉古眷有破蠕蠕，擒赫连昌，追秃发保周穷迫自杀之功，和跋有取滑台及破慕容德之功，奚斤有自洛阳攻滑台、破宋将毛德祖之功，原雅有袭高车东部之功，长孙肥有破慕容农、慕容普之功，《北史》皆不书。此等皆元魏创业之人，是以列于《功臣传》，而功绩一切删之，则何以列之为功臣耶？郦范随慕容白曜南征，破无盐，谕降肥城，及不发兵接应沈文秀事，皆得胜算；薛彪子请建屯田，请减近南边民租绢，亦当时要务，而传内皆不载。又如奚眷有镇虎牢、镇长安、讨山胡虏其妻子、讨沮渠得宜克其二城等功，周观有从讨赫连昌、从讨蠕蠕、从征平凉、从破离石胡等功，是以二人俱在《功臣传》。及《北史》尽删之，《眷传》但书其征蠕蠕，出别道后期伏诛之事，《观传》但书其抚驭失和，致部民薛永宗射死之事。如此则二人乃有罪无功者，何以列于《功臣传》耶？此又列传太简之失也。又其于南北交兵之事尤为简略：太平真君三年，宋将裴方明等讨杨难当，魏遗古弼、皮豹子等救之；四年，大破宋兵；九年，氐杨文德受宋官号，魏又遣皮豹子讨之，击走宋将郎启元等；兴光四年，宋将殷孝祖筑城于清水，魏遣敕文击之；天安元年，宋将薛安都以彭城内属，常珍奇以悬瓠内属，宋遣张永、沈攸之讨安都等，魏遣尉元、孙伯恭等大破永、攸之；二年，宋冀州刺史崔道固、平原守刘休宾举城降；延兴元年，宋将垣崇祖寇东兖州，魏遣于洛侯讨破之。四年〔点校者按：应是太和四年〕，魏将元琛攻克齐马头戍，梁郡王嘉破齐将虞绍之于朐山；太和十二年，齐将陈显达寇边，诏元斤、莫亮等御之；景明四年，刘思祖破梁军于邵阳洲，擒其将张惠绍、赵景悦，《北史》本纪内皆不书。其应载于列传者，如临淮王谭破宋邹山寨，获米三十万，又造筏渡军，斩宋将胡崇及其兵万余；任城王澄弟破梁将杨公则等；中山王英与萧懿诸将战，克获甚多；齐将陈显达攻陷醴阳，魏遣穆亮讨之，显达败走；梁将马仙卑来关南筑城，司马悦遣将焚其城，擒刘灵秀；叔孙建之攻东阳也，城中竺灵夔为地道将遁，刁雍谓建宜速入城，迟则人将走尽；梁将王茂先入寇，魏遗刁整为杨大眼军司，大破茂先，斩梁将王花等；元显达以郢州降梁，魏遣源子恭讨之，败梁将夏侯夔，又败梁将夏侯，又败梁将胡智达，擒梁将阎次洪。此皆载在《魏书》各传中，而《北史》《任城王澄传》、《中山王英传》、穆亮、司马悦、刁雍、刁整、源子恭等传一切不书。岂《魏书》所载本不实耶，抑南、北两朝国史各自夸胜讳败，若一一存之，则《南、北史》核对多不符合，故宁一切删之，以免岐互之迹耶？
○《北史》较《北齐书》繁简互有得失处《北历》于《魏书》大概删者多而增者少，以《魏书》本芜杂故也。于周、齐诸书则增者甚多，盖周、齐诸书修于贞观，而每史皆须进御，兼有魏徵等为总载，故下笔不苟。其有琐言碎事稍有亵者，类从删削，史体固应如是也。然亦有过于简严，而不足以传其人之真者。《北史。高乾传》：河阴之战，高昂轻敌，以麾盖自随。西人尽锐攻之，一军皆没，昂单骑逃至河阳，太守高永洛与昂有隙，闭门不纳。求绳又不得，以刀穿阁，未彻而追者至，乃伏于桥下。追骑迫之，昂奋头曰：“来，与尔开国公！”遂斩以去。神武闻昂死，如丧肝胆，杖永洛二百。周师购昂首者布绢万段，岁岁与之，及周亡犹未竟。此段文字，千载下犹有生气，而《齐书》但云昂奔河阳城，不得入，遂为西军所害；真及索然无味。又《北史。慕容绍宗传》：神武临终语世子澄，谓可敌侯景者，惟绍宗。及神武殁，景果反，澄遣诸将往，皆败，乃遣绍宗与高岳讨之。景初闻韩轨往，曰“敢猪肠小儿”，闻高岳往，曰“此兵精人凡耳”，及闻绍宗往，乃曰：“谁教鲜卑小儿遣此人，若然，高王未死耶！”