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 - 第 29 页/共 103 页
宝元元年七月丙辰，右司谏韩琦言：『前奉诏详定钟律，尝览《景祐广乐记》，视李照所造乐不合古法，皆率己意，别为律度，朝廷因而施用，识者久以为非。今将亲祀南郊，不可重以违古之乐，上荐天地、宗庙。窃闻太常旧乐见有存者，郊祀大礼，请复用之。』诏资政殿大学士宋绶、御史中丞晏殊同两制详定以闻。绶等言：『李照新乐比旧乐下三律，众论以为无所考据。愿如琦请，郊庙复用和岘所定旧乐。旧乐钟、磬不经照镌磨者，犹存三县七虞，郊庙殿庭，可以更用。』乃诏太常旧乐悉仍旧制，李照所造勿复施行。
琦以五月上言，绶等以七月定议。今从本志联书之。康定元年三月癸丑，太子申允阮逸上《钟律制议》并图三卷，诏送秘阁。
皇祐再定
皇祐二年十一月乙酉，召太子中舍致仕胡瑗赴太乐所，同定钟、磬制度。先是，祭明堂，上亲阅大乐，而言者以为缚钟、特磬大小与古制度未合。诏令改作。而太常言瑗素晓音律，故召之。
瑗本传云：并召阮逸。阮逸此时实教授睦亲宅，当考。《会要》九月五日诏：鎛钟、特磬未协音律，令邓保信、阮逸、卢昭序同太常寺检详典礼，别行铸造。《实录》无此。
三年二月己丑，诏徐、宿、泗、耀、江、郑、淮阳七州军采磬石，仍令诸路转运司访民间有藏古尺律者上之。
十二月，益州乡贡进士房庶为试校书郎。庶，成都人。宋祁尝上书，著《乐书补亡》二卷。田况自蜀还，亦言其知音。既召赴阙，庶自言：『尝得古本《汉书》，云「度起于黄钟之长，以子谷黍中者，一黍之起，积一千二百黍之广，度之九十分，黄钟之长，一为一分。」今文脱「之起积一千二百黍」八字，故自前世以来，累黍为尺以制律，是律生于尺，尺非起于黄钟也。且《汉志》「一为一分」者，盖九十分之一。后儒说以一黍为一分，其法非是，当以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实管中，黍尽得九十分为黄钟之长，九寸加一以为尺，则律定矣。』祠部员外部、直秘阁、判吏部南曹范镇是之，乃言曰：『李照以纵黍累尺管，空径三分，容黍千七百三十。胡瑗以横黍累尺，管容黍一千二百，而空径三分四釐六毫，是皆以尺生律，不合古法。今庶所言，实千二百黍于管，以为黄钟之长，就取三分以为空径，则无容受不合之差，校前三说为是。盖累黍为尺，始失之于《隋书》。当时议者以其容受不合，弃而不用，故隋平陈，得古乐器，高祖闻而叹曰：「华夏旧声也！」遂传用之。唐祖孝孙、张文收号称知音，亦不能更造尺律，止沿隋之古乐制定声器。朝廷久以钟律未正，屡下诏书，博访群议，冀有所获。今庶所言以律生尺，诚众论所不及。请如其法试造尺律，更以古器参考，当得其真。』乃诏王洙与范镇同于修制所，如庶说造律尺龠律，径三分，围九分，长九十分。龠律径九分，深一寸。尺起黄钟之长加十分，而律容千二百黍。初，庶言太常乐高古乐五律。比律成，才下三律。以为今所用黍非古所谓一稃二米黍也。尺比横黍所累者长一寸四分。
庶又言：『古者有五音，而今无正徵音。国家以火德王，徵属火，不宜阙。今以旋相五音相生法得徵音。』又言：『《尚书》同律度量衡，所以齐一风俗。今太常、教坊、钧容及天下州县各自为律，非《书》同律之义。且昔帝王巡狩方岳，以考礼乐，以行谏赏。谓宜颁格律，自京师及州县，无容辄异，有擅高下者论之。』帝召辅臣观庶所进律尺龠，又令庶自陈其法，因问律吕旋相为宫事，令撰图以进。其说以五正二变配五音，迭相为主，衍之成八十四调。旧宫、徵、角、羽、商五音次第配十声，然后加变宫、变徵二声以足之。庶推以旋相生之法，谓五行相戾非是，当改变徵为变羽，易变为闰，随音加之，则十二月各以其律为宫，而五行相生，终始无穷。诏以其图送详定所。庶又论：『吹律以听军声，谓以五行逆顺，可以知吉凶。先儒之说略矣。』是时胡瑗等制乐已有定议，特推恩而遣之。镇为论于执政曰：『今律之与尺所以不得其真，由累黍为之也。累黍为之者，史之脱文也。古人岂以难晓不合之法书之于史，以为后世惑乎?殆不然也，易晓而必合也。房庶之法是矣。今庶自言其法依古，以律而起尺，其长与空径、与容受、与一千二百黍之数，无不合之差。诚如庶言，此至真之法也。