陔余丛考 - 第 21 页/共 33 页
○此外有蕃年号见于《唐书》、宋、元、明史及《通鉴》、《玉海》者，今并摘录土番赞普（彝泰）。
渤海王武艺（仁安）。钦茂（大兴）。华（中兴）。嵩邻（正历）。元瑜（永德）。言义（朱雀、太始建兴。《唐书》所记如是，《通鉴》又谓明忠〈太始〉、仁秀〈建兴〉，《玉海》又谓彝震〈咸和〉）。
南诏酋龙（建极。见《玉海》）。法（贞明承智大同，六字为号。见《通鉴》）。舜化（中兴。此外又有明圣、保和、政安、明统等号，又有崇兴大宝、天瑞景星，皆四字为号，见《玉海》）。
日本王孝德（白雉。见《唐书》）。又有天元、康保、仁平、延历、永延、文治、宽宏、应保、宝龟、白龟、天庆、天历等号，又有天平宝胜四字为号。（俱见《玉海》）。平秀吉（文禄。见《明史》）。
交趾陈日尊（宝象、神武。见《宋史》。而《玉海》作李曰尊。《元史》安南又有绍隆、绍宝等号）。李乾德（太宁。此外又有天纪宝象、彰武嘉庆，皆以四字为号。见《玉海》）。
安南黎苍（元圣）。简定（兴庆）。陈季扩（重光）。涂山僧范玉（永宁）。黎利（顺天）。黎麟（维宁、大宝）。黎（大利、延宁）。黎琮（天兴）。黎灏（光顺、洪德）。黎晖（景统）。黎谊（端庆）。陈篡立（应天）。黎周（洪顺）。莫登庸（明德）。莫方瀛（大正）。黎宁（元和）。黎宪（光照。俱见《明史。安南传》）。
大理（有保天、道隆、文治、利贞等号）。
高丽（有延祥、正丰等号）。
于阗（有同庆年号）。
柔然（有始平年号）。
蜀丛帝（万通。以上五条俱见《玉海》）。
瓦刺也先自立可汗（添元。见《明史》）。
（此外道经有延康、赤明、龙汉、开皇、上皇、无极、永寿等号，见《隋志》）○改元欧阳公云：年号以一为元，亦未常有法，盖古人之语尔。古谓岁之一月，不曰一月，而云正月。《国语》六吕曰元间、太吕，《周易》六爻曰初九。大抵古人言数多不云一，不独年号也。后世始以孔子书元年为《春秋》大法，遂以改元为重事。汉以后又名年以建元，而称号遂多，不胜其纪也。按欧公此说，亦臆度之词。古人最重者元，汉《律历志》云：历始曰元。《传》曰：元者，善之长也。又曰：体之长也。三统合于一元。古人所谓元祀、元年，盖取诸此。董仲舒亦曰：《春秋》谓一元之意，万物所从始也。元者，辞之谓大也。谓一为元者，视大始而欲正本也。是建元为重事，由来远矣。古者天子、诸侯皆终身一元年，无所谓改元者。《史记》秦惠文王十四年更为元年，此实后世改元之始。汉文帝因新垣平之言，亦以十六年为后元年。景帝又有中元年、后元年之改。至武帝而改元十余次。后人但知改元自武帝始，则以武帝有年号，人所共见，而不知改元实非始于汉武也。历代以来，又有不应建元而即有年号者。如刘渊称汉王，即建元元熙，僭帝位，又改永凤。石勒称赵王，即建元太和，僭帝位，又改建平。吕光据姑臧，即建元太安，称三河王，又改麟嘉，称天王，又改龙飞。以及诸僭伪国，如乞伏、沮渠、秃发之类，虽不称帝而各有年号是也。又有不改年号而但改元者。如光武帝仍建武之号，而改为中元年。梁武帝仍大通之号，而改为中大通元年是也。有一岁而两三改元者。汉中平六年，献帝即位，改元光熹；张让、段诛后，改元昭宁；董卓辅政，改元永汉，此一岁四号也。晋惠帝太安二年，长沙王事败，成都王颖改元永安；河间王得政，又改元永兴。魏孝明帝武泰元年崩，孝庄帝立，即改元建义，又改元永安。宋废帝子业即位之次年，改元永光，又改元景和。唐中宗嗣圣元年，武后既废立，改元文明，九月又改元光宅。垂拱五年春改元永昌，十一月又改元载初。天授三年夏四月改元如意，秋九月又改元长寿。及长寿三年夏五月改元延载，十一月又改元证圣。其明年九月改元天册万岁，十二月又改万岁登封。其明年四月改元神功，十一月又改元圣历。又四年改元大足，十月改元长安。（按武后以建子月为正朔，凡十一月之改，已属岁首。）及金哀宗正大九年既改开兴，又改天兴。明万历四十八年神宗崩，光宗立一月崩，熹宗立，从左光斗议，以今年八月以前仍为万历八月，以后为泰昌，明年为天启。是皆一岁两三号也。有不应改元而即改者。蜀先主卒，子禅嗣未逾月，即改元建兴。吴孙亮、晋惠帝、宋元凶劭亦然。《宋书。五行志》谓数君皆不终其位是也。有应改元而不改者。人君即位逾年即改元，而梁末帝、晋出帝、刘承钧皆逾年不改元，又明年始改。孟昶即位五年始改，金熙宗即位亦二年始改，唐哀帝、汉隐帝、周世宗皆用先世年号，终身不改。哀帝、隐帝皆年少，且迫于权臣，故不暇及，世宗何以亦因循如此？岂以周太祖甫改元即崩，显德之号初未尝用，遂袭以纪年耶？又有年号犯讳而不改者。梁末帝名友贞，而年号贞明；汉隐帝名承，而年号乾；夏主仁孝之父名乾顺，而仁孝亦改元乾，举朝之人不闻议及，何也？○年号用字年号用字，固取吉祥，然又有当慎择者。晋元帝改元永昌，郭璞谓永昌之名有二日之象。齐郁林王建元隆昌，《南史》论亦谓同此谶焉。梁侯景立萧栋，改元天正。武陵王纪僭位，亦改元天正。识者以为“于文天为二人，正为一止，言各一年而止也。”永丰侯叹曰：“昔桓玄年号大亨，识者谓二月了，而玄之败实在仲春。今曰天正，在文为一止，其能久乎？”纪与栋果皆为元帝所害。北齐文宣帝年号天保，识者曰：“天保之字为一大人只十也。帝其不过十乎？”文宣果在位十年。后主纬奔邺，命安德王延宗守晋阳。延宗为众所推，即帝位，年号德昌。人以为“德昌者，得二日也。”果即位之明日，被周师所围，越宿而败，正得二日。萧琮年号广运，识者曰：“运之为字，走军也。”隋炀帝改元大业，或以为“大苦来”。唐僖宗年号文明，及黄巢反，以为唐去丑口而着黄，明已当代唐，以为图谶。宋徽宗改宣和，或云一家有二日，果徽、钦同帝。钦宗改元靖康，或以为立十二月，果周岁而失国。或又谓“十二月立康王”之兆，其谶果验。明泰昌亦二日也，果是年天启继位。凡此虽皆偶然适中，未必因此遂致不祥，然亦不可不加意也。（沈作又谓：年号最忌与前世谥号、陵名相犯。本朝熙宁、崇宁二名，乃南朝章后、宣后之陵名也。亦当时大臣不学之过。则年号并当避陵名矣。亦见袁文《瓮牖闲评》。）
○年号并称宋以前国家年号，从无割取一字而以两年号并称者。自宋始有熙丰、乾淳之语，至见之章奏，笔之著述。然犹一帝改元之号，自为联属也。至明乃合两帝并称，如永宣、成弘、嘉隆、隆万、天崇之类，并有取下一字并称，如化治、庆历、启祯者。虽无甚关系，然亦草野横议之一端也。本朝未有明禁，而自无此习。一则列圣享国久长，一则朝廷尊严，人情敬畏故也。按唐德宗思贞观、开元之治，乃建号贞元。宋孝宗兼取建隆、绍兴，乃建号隆兴；取乾德、至道，乃建号乾道。宁宗兼取开宝、天禧，乃建号开禧。（《金史》：完颜匡曰：“宋取先世开宝、天禧，纪元开禧，岂忘中国者哉！”）然则朝廷之上已开其端矣。
●卷二十六○翰林翰林之名，本于扬子云《长杨赋》，所谓子墨客卿问于翰林主人，盖谓文学之林，如“词坛”、“文苑”云尔。古未有以此为官名者。其设为官署，则自唐始。然唐时翰林本内廷供奉之名，非必皆文学也。《旧唐书。百官志》：翰林为词学经述及僧道祝卜等待诏之所。高宗时，刘之等以文词召入待诏，时号北门学士。玄宗时张说、陆坚、张九龄、张等亦召入，谓之翰林供奉。凡表疏批答，或诏从中出，宸翰所挥，亦资其检讨。此翰林名官之始也。（《吴通玄传》载陆贽疏言：承平时，工艺书画皆待诏翰林，而无学士。至德以来，命集贤学士入禁中草书诏，待进止于翰林院，因以名官。则翰林学士又自至德中始。然叶石林云：唐之翰林，开元以前未有学士之称，曰翰林待诏，曰翰林供奉。开元二十六年始改供奉为学士，以张等为之。与《旧唐书。百官志》相合。则翰林之有学士，实始于开元，而非始于至德。）当其初设翰林，本以便于燕私游艺，凡技术之士皆在焉。学士亦技术之一，故亦待诏于此。其后以撰拟诏命，得参机务，遂别为清要之极选。然其时翰林犹有杂流，如天宝中有嵩山道士吴筠，乾元中有占星韩颖、刘ピ，贞元中有奕棋王叔文、侍书王亻丕，元和末有方士柳泌、浮屠士通，皆待诏翰林。柳公权亦充翰林书诏学士。又《顺宗本纪》罢翰林、医工、相工、占星、射复冗食者四十二人。沈括所谓工艺群官皆称翰林是也。辽、宋以来，尚仍其制。辽本纪有翰林茶酒使。《宋史》：安忠掌翰林司内衣库提点医官院。韩显符善占候，诏官翰林天文。钱惟演工书，太宗命翰林书学贺丕显至其第取之。本纪：雍熙四年，校医人优者为翰林学生。元丰四年，改翰林医官院为医官局。大观三年，诏医学并入太医局，书入翰林书艺局，画入翰林画图局。是宋时翰林亦尚沿唐制，杂艺皆居之。其专以处文学之士，则自明始。
