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 - 第 28 页/共 103 页
宝元元年。帝留意农事，每水旱为忧。六月甲申，诏天下州军每旬上雨雪状，著为令。戊子，权知司天少监杨惟德言：『来岁己卯闰十月，则庚辰岁正月朔日当食。请移闰于庚辰岁，则日食在前正月之晦。』上曰：『闰所以正天时而授民事，其可曲避乎?』不许。
张唐英《政要》云：景祐四年冬，司天监上言：『明年正旦日食。』此谓三朝之始，人君尤忌之，请移闰月以避之。上亦以为然，以问大臣。参知政事程琳曰：『日者阳之长，人君之象。今有所食，盖陛下乾刚之道忽有所亏而致。惟修德政可以免。』上曰：『卿言及是，朕亦思之。不如自责，可以答天变。』上畏天之变，不为日食所惑如此也。
宝元二年四月乙丑，放宫人二百七人。上因谕宰臣张士逊等曰：『不独矜其幽闭，亦可省宫掖浮费也。近复有人邀车驾，献双生二女子，朕却而不受。』士逊对曰：『前代帝王，多为女色所惑。今陛下不受其献，又减放宫嫔，诚盛德之事也。』然天圣末，士逊亦尝纳女口于宫中，为御史杨偕所弹云。
七月戊午[4]，知谏院韩琦请自今双日[5]，止御后殿视事。上问辅臣以故事，张士逊对曰：『唐五日一开延英，盖资闲燕，以辅养圣神。』上曰：『与夫宵衣旰食，固不侔也。
前代帝王靡不初勤政事，而后失于逸豫，不可不戒也。』时上感小疾，太医数进药，故琦有是请。上讫不从。
八月庚午，上谓宰臣张士逊曰：『帝王之明在择人，辨邪正，则天下无不治矣。』士逊对曰：『知人则哲，惟帝其难之。若选用得材，又邪正分别，尧舜不易此道也。』
庆历元年八月甲申，上谓辅臣曰：『昨造一小殿禁中，而有司不谕朕意，过为侈丽。然不欲毁其成功。今大相国寺方造殿，藏太宗御书寺额，可迁置之。』因言：『朕于内寝，多以黄布为茵褥。』吕夷简等对曰：『陛下孝以奉先，俭以率下，虽圣人之盛德，孰加乎此?』上曰：『偶与卿等言及之，非欲闻于外，恐其近名尔。』乙酉，诏两制检阅《唐书》纪、传中君臣事迹近于治道者，录一两条上之，从翰林学士苏绅之言也。绅言：『唐宪宗故事，尝令近臣具前代得失之迹，绘图以备观览。』谏官张方平亦言：『唐室治乱，于今最近。请取其可行于今有益时政者，日录一二条上进。兹亦贾谊、晁错借秦谕汉之意也。』
二年五月己丑，罢左藏库月进钱千二百缗。上语辅臣曰：『此《周官》所谓供王之好用者。朕宫中无所费，其斥以助县官。』
三年九月丙戌，命史馆检讨王洙、集贤校理孙甫、集贤校理欧阳修同编修祖宗故事。先是，枢密副使富弼言：『臣尝观自古帝王理天下，未有不以法制为首务。法制立然后万事有经，而治道可必。宋有天下九十余年，太祖始革五代之弊，创立法度。太宗克绍前烈，纪纲益明。真宗承两朝太平之基，谨守成宪。近年纪纲甚紊，随事变更，两府执守，便为成例，施于天下，咸以为非，而朝廷安然奉行，不思刬革。臣今欲选官置属，将三朝典故及讨寻久来诸司所行可用文字分明类聚，编成一书，置在两府，俾为模范，庶几颓纲稍振，弊法渐除。此守基图、救祸乱之本也。』上纳其言，故命洙等编排，弼总领之。明年九月书成，分别事类凡九十六门，二十卷。其间典法深大，今世不能遵守者，于逐事后各释其意；意相类者，止释一事；事理明白者，更不复释。
庆历四年三月己卯，上于迩英阁出御书十三轴，凡三十五事：一曰遵祖宗训，二曰奉真考业，三曰祖宗艰难不敢有坠，四曰真宗爱民孝思感噎，五曰守信义、六曰不巧诈，七曰好硕学，八曰精六艺，九曰谨言语，十曰待耆老，十一曰进静退，十二曰求忠正，十三曰惧贵极，十四曰保勇将，十五曰尚儒籍，十六曰议释老，十七曰重良臣，十八曰广视听，十九曰功无迹，二十曰戒喜怒，二十一曰明巧媚，二十二曰分希旨，二十三曰从民欲，二十四曰戒满盈，二十五曰伤暴露兵，二十六曰哀鳏寡民，二十七曰访屠钓臣，二十八曰讲远图术，二十九曰辨朋比，三十曰斥谄佞，三十一曰察小忠，三十二曰监迎合，三十三曰罪己为民，三十四曰损躬抚军，三十五曰一善可求小瑕不废。顾丁度等曰：『朕观书之暇，取臣察上言及进对事，自可施于治书，书以分赐卿等。』度及曾公亮、杨安国、王洙等拜赐，因请注释其义。帝许之。丙戌，丁度上《答迩英圣问》一卷。帝览之终篇，指其中体大者六事付中书、枢密院，令奉行之。《答圣问》者，即释前所赐三十五事也。其序曰：『伏奉宣示御书文字三十五轴，仰窥圣旨，皆陛下上念祖宗，下思政治，即安危成败、忠邪善恶之事询谋下臣，使进裨补，敢不竭愚?窃思自古求治之主，靡不欲兴理道，安邦国，纳忠正，退奸邪，广聪明，致功业。然行此数事，在明与威、断耳。明则不惑，威则善柄，断则能行。总是三者，守而勿失，非圣人孰能为之?臣等尝读《唐书》，见宪宗英悟，留心庶政。宰臣陈说政要，必往复诘问。既尽其理，则曰：「凡好事口说则易，躬行则难。卿等既为朕言之，常须行之，勿空陈而已。」李绛对曰：「非知之艰，行之惟艰。陛下今日处分，可谓至言。然臣绛亦以天下之人从陛下所行，不从陛下所言。惟愿每言之则必行之。」宪宗深所嘉纳。今臣等亲承圣谕，敷明治要，亦愿陛下日与辅臣举此事目，推而行之，无使唐之君臣专美前代也。』
六年二月癸丑，司天监言：『日当食三月朔。』上谓辅臣曰：『日食之咎甚大，所以谴告人君，愿罪归朕躬，而无及臣庶也。凡民之疾苦，益思询究而安利之。』宰臣贾昌朝对曰：『陛下发德音，足以应天弭变，臣等敢不夙夜悉心，上副恤民之意?』
七年三月癸巳，诏曰：『自冬讫春，旱暵未已，五种弗入，农失作业。朕惟灾变之来，应不虚发。殆不敏不明，以干上帝之怒云。』上每命学士草诏，未尝有所增损。至是杨察当笔，既进诏草，以为未尽罪己之意，令更为此诏下之。
皇祐三年五月辛亥，眉州彭山县上《瑞麦图》，凡一茎五穗者数本。上曰：『朕尝禁四方献瑞。今麦秀如此，可谓真瑞矣。其赐田夫束帛以劝之。』