且黄钟之实一千二百黍，积实分八百一十，于算法圆积之则，空径三分，围九分，长九十分，积方实八百一十分，此古律也。律体本圆，圆积之是也。今律方积之，则空径三分四釐六毫，比古已大矣。故围十分三釐八毫，而其长止七十六分二釐，积实亦八百一十分。律体不方，方积之非也。其空径三分，围九分，长九十分，积实八百一十分，非外来者也，皆起于律也。以一黍而起于九分，与一千二百黍之起于律，皆取于黍。今议者独于律则谓之索虚，而求分亦非也。其空径三分，围九分，长九十分之起于律，与空径三分四釐六毫，围十分三釐八毫，长七十六分二釐之起于尺，古今之法，疏密之课，其不同较然可见，何所疑哉?若以谓工作既久而复改为，则淹引岁月，计费益广，又非朝廷制作之意也。其淹久而计费广者，为之不敏也。今庶言太常乐无姑洗、夹钟、太簇等数律，就令其律与其说相应，钟、磬每编才易数枚，因旧而图新，敏而为之，则旬月之功也，又何淹久而广费哉?』执政不听。
房庶上《律吕旋相图》在四年二月庚寅，今从《律历志》。并考之《乐志》，载庶论今乐犹古乐。附五年九月。
四年正月庚申，乾宁军献古钟。诏送详定大乐所。
《实录》明年二月末又书『乾宁进古钟』，本志亦在明年二月。此年所进，《志》独不书，恐《实录》重出也。今止存其一，明年不复书。
六月乙酉，祠部员外郎、直秘阁、判吏部南曹范镇上书曰：『陛下制乐以事天地、宗庙，以扬祖宗之休，兹盛德之事也。然自下诏以来，及今三年，有司之论，纷然未决，盖由不议其本而争其末也。窃惟乐者，和气也。发和气者，声音也。声音之生，主于无形，故古人以有形之物传其法，俾后人参考之，然后无形之声音得而和气可通也。有形者，秬黍也，律也，尺也，龠也，鬴也，斛也，算数也，权衡也，钟也，磬也。是十者必相合而不相戾，然后为得。今皆相戾而不合，则为非是矣。有形之物非是，而欲求无形之声音和，安可得哉?谨条十者，非是之验，惟裁择焉。按《诗》：「诞降嘉种，维秬维極。」诞降者，天降之也。许叔重云：「秬，一稃二米。」又云：「一秬二米，后汉任城县产秬黍，三斛八斗，实皆二米。史官载之，以为嘉瑞。」又古人以秬黍为酒者，谓之秬鬯。宗庙降神，惟用一尊；诸侯有功，惟赐一卤，以明天降之物，世不常有而可贵也。今秬黍取之民间者动至数斛，秬皆一米，河东之人谓之黑米。设有真黍，以为取数至多，不敢送官，此秬黍为非，是一也。又按：先儒皆言律空径三分，围九分，长九十分，容千二百黍，积实八百一十分。今律空径三分四釐六毫，围十分三釐八毫。是围九分外，大其一分三釐八毫。而后容千二百黍，除其围广，则其长止七十六分二釐矣。说者谓四釐六毫为方分。古者以竹为律，竹形本圆，而今以方分置算，此律之为非是二也。又按：《汉书》分、寸、尺、丈、引，本起黄钟之长。又云「九十分黄钟之长」者，据千二百黍而言也。千二百黍施于量，则曰黄钟之龠；施于权衡，则曰黄钟之重；施于尺，则曰黄钟之长。今遗千二百之数，而以百黍为尺，又不起于黄钟，此尺之非是三也。又按：《汉书》龠其状似爵。爵为爵盏，其体正圆，故龠当圆径九分，深十分，容千二百黍，积实八百一十分，与律分正同。今龠乃方一寸，深八分一釐，容千二百黍，是亦以方分置算也，此龠之非是四也。又按：《周礼》鬴法，方尺圆其外，深尺容六斗四胜。方尺者，八寸之尺也。深尺者，十寸之尺也。何以知尺有八寸、十寸之别?按：《周礼》璧羡度尺，好三寸以为尺。璧羡之制，长十寸，广八寸，同谓之度尺。既以为尺，则八寸、十寸俱为尺矣。又《王制》云：古者以周尺八尺力步。今以周尺六尺四寸为步。八尺者，八寸之尺也。六尺四寸者，十寸之尺也。同谓之周尺者，是周用八寸、十寸尺明矣。故知以八寸尺为鬴之方，十寸尺为鬴之深，而容六斗四胜、千二百八十龠也。积为一百一二万六千八百分。今鬴方尺，积千寸，此鬴之非是五也。又按：《汉书》斛法，方尺圆其外，容十斗，旁有庇焉。当隋时，汉斛尚在，故《隋书》载其铭曰：「律嘉量斛。」方尺圆其外，庇旁九釐五毫，冪百六十二寸，深尺容一斛。今斛方尺深一尺六寸二分，此斛之非是六也。又按算法：圆分谓之径围，方分谓之方斜。所谓「径三围九方五斜七」是也。今圆分而以方法算之，此算数非是七也。又按权衡者，起一千二百黍而立法也。周之鬴，其重一钧，声中黄钟，汉之斛，其重二钧，声中黄钟。