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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氏曰:叶梦得撰。其说曰:“孔子称窃比於我老彭,孟子辟杨、墨而不及老氏。老氏之书,孔、孟所不废也。”所解生之徒十有三,死之徒十有三,以为四支九窍,本《韩非子解老》之说。
※《易老通言》十卷
陈氏曰:程大昌撰。其序言多为训《老》而实该《六经》,故曰《易老通言》,《易》在而《六经》皆在矣。盖以《易》为《六经》之首也。
※《李暹注文子》十二卷
晁氏曰:右李暹注。其传曰姓辛,葵邱滩上人,号曰计然,范蠡师事之。本受业於老子,录其遗言,为十二篇云。按刘向录《文子》九篇而已。《唐志》录暹注,与今篇次同,岂暹析之欤?颜籀以其“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,疑依者”,然三代之书,经秦火幸而存者,其错乱参差类如此。《尔雅》,周公作也,而有“张仲孝友”。列子,郑穆公时人,而有“子阳饣鬼粟”是也。李暹师事僧般若流支,盖元魏人也。
河东柳氏《辩文子》曰:文子书十二篇,其传曰老子弟子(唐有徐灵府注,又有李暹注训,或谓其书录老子遗言)。其辞有若可取,其旨意皆本老子。然考其书(孝即考字),盖书也。其浑而类者少,窃取他书以合之者多。凡孟子辈数家,皆见剽窃,然而出其类(童曰:“音尧,山高貌,或作)。其意绪文辞,叉牙相抵而不合。不知人之增益之欤?或者众为聚敛以成其书欤?然观其往往有可立者,又颇惜之,闵其为之也劳。今刊去谬恶乱杂者,取其似是者,又颇为发其意,藏於家。
高氏《子略》曰:天宝中,以《文子》为《通元真经》。柳子厚为刊去谬乱,颇发其意。子厚所刊之书,世不可见矣。今观其言,曰:“神者智之渊,神清则智明;智者心之府,智公则心平。”又曰:“上学以神听之,中学以心听之,下学以耳听之。”又曰:“贵则观其所齐,富则观其所欲,贫则观其所爱。”又曰:“人性欲平,嗜欲害之。”此亦学之一脔也。
周氏《涉笔》曰:《文子》一书,诚如柳子厚所云书也。然不独其文聚敛而成,亦黄、老、名、法、儒、墨诸家,各以其说入之,气脉皆不相应。其称平王者,往往是楚平王,序者以为周平王时人,非也。
陈氏曰:按《汉志》有《文子》九篇。老子弟子,与孔子同时,而称周平王问,似依者也。又按《史记 货殖传》徐广注:“计然,范蠡师,名研。”裴る曰:“计然,葵邱滩上人,姓辛,字文子。”默希子引以为据。然自班固时已疑其依,况未必当时本书乎?至以文子为计然之字,尤不可考信。
※《墨希子注文子》十二卷
晁氏曰:墨希子者,唐徐灵府自号也。灵府谓文子周平王时人。
※朱元注《文子》十二卷
晁氏曰:唐朱元注。钅《府言》一篇,或取默注补焉。
※张湛注《列子》八卷
晁氏曰:郑列御寇撰。刘向校定八篇,云:“缪公时人,学本於黄帝老子,清虚无为,务崇不竞,其寓言与庄周类。”晋张湛注。唐号《冲灵真经》。景德中,加“至德”之号。《力命篇》言寿夭不存於葆养,穷达不系於智力,皆天之命。《杨朱篇》言耳目之欲而不恤生之危,纵酒色之娱而不顾名之鬼,是之谓制命於内。刘向以“二义乖背,不似一家之言”。予以道家之学,本谓世衰道丧,物伪滋起,或骋智力以图利,不知张毅之走高门,竟以病殒;或背天真以徇名,不知伯夷之在首阳,因以馁终。是以两皆排摈,欲使好利者不巧诈以干命,好名者不矫妄以失性矣,非不同也。虽然,儒者之道则异乎是,虽知寿夭穷达非人力也,必修身以俟焉,以为力岩墙之下而死者,非正命也。知耳目之於声色有性焉,以为其乐也外而不易吾内。呜呼,以此自为,则为爱已,以此教人,则为爱人。儒者之道,所以万世而无弊欤?