六月丁亥，无为军献芝草三百五十本。上曰：『朕以丰年为瑞，贤臣为宝。至于草木鱼虫之异，焉足尚哉?知军茹孝标特免罪，仍戒天下，自今不得以闻。』戊子，汝州部署杨景宗求为郡。上谓辅臣曰：『景宗章惠太后之弟，朕岂不念之?然性贪虐，老而益甚。今与郡，则一方之民受祸矣。』不许。
四年四月。先是，内出欹器一，陈于迩英阁御坐前，谕丁度等曰：『朕思古欹器之法，试令工人制之，以示卿等。』命以水注之，中则正，满则覆，虚则欹，率如《家语》、苟卿、《淮南》之说。其制度精好，度等列侍观之。帝曰：『日中则昃，月盈则亏。朕欲以中立临天下，当与列辟共守此道。』度拜曰：『臣等亦愿毋倾满以事陛下。』因言太宗尝作此器，真宗亦尝著论。庚辰，帝制《后述》，以赐度等。
十月庚寅，上谓辅臣曰：『比日上封言政事得失者少，岂非贤路壅塞所致乎?其下閤门、通进银台司、登闻理检院、进奏院，自今州县奏请及臣僚表疏，毋得辄有阻留。』
五年三月癸亥，幸万寿观辞三圣御容。甲子，奉安太祖于滁州天庆观瑞命殿，太宗于并州资圣院统平殿，真宗于澶州开福院信武殿，各以辅臣为迎奉使、副，具仪仗导至近郊，内臣管勾奉安，百官辞观门外。其后上谓辅臣曰：『并州言：四月二十二日奉安太宗御容，仍以《平政记》来上，盖纪太平兴国四年征讨之役。是时车驾亦以四月二十二日至太原城下，何其异也?』
五月甲子，诏谏官、御史上章论事，毋得朋比以中伤善良。又诏：『两省、两制、台谏官、三馆带职、省府推判官等次对言事，凡朝政得失、生民利病、灾异时数，直言无隐，不得朋私挟情，抉摘阴细，无益治道，务在公实。观文殿以下学士至侍制合直牒閤门上殿者，许请对，余官第奏封事；涉机密者，并用薄纸重封，以防漏泄。』
六月壬辰，诏诸路转运使上供斛斗，依时估收市之，毋得抑配人户。仍停考课赏罚之制。先是，三司与发运司谋聚敛，奏诸路转运使上供不足者，皆行责降，有余则加升擢，由是贪进者竞为诛剥，民不堪命。上闻之，特降是诏，天下称庆。
至和元年正月壬申，碎通天犀，和药以疗民疾。时京师大疫，令太医进方，内出犀牛角二本，析而观之，其一通天犀也。内侍李舜卿请留供帝服御，帝曰：『吾岂贵异物而贱百姓哉?』立命碎之。
嘉祐七年十二月丙申，幸龙图、天章阁，召辅臣、近侍、三司副使、台谏官、皇子、宗室、驸马都尉、主兵官观祖宗御书。又幸宝文阁，为飞白书分赐从臣，不逮馆阁。作《观书》诗，韩琦等属和。遂宴群玉殿，传诏学士王珪撰诗序，刊石于阁。
庚子，再会于天章阁观瑞物，复宴群玉殿。帝曰：『天下久无事，今日之乐，与卿等共之，宜尽醉勿辞。』赐禁中金花盘香药。又召韩琦至御榻前，别赐酒一卮。从臣沾醉，至暮而罢。
八年正月丙戌，中书、枢密院奏事于福宁殿之殿西阁，见上所御幄帟裀褥皆质素暗弊，久而不易。上顾韩琦等曰：『朕居宫中，自奉止如此，亦生民之膏血也，可轻费之哉？』
政迹
乾兴元年，上封事者言：『圣朝开国以来，天下承平六十余载。然民间无蓄，稍或饥馑，立致流移。盖差役赋税之未均，形势豪强所侵扰也。又有诸般侥幸，影占门户。其户下田土稍多，便作佃户名字。若不禁止，则天下田畴半为形势所占。』诏三司委众官定夺奏闻。三司参议，欲应臣僚不以见任、罢任所置庄田定三十顷，衙前将吏合免户役者，定十五顷为额。
天圣二年三月己丑，同提点开封府界诸县镇公事张君平言：『南京、陈、许、徐、宿、亳、曹、单、蔡、颍等州，古沟洫与畿内相接，岁久不治，故京师数罹水患。请委官疏凿之。』诏从其请。君平陈八事，一曰商度地形，循古迹深广之数，州计土工置籍，以记其事。二曰功不如所计，或水壅害民田，官坐罪，赏费直。三曰察吏贪墨，傍缘役事，箕敛民钱者。四曰知州、通判、令佐，能诱部民佐工费，书为劳课，与家口便官，功多与重赏。五曰禁民筑堰竭猪水捕鱼，以障河流。六曰浚治毕，按新书广深凡几何校功力，因其所出土积为隄[6]。七曰凡沟洫，上广一丈则下广八尺，深四尺，高阜加深焉，用此为率，宽隆折计之[7]，便于覆视。八曰古沟乎淤为民田系赋籍，虽开治者，以乡县保证除其赋。悉颁为定令。
三年四月丁丑，三馆所写书万七千六百卷，藏太清楼。初，大中祥符中火，焚馆阁书，乃借太清楼书补写。既而本多损蠹者，因命别写还之。
四年闰五月戊申。初，解州之永丰渠始后魏正始二年，都水校尉元清引平坑水西入黄河以运盐[8]，而周、齐之间废绝。隋大业末，都水监姚暹决堰浚渠，由陕入解。唐末至五代不复治。至本朝湮浅，舟不通，盐运大艰，主运者耗家产几尽。州校麻处厚诣阙诉，而右班殿直留逵因请治渠[9]，起安邑至白家场。转运使王博文亦言其便。复诏三司度利害。是岁卒成之，公私果利。
八月丁亥，诏修泰州捍海堰。先是，堰久废不治，水患海涛害民田。监西溪盐税范仲淹言于发运副使张纶，请修复之。纶奏以仲淹知兴化县，总其役。难者谓涛患息则积潦必为灾。纶曰：『涛之患十九而潦之灾十一，获多亡少，岂不可乎?』役既兴，会大雨雪，惊涛汹汹，至是役夫散走，旋泞而死者百余人。众喧言堰不可复。诏遣中使按视，将罢之。又诏淮南转运使胡令仪同仲淹度其可否。令仪力主仲淹议，而仲淹寻以忧去，犹为书抵纶，言复堰之利。纶表三请，愿自总役，乃命纶兼权知泰州，筑堰自小海寨东南至耿庄凡一百八十里，而于运河置闸，纳潮水以通漕。踰年堰成，流傭归者二千六百余户。民为纶立生祠。令仪及纶各迁官。令仪，陈留人；仲淹，吴人也。
十月辛卯，淮南转运司言：楚州北神堰、真州江口堰修水闸成。初，堰度舟，岁多坏，而监真州排岸陶鉴、监楚州税王乙并请置水闸堰旁，以时启闭。及成，漕舟果便，岁省堰卒十余万。乃诏发运司他可为闸处，令规画以闻。鉴、乙等并迁官。
五年十月辛未[10]，太常博士、直集贤院、同知礼院王皡上所撰《礼阁新编》六十卷。初，天禧中，同判太常礼院陈宽请编次本院所承诏敕，其后不能就。皡因取国初至乾兴所下诏敕，删去重复，类以五礼之目，成书上之。赐五品服。皡，曾弟也。