鬴、斛之制，有容受，有尺寸，又取其轻重者，欲见薄厚之法以考其声也。今黍之轻重未真，此权衡为非是八也。又按：凫氏为钟，大钟十分，其鼓间以其一为之厚。小钟十分，其钲间以其一为之厚。今无小大薄厚，而一以黄钟为率，此钟之非是九也。又按磬氏为磬，倨句一矩有半，其博为一，股为二，鼓为三，盖各以其律之长短为法也。今亦以黄钟为率，而无长短厚薄之别，此磬之非是十也。前此者皆有形之物也，易见者也。使其一不合，则未可以为法，况十者之皆相戾乎?臣固知其无形之声音不可得而和也。请以臣章下有司，问黍之二米与一米孰是?律之空径三分四釐六毫孰是?律之起尺与尺之起律孰是?龠之圆制与方制孰是?鬴之方尺圆其外、深尺与方尺孰是?斛之方尺圆其外、庇旁九釐五毫与方尺深尺六寸二分孰是?算数之以圆分与方分孰是?权衡之重以二米秬黍与一米孰是?钟磬依古法，有大小轻重长短厚薄而中律、不依古法而中律孰是?是不是定，然后制龠、合、升、斗、鬴、斛，以校其容受，容受合然后下诏以求真黍，真黍至然后可以为量，为钟、磬，量与钟、磬合于律，然后可以为乐也。今尺律本末未定，而详定、修制二局工作之费，无虑千万计矣，此议者所以云云也。然议者不言有司论议依违不决，而顾谓作乐为过举，又言当今宜先政令，而礼乐非所急，此臣之所以尤惑也。傥使有司合礼乐之论，是其所是，非其所非，陛下亲临决之，顾于政事不已大乎?昔汉儒议盐铁，后世传《盐铁论》。今方定雅乐以求废坠之法，而有司议论不著盛德之事，后世将何考焉?愿令有司人人各以经史议论条上，合为一书，则孰敢不自竭尽，以副陛下之意?如以臣议为然，伏请权罢详定、修制二局，俟真黍至然后为乐，则必得至当，而无事于浮费也。』诏送详定所。镇说自谓得古法，然集贤校理司马光数与之论难，以为弗合。世鲜钟律之学，卒莫能辨其是非焉。
十月甲戌，殿中丞胡瑗落致仕，为光禄寺丞、国子监直讲，同议大乐。
十二月壬辰，两府及侍臣观新乐于紫宸殿，凡鎛钟十二。黄钟高二尺二寸半，於广一尺二寸，鼓六钚、四舞、六角，衡并旋虫共高八寸四分，隧径二寸二分，深一寸二釐，篆带每面纵者、横者四枚，景侠鼓乐舞每处各有九，每面共三十六，两栾间一尺四寸，容九斗九胜五合，重一百六斤。大吕以下十一钟，并与黄钟同制，而两栾间递减半分，至应钟容九斗三胜五合，而其重加至应钟重一百四十八斤，并中新制本律。特磬十二，黄钟、大吕股长二尺，博一尺，鼓三，又博六寸九分，寸之六弦三尺七寸五分。太簇以下，股长尺八寸，博九寸，鼓二尺七寸，博六寸，弦三尺三寸七分半，其声各中本律。黄钟厚二寸一分，大吕以下递加其厚，至应钟厚三寸五分。诏以其图送中书。议者以为：『《周礼》大钟十分，其鼓间以其一为之厚。小钟十分，其钚间以其一为之厚。则是大钟宜厚，小钟宜薄。今大钟重一百六斤，小钟乃重一百四十八斤，则小钟厚，非也。又磬氏为磬，倨句一矩有半，博为一，股为二，鼓为三。叁分其股，博去其一，以为鼓博三分，其鼓博以其一为之厚。今磬无博厚，无长短，亦非也。』
钟磬非是，盖与范镇所上书略同，本志误载为二年十二月事，今从《实录》。按：李兑明年五月奏，称议者以钟磬之制未中律度，遂斥而不用，复诏近侍详定。而《实录》阙之，乃今附此。
五年四月甲午，命参知政事刘沆、梁适监议大乐。乙未，详定大乐所言：『知制诰王洙奏：黄钟为宫，最尊者，但声有尊卑尔，不必在其形体也。言钟、磬依律数为大小之制者，经典无正文，惟郑康成立意言之，亦自云假设之法。孔颖达作疏，因而述之。据历代史籍，亦无钟、磬依数大小之说。其康成、颖达等即非身曾制作乐器，至如言磬前长三律，二尺七寸，后长二律，一尺八寸，是磬有大小之制者，据此黄钟为律。臣曾依此法造黄钟、特磬者，止得林钟律声。若随律长短为钟、磬大小之制，则黄钟长二尺二寸半，减至应钟，则形制大小，比黄钟才四分之一。又九月、十月以无射、应钟为宫，即黄钟、大吕反为商声，宫小而商大，是君弱臣强之象。今参酌其鎛钟、特磬制度，欲且各依律数算定长短、大小、容受数，仍以皇祐中黍尺为法，铸大吕、应钟，钟、磬各一，即见形制、声韵所归。』奏可。