河东柳氏《辩列子》曰:刘向古称博极群书,然其录列子,独曰郑穆公时人。穆公在孔子前几百岁,列子书言郑国,皆云子产、邓析,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。《史记》郑公二十四年,楚悼王四年,围郑,郑杀其相驷子阳。子阳正与列子同时。是岁,周安王三年,秦惠王、韩烈侯、赵武侯二年,魏文侯二十七年,燕公五年(,古文僖字),齐康公七年,宋悼公六年,鲁穆公十年,不知向言鲁穆公时遂误为郑耶?不然,何乖错至如是?其後张湛徒知怪列子书言穆公後事,亦不能推知其时。然其书亦多增窜,非其实。要之,庄周为放依其辞(放,方往切),其称夏棘、徂公、纪氵省子(氵省,音省)、季咸等皆出《列子》,不可尽纪。虽不概於孔子道,然其虚泊寥廓,居乱世,远於利,祸不得逮於身,而其心不穷。《易》之“遁世无闷”者,其近是欤?余故取焉。其文辞类庄子,而尤质厚,少为作。好文者可废耶?其《杨朱》、《力命》(《列子》篇名),疑其杨子书。其言魏牟、孔穿皆出列子後,不可信。然观其辞,亦足通知古之多异术也,读焉者慎取之而已矣。
石林叶氏曰:《列子 天瑞》、《黄帝》两篇,皆其至理之极,尽言之而不隐,故与佛书直相表里,所谓庄语者也。自周穆王以後,始渐纵弛,谈谲纵横,惟其所欲言,盖虑後人浅狭,难与直言正理,则设为诡辞以激之。刘向弗悟,遂以为不似一家之书。张湛微知之,至於逐事为注,则又多迷失。然能知其近佛,是时佛经到中国者尚未多,亦不易得矣。要之,读老氏、庄、列三书,皆不可正以言求。其自有庄语,有荒唐之辞。如佛氏至唐禅宗,自作一种语,自与诸经不类,亦此意也。
容斋洪氏《随笔》曰:列子书事,简劲宏妙,多出庄子之右。其言惠盎见宋康王说勇有力一段语,宛转四反,非数百言曲而畅之不能了,而洁净粹白如此,後人笔力,渠可复到耶!
《朱子语录》曰:列子平淡疏旷。孟子、庄子文章皆好,列子便有迂僻处,左氏亦然,皆好高而少事实。因言列子语,佛氏多用之。庄子全写列子,又变得峻奇。列子语温纯,柳子厚常称之。
高氏《子略》曰:太史公史殊不传列子,如庄周所载许由、务光之事。汉去古未远也,许由、务光往往可稽,迁犹疑之。所谓御寇之说,独见於寓言耳,迁於此讵得不致疑耶?周之末篇,叙墨翟、禽滑、慎到、田骈、关尹之徒,以及於周,而御寇独不在其列,岂御寇者,其亦所谓鸿蒙、列缺者欤?然则是书与《庄子》合者十七章,其尤有浅近迂僻者,特出於後人会萃而成之耳。至於“西方之人,有圣者焉,不言而自信,不化而自行”,此故有及於佛,而世尤疑之。夫天毒之国,纪於《山海》;竺乾之师,於柱史,此杨文公之文也。佛之为教,已见於是,何待於此时乎?然其可疑可怪者,不在此也。
※《列子释文》二卷
晁氏曰:唐殷敬顺撰。敬顺尝为当涂丞。
※《郭象注庄子》十卷
晁氏曰:庄周撰,郭象注。周为蒙漆园吏。按《汉书志》本五十二篇,晋向秀、郭象合为三十三篇;《内篇》八,《外篇》十五,《杂篇》十一。唐世号《南华真经》。自孔子没,天下之道术日散。老聃始著书垂世,而虚无自然之论起。周又从而羽翼之,掊击百世之圣人,殚残天下之圣法而不忌,其言可谓反道矣。自荀卿、杨雄以来,诸儒莫不辟之,而放者犹谓自游方之外,尊其学以自肆。於是乎礼教大坏,戎狄乱华,而天下横流,两晋之祸是已。自熙甯、元丰之後,学者用意过中,见其书末篇论天下之道术,虽老聃与其身皆列之为一家而不及孔子,莫不以为阳讠此孔子而阴尊焉,遂引而内之,殊不察其言之指归宗老氏邪,宗孔氏邪?既曰宗老氏矣,讵有阴助孔子之理也邪?至其论道术而有是言,盖不得已耳。夫盗之暴也,又何尝不知主人之为主人邪?顾可以其智及此,遂以为尊我,开关揖而进之乎?窃惧夫祸之过乎两晋也。
