陔余丛考 - 第 11 页/共 33 页
○春王不书正月唐刘ナ对策，谓《春秋》定公元年春王不书正月者，以先君不得正其终，则后君不得正其始，故曰定无正也。此亦唐人臆说。春王无正月，此不过脱简耳。如《春秋》每遇四季之首，虽无事亦必书其首月。隐六年秋无事，书秋七月，桓九年夏无事，书夏四月之类，不可胜纪。杜预所谓虽无事必书首月，具四时以成岁也。而桓四年秋、冬无事，乃不书秋七月、冬十月，七年、九年及庄七年之秋、冬亦然，其为脱简无疑也。则春王之下无正月，其为脱简，又何疑乎？或谓脱简必脱一行，如秋七月、冬十月之类，至春王下缺正月二字，岂有一简中脱落半段之理？不知简策亦有传写脱误者，如《左传》庄六年经文“冬齐人来归卫俘”，而《公》、《》经文皆言“卫宝”，则有误在一字者矣。僖十年经文“冬十二月夫人氏之丧至自齐”，夫人姜氏也，而无姜字，杜注云，脱误也。则亦有脱在中一字者矣。一季之内虽无事，必书首月，而庄二十二年夏无事，乃不书夏四月，而书夏五月，非传写之误乎？推此则庄十年之夏五，亦岂非脱字乎？而必为之说曰：孔子有意仍之，以传疑也。夏五之为夏五月，了然可知，圣人即添一月字，岂遂为僭妄，乃必不敢增，以存传疑之义，则又何以笔则笔、削则削乎？可见《春秋》一书，孔子既修之后，仍有脱简误字，不一而足。而必于其脱误处曲为之说，毋怪乎益入于穿凿也。则“春王”下之无“正月”，其为脱误无疑，非别有义也。
○春秋纪年春秋时，列国虽曰奉周正朔，然纪年皆以本国之君即位之年为纪。如《春秋》以隐公元年起，虽孔子亦不改也。至其称于列国，则彼此纪年不同，似应以周王之年为纪矣。然郑子家对赵宣子曰：寡君即位三年，召蔡侯而与之事君。十二年六月，归生佐寡君之嫡来朝。十四年七月，寡君又朝。是皆据本国之纪年以语他国。否则举是年一大事以标之，如鲁襄公朝晋侯，晋侯问其年，季武子对曰：会于沙随之岁，寡君以生，是也。绛县老人自叙其年曰：臣生之岁正月甲子朔，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。师旷曰：鲁叔仲惠伯会成子于承匡之岁也。是皆不以周王之年为纪也。即《左传》叙旧事亦然。如追叙晋封成师之事，则曰惠公之二十四年晋始乱，惠之四十五年曲沃庄伯弑孝侯。追叙卫襄公立子元之事，则曰晋韩宣子为政聘于诸侯之岁。追叙郑伯有为厉事，一则曰铸刑书之岁，再则曰齐平燕之岁。追叙齐乌余以廪邱奔晋事，则曰齐人城郏之岁。追叙郑伯朝晋之岁，则曰溴梁之明年。而于周王纪年略不及焉。堂堂共主，正朔咸遵，而纪年莫之或用，盖当日本无禀奉一王纪年之制，非尽各国僭妄也。（汉时诸侯王尚得自称元年，如《汉书。诸侯王表》楚王戊二十一年为孝景三年，楚王延寿三十二年为地节元年之类。又列侯于本国亦得自称元年，《史记。高祖功臣侯年表》高祖六年为平阳懿侯曹参元年，孝惠六年为靖侯元年之类。是列国各自纪元，汉初犹然。）○矢鱼于棠矢鱼于棠，诸家皆以为陈鱼而观之。宋人《萤雪杂说》独引《周礼》“矢其鱼鳖而食之”之义，以为矢者射也。按秦始皇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，汉武亦有巡海射蛟之事，以矢取鱼，本是古法，授以说经，最为典切。
○《左传》所本《左传》所本，采择甚多，盖古者史官有简策、简牍二种，杜预序所谓《周礼》史官掌邦国四方之事，诸侯亦各有国史，大事书之于策，小事简牍而已。其本国之事，凡政之大者，及君所命，则书于策，非此则但别为记载。如公子豫及邾人、郑人盟于翼，不书，非公命也；新作南门，不书，亦非公命也之类。杜预所谓史不书于策，故夫子不书于经是也。然夫子虽不书于经，而记载自在，故左氏得据以推圣人不书之本意。至他国之事，凡来赴告者则书于策，不告则不书。如隐十一年郑伯大败宋师，《左传》谓灭不告败，胜不告克，皆不书于策是也。然虽不书于策，而列国自有记载，鲁国亦有得之传闻而别记之者，故左氏得以补圣人之所未修，而详其始末。杜预所谓非将君命则记在简牍是也。故有经所本无而特见于传者，先经以始事，后经以终义，皆别有所本也。亦有经所特书而反无传者，非必其事之无关系也，如郭公之类，非传不明，而左氏无之，则固简牍缺落，无所考据，故不能凭空撰述耳。不然，则经所无者尚一一补之，经所有者反略而遗之耶？又庄二十六年经文：春，公伐戎。夏，曹杀其大夫。秋，公会宋人、齐人伐徐。冬十二月癸卯朔，日有食之。而是年之传：春，晋士为大司空。夏，士城绛，虢人侵晋。冬，虢人又侵晋。一年之内，经自经而传自传，若各不相涉者，盖亦因经所书之事别无简策可考以知其详，故别摭他事以补此一年传文也。○《左传》叙事氏名错杂《左传》叙事，每一篇中，或用名，或用字，或用谥号，盖当时文法如此。然错见迭出，几使人茫然不能识别。如子越椒之乱，一斗般也，忽曰斗般，忽曰子扬；一贾也，忽曰贾，忽曰伯赢。泌之战，一荀林父也，忽曰荀林父，忽曰桓子；一士会也，忽曰士会，忽曰随武子，忽曰随季，忽曰士季，他篇又称范武子；一先也，忽曰先，忽曰彘子，他篇又称原；一荀首也，忽曰荀首，忽曰知庄子，忽曰知季；一韩厥也，忽曰韩厥，忽曰韩献子；一栾书也，忽曰栾书，忽曰栾武子；一赵朔也，忽曰赵朔，忽曰赵庄子；一克也，忽曰克，忽曰献子。是篇人数既多，头绪更杂，即姓名一线尚难了了，况复错综其词如此，使无后人注释，不几于终日回惑而不得其要领耶？他篇类此者不一而足。又如齐庆封之乱，使析归父召晏平仲，平仲请盟，子家曰：子之言云，又焉用盟。此子家乃析归父也。下又叙庆嗣闻祸将作，谓子家速归，此子家乃庆封之子也。略无别白，令读者何处分析耶？此究是古人拙处，史迁以后则无此矣。刘勰亦谓左氏缀事，氏族难明，及史迁各传，人始区详而易览也。而黄常明谓：《左传》叙事有一人而称目至数次异者，族氏、名字、爵邑、号谥皆密布其中，以寓褒贬，则又深求之而转非古人意矣。氏、名、号、谥错见，自是另一种文法，有何褒贬？即如泌之战，晋诸大夫忽名忽谥号，一日之间褒贬顿异，有是理耶？
○《左氏传》原委秦火之后，汉初惟《左氏传》最先出，然亦惟《左氏》始终不得立学官，而其传世也，乃愈抑而愈彰彰。董勋谓《左氏》从河间献王所得，而颜师古则引许氏《说文解字序》云北平侯张苍献《左氏春秋传》。张苍历秦至汉文帝时为丞相，是《左氏》之出比诸经为最早也。然武帝立诸经博士，独遗之。哀帝建平中，刘歆欲立《左氏》，遽移太常，致诸儒忿争，帝重违众意，乃出歆为河内太守，遂不得立。光武时，韩歆上疏，欲立《左氏》，博士范升等驳之，帝卒立左氏学，以李封为博士。未几封卒，《左氏》复废。肃宗亦好《左氏传》，乃令贾逵自选诸生才高者习之，皆拜为王国郎。章帝亦诏选高才生习之，然不久亦仍废。是两汉时《左氏传》终未尝立学官也。然自贾谊为《左氏》训诂以授贯公，其后贾逵作训，服虔作解，谢该作释，及乎杜预作集解后，六朝遂入于经。虽东汉以来攻之者不一，如范升奏《左氏》之失凡十四事，并奏史迁引用《左氏》、违戾五经者三十一事，李育亦谓《左氏》不得圣人深意，作《难左氏义》四十一事，何休又作《左氏膏肓》，而贾逵则摘出《左氏》长于《公》、《》者三十事，服虔亦以《左氏》驳何休所驳之六十条，郑康成又有《针膏肓》之作。《陈书。王元规传》：自梁以来，诸儒为左丘学者，以贾逵、服虔之义难驳杜预，凡一百八十条。元规引证通析无所疑滞。《唐书。啖助传》：助爱《公》、《》二家，以《左氏》解义多谬，谓其书出于孔氏门人，且《论语》所引率前世人老彭、伯夷等类，非同时；而言“左氏明耻之，丘亦耻之”，则丘明者盖如史佚、迟任之徒，而非孔子门人也。是六朝及唐尚有斥《左传》、驳杜注者，然好之者愈甚。盖匪特叙事之书易传，而其文之工实自有千古也。又汉时《古文尚书》及《毛诗》亦皆不立学官，乃二书与《左传》反盛传至今，而当时所立学官者今皆不传，岂显晦有时，而晚出者传愈久耶！
○鹬冠《左传》僖二十四年，郑子华之弟子臧出奔宋，好聚鹬冠，郑伯闻而恶之，使盗诱而杀之陈宋之间。杜预注：聚鹬羽以为冠，非法之服也。颜师古则以为鹬，水鸟，天将雨则鸣，古人以其知天时，乃象其形为冠，使掌天文者冠之，故《逸礼》曰：知天文者冠鹬。盖子臧是子华之弟，以兄见杀而出奔，常有复仇之志，故与知天文者游聚，有所计议，是以郑伯恐其返国作乱，令人诱杀之。若直以鹬羽饰冠，何必恶而杀之也？此论可谓发前人所未发，然《左传》本文有“君子曰：服之不衷，身之灾也。”是左氏已以鹬冠为子臧之冠，而非谓知天文之御士矣，岂误自左氏欤？师古又以为“君子曰”数语系后人妄加，非《左氏》原文，则欲伸己意而并强抹煞古人矣。
○曹即曹沫鲁庄公与齐桓公盟于柯，《左传》但言始通好，而不言劫盟。《吕氏春秋。贵信篇》齐桓公伐鲁，鲁请盟，桓公许之。曹先说庄公以劫盟之事。盟之日，庄公与曹皆怀剑至坛。庄公左搏桓公，右抽剑以自承，请戮于君前。管仲、鲍叔进，曹按剑当两陛，管仲等不得进。庄公曰：“封于汶则可。”管仲劝桓公许之。是劫盟者曹也。《史记》则谓二公立坛上，曹沫执匕首劫桓公。公问所欲，沫欲齐返鲁侵地，桓公许之，沫乃下就臣位。则劫盟者又属曹沫。按《左传》长勺之战有曹，而沫之名不见，则劫盟者为曹无疑，以为沫。司马贞《索隐》云：沫音，声相近而字异耳。林注：《春秋》柯之盟亦言曹劫盟，则即沫也。
《淮南子。论篇》：昔曹子为鲁将，三战不胜，亡地千里。及柯之盟，三战所亡，一朝而得之，勇闻于天下。