此可见绍宗素有以慑景。而《北齐书》但云：前后诸将往者，莫不为其所轻，及闻绍宗与岳将至，乃谓其属曰：“岳所部兵精，绍宗旧将，宜慎之。”语亦无生气。《斛律光传》：文宣时，周人每冬月椎河冰以防齐师，及武成时，齐人每冬月椎冰以防周师。此可以见两国先后强弱之迹。又光被诬死后，使邢祖信籍其家。祖问得何物，祖信以得宴射箭及挝奴仆枣木杖为对，大惭。此正以明光之无逆迹。《崔暹传》：高澄妃本魏静帝妹，澄宠王昭仪，欲立为正。暹曰：“天命未改，魏室尚存，公主无罪，不宜废辱。”此见暹之持正。《薛修义传》：神武沙苑之败，欲徙家口于定州，修义曰：“若晋州不守，定州亦不可保。”神武怒。修义请自守晋州，斛律金曰：“还仰此汉小儿守之，质其妻子。”神武乃使修义行晋州事。此亦见修义忠于谋国。而《北齐书》《光传》、《暹传》、《修义传》皆无之，此皆《北史》所增胜于原书者也。其他如《高慎传》增其出妻崔氏，氏乃崔暹妹，暹后得幸于高澄，澄盛礼嫁其妹。而慎后妻李氏色美，澄挑之不从，及慎叛入西魏，妻入逆口中，乃从澄。《高昂传》增其母张氏先有一男，令婢为汤，将浴之，婢偶他往，有养猴系解，投儿汤中死，张积薪缚婢及猴共焚之。又其兄乾求婚崔氏不得，昂与乾劫其女置村外，即劝乾野合以归。及昂死后，东方老塑其象祀之，头辄裂，再塑又裂。《崔忄传》增其教子弟郡守“莫作贼”之语，谓“我家作贼，止捉一天子下殿，推一天子上殿，不作偷驴摸犊贼。”又忄妾冯氏，邢子才等皆与之私，及入狱，又与诸囚奸。《王昕传》增其与崔昂同听鲜卑人语，昂问昕解否，昕曰：“楼罗楼罗，实自难解。时唱染干，似道我辈。”统计《北史》所增，如此类者，不一而足，此则无所关系，徒以新奇可喜眩人耳目，即不增亦可也。然《北史》亦有失之太简者。如《北齐书》赵郡王睿奏出和士开为刺史，胡太后不肯，或劝睿姑缓以慰太后，睿正色拒之，谓：“嗣主幼冲，岂可使邪臣在侧？当守之以死。”此见其嫉恶刚正处，而《北史》删之。《司马子如传》：尔可荣被诛后，尔朱世隆等欲还北，子如谓：“当回兵向京，或可致其离溃；即不然，犹可示强。”此亦见子如应变之略，而《北史》删之。《蔡亻隽传》：为济州刺史，魏孝武贰于神武，欲以腹心居济州，令御史劾亻隽罪。神武启复其任，帝不许，除贾显智代之。亻隽严兵守备，显智遂不敢入。此为魏帝与神武交恶之始，则《亻隽传》何得不载，而《北史》删之。《慕容俨传》：沙苑败后，俨守雍州，与西魏战二百余日，昼夜拒守，大破魏军，擒其将郭他。此见俨之忠于所事，而《北史》删之。《孙腾传》：神武起兵，腾谓朝廷隔远，不权有所立则众将沮散。神武乃立中兴主，此元朗得立之由，亦当时一大事，而《北史》删之。《斛律金传》：沙苑败后，神武尚不肯退，金以鞭拂神武马，乃退。是日微金则神武几殆，《北史》亦不书。又如《尉长命传》，《北史》既附其子兴敬，乃但志其官爵，而兴敬战死芒山之事则不书，此又《北史》失之太简者也。