东坡苏氏《庄子祠堂记》曰:谨按《史记》,庄子“与梁惠王、齐宣王同时。其学无所不窥,然要本归於老子之言。故其著书十馀万言,大抵率寓言也。作《渔父》、《盗》、《去箧》,以诋訾孔子之徒,以明老子之术。”此知庄子之粗者。余以为庄子盖助孔子者,要不可以为法耳。楚公子微服出亡,而门者难之,其仆操而骂曰:“隶也不力,门者出之。”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,以仆为不爱公子则不可,以为事公子之法亦不可。故庄子之言皆实予而文不予,阳挤而阴助之。其正言盖无几,至於诋訾孔子,未尝不微见其意。其论天下道术,自墨翟、禽滑、彭蒙、慎到、田骈、关尹、老聃之徒,以至於其身,皆以为一家,而孔子不与,其尊之也至矣。然余尝疑《盗》、《渔父》则若真诋孔子者,至於《让王》、《说剑》,皆浅漏不入於道。反覆观之,得其寓言之终曰:“阳子居西游於秦,遇老子,老子曰:‘而睢睢,而于々,而谁与居。太白若辱,盛德若不足。’阳子居然变容。其往也,舍者将迎,其家公执席,妻执巾栉,舍者避席,炀者避灶。其反也,舍者与之争席矣。”去其《让王》、《说剑》、《渔父》、《盗》四篇,以合於《列御寇》之篇,曰“列御寇之齐,中道而反,曰:‘吾惊焉,吾食於十浆而五浆先饣鬼’”然後悟而笑曰,是固一章也。庄子之言未终,而昧者剿之,以入其言,余不可以不辩。凡分章名篇,皆出於世俗,非庄子之本意。
《朱子语录》曰:庄、列亦似曾点底意思,他也不是专学老子,吾儒书他都看来,不知如何被他卓见这个物事,便放浪去了。今禅学也是恁地。列、庄本杨朱之学,故其书多引其语。庄子说:“子之於亲也,命也,不可解於心。”至臣之於君,则曰:“义也,无所逃於天地之。”是他看得那君臣之义,似是逃不得,不奈何,须着臣伏他。更无一个自然相胥为一体处,可怪!故孟子以为无君,此类是也。又庄子比列子见较高,气较毫,他是事事识得,又蹴踏了,以为不足为。列子有规矩。问:“庄子、孟子同时,何不曾相遇?又不闻相道及?”先生曰:“庄子当时也无人宗之,他只是在僻处自说。孟子平生足迹只在齐、鲁、滕、大梁之,不曾过大梁之南。庄子自是楚人,想见声闻止於梁而止。然当时南方亦多异端,如陈良之类是也。”
陈氏曰:按晋郭象传,向秀解庄子,未竟而卒,颇有别本迁流。象窃以为已注,乃自注《秋水》、《至乐》二篇,又易《马蹄》一篇,其馀点定文句而已。其後秀义别出,故今有向、郭二《庄》,其义一也。然向义今不传,但时见陆氏《释文》。
※《庄子音义》三卷
陈氏曰:唐陆德明撰。即《经典释文》二十六至二十八卷。
※成元英《庄子疏》三十三卷
晁氏曰:唐道士成元英撰。本郭象注,为之疏义。元英字子实,陕州人,隐居东海。贞观五年,召至京师,加号西华法师。永徽中,流郁州,不知坐何事。书成,道士元庆邀文学贾鼎就授大义。序云:“周字子休,师长桑公子。《内篇》理深,故别立篇目。《外篇》、《杂篇》,其题取篇目二字而已。
※文如海《庄子疏》十卷
晁氏曰:唐文如海撰。如海,明皇时道士也。以郭象注放乎自然而绝学习,失庄生之旨,因再为之解。凡九万馀言。
※吕吉甫注《庄子》十卷
晁氏曰:皇朝吕惠卿撰。吉甫,惠卿字也。元丰七年,先表进《内篇》,馀续成之。
※王元泽注《庄子》十卷
晁氏曰:皇朝王字元泽撰。
※《东坡广成子解》一卷
晁氏曰:皇朝苏轼撰。取《庄子》中”黄帝问道於广成子“一章为之解。景迂尝难之。其序略曰:“某晚玷先生荐贤中,安敢与先生异论?然先生许我不苟,同翰墨具在。”