○屠蒯即杜篑《檀弓》：智悼子卒，末葬，晋平公饮酒，师旷、李调侍。杜篑进酌曰：“旷饮斯。”又酌曰：“调饮斯。”又酌，自饮之。公问之，曰：“子卯不乐，智悼子丧在堂。旷为太师，调为亵臣，而俱不以告。篑为宰夫而越职言此，是以皆饮之。”《左传》：晋荀盈卒于戏阳，未葬，晋侯饮酒乐。膳宰屠蒯入，酌以饮乐工曰：“汝为君耳，将司聪也。辰在子卯，谓之病日，女弗闻，是不聪也。”又酌嬖叔曰：“汝为君目，将司明也。而汝不见，是不明也。”亦自饮也，曰：“臣实司味，二御失官而君弗命，臣之罪也。”《檀弓》、《左传》所记本一事也。然《檀弓》有师旷、李调姓名，而《左传》无之。《檀弓》曰杜篑，《左传》“曰屠蒯，声固相近，而各记所记则并姓名亦遂不同，于此可见古事之入于记载者，讹谬盖十之六七矣。王观国《学林》云：《檀弓》作杜篑，《左传》作屠蒯，盖本是杜篑而《左传》讹其字耳。袁文《瓮牍闲评》则云：屠者宰也，蒯为庖人，职主屠宰，故曰屠蒯，如巫咸之巫、师旷之师也。则《左传》所云屠蒯乃其本字，而《檀弓》讹以为杜篑耳。
○杜预注《左传》杜预注《左传》，盖合众家之长，不特地名、人名考据精核，书法、谱系授引确切，即如时日之细，亦以长历追算不遗。隐十年春王二月，公会齐侯、郑伯于中丘。注云：传言正月会，癸丑盟，推经传日月癸丑是正月二十六日，知经云二月误也。又成十七年十一月壬申，公孙婴齐卒。注：十一月无壬申日，误也。襄二年六月庚辰，郑伯仑卒。注：庚辰七月九日书六月，经误。襄九年十二月癸亥，晋人以诸侯之师伐郑，门其三门；闰月戊寅，济于阴阪。注云：以长历考之，此年不得有闰月，疑闰月二字当作门五日，五字上与门字合，遂讹为闰月也，乃晋攻三门，门各五日也。自癸亥去戊寅十六日，以癸亥始攻，攻辄五日，凡十五日，明日乃戊寅也。昭元年十一月己酉，楚公子围弑其君。注：以长历推己酉当十二月六日，经传皆言十一月，月误也。古人著书细心如此，今人读书于年月时日未有不一目过之矣。
○《国语》非左丘明所撰《国语》二十一卷，《汉书。艺文志》不载撰人姓氏。其时说经者皆谓之《春秋外传》，惟司马迁有云：左丘失明，厥有《国语》。班固作迁赞，因曰：孔子作《春秋》，左丘明为之传，又纂异同为《国语》。韦昭亦以为左丘明采穆王以来，下讫鲁悼，其文不主于经，号曰“外传”。颜师古本此众说，故注《艺文志》，直以《国语》为左丘明撰。宋庠因之，亦谓出自丘明。今以其书考之，乃是左氏采以作传之底本耳。古者列国皆有史官记载时事，左氏作《春秋传》时，必博取各国之史以备考核。其于《春秋》事相涉者，既采以作传矣，其不相涉及虽相涉而采取不尽且本书自成片段者，则不忍竟弃，因删节而并存之。故其书与《左传》多有不划一者，如襄王伐郑一事，《左传》以《常棣》诗为召穆公所作，而《国语》则以为周文公所作。晋文公返国一事，《左传》记是年九月晋惠公卒，明年正月秦伯纳公子重耳，而《国语》则十月晋惠公卒，十二月秦伯纳公子。鄢陵之战，《左传》苗贲皇在晋侯之侧曰：“楚之良，在中军王族而已”，而《晋语》作苗棼皇，《楚语》则云雍子谓栾书曰：“楚师可料也，在中军王族而已。”如果左氏一手所撰，何不改从划一，而彼此各异若此乎？可知《国语》本列国史书原文，左氏特料简而存之，非手撰也。魏、晋之人以其多与《左传》相通，遂以为左氏所作耳。又如长勺之战，《鲁语》曹与庄公论战数百言，《左传》但以“小惠未遍，小信未孚”数句括之。鄢陵之役，范文子不欲战，《晋语》述其词累幅不尽，至分作三四章，《左传》但以“外宁必有内忧，盍释楚以为外惧”数语括之。正可见左氏以此为底本，而别出炉锤，笔夺天巧，岂其示巧于此，而复作《外传》以示拙也？窃尝论之，左氏之采《国语》，仙人之脱胎换骨也。《史记》于秦、汉以后自出机杼，横绝千古，而秦、汉以前采取《国语》、《左传》，则天吴紫凤，颠倒衤豆褐也；《汉书》之整齐《史记》，则屈骐骥以就衡轭也。观于诸书因袭转换之间，可以悟作文之旨矣。（王充《论衡》云：左氏传经，词语尚略，故复选录《国语》之词实之。啖助谓《国语》非一人所为，盖左氏集诸国史以释《春秋》，后人便傅著丘明也，是亦不以《国语》为丘明作。）○韦昭注《国语》韦昭注《国语》，合贾逵、虞翻、唐固诸本参考是正，最号详核，然亦有舛谬者。晋文公请隧，贾逵云：王之葬礼，阙地通路曰隧，昭则以为天子之六乡六隧地也。按襄王之词曰：“若班先王之大物以赏私德”，又曰“叔父若能更姓改物，以取备物”，又曰“余敢以私劳变前之大章乎？”又《晋语》：文公请隧，弗许，曰：“王章也。”大物、备物，大章、王章，皆谓礼之大者，非郊隧地可知。况是时王正劳之以地，岂又辞所赐之地而别请所不赐之地乎？鲁武公之其子括与戏见宣王，王立戏。韦昭注：括，武公子长子伯御；戏，括弟懿公也。按《史记。鲁世家》懿公九年，兄括之子伯御弑公而自立。则伯御乃括之子也。《汉书。古今人表》亦同。而昭以伯御为括，亦误。《左传》自幕至于瞽瞍，则幕在瞽瞍之先。昭注《国语》“虞幕能听协风”乃云“幕，舜后，虞思也。则以舜之远祖为舜之远孙矣。又东汉明帝讳庄，故凡前史所有庄字悉改为严。昭，三国吴人，尚复何所忌讳？而不为改正，仍以鲁庄公为严公，曲沃庄伯为严伯，亦不免疏于检点。顾宁人乃以为作史者意存忠厚，不遽改前代之讳，此亦曲为之说矣。
●卷三○《周礼、冬官》补亡之误《周礼》缺《冬官》一篇，刘歆以《考工记》补之，汉唐以来皆无异说。至宋淳熙间，临川余廷椿始创论，以为冬官之属初未尝缺，其官皆杂出于五官之中，乃作《复古司空》一篇，朱子亟称之。永嘉王次点益引伸其说，作《周官补遗》，亦为真西山所赏。元人吴草庐、丘吉甫又因之，各有撰述，然其间亦各有不同者。今王氏《周官补遗》已不传，草庐所编则据《尚书》司空掌邦土，谓冬官不应杂在地官司徒掌邦教之内，遂取掌邦土之官列于司空之后，其他亦未尝分割。惟余氏、丘氏则益加割裂。余氏以天官、地官、春官、夏官内四十九官改入冬官，丘氏则以为天官六十三、地官七十九、春官七十、夏官六十九、秋官六十六，若以周官三百六士每官六十之数论之，天官羡三，地官羡十九，春官羡十，夏官羡九，秋官羡六，是五官内共羡四十七官。而所著《周礼补亡》一书，又于五官内稍有裁核，定为官六十、地官五十七、春官六十、夏官六十、秋官五十七，而以大司空、小司空内五十四官改入冬官，与余氏大同小异。虽各以意割截旧文，然亦可见先儒之究心也。王鏊《震泽长语》云：俞廷椿、王次点以五官中凡掌邦居民之事皆分属之司空，则五官各得其分，而冬官亦完，且合三百六十之数，周官粲然无缺，诚千古之快也。而余不敢从，何哉？曰乱经。是鏊亦未敢以为是也。按《南齐书》有人掘楚王冢，得青简书，广数分，长二尺，凡十馀简。王僧虔辨之，云是科斗书《考工记》，《周官》所阙文也。然则《考工记》原非杂于五官内，刘歆以之补《冬官》亦非。
○《仪礼》先儒谓《仪礼》文物彬彬，乃周公制作之仅存者。即如《聘礼》篇末“执圭如重”、“入门鞠躬”、“私觌愉如”等语，与《论语。乡党篇》相合。晁氏谓：定公九年孔子仕鲁，至十三年适齐，其间无朝聘事，则《乡党》所记未必皆孔子实事，当是门人习礼者本《仪礼》之旧文而记其语耳。是可见《仪礼》为孔子以前之书，也于周公所作无疑也。当时必有全书，今所传十七篇，盖所谓存什一于千百者。熊朋来谓：《既夕礼》乃《士丧礼》之下篇，《有司彻》乃《少牢馈食》之下篇，则十七篇又实止十五篇耳。敖继公不得全书，遂以为周公此书专为侯国而作，而王朝之礼不与焉。如《冠》、《昏》、《相见》、《乡饮》、《乡射》、《士丧》、《既夕》、《士虞》、《特牲馈食》九篇，皆侯国之士礼。《少牢馈食》上、下二篇，皆侯国之大夫礼。《聘》、《食》、《燕》、《大射》四篇，皆言诸侯之礼，惟《觐礼》一篇言诸侯朝天子之礼，然主于诸侯而言也。《丧服》篇言诸侯于及公子、大夫、士之服最详，其间虽有诸侯之大夫为天子之服，然亦皆主于诸侯与大夫而言也。当时以此书颁于侯国，令其各据此以行礼，以教人，是以国无异礼，家不殊俗也。其立论固未为无见，然此亦第就现在之十七篇，而意其专为侯国设耳。按孔壁中所得《古文礼经》本有五十六篇，其十七篇与《仪礼》正同，余三十九篇藏在秘府，谓之《逸礼》。哀帝初，刘歆欲以之列学官，而诸博士不肯，遂不得立。孔、郑所引《逸礼》如《中ニ礼》、《于太庙礼》、《王居明堂礼》皆其篇也，则《仪礼》十七篇外尚有三十九篇，王朝之礼亦必备载如于太庙、王居明堂之类，不得谓皆侯国之礼也。吴草庐因取大、小戴《记》及郑氏所引编为《仪礼逸经》八篇，谓《小戴》、《投壶》、《奔丧》篇首与《仪礼》诸篇之体如一，固为《仪礼》旧文，《大戴》中《公冠》、《诸侯迁庙》、《诸侯衅朝》三篇虽已不存此例，要是作记者删取正经之节要而存之。其《中ニ》以下三篇已不复传，而名犹见于注家，故亦编为篇目，而以注家所引片言只字附之，此亦见辑《礼》者之苦心矣。
○五父衢《檀弓》：孔子少孤，不知其墓，殡于五父之衢，问于鄹曼父之母，然后得合葬于防。孔子生而神圣，岂有母在时不问知父墓者？况《檀弓》又云：合葬于防之后，孔子先反，门人后至。则葬母时已有门人襄事，孔子必非年少可知，岂有数十岁之人尚不知父墓？故何晏、夏侯玄、蒋济、王肃皆疑无此事，而近世高邮孙氏又谓“不知其墓殡于五父之衢”十字当为一句，殡浅而葬深，孔子父殡于五父衢，孔子欲启柩与母合葬，而不知父墓之为浅葬深葬，故审问不敢轻启，问于鄹母，始知殡而非葬，于是启其殡，与母合葬于防。先儒误读，不知“其墓”为句，遂生妄说云云。此论可谓辨矣，然究亦曲为之说。柩在帷堂曰殡，入土则曰葬，从未有入土尚称殡者，何得以殡为浅葬耶？即曰浅葬矣，此何等大事，孔子当母在时岂有不问明，直待母卒而问他人乎？总由于记礼之家，得诸传闻，不暇审订，辄笔之于书，故有此等谬误。观《庄子》及《说苑》、《新序》、《孔子家语》、《孔丛子》等书所传孔子佚事甚多，若一一信以为真，则圣人反浅。《檀弓》所记亦犹是也，而必从而为之词，毋怪乎愈解而愈支离矣。
○伯鱼之母死伯鱼母死期而犹哭，夫子闻之，曰：“谁欤哭者？”门人曰：“鲤也。”夫子曰：“嘻，其甚也！”疏以为出母。此最舛也。礼：父在，为母服期。是期本服母终丧之候，而伯鱼犹哭，故夫子甚之也。出妻之子为母期，若为父后者，则于出母无服，是并无期之丧矣。伯鱼固为父后者也，不服于期之内，而反哭于期之外乎？即此可见孔氏出妻之说之妄也。