七年八月丁亥朔，诏曰：『先帝患吏廪不给，而洁廉者亡以劝，故并赐之公田。岁月浸深，侵牟滋长，狱讼数起，反重失先帝之意。其罢天下职田，官收其入，以所直均给之。仍委三司别为条约。』先是，上封者言：『职田有无不均，吏或不良，往往多取，以残细民。请罢之。』诏资政殿学士晏殊与三司、审官、三班院、吏部流内诠参议，皆以为然，乃降是诏。
九年二月癸巳，诏曰：『职田所以惠廉吏，而贪者并缘为私，侵渔细民，滋益为害。比诏有司罢职田，如闻勤事吏禄薄不足以自瞻，朕甚悯焉。其复给职田，即多占佃夫。若无田而令出租者，以枉法论。』先是，下三司裒职田岁入之数，计直而均给之，未能即行。上因阅天下所上狱，多以贿败者，遂降是诏。
明道二年十二月。始，天圣六年，罢诸路提点刑狱官。八年复置，又权停。于是上谓辅臣曰：『诸路刑狱既罢提点官，转运司不能一一躬往谳问，恐浸致冤滥。宜选贤明廉干不生事者委任之，则民受其赐矣。』乃复置诸路提点刑狱官，仍参用武臣（此据《政要》）。
景祐元年四月丁丑，诏直史馆宋祁、郑戬、国子监直讲王洙同刊修《广韵略》，仍命知制诰丁度、李淑详定。时祁等言：『《广韵略》多疑混字，举人程试，间或误用，有司论难，各执异同，乃致上烦亲决，故请别加撰定。』
四年六月丙申，诏国子监以翰林学士丁度所修《礼部韵略》颁行。初，崇政殿说书贾昌朝言：『旧《韵略》多无训释，又疑混声与重叠出字，不显义理，致举人诗赋，或误用之。』遂诏度等以唐诸家韵本刊定，其韵窄者凡十三处，许令附近通用；疑混声及重叠出字，皆于本字下解注之。
景祐二年九月壬辰，诏翰林学士张观等刊定《前汉书》，下国子监颁行。前代经、史
皆以纸素传写，虽有舛误，然尚可参雠。至五代官，始用墨板摹印六经，诚欲一其文字，使学者不惑。太宗朝又摹印司马迁、班固、范蔚宗诸史，与六经皆传，于是世之写本悉不用。然墨板讹驳，初不是正，而后学者更无他本可以刊验。会秘书丞余靖建言《前汉书》官本谬误，请行刊正。诏靖及国子监直讲王洙尽取秘阁古本对校，踰年，乃上《汉书刊误》三十卷。至是改旧摹本以从新校，然犹有未尽。而司马迁、范蔚宗等史尤脱乱，惜其后不复有古本可定正也。
宝元元年正月甲辰，雷。丙午，以灾异屡见，下诏求直言曰：『朕躬之阙遗，执事之阿枉。政教未臻于理，刑狱未协于中。在位壅蔽之人，效官贪墨之吏，仰谏官、御史、百僚密疏以陈，悉心无隐。限半月内实封进纳。朕当亲览，靡及有司。择善而行，固非虚饰。』丙辰，又诏曰：『比者善气弗效，阴眚屡见，地大震动，雷发不时。推原天谴之所由，岂吏为贪弛苛虐，使狴牢淹系而赋调繁急欤?或受赇鬻直，下情壅蔽，以亏和致戾欤?转运使、提点刑狱，其案所部吏以闻。』
二年三月，编修院上历代户口数：前汉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六十二，后汉千六百七万七千九百六十，魏九十四万三千四百二十二，晋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，宋九十万六千八百七十，后魏三百三十七万五千三百六十八，北齐三百三万二千五百二十八，后周三百五十万，隋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十六，唐九百六万九千一百五十四；太祖二百五
十万八千九百六十五，太宗朝三百五十七万四千二百五十七，真宗朝八百六十六万九千七百七十九；宝元元年一千一十一万四千二百九十。先是，上御迩英阁，读真宗皇帝所撰《正说·养民》篇，见历代户口登耗之数，顾谓侍臣曰：『今天下民籍几何?』翰林侍读学士梅询曰：『先帝所作，盖谓前代帝王恭俭有节，则户口充羡；赋敛无度，则版图衰耗，炳然在目，作监后王。自五代之季，生齿凋耗。太祖受命，而太宗、真宗继圣承祧，休养百姓。今天下户口之数，盖倍于前矣。』因诏三司及编修院检阅以闻，至是上之。
康定元年五月己未，权三司使郑戬言：『诸道转运副使即汉刺史、唐观察使之职，其权甚重。汉法：刺史许六条问事。唐校内外官考定二十最，观察使在焉。是必责功过，明黜陟，吏勤其官，朝乃称治。今国家承平八十载，不用兵四十年，生齿之众，山泽之利，当十倍其初。而近岁以来，天下货泉之数，公上输入之目，返益减耗，支调微屈，其故何哉?由法不举、吏不职、赏沮之格未立也。臣近取前一岁所谓铜盐茶酒之课者以为比，凡亏租额实钱数百万贯。且前之失既已数十百万，若今又恬然不较，则军国常须将何以取办?臣故曰：宜循汉、唐故事，行考课法。欲乞应诸道转运使、副今后得替到京别差，近上臣僚与审官院同共磨勘一任内本道诸处场务所收课利与租额，近年都大比较。除岁有凶荒别敕权阁不比外，其余悉取大数为十分，每亏五釐以下，罚两月俸，一分以下，罚三月俸；一分以上，降差遣。若增及一分以上，亦别与升陟。』从之。
九月，合奉宸五库为一库，在延福宫内旧宜圣殿。五库一曰宜圣殿内库，二曰穆清殿库，三曰崇圣殿库，四曰崇圣受纳真珠库，五曰崇圣殿乐器库。于是合五库为一，改名奉宸，仍铸印给之。十二月己巳，诏讨西贼。庆历四年四月丙辰，诏三司丞、郎、给、谏以上、两省待制以上，御史中丞、正卿、监岁得举正郎以下朝官不得过三人；起居郎、舍人、三司副使、知杂御史、少卿岁得举员外郎以下朝官不得过二人；左右司郎中、司谏、正言、三院御史并馆职、知谏院、天章阁侍讲、三司判官、开封府推判官并员外郎以上及正郎见任知州有出身无赃罪者，并岁得举太常博士以下朝官不得过二人；安抚、制置、发运使、转运使、副、提点刑狱、朝臣于本部内得举正郎以下朝官；提点刑狱使臣、发运、转运判官得举本部内员外以下朝官并限人数，仍于状内开说其人堪充何任使，同共以闻。