○学士学士之名，其来最久。裴松之《三国志注》：正始中，诏议圜丘，普延学士。是曹魏时已有学士之称也。晋、宋以后，增置渐多。宋泰始六年，置总明观学士，后省总明观，于王俭宅开学士馆，以总明四部书充之。齐高帝诏东观学士撰《史林》三十篇。永明中置新旧学士十人，修《五礼》。又竟陵王子良集学士抄五经百家。梁武时，沈约等又请《五礼》。各置旧学一人，人各举学士二人相助。又命庾肩吾、刘孝威等十人为高斋学士。简文为太子，又开文德省，置学士刘孝标撰《类苑》。梁武又命诸学士撰《华林遍略》以高之。陈武帝亦诏依前代置西省学士。其它散见于南、北史各传者，如虞荔、张讥俱为士林馆学士，蔡翼、纪少瑜、庾信为东宫学士，傅纟宰、顾野王、阮卓为撰史学士、沈峻、孔子祛为西省学士，陆琰、沈不害为嘉德殿学士，岑之敬为寿光殿学士，阮卓又为德教殿学士。是六朝时或省，或观，或殿，或馆，随所用各置学士。第其时所谓学士者，无定员，无定品。《隋书。柳传》：晋王广招引文学之士百馀人充学士，以师友处之。于时诸王皆有学士，晋王广以庾自直为学士，秦王俊以潘徽为学士。此藩王亦得置学士也。《韦孝宽传》：孝宽虽在军中，笃意文史，末年患眼，犹令学士读而听之。是节帅亦得置学士也。隋文帝令段文操督秘书省学士，文操性刚严，学士颇存儒雅，文操辄鞭挞之，前后或至千数。则学士且不免受挞矣。盖其时所谓学士，不过如文人云尔。唐太宗为天策上将军时，以司勋郎中杜如晦、考功郎中房玄龄、军咨祭酒苏世长等十八人，以本官兼学士。司勋、考功等，其官也；学士则总名也。即位后置弘文馆，悉引学士番宿更休，参帷幄，论文史，其职渐重。乾封以后，范履冰等为学士，撰拟诏敕，地益清要。然《通考》谓弘文、集贤学士分属中书、门下，则犹有所属也。至开元改翰林供奉为学士，别建学士院于翰林之南，已与翰林分为二。然以翰林近御清切，故犹冒翰林之名，于是有翰林学士官名，其职乃专掌制诏。时以为天子私人，号称内相。至德以后，又于学士中择年深望重者一人为承旨，往往至宰相，于是学士遂为公辅之先路矣。至学士品级之高下，则累朝各不同。《通考》云：唐之翰林学士，只取文学之人，随其官之高卑，入院者皆为学士，廷觐之际，则各随其元官立班，而学士未尝有一定品秩也。今按《唐书。高璩传》云：璩以翰林学士擢谏议大夫，近世学士超省郎进官者，惟郑颢以尚主、璩以宠升云。是学士尚不得遽迁省郎。又陆贽以翰林学士从奉天，及归，迁中书舍人，后以兵部侍郎复为学士。李吉甫以考功郎中入翰林为学士，迁中书舍人。可见学士本无定品。至宋时始定制，资浅者为直院，暂行者为权直，而真为翰林学士者职独显矣。金初翰林学士承旨正三品，贞三年升从二品，翰林学士正三品，侍读、侍讲学士俱从三品，直学士从四品，待制正五品。元制承旨从一品，学士正二品，侍讲从二品，直学士从三品，待制正五品，修撰从六品。明洪武初定翰林院承旨正三品，学士从三品，侍读学士正四品，侍讲学士从四品，直学士正五品。十四年革承旨及直学士，定学士为从五品。十五年设殿阁大学士，亦正五品。永乐中定大学士，班在翰林学士之上。
○侍读、侍讲学士、修撰、编检《石林燕语》谓：咸平中，始置翰林侍读学士，以杨徽之为之。又置翰林侍讲学士，以邢为之。王阮亭《香祖笔记》引为讲读学士之始。（亦见《宋史。真宗本纪》。又《夏侯峤传》：真宗二年始建讲读之职，命峤为翰林侍读学士。）然《通考》开元十三置集贤院侍讲学士、侍读直学士。《唐书》郑朗为侍讲学士。则讲读学士实自唐始也。至讲读之名本起于东汉，桓荣荐门下生侍讲，乃听荣出。桓郁以少府再入侍讲。黄琼以选入侍讲禁中（俱见《后汉书》）。此侍讲之始也。及六朝，则又有侍读为东宫官属。《南史》到洽与陆亻垂对掌东宫管记，俄兼侍读。陈天嘉中，诏顾越侍东宫读，寻迁羽林监，侍读如故。又江泌为永康王侍读，傅昭为南郡王侍读。《北史》：周文帝以薛慎为宜都公侍读。此皆唐以前侍读之官。《唐书》：陆质为太子侍读。《宋史》：真宋时，冯元为翰林侍读，马宗元为翰林侍讲，俱不带学士。此又近代翰林侍读、侍讲之始也。修撰之官，唐时亦已有之。《旧唐书。百官志》国四史修撰官，学士院亦有修撰官。裴坦常为史馆修撰。《宋史》：哲宗元六年，置国史院修撰官。是唐、宋以来国史院、学士院俱有此官，非专以属廷试之第一人也。至有元张起岩以进士首选，特旨改集贤修撰，此为状元授修撰之始耳。《续通考》谓编修本枢密院官，元时始改为翰林之属。又至正中，因学士夔夔言，改奎章阁为宣文阁，艺文监为崇文监，置检讨官十六员，以为近代编修、检讨之始。按《旧唐书》学士院修撰之下有校理官、检讨官。王彦威以淹识典礼，由太常卿特令补检讨官。《宋史》国史院有编修官，枢密院有检讨官，又有官制局检讨官，毕仲衍尝为之。《文文山纪年录》；登第后为国史院编修官、实录院检讨官。《金史》移刺履为国史院编修官。则编。检二职，唐宋已有之，亦不自元始。
○唐时翰林学士不必皆进士出身唐时翰林学士，据《通考》云，只取文学之人，各随其官之崇卑，入院者皆为学士。官尊者号称内相，可以朝夕召对，参议政事，或一迁即为宰相。其孤远新进，或起自初阶，或元无出身，至试令草麻，甚者试以诗赋，如试进士之法，其人皆呼学士。又云：自诸曹尚书以下至校书郎，皆得与其选。是唐之翰林学士，虽无出身者亦得为之，其以他官入者，亦不必皆由科目。今按李德裕以荫入官，后擢翰林学士、知制诰。刘邺由幕僚擢左拾遗，寻为翰林学士。吴通玄及弟通微，以太子友召翰林学士。郑覃以荫补校书郎，后为翰林侍讲学士。郑朗由辟署幕僚亦为侍讲学士。王叔文以棋待诏，后为翰林学士。是皆不必进士出身也。○翰林撰文署名《唐书。苏传》：玄宗爱文，谓：“卿所为诏令，别录副本，署臣某撰，朕当留中。”后遂为故事。后世翰林撰文，例书名以进，其此欤？
○庶吉士庶吉士，自明初始，然不仅作翰林院官也。洪武初，有六科庶吉士。十八年选进士在翰林院及承敕监等近侍者，俱称庶吉士。二十一年，以进士解缙为中书庶吉士。是六科及承敕监、中书俱有庶吉士矣。永乐二年，既授一甲三人曾、周述、孟简等官，复命于第二甲择文学优者杨相等五十人，及善书者汤流等，俱为翰林院庶吉士。继又命解缙等选才资英敏者，就学文渊阁，共二十八人。周忱自陈年少，愿学。帝喜，增为二十九人。阅三年试之，其留者，二甲授编修，三甲授检讨，不得留者即为给事中、御史及州县等官。于是庶吉士遂专属翰林。（张益、王翱皆永乐十三年进士，益由庶吉士授中书舍人，翱由庶吉士授大理寺丞。则庶吉士亦有改授小京官者。）其后每科所选，多寡无定。永乐十三年选六十二人，宣德二年止选邢恭一人。又或数科不选，有时合数科通选。（萧成进士，需次于家。宣宗命三科进士选二十八人为庶吉士，与焉。）至弘治四年，给事中涂旦以累科不选庶吉士，请循祖制行之。大学士徐溥乃言：“自永乐以来，或间科一选，或连科屡选，或合数科同选，初无定限。或内阁自选，或礼部选送，或会同礼部同选，亦无定制。请自今每一次开科即一次选用，令新进士录平日所作杂文呈礼部，送翰林阅后，按号行取。礼部以糊名试卷偕阁臣出题考试，试卷与所投之文相称，即收入选。每科不得过二十人。孝宗从其请，著为令。（按宋制，将试馆职，则先命从官各以平日所为文五十篇，送学士院选择，而后召试。）此又每科馆选之始也。其教习庶吉士，始于正德中，命学士为之。（《选举志》谓以翰詹资深者一人课之。）万历以后，掌教习者，专以吏、礼二部侍郎二人为之。（《明史。选举志》：嘉靖八年，帝亲阅廷试卷，手批一甲罗洪先、杨名、欧阳德，二甲唐顺之、陈束，任瀚六人对策，各加评奖。大学士杨一清遂选顺之等二十人为庶吉士。忽有旨：庶吉士之选，迩来大臣徇私植党，无益于国。其事遂止，至十一年乃复举行。）