○晋文公辞国当以《檀弓》为据公子重耳辞国一事，《檀弓》谓：晋献公之丧，秦穆公使人吊重耳，讽以得国，舅犯使公子辞之。《国语》则谓：里克杀夷齐、卓子，使人告重耳，欲立之，舅犯使公子辞。秦穆公又使人讽重耳得国，舅犯亦使公子辞。盖本一事，而《国语》误作里克及秦穆两事也。以理推之，当以《檀弓》所记为是。重耳之亡，舅犯辈之从亡，皆非无意于得国者。观其后纳怀嬴而不顾，杀怀公而不恤，则其以入国为急可知。若里克既杀二君而召之，当是时，乱不自我起，且兄弟之次居长，义本当立，夫亦何所避嫌而却之以为名高？盖其辞也，在献公方卒之后，二君未被杀之前，国已有君，衅将未作，而遽欲仗外援以求入，倘一发不中，则身名俱败，此智者所不为也，《檀弓》以其事系于献公卒之后，而不言二君已被杀，自是实录。而《国语》所记在二君被杀后者，误也。《史记。晋世家》但采《国语》之文，亦无识。
○《月令》沈作谓《礼记》中《月令》尤驳杂。古者于则发爵赐服。于尝出田邑，而《月令》孟秋乃曰：毋封诸侯，毋以割地。《周礼》龟人上春衅龟，谓建寅月也，而《月令》孟冬衅龟策，盖秦之正月也。三代之官有司马，无太尉，而《月令》孟夏命太尉赞杰俊。殆吕不韦宾客所为耶？按沈氏之说，似将泥于蔡邕、王肃及张华《博物志》以《月令》为周公所作，故信为周制，而又有秦制在内，遂疑吕氏所为。不知此篇本吕氏原本，而礼家采入《礼记》中者。今《吕氏春秋》现在，可覆按也。《隋书。牛弘传》：蔡邕、王肃因周书内有《月令》第五十三篇，即是此篇，故以为周公所作，而郑康成已谓是不韦著《春秋》纪之首章，礼家抄合为记。刘勰亦谓《月令》一篇取乎吕氏之纪，束皙又以为夏时之书，刘以为不韦令诸儒寻圣王月令之事而记之，牛弘则谓不得全称周书，亦未可即为秦典，在内杂有虞、夏、商、周之法。是康成以来诸儒固不以此为周公作，何以沈氏尚据为周书而致疑耶？
○宾雀《月令》“鸿雁来宾，雀入大水为蛤”，今读者皆以宾字属雁，谓雁自北而南，如作客也许，行慎注《淮南子》，则以宾字属雀，云：宾雀，老雀也，栖宿人家堂宇之间，如宾客然。则宜以“鸿雁来”为句，而宾字连下句读。
○太牢少牢《礼记》“太牢”注：牛、羊、豕也。是羊、豕亦在太牢内矣。《国语》“乡举少牢”注：少牢、羊、豕也。则羊与豕俱称少牢矣。其不兼用二牲而专用一羊或一豕者，则曰特羊、特豕，可知太牢不专言牛，少牢不专言羊也。后世乃以牛为太牢，羊为少牢，不知始于何时。江邻几《杂志》云：掌禹锡判太常，供享太牢，只判特牛，无羊豕。问礼官，云：向例如此。是宋时固专以牛为太牢矣。唐人《牛羊日志》小说称牛僧孺为太牢，杨虞卿为少牢，则唐已以牛属太牢、羊属少牢矣。按《国语》屈到嗜芰篇：国君有牛享，大夫有羊馈。韦昭注云：牛享，太牢也；羊馈，少牢也。则专以牛为太牢，羊为少牢，其误盖自韦昭始也。○醴泉即膏露天降膏露，地出醴泉，是醴泉从地中出也。《白虎通》亦云：甘露者，美露也，降则物无不盛。醴泉者，美泉，味若醴酒，可以养老。是亦以甘露、醴泉为二物也。王充非之曰：《尔雅》甘露时降，无物以嘉，谓之醴泉。则醴泉乃即甘露也。使以为地中所出这泉，则《尔雅。释水》篇舅槛泉正出，沃泉悬出之类，释水甚多，何以不载之，而反入之四时章乎？然则甘露、醴泉本一物，而记礼者谬为分析耳。
○八十者一子不从政，后世引为终养之误八十者一子不从政，九十者家不从政。解者谓令其子孙得以家居侍养，此后世终养之例之所始，而不知非也。家有老亲，正资禄养，岂有转禁其入仕之理？且九十者一家之中俱不从政，倘在贫家，将何以奉晨昏、具甘旨？是教之孝而转无以全其孝也。《北史》辛雄有《禄养论》，谓《礼记》所云不从政者，郑注云：复除之，盖专指庶人而言力役之征，概从停免，非公卿士大夫之谓也。仲尼论五孝，自天子至于庶人，无致仕之文。今宜听禄养，不约其年。魏孝明帝纳之。辛雄此论，可谓发前人所未发。按《管子。入国篇》：凡国都皆有掌老，七十以上一子无征，八十以上二子无征，九十以上尽家无征。又汉武诏曰：九十以上，复其子若孙，令得身帅妻妾遂其供养之事。注：复者，免其徭役。又贾山《至言》：陛下振贫民，礼高年，九十者一子不事，八十者二算不事。师古曰：一子不事，蠲其赋役也；二算不事，免其二口之赋也。则汉时犹未有仕宦者亲老归养之例。但庶民之家有老亲则免其徭役口算耳。然则误以不从政为不服官而定亲老运去之例，起于何时耶？按《晋书》：庾纯以父老不解官被劾。又齐王攸议曰：“礼八十者一子不从政，九十者其家不从政。纯父年八十一，兄弟六人，三人在家，不废侍养。今令年九十乃听悉归，纯父年未九十，不为犯令。”然则亲老归养之制，盖即晋时所定也。《北史》魏宣武帝诏：诸有父母八十以上者，皆听居官禄养。留亲就禄，至特烦诏书，可见亲老归养父著为成例，至宣武始变通耳。又《南史。张岱传》：岱母实年八十而籍注未满，岱便去官。则是时仕宦者父母之年亦须注籍也。
○郑康成注祭之误《周颂。雍》之序曰：，祭太祖也。康成因注曰：，大祭也；太祖，谓文王也。大于四时祭而小于也。《商颂。长发》之序曰：大也。康成因曰：大，祭天也。盖因《诗序》字加大，故又以为祭天也。于是注《小戴记。祭法》则竟以为祀昊天于圆丘，而于《春秋传》则又以为郊祀灵威仰，而以后稷配。随处异议，迄无定说，宜黎等之纷纷驳诘也。
○三年丧，王、郑二说不同三年丧，郑康成与王肃之说各不同。按《礼记。三年问》曰：三年之丧，二十五月而毕。《檀弓》曰：祥而缟，是月礻覃，徙月乐。王肃曰：是祥之月而礻覃，礻覃之明月可以乐矣。《丧服小记》曰：再期之丧，三年也。《春秋》闵公二年《公羊传》曰：三年之丧，实二十五月。此古来三年丧二十五月之明文也，故王肃注《仪礼。士虞礼》“期而小祥”（十三月也），“又期而大祥”（二十五月也），“中月而礻覃，即此月之也；是月吉祭”，以为再期大祥，二十五月也；中月而礻覃，即此月之中也；是月吉祭，则此月已即吉也。而郑康成则谓：中者间也，与大祥间一月，自丧至中，凡二十七月也。晋人丧服俱且肃说，以二十五月为断。至宋武帝始诏改依郑康成，二十七月而后除。按是时王淮之奏曰：“康成注《礼》三年丧，二十七月而去，古今学者多谓得《礼》之宜。晋初用王肃议，祥、礻覃共月，故二十五月而除。然绅多从康成”云。武帝改制，本此奏也。（按《隋书。礼志》谓：梁天嘉元年，沈洙议：至亲期断，加重〔隆〕故再期，断以二十五月。所以宋元嘉制以二十五月为限，是宋武虽改从二十七月，至元嘉中又改二十五月也。《魏书》：梁使朱异至魏，魏李业兴与论王、郑《礼》注互异之处。异谓梁制多从王义，此间用郑义。业兴曰：“卿处用王义，除礻覃应二十五月，何以王俭礻覃用二十七月”云云。则宋元嘉改从王肃之后，至王俭又建议改从郑义二十七月也。）唐时又有王元感者，著论以三年丧宜三十六月。张柬之驳之曰：三年丧二十五月，不刊之典。按《春秋》鲁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，公薨，文公二年冬，公子遂如齐纳币。《左传》曰：礼也。杜预注云：僖公丧终此年十一月，纳币在十二月故称礼也。《公羊传》曰：纳币不书，此何以书？讥也。丧娶在三年之外，何以讥，三年之内不图婚。何休注云：僖公以十二月薨，至此冬未满二十五月，故讥也。何休以公薨在十二月，至此冬十一月才二十四月，非二十五月，故曰未三年而图婚也。合二注以观，虽公薨之月不同，然所争惟争一月，不争一岁，此春秋三年丧二十五月之证也。《尚书》：惟元祀十有二月，伊尹奉嗣王祗见厥祖。孔安国注云：汤以元年十一月崩，二年十一月小祥，三年十二月大祥，故《太甲》中篇云：惟元〔三〕祀十有二月，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归于亳。是十二月大祥，讫十二月即服吉也，此尚书三年丧二十五月之明验也。《礼记》三年之丧，二十五月而毕，哀痛未尽，思慕未忘，然而服以是断之者，岂不以送死有已，复生有节哉！又《丧服四制》云：变而从宜，故大祥鼓素琴，告人以终。又《间传》云：期而小祥，食菜果；又期而大祥，有醢酱；中月而礻覃，食酒肉。又《丧服小记》云：再期之丧，三年也；期之丧，二年也。此《礼记》三年丧二十五月之明验也。《仪礼》云：期而小祥，又期而大祥，中月而衤覃，是月也，吉祭。此礼周公所制，则《仪礼》三年丧二十五月之明验也。惟郑康成注“中月而礻覃”，以中月为间一月，故自死至礻覃凡二十七月，然逾月入礻覃，礻覃既复常，则二十五月为免丧矣。此柬之主王肃之说，更为援引曲畅。《朱子语类》亦云：丧礼只二十五月，是月礻覃，徙月乐。二十五日祥后便礻覃，看来当如王肃之说。愚按期之丧十三月而祥，间一月为十五月而礻覃，三年之服为再期，二十五月而祥，亦宜间一月而礻覃，则自当以二十七月为是。宋英宗治平二年，礼院奏曰：丧服王肃主二十五月，郑康成主二十七月。《通典》用郑说，又加至二十七月终，则是二十八月毕丧，二十九月始吉，盖失之也。天圣中更定五服年月，敕以二十七月为断，望仍遵用。从之。此又近世定二十七月之由来也。
○郑康成注慈母之误康成注“慈母无服”，谓庶母慈己者。此说甚混。按慈母有三，其一则妾子之无母，使妾之无子者养之，命为母子，服以三年，此《丧服》齐衰章所言“慈母如母”是也。二则嫡妻之子无母，使妾养之，慈抚隆至，但嫡妻之子无以妾为母之义，而恩深事重，故服以小功，此《丧服》小功章所以不直言慈母，而云庶母慈己者，明异于三年之慈母也。其三则子非无母，而择贱者视之，义同师保，不无慈爱，故亦有慈母之称，《内则》所云“择于诸母与可者，使为子师，其次为慈母，次为保母”，明言择人为此三母，非谓择取史弟之母也。师保无服，则此慈母亦无服明矣。子游所问，自是师、保之慈，非三年小功之慈也。康成乃不辨三者，混注慈己，毋怪处处窒碍矣。说见《南史。司马筠传》。