※《冠子》八卷
晁氏曰:班固载:“冠子,楚人。居深山,以羽为冠。”著书一篇,因以名之。至唐韩愈称爱其《博选》、《学问篇》,而柳宗元以其多取贾谊《赋》,非斥之。按《四库书目》、《冠子》三十六篇,与愈合,已非《汉志》之旧。今书乃八卷,前三卷十三篇,与今所传《墨子》书同。中三卷十九篇,愈所称两卷皆在,宗元非之者,篇名《世兵》亦在。後两卷有十九论,多称引汉以後事,皆後人杂乱附益之。今削去前後五卷,止存十九篇,庶得其真。其词杂黄、老刑名,意皆浅鄙,宗元之评盖不诬。
昌黎韩愈《读冠子》曰:《冠子》十九篇,其词杂黄、老刑名。其《博选篇》“四稽五至”之说当矣。使其人遇时,授其道而施於国家,功德岂少哉?《学问篇》称“贱生於无所用,中流失船,一壶千金”者,余三读其词而悲之。文字脱谬,为之正三十有五字,乙者三,灭者二十有二,注十有二字云。
河东柳氏《辩冠子》曰:“余读贾谊《赋》,嘉其词,而学者以为尽出《冠子》(《冠子》十九篇,论三才变通、古今治乱之道,其《世兵篇》头与《赋》相乱)。余往来京师,求《冠子》,无所见,至长沙始得其书。读之,尽鄙浅言也,惟谊所引用为美,馀无可者。吾意好事者伪为其书,反用《赋》以文饰之,非谊有取之决也。太史公《伯夷列传》称贾子曰:“贪夫徇财,烈士徇名,夸者死权。”不称冠子。迁号为博极群书,假令当时有其书,迁岂不见耶?假令真有《冠子》书,亦必不取《鹏赋》以充入之者,何以知其然邪?曰不类。
高氏《子略》曰:《列仙传》曰:“冠子,楚人,隐居。著书言道家事,则尽出於黄、老矣。”其书有曰:“小人事其君,务蔽其明,塞其聪,乘其威,以灼热天下。天高不难追,有福不可请,有祸不可违。”其言如此,是盖未能忘情於斯世者。
周氏《涉笔》曰:韩文《读冠子》,仅表出首篇“四稽五至”末章“一壶千金”,盖此外文势阙,自不足录。柳子厚则断然以为非矣。按《王篇》所载,全用楚制,又似非贾谊後所为。先王比闾起教,乡遂达才,道广法宽,尊上帅下,君师之义然也。今自五长、里有司、扁长、乡师、县啬夫、郡大夫递相传告,以及柱国、令尹。然动辄有诛,柱国灭门,令尹斩首,举国上下,相持如东湿,而三事六官,亦皆非所取,通与编氓用三尺法,此何典也?处士山林谈道可也,乃妄论王政何哉?
陈氏曰:陆佃解。今书十九篇,韩吏部称十有六篇,故陆谓其非全。韩公颇道其书,而柳以尽鄙浅言。自今考之,柳说为长。
《崇文总目》:今书十五篇,述三才变通、古今治乱之道。唐世尝辩此书後出,非古所谓《冠子》者。
※《亢仓子》二卷
晁氏曰:唐柳宗元曰:“太史公为《庄周列传》,称其为书,《畏累》《亢仓子》,皆空言无事实。今世有《亢仓子》书,其首篇出《庄子》,而益以庸言。盖周所云者,尚不能有事实,又况取其语而益之者?其为空言尤也。刘向、班固录书无《亢仓子》,而今之为术者,乃始为之传注,以教於世,不亦惑乎!”按唐天宝元年,诏号《亢仓子》为《洞灵真经》,然求之不获。襄阳处士王士元谓“《庄子》作《庚桑子》,太史公《列子》作《亢仓子》,其实一也。”取诸子文义类者,补其亡。今此书乃士元补亡者,宗元不知其故而遽诋之,可见其锐於讥议也。其书多作古文奇字,岂内不足者,必假外饰欤?何璨注。
高氏《子略》曰:开天、元宝,天子方乡道家者流之说,尊表老氏、庄、列又以《亢桑子》号《洞灵真经》,既不知其人之仙否,又不识其书之可经,一旦表而出之,固未始有此书也。处士王褒乃趋世好,迫上意,撰而献之。今读其篇,往往采诸《列子》、《文子》,又采《吕氏春秋》、《新序》、《说苑》,又时采诸《戴氏礼》,源流不一,往往论殊而辞异,可谓杂而不纯,滥而不实者矣。