皇祐元年二月戊辰[11]，权三司使叶清臣以转运司弛慢，损失财用，有误支计，言：『伏见提点刑狱，朝廷以庶狱之重，时置考课一司。臣欲乞今后转运使、副得替[12]，亦差两制臣僚考校，分上、中、下六等。若考入上上，与转官升陟差遣；上下者，或改章服，或外差遣；及中上者，依旧与合入差遣；中下者，差知州；下上者，与远小处知州；下下者，与展磨勘及降官差遣。仍每到任成考，并先供考帐申省，关送考课院。』诏从之。仍令磨勘提点刑狱院一处施行。
四月，钱彦远上疏曰：『唐开元户八百九十余万，而定垦田一千四百三十余万顷。今国家户七百三十余万，而定垦田二百一十五万余顷。其间荒废之田，不下三十余万顷，是田畴不辟而游手多也。劝课其可不兴乎?本朝转运使、提点刑狱、知州、通判皆带劝农之职，拜敕结衔，正在督课。而徒有虚文，无劝导之实。谓宜置劝农司，以知州为长官，通判为佐官，选清强幕职州县官为判官。先以垦田顷亩及户口数、陂塘、山泽、沟洫、桑柘著之于籍，然后委劝农官设法劝课，兴利除害，以俟岁终转运使考较赏罚之。』
二年五月庚午，诏举官为县令，自今河北、陕西转运使、副岁各举十二人；提点刑狱各六人。河东、京东西、淮南转运使、副各十人，提点刑狱各五人。两浙、江东、江西、福建、荆湖南北、广南东西、益、梓转运使、副各四人，提点刑狱各四人。夔州路转运使、副四人，提点刑狱三人。六路制置发运使、副各六人。府界提点刑狱三人。知开封府并诸州府军盖各一人。仍止得举所部官。初，同提点京西刑狱张易官临满将代，并举县令十六人。上因谓辅臣曰：『县令与民最近，故朕设保举之法。今易所举猥多，必以请托故也。』遂令裁定其数。
七月乙丑，上谕辅臣曰：『近日职司，以长史不理闻者多矣，中书未尝施行。且长吏民之性命，可不重乎?宜择其甚者罢之，小者易之。』文彦博等惭谢而退。于是自鄂州王开、台州吕士宗等，或以衰老，或以弛慢而罢斥，对移者凡十六人。
嘉祐二年七月辛卯，命翰林学士承旨孙抃、御史中丞张昪磨勘转运使及提点刑狱课绩。初，知谏院陈旭言：『朝廷有意天下之治，宜自转运使始。今辄上选用、责任、考课三法，其选用法曰：以公正明断，惠爱为本。公正可使纠肃官吏，明断可使决治烦剧，惠爱可使恤民之隐。苟无数者之长，即以补他职，其禄赐恩典，视转运使可也。其责任法曰：今举其功务有五，一称举贤才，各堪其任；二按劾贪污，修举政事；三实户口，增垦田；四财用充足，民不烦扰；五兴利除害。仍令岁终条具所施行者以闻。其考课曰：故事，转运使给御前历子，岁满上审官院考校之，三司亦尝立考校陞黜条，卒不行。盖委计司则先财利而忽民事，在审官又因循常务而无课第之实。按：汉世御史中丞外督部刺史，今宜付御史台考较为三等，仍与中书门下参覆其实。其上等量所部事之剧易而保进之，中等退补小郡。若风绩尤异，即擢以不次。其职事弛废，不俟岁满，明行黜削。』于是以岁满所上功状分殿最为上、中、下三等，用唐考功四善之法以稽行实，其等亦如之。始以命昪等，然卒无所进退焉。
八月庚戌，韩琦言：『近颁方书诸道，以救民疾。而贫下之家，力或不能及。请自今诸道节镇及并、益、庆、渭四州岁赐钱二十万，余州、军、监十万，委长吏选官合药，以时给散。』从之。
三年十二月己酉，翰林学士韩绛言：『中书门下，宰相所职，而以他官判省，名不相称。更定其制，百司常务多白二府。请详其轻重，移付于下，使大臣不为细故撄虑，得以专意政事。又章服所以别尊卑，今走吏与公卿不殊。请依唐制，以品数为等。其因年考及阶品合服者，须未尝犯徒罪，乃听。又台阁、省寺，典章所由出也。今独有敕条文案而已。本朝故事、名臣遗范，无所传录。请依《周礼》、《唐六典》著为一书。』诏翰林学士胡宿、知制诰刘敞详以闻。敞等条列改正裁损申明十事，其后皆不果。
详定乘舆之制
康定元年九月。初，三驾皆以待礼事[13]。而车驾近出，上用常役以行，议者以为近于阔略，于是参知政事宋庠言：『车驾行幸，非郊庙大礼具陈卤簿，其常日导从，惟前有驾头，后拥扇伞而已，殊无前典所载公卿奉引之盛。其侍从及百司官属，下至厮役，皆杂行道中。步辇之后，但以亲事官百许人执檛而殿，谓之禁卫。诸班禁骑，颇与乘舆相远，而士庶观者，率随扈从之人夹道驰走，喧呼不禁。所过者旗亭、市楼，皆垂帘外蔽，士民凭高可瞰，而逻司、街使曾不呵止。威令弛废，习以为常。且黄帝以神功盛德，犹假师兵为营卫，盖所以防微御变也。汉、魏以降，有大驾、法驾、小驾之仪。至唐，又分殿中、诸卫、黄麾等仗，名数、次序，各有施设。国朝承五代荒残之余，事从简略，鸣鉴游豫，仅同藩镇，而尽去戈戟、旌旗之制，非所谓旄头先驱、清道后行之谨也。此皆制度放失，惮于改作之咎。谓宜委一二博学近臣，检寻前代仪注及卤簿，令于三驾诸仗内参定。今以乘舆常时出入之仪比三驾诸仗，酌取其中，稍增仪物，具严法禁，上以尊宸极，下以防未然，革去因循，其在今日。』诏太常礼院与两制详定，遂合奏请班直、禁兵、步骑为禁卫，仍旧数复增清道马百，佩弓矢为五重，骑而执罕毕者一，骑而执牙门旗前后四，骑而执绯绣凤氅二十四、雉扇十有二，皆分左右。天武兵徒行者执柯舒，亲从兵增其数三百，殿前指挥使增为二百，并骑，左右相对。开二门，门间容二丈，以拟《周礼》之入门。凡前牙门旗、后牙门旗，前为禁卫，辄入者论以法。禁乘高下瞰、垂帘外蔽、夹道喧呼驰走者。颇著于令。其后浸弛云。』
嘉祐六年七月己丑，太常礼部院及整肃仪卫所并言：『请自今驾出，以閤门祗侯并内臣各一员挟驾头左右，次扇筤，以亲从兵二十人从其后。』先是，幸睦亲宅，内侍抱驾头坠马，驾头坏。御史中丞韩绛乞增乘舆出入仪卫之禁。事下太常礼院等处恭议，而定此制。
江休复《杂志》云：韩绛问李淑：『驾头何物?』曰：『百讲坐之一。』刘敞访之王洙，云：『御坐传四世矣。』乃初即位所坐。
定集议官制
明道二年七月己巳，殿中侍御史段少连言：『国家每有大事，必集议于尚书省，所以博访论议，审决是非。近详定庄献明肃皇后、庄懿皇太后陞祔事，而尚书省官有带内外制或兼三司副使，多移文不赴。且带职尚书省官，一时之选，宜有建明，而反以职任自高，辄不赴集，诚未副朝廷博谋之意。请自今每有集议，其带职尚书省官，如托事不赴者，以违制论。』从之。