五月戊午，翰林学士承旨王拱辰言：『奉诏详定大乐，比臣至局，钟、磬已成。窃缘律有长短，磬有小大。黄钟九寸最长，其气阳，其象土。其正声为宫，为诸律之首。盖君德之象不可并也。今十二钟、磬一以黄钟为率，与古为异。臣尝询阮逸、胡瑗等，皆言依律大小则声不能谐。故臣窃有疑，请下详定大乐所，更稽古义参定之。』辛丑，知谏院李兑言：『曩日紫宸殿阅太常新乐，议者以钟之形制未中律度，遂斥而不用。复诏近侍详定。窃闻崇文院聚议，而王拱辰欲更前史文义，王洙不从，语言往复，殆至喧哗。夫乐之道广大微妙，非知音入神，岂可轻议?西汉去圣尚近，有制氏世典大乐，但能记其铿锵，而不能言其义。盖况今又千余年，而欲求三代之音，不亦难乎?且阮逸罪废之人。安能通明述作之事?务为异说，欲规恩赏。朝廷制乐数年，当国用匮乏之时，烦费甚广。器既成矣，又欲改为。虽命两府大臣监议，然未能裁定其当。请以新成钟、磬与祖宗旧乐参校其声，但取谐和近雅者合用之。洙既与瑗、逸更造钟、磬，而无形制、容受之别。』又数劝上用新乐于南郊，而议者多以为非，后亦不复用。
九月乙酉，崇政殿召近臣、宗室、谏官、省府推判官观新乐。先是，钟、磬之音未合古法，诏中书门下集两制及太常礼官与知钟律者考定其当。议者各安所习，久而不决，乃命诸家各作钟律以献，亲临视之。然古黄钟为万事根本，故尺量权衡皆起于黄钟。至隋用累黍为尺，而制律容受，卒不能合。及平陈，得古乐，遂用之。唐兴，因其声以制乐，其器无法而其声犹不失于古。五代之乱，大乐沦散，王朴始用尺定律，而声与器皆失之，故太祖患其声高，特减一律。至是又减半。然太常乐比唐声犹高五律，比今燕乐高三律。上虽勤劳制作，未能得其当者，有司失之于以尺生律也。
自『先是，钟、磬之音』至『尺生律也』并范镇所论，本志削去，今姑存之。然镇所论，亦略见于四年六月所上书矣。当考。
史官蒲宗孟、李清臣曰：『世谓太常为雅乐，而未尝施于燕享。岂以正声为不美听哉?夫乐者，乐也，其道虽微妙难知，至于奏之，而使人悦豫和平，此不待知音而后能也。尝窃观于太常，其乐悬、钟磬、埙篪、搏拊之器，与夫舞缀、羽籥、干戚之制，盖皆仿诸古矣。逮振作之，则听者不知为乐，而观者厌焉。岂所谓古乐，其声真若此哉?孔子恶郑，恐其乱雅。乱之云者，似是而非也。孟子亦曰：「今乐犹古乐。」然今太常独与教坊乐音殊绝，何哉?昔日李照、胡瑗、阮逸改铸钟、磬，处士徐复笑之曰：「圣人寓器以声，不先求其声而更其器，其可用乎?」照、瑗、逸制作，久之卒无成。蜀人房庶亦深订其非是，因著书论古乐与今乐本末不远，其大略以谓：「上古世质，器与声朴，后世稍变焉。金石，钟磬也，后世易之为方响；丝竹，琴箫也，后世变之为筝、笛；匏，笙也，攒之以斗；埙，土也，变而为瓯；革，麻料也，击而为鼓；木，祝敔也，贯之为板。此八音者，于世甚便，而不达者指庙乐鎛钟、鎛磬为宫，轩为正声[10]，而概谓胡部[11]、卤部为淫声。殊不知大辂起于推轮，龙艘生于落叶，其变则然也。古者以俎豆食，后世易之以杯盂；古者簟席以为安，后世更之为榻按。虽使圣人复生，不能舍柸盂、榻按，而复俎豆、簟席之质也。然则八音之器，岂异于此哉?孔子曰「放郑声，郑声淫」者，岂以其器不古若哉?亦疾其声之变耳。试使知乐者由今之器寄古之声，去其惉懑靡曼而归之中和雅正，则感人心，导和气，不曰治世之音乎?然则世所谓雅乐者，未必如古。而教坊所奏，岂尽为淫声哉?数子纷纷，改制钟律而复古。庶之论指意独如此，故缀其语存之，以俟知音者焉。』庚寅，光禄寺丞、国子监直讲胡瑗为大理寺丞。后勒停人阮逸为户部员外郎，内侍押班、右骐骥使、英州团练使邓保信为荣州防御使，入内供奉官贾宣为内殿承制，并以制钟律成，特迁之。
嘉祐元年八月。初，李照斥王朴乐音高，乃作新乐。下其声太常，歌工病其太浊，歌不成声，私赂铸工，使减铜齐，而声稍清，歌乃协。然照卒莫之辨。又朴所制编钟皆侧垂，照及胡瑗皆非之。及照将铸钟，给铜于铸?务，得古编钟一。工不敢毁，乃藏于太常。钟不知何代所作，其铭云：「粤朕皇祖，实铸和钟。粤斯万年，子子孙孙，永保用。』叩其声，与朴钟夷则清声合，而其形侧垂。瑗后改铸，正其钮使下垂，叩之，弁郁而不扬。其铸钟又长角而震掉，声不和。著作佐郎刘羲叟谓人曰：『此与周景王无射钟无异，上将有眩惑之疾。』已而果然。于是范镇言：『臣复见国家自废祖宗旧乐用新乐以来，及今四五年，日食星变、冬雷秋雹、大雨不时、寒暑不节，不和之气，莫甚此者。使乐无感动则已，乐而有所感动，则众异之至，未必不由此也。去年十二月晦，大雨雪，大风，宫架辄坏。元日大朝会，乐作而陛下疾作。臣恐天竟以为陛下不应变祖宗积乐而轻用新乐也，不然，何以方作乐之时而陛下疾作?此天特警陛下之深也。自初议乐时，臣屡论新乐非是，其间书一通最为详悉，今再具进呈，乞下执政大臣参详。臣书如有可采，伏乞且用祖宗旧乐，以俟异时别加制作。』丁丑，诏太常恭谢用旧乐。