●卷九○《北史》与《北齐书》互异处《北齐书。段韶传》：芒山之战，神武为西将贺拔胜所窘，韶一箭毙其前驱，追骑惮慑莫敢前，遂免，是韶所射乃胜之前驱也。《北史》则谓韶射毙胜马，追骑不敢进，乃免。按《神武纪》，神武走。贺拔胜以十三骑来追，槊将及神武，韶横射胜马殪，遂免。《后周书。胜传》亦谓胜追神武急，刃垂及之，会胜马为流矢所中死，比副骑至，神武已远去。则韶所射即胜马矣。《清河王岳传》：岳因帝责，忧悸不知所为，数日而毙，故时论以为赐鸩也。是尚未确指为赐鸩。而《北史》云：帝使高归彦赐以鸩，岳曰：“臣无罪。”归彦曰：“饮之。”乃饮而薨。则赐鸩系实事矣。《金祚传》：祚随尔朱天光军，天光来讨神武，留祚督东秦州军事。天光败，乃降神武。是祚从天光，天光败即降，只一次降也。《北史》谓祚为贺拔岳使讨仇池氐，平之，未还而岳被害，无所归，神武招之，遂降。后从孝武入关，宇文泰除祚晋州刺史，神武又遣尉景攻降之。是凡两度来降，且非以天光败而降也。《卢询祖传》：邢邵盛誉卢思道，以询祖为不及。《北史》高欢父名树，《北史》名树生，《北齐书》薛循义，《北史》谓魏收盛誉卢思道，以询祖为不及。此亦小异。又《北史》作薛修义。《北齐书》尔朱荣将有孙白鹞，《北史》作孙白鸡。《北齐书》李义深父名绍宗，《北史》谓名绍字嗣宗。《北齐书。段韶传》有梁将尹思令，《北史》作尹令思。
○《北史》与《周书》繁简各有失当处《北史》于后周事大概全据《周书》。如韦孝宽、韦睿、杨ɡ、元定、杨荐、王庆等传，悉仍《周书》原文，无所删改。其增于《周书》者，《文帝纪》帝初至平凉时，齐神武使侯景来招，帝欲留景，景不屈，乃遣之，斛斯椿谓帝何不留景，帝悔，急追之，已不及一事。《王罴传》增刺史崔亮举罴为长史，朝廷不许。及梁人寇峡石，亮又举之，果立功。又河桥败后，各州郡莫有固志，多怀两端，罴乃大开城门，任其去留，众感其诚信，皆无异志。《冯景传》增贺拔岳使景于齐神武，神武与之盟，欲结岳为兄弟。景还，以语岳，岳知神武之奸，遂不许。《尉迟迥传》增其起岳抗隋文，时州郡据地起兵应之者凡数十人，一一书之，以见同声响应。《卢辩传》增节闵帝使辩持节劳神武，神武已立中兴主，欲令辩见之，辩不屈，乃止。《长孙绍远〔原漏：“远”字〕传》增其与斐正议乐，以八为正全文。《斛斯徵传》增其与郑译议乐不合所上表全文。《贺若敦传》增其以负气为宇文护逼死，临殁语其子弼，谓“志欲平江南而不遂，汝当成吾志，吾以舌死，汝当慎之。”乃绰引锥刺弼舌以志戒。此皆《周书》所无而《北史》增之，较为详备者也。然又有删所不当删者。《罗协传》，《周书》纪其破杨辟邪之功甚详。《贺拔岳传》，《周书》尔朱荣既害朝士于河阴，齐神武劝荣称帝，岳谏荣乃止，岳又劝荣杀神武以谢天下。《独孤信传》，《周书》信为荆州刺史，至武陶，东魏遣田八能拒之，又遣张齐民出信后。信以兵少，若先破齐民，则东魏以为退走，益将增兵来追，乃先破八能，而齐民亦溃。《宇文贵传》，《周书》贵少时助刺史源子雍守夏州，战功甚著，又从子雍守邺，力拒不敌，潜出乞师，备极危苦。《李贤传》，《周书》万俟丑奴败后，万俟道洛尚据原州。贤使丑奴党阿宝，诳道洛出城，遂克原州。道洛又来围城，城中有贼党为内应，引道洛入城，贤力战，道洛乃退走。《贺若敦传》，《周书》有破蜀蛮下数十栅等功。《陆腾传》，《周书》有破蜀贼蔺休祖等功。《伊娄传》，《周书》有破蜀贼王令公、邓フ，及破郢贼王道肯等功。《刘雄传》，《周书》齐人背约，斛律光来筑通关城，周遣雄使于光，责其负约。雄又同齐王宪拔齐伏龙等五城，及以二十余骑破吐谷浑七百骑等功。《北史》一概不书。又凡军事，为别将有功，固当书，即不为别将而从征有功者，亦不容没，乃厍狄昌、辛威、田宏、梁椿、梁台等传，皆从征建绩，而《北史》一概不书。则凡所谓功臣者，其功安在耶？又如寇洛本贺拔岳偏将，及岳为侯莫陈悦所害，众共推洛统兵。洛自以非才，乃与赵贵等议迎周文主军事。《北史》不书其迎奉周文之由。但云众推洛为盟主，统岳之众，周文至，以洛为右都督。洛既为盟主矣，周文至，何以遽出其上，而以洛为都督耶？于谨从广阳王破斛律野谷禄等，时群盗蜂起，谨请于广阳，愿驰往谕之。于是铁勒酋长皆来附。是破野谷禄后别谕群贼也。《北史》删群贼蜂起句，但云从广阳王破斛律野谷禄等，谨请驰往谕之，则似再谕野谷禄矣。既破矣，何必再谕耶？此皆《北史》好简之失也。