景祐四年三月。先是，诏从段少连所请，尚书省官带内外制及兼三司使、副不赴集议者，以违制论。集贤校理赵良规以为不可，上言曰：『国朝故事，令敕、仪制别有学士、知制诰、待制、三司副使著位，视品与前朝异同，无在朝叙职、人省叙官之说。若全不论职，则后行员外郎兼学士，在朝立丞、郎上，入省居比、驾下；知制诰、待制入朝与侍郎同立，入省分厕散郎；员外郎任三司副使、郎中任判官，在三司为参佐，入本省为正员，所以旧来议事集，尚书省官带职者不赴，别诏三省悉集，则及大小两省；内朝官悉集，则及学士、待制、三司副使；更集他官，则诸司三品、武官二品，各次本司长官。故事：尚书省官带知制诰、中书省奏班部簿，即是于尚书省、御史台了不著籍，故有「绝曹」之语。又凡定学士、舍人两省著位，除先后入外，若有陞阶，皆特禀朝旨，岂有在朝入省迭为高下?』诏御史台、礼院详定，久不决。于是判礼院冯元等奏曰：『会议之文，由来非一，或出朝廷副旨，或徇官司旧规，故集本省者即南省官；集学士、两省台官者，容有内制、给舍、中丞；集学士、台省及诸司四品以上者，容有卿、监；集文武百官者，容有诸卫。盖谋事有大小，集官有差等，率系诏文，乃该余职。段少连以太常易名之细，考功覆议之常，误为群司普当会席，列为具奏，婴以严科，遂使绝曹清列还入本行，分局常员略无异等。请臣僚拟谥，止集南省官属，或事缘体大，临时敕判，兼召三省、台、寺，即依旧例。』御史台别奏云：『今尚书省官任内制者系台省之籍，无坐朝之实。论职官之言，正为绝曹者设，岂可受禄?则系官定俸，议事则绝曹为辞。况王旦、王化基、赵安仁、晁迥、杜镐、杨亿，皆当预议于尚书者，故相李昉为主客郎中、知制诰，曰屡经都省议事。散骑常侍徐铉见江南旧儒所说次第略同，又议大事，仆射、御史大夫入省，唯仆射至厅下马。于今行之，所以重本省也。故都堂会议，列状以品，就坐以官。忽此更张，恐非通理。』礼官吴育曰：『两奏各有未安。尚书制度虽崇，亦天子之有司。在朝廷既殊班列，入有司辄易尊卑，是以朝省为彼我，官职分二事也。两制近职若有事议，而云绝班不赴，非所以求至当。且知制诰中书省奏班簿，是谓绝班。翰林学士亦知制诰，不绝班簿，此因循之制，未为确据。纵绝班有例，而绝官无闻。一人命书，三省连判而都无所系，止为俸钱，岂命官之理?今取典故中最明一事，足以质定：祥符五年，仆射上事仪，绝班之官别头赞引，不与本省官同在迎班。请凡会议，省官带近职者别作一行而坐，自为序列，非以相压。若诏两制、台省、诸司、卫官毕集，则各从其类，自作一行，书议如其次。』诏：『尚书省议事，应带职官三司副使以上并不赴；如遇集议大事，令赴别设坐次。』
校勘记
[1]二月壬戌 按：此条亦在天圣四年，当置本卷之首。见《长编》卷一○四。
[2]荡人心志 原本作『伤人心志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一○四改。
[3]安抚 原本作『安辅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二二改。
[4]戊午 原本作『丁巳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三一四改。
[5]韩琦 原本作『韩玮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三一四改。
[6]所出土 原本作『所出上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一○二改。
[7]折计 原本脱『计】字，据《长编》卷一○二改。
[8]都水校尉 原本作『都水使者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一○四改。
[9]留逵 《长编》卷一○四作『刘逵』。
[10]辛未 原本作『丁卯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一○五改。
[11]二月戊辰 原本作『二年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一六六改补。
[12]今后 原本作『今从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一六六改。
[13]三驾皆以待礼事 原本作『三驾□□□礼事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一二八补。
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三十一
仁宗皇帝
议乐
景祐初议
仁宗景祐元年十月壬午，命龙图阁待制燕肃、集贤校理李照、直史馆宋祁同按试王朴律准。肃时判太常寺，建言：『旧太常钟、磬皆设色，每三岁亲祠则重饰。岁既久，所涂积厚，声益不协。』故有是命。帝亲阅视律准，题其背以属太常。肃等即取钟、磐，剗涤考击，用律准按试其声，皆合。
二年二月丙辰朔[1]：燕肃等上考定乐器并见工人。戊午，御延福宫临阅，奏郊庙五十一曲。因问李照：『乐何如?』照对：『乐音高[2]。』命详陈之。照乃进言：『王朴律准视古乐高五律，视禁坊乐高二律。击黄钟则为仲吕，击夹钟则为夷则，是冬兴夏令，春召秋气。盖五代之乱，雅乐废坏，朴创意造律准，不合古法，用之本朝，卒无福应。又编钟、铸钟无小大轻重厚薄长短之差，铜锡不精，声韵失美，大者陵，小者抑，非中度之器。相传以为唐旧钟，亦有朴所制者。昔轩辕氏命伶伦截竹为律，复令神瞽协其中声，然后声应凤鸣，而管之参差亦如凤翅。其乐传之复古，不刊之法也。愿听臣依神瞽律法试铸编钟一簴，可使度量权衡协和。』有诏许之，仍就锡庆院铸。庚申，太常博士、直史馆宋祁上《大乐图义》二卷。