校勘记
[1]丙辰朔 原本无『朔』字，据《长编》卷一一六补。
[2]乐音 原本作『音乐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一一六乙正。
[3]丙寅 原本作『丙戌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一一六改。
[4]甲辰 原本作『甲午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一一七改。
[5]并施 原本『并』字为墨丁，据《长编》卷一一七补。
[6]二月 原本作『正月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一一八改。
[7]应诏书者 原本『诏』字为墨丁，《长编》卷一一八作『应书者』，句不通。兹据文意补。
[8]十釐 原本作『十犛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一一九改。
[9]酬验 原本『酬』字为墨丁，据《长编》卷一一九补。
[10]轩为正声 原本脱『为』字，据《长编》卷一七五补。
[11]胡部 原本『胡』字为墨丁，据《长编》卷一七五补。
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三十二
仁宗皇帝
修唐书
明道二年十一月丙寅[1]，崇文院纂《唐遗事》，翰林学士承旨盛度请命官刊修《唐书》故也。
庆历五年五月己未，翰林学士兼龙图阁学士判集贤院王尧臣、翰林学士史馆修撰张方平、侍读学士兼龙图阁学士判史官修撰余靖并同刊修《唐书》。
闰五月庚子，度支员外郎集贤校理兼天章阁侍讲史馆检讨曾公亮、宗正丞崇文院检讨兼天章阁侍讲赵师民、殿中丞集贤校理何中立、校书郎宋敏求、大理丞馆阁校勘范镇、大理寺丞国子监直讲邵必并为编修《唐书》官。必以为史出众手非是，卒辞之。
七年六月庚戌，命参知政事丁度提举编修《唐书》。
皇苗兀年六月甲戊，改命同刊修《唐书》、翰林侍读学士宋祁为刊修官。
三年二月戊申，翰林侍读学士兼龙图阁学士、给事中、史馆修撰宋祁坐其子与张彦方游，出知亳州。
三月乙卯，知亳州宋祁就州修《唐书》，易史馆修撰为集英殿修撰。
至和元年七月甲子，诏修《唐书》宋祁、编修官范镇等速上所修《唐书》。
二年十月庚戌，翰林学士、刊修《唐书》欧阳修言：『自汉而下，惟唐享国最久。其间典章制度，本朝多所参用。所修《唐书》，新制最宜详备。然自武宗以下并无《实录》，以传记、别说考正虚实，尚虑阙略。闻西京内中省寺、留司御史台及銮和诸库有唐朝至五代以来奏议案簿尚存，欲差编修官口口夏卿诣彼检讨。』从之。
嘉祐四年六月戊戌，翰林学士欧阳修等上所修《唐书》二百五十一卷，刊修及编修官皆进秩，或加职，仍赐器币有差。
修国史
景德四年八月丁巳，诏修太祖、太宗正史，宰臣王旦监修国史，知枢密院事王钦若、陈尧叟、参知政事赵安仁、翰林学士晁迥、杨亿并修《国史》。初，景德二年，毕士安卒。时寇准止领集贤殿大学士，日一以参知政事权领史馆事。及旦为相，虽未兼监修，其领史职如故，于是始正其名。
大中祥符四年七月，国史院进所修《太祖纪》。上录纪中义例未当者二十于条，谓王旦、王钦若等曰：『如以钟鼓楼为室，漏窑务为甄宫，岂若直指其名?悉宜改正之。』钦若曰：『此盖晁迥、杨亿所修。』上曰：『卿尝参之耶?』旦曰：『朝廷撰集大典，并当悉心，务令广备，初无彼此之别也。』因诏：『每卷自今先奏草本编修官及同修史官。其初修或再看，皆详具载其名。如有改正增益事件、字数，亦各于名下题出，以考其勤惰焉。』