○命妇世妇《礼记。丧大记》“内子未命”，郑注云：内子，卿之妻也。又曰：大夫内子，士妻，特拜命妇。疏云：卿妻曰内子，大夫妻曰命妇也。此说甚谬。夫大夫内子与士妻对言，则内子之为大夫妻可知也。既曰“大夫内子，士妻，特拜命妇”，则命妇之尊于内子可知也。乃以尊者特拜卑者，有是理乎？宋人谓卿大夫妻未命曰内子，已命曰命妇。此说最为得实。盖卿大夫妻俱称内子，《左传》：赵衰之妻请衰迎前妻叔隗为内子，而己下之。《国语》：司马子期欲以妾为内子。注皆云：内子，卿之嫡妻。此卿妻之称内子也。《礼记》大夫内子，此大夫妻之称内子也。及其既受君命，则谓之命妇，故内子与命妇品级虽同，而特为命妇拜者，尊君命也。《丧大记》又有所谓世妇者，注、疏皆以国君之世妇次于女君者当之。然历观《记》中文义，皆系大夫之妻，如曰：君夫人卒于路寝，大夫世妇卒于适寝，士之妻皆死于寝。又曰：复者，君以卷，夫人以屈狄，大夫以元，世妇以礻衣，士以爵弁，士妻以税衣。又曰：君之丧，三日子、夫人杖，五日大夫、世妇杖。皆以大夫、世妇两两对举，则世妇亦即大夫妻明矣。而郑氏必以为不然，其于“大夫、世夫杖”及“世妇以衤衣”，固确指为君之世妇矣，于“大夫世妇卒于适寝”不可强通，则又为之说曰：变命妇言世妇，明尊卑同也。夫授大夫世妇杖指为君之世妇，犹或可通，若世妇以衤衣指为君之世妇，则大夫妻之复服又是何服？岂容竟不经见，且国君正寝曰路寝，路大也；大夫正寝曰适寝，适，主也，其实皆正寝也。国君既有路寝为正寝矣，岂又有所谓适寝乎？将适寝非正寝乎？然则所谓世妇卒于适寝者，非即大夫妻乎？郑氏不过以国君夫人之下有世妇，遂疑其非大夫妻。不知古之名称下不可僭上，而上可兼下，即如天子一后、三夫人、九嫔、二十七世妇、八十一御妻，夫人则公侯之妻之名也，妻则士之妻之名也，世妇正与大夫品秩相配，安见非大夫妻之名乎？若谓国君有世妇，大夫妻不当以为名，则天子有夫人，诸侯何以亦有夫人乎？天子有世妇，诸侯何以亦有世妇乎？窃意未命曰内子，已命曰命妇，此卿大夫妻之专称也。而世妇则国君世妇与卿大夫命妇之通称也。大夫命妇与国君世妇品秩正相配，故得而通称也。凡专言大夫已命之妻者，则称命妇，如命妇为夫人之命出，士妻不当敛则为命妇出是也。言大夫命妇而兼言国君世妇者，则通称世妇，如世妇以衤衣，授大夫世妇杖之类是也。如此则不惟《记》中文法甚顺，而义亦益周密矣。
●卷四○《四书》别解数条《四书》经朱子作注之后，固已至当不易，然后人又有别出见解，稍与朱注异而其理亦优者，固不妨两存之，要惟其是而已。今录数条于此。《大学》缺格物致知一传，董槐谓以“知止能得”“物有本末”二节移于“听讼吾犹人之下”，而结之曰：此谓知本，此谓知之至也，亦自完善。则此一章但有脱简而无缺文，更不必补矣。“父在观其志，父没观其行”，朱注以为观其子之志行，则下文“三年无改”句文义不相贯，故注中只得用“然”字一转。杨循吉谓宜作人子之观其父解，父在时子当观父志之所在而曲体之，父没则父之志不可见，而其生平行事尚有可记者，则即其行事而取法之。如此则下“三年无改”句正是足此句之义，直接而下，自然贯注，不待下转语也。“攻乎异端，斯害也已”，张凤翼谓能攻击异端则害可止，孙弈《示儿编》亦谓攻如“攻人之恶”之攻，已如“末由也已”之已。“宰予昼寝”，李济翁《资暇录》作“画寝”，谓绘画其寝室也，则下文朽木粪土之墙似更关合。“子罕言利”，史绳祖《学斋占毕》谓利固圣人所不言，至于命与仁，则《论语》中言仁者五十三条，言命者亦不一而足，此岂罕言者？盖与字当作“吾与点也”之与，谓子之所罕言者，惟利耳，而所与者，乃命与仁的。“子路从而后”，吴青坛谓“见其二子焉”句当在“至则行矣”之后，盖子路再到时不见丈人，但见其二子，故以“不仕无义”之语告之，不然，既无人矣，与谁言哉？“不使大臣怨乎不以”，《魏志。杜畿传》作“怨何不以”，谓致怨于何不用也。“孟子去齐，宿于昼”，考之史传，齐地无昼名者。邢凯《坦斋通编》谓当作画，而引《史记。田单传》“闻画邑人王贤”，刘熙注：画音护，齐西南近邑也；后汉耿讨张步，进军画中，遂攻临淄，拨之，亦即此地。则昼之当作画，更为有据。顾宁人《山东考古录》亦云昼当作画，而以刘熙注为是也。“必有事焉，而勿正心”，倪思谓“正心”二字乃忘字之误，谓“必有事焉而勿忘，勿忘勿助长也”，重一“勿忘”字。古书如《无逸篇》叠“生则逸”三字，文更有致。“冯妇搏虎”章，周密《癸辛杂识》谓“卒为善”作一句，“士则之”作一句，“野有众逐虎”作一句，如此则下文“其为士者笑之”正与“士则之”相照应。比上数条皆与朱注异者，“父在”及“荷筱”、“冯妇”三章为最优。
○子见南子《论语》惟“子见南子”一章最不可解。圣贤师弟之间相知有素，子路岂以夫子见此淫乱之人为足以相浼而愠于心，即以此相疑，夫子亦何必设誓以自表白，类乎儿女子诅咒者？杨用修谓矢者，直告之也；否者，否塞也。谓予之道不行，乃天弃之也。其说似较胜。按此说本《史记索隐》，谓天厌之者，言我之屈否乃天命所厌也，则固不自用修始矣。然用修谓子路以孔子既不仕卫，不当又见其小君，是以不悦，则夫子之以否塞晓之者，又觉针锋不接。窃意子路之不悦，与在陈愠见君子亦有穷乎之意正同，以为吾夫子不见用于世，至不得已作如此委曲迁就，以冀万一之遇，不觉愤悒傺，形于辞色。子乃直告之曰：予之否塞于遇，实是天弃之，而无可如何矣。如此解似觉神气相贯。（《晋书。夏统传》：子路见夏南，愤恚而慷忾。夏南盖即南子之误，而所谓愤恚慷忾，亦只傺无聊之意，非以见淫人而不悦也。）
○束修二义“束修”有二说，其以为十廷脯者，本邢疏，引《檀弓》“束修之问不出境”及《少仪》“其以乘壶束修一犬赐人者”，又《梁传》“束修之问不行于境中”。而《唐六典》国子生初入，置束帛一篚，酒一壶，修一案，为束修之礼。又《开元礼》皇子束修：束帛一篚五匹，酒一壶二升，修一案三廷。皇子服学生之服至学门外，陈三物于西南，少进曰：某方受业于先生，敢请见。此廷脯为贽之证也。宋夏英公镇襄阳，胡旦以瞽废在襄，英公以精缣十匹赠之，旦还其五匹。英公检《韩诗外传》及服虔、贾谊所解“束帛戋戋”之义，同于束修。束修则十廷之脯，束帛则卷其帛，屈为两端，五匹遂见十端，表王者屈于隐沦之义也。此亦十廷为束修之证也。然《汉书》光武诏卓茂曰：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，执节诚固。《邓后纪》有云：故能束修不触网。注以约束修整释之。又郑均束修安贫，恭俭节整。《冯衍传》圭洁其行，束修其心。《刘般传》太守荐般束修至行。皆以整束修饬为训。即以之释《论语》“自行束修以上”谓能饬躬者皆可教也，于义亦通。至杜诗荐伏湛疏内云“自行束修，讫无瑕玷”，注云“十五以上。延笃亦云”吾自束修以来，为臣子忠孝，交不谄渎。陈崇奏颂曰：自初束修，折节行仁。贾坚谓荀羡曰：吾束修自立，未尝易志。则又皆以束修为十五岁以上，盖十五乃入学之年，入学必用束修，遂为故事也。
○子畏于匡，记载不同子畏于匡，《史记》谓孔子去卫，将适陈，过匡，颜刻为仆，以其策指之曰：“昔吾入此，由彼缺也。”匡人闻之，以为鲁之阳虎，阳虎尝暴匡人，匡人于是止孔子。孔子状类阳虎，拘焉。孔子使从者为宁武子臣于卫，然后得去。《家语》云：孔子之宋，匡人简子以甲士围之。子路奋戟，将与之战，孔子止之，命之歌而和之。曲三终，匡人解甲而罢。《韩诗外传》云：赵简子将杀阳虎，孔子似之，带甲围孔子。子路怒，奋戟将下。孔子止之曰：“我歌子和。”三终而围解。按宁武子乃鲁僖公时人，距孔子且百馀年，孔子何由使从者假其名以免难？史迁之附会，固不必论。至赵简子将杀阳虎，以孔子似虎而围之，尤属不经。《左传》虎奔晋适赵氏，孔子曰：“赵氏其世有乱乎！”《家语》亦谓：孔子以赵简子好利，必溺虎之说而从其谋，以致祸败。今考虎之事赵鞅也，鞅纳蒯聩于戚，宵迷失路，阳虎教以右河而南必至。鞅之卜救郑也，阳虎以《周易》筮之，曰：“宋方吉，不可与战。”乃止。虎之事赵简子见于《左传》者如此，并无获罪于赵之事也。而《韩非子》又云：阳虎逐于鲁，疑于齐，而之赵。赵简子迎以为相，左右谏以为不可，简主曰：“虎务取之，我务守之。”遂执术以御之，虎不敢为非，善事简主，兴主之强，几至于霸。则虎且有功于赵氏，岂有致其攻围之理？况虎事简子多年，讵不能识，而误认孔子为虎乎？匡之地，《风俗通》以为鲁邑，《韵会》以为在陈留，亦皆非晋地，简子又何从而要截之？则《外传》之说亦妄也。而匡人之有简子，亦不经见，则《家语》之说亦不可信。朱注但云：阳虎曾暴于匡，孔子貌似阳虎，故匡人围之。洵乎斟酌尽善矣。