○《北史》与《周书》互异处《周书》破六韩拔陵之将有卫可孤，《北史》作卫可瑰。《周书》列传有蔡携，《北史》作蔡亻隽（按《北齐书》亦作蔡亻隽）。《周书》芒山之战有太守慕容思庆，《北史》作慕容思度。《周书。宗室传》内广都公名真，《北史》名贡。《周书》叱罗协之子名金，《北史》名金刚。《周书》齐王宪之死年三十五，《北史》年四十。《周书》宣帝子衍封邺王，《北史》封莱王。《周书》贪贤不载其何处人，《北史》谓金城χ罕人。《周书》李弼辽东襄平人，《北史》谓陇西成纪人。《周书》李弼长子辉，次子耀，《北史》谓耀居长，次子辉尚文帝女，故以为嗣。《周书》独孤信第三子穆，封文成县侯，《北史》谓必要侯。《周书。王谦传》有隆州刺史阿史那瑰，《北史》作高阿那肱。按《北齐书》高阿那肱本齐嬖臣，入周从王谦起兵诛死，是同谦起兵之阿史那瑰即《北齐书》之高阿那肱也。又按《北史。阿那肱传》末云：齐文宣时，有阿那瑰亡国之谣，故文宣屡击蠕蠕主阿那瑰，而不知亡齐者乃阿那肱，其名虽作肱字，世人皆称为瑰音云。则《周书》盖以当时所呼为名也。《周书》田宏子名恭，《北史》名仁恭。《周书》贺若敦代人，《北史》谓河南洛阳人。
○《南、北史》夹叙法《南、北史》往往用来叙法，盖以人各一传则不胜其立，而事之可喜者又不忍割爱，故因端而旁及之。如《齐豫章王嶷传》忽入荀丕一小传。《虞玩之传》忽入唐寓之反一事。《王僧虔传》忽入陈天福豫作寿冢，冢成而遭刑，即葬焉；刘镇之少年病笃，已办凶器，后九十余乃卒，方用之。《崔慧景传》忽入东阳女子娄逞变服为丈夫，仕至议曹从事，事发，乃为妇人服以去。《曹景宗传》忽入钟山蒋帝神一事。《始兴王忄詹传》忽入穰城人年二百四十岁，上津人年一百十六岁等事。《北史。斛律光传》因光死，命邢祖信籍其家，祖问得何物，祖信以宴射箭、挝仆枣木杖为对，大惭。人皆尤祖信，曰：“好宰相尚死，我何足惜。”此叙祖信正明光之无罪也。因带叙祖信少时，父为李庶所卿，信亦诣庶曰“暂来见卿，还辞卿去”之一事。《李元忠传》忽附其女名法行，自誓不嫁，出家为尼。弟宗侃与族人争田，法行以己田偿之，由是两家感义，闲其田俱不取一事。此等事于本传初无甚关涉，而牵连书之，可以见事繁文省之法，亦以见其好奇之过也。
○《南、北史》复传《南、北史》复传甚多，如蛮、貊诸国在南者则宜载之《南史》，间有与北朝通使之事，即附见于本传中，而北史不必立传。在北者则宜载之《北史》，间有与南朝通使之事，亦附见于本传中，而《南史》不必立传。乃林邑诸国既在《南史》矣，而《北史》又传之；蠕蠕诸国既在《北史》矣，而《南史》又传之；宕昌、高丽亦两史各见，以及刘昶、薛安都、萧宝寅、萧综、萧大圜、萧祗、萧泰亦南北各立传，殊属繁复。若以其本南朝人奔北受官，则立传于北，而传中叙明其先在南朝世系功绩可矣。如羊侃曾立功于魏，后归梁，遂立传于南，而《北史》不复有传；裴叔业立功于齐，后降魏，遂立传于北，而《南史》不复有传，未尝不繁简得宜也。况《南史。崔慧景传》末云：旧史《慧景传》后有《裴叔业传》，今以其事终于魏，故不复立传于《南史》。延寿亦自以南、北并传为戒，乃可以于刘昶等复出若此，不几自乱其例耶？