○前明翰林不必皆由庶吉士《明史。选举志》：自洪武十八年，廷试擢一甲进士丁显等为翰林院修撰，二甲马京等为编修，吴文等为检讨，进士之入翰林由此始也。然明初翰林尚不必皆由科目。如杨士奇以史才荐入翰林，充纂修官，胡俨由县令荐入翰林，邹缉由明擢经侍讲，沈度、沈绛以善书入翰林，氵存至学士，刘铉亦以善书召入翰林，举乡试授中书舍人，进侍进，皆非进士也。即进士入翰林，亦有不必由庶吉士者。如黄淮由中书舍人改翰林编修，金幼孜由户科给事中改翰林检讨是也。自永乐中，于进士榜下取翰林庶吉士，仁、宣间三杨当国，衣钵相传，于是翰林之官无有不由庶吉士起者。惟陈继由布衣，以杨士奇荐入翰林，杨翥以景帝潜邸旧恩入翰林，已为仅事。天顺中，编修马升、检讨傅宗皆不由科第。李贤当国，即出之于外，为参议等官。资格既定，遂牢不可破。弘治中，布衣潘辰以才望入翰林，一时称异数，然初入不过为翰林待诏耳。直至嘉靖中，张璁、桂萼等当国，以己本由部曹特赐翰林学士，遂停庶吉士不选，而讲、读、编、检皆从吏部推补。于是席春由他曹改用检讨，张邦奇由提学孜右庶子，迁祭酒，甚至黄绾本萌生，亦以议大礼为少詹事兼侍讲学士。以任子官翰林，前此未有也。霍韬疏言：“自杨荣、杨士奇、杨溥，顾东阳、杨廷和等专权植党，笼翰林为属官，中书为门吏，故翰林迁擢不由吏部，而中书至有进秩为尚书者。”当时璁、萼、韬等持论如此。然成例猝改，举朝大哗。当璁、萼、韬等由郎署入翰林时，乔宇疏言：“内降恩泽，先朝仅施于佞亻幸小人，士大夫一预其间，即不为清议所齿，况学士最清华，俾萼等居之，谁肯与同列哉！”可见成例入翰林为竺固难变革，是以不久仍复旧例。其后文征明以善书征入翰林为待诏，诸词臣以其不由科第，犹群呼为书博士，不屑与同列。直至崇祯皇帝以儒臣迂缓，不习吏事，乃改旧例，择知推卓异者入翰林。于是汪伟以知县得翰林（见伟传）。成勇以知县得南京吏部主事，谕德黄景为勇及朱天麟称屈，天麟即得要。勇不先赴南京，遂不复改（见勇传）。此又有明一代馆选沿革之源流也。（《选举志》：成祖初年，内阁七人，非翰林者居其半，翰林纂修亦诸色参用。自天顺二年李贤奏定纂修专选进士，由是非进士不入翰林，非翰林不入内阁，南北礼部尚书、侍郎信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。而庶吉士始进之时，已群目为储相。通计明代宰百七十馀人，由翰林者十九。）○殿阁大学士大学士之官起于唐。《旧唐书。李通传》：中宗景龙二年，修文馆置大学十四，以李峤、宗楚客、赵彦昭、韦嗣方为之。此大学十之始也。然犹不常设。明皇欲以张说为大学士，说曰：“学士本无大称，中宗宠待大臣，始有之。臣不敢昌。”乃免。德宗欲以李泌为大学士，泌亦援张说之言力辞。至崔园又引泌语辞。然陈希烈在明皇时为崇元馆大学士，则张说虽尝辞这，而希烈仍为之。又姚宽《西溪丛语》：宋制，宰相出镇，带资政殿大学士，执政无大字。苏易简出，被遇独厚，迁紫宸殿，以称呼不便，用观文殿。因此宰执出镇，优遇者除之。（按《通考》又云：仁宗皇元年，诏置观文殿大学士，宠待旧相。今后须曾八任宰相乃得除。）《春明退朝录》：唐制，宰相四人，首相带太清宫使，次三相带弘文馆大学士及集贤殿大学士，以此为序。（此制《唐书》不载。）宋朝惟二相，昭文首相领之，集贤次相领之。赵中令虽独相，初只领集贤，久之方迁昭文。据此，则唐、宋宰相原带大学士也。明初仿元制，设中书省，左右丞相。洪武十三年，诛丞相胡惟庸后，遂罢中书省，政归六部。寻四辅官，经儒士王本等为之，不久亦罢。十五年始置华盖殿、武英殿，文渊阁、东阁诸大学士。（礼部尚书邵质为华盖，检讨吴伯宗为武英，翰林学士宋讷为文渊，典籍吴沉不阁。）又置文华殿大学士（耆儒鲍恂等为之），秩皆五品。其时所谓大学士者，不过侍左右、备顾问而已，于机务无与也。然一日万几，不能无赞理。成祖不侍读解缙、编修黄淮入直文渊阁，又命侍读胡广、修撰杨荣、编修杨士奇、检讨金幼孜及胡俨同入直，寻直广、荣、幼孜俱文渊阁大学士。机务之属大学士始此。然是时大学士仍不过五品，若迁秩例须改他官，不复能入直。（胡俨直文渊阁后迁国子祭酒，遂不得入。）故成祖特命吏部，凡内阁诸臣考满，勿孜他任。于是荣、士奇等虽在机要，终成祖世，不过五品官。仁宗即位，升士奇为礼侍郎，荣为太常卿，幼孜为户部侍郎，黄淮为通政使，偕仍兼殿阁大学士。宣德中，又皆进尚书。盖早居内阁，而官必以尚书为尊也。其后又加公衔领尚书之职，地皆清要，兼官又尊，于是大学士亦遂忘其原品本卑，而隐然钧衡之重，与百寮殊矣。然此犹皆从翰林入内阁，既入后，以年劳氵存升侍郎、尚书，未有既为侍郎、尚书而入阁者。宣德中，陈山、张瑾皆以尚书兼大学士，不久仍罢。正统、景泰中，苗衷、高、俞刚、江渊等以侍郎入，王文以左都御史入。弘治中丘以礼部尚书入（尚书入阁自始）。自是大学十遂为侍郎尚书迁价矣。（按景泰中，彭时犹以修撰入阁。天顺初，岳正以修撰入阁。）
又前明大学士皆翰林出身，盖自永乐中黄淮、胡广等入直，本皆词臣。正统中三杨已老，所汲引马愉、曹鼎等亦皆由翰林入。自是沿为故事，入阁未有不由翰林者。《明史。张至发传》：非翰林入阁者，自世宗朝许讠赞。后至崇祯中，至发始以外僚入。今按李贤由进士授吏部主事，本翰林，英宗时兼翰林学士入阁，则世宗以前亦有非 林而入阁者。即英宗时张璁由刑部主事，夏言由给谏，皆擢礼部尚书入阁，则非翰林而入阁者，亦不止讠赞一人。第此数人系偶然破例，其余仍未有不由翰林者，故相沿以阁为翰林故物。《职官志》：嘉、隆以前文移犹称翰林院，以后则竟称内阁矣。万历中内阁缺人，议者谓不当专用词臣，宜与外僚参用，然卒不果（见《李三才传》）。迨崇祯 皇帝因郑伟不娴票拟，章疏中有“何况”二字，误以为人名，拟旨提问，经帝改驳，自是词臣为帝所轻，而阁臣不专用翰林（见《郑以伟传》）。 ○阁老阁老本中书人之称，今俗以称大学士，非也。《唐书。杨绾传》：绾为中书舍人，故事，舍人年久者为阁老，其公廨杂料皆取五之四，绾悉均给之。杜诗“生理只凭黄阁老”，亦指严武，非谓宰相也。查初白诗自注：旧传文渊阁为翰林内署，诏册制诰皆属焉，凡宣召文移止称翰林院，初不以内阁名。每日与阁臣会食，轮学士一人专掌诰敕，多挨次入阁，故例称阁老。苏州有阁老坊，乃吴匏庵为学士时所建。则翰林之在文渊掌诰敕者，亦得称阁老矣。
○大学士到任在翰林院《明史。钱传》：宣德七年，以故鸿胪寺为翰林院，落成，诸殿阁大学士皆至，钱不设杨士奇、杨荣座。或问之（傅维麟《明书》杨荣作杨溥）曰：“此非三公府也。”二杨以闻，上命工部具座，礼部叙位次，二杨始自内阁出，坐诸学士上（亦见《玉堂丛语》）。按王阮亭记明洪武十五年，设内阁大学士，命皆于翰林院上任。十八年，又命殿阁大学士、左右春坊、大学士俱为翰林院官，故院中设阁老座于上，而掌院学士反居其旁，诸学士称阁老曰中堂。据此，则阁老到任之在翰林院，洪武时已定制。宣德距洪武不远，何以钱不设阁臣座耶？岂洪武旧制在南京，此以鸿胪改翰林，在北京为创举，遂不援故事耶？然阮亭谓阁老称中堂，以其座在翰林之中，则非也。按《湘山野录》，钱希白见王钦若，戏曰：“中堂遂有如此宰相。”又《邵氏闻见录》：富郑公与康节食笋，公曰：“未如中堂食笋之美。”又元王恽有《中堂事记》，记元初中书省之事。则宰相之称中堂，宋、元已然，固不因设座于翰林之中也。
○中书中书之名，汉武初以宦者为之。司马迁被刑后，亦为中书令。盖主传宣诏命者也。《成帝纪》“罢中书宦官”注：臣讠赞曰：汉初，中人有谒者令。孝武加中谒者令为中书谒者令，置仆射。宣帝时任中书官弘恭为令，石显为仆射。元帝时恭死，显代为中书令，专权用事。成帝时因萧望之言，乃罢其官，更名为中谒者令云。自是以讫东汉，皆无中书之官。（《后汉书。朱晖传》：汉家旧典，置侍中、中常侍各一人，省尚书事。黄门侍郎一人，传达书奏。皆用姓族士人。和熹太后以女主称制，乃以阉人为常侍小黄门通命。自此以来，权过人主。然则东汉虽无中书之官，侍中、中常侍即其职也。）曹操为魏公，以刘放、孙资为秘书郎。文帝即位，更秘书为中书，以放为监，资为令，遂掌机密。明帝益任焉。《魏志》称三祖诏命，皆放所为。此中书参机务、撰诏旨之始也。其时中书监、令号为重务。蒋济谏曰：“今外所言，辄云中书，虽使恭慎，不敢外交，但有此名，犹惑世俗。况实据事要，日在目前，倘因疲倦之间，有所革制，众臣见其能推移，于是即亦因而向之。”按资、放名臣，明帝令主，而济已有此奏，可见权之所在，势即随之。故晋荀勋由中书监除尚书令，或贺之，而勖有“夺我凤池”之叹。至晋惠帝时，孙秀为中书监，王威为中书令，权倾中外，则更任之极重者矣。
唐初政事堂在门下省，长孙无忌以司空，房玄龄以仆射，魏徵以太子太师，皆知门下省事。至裴炎以中书令执政事笔，乃徙政事堂于中书。