○执圭《论语》“执圭”，注谓诸侯命圭。按《考工记》：“玉人之事，命圭九寸谓之桓圭，公守之；命圭七寸谓之信圭，侯守之；命圭五寸谓之躬圭，伯守之。”郑注：命圭者，天子所命之圭也，朝觐执焉，居则守之。夫所谓朝觐者，诸侯亲朝觐于天子也。朝觐执，则非朝觐皆不得执也；非朝觐不得执，则诸臣聘问益不得执也。又按《典瑞》及《玉人》彖圭璋八寸以ぽ聘，郑注：彖，文饰也；众来曰ぽ，特来曰聘。贾疏谓：此上公之臣执以ぽ聘于天子也，侯、伯之臣宜六寸，子、男宜四寸。凡诸侯之臣ぽ聘，不得执君之桓圭、信圭、躬圭，但彖文为饰耳。据此，则诸侯之臣ぽ聘于天子，用彖圭也。ぽ聘天子用彖圭，岂有聘邻封反用命圭者？《聘礼》疏曰：臣出聘不用君之所执，所执皆降其君一等，其圭、璋彖之而已。曰彖之者，即所谓彖圭也。曰降其君一等者，公命圭九寸，彖圭则八寸，侯、伯命圭七寸，彖圭则六寸也。然则惟诸侯亲朝觐天子用命圭，其遣臣ぽ聘天子及聘邻封则皆用彖圭。《论语》注以聘问所执为命圭者，误矣。国君止一命圭，若用以聘问，倘一时分聘数国，又安得如许命圭耶？○乱臣十人“乱臣十人”，古本无“臣”字，唐开成石经亦尚无之。考马融、郑康成注《论语》，皆云有文母，而刘原父以为邑姜。王西庄云：盖因唐时俗本误添一“臣”字，子不可以臣母，故改邑姜也。然《北史。齐后妇传论》云：神武肇兴齐业，武明追踪周乱。武明即神武妻娄氏也。则以乱臣为邑姜，唐以前已有此解。○彭祖即老聃《论语》“窃比老彭”，诸家注释不一。包咸曰：老彭，商贤大夫。《正义》谓即《庄子》所谓彭祖也。王弼曰：老，老聃；彭，彭祖也。按彭祖封于彭城，以久寿见称，则老彭即彭祖明矣。邢疏：一云即老子也。此其说盖据《世本》、《史记》。《世本》云：彭祖姓名铿，在商为守藏史，在周为柱下史。而《史记。老子传》曰：周守藏室之史也。又《张汤传》：老子为柱下史。以是参证，知其为一人也。按彭祖之述古不经见，而孔子尝问礼于老聃。又孔子答曾子问，动云“闻诸老聃”，可见《论语》述古之老彭，即《礼记》问礼之老聃。而或者谓彭祖在殷已极老寿，何由复至春秋时？彭则铿，聃则李耳，既为一人，何以两称？且彭国灭于殷末，聃名见于周末，若果一人，则相距数百年中，何以不经见？殊不知彭祖为颛顼元孙陆终第三子，事见《风俗通》，而屈原《天问》云“彭铿斟雉，帝何飨”，王逸注谓：彭祖以雉羹进尧，而尧飨之也。又《论语》疏亦谓尧时封于彭城。是尧时已在禹、皋之列。彼可以自唐历虞、夏而至殷，独不可自殷历周乎？若以铿、耳名各不同为颖，古人原有一人数名而错见者。虞翻云：彭祖名翦，则又不特名铿矣。太史儋见秦献公，言周、秦离合之说，史迁谓儋即老子也，则又不特名耳矣。安在不可李、而铿不可耳乎？且《史记索隐》引商容以舌视老子，老子悟舌以虚存，齿以刚亡。商容，殷纣时人，而以舌悟老子，是殷末已称老子也。《老子内传》云：武王时为柱下史。是周初已为史官也。临海庙有周成王飨彭祖三事鼎，鼎足篆“东涧”二字，是成王时或犹称彭祖也。幽王时三川震，伯阳甫曰：“周将亡。”唐固谓伯阳甫即柱下史老子，王弼亦谓伯阳甫姓李名耳谥聃，周守藏室之史也。是又见于西周之末矣。《玉清经》云：老子以周平王时见衰遂去。是又见于东周之初矣，又安在数百年中绝不经见乎？然则合诸书以观，彭、聃一人，确有明证。此公直自陶唐时迄于周末，入关为关令尹喜著《道德》五千言而去，莫知所终。《史记》所称百六十馀岁，或二百余岁，《神仙传》所称七百六十七岁、八百三十八年，及张守节所称历十二王、历三十一王，《论语》疏所云寿七百岁者，犹第各就所传而分记之，实未尝统计其年寿也。或又曰：唐荆川云：庄生以吐故纳新、熊经鸟伸归之彭祖，而不及老子，其论老子闻风于古之道术，又绝不及长生吐纳事，明其各自为一家也。今云一人，何以操术之不同乎？曰：不然。方其为彭祖也，精意于养生治身，服水精，餐云母，《神仙传》述其言曰：“服药百裹，不如独卧”，近世道家修炼，实本于此。人徒以五千言中无此术，遂谓道家者流伪托于老子，而不知正其始之所有事也。及为老子，则涵茹道德，淹贯典礼，犹龙之叹，且乎有儒者气象矣。不宁惟是，《后汉书。襄楷传》：老子入西域为浮屠，天神遗以好女，坚却不受，曰：“此但革囊盛血耳。”又《齐书。顾欢传》记老子入关之天竺维卫国，乘日精入国王夫人净妙口中，已而降生，佛道由是兴焉。是又开佛氏法门矣。然则此公方且神奇变化，出没于三教之间，迭迁屡变而未有已也。曰：史传所载彭、聃各著延生之异，岂有一人而数生者？曰：吾正以其诞生而证之也。《风俗通》云：陆终娶鬼方氏女贵，久孕不育，启左胁，三人出焉，启右胁，三人出焉，彭祖则左胁所出也。而《元妙内篇》记老子亦割左腋而生，又《顾欢传》所记净妙之孕亦剖左腋，夫安知非即女贵剖生一事而记载者各系诸传首，遂分见若三降生耶？书之以俟博雅者。
○微生高即尾生《庄子》：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，水至不去，抱梁柱而死。《战国策》：苏氏谓楚王曰：“此方其为尾生之时也。”高诱注《淮南子》：尾生，鲁人。又苏代谓燕昭王曰：“尾生高，不过不欺人耳。”是尾生名高，微、尾音相通，其人素有直名，盖尝守之信者，则尾生即微生高无疑也。《汉书。古今人表》作尾生高，吴师道亦谓即《论语》微生高也。
○公山弗扰召孔子之不可信《史记》公山不狃本之《左传》。小司马注引邹氏曰：狃一作蹂，《论语》作弗扰。是《论语》之公山弗扰即《左传》之公山不狃也。《左传》定公五年：季桓子行野，公山不狃为费宰，出劳之，桓子敬之，而家臣仲梁怀弗敬，不狃乃嗾阳虎逐之。是时不狃但怒怀而未怨季氏也。定公八年：季寤、公钽极、公山不狃皆不得志于季氏，叔孙辄无宠于叔孙氏，叔仲志又不得志于鲁，故五人因阳虎欲去三桓，将享桓子蒲圃而杀之。桓子以计入于孟氏，孟氏之宰公敛处父率兵败阳虎，阳虎遂逃于阳关以叛，季寤亦逃而出。是时不狃虽有异志，然但阴构阳虎发难而已，实坐观成败于旁，故事发之后，阳虎、季寤皆逃，而不狃安然无恙，盖反形未露也，则不得谓之以费叛也。至其以费叛之岁，则在定公十二年，仲由为季氏宰，将堕三都，叔孙先堕后阝，季孙将堕费，于是不狃及公孙辄帅费人以袭鲁，公与三子入于季氏，登武子之台。费人攻之，弗克。仲尼命申句须、乐颀下，伐之，费人北。国人追之，败诸姑蔑，不狃及辄奔齐，遂堕费。此则不之狃以费叛也，而是时孔子已为司寇，方助公使申句须等伐而遂之，岂有欲赴其召之理？《史记》徒以《论语》有“孔子欲往”之语，遂以其事附会在定公八年阳虎作乱之下，不知未叛以前召孔子容或有之，然不得谓之以费叛而召也；既叛以后则孔子方为司寇，断无召而欲往之事也。世人读《论语》，童而习之，遂深信不疑，而不复参考《左传》，其亦陋矣！王鏊《震泽长语》又谓：不狃以费叛，乃叛季氏，非叛鲁也。孔子欲往，安知不欲因之以张公室？因引不狃与叔孙辄奔吴，后辄劝吴伐鲁，不狃责其不宜以小故覆宗国，可见其心尚欲效忠者，以见孔子欲往之故。此亦曲为之说。子路之堕费，正欲张公室，而不狃即据城以抗，此尚可谓非叛鲁乎？盖徒以其在吴时有不忘故国之语而臆度之，实未尝核对《左传》年月而推此事之妄也。战国及汉初人书所载孔子遗言轶事甚多，《论语》所记本亦同此记载之类，齐、鲁诸儒讨论而定，始谓之《论语》。语者，圣人之遗语；论者，诸儒之讨论也。于杂记圣人言行真伪错杂中取其纯粹，以成此书，固见其有识，然安必无一二滥收者？固未可以其载在《论语》而遂一一信以为实事也。《庄子。盗跖篇》有云：田常弑君窃国，而孔子受其币。夫陈恒弑君，孔子方请讨，岂有受币之理，而记载尚有如此者。《论语》“公山不扰”章毋亦类是？○羿、非夏时人“羿善射，荡舟。”解以有穷后羿及寒浞之子，其说始于孔安国，而朱注因之。盖据《左传》浞代夏政而恃其射，用寒浞为相，浞乃取其国众，杀羿而烹之，浞因羿室，生子浇及，使浇灭斟。后夏臣靡收二国之馀烬，以灭浞而立少康，少康遂灭浇与。是善射之羿不得其死，事迹显然，而浇与声相近，浇亦被杀于少康，遂并以浇释也。按古来名羿而善射者不一人，《吕览》：黄帝时大挠作甲子，胡曹作衣，夷羿作弓。是黄帝时有羿也。许慎《说文》云：羿，帝喾射官。贾逵亦云：帝喾赐羿弓矢，使司射。是帝喾时有羿也。《淮南子》：尧使羿诛凿齿，杀九婴，上射十日，下杀。其说虽荒幻，然必因尧时有善射名羿者而附会之，是尧时有羿也。而夏时亦有羿，则《左传》所云是也。《淮南子》又曰：古有善射者名羿，夷羿慕之，乃亦名曰羿。此或即夏之羿也，使以为一人，则自黄帝至夏后相之世，天下有如此久寿之人乎？且善射之羿之不得其死也亦不一。《左传》曰：杀羿而烹之。是一羿之死也。《孟子》曰：逢蒙杀羿。又一羿之死也。《淮南子》曰：羿死于桃。高诱注谓以桃作大杖击杀之，是又一羿之死也。使以为一人，岂有一人而数遭非命者乎？是可知善射不得其死之羿非一人。南宫适所云并未言篡夏之事，则未知其所引何代之羿也。至寒浞之子名浇，《左传》并不言，孔氏特以声相近，遂据以释。按浇或音骁，或音聊，或音交，《集韵》虽有之音，以为寒浞子。王逸注《楚词》，亦引《论语》“浇荡舟”，此皆因孔注而依附之，未可以为确也。而浇之荡舟，不见所出。《正义》云：孔注谓能陆地行舟者，以此文云“荡舟”，荡，推也，以此知其多力，能陆地推舟也。然则孔注以浇能荡舟，不过就《论语》本文，而别无所据依也。而陆德明《音义》于“丹朱傲”云：字又作，盖古字少，傲、通用。宋人吴斗南因悟即此荡舟之，与丹朱为两人也。盖禹之规戒若但作傲慢之傲，则既云“无若丹朱傲”矣，下文何必又曰“傲虐是作”乎？以此知丹朱与为两人也。曰：“罔水行舟”，正此陆地行舟之明证也。曰：“朋淫于家”，则丹朱与二人同淫乐也。吴氏之说，真可谓铁板注脚矣。傲之不得其死，虽无可考，然傲与之音相同，既不比浇与之但音相近。且罔水行舟之与荡舟尤为针孔相对，则南宫适所引“荡舟”，实指丹朱所与朋淫之人，而非寒浞之子，断可识也。则所云善射之羿，或亦指唐时之羿，未可知也。况引羿、但言恃力而不得其死，原不必指同时两人。则即以为夏时之羿，亦无不可也。而为罔水行舟之傲，则确不可移矣。
按《天问》“覆舟斟”句，王逸注：奄若覆舟取之易也。顾宁人则引《竹书纪年》：帝相二十七年，浇伐斟，大战于潍，覆其舟，灭之。谓《天问》所云“覆舟斟”者正指此。安国时竹书未出，故注为陆地行舟也，则浇之覆舟与之荡舟本不相涉。