四月丁巳，李照言：『奉诏制玉律以候气，请下潞州，求上党县羊头山秬黍，及下怀州河内县取葭莩。』从之。戊辰，命宰臣吕夷简、王曾都大管勾铸造大乐编钟，参知政事宋绶、蔡齐、盛度同都大管勾，集贤校理李照、勾当御药院郑守信专监铸造，仍以入内都知阎文应提举。始照既铸成编钟一簴，以奏御，遂建请改制大乐，取京县秬黍，累尺成律，铸钟审之，其声犹高。更用大府布帛尺为法，乃下太常四律。照自为律管之法，以九十黍之量为四百二十星，率一星占九秒，一黍之量得四星六秒，九十黍得四百二十星，以为十二管定法。庚午，诏中外臣僚洎草泽之士，有知雅乐音律得失测候之法者，许所在荐闻，或自官司特较试之。侍御史刘夔言：『乐之大本与政化通，不当轻易其器。愿择博学之士以补卿丞，凡四方妄献说以要进者，一切罢之。』帝善其言，亦不果从也。
五月丙寅[3]，李照上《九乳编钟图》。钟旧饰以旋虫，改为龙。并自创八音新器。又请别□【杰按：此处原书无字。】石为编磬。辛卯，命内侍挟乐工往淮阳军治磬石。照又言：『既改制金、石，则丝、竹、匏、土、革、木亦当更制，以备献享。』乃铸铜为龠、合、升、斗四物，以兴铸铸钟。声量之率，六百三十黍为黄钟之容，合三倍于龠，升十二倍于合，斗十倍于升。既改造诸器，以定其法，俄又以镈之容受差大，更增六龠为合，十合为升，十升为斗，铭曰『乐斗』。及潞州上秬黍，照择大者纵累之，检考长短。尺成，与太府尺合，法愈坚定。
六月辛酉，左司谏姚仲孙言：『伏闻议者欲改制雅乐，俾协纯音，谓旧律太高，裁之就下。以高形下，人固知之，然或制之未得其精，损之不差其度，臣盖不知其得于何道而辄敢变更?闻其所为，率多诡异。至如炼白石以为磬，范中金以作钟。又欲以三辰、五灵、二十四孝为乐器之饰。臣虽愚昧，窃有所疑。自祖宗以来，考正大乐，荐之郊庙，垂八十年。洪惟先朝，备行盛礼，燔柴岱岳，瘗玉汾脽，振前王久坠之风，举历代难行之典。蒇事之际，斯乐具陈，固以格明神，昭景贶。先儒审议，曾靡间言。若一旦轻用新规，全黜旧制，臣窃以为不可。望特诏罢之，止用旧乐。』时帝既许李照制器，业以为之，且欲究其术之是非，故仲孙之章卒不下有司焉。先是，太常钟、磬每十六枚为一簴。而四清声相承不击。乙丑，李照言：『十二律声已备，余四清声乃郑、卫之乐，请于编县止留十二中声，去四清钟，则哀思邪僻之声无由而起矣。』冯元等驳之曰：『前圣制乐，取法非一，故有十三管之和，十九管之巢，三十六簧之竽，二十五弦之瑟，十三弦之筝，九弦、七弦之琴，十六枚之钟、磬，各自取义，宁有一之于律吕、专为十二之数也?且钟、磬八音之首，丝、竹以下，受而为均，故圣人尤所用心焉。春秋号乐，总言金奏，诗颂称美，实依磬声。此二器非可轻改。今照欲损为十二，不得其法于古，臣等以为不可。且圣人既以十二律各配一钟，又设黄钟至夹钟四清声，以附正声之次。原其四清之意，盖为夷则至应钟四宫而设也。夫此五音，宫为君，商为臣，角为民，徵为事，羽为物。不相凌谓之正，迭相凌谓之慢，百王所不易也。声重大者为尊，轻清者为卑。卑者不可加于尊，古今之所同也。故列声之尊卑者，事与物不与焉。则事为君治，物为君用，不能尊于君故也。惟君、臣、民三者，则事有上下之分，不得相越，故四清声之设，正为臣、民相避以为尊卑也。今若止用十二钟旋相考击，至夷则以下四管为宫之时，臣民相越，上下交戾，则凌犯之音作矣，此甚不可者也。其钟声十六，皆本周、汉诸儒之说及唐家典礼所载，欲损为十二，惟照独见。臣以为如旧制便。』帝令权用十二枚为一格，且诏曰：『俟有知音者能考四钟协调清浊，有司别议以闻。』辛未，御崇政殿，召辅臣观新乐（见《郊祀》）。
七月癸巳，复召辅臣观新乐于崇政殿，自是再观焉。庚子，侍御史曹修睦言：『李照所改历代乐颇为迂诞，而其费甚广。请付有司按劾之。』帝以照作钟、磬颇与众音相谐，但罢其增造，仍诏谕修睦。知杭州郑向言：『镇东节度推官阮逸颇通音律。』上其所撰《乐论》十二篇，并律管十三。诏令逸赴阙。先是，命翰林学士侍读兼龙图阁学士冯元、度支判官集贤校理聂冠卿、直史馆同知太常礼院宋祁同修乐书，上言：『县设建鼓，初不考击，又无三鼗。且旧用诸鼓，率多陋弊。』于是敕冯元等详典故。甲辰[4]，元等言：『建鼓四，今皆具而不击，别设四散鼓于县间击之，以代建鼓。乾德四年，秘书监尹拙言：散鼓不详所置之由，且于古无文，去之便。时虽奏可，而散鼓于今仍在。又灵鼓、雷鼓、路鼓，虽击之，皆不成声，故常赖散鼓以为乐节。而雷鼗、灵鼗、路鼗阙而未制。今既修正雅乐，请申敕大匠改作诸鼓，使击考有声。及创为三鼗，如古之制，使先播之，以通三鼓。罢四散鼓如乾德诏书。』奏可。时有上言以为：『雷鼓八面，前世用以迎神，不载考击之法。而大乐所制，以柱贯中，故击之无声，更令改造，山趺上出云以承鼓，刻龙以饰柱。面各一工击鼓，一工左执鼗以先引。凡圆邱降神六变，初八面，皆三击椎而左旋，三步则止。三者，取阳数也。又再击以为节。率以此法至六成，灵鼓、路鼓亦如之，建鼓植于四隅，皆有左鞞右应。乾隅左鞞，应钟亥之位也。中鼓黄钟，子之位也。右应大吕，丑之位也。艮隅左鞞，太簇寅之位也。中鼓夹钟，卯之位也。右应姑洗，辰之位也。巽隅右应中吕，巳之位也。中鼓蕤宾，午之位也。左鞞林钟，未之位也。坤隅右应夷则，申之位也。中鼓南吕，酉之位也。左鞞无射，戌之位也。宜随月建，依律吕之均击之。』诏可。
范镇《东斋记事》云：《周礼》：雷鼓，鼓神祀。灵鼓，鼓社祭。路鼓，鼓鬼事。郑康成云：雷鼓，八面鼓也。灵鼓，六面鼓也。路鼓，四面鼓也。鼓之数不见于经，然神有尊卑，则其数有多寡隆杀，理或然也。必汉时尚然，所以康成云尔。几面，犹言几两车、几区宅、几屡田也。唐开元中，蜀人有绘图以献者。一鼓而八面、六面、四面。既不可考击，乃于县內别置散鼓。国朝仍之，郊庙、宗庙设而不作。景祐中，冯章靖公言雷鼓、灵鼓、路鼓并当考击，而散鼓请准乾德四年诏废不用。然不言鼓之制是非，甚可怪也。