○中书舍人中书舍人，其始甚微。孙资既老，致仕，齐王芳特为置舍人官骑，是本供中书监令之役使者也。（按舍人之名，战国已有之。《史记》：毒幸时，诸客求为舍人者以千数。李斯为吕不韦舍人。《汉书。高祖记》舍人陈恢注：师古曰：舍人，亲近左右之通称也。审食其以舍人侍吕后，在楚军中。晋王祥告老，武帝亦为置舍人六人，以给使令。）六朝以来，渐为宠要。《通考》云：宋初置中书通事舍人四员，入直阁内，出宣诏命，凡有陈奏，皆舍人持入，参决于中。齐永平中，舍人四员，各住一省，谓之四户，权倾天下。茹法亮久为舍人，尝语人曰：“何须觅外禄，此户内年可办百万。”及出为大司农，犹恋恋垂泣而去。傅昭为中书通事舍人，时居此职者权势最盛，昭独廉静，一无所预，明帝以为有古人之风。梁、陈时中书舍人五人，领中书十人，书吏百二十人，分掌二十一局，各当尚书诸曹，并为上司，尚书惟听受而已。可见其地望之切要也。唐初诏敕犹是舍人专掌，自永淳以来，此职为文士之极选。《裴坦传》云：故事，中书舍人初诣省视事，四丞相送之，施一榻堂上，压角而坐，其仪制之尊可知。（宋次道云：舍人上事日，设紫褥于廷，面北拜，厅阁长立褥之东北隅，谓之压角。此恐传闻之误。）自开元后，以翰林学士专掌内命，而其任稍轻。故陆贽疏以为：“诏命所出，本中书舍人之职，军兴时促迫应务，权以学士代之。今天下无事，合归职分。其命将相制诏，请付中书行遣。”事虽不行，亦可见唐初中书舍人之本职也。又按唐时有由中书舍人而为翰林学士者，如陆贽为中书舍人权兵部侍郎，复为翰林学士是也。又有翰林学士迁为中书舍人者，沈传师、吴融、常哀是也。盖其时翰林本无定品，故中书舍人之职常在其上。五代及宋初犹然。《宋史》：窦贞固由翰林学士就拜中书舍人，盖犹沿唐制。前明则中书舍人之官已轻，不过为大学士之僚属。吕原子｛常心｝以荫补国子生，选中书舍人，疏乞应试。宪宗许之，遂举顺天乡试。舍人得赴试，自此始（见《明史。吕原传》）。是舍人尚有以监生充选者，及在阁年久资深，每三年计典，辄加兼官。如尚宝卿等秩，皆舍人迁阶也。据霍韬疏，则并有加至尚书者。
○尚书尚书本秦官少府之属，在内掌文书者。汉因之。武帝增用宦官为中书谒者令，于是尚书与中书职事多相连。其时中书如唐之枢密使，明之司礼监。而尚书通章奏，出诏命，参决众事，如唐之中书、门下，明之内阁也。宣帝时又有中尚书，见盖宽饶及石显传，则并用宦者兼之。元帝时，石显为中书令，五鹿充宗为尚书令。成帝之初，萧望之领尚书事，嫉显等奸邪，乃奏以为“尚书百官之本，国家枢机，宜以通明公正处之。”：乃定置尚书员：常侍曹尚书主公卿事，二千石曹尚书主郡国二千石事，民曹尚书主吏民上书事，客曹尚书主外国事（光武分二千石曹为二，又分客曹为二），其所不掌者，惟刑罚有廷尉，礼仪有太常，军马有大司马，赋税有大司农，纠劾有御史而已。而尤以职掌枢机为清切。《霍光传》：光死之后，其家恣横，事渐露。霍山犹领尚书，宣帝乃命吏民上书者不关尚书，辄使中书令取之。《魏相传》：霍光时，诸上书者皆二封，署其一曰副。领尚书者先发副封，所言不善，则屏去不奏。相因请去副封，以防壅蔽。宣帝从之。《董贤传》：贤虽为三公，常给事中，领尚书事，百官皆因贤奏事。《王莽传》：莽惧臣下擅权，凡吏民上封事，令宦官左右开发，尚书不得知。此可见平时章奏必经尚书也。《窦武传》：武谋诛宦官，事泄，中官曹德请帝出德阳殿，召尚书官属，胁以白刃，使作诏版。可见诏命亦自尚书出，《文心雕龙》所谓两汉诏命出自尚书也。王允以宦官诛后，侍中等出入禁近，机事颇泄，乃奏尚书不得出入及通宾客。又可见尚书职在禁近，故秩不高而权甚重。王畅为尚书令，后拜南阳太守，以尚书令本千石秩也，而所掌皆机事。故李固疏曰：“陛下之有尚书，犹天之有北斗。斗为喉舌，尚书为陛下喉舌。斗斟酌元气，运平四时，尚书出纳王命，赋政四海也。”《陈忠传》：三公任轻，机事专委尚书，而灾眚变咎辄策免三公，时论不平。又孔光为尚书令，凡典枢机十馀年。徐防补尚郎，职典枢机，周密畏慎。可见汉时尚书之职之清要。及魏、晋以来，有中书省，而尚书之权遂移，尚书职务皆承中书下流，元时犹然。惟桑哥得政，以尚书擅权，遂驾中书省之上。桑哥败后，仍复旧。明初承之。《明史。陈修传》：六部之设，始于洪武元年，初尚属于中书省，权轻，多仰承丞相意旨。至十三年，革中书省，而部权乃专。此古今尚书沿革之大略也。
古来尚书只是一省，凡吏、户、兵、刑之类，同在此一省中各分职务，非如今之分为六署也。唐杨嗣复迁礼部员外郎，因父于陵为户部侍郎，乃请避同省，以礼、户虽分而省则同也。庞元英《文昌杂录》：宋制，尚书省凡六曹，除告身帐目外一百六十八案，吏额一千四百十三人，总五月六月文书十二万三千五百余件，天下事莫不上于尚书。是曹虽六，而省则仍一，其分为六署，亦自明祖始。○侍郎、郎中、员外郎中本秦官。《国策》荆轲刺秦王时，诸郎中执兵者皆在殿下。《史记》秦赵高为郎中令用事是也。又《国策》朱英谓春申君曰：“君以臣为郎中，可以杀李园。”则楚亦有是官，盖执兵侍卫者。侍郎之官，至汉始有。汉《百官志》：侍郎、郎中，无定员，多至千人。侍郎比六百石，郎中比四百石是也。员外郎，隋开皇中始置，诸部皆有之，部或四五人，盖以佐郎中之繁。至员外之名，唐时最滥，不必皆尚书官属也。其始起于宦寺，而渐及于选部。《唐书。宦官传序》：中宗时，宦官七品以上员外置千员。《魏元忠传》：亦云，奄竖坐升班秩，既无正阙，率授员外，乃盈千人。此宦寺之员外也。《李峤传》：峤欲收时望，乃奏置员外官数千。《杜佑传》：神龙以来，选者既无员缺，则置员外官二千人，自是以为常。此选人之员外也。《卢怀慎传》云：在京诸司员外官数十倍，近古未有。《魏知古传》亦云：吏员增诸司试补员外检校官已赢二千。此京朝官之员外也。严挺之、卢绚皆为李林甫所恶，用为员外詹事，则大僚亦有员外矣。肃宗乾元二年诏曰：州县见任员外官，并任其所适，可用者，上州不得过五人，中州四人，下州三人，县不得过一人。是州县亦有员外矣。罗希贬为海康员外尉，姚绍之授南陵令员外置，来贬播州尉员外置，则小吏亦有员外矣。所以唐、宋以来，员外之称几遍民间也。
○御史汉《百官表》谓：御史本秦官，掌监郡。然《周官》宗伯之属已有御史，以中士、下士为之，不过小臣之传命者。至战国而稍变其制，不特秦有是官也。《史记。蔺相如传》：秦、赵之会，各令御史书事。则赵亦有御史。《国策》：安邑之御史死。此魏亦有御史。淳于髡曰：“御史在前，掌记事综察之任。”则齐亦有御史。故张仪为秦说韩说赵，皆曰：“秦王使臣献书大王御史。”可知列国各有是官，盖亲近之职，掌文书及记事者也。张苍初为秦御史，主柱下方书。如淳曰：主四方文书也。则秦御史亦专掌文书及记事，如周制老子柱下史之类，原非任以弹劾也。其后又使之监郡，盖以近臣使作耳目于外，于是职司纠察，而有弹劾之任。汉初因之，遂专为风宪官，而掌文书记事归之太史，判然分两职矣。按《三王世家》请立闳、旦等为王疏，则丞相庄青翟居首，而御史大夫张汤次之。既奉制可，则制书由御史大夫汤下丞相，丞相下中二千石，二千石下守相。是犹沿秦制，御史为掌文书之官，故先从御史，方下丞相也。王充《论衡。量知篇》亦云：御史之遇文书，不失分铢，以其习而熟也。
○祭酒祭酒本非官名，古时凡同辈之长皆曰祭酒。盖次食聚会，必推长者先祭。胡广曰：古礼，宾客得主人馔，则老者一人举酒以祭，示有先也。《史记。荀卿传》：齐襄王时，田骈之属皆已死，荀卿最为老师。齐尚修列大夫之敬，而荀卿三为祭酒。《汉书。淮南王传》：伍被谏曰：“吴王赐号为刘氏祭酒。”注云：吴王濞于宗室最尊，故曰刘氏祭酒也。《后汉书》：班超贱时，有相者谓曰：“祭酒布衣诸生耳，而当封侯万里之外。”是布衣亦称祭酒也。班固奏记东平王苍曰：“京兆祭酒晋冯，好古乐道。”亦以布衣称祭酒也。卓茂为门下掾祭酒，蔡顺为郡东阁祭酒，龙丘苌为议曹祭酒。是掾吏皆有祭酒也。刘宽行县，辄引学士祭酒，执经对讲。是学士亦有祭酒也。张兴为侍中祭酒，是近御亦有祭酒也。盖同官长者则号祭酒，故张鲁以鬼道惑众，令其弟子领部众者，亦皆号祭酒也。后汉《百官志》：博士祭酒一人，本仆射也。光武初改为祭酒。《苏竟传》：竟以明《易》为博士讲书祭酒。按博士十四人，皆六百石，博士祭酒亦六百石，可见其官同，但以之为长耳。然后世国子监之有祭酒，实自此始。盖汉时博士之官即太学师儒也。