○浴乎沂风乎舞雩《论衡》云：说者谓浴者，浴沂水也；风，干身也。然周之四月乃岁二月，尚寒，安得浴而风干身乎？盖浴乎沂，涉沂水也；风，歌也。咏而馈，馈祭也。乃是二月中龙见而雩祭，歌诗设乐也。冠者、童子，雩祭之乐人也。孔子与之善，其欲以雩祭调和阴阳也。按周之暮春，乃夏之正月，而有浴与风之事，本易启人疑。余另有说，在“周时列国用夏正”条内，若王充所云雩祭，则又失之远矣。果如其说，以雩祭调和阴阳，则亦为邦者之事也，又何必问求、赤非为邦欤？又周之暮春乃夏之正月，而充以为岁二月，此欲实其龙见而雩之说。龙见在三月，故牵强附合如此。惟沈约引蔡邕《月令章句》曰：《论语》莫春浴沂，古有斯礼，今三月上已祓于水滨，盖出此。又贾公彦疏《周礼》“岁时祓除”曰：见今三月三日水上戒浴是也。然则浴沂盖即三月祓除也。韩昌黎注《论语》改作“沿乎沂”，又是一解。阎百诗谓曲阜亦有温泉，但距沂尚七里。朱子初欲注浴为盥濯祓除，忽又接曰“有温泉焉”，乃仍以为浴云。王棠谓：浴于温泉，将青天白日之下赤身露而体浴于川乎？按此诸说，惟上已祓除最为近理。至王棠疑为白日中身而浴，则又不知凡温泉可浴之处皆有屋宇，如秦之骊山等处，何尝露浴也？○挚、干、缭、缺或以为殷人太师挚等适齐，适楚，适蔡，汉儒多有以挚等为殷末人者。班书《礼乐志》云：殷纣断弃先祖之乐，乃作淫声，用变乱正声，以悦妇人。乐官师瞽抱其器而奔散，或适诸侯，或入河海。颜师古即引师挚等以实之，且云齐、楚、蔡者，乃追记其地，非谓当时已有此国名也。《古今人表》列挚、干、缭等，师古亦以为纣时人。而董仲舒对策云：殷纣时贤者奔走逃亡，入于河海。师古又引方叔鼗鼓等注之，并云《汉书》所引经文与近代诸儒家往往乖别，则以挚、干、缭、缺等为殷末人，固非无稽矣。然《史记。礼书》言：仲尼没后，受业之徒沉湮而不举，或适齐、楚，或入河海，则又即指挚、干等。且孔子尝学琴于师襄，又云“师挚之始”，则八人中已有二人与孔子同时者，可知八人皆鲁乐官，而非殷人也。汉儒徒以《商本纪》有“纣时太师、少师抱乐器而奔”之语，遂以此八人为殷末，误矣。郑康成又以为周平王时人，更属无据。至其远适之由，注家皆以为周衰乐废，夫子正乐之后，诸伶人皆识乐之正，故散而他之。按《白虎通》云：王居中央，制御四方，旦食少阳之始也，昼食太阳之始也，哺食少阴之始也，暮食太阴之始也。诸侯三饭，卿大夫再饭，尊卑之差也。然则四饭乃天子之制。今鲁亦有四饭，则僭越已甚，诸人之去，其即以此，而不特以乐职之紊乱欤？
○其父攘羊《吕氏春秋。当务篇》：楚有直躬者，其父窃羊而告之上，上将执而诛之，直躬者请代父死。将诛矣，告吏曰：“父窃羊而告之，不亦信乎！父诛而代之，不亦孝乎！信而孝而诛之，不亦悖乎！”荆王闻乃赦之。孔子曰：“异哉，直躬之为信也！一父而再取名焉。”此即叶公所称攘羊之事也，而记载不同，亦可参观。《庄子。盗跖篇》亦云：直躬证父，尾生溺死，信之害也。《淮南子》亦云：直躬父攘羊而证之，尾生与妇人期而死之。
○“人莫知其子之恶”系鲁谚《吕氏春秋。去尤篇》：鲁有恶者（丑也），其父出见商咄，反而告其邻曰：“商咄不若吾子矣。”夫商至美也，至美而不如至恶，偏于爱也，故知美之恶，知恶之美，然后能知美恶矣。当时谚语，盖即此事也。《淮南子》云：鲁以偶人送葬而孔子叹。然则“始作俑”亦起于鲁俗。
○尊《孟子》《孟子》书，汉书来杂于诸子中，少有尊崇者。自唐杨绾始请以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、《孟子》兼为一经，未行，韩昌黎又推崇之。其后皮日休请立《孟子》为学科，其表略云：“圣人之道，不过乎经；经之降，不过乎史；史之降，不过乎子。不异道者，《孟子》也；舍是而子者，皆圣人之贼也。请废庄、老之书，以《孟子》为主，有能通其义者，其科选同明经。”则宋人之尊《孟子》，其端发于杨绾、韩愈，其说畅于日休也。日休又尝请以韩文公配享太学，则尊昌黎亦自日休始。
○五亩之宅《孟子》“五亩之宅”，注家二亩半在田，二亩半在邑之说，起于赵岐。岐又本汉《食贷志》，谓公田内以二十亩为庐舍。而《食货志》盖又因《梁传》：古者三百步为里，名曰井田，井田者九百亩〔原缺“亩”字〕，公田居一，公田为庐，井灶葱韭皆在焉。遂意公田既授民为庐，则邑中不宜尚有五亩，当是田与邑各半，故谓公田二十亩，八家分之，得二亩半为庐舍，而城邑之居亦二亩半也。然《孟子》一则曰五亩之宅，再则曰五亩之宅，《周礼》“宅田”注亦曰五亩之宅，并未有言二亩半之宅者，明是五亩为一宅矣。若邑中之宅仅二亩半，何不直言二亩半之宅乎？田中不得有木，既以二亩半为庐舍，则树桑不过邑中之二亩半，又何以云：“五亩之宅，树之以桑”乎？然则五亩之宅俱在邑中，所谓庐舍者，盖不过苫茅于垄间为憩息地，而非于公田中占其二亩半也。在《梁传》之说亦未尝无本。盖据《信南山》诗“中田有庐”谓公田在井之正中，而有庐在其内，明是以公田为庐舍。不知中田犹云田中耳，古人原有此倒用文法，非必田之正中也。自田而言，田中则为田内，自邑而言，田中并不过如是田间云尔，非必在田之中也。其下即云“疆场有瓜”，见此庐之近于疆场也。曰庐，则非宅可知也。曰有瓜，则不树桑可知也。且《七月》之诗云：“饣盍彼南亩”，曰“彼南亩”者，从乎邑而言之也。若田中既有二亩半庐舍，井灶葱韭皆具，又何必从邑中而往饣盍乎？若谓自庐饣盍至田，同此一井，庐与田相去几何，而犹烦饣盍乎？且妇子皆处庐供饣盍，将邑中之宅竟无人居守乎？又《孟子》谓“商助、周彻，其实皆什一”，若公田中分去二十亩，更何以云什一乎？将注所谓又轻于什一者，可果信乎否乎？以此数者参证，益知五亩之宅之在邑，而庐舍无二亩半之说矣。汉《食货志》云：春令民毕出在野，冬则毕入于邑。春将出民，里胥平旦坐右塾，邻长坐左塾，毕出然后归；入亦如之。其说本《尚书大传》，所谓春作时，上老平明坐右塾，庶老坐左塾，余子毕出，然后归，夕亦如之也。或者据此以为农夫毕出于田野，则宜有在庐饣盍饷之事。然曰里胥平明待农夫毕出然后归，夕亦如之，则每日晓出晚归，不宿于庐舍可知也。且饣盍饷必系妇子，若自庐饣盍田，则妇子应俱在庐舍，而上老之出民，但云余子毕出，而不及妇子，则妇子之不在庐舍可知也。田中无二亩半之庐舍，益可知矣。
○负戴《孟子》“不负戴于道路”注：负，任在背；戴，任在首。余童时甚疑之，盖习见内地人以肩挑也。及至滇、黔，始知苗倮担物，皆用小架负于背，架有两皮革，而以两臂挽之，架上又有形如半枷者，附于颈，而以皮条从后缚于额，以固其所担物；能负重行远，使之肩挑，则一步不能行矣。乃知负戴之实有其事也。然此乃苗倮所为，孟子何以知之？意当时中国人担物亦如此耶？
○伊尹割烹要汤“割烹要汤”注，但引《史记》伊尹为有莘氏媵臣，负鼎俎以滋味说汤。按战国以后，为此说者甚多，不特《史记》也。《庄子》：汤以庖人笼伊尹。《楚词。涉江篇》：伊尹烹于庖厨。《韩诗外传》：伊尹，故有莘氏僮也，负鼎操俎，调五味而立为相。《淮南子》亦言伊尹之负鼎。其言之最详者，莫如《吕氏春秋》，《具备篇》云：伊尹尝居于庖厨；又《本味篇》云：有亻先氏女子采桑，得婴儿于空桑中，献之其君，即伊尹也。长而贤，汤使人请之有亻先氏。有亻先氏不肯，汤乃娶妇于有亻先氏。有亻先氏喜，遂以尹为媵。汤乃祓之于庙，爝以火，衅以牺犭，设朝而见之。尹说汤以至味曰：“君之国小，不足以具之，为天子乃可具。”因言肉之美者有猩猩之唇、獾獾之炙之类，鱼之美者有洞庭之专、东海之面之类，菜之美者有昆仑之苹、寿木之华之类，和之美者有招摇之桂、越骆之菌之类，饭之美者有元山之禾、不周之粟之类，水之美者有三危之露、昆仑之井之类，果之美者有沙棠之实、云梦之柚之类，而非先为天子不可得而具。此所谓说汤之辞也。然当时诸说亦有不同者。屈原《离骚》云：缘鹄饰玉，后帝是飨。王叔师注：后，殷汤也；伊尹始仕，因烹鹄鸟之羹，修饰玉鼎，以事汤也。《天问篇》云：成汤东巡，有莘爰极，何乞彼小臣，而吉妃是得？水滨之木，得彼小子，夫何恶之媵，有莘之妇？王叔师注：小臣，谓尹也；汤东巡，从有莘乞得尹，因得吉善之妃也。其解“水滨之木”数句则云：小子，谓尹也；尹母娠身，梦神女告之，见灶生蛙则急去。已而灶果有蛙，母遂东走，回顾其邑，尽为大水，母因溺死，化为空桑之林。水干后，有小儿啼，人取养之。既长有才，有莘氏恶其从木中出，因以媵女嫁于汤也。由吕氏之说，则有莘不肯以尹与汤，汤结以姻好，始以尹为媵也。由王氏之说，则有莘以其非人所生，故恶之以为媵也，以“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”句观之，则吕说为是；以‘夫何恶之媵，有莘之妇“句观之，则又王说为是。盖本无稽之事，言人人殊，固无从究其是非也。
○王良即伯乐王良以御赵简子得名，《孟子》所谓“简子使王良与嬖奚乘”是也。《左传》：赵简子纳蒯聩于卫，邮无恤御，既战，简子曰：“吾伏呕血，鼓音不衰，今日我上也。”邮良曰：“我两引将绝而能止之，我御之上也。”是邮良即邮无恤也。而杜注邮无恤云：王良也。则邮无恤即王良也。《国语》简子如晋阳，以尹铎不堕垒，将杀之。邮无正进谏，简子悟，乃以免难之赏赏铎。伯乐与铎素有怨，至是铎以其赏如伯乐氏，曰：“子免吾死，敢不归禄？”是伯乐即邮无正也。而韦昭注邮无正云：即邮良也；邮伯乐云：邮无正之字也。然则《孟子》之王良，即《左传》之邮良、邮无恤，《左传》之邮无恤，即《国语》之邮无正，本一人，而伯乐则其字也。《汉书。王褒传》“王良执靶”注内张晏曰：王良，邮无恤，字伯乐是也。乃颜师古既知邮无恤、邮无正、邮良、王良为一人，而又以伯乐另为一人，何哉？
○市井市井二字，习为常谈，莫知所出。《孟子》“在国曰市井之臣”，注疏亦未见分晰。《风俗通》曰：市亦谓之市井，言人至市有鬻卖者，必先于井上洗濯香洁，然后入市也。颜师古曰：市，交易之处；井，共汲之所，总言之也。按《后汉书。循吏传》“白首不入市井”注引《春秋井田记》云：因井为市，交易而退，故称市井。此说较为有据。
○七八月之间旱“七八月之间旱”，朱注谓：周七八月，夏五六月。盖以战国时犹用周正也，不知春秋时列国已不用周正，而晋之用夏正又在列国之先（说见“春秋列国用夏正”条内）。魏自晋分，习用夏正已久。杜预记《汲冢纪年》书系魏哀王时人所作，以夏正为首，可见魏之用夏正固非一日也。魏用夏正，则《孟子》在魏对襄王所谓七八月者，即魏所用夏正之七八月，而非周之七八月可知。或谓夏正五六月，正系望雨甚殷，至七八月则非所急。不知处暑以后，禾苗将秀，其待雨更切于五六月。是《孟子》所谓七八月，即夏正也，而必以夏五六月释之，则未知魏久不用周正也。