九年二月丁亥，监修国史王旦等上《两朝国史》一百二十卷，优诏答之。戊子，加旦守司徒，修史官赵安仁、晁迥、陈彭年、夏竦、崔遵度并进爵赐物有差。王钦若、陈尧叟、杨亿尝豫修史，亦赐之。
天圣五年二月癸酉，命参知政事吕夷简、枢密副使夏竦修《真宗国史》，翰林学士宋绶、枢密直学士刘筠、陈尧佐同修，宰臣王曾提举之。故事，宰臣自领监修国史。至是以曾提举，乃降敕焉。
《会要》云：修《两朝国史》时，王旦未领监修，故特授敕。曾已监修而再授敕为提举，盖一时之制也。
九月甲寅，以龙图阁学士兼侍讲冯元同修国史。
十月乙酉，监修国史王曾言：『唐史官吴兢于《实录》正史外。录太宗与群臣对问之语为《贞观政要》。今欲采太祖、太宗、真宗《实录》、日历、时政记、起居注其间史迹不入正史者别为一书，与正史并行。』从之。
七年三月壬午，上谓监修国史王曾曰：『先朝美政甚多，可谕史官详载之。』
八年六月癸巳，监修国史吕夷简等上新修国史于崇政殿。初，太祖、太宗正史帝纪六、志五十、传五十九，凡一百二十卷。至是修真宗史成，增纪为十，志为六十，传为八十，总百五十卷。故事，史成，由监修而下皆进秩，而夷简固辞之。甲午，修国史夏竦、同修国史宋绶、冯元、编修官王举正、谢绛、李淑、黄鉴、管勾内臣韩守英、承受蓝元用、罗崇勋、供书皇甫继明并迁官职，龙图阁待制马季良专督三司应报文字，亦赐勋一转。
嘉祐四年九月甲寅，史馆修撰欧阳修言：『史之为书，以纪朝廷政事得失及臣下善恶功过，宜藏之有司。往时李淑以本朝正史进入禁中，而焚其草。今史院但守空司而已。乞诏龙图阁别写一本下编修院，以备检阅故事。』从之。
江氏《杂志》：陈相就史馆检先君传，云尝为县小吏，因此进本入內。至今史馆无国史。与欧阳修所言不同，当考。《会要》载修言但称史馆，不出李淑姓名。当考。
删定编敕
天圣四年九月壬申，命翰林学士夏竦、蔡齐、知制诰程琳等重修定编敕。时有司言：『编敕自大中祥符七年至今，复增及六千七百八十三条，请加删定。』帝问辅臣曰：『或谓先朝诏令不可轻改，信然乎?』王曾曰：『此险人之言也。咸平中删太宗朝诏令，十存一二。盖去其繁密之文，以便于民，何为不可?今有司但详具本末，又须诏臣等审究利害，一一奏禀，然后施行也。』上然之。
十一月甲辰，诏见行编敕，又续降宣敕，其未便者，听中外具利害以闻。
七年五月己巳，诏以新令及附令颁天下，始命官删定编敕。议者以唐令有与本朝事异者，亦命官修定，成三十卷。
九月，编敕既成，合《农田敕》为一书，视祥符敕损百有余条。其丽于法者，大辟之属十有七；流之属三十有四；徒之属百有六；杖之属二百五十有八；笞之属七十有六。又配隶之属六十有三，大辟而下奏听旨七十有一。凡此皆在律令外者也。于是诏下诸州阅视，听其言未便者。寻又诏尽一年无改易，然后镂极【杰按：极，应为“板”之误。】颁行。
明道元年三月戊子，始行《天圣编敕》。
二年五月己丑，语曰：『敕令者治世之经，而数动摇，则众听滋惑，何以训迪天下?天圣所修敕令既已颁宣，自今有司毋得辄请删改。有未便者，中书、枢密院具奏听裁。』
景祐三年七月，禁民间私写编敕、刑书及毋得镂板。
庆历三年八月。《天圣编敕》既施行，自景祐二年至今，所增又四千七百余条。丁酉，复命官删定。翰林学士吴育、侍御史知杂事鱼周询、知谏院王素、欧阳修并为详定官，宰臣晏殊、参知政事贾昌朝提举。
十月丁巳，史官修撰王质、集贤殿校理天章阁侍讲曾公亮同详定编敕。
四年五月癸酉，司勋员外郎吕绍宁请以见行编敕年月后续降宣敕，令大理寺检法官意律门分十二编，以颁天下，庶便于检阅，而无误出入刑名。从之。
七年正月己亥，《庆历编敕》成，凡十二卷，别总例一卷，视《天圣敕》增五百条，大辟增八，流增五十有六，徒减十有六，杖减三十有八，笞减十有一；又配隶减三，大辟而下奏听旨者减二十有一。详定官张方平、宋祁、曾公亮并加勋，及赐器币有差。
嘉祐二年八月丁未，韩琦又言：『天下见行编敕，自庆历四年以后，距今十五年，续降四千三百余件，前后多牴牾。请加删定。』乃诏宰臣参知政事曾公亮同提点详定编敕。
七年四月壬午，宰臣韩琦等上所修《嘉祐编敕》，起庆历四年，尽嘉祐三年，凡十二卷。其元降敕但行约束而不立刑名者，又析为《续附令敕》凡五卷，视庆历敕，大辟增六，流减五十，徒增六十有一，杖增七十有三，笞增三十有八，配隶增三十，大辟而下奏裁听旨者增四十五云。