○监司官非刺史范文正公为人作墓志，以转运史为刺史。尹师鲁言其误，即改之。今人以各巡道比古之刺史，亦非也。古刺史正如前明巡按御史耳。巡按御史以七品官弹劾督抚以下，盖取其官轻而权重。官轻则爱惜身家之念轻，而权重则整饬吏治之威重。汉武设十三部刺史，正是如此。其秩仅六百石，而以六条察二千石，其官皆属御史中丞。《薛宣传》：宣为中丞，执法殿中，外总部刺史是也。（《汉官仪》亦云：御史中丞，外督部刺史，内领侍御史。）其制本起于秦。《史记》：秦泗川监平。注云：秦时御史监郡，若今刺史。是秦已有此职，汉惠帝国之，文帝改用丞相吏。《汉官旧仪》：丞相初置吏十五人，皆六百石，为东西曹。东曹九人，出督州为刺史是也。改置部刺史，乃武帝元封元年之制。凡刺史称传车，吏称从事，居无常处，吏不成臣（见《魏书。夏候玄传》）。此其大较也。郡守不得面奏事，而刺史得面奏事。《京房传》云：“臣为刺史，又当奏事，而议者不悦，乃以臣为太守，所以隔绝臣”是也。（按汉郡守亦得奏事，王温舒为河内守，私置马五十匹驰奏是也。但不得面奏事。而《后汉书。百官志》刺史每岁终诣京师奏事。光武改制，乃诏刺史因计吏奏事，不必赴京。）有既为刺史之后，乃迁郡守者，盖其秩本卑，迁守非黜。如黄霸以扬州刺史为颍川太守，陈咸以部刺史历东郡太守是也。是刺史本御史中丞所属，其秩甚卑，而可以弹治大吏，与前明巡按御史一一相似。其稍有不同者，汉刺史专察二千石长吏，而丞尉以下则二千石所察，刺史不与焉。《朱博传》：博为冀州刺史，吏民遮道诉事，博下令曰：“欲言县丞尉者，刺史不察黄绶，各自诣郡。欲言二千石墨绶长吏者，刺史还治所受治之。”是汉刺史不察丞尉，而明巡按则无所不察耳。其沿革亦有可考者。西汉至成帝时，翟方进以为：《春秋》之义，用贵治贱，不以卑临尊。刺史位下大夫，而临二千石，轻重不相准。乃奏罢刺史，改制州牧。后朱博为御史大夫，仍奏复刺史。王莽时又置州牧，如《刘圣公传》荆州牧发兵攻绿林兵，反为绿林所败是也。更始因之，亦置州牧，如幽州牧苗曾为光武所诛是也。公孙述亦假益州牧以起事，而光武初亦仍州牧之制，如以朱浮为幽州牧，郭为雍州牧是也。至建武十八年乃罢州牧，仍置刺史十二人，而其制比西汉稍异。旧制，州牧奏二千石长吏不任职者，事皆先下三公，遣掾史案验，然后黜退。光武不复委任三府，而权归刺史（见《朱浮传》）。又旧制，诸刺史常以八月巡郡国，录囚徒，考殿最，岁尽诣京奏事。光武改令但因计吏奏事。此西、东汉刺史不同之制也。灵帝末，四方兵起，刘焉建议，以为刺史威轻，宜改置牧伯，选重臣以镇之。遂以焉为益州牧，黄琬为豫州牧，刘虞为幽州牧。州任之重自此始（见《刘焉传》）。献帝时，韩馥为冀州牧，袁绍为渤海太守，荀谌说馥曰：“渤海虽郡，实一州也。今将军处其上，袁氏必不能为下。”馥遂以州牧让绍。又刘表为荆州刺史，统领八郡，贡至京师，诏加表为荆州牧。公孙度据辽东，自称平州牧，分置太守以下官。此又汉末改刺史为州牧之制也。故《三国志》论曰：汉季以来，刺史总统诸郡赋政于外，非但如曩时司察而已。魏、晋因之。刺史任重者为使持节都督，有一刺史而都督十数州军事者。其次为持节，又次为假节。其时郡各有太守、丞、尉，而刺史统之。隋开皇三年，罢郡，以州统县，自是刺史之名存而职废，所谓刺史者，乃太守之互名耳。唐武德中，改太守为刺史，名虽屡更，而其职即郡守之职也。其大将为刺史者，则加节度使之号，连制数郡。而其属郡为刺史者，则曰支使，故刺史之职益轻，非复汉之旧矣。（开元中置诸道采访使，得专停刺史。）（顾宁人云：汉刺史犹明之巡按御史，魏、晋后刺史犹今之总督，隋以后刺史犹今之知府、知州而已。）
○兵马司京师有兵马司，专理捕盗及斗殴等事。其制起于元世祖至元九年，改千户所为大都路兵马司，掌京城捕盗事，见《世祖本纪》。又《续通考》云：京南北有两兵马司，各至千人。每百户所中产者一人充资发官，有纲运及流徒者至，则执兵导送，外此则不敢役，示专其捕盗职。
文信国至京，送兵马司，械系空宅中十余日。凡囚兵马司者四年，始就戮。○吏部掣签吏部掣签，始于明万历中。孙丕扬为冢宰时，大选，外官竞为请托。丕扬创为掣签之法，分签为四隅，东北则北京为主，而以山东及河南之汝、彰、归，南京之卢、凤、淮阳附之；东南则南京、浙江、福建、江西、广东为主，而以河南之怀庆、开封、河南、南阳，湖广之郧阳附之；西南则以湖广、四川、云南、贵州为主，而广西之柳州、南宁、庆远、浔州、太平附之。至于起复调简，地僻缺孤，或人浮于缺，则又借附近之地，以通签掣之穷。吏部之有签，自此始也。见《明史。选举志》及《东林列传》，亦见顾仲恭《竹签传》，按于慎行《笔墨》谓孙公患中人请托，故创为此法，一时宫中相传，以为至公，下逮闾巷，亦翕然称颂，而不知非体也。古人见除吏条格，却而不视，奈何自处于一吏之职，人才长短，资格高下，皆所不计乎？顾宁人亦主其说。然吏弊日滋，自不得不为此法，所以二百年来卒不能改，此亦时势之不得不然也。
○奏本抬头凡奏事遇至尊，必高其字于众行之上，盖自古已然。《魏志》：景元元年，诏尊崇燕王之礼（燕王宇乃常道乡公之父），凡奏事上书称燕王者，皆上平。可见古时凡称君上，高出本文之上，今曰上平，盖另行起而与本文相平，以杀于天子之式耳。
○行香外省文武官，每朔望，例向文武庙行香。按行香之名起于六朝。《南史》：何尚之于宅设入关斋，自得香。南齐鱼复侯子响诛后，武帝心悔之，百日于华林园作斋亲自行香。岑敬之〔应作“岑之敬”〕于重云殿法会，梁武帝亲自行香，见之，遂除博士。此行香之见于六朝者。唐、宋以来，则皆以国忌日行香。（程大昌《演繁露》谓国忌行香，本起于后魏。）《通鉴记事》：唐太宗崩，武才人出感恩寺为尼。忌日，高宗诣寺行香，见之，才人泣，上亦泣。《唐摭言》云：相琮有门下客郭薰应试，琮为之地，主文赵骘无计拒之。会列圣忌辰，宰执己下俱于慈恩寺行香，忽有彩帖千余随风飘至，皆有新及第进士郭薰一事。公卿相顾冁然，骘因是得黜薰。《辽史》：统和中，诏景宗忌日，诸道遣官行香饭僧。《燕翼贻谋录》：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九月，诏宣祖、昭武帝、昭宪后忌日前一日不坐朝，群臣进名奉慰，寺观行香，禁屠废务，著于令。《王文正遗事》云：旧制，国忌送迭命宰相、参知政事一员，率文武常参官，赴佛寺行香，内职不与焉。景德中，陈尧叟、王钦若为枢密使，率内职同赴，乃听。《文昌杂录》云：大忌，百官集相国寺，俟宰相至，百官班立于庭中，揖讫，然后行香。后改景灵观行香。《道山清话》云：温公在永兴，一日因国忌行香，幕客有事欲白，误触烛台，污公衣。公不动，亦不问。《容斋随笔》云：景德二年三月，元德皇后忌辰，中书枢密院文武百官并赴相国寺行香。据此数事，则行香唐、宋时皆以国忌，非必朔望也。《西溪丛语》：朱梁时，大明节百官行香祝寿。则又有行之祝寿者，然皆未定有朔望之制。若朔望朝拜，则宋虽有之，而不曰行香。钱文僖留守西都，应天院有三圣象，去府十里，每朔望，集众官朝拜。未晓而往，拜毕，饮三杯而退。文僖戏为句曰：“正好睡时行十里，不交谈处饮三杯。”是朔望朝拜亦是旧制，而与行香为两事。王棠《知新录》谓：洪武十七年，诏朔望日郡县官以下诣学行香。则朔望朝拜及行香并为一事，乃洪武制。
○授官表让古人授官，例有让表。刘谓本唐、虞、禹让稷、契、皋陶之遗意。《文心雕龙》曰：昔晋文受册，三辞从命。是以汉末让表，以三为断。曹操著令，表不必三让，又勿得浮华，所以魏初表章指事造实。今按晋张华《三让公封表》，羊祜《辞开府表》，庾亮《让中书监表》，任有《为齐明帝让宣城郡公表》、《为范尚书让吏部封侯表》，皆传于世。《世说》：王述转尚书令，事行便拜。其子文度曰：“故应让。”述曰：“汝谓我不堪耶？”文度曰：“何为不堪，但克让自是美事。”述曰：“既云堪，何为复让？”《宋书。王华传》：宋世惟华与刘湛不为饰让，得官即拜，以此为常。《北史。郭祚传》：魏孝文以李彪为散骑常侍，既而悔之，谓祚曰：“朕昨误授人一官。”祚曰：“岂容圣诏一行，而有差异。”帝沉吟曰：“此自应有让表，因其让，朕欲别授一官。”须臾，彪有启曰：“伯石辞卿，子产所恶，臣欲之已久，不敢辞让。”帝叹谓祚曰：“卿之忠谏，李彪正辞，使朕不能自决。”遂不换李彪官。又孝文爱冯诞，除官日，亲为作三让表，将拜，又为作谢表。《邢邵传》：有一贵人，初授官享客，邵与袁翻俱在座。翻意主人托已为让表，主人乃命邵作之，翻甚不悦。可见昔人每授官，必作让表，固是难进易退之意。然沿习日久，虚伪成风，浸寻及于唐、宋，益袭为故事。在上者既授之以官，必不因其让而收回成命；在下者亦明知其辞不允，特借一辞以鸣高。观唐、宋诸人集中，内外制词，多有批答不允及断来章不允之诏，上下相接以伪，徒费笔墨，甚可笑也。本朝之制，凡三品以上迁官者，但有谢折，无伪为辞让之事，于以见朝廷尊严，风气敦实，迥轶前代万万矣。○换官不换印古时每授一官，必铸一印，非如后世之官换而印不换也。《汉书》朱买臣为会稽太守，先衣故衣怀印绶步归郡，与邸吏共食。吏窃见其绶，怪之，视其印，则会稽太守章也。吏惊，出语掾吏，遂白守丞共迎之。是时买臣未莅任与旧守交代，而先已怀印而来，可知汉制每授一官，即刻一印与之。武帝以汲黯为淮阳太守，黯伏谢不受印绶，诏强与之。又可见除官时即予印绶而去，非如后世之到任始接印也。又《张安世传》：安世薨，天子赠印绶。则印绶且以之送葬矣。《魏志》：王凌被诛，并烧其印绶。诛其人而并烧其印，益可知印不必授后官矣。《魏氏春秋》：许允善相印，将拜镇北将军，以印不善，使更刻之，如此者三。晋王莹拜丹阳尹，铸印，六铸六毁。及成，头缺，补而用之，居职六日而卒。益可见易一官必刻一印矣。其尤明白可据者，《南史》：孔琳之议曰：“官莫大于帝王，爵莫尊于公侯。而传国之宝，历代递用，袭封之印，奕世相承。贵在承旧，无取改作。今世惟尉一职独用一印，至于群官，每迁悉改。讨寻其义，实所未喻。若谓官各异姓，与传袭不同，则未若异代之为殊也。若或因有诛夷之臣，避其凶秽，则汉用秦宝，未闻因子婴被戮而弃不用也。而终岁刻铸，丧工消实，金融铜炭之费，不可胜言。请众官即用一印，无须改作。若新置官及官多印少，然后铸。”益可见古人官印之制。后世换官不换印，其即本于琳之之议欤？