●卷五○《史记》一班彪谓司马迁：序帝王则曰本纪，公侯传国则曰世家，卿士特起则曰列传。是盖以本纪、世家、列传为史迁创例。然《文心雕龙》云：迁取式《吕览》著本纪，以述皇王。则迁之作纪，固有所本矣。今按《吕览》十二月纪，非专述帝王之事，而《史记。大宛传。赞》则云：《禹本纪》言河出昆仑高五百里。又云：《禹本纪》及《山海经》所有怪物，予不敢言之也。是迁之作纪，非本于《吕览》，而汉以前别有《禹本纪》一书，正迁所本耳。又《卫世家。赞》云：予读世家言云云。则迁之作世家亦有所本，非特创也。惟列传叙事，则古人所无。古人著书，凡发明义理，记载故事，皆谓之传。《孟子》曰：于传有之。谓古书也。左、公、作《春秋传》，所以传《春秋》之旨也。伏生弟子作《尚书大传》，孔安国作《尚书传》，所以传《尚书》之义也。《大学》分经、传，《韩非子》亦分经、传，皆所以传经之意也。故孔颖达云：大率秦、汉之际，解书者多名为传。又汉世称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并谓之传。汉武谓东方朔云：传曰：时然后言，人不厌其言。东平王与其太师策书云：传曰：陈力就列，不能者止。成帝赐翟方进书云：传曰：高而不危，所以长守贵也。是汉时所谓传，凡古书及说经皆名之，非专以叙一人之事也。其专以之叙事而人各一传，则自史迁始，而班史以后皆因之。然则本纪、世家非迁所创，而列传则创自迁耳。叔皮乃以为皆迁创例，何耶？又迁书名《史记》亦有所本，古者左史记言，右史记事，《孔子世家》所谓“因史记作《春秋》”是也。
○《史记》二《史记。高祖本纪》先总叙高祖一段，及述其初起事则称刘季，得沛后称沛公，王汉后称汉王，即帝位后则称上。后代诸史皆因之。其实此法本于《舜典》，未即位以前称舜，即位之后，分命九官，即称帝曰。古时虽朴略，而史笔谨严如此。分命九官之前，初咨四岳，尚有一“舜曰”者，正以起下文“帝曰”之例，谓此帝乃舜也。又《顾命》康王未即位以前称子钊，即位后即称王，亦是此例。○《史记》三孔子无公侯之位，而《史记》独列于世家，尊孔子也。凡列国世家与孔子毫无相涉者，亦皆书“是岁孔子相鲁”，“孔子卒”，以其系天下之重轻也。其传孟子，虽与荀卿、邹忌等同列，然叙忌等尊宠处，即云：岂与仲尼菜色陈蔡、孟轲困于齐梁同乎哉！又云：卫灵公问阵，孔子不答；梁惠王谋攻赵，孟子称太王去，岂有意阿世苟合而已哉！皆以孔子、孟子并称，是尊孟子亦自史迁始也。○《史记》四《史记。淮阴侯传》全载蒯通语，正以见淮阴之心乎为汉，虽以通之说喻百端，终确然不变，而他日之诬以反而族之者之冤痛不可言也。班书则《韩信传》尽删通语，而另为通作传，以此语叙入通传中。似乎详简得宜矣，不知蒯通本非必应立传之人，载其语于《淮阴传》，则淮阴之心迹见，而通之为辨士亦附见，史迁所以不更立《蒯通传》，正以明淮阴之心，兼省却无限笔墨。班掾则转因此语而特为通立传，反略其语于《韩信传》中，是舍所重而重所轻，且开后世史家一事一传之例，宜乎后世之史日益繁也。又如冒题遗吕后书至秽亵，《史记》不载，为本朝讳也。班书则缕述之，并报书之丑恶亦详录不遗，其无识更甚。迁之优于固，岂特在文字间也！惟《史记》不立《楚怀王孙心传》，殊为缺笔。陈涉已世家矣，项羽已本纪矣，心虽起牧羊，然汉高与项羽尝北面事之，汉高之入关实奉其命以行，后又与诸侯王共尊为义帝，而汉高之击项羽也，并为之发丧，则心固当时共主。且其人亦非碌碌不足数者，因项梁败于定陶，即并项羽、吕臣军自将之；因宋义预识项梁之将败，即拜为上将军；因项羽残暴，即令汉高扶义而西；及汉高先入关，羽以强兵继至，亦居灭秦之功，使人报心，心仍守先入关者王之之旧约，而略不瞻徇。是其智略信义亦有足称者，非刘圣公辈所可及也，自当专立一传。乃《史记》逸之，岂以其事附见项羽诸传中，故不复叙耶？然律以史法，究未协也。班史但改陈胜、项羽为列传，而怀王心亦遗之，终属疏漏。《后汉书》列更始诸传，《明史》列韩林儿、郭子兴诸传，较为周密矣。○《史记》五《史记。尧纪》全取《尧典》成篇，《舜纪》用《舜典》及《孟子》，《禹纪》用《禹谟》、《禹贡》及《孟子》。其《自叙》谓择其言尤雅者，故他书不旁及也。又如周穆王西巡见西王母之事，《周本纪》不载，而于赵造父之御见之，亦见繁简得宜。然其中亦多有抵牾者。《舜纪》云：父瞽叟爱后妻子，常欲杀舜，舜顺事父及后母与弟。下文又云：舜，冀州之人也，父顽、母へ、象傲，皆欲杀舜。其文法不太复乎？尧使九男二女事舜，在四岳荐舜之后，而四岳之荐，则以其“克谐以孝，，不格奸”，是其时顽父、へ母、傲弟已皆底豫矣，岂复有使之完廪、浚井，谋杀其身、分其财、夺其妻之事？乃徒以《孟子》书有此语，遂曲为附会，则仍未见其能择也。尧既亲睦九族矣，据《史记》所叙世次，则舜乃尧之族孙，尚在五服之内，乃并不收恤，而致其陶渔耕稼，所谓睦族者安在耶！且族中有此圣德之子孙，而尧竟不知，反待四岳之荐。知人则哲之帝尧，何至若此耶？《左传》：自幕至于瞽叟无违命。《国语》：幕能帅颛顼者，有虞氏报焉。则舜之先有名幕者，而《史记。舜本纪》无之。又《左传》少康逃奔有虞，虞思妻以二姚。注云：思，舜之后也。则舜之后在夏时有封于虞者。《左传》：舜置德于遂。注谓殷封舜后于遂，则舜之后在殷时有封于遂者。子产曰：昔虞阏父为周陶正，武王以元女大姬妻其子胡公，则胡公满之父也。而《史记。陈世家》皆不载。又如契、稷，皆帝喾子也，契至纣四十三世，而稷至文王仅十五世。伊尹相汤，汤七传至太戊，而伊尹之子陟乃为太戊相。此皆讹舛之显然者。刘知几谓《史记》周以上多阔略无体统，秦、汉以下始条贯有伦。信然！盖上古之事荒远难稽，史册所垂已残缺失次，而必以意为贯穿附会之，自多窒碍也。不特此也，刘累以扰龙事孔甲，语本荒幻，乃载之《夏本纪》。而夏时有穷后羿篡帝相而代其位，羿又为寒浞所杀，浞二子浇、殪，一封于过，一封于戈，夏臣靡起兵灭浞而立少康，事见《左传》。此《夏本纪》所必当载者，乃反无一字，仅于《吴世家》伍子胥语中见之，而但云：有过氏灭帝相，少康奔于有虞，以一成一旅中兴复位。则又遗却后羿篡相一事。且《左传》羿篡位后，帝相尚依斟灌、斟，及寒浞杀羿，因羿室而生浇，浇已长大能用兵，始伐二斟而灭相。相之妻后缗方娠，逃归于有仍，生少康，少康既长，乃灭浇等。则自羿篡位至少康复国，凡数十年，而本纪但云“仲康崩，子相立。相崩，子少康立”，何也？《商本纪》：汤曰：“吾甚武。”乃自号曰武王。此与尉佗自称南越武王何以异？《周本纪》：武王伐纣，纣奔鹿台自燔。武王至其死处自射之，三发而后以轻剑击之，以黄钺斩纣头，悬于太白之旗。此虽刘裕、朱温之徒尚不出此，而武王为之乎？《甫刑》谓穆王享国百年，《史记》谓穆王立五十五年崩。《左传》：晋献公之子九人，《国语》亦云：同出九人，惟重耳在，而《史记。晋世家》则曰八人。鞍之战，《左传》克欲以萧同叔子为质，而《史记》则以为萧同侄子。皆不符合。赵武之母庄姬，《左传》注以为晋景公姐，而《史记》则以为成公姐。按成公，景公父也，景公立十七年始有杀赵同、赵括之事。若系成公姐，其时当已五六十岁，尚能生遗腹子乎？《吴世家》楚边邑卑梁氏之处女，与吴边邑之处女争桑，二女家怒相灭，两国边长遂起兵相攻，《伍子胥传》亦言两女子争桑。而《楚世家》则曰吴边邑卑梁与楚边邑钟离小童。争桑一事也，而或云女子，或云小童。且《吴世家》则以卑梁属楚，《楚世家》则又以卑梁属吴。又《楚世家》：庄王即位三年不出号令，下令国中，敢谏者死。伍举进曰：“有鸟三年不蜚不鸣，何也？”王曰：“三年不蜚，蜚将冲天；三年不鸣，鸣将惊人。”于是诛数百人，进数百人，而国大治。《滑稽传》又以为齐威王即位荒乱，左右莫敢谏，淳于髡进曰：“国中有大鸟，三年不蜚不鸣，何也？”王曰：“不蜚则已，蜚则冲天；不鸣则已，鸣则惊人。”于是朝诸县令，赏一人，诛一人，而国大治。此又一手所著书，而以一事系之于两人者。《淳于髡传》末云：其后百馀年，楚有优孟。孟乃楚庄王时人，在淳于髡前二百馀年，反云孟在髡后百馀年。又子贡已列《孔子弟子传》矣，而《货殖传》又列之。淳于髡已列《孟子、荀卿传》矣，而《滑稽传》又列之。此又皆文之失检者。盖史迁网罗旧闻，仅编辑成书，未及校勘，是以尚多疏误。观于景、武二纪及《礼书》、《乐书》、《汉兴以来将相年表》、《日者》、《龟策列传》、《三王世家》并《傅靳列传》，俱未卒业，元、成间，褚少孙始补成之，则《史记》本未为完书也。
○伯益、伯翳一人《史记》伯益佐禹，而《秦本纪》秦之先大业，娶妇华，生大费。大费佐禹平水土，辅舜驯鸟兽，舜妻以姚之玉女，是曰伯翳，而不言伯益。是以后人皆以伯翳、伯益为二人。然使佐大禹平水土者另有柏翳一人，则《尚书》载之，当与稷、契、皋陶同列，乃《尚书》所载有伯益，无柏翳，而伯益作虞，其职在若上下草木鸟兽，与《史记》所云驯鸟兽者适相吻合。则《史记》平水土驯鸟兽之柏翳，即《尚书》若上下草木鸟兽之伯益无疑。惟《史记》之大费不于《尚书》。胡应麟据《汲冢书》有费侯、伯益之语，则大费乃伯益之封国。《史记》既云大费即柏翳，而伯益实封于费，可见柏翳即伯益也。又按《国语》：嬴，伯翳之后也。韦昭注：即伯益也。《汉书。地理志》又曰：秦之先为伯益，佐禹治水，为舜虞官。则伯翳、伯益之为一人，尤明白可证。盖翳与益声相近之讹也。《路史》以伯翳、伯益为二人，谓翳乃少昊后，皋陶之子；益乃高阳之第三子ㄨ岂攵。金仁山则云：伯翳即伯益，秦声以入为去，故谓益为翳也。若以伯翳为皋陶之子，则楚人灭蓼之时，秦方盛于西，臧文仲安得云“皋陶、庭坚不祀忽诸”乎？又以益为高阳之子，则夏启时应二百馀岁，禹又何从荐之？是仁山亦以翳、益为一人也。