修定历法 真宗附
咸平四年三月庚寅。初，《乾元历》气朔渐差，诏判司天监京兆史序等考验前法，研竅旧文，取其枢要。编为新历。于是历成来上，赐名《仪天》，命翰林学士朱昂为历序颁行之。修历官迁秩、改服章、赐帛有差。
大中祥符七年七月乙未，上览司天监知历数官表求改秩，因谓宰相曰：『历象，阴阳家流之大者也。以推步天道、平秩人时为功，究灾祥吉凶者，虽有妙术，必待之而成。近年惟秋官正赵昭逸能专其业。始王熙元等上《仪天历》，独昭逸请覆算。熙元等不从。后二岁，历果差。昭逸言荧惑度数稍谬，推验亦如其说。平居算策未尝离手，熙元亦伏其精，一言，后人鲜及也。』熙元，处讷子。
天圣元年三月辛卯，司天监上新历。赐名《崇天》，保章正张奎、灵台郎楚衍等所造也。命翰林学士晏殊为历序。
天圣九年闰十月壬戌，司天监上《重修崇天历》。
庆历元年十二月丁丑，司天监上所修《崇天历》。
皇祐四年十一月甲辰，诏司天监、翰林天文院以唐《戊寅》、《麟德》、《大衍》、《五纪》、《正元》、《观象》、《宣明》、《崇真》八历及皇朝《应天》、《乾元》、《仪天》、《崇天》四历算此月太阴真食及时辰分野[1]，各具两本以闻。仍命知制诰王洙及编修《唐书》刘羲叟参定，以司天监言此月十五日太阴当食也。明年三月，洙言：『据司天监李用晦等称，十一月望月食十分，七历并同。复圆在昼，不辨辰刻。推验起亏时刻，内《宣明》算在丑正二刻，《仪天》在丑正三刻，《应天》、《乾元》寅初一刻，《崇天》寅初二刻，《大衍》、《景福》寅初三刻，而其夜食寅初四刻。推《大衍》、《景福》相近。然《景福》算景祐三年四月朔日食二分强，而《崇天》、《乾元》、《宣明》不食，后果不食。《大衍历》算唐开元十二年七月戊午朔日食八分半，十三年十二月壬戊朔日食十五分之十三，至是皆不食，所以一行《大衍历议》云：「假令理历者因开元二食曲变交限以就之，则所协甚少，所失甚多。」用晦等亦不敢指定《大衍》、《景福》为密。伏缘历数日月交食，诸历互有亲疏，不可常为准的。盖日月动物，岂不少有盈缩?亦变常不定。历象必无全密，所谓天道远而人道迩。古来撰历名贤，如太史公、洛下闳、刘歆、张衡、杜预、刘绰、李淳风、僧一行等，尚不能第究，况用晦等浅学，止依古法推步，难为指定日月所食疏密。又据羲叟言，古圣人历象之意，止于恭授人时。虽则预考交会，不必吻合辰刻，故有修德救食之理。天道神变，理非可尽，设谓必可尽耶，则先儒不容自为疏阔。又《大衍》等七历所差不多，法数大同而小异，亦是递相因藉，乘除积累，渐失毫釐。且辰刻更筹，惟据刻漏，或微有迟速，未必独是历差。按《隋历志》日月食既有起讫，早晚亦或变常进退。于正见前后十三刻半内候之，今止差三刻。或是天道变常，未为乖谬。又一行于开元中治历，以《大衍》及李淳风《麟德》、刘绰《皇极》三历校日食三十七事，《大衍》课第一，所中才二十三，《麟德》得五，《皇极》得十。如一行聪明博达，时谓圣人，宣考古今，尚未能尽，如淳风辈，益以疏远。况圣朝《崇天》历法颁用逾三十年，诞布海内，熟民耳目，方将施行无穷，兼所差无几，不可偶缘天变，轻议改移。诘其本原，盖亦出于《大衍》，其《景福历》行于唐季，非治世之法，不可循用[3]。』诏乃用《崇天》历法。
中书枢密分合 神宗附
庆历二年七月壬寅朔，知谏院张方平言：『朝廷政令之所出在中书，若枢密院，古无有也，盖起于后唐权宜之制，而事柄遂与中书均，分军民为二体，别文武为两途。为政多门，自古所患。今朝纲为弛，边事日生，西、北交有凭陵之志。二府之中，岂无才猷之士?臣向尝面论之，而陛下谕臣：今倚以为用者犹不任职，若更选用，诚乏可使之人。臣请于外择人，陛下以为疆事未宁，边臣无功，岂当遽召而用之?审如圣意，则所用者不过燕安朝路、容身养望者尔。若然，则劳臣益解体，武士益离心矣。陛下试思臣前议，断自渊衷，特废枢密院。或重于改为，则请并本院职于中书，其见任枢密使、副不才者罢之，诸房吏且皆如旧，亦足以一政事之本，通赏罚之权，省冗滥之费，塞侥幸之望。改而张之，不伤体裁，而制之不动众。陛下幸与一二宗臣旧老深图此议而必行之。』不报。戊午，右仆射兼门下侍郎、平章事吕夷简判枢密院，户部侍郎、平章事章得象兼枢密使，枢密使晏殊同平章事。初，富弼建议宰相兼权枢密使，上曰：『军国之事，当悉归中书。枢密非古官。』然未欲遽废，故止令中书同议枢密院事。及张方平请废枢密院，上乃追用弼议，特降制命夷简判院事，而得象兼使，殊加同平章事，为使如故。壬辰，诏晏殊班张耆之上。