后元等复以殿庭备奏，四隅建鼓，既随月协，均顾无以节乐，而《周官·鼓人》以晋鼓鼓金，奏应以施用。诏依《周官》旧法制焉，于是县内始有晋鼓矣。古者镈钟击为节检，而无合曲之义。大射有二镈，皆乱击焉。后周以十二镈相生击之。景德中，李宗谔领太常，总考十二镈钟，而乐工相承，殿廷习用三调六曲。三调者，黄钟、太簇、蕤宾也；六曲者，别调有《隆安》、《正安》二曲，郊庙之县，则环而击之。宗谔言：『金部之中，镈钟为难和，一声不及，则宫商失序。使十二镈工皆精习，则迟速有伦，随月用律，诸曲无不通矣。』真宗因诏黄钟、太簇二宫更增《文舞》、《武舞》、《福酒》三曲。至是，诏冯元等询考击之法。元等奏言：『后周尝以相生之法击之，音韵克谐。国朝亦用随均合曲，然但施殿庭，未及郊庙。谓宜使十二钟依辰列位，随均为节，便于合乐，仍得并施郊庙[5]。若轩县以下，则不用此制，所以重备乐，尊王制。』诏从之。
八月己巳，御崇政殿，召辅臣观新乐。上出双凤管，下太常肄习之。其制合二管以足律声，管端刻饰双凤，施两簧焉，而又出两仪琴及十二弦琴二种，以备雅乐。两仪琴者，施两弦；十二弦琴如常琴之制而增其弦，以象律吕之数。又敕更造十弦琴、九弦琴，皆令圆其首者以祀天，方其首者以祀地。命李照同修乐书。丁丑，内出《景祐乐髓新经》六篇赐群臣，其一释十二均；二明所主事；三辨音声；四图律吕相生，并祭天地，宗庙所用律及阴阳数配；五十二管之长短；六历代度量衡皆本之于阴阳，配之于四时，建之于日月，通之于鞮竺，演之于壬式遁甲之法。
九月辛巳朔，李照言：『今太常所用祝，其四面皆画时卉，未合古制。请易以青龙、朱雀、倮虫、白虎、元龟，以配五方。』从之。照又与邓保信新作铜方响五架，诏教坊准其声以授诸器。初，照既定雅乐，而声极下，故又制燕乐之器，欲写其声。已而乐工以为不可施用，罢之。隋制：内宫县二十簴，以大磬代镈钟，而去建鼓。唐武后称制，改用镈，因而莫革。及是，诏访冯元等曰：『大磬应何法考击?何礼应用?』癸未，元等言：『古者特磬以代镈钟，本施内宫，遂及柔祀。隋、唐之代，继有因改。先皇帝东禅梁甫，西瘗汾阴，并仍旧章，陈于县奏。若其所用吉礼，则中宫之县；祀礼则皇地祇、神州地祇、先蚕。今之奉慈庙、后庙，皆应陈设宫县，则三十六簴去四隅建鼓如古便。若考击之法，谓宜同于镈钟。比缘诏旨不俾循环互击，而立依均合曲之制，则特磬固应不出本均，与编磬相应，为之乐节也。』诏可。
丁酉，祠部员外郎、集贤校理李照为刑部员外郎，赐三品服。入内供奉官、勾当御药院邓保信为礼宾副使，以造新乐成也。自余修制官属、诸工凡七百余人，悉迁补有差。初，照谓旧乐声高，乃以太府尺为法，实比古一尺二寸有奇。照独任所见，更造新器。所定黄钟律又声极下，乐工歌其韵，中无射倍声。又馋破旧钟磬，欲一用新器。上时博求知音者，听照所言。音官、乐工虽知其不可，而不敢非之。又因入内都知阎文应推言其功，故特改官。起五月造，止八月，成金石七县。而照自造新乐笙、竽、瑟、笛、箪篥等十二种，皆不可施用。诏但存大笙、大竽二种而已。照谓：『今簞篥，乃《豳诗》所谓苇管也。《诗》云：「一之日觱发，二之日栗烈。」且今簞篥首，伶人谓之苇子，其名出此。』于是制大管簞篥为雅乐，议者嗤之。壬寅，御崇政殿按新乐。诏中书门下、枢密院大臣与观焉。翰林学士承旨章得象言：『宋祁所上《大乐图义》，其论《武舞》所执九器，礼经但举其凡，而不著言其用后先，故旅进辈作，而无终始之别。且鼗者，所谓导舞也；铎者，所谓通鼓也；錞者，所谓和鼓也；铙者，所谓止鼓也；相者，所谓辅乐也；雅者，所谓陔步也。宁有导舞方始而参以止鼓?和錞既摇而乱以通铎?臣谓当舞入之时，左执干，右执戚，离为八列。别使工人执旌，最前鼗、铎以发之，錞以和之。左执相以辅之，右执雅以节之。及舞之将成也，则鸣铙以退行列，筑雅以陔步武，鼗、铎、锌、相皆罢而不作，如此庶协舞仪。请如祁所论。』奏可。
三年二月丙辰[6]，诏翰林学士冯元、礼宾副使邓保信与镇江节度推官阮逸、湖州乡贡进士胡瑗较定旧钟。瑗，海陵人，以经术教授吴中。范仲淹前知苏州，荐瑗知音，白衣召对崇政殿，与逸俱命。
三月丙申，诏：『比访天下善候气及晓钟律之人，未有应诏书者[7]。其令所在更博求之。』翰林侍讲学士冯元等上秬黍新尺，别为钟、磬各一架。
六月丙辰，以新修乐书为《景祐广乐记》。丙寅，礼宾副使邓保信上所制乐尺并籥，且言其法本《汉志》，可用合律度量衡。诏冯元、聂冠卿、宋祁同较定以闻。
七月戊子，翰林侍读学士兼龙图阁学士礼部侍郎冯元、度支判官工部郎中集贤校理同修起居注聂冠卿、太常博士直史馆宋祁等上《景祐广乐记》八十一卷，元等皆迁官。乙亥，命翰林学士丁度、知制诰胥偃、直史馆高若讷、直集贤院韩琦同详定黍尺钟律。
八月甲戌，右司谏、直集贤院韩琦言：『乐音之起，生于人心，是以喜怒哀乐之情感于物，则焦杀嘽缓之声随而应之，非器之然也。故孔子曰：「乐云乐云，钟鼓云乎哉。」孟子之对齐宣王：「今乐犹古乐。能与百姓同乐，则古今一也。」唐太宗听祖孝孙新乐，乃谓礼乐之作，盖圣人缘物设教，治之隆替，亦不由此。魏文公对以「乐在人和，不由音调」。皆述乐之至言也。臣奉诏与丁度等详定阮逸、胡瑗、邓保信所造钟律，粗考前志，参验今法，二家之说，差舛未安。盖阮逸之主分方，保信之用长黍，质之典据，悉无所闻。伏自艺祖以来，通用王朴之乐，未尝更易，以至天下无事，垂八十载。为乐之用，非不和也。顷燕肃妄加磨鑢，会李照至阙，谓其音未谐。陛下再加练覈，许之改作。洎逸、瑗继至，盛言照乐穿凿，再令造律，则又围径乖古。保信续上新法，亦复长广未合。窃以祖宗旧乐遵用已久，属者徇一臣之偏议，变数朝之同律，赐金增秩，优赏其劳，曾未周岁，又将易制。臣虑后人复有从而非之者，不惟有伤国体，实亦虚费邦用。历观前代议乐，古之管尺尚存，而犹是非纷纭，累年方就，未见若今之速而易也。臣窃计之，不若穷作乐之源为致治之本，使政令平简，民物熙洽，海内击瓖，鼓腹以歌太平，斯乃治古之乐，可得以器象求乎?既达其源，又当究今之所急者。且西、北二陲，久弛边备，寇敌之性，岂能常保?此陛下与左右大臣宵旰所虑，宜先及之，缓兹求乐之议，移访安边之策。急其所急，在理为长。请下有司：且记二家律法及所造管尺、钟磬、权量，存而未行，再访天下有精晓音律者，俾之详正，而后施用一二年，讫无至者，则将王朴、逸、瑗、保信三法别诏稽古之臣，取其中多合典志者以备雅奏，固亦未晚。』诏丁度等速详定以闻。