○赵氏孤之妄《春秋》：鲁成八年，晋杀其大夫赵同、赵括。《左传》谓：赵婴通于赵朔之妻庄姬，赵同、赵括放诸齐，庄姬以婴之亡，故谮同、括于晋景公，曰将为乱，公乃杀之。武（赵武也，庄姬子）从姬氏畜于公宫，以其田与祁奚。韩厥言于公曰：“成季之勋，宣孟之忠，而无后，为善者惧矣。”乃立武而返其田焉。《左传》叙赵氏孤之事如此而已。《国语》：赵简子之臣邮无恤进曰：“昔先主少罹于难，从姬氏畜于公宫。”智伯谏智襄子亦曰：“赵有孟姬之谗。”又韩献子曰：“昔吾畜于赵氏，孟姬之谗，吾能违兵。”是皆谓庄姬之谮杀同、括，并无所谓屠岸贾也。里克杀夷齐、卓子时，曾令屠岸夷告重耳，欲立之。屠岸之姓始见此，其后亦未见更有姓屠岸之人仕于晋者。即《史记。晋世家》亦云：景公十七年，诛赵同、赵括，族灭之。韩厥言赵衰、赵盾之功，乃复令赵庶子武为赵氏后，复与之邑。是亦尚与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相合，无所谓屠岸贾也。乃于《赵世家》忽云：屠岸贾为景公司寇，将诛赵氏，先告韩厥。厥不肯，而阴使赵朔出奔。朔不肯，曰：“子必不绝赵氏。”贾果杀朔及同、括、婴齐。朔之妻，成公姐，有遗腹，走匿公宫。后免身，贾闻公，又索于宫中。朔妻置儿裤内，不啼，乃得矣。朔之客程婴、之孙杵臼恐贾复索，杵臼乃取他儿，伪为赵氏孤，匿山中，使婴出，率贾之兵入山杀之，并及杵臼。而婴实匿赵氏真孤。十五年，韩厥言于景公，立之为赵氏后，即武也。武与婴乃杀贾，亦灭其族。而婴亦自杀，以报杵臼于地下。按《春秋》经文及《左》、《国》俱但云晋杀赵同、赵括，未尝有赵朔也。其时朔已死，故其妻通于婴，而同、括逐婴。《史记》谓朔与同、括、婴齐同日被杀，已属互异。武从姬氏畜于公宫，则被难时已有武，并非庄姬入宫后始生，而《史记》谓是遗腹子，又异。以理推之，晋景公并未失国政，朔妻乃其姊也，公之姊既在宫生子，贾何人，辄敢向宫中索之，如曹操之收伏后乎？况其时尚有栾武子、知庄子、范文子及韩献子共主国事，区区一屠岸贾，位非正卿，官非世族，乃能逞威肆毒一至此乎！且即《史记》之说，武为庄姬所生，则武乃赵氏嫡子也。而《晋世家》又以为庶子。《晋世家》：景公十七年，杀同、括，仍复赵武邑。晋《年表》于景十七年亦言复赵武田邑。而《赵世家》又谓十五年后，则其一手所著书已自相矛盾，益可见屠岸贾之事出于无稽，而迁之采摭荒诞不足凭也。《史记》诸世家多取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以为文，独此一事全不用二书而独取异说，而不自知其牾，信乎好奇之过也！
○宰我与田常作乱之误《史记》及《孔子家语》俱云宰予为临大夫，与田常作乱，以夷其族，孔子耻之。则宰予盖尝助逆者。及阅《吕氏春秋》，与《左传》相印证，乃知非宰予事，而传闻之误谬也。《吕氏。慎势篇》云：齐简公有臣曰诸御鞅，谓公曰：“陈常与宰予甚相憎，若相攻则危上矣，愿君去其一人也。”简公弗听。未几陈常果攻宰予，即简公于庙。简公叹曰：“吾不用鞅之言，至于此。”亦见《淮南子。人间篇》。而《左传》：哀十四年，齐简公之在鲁也，阚止有宠焉，及归即位，使为政。陈成子惮之。诸御鞅谓公曰：“陈、阚不可并也，君其择焉。”弗听。子我（杜注：阚止字也）逢陈逆杀人，遂执之。陈氏使逆伪病，而遗以酒肉，使醉守者，而杀之以逃。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宫，子我在幄，出迎之。成子入，闭子我于门外。公执戈将击陈氏，太史子余曰：“非不利也，将除害也。”子我归，属徒攻闱，不克，乃出奔，陈氏追而杀诸郭。陈桓（即田常）遂执公于舒州，公曰：“吾早从鞅之言，不及此。”二书所载同一事也，而一以为阚止，一以为宰，则以阚止字子我，宰予亦字子我，故吕氏遂误以此事属之宰予。而《史记》及《家语》并不知其详，又以为宰予与田常作乱而夷族。辗转传讹，正如钟盘烛之递误，竟使名贤横被诬蔑，成千古之冤狱。由此以观，则《韩非子》所云宓子贱不斗而死于人手，《韩诗外传》所云柳下惠杀身以成信，皆战国以后误传之词，非实事也。
按田常杀子我一事，《史记》于《齐世家》则全田《左传》原文，应亦知子我之即阚止矣。而于《田齐世家》则又以阚止为监止，以子我为监止宗人，下又云田氏之徒追杀子我及监止。是史迁既误阚止、监止为两人，又误阚止、监止、子我为三人，宜乎以子我为宰予也。然即以子我为宰予，则宰予之死亦以攻田常不克而被杀，非党于常也。乃《宰予传》何以又云与田常作乱？益可知《史记》追叙战国以前之事，牾舛谬，多不可信矣。（又按《史记》李斯上书二世，言田常为简公臣，布惠施德，阴取齐国，杀宰予于庭。《东坡志林》引之，以证《弟子传》宰予与田常作乱之误，谓李斯乃荀卿弟子，去引子不远，所引宜得其实云。此亦但明宰予之非党于田常，而不知宰予本无被杀之事也。）
○齐王伐燕之误齐伐燕一事，孟子手自著书，以为齐宣王，此岂有错误？乃《史记》则以为王，遂致后人纷纷之疑。按《国策》“韩、齐为与国”篇：燕哙以国与子之，国中大乱，适秦、魏伐韩，田臣思曰：“秦伐韩则楚、赵必救，而齐可以乘燕之乱，是天以燕赐我也。”齐王乃起兵攻燕，三十日而举燕。此篇所言齐王，尚未确指宣王，而“燕王哙即立”篇则明言子之之乱，储子劝齐宣王因而仆之，并载孟子劝王伐燕之语，宣王因令章子将五都兵伐之。是伐燕之为宣王无可疑也。《史记》所以系之王者，则以王之走死，实因乐毅伐齐。而乐毅之伐齐，实因齐破燕，而为燕昭王报怨。想齐伐燕与燕破齐之事相距不甚远，而王在位二十九年，燕、齐相报不应如是之久，故不得不以伐燕为王。不知此亦在《国策》，特史迁未详考耳。《国策》言齐破燕之后二年，燕昭王始立。又“昭王筑宫事郭隗”篇言：昭王与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，然后以乐毅为将，破齐七十余城。是齐破燕至燕破齐之岁相去本有三十馀年，则破燕者宣王，而为燕所破者王，《国策》原自明白。盖宣王破齐之后，不久即卒，王嗣位二十九年，乃为燕所破，计其年岁，正与齐昭二十八年数约略相符。史迁漫不加考，故于《燕世家》则云：子之之乱，孟子谓王曰：“此文、武之时，不可失也。”王因令章子将兵伐之。而《田齐世家》则宣、两王俱不载伐燕之事，忽于王二十九年突出乐毅为燕伐齐一段，可见史迁并未细核年岁，遂难于叙次，强以系之王，而不知《国策》之文原自与《孟子》相合也。况将兵之章子，即匡章也。匡章在威王时已将兵伐秦，若如《史记》所云，则历威王三十六年、宣王十九年、王二十六七年，其人不且历宦八九十年乎？有是理乎？（《通鉴》以《史记》所载与《孟子》不合，乃以威王、宣王之卒各移下十年，谓伐燕系宣王十九年事。然宣王在位仅十九年，而燕人立太子平又在伐燕后二年，则燕畔仍在王时，与《孟子》所记宣王惭于孟子之语不合。故顾宁人又谓，当以宣王之卒再移下十二三年。此说更属武断。古国君在位之年，岂后人可凭空增损？总由于不曾留意燕昭即位二十八年始报怨一语，遂有此纷纷也。以此一语为据，则《孟子》所记宣王伐燕正是实事，而《史记》移为王之误自不待言，并无俟诸家之强移年岁矣。）
○楚、汉五诸侯《汉高纪》：帝初定三秦，出关，劫五诸侯兵，东伐楚。应劭注：五诸侯，雍、翟、塞、殷、韩也。如淳曰：塞、翟、魏、殷、河南也。韦昭曰：塞、翟、韩、殷、魏也。颜师古则谓诸说皆非，是年十月常山王张耳、河南王申阳、韩王郑昌俱降，三月魏王豹降，又虏殷王，则五诸侯常山、河南、韩、魏、殷也。其时雍王章邯尚被围于废丘，必不在五诸侯之数也。吴仁杰又谓，是时诸侯降汉者凡七：河南王申阳降，殷王司马被掳，皆以其他为郡；韩王郑昌降，以其国封韩王信；张耳脱身归汉，初无兵从，皆不得与五诸侯之数。惟塞王司马欣、翟王董翳，降汉后即以兵从。而《魏豹传》：汉定三秦，豹即以兵属汉，从击楚于彭城；《韩王信传》：信击降郑昌，遂封信为韩王，亦以兵从。陈余虽不亲至，而汉遗以伪张耳头，即遣兵从击楚。是五诸侯者，乃塞、翟、韩、魏及陈余所遣兵也。颜、吴二说相较，吴说似更为有据。然塞王欣、翟王翳既降后，即以其地置陇西、北地等郡，与申阳、郑昌等同，非仍使之王其地，则不得尚谓之诸侯也。且彭城败后，二王即走降楚，则其在汉军中并未必将兵。而《淮阴侯传》云：汉定三秦，出关，收魏、河南、韩（即郑昌）、殷（即司马）王，皆降，合齐、赵共击楚彭城。五诸侯内又有齐、赵矣。然则汉所劫五诸侯，乃魏、河南、韩、齐、赵也。至《项羽赞》云：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。吴仁杰亦未见分晰。按羽本纪，救赵时但云诸侯军救巨鹿者十余壁，而不言何国，惟《陈余传》谓是时燕、齐、楚皆救赵，羽既破秦兵，自必并此诸军皆将之，然仅燕、齐及赵三国耳。若灭秦后，所封诸侯凡十八九人，则又不止五诸侯。盖羽所将五诸侯，当以六国后已立为王者为断。当羽救赵引兵西入秦时，韩王成未从，其从入关者，魏王豹亲自引兵，燕王韩广遣其将藏荼，赵王歇遣其相张耳，齐亦有将田都，此四国在五诸侯数内无疑。其一则别有齐王建之孙田安，下济北数城，引兵降羽，封为济北王，此乃田齐之嫡孙，当亦在五诸侯之列也。然则是时田荣虽背楚，而羽所将五诸侯，齐实有其二也。
○三户楚南公曰：楚虽三户，亡秦必楚。苏林曰：但有三户在，其怨深足以亡秦也。凌以栋及项羽使蒲将军引兵渡三户，击破秦兵，遂以南公所云三户为地名，殊太泥矣。曰“虽三户”，以见其人之少，犹将报怨破秦兵也。所渡之三户，颜师古注在邺西三十里，若南公所云三户即是此地，楚之遗民安得在邺西哉？又按《左传》赵孟命士蔑执蛮子以界楚师于三户，杜注今丹水县北有三户亭，此又另一地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