○假守秦、汉时，官吏摄事者皆曰假，盖言借也。《史记》：秦王政十六年，发卒受地于韩南阳假守腾。又项羽杀宋义，诸将因共立羽，为假上将军。陈涉以吴叔为假王，监诸将击秦。景驹自立为楚假王。尉佗以法诛秦吏，以其党为假守。韩信破齐，请为假王镇之。《西域传》：遣骑假司马为斥堠，属校尉。王莽摄位，称假皇帝。《后汉书》：窦固以班超为假司马。凡此皆言摄也，非真假之假也。其官吏试职者则曰守。尹翁归为东海太守，入守右扶风，满岁为真。张敞以冀州刺史守太原太守，满岁为真。王尊以光禄大夫守京兆尹，后为真。薛宣由陈留太守入守左冯翊，满岁称职为真。朱博由琅牙太守入守左冯翊，满岁为真。张升为郡纲纪，以能守外黄令，论杀臧吏。或讥升守领一时，可足趣明威戮乎？卓茂初为密令，郡太守以其不能，乃为置守令。所谓守令者，亦即摄事之令也。凡试职皆曰守，如今初任官有试俸之例也。卫宏《汉官旧仪》：丞相史物故，调御史、少史守。若御史、少史以事他出，调御史、少史属守。此亦摄事称守之证。《旧唐书。百官志》：文武自一品至九品，各有散官（如文则光禄大夫以至将仕郎，武则镇军将军至校尉、副将），谓之本品，职事则随才录用，或从闲入剧，或去高就卑。贞观令以职事高者为守，职事卑者为行，仍各带本位。其欠一阶者为兼。永徽以来，欠一阶者，或为兼，或为守，参而用之。其两职事者，亦为兼。咸亨二年始一切为守。
《文昌杂录》：潞国文公守太尉，皇弟雍王、曹王守司空，郑国富公、济阳曹郡王守司徒，三公官备，近世未有也。
●卷二十七○按月分俸《南史。阮长之传》：宋以前郡邑官田禄，以芒种为断。芒种前去官者，则一年禄悉归后人。至元嘉末，始改此科，计月分禄。是按月分俸，自宋元嘉末始也。然《封氏闻见记》：准例替人，五月五日以前到者，得职田米。高利自濠州改楚州，欲以米让前人，乃到处淹泊，候过数日始到。士论称之。则唐制又不按月也。或此职田米又是亻奉外所得，另有一例耳。
○京官月费京官俸银之外，别有月费一种，起于前明。明初，诸司皂隶主驺从，宣德间始有纳银免役者。因杨士奇言，亦京禄薄，改名曰柴薪银。天顺以来，始以官品崇卑定立名数，每岁银解户部。在京诸司则皆出自畿内及山东、山西、河南州县，南京诸司则皆出自南畿。此月费所由来也（见傅维麟《明书。杨士奇传》）。按宣德时，顾佐为都御史，有奸吏诬奏佐受隶金，私遣归。上密以语杨士奇，士奇曰：“中朝官俸薄，仆马薪刍皆资之隶。遣隶归，隶得归耕，官得资费，朝官皆然。盖自永乐中至今，先帝固已知之，以故增朝官俸。”（《顾佐传》）○预借俸钱选人出京，必借京债，其利最重，到任即须子母偿还，最为陋弊。令甲：凡谒选官得缺后，预借养廉，以免丐贷，所以恤下养廉，法至善也。按《旧唐书。武宗纪》：会昌二年二月，中书奏：选官多京债，到任填还，致其贪求，罔不由此。今请令得官者，许连状相保，户部各备两月加给料钱，至支时折下。所冀初到官任，不带息债，衣食稍足，可责清廉。“从之。又宋元中，孙觉奏云：”臣备员吏部，见每一阙出，争者至一二十人，虽烟瘴地亦不辞。尝访其故，以授远阙例得先借料钱，远者三月得四十余千故也。“则此制唐、宋亦有之。○致仕官给俸致仕官给俸之例，起于汉平帝诏天下吏二千石以上年老致仕者，三分其禄，以一与之终身。盖其时王莽专政，欲以收众心，故有此举也。（《白虎通》云：七十致政，其有盛德者留，赐之几杖，在家者三分其禄，以一与之。又引《王记》曰：臣致仕于君者，养之以其禄之半。是汉时本有此说，而莽窃之以邀誉耳。）然《汉书》石奋以上大夫禄归老于家，周仁以二千石禄归老，张欧请免，天子亦宠以上大夫禄归老，则优老之典，本不自莽始，特未著令以前致仕，给禄须出特恩，既著令以后，则凡二千石以上致仕者皆可得耳。历代致仕给俸之例，有著为定令者，有不著为定令者。《后汉书》：邓彪请老，章帝赐钱三十万，以二千石禄终其身。第五伦请老，以二千石俸终其身。刘昆乞骸骨，诏赐洛阳第舍，以千石禄终其身。则王莽之制，至东汉已废，其给俸者仍出特赐也。《唐书》：虞世南致仕，诏禄赐同于职事。许敬宗致仕，仍朝朔望，续其俸禄。唐休请老，给一品全禄。张仁愿致仕亦给全禄。宋请老，以全禄退居东都。王邱既老，药饵不给，诏给全禄，以旌洁吏。解琬告老，诏以金紫光禄大夫致仕，准品给全禄。杨于陵致仕，诏俸料全给。元时许有壬致仕，给俸终其身。阎复乞归，给半俸终其身。此不著为令而出特恩者也。《后魏书》：孝明帝令年满七十致仕者，给半禄。《隋书》：大业五年诏，品官七十以上不堪居职者，量给廪禄，以终其身。《辽史》本纪，穆宗诏左右从班老耄者，增俸以休于其家。宋初致仕官给俸亦出特恩。如王彦超致仕，太祖诏给大将军俸。上官正致仕，赐全俸，仍给以见钱。至太宗淳化元年，始诏凡致仕官皆给半俸。（《独醒志》谓：宋自章圣后，始命致仕者给半俸。则太宗时犹未著为令，与《宋史》互异。）真宗大中祥符五年，诏赐致仕官全禄。仁宗景二年，诏自今两省、大卿、监正、刺史、ト门使以上致仕，给俸如分司。《金史》：熙宗诏文武官五品以上致仕者给半俸。世宗又诏职官年七十以上致仕者给半俸。此著为定令，凡致仕者皆得之，不必随时请旨者也。宋又有宫观使，为致仕者食禄之地。《神宗纪》：制宫观官，以处卿监、监司、知州之老者。其议本起于王安石，青苗法行，诸老臣多致仕去，故设此以慰之。然王旦致仕，以太尉领玉清昭应宫使。初旦以宰相兼使，今罢相，犹领之。其专领使自旦始，则致仕兼宫观使神宗以前已有之，又不自安石始。盖神宗以前仅为宰相优老之地，至神宗时乃多立各路宫观名目，使卿监以下皆得藉此食俸耳。又《宋史。谢泌传》云：近制，文武官告老皆迁秩给半俸。泌请自今七十以上求退者，许致仕，因疾及犯赃者，听从便。诏从之。然宋时虽以疾去及犯赃去者，皆得邀迁秩给半俸矣。此又立法太滥也。明初无加恩致仕官之例。《明史。杨鼎传》：成化十五年，鼎致仕，赐敕驰驿归，命有司月给米二石，岁给役四人。大臣致仕有给赐，自此始。自后多有月廪岁夫之制。然宣德中顾佐致仕，赉钞五十贯，命户部复其家，则已有加恩者。又成化七年，御史奏致仕尚书魏骥年已九十八岁，乞仿前代优老故事。诏遣行人存问，有司月给米三石。命未至而卒。此皆明代加恩致仕官故事，然视唐、宋则甚减矣。
○诰敕本朝之制，凡内外文武官所得诰命，皆有撰定文字，各按其品级填写。虽有大势力者，欲增损一字不能，所以杜浮伪之风也。按《宋史。孙洙传》：百官迁叙，用一定之词。洙建言：“群臣进秩，事理各殊，而同用一词。或一门之内，数人拜恩，而格以一律，殊为苟简。”诏自今封赠荫补，每大礼一易，他皆随等撰定。是宋制所谓大礼一易者，盖亦有一定诰词。至明则否。《涌幢小品》云：国朝文臣诰敕穷工极巧，大失丝纶之体。高拱、张居正虽皆有禁，终不能改。惟勋戚武弁，勒为定式，篇篇一律。即王府至重，然亲王而下，圹志亦有定式，未免太泥。“倘有应叙功迹，从何记载乎？则前明之有定式者，惟勋戚武弁，而文臣皆随时撰作，毋怪乎谀词满纸也。（《明史。许士柔传》：故事，赠官诰，属诰敕房中书职掌。崇祯初，追恤被魏奄所害诸忠臣，则翰林能文者亦为之。后中书以为侵官。崇祯三年，仍令诰敕中书为之。）本朝则诰敕不论文武，皆有定式，而碑文、祭文，临时令翰林诸臣撰拟，于禁绝谀伪之中，仍不没人之实，可谓尽善矣。