九月丁亥，详定黍尺钟律。丁度等言：『邓保信制尺用上党秬黍，圆者一黍之长，累百而成。又律管一据尺裁九十黍之长，空径三分，围九分，容秬黍千二百，遂用黍长为分，再累成尺，校保信尺律不同。其龠、合、升、斗深阔，推以算法，类皆差舛，不合周、汉量法。阮逸、胡瑗所制，亦上党秬黍中者，累广求尺，制黄钟之律。今用再累成尺，比逸、瑗所制，又复不同。至于律管，龠、合、升、斗、斛、豆、区、鬲，亦率类是。盖黍有圆长大小，而保信所用者圆黍，又首尾相衔。逸等止用大者，故再考之即不同。尺既有差，故难以定钟、磬。谨详古今之制，自晋至隋，累黍之法，但求尺管，不以权量参校，故历代黄钟之管容黍之数不同。惟后周掘地得古玉斗，据斗造律，兼制权量，亦不合周、汉制度。故《汉志》有「备数和声，审度嘉量权衡」之说，悉起于黄钟。今欲数器之制参互无失，则班《志》积分之法为近。逸等以大黍累尺、小黍实龠，自戾本法。保信黍尺，以长为分，虽合后魏公孙崇所说，然当时已不施用。况保信今尺以圆黍累之，及首尾相衔，又与实龠之黍再累成尺不同。其量器分寸既不合古，即权衡之法不可独用。』诏悉罢之。又诏度等详定太府寺并保信、逸、瑗所制四尺。度等言：『尺度之兴尚矣。《周官》璧羡以起度，广径八寸，袤一寸。《礼记》布手为尺。《淮南子》十二粟为寸。《孙子》十釐为分[8]，十分为寸。虽存异说，莫可适从。《汉志》元始中，召天下通知钟律者百余人，使刘歆典领之。是时周灭二百余年，古之律度当有存者。以歆之博贯艺文，晓达历算，有所制作，宜不凡近。其审度之法云：「一黍之广为分，十分为寸，十寸为尺。」先儒训解经传，多引以为义。历世祖袭著之定令，然而岁有丰俭，地有硗肥。就令一岁之中，一境之内，取黍校验，亦复不齐。是盖天之生物，理难均一。古之立法，存其大概耳。故前代制尺，非特累黍，必求古雅之器以杂校焉。晋泰始十年，荀公曾等校定尺度，以调钟律，是为晋之前尺。公曾等以古物七品勘之，一曰姑洗玉律，二曰小吕玉律，三曰西京铜望臬，四曰金错望臬，五曰铜斛，六曰古钱，七曰建武铜尺。当时以公曾尺揆校古器，与本铭尺寸无差。前史称其用意精密。《隋志》所载诸代尺度十有五等，然以晋之前尺为本，以其与姬周之尺、刘歆铜斛尺、建武铜尺相合。窃惟周、汉二代享年永久，圣贤制作，可取则焉。而隋氏销毁金石，典正之物，罕复存者。夫古物之有分寸，明著史籍，可以酬验者[9]，惟有法钱而已。周之圜法，历载旷远，莫得而详。秦之半两，实重八铢。汉初四铢，其文亦曰半两。孝武之世，始行五铢。下洎隋朝，多以「五铢」为号。既历年代，尺度屡改，故大小轻重，鲜有同者。惟刘歆制铜斛之世，所铸错刀并大泉五十；王莽天风元年，改铸货布、货泉之类，不闻后世复有铸者。臣等检详《汉书》、《通典》、《唐六典》，云：大泉五十重十二铢，径一寸二分。错刀钚如大泉，身形如刀，长二寸。货布重二十五铢，长二寸五分，广一寸，首长八分有奇，广八分，足股长八分，间广二分，圆好径二分半。货泉重五铢，径一寸。今以大泉、错刀、货布、货泉四物相参校，分寸正同。或有小大轻重与本志微差者，盖当时盗铸既多，不必皆中法度，但当校其手、足、肉、好、长、广、分、寸，皆合正史者用之，则铜斛之尺从而可知矣。况经籍制度皆起周世，如刘歆术业之博，祖冲之算数之妙，荀公曾之详密，既合周尺，则最为可法。兼详隋牛里仁等议，称：「后周太祖敕苏绰造铁尺，与宋尺同，以调钟律，以均田度地。」唐祖孝孙云：「隋平陈后，废周玉尺，用此铁尺律。然比晋前尺长六分四釐。」今司天监景表尺，和岘所谓西京铜望臬者，盖以其洛都旧物也。公曾所谓西京铜望臬者，盖西汉之物。和岘谓洛阳、西京，乃唐都尔。今以货布、错刀、货泉、大泉等校之，则景表尺长六分有奇，略合宋、周、隋之尺。由此论之，铜斛与货布等尺寸昭然可验。有唐享国三百年，其制作法度虽未逮周、汉，然亦可谓治安之世矣。今朝廷必求尺度之中，当依汉钱分寸。若以为太祖膺图受禅，创制垂法，尝诏和岘等用景表尺典修金石，七十年间，荐之郊庙，稽合唐制，以示诒谋则可。且依景表旧尺，俟有妙达钟律之学者，俾考正之，以从周、汉之制。王朴律准尺比汉钱尺寸长二分有奇，比景表尺短四分。既前代未尝施用，复经太祖朝更易。其逸、瑗、保信及照所用太府寺尺，其制弥长，去古弥远。又逸进《周礼度量法议》，欲先铸嘉量，然后取尺度权衡。其说疏舛，不可依用。谨考旧文，再造景表尺一，校汉钱尺二，并大泉、错刀、货布、货泉总十七枚上进。』诏度等以钱尺、景表尺各造律管，比验逸、瑗并太常新旧钟磬，考音之高下以闻。度等言：『前承诏考太府等四尺，定可用者，止按典故，及以《汉志》古钱分寸参校景表尺，略合宋、周、隋之尺，谓宜准许景表尺施用。今被旨造律管，验音高下，非素所习，乞别诏晓音者总领校定。』诏罢之。壬辰，以镇江节度推官阮逸为镇安节度掌书记、知城父县，乡贡进士胡瑗试校书郎。初，召逸、瑗作钟磬律度，按之，虽与古多不合，犹推思而遣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