又羊侃归梁后，立功甚著，自宜立传在南；叔业则生平功绩俱在萧齐，后虽兵败降魏，实未赴而卒，则于北朝本无事可纪，非侃之入梁立功可比，自应仍传于南。而于传末书明降魏未赴而卒之事，乃反不传于南而传于北，亦编次之未当也（据《南齐书。东昏纪》永元二年二月，裴叔业病死，兄子植以寿春降虏，是降魏者乃裴植，而叔业及身并未降魏也，乃反立传于北，尤觉失当）。萧摩诃立功于隋，又与汉王谅作乱，若循裴叔业之例，则应立传于《北史》，乃又传于南而不传于北，可知《南、北史》体例亦不划一。○《南》、《北史》自相牾处《南史。张丽华传》：丽华从陈后主入井，隋军出之，晋王广命斩于青溪。而《北史。高传》：晋王欲纳丽华，曰：“武王伐纣戮妲己，今平陈不宜娶此。”乃斩之。是《南史》以为晋王所杀，《北史》以为高所杀。其自相牾一也。《北史。徐之才传》：之才与朝士出游，遥望群犬竞走，诸人试令目之，之才即曰：“为是宋鹊？为是韩卢？为逐李斯东走？为负帝女南徂？”则此语未本出之才也。及其自叙先世家传，又谓李神亻隽于路见狗，温子升戏曰：“为是宋鹊？为是韩卢？”神亻隽即应声曰：“为逐丞相东走？为共帝女南徂？”则又以此言为子升、神亻隽二人之语矣。其自相牾二也。《北史。齐孝昭帝纪》；幼主时，帝为常山王，以杨等猜忌，斥居藩邸，乃执及燕子献、可朱浑天和、宋钦道于尚书省中，入云龙门，遇郑子默，又执之，同斩于御府之内。至东阁门，成休宁呵止之，不得入，高归彦谕之，乃放仗。帝至昭阳殿，见幼主及太皇太后，奏等罪，求伏专擅之辜。时卫士皆披甲待诏，武卫娥永乐武力绝伦，又被文宣恩遇，抚刃思效。幼主吃讷，不知所言，乃纳刀而泣。《杨传》则云：常山王执等于尚书省，拳杖乱殴，各十人持之，又执郑子默，于是拥等入云龙门，至太皇太后及幼主前，具陈“等将为乱阶，臣等为国事重，共执等，未敢刑戮，专辄之失，罪合万死。”时领军刘桃枝等叩刀仰视，幼主不睨之。太皇太后谓幼主：“何不安慰尔叔？”幼主曰：“天子亦不敢也叔惜，岂敢惜此汉辈！任叔处分。”遂皆斩之。据本纪则常山王先斩等而后入奏也，据《传》则拥入见后主后始被杀也。又本纪谓武卫娥永乐抚刃思效，《传》谓邻军刘桃枝叩刀仰视，亦不划一。其自相牾者三也。《齐神武纪》及《段韶传》：贺拔胜追神武垂及，因马倒而神武得脱之事，乃芒山之战也。而《贺拔胜传》又云：齐神武攻玉璧，胜从周文，见神武旗帜，乃持槊追神武，刃垂及之。则又以此为玉璧之战矣。其自相牾者四也。沙苑之败，《齐纪》谓神武以地厄少却，西人鼓噪而进，齐军遂大乱。而《周纪》则谓齐军望见周军少，竟萃于左军，周文鸣鼓起，于谨等皆来合战，遂败。是神武方竞前趋利而败，非因地厄少却而败。其自相牾者五也。
○《南》、《北史》亦有繁冗处《南》、《北史》本李延寿承其父大师遗意，刊究南北各朝事迹，勒成此书。《新唐书》谓其有条理，删落酿词，过本书远甚。今按其书，较各朝史实为简净，然亦有采摭新奇荒诞之事，增多于旧者。如叙宋武帝、齐高帝微时符瑞各数千字，梁武帝、陈武帝符瑞则又不总叙在前，而间段插叙于纪中，亦各数千字，此皆好奇之过也。史称宋武微时多符瑞，及贵，史官审以所闻，皆拒而不答。延寿之识反不及此耶？又叙齐东昏荒纵之事，亦较《齐书》增多数千字。《沈约传》叙约先世几至三千余字。《魏收传》叙先世亦如之。《李谧传》后亦叙其先世，累幅不尽，皆未免繁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