○封赠洪景卢云：封赠先世，自晋、宋以来有之，迨唐始备。然唐世赠典惟一品乃及其祖，余官只赠父耳。长庆后稍变通，权德舆罢相，为检校吏部尚书、兴元节度使，表纳检校吏部尚书，请回赠其祖亻垂。诏不许纳宫，而赠亻垂为尚书礼部郎中。此后世赠之始也。《白乐天集》亦有户部尚书杨于陵赠其祖为吏部郎中，祖母崔为郡夫人制词。然德舆身为检校吏部尚书，而赠其祖不过礼部郎中，于陵为户部尚书，而赠其祖不过礼部郎中，则亦不能以子孙之官全赠其祖也。《宋史》：李虚己当南郊恩封，请以罢妻封以授祖母。寇少孤，鞠于祖母王氏，及登朝，乞以妻封回授。赵概逢郊，恩当任子进阶，乞回其恩封母郡太君。诏皆许之，后遂为例。此则宋时可以己官全赠其先，较唐制又稍优矣。元许有壬言：“今制封赠祖父母，降于父母一等。”则元时封赠先世亦尚有差别。本朝令甲：一二品封三代，三品以下封二代，六品以下封一代，皆全用其本身官秩，并许以本身封典回赠其祖，则例封一代者，实亦得封二代。圣朝锡类之仁，超出前世万万矣。又前代回赠之例，有推及本生祖父者。《旧唐书》：崔植有《陈情表》，云：“亡父婴甫，是臣本生，亡伯甫，是臣承后。嗣袭虽移，孝心则在。请以在身官秩，特乞回赠本生。”诏赠婴甫吏部侍郎。《容斋随笔》云：宋李幼出继于叔。入相，表求赠所生父母官诰。诏赠其本生祖温太子太傅，祖母权氏莒国太夫人，本生父超太子太师，母谢氏郑国太夫人。有明大臣中移封本生大父母者，有大学士杨士奇、少保朱衡、太宰张翰。其庶僚移封本生父母者，京官起于嘉靖中修撰诸大绶，外臣起于万历中长坦令刘学曾，异途起于嘉靖中都事欧阳念、鸣赞乔可跻，俱见《涌幢小品》。至本生祖父之外别有移封者，唐李德裕为荆南节度使，遇当追赠，奏乞回赠其兄故楚州刺史德修，诏赠礼部尚书。刘总奏请追赠其外祖溪州刺史张懿，乃赠懿工部尚书，其妻李氏赵国夫人。宋王曾为参知政事，以幼孤，育于叔父母，奏请改葬。乃诏赠其叔宗元工部员外郎，母严氏怀仁县太君。欧阳修少孤，其叔教之学。既贵，乞以一官回赠。诏赠郎中。是又恩例之出于祖父外者也。近日大司寇胡公云坡幼鞠于其嫂，乞以本身诰封回赠，特蒙俞允。旷荡之恩，无微不逮，更有非臣下意计所敢及者矣。
○父在封母不称太王溥《五代会要》“母妻叙封事例”：乾元年，中书帖吏部废置司，父在，母进封，合加太字事例申上。废置司以前后格敕内，凡母皆加太字，在殁并同，即不说父在不加太字。惟晋天福五年，中书舍人艾颖、八年尚书门郎中尹倔，皆父在，母封县君，不加太字云云。盖由子封母，固宜加太，而父在，母不称太，亦情理之当然也。
○贴黄今刑部本及督抚题刑名本，例有贴黄，以篇幅繁多，节其略别为一幅，贴于本后，所以便观览也。王敬哉《冬夜笺记》谓，明崇祯中，辅臣李国普奏仿古人撮黄之法，以定比式，遂沿至今。（顾宁人亦谓，崇祯元年三月，令上疏者自撮疏中大要，不过百字，附疏尾。）按唐本有贴黄之制，乃诏敕所用。叶石林云：唐降敕皆黄纸，有所更改，亦以黄纸贴之，谓之贴黄。宋奏札皆白纸，而意有未尽，另以黄纸贴于后，亦谓之贴黄。是宋之贴黄，已与唐之贴黄异。然宋制贴黄乃奏札所不能尽者，另开条件，书以黄纸，附于正文之后。如司马温公、苏东坡诸集皆有之，或一疏后至十数条。今贴黄则但摘取奏中紧要语贴于后。是宋贴黄主乎详，今贴黄主乎简，今之贴黄又与宋之贴黄异。且今奏疏用白纸，贴黄亦用白纸。按江邻几《杂志》云：审刑奏案，贴黄上更加撮白。王阮亭谓不知撮白为何语。抑知今之贴黄，正宋之撮白耳。
○仕宦避本籍《汉书》：严助，会稽吴人，既贵，上问助居乡时为友婿富人所辱。助曰“愿为会稽太守”。乃拜助为会稽守。又朱买臣，会稽郡吴人，后出为会稽守。韩安国，梁成安人，为梁内史。《后汉书》：景丹，栎阳人，光武以其功封为栎阳侯，谓“富贵不归故乡，如衣绣夜行，故以封卿。”是汉时尚无回避之例。杜佑《通典》谓汉时丞尉及诸曹掾多以本郡人为之，三辅则兼用他郡人，而必特奏。可见汉时掾属官更无用本郡者。《蔡邕传》：朝议以州县相党，人情比周，乃制婚姻之家及两州人士不得互相监临，于是又有三互法，禁忌转密。邕乃上疏，极言其弊。然则回避本籍以及亲族相回避之例，盖起于后汉之季也。然魏、晋以来，亦有不拘此者。《魏书》：张既，冯翊人，魏武使为雍州刺史，谓之曰：“还君本州，可谓衣绣昼游矣。”朱灵，清河人，魏文帝封为俞阝侯，欲以昼绣荣之。《南史》：丘灵鞠，乌程人，为乌程令，柳元景随孝武入讨，孝武曰：“事成，何所欲？”元景曰：“愿还乡里。”及孝武即位，乃以为雍州刺史，以元景家襄阳也。张岱，吴郡人，为吴郡太守。齐高帝诏以家为府。后从子绪亦为吴郡太守。柳庆远，襄阳人，梁武以为雍州刺史，诏曰：“卿衣锦还乡，吾无西顾忧矣。”张敬儿，南阳人，以功乞为本郡，乃除为南阳太守。吕僧珍，东海人，梁武欲荣以本州，乃拜南兖州刺史。又以刘之遴为南郡守，诏曰：“卿母年高，故令卿衣锦还乡，尽荣养之道。”侯安都母乐居乡里，陈武帝乃以安都弟晓为东衡州刺史，安都子秘为始兴内史，并在家侍养。孙，吴人，陈武帝谓曰：“昔朱买臣愿为本郡，卿岂有意乎？”乃授吴郡太守。陈武帝本吴兴人，在梁朝时，其子昌为吴兴太守。帝以乡里父老尊卑有数，特令蔡景历为佐吏辅之。《魏书》：毛鸿宾，北地人，孝明帝改北地为北雍州，以鸿宾为刺史，曰：“昼锦荣卿也。”游明根告老，其子肇求解官归侍。孝文帝欲令禄养，乃出为本州魏郡太守。甄琛，中山人，后为定州刺史。《北齐书》：封隆之，四为冀州刺史，其本州也，素得乡里人情。其子绘复为本州。《后周书》：李穆一家叔侄三人，皆牧宰乡里。苏亮，武功人，为岐州刺史。朝廷以其作牧本州，特给鼓吹，先还家，并给骑士三千，羽仪游乡党，欢饮旬日，然后入州。令孤熙，敦煌人，为敦煌太守。晋公护谓曰：“公一门之内，须得衣锦之荣，故命之。”王杰，金城人，为河州刺史。朝廷以其勋望，故荣以本州。刘雄，临洮人，周武以为河州刺史。先已为本县令，至是复刺本州，乡里荣之。柳敏，河东人，为河东郡守。虽统御乡里，而处物平允，甚得时誉。苏椿为武功郡守，既是本郡，惟清俭自居。冯迁为陕州刺史，迁本寒微，一旦为本州，惟谦谨接待乡邑。《隋书》：田式，祖安兴、父长乐及式，三世为本郡太守。此隋时不避本籍也。《唐书》：姜，上わ人，高祖命为秦州刺史，谓“故乡锦衣，用答元勋。”丘和为交趾太守，闻高祖登极，来朝。帝以和本稷州人，乃命为稷州刺史以自养。张士贵，洛州人，高祖命为洛州刺史，曰：“令卿衣锦昼游。”薛登，常州义兴人，武后授为常州刺史。张九龄，韶州人，以亲老求归养，玄宗乃以其弟九皋、九章为岭南刺史。贺知章归老，诏以其子僧子为会稽郡司马，使侍养。（《封氏闻见记》：侍郎唐皎掌选，问选人稳便，对曰：“家在蜀。”乃注吴。有言亲在江南，即注陇右。有一信都人，心希河朔，给曰：“愿得淮淝。”即注漳滏间一尉。是朝廷特命者或不拘本籍，而选法原有回避本籍之例。）《宋史》：周祖以王晏家彭城，乃授为武宁军节度使，俾荣其乡里。王仁镐，邢州人，周世宗授为安国军节度使，制曰：“眷维襄国，实卿故乡。分予龙节之权，成尔锦衣之美。”宋朝授本籍之例，大概有三：一以便就养，一以优老臣，一以宠勋臣。《太祖本纪》：乾德五年，县尉鄢陵许永，年七十五，自言父年九十九，两兄皆八十余，乞一官以便养。乃授永鄢陵令。彭乘，益州人，求便养，得知普州。蜀人得守乡郡自乘始。陈希亮，眉州人，初蜀人官蜀，不得通判州事，希亮以母老，愿折资为县，乃令知临津县。朱昂家江陵，致仕时，诏以其子正辞知公安县，以便侍养，许归江陵。张泳，濮州人，初仕时，乞掌濮州市税以便养，许之。蔡襄，仙游人，以母老知福州，后又知泉州。杨绘，绵竹人，以母老请知眉州。刘，彭城人，知广州，以母老求内徒，遂知徐州。喜曰：“昔布衣随计，今以侍从官三品典乡郡，过始望矣！”洪皓自金归，以母董氏年八十余，乞补外。乃以徽猷阁学士出守饶州乡郡（见《独醒志》）。文文山，吉安人，初除湘南提刑，辞免，乞便郡养亲，乃差知赣州（见《文山纪年录》。此皆以亲老而不避本籍也。按《真宗纪》：诏亲老无兼侍者，特与近任。《仁宗纪》：选人父母年八十以上者，权注近官，是宋时本著为令。）邢以老乞给假归曹州，上曰：“便可权与本州，何须假耶？”遂拜工部尚书、知曹州。吕大防，蓝田人，罢相，改永兴军使，便其乡社。任中师年老，上书言：“家本曹州，愿得守曹。”遂以之知曹州。范纯夫引疾乞归，章十上，乃得请，以待制知梓州（见《晁氏客语》）。韩子华兄弟为颍州贵族，罢相后，仍帅乡郡。或贺以启曰：“夙推荀氏之龙，仍致颍川之凤。”（见《王公四六话》）汤思退知枢密院事，垂相而病，除大资政，留守金陵，即其乡也。