九月。初，命宰臣吕夷简判枢密院事。既宣制，黄雾四塞，霾风终日，朝论甚喧。参知政事王举正言：『二府体均，判名太重，不可不避也。』右正言田况复以为言，夷简亦不敢当。丙午，夷简改兼枢密使。
庆历五年十月庚辰，罢宰臣兼枢密使。时宰臣贾昌朝、陈执中言：『军民之任，自古则同。有唐别命枢臣，专主兵务。五代始令辅相亦带使名。至于国初，尚沿旧制。乾德以后，其职遂分，是谓两司对持大柄[4]，实选才士，用讲武经。向以关陕未宁，兵议须一，复兹兼领，适合权宜。今西夏来庭，防边有序，当还使印，庶协邦规。臣等愿罢兼枢密使。』既降诏许之，乃诏枢密院：『凡军国机要，依旧同商议施行。』
十一月癸未，枢密院请：『自今进退管军臣僚、极边长吏、路分兵马钤辖以上，并与宰臣同议。』从之。
神宗【杰按：神宗无治平年号，治平乃仁宗年号也。】治平四年。中书、枢密院议边事多不合。赵明与西人战，中书赏功而密院降纳；东郭达修堡栅，密院方诘之，而中书已下褒诏。御史中丞滕甫言：『战守，大事也，安危所寄。今中书欲战，枢密欲守，何以令天下?愿敕大臣：凡战守除帅，议同而后下。』上善之。
熙宁三年五月壬子，置审官西院。上尝语及西院事，安石曰：『止是五代分置。』曾公亮曰：『欲分宰相权尔。』上曰：『前代乱，岂缘不分枢密院乎?』（详见《审官西院》）
五年七月，前处州缙云县尉、编修三司敕并诸州敕并诸司库务岁计及条例删定官郭逢原上疏曰：『臣闻能自得师者王。古圣人未尝无师，孟子称尧所以待舜之礼，可谓至矣。以齿则尧长，以爵则舜贱，以德则舜固无以加于尧者，而尧尚尊礼之如此。今区区之末礼，于安石尚如有惜，不明示于天下，皆臣之所未谕。夫宰相代天理物，无所不统，未闻特设事局补除官吏，而宰相不预者也，今之枢密是已。臣愚以为当废去枢府，并归中书。除补武臣，悉出宰相。军旅之事，各责其师。合文武于一道，归将相于一职，复兵农于一司，此尧舜之举也。今王安石居宰辅之重，朝廷有所建置于天下，特牵于枢府而不预，则臣恐陛下任安石者，盖不专矣。』疏奏，上甚不悦。他日，谓安石曰：『逢原必轻俊。』安石曰：『陛下何以知之?』上曰：『见所上书，欲并枢密院，废募兵。』安石曰：『人才难得，如逢原，亦且晓事，可试用也。』
闰七月壬戌，执政同进呈河东保甲事，枢密院但欲为义勇强壮，不别名保甲。上从王安石议。文彦博请令王安石就中书一面施行。上曰：『此大事，须共议乃可。』（详见《保甲》）
十一月丁卯，贬太子中允、权监察御史里行张商英为光禄寺丞、监荆南税。先是，商英言博州官吏失入赃不满军贼二人死罪。枢密院检详官刘奉世党庇亲戚，令法官引用赃满五贯绞刑断例，称博州官吏不见断例，失奏裁，止从杖罪取勘；又院吏任远恣横私徇凡十二事，而枢密院党庇不案治。枢密使、副文彦傅、吴充、蔡挺因此不入院，遣吏送印于中书，中书不受。上闻之，遣使促彦博等入院。彦博等言：『台官言臣等党庇吏人，与之相知漏泄。乞以其章付有司明辨黑白，然后正臣等违命之罪。』商英又言：『乞以臣所言博州失入刑名下有司定夺，并以任远事送开封府根治。若臣不当，甘伏斧钺。』于是王安石曰：『密院方治御史李则事，商英乃随攻博州事以报之。李则事御史所治，诚不当不自咎，更挟忿攻人，岂所谓怀忠良以事君者?』故有是命。先是，台勘劫盗李则死罪失出，奉世驳之。诏纠察刑狱司劾治。商英遂上章历诋执政，言：『此出大臣私忿。愿陛下收还主柄，自持威福，使台谏为陛下耳目，无使为近臣胁迁。』上为停诏狱，商英坐是与安石忤。及言博州事，彦博又疑商英阴附中书，故不能平。商英既坐出，上谓安石曰：『御史言事不实亦常事。彦博等别有意，乃以为御史欲并枢密院归中书，不知御史初无此议论也。』安石曰：『中书欲并密院果何利?若谓臣与彦博等多异论故并密院，臣故与彦博合议政事，姑以利害言之，何苦欲并密院乎?』
礼仪院废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