未第时，兄弟皆就食府庠，人以为荣（见周益公《玉堂杂记》）。此皆以优礼老臣，使不避本籍也。韩魏公，安阳人，后出镇大名，即其乡郡。欧阳公为作《昼锦堂记》。公殁后，其子忠彦以坟墓缺照管，乞以其弟粹彦监相州酒税。神宗御批曰：“韩琦有功于国，特依所乞。今后常注其现仕子孙一人，随本资任当相州一差遣。”（见《韩魏公君臣相遇传》）后琦之孙治守相州，治之子肖胄乞侍其父疾，诏即除肖胄守相州，代其父任。徽宗谓曰：“先帝诏韩氏世官于相，今父子相代，荣事也。”琦守相，作昼锦堂，治作荣归堂，肖胄又作荣事堂，三世守乡郡，人以为荣。此又特宠勋臣，而使世官乡邑，不避本籍者也。其他亦有不尽关优老便养，而使官于乡者。王，大名人，太祖使领大名，谓曰：“此卿故乡，所谓昼锦者也。”范促淹，苏州人，亦尝知苏州。汪彦章，微州人，后仍知徽州，其谢表有曰：“城郭重来，疑千载去家之鹤；交游半在，或一时同队之鱼。”至南宋之末，以军事重，更多有使守乡郡者。李芾家衡州，摄湘潭县，知永州，又知潭州。崔与之，广州人，后以广东安抚使知广州，即家治事。陈，常州人，初为丹徒县尉，后摄常州通判，守城死。此又以军兴需人不避本籍也。（按《高宗纪》：绍兴二年，诏监司避本贯。则宋制回避本籍，惟在监司。故应孟明，婺州人，除浙东提点刑狱，以乡郡引嫌，乃改授江东。）《金史》：李晏，泽州高平人，年老致仕，乃诏其子昭略为泽州刺史。张大节，代州人，徒知太原府，以并代乡郡，故荣之。元世祖时，许衡归老河内，特命其子师可为怀孟总管以便养。吴当，抚州人，为江西肃政廉访使，左迁抚州总管。赵雍，湖州人，松雪之子，为昌国海宁守。则金、元时亦间有不避本籍者。回避之例，至明始严。然太祖初设浙东提刑，即以龙泉人章溢为佥事，又命其子存道守处州。而处州人胡深，亦为浙东行中书省左右司郎中，总制处州军民事。又洪武四年正月，河南府知府徐麟以母老，家在蕲州，请终养，诏即改为蕲州知府。是太祖时固不拘乡贯也。《漱石斋闲谈》记永乐中。命御史邵巡按两浙，辞以本籍不当往。上曰：“以卿浙人，知浙中利病故耳。”浙人授浙官，即须辞免，则回避本籍已为成例可知。以后亦间有不回避者。叶春，海盐人，宣德、正统间凡三为浙江巡抚，治事于乡。王彰，彰德人，亦巡抚河南。《彰传》谓：终明之世，大臣得抚乡土者，彰与春而已。然此外亦尚有王瑜，淮安人，后镇淮安，总督漕运；魏源，江西建昌人，宣德中永新民乱，帝命源往抚之；又景泰中，命吴人杨翥之子为本邑主簿，是亦不止春与彰二人而已也。本朝督抚大吏，亦往往有此。盖常调官例须回避，所以杜瞻徇之弊。至于亲信大臣，原可不拘成例，是固立贤无方之意也。其常调官仍有亲老改补近省之例，既不碍于临下，又可便于养亲，可谓通乎人事，斟酌至当矣。
○亲族回避亲族回避，起于后汉，已见《蔡邕传》。按《晋阳秋》：刘弘为荆州都督诸军事，诏以弘婿夏侯陟为襄阳太守，乃荆属郡也。弘表陟姻亲，旧制不得相监临。乃罢之。可见晋时此例已严。《宋书》：刘祗为中书郎，江夏王义恭领中书监，服亲不得相临，表求解职。孝武诏曰：“昔二王两谢，俱至崇礼，自今三台五省，并同此例〔原漏”例“字〕。”《唐书》：贾敦颐为瀛州刺史，弟敦实为饶阳令。旧制，大功之嫌不连官。朝廷以其治行相高，故不徒以示宠。此以其治行特破成例，则亲族回避之例自严也。杨于陵为户部侍郎，其子嗣复迁社部员外郎，以父子同省，乞换他官。诏同司亲大功以上，非联判勾检官长皆勿避，官同职异，虽父子兄弟无嫌（时各部同一尚书省，故云同省）。此又于应回避之中稍示区别，职事不相统摄者，不必避也。韦抗为御史兼按察京畿，弟拯方为万年令，兄弟领本部，时以为荣。此虽职相统摄，然或以按察系暂时差遣，非久任者故尔。《元史》：大德七年，以行省官久任，多与所隶编氓联姻害政，诏互迁之。然大德八年又诏：父子兄弟有才者，许并居风宪。则元时亲族回避尚疏阔矣。
○起复俗以满服后补官为起复，此甚非也。《霏雪录》云：起复者，丧制未终而夺情起视事，如欧公所作《晏元献神道碑》“迁著作佐郎，丁父忧去官，已而真宗思之，即其家起复为淮南发运使”，及史嵩之遭父丧经营起复是也。又宋制并系之官衔，如“起复左仆射中书门下平章事臣赵普”是也。今以服阕为起复，误矣。又赵《朝野类要》云：以解官持服而朝廷特擢用者，名起复，即夺情也。王阮亭亦引此以证俗说之谬。今按《南使》萧坦之居母丧，起复为领军将军。《旧唐书》苏瑰卒，诏其子起复为工部侍郎。抗表固辞，诏许终制。张九龄丧母，诏夺哀起复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九龄固辞，不许。《通鉴》：唐顺宗时，王叔文用事，既而有母丧，韦执谊多不用其语，叔文乃日夜谋起复。宪宗时，昭义节度使卢从史遭父丧，朝廷无起复之命，乃赂宦官吐突承璀，请发本军讨王承宗，以冀起复。昭宗时，韦贻范为相，多受人赂，许以官。遭母丧，去位日，为债家所噪，乃日夜谋起复。此皆在丧起复者也。《五代史》：郑余庆尝采唐士庶吉凶礼为《书仪》两卷，明宗见其有起复之制，叹曰：“儒者所以隆孝悌，无金革之事而起复，可乎？”《宋史》夏竦丁母忧，潜至京师，依中人张怀德为助。王钦若方善竦，遂起复知制诰，以左司郎中为翰林学士。杨亿丁母忧，未卒哭，起复为工部侍郎。《元史》：监察御史陈思谦言：内外官非文武全才及有金革之争者，不许夺情起复。是元时亦尚不以服阕为起复也。
按：《宋史》向子湮坐言者降三官，起复知潭州。则凡降官而复职者，亦皆谓之起复，又不专指停丧授职者。
○未葬亲不许入仕古时又有亲未葬不得入仕之例。《晋书。载记》：常炜言：“魏、晋之制，祖父未葬者，不听服官。”按郑默、华е二传，其时虽不行三年丧，然未有不葬而仕者。《南史》：兖州刺史滕括、乌程令顾昌，皆以不葬亲而入仕为清议所鄙。《唐书》：颜真卿劾奏朔方令郑延祚母死不葬三十年，有诏终身不齿。是唐时虽未有定例，而犯者必黜其官。周广顺中，诏亲未葬者不许入仕。《宋史》：吴充奏：士大夫亲殁，或藁殡数十年，宜限期使葬，著为令。又刘综奏：京朝官当任远官者，率以父母未葬为辞，意求规免。请自今父母葬者，许请告营办，审官投状，明言父母已葬，方许依例考课，违者并罢其官。从之。是周、宋时尝著为令甲。按《刘传》：与弟焕皆侍从，而亲丧未葬，坐夺职。《王子韶传》：御史张商英劾子韶不葬父母而冒转运使判官之任，乃贬知商邮县。又《道山清话》：孙莘老入相，不及一年而罢，坐父死不葬故也。后莘老作《家庙记》自辨，刘器之为其集序，可见宋时此禁甚严。
○一产三男有赏令甲：一产三男者，督抚具本达部，照例给赏。此本古制也。《国语》：越王勾践时，民间生三男者，公与之母。注：乳母也。生二人者与之饩。是此制本起于勾践。汉章帝赐诸怀妊者胎养谷人三石，复其夫勿算，则并于怀胎时亦给以养赡矣（见《宋史。韩纲传》）。《晋载纪》：石勒时，黎阳人陈武妻一产三男一女，赐以乳婢一口、谷一百石、杂纟采四十匹。堂阳人陈猪妻产三男，赐衣帛廪食，乳婢一口，复三岁勿事。《北史。邢邵传》：旧格生两男者赏羊五口，不然则绢十匹。仆射崔暹奏革之。邵云：“此格不宜辄断。”可见汉、魏以来，以为定制。至如各史本纪遇此事必书，则始于《五代史》。如后唐同光二年左熊威将赵晖妻一产三男子，天成元年硖石县民高存妻一产三男子，汉乾元年内黄民武进妻一产三男子是也。欧阳公谓此因变异而书者。《金章宗纪》：礼官言：一产三男，内有才行可用者，量材叙用。其奴婢所生，旧制官给钱百贯，以资乳哺，尚书请更给四十贯，赎以为良。制可。
○旌门法式《五代史。李自伦传》：户部奏：“前登州义门王仲昭六世同居，其听事步栏，前列屏树乌头，正门〔原缺”门“字〕阀阈一丈二尺，乌头二柱端冒以瓦桷，筑双阙一丈，在乌头之南，三丈七尺，夹树槐柳十有五步。今李自伦旌表请如之。”敕曰：“此故事也，今式无之。其量地之宜，高其外门，门安绰楔，左右建台，高一丈二尺，广狭方正称焉。圬以白而赤其四角，使不孝不悌者可以悛心而易行焉。”然则旌门之式，旧最繁重，至五代始改从简易，第安绰楔于门而已。《宋史。孝义传》：旌郭义家，于其所居前安绰楔，左右建土台，高一丈二尺，下广上狭，饰以白，间以赤。盖亦沿五代之制，皆官为建造也。今制：应旌表者，官给银三十两，听其家自建其坊。制或设于门，或别建他所，或四柱，或二柱，其上亦有用乌头者，盖合唐、宋、五代之制而参用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