周氏《涉笔》曰:《庚桑楚》固寓言,然所居以忘言化俗,以醇和感天。今所著切切用诛罚政术,盖全未识庚桑者。其称“危代以文章取士,剪巧绮滥益至,”正指唐事。又补贼广引俟赦,率是狱案文书。又一乡、一县、一州,被青紫章服,皆近制。既为唐人短浅者无书不烦子厚掊击也。惟《农道》一书可读,自合孤行。
陈氏曰:首篇所载,与庄子《庚桑楚》同。“亢仓”者,“庚桑”声之变也。《崇文总目》凡九篇。
※《关尹子》九卷
陈氏曰:周关令尹喜,盖与老子同时,启老子著书言道德者。按《汉志》有《关尹子》九篇,而《隋》、《唐》及《国史志》皆不著录,意其书亡久矣。徐藏子礼得之於永嘉孙定,首载刘向校定序,末有葛洪後序。未知孙定从何传授,殆皆依也。序亦不类向文。
※《素书》一卷
晁氏曰:题黄石公著。凡一千三百六十六言。其书言治国治家治身之道,庞杂无统,盖采诸书以成之者也。
陈氏曰:後人傅会依以为之者。
※无尽居士注《素书》一卷
晁氏曰:皇朝张商英注。商英称《素书》凡六篇。按《汉书》黄石公圯上授子房,世人多以《三略》为是,盖误也。晋乱,有盗发子房冢,玉枕中获此书。商英之言,世未有信之者。
※七贤注《阴符经》一卷,李筌注《阴符经》一卷
晁氏曰:唐少室山人布衣李筌注。云:“《阴符经》者,黄帝之书。或曰受之广成子,或曰受之元女,或曰黄帝与风后、玉女论阴阳六甲,退而自著其事。阴者暗也,符者合也。天机暗合於事机,故曰‘阴符’。”皇朝黄庭坚鲁直尝跋其後,云:“《阴符》出於李筌。熟读其文,知非黄帝书也。盖欲其文奇古,反诡谲不经,盖糅杂兵家语,又妄说太公、范蠡、鬼谷、张良、诸葛亮训注,尤可笑。惜不经柳子厚一掊击也。”
《朱子语录》:闾邱主簿《进黄帝阴符经传》。先生说:“《握奇经》等文字,恐非黄帝作,唐李筌为之。圣贤言语自平正,无跷欹如许。”
《崇文总目》:自太公而下,注传尤多。今集诸家之说合为一书,若太公、范蠡、鬼谷子、诸葛亮、张良李淳风、李筌、李合、李鉴、李锐、杨晟凡十一家,自淳风以下皆唐人。又有“传曰”者,不详何代人。太公之书,世远不传,张良本传,不云著书,二说疑後人假托云。又有《阴符经叙》一卷,不详何代人叙,集太公以後为《阴符经》注者凡六家,并以惠光嗣等传附之。
※《阴符机》一卷
《崇文总目》:唐李靖撰。以谓“阴符”者,应机制变之书,破演其说,为《阴符机》。又有《势滋》及《论合》三篇。
※《阴符经太无传》一卷,《阴符经辩合论》一卷
《崇文总目》唐张果传。或曰果於《道藏》得此传,不详何代人所作,因编次而正之。今别为古字,盖当时道书所得之本也。
※《阴符经正义》一卷
《崇文总目》:唐韦洪撰。
※《阴符经要义》一卷,《阴符经小解》一卷
《崇文总目》:题云元解先生撰,不详何代人。
※《天机子》一卷
晁氏曰:不著撰人。凡二十五篇。或曰一名《阴符二十四机》,诸葛亮撰。予观其词旨,殆李筌所为尔,托之孔明也。载《道藏》中。
※《阴符元机》一卷
《崇文总目》:唐李筌撰。自号少室山达观子。筌好神仙,尝於嵩山虎口岩石壁得《黄石阴符》本,题云“魏道士寇谦之传诸名山”。筌虽略钞记,而未晓其义。後入秦骊山,逢老母传授。
陈氏曰:即《阴符经》也。监察御史新安朱安国注。此书出於李筌,云得於骊山老母,旧志列於道家。安国以为兵书之祖。要之非古书也。
※《无能子》三卷
晁氏曰:不著撰人。唐光启三年,天子在褒。寓三辅景氏舍,成书三十篇,述老、庄自然之旨,《总目》录之道家。
陈氏曰:《唐志》云光启间隐民,盖其自叙。
※《四子治国枢要》四卷
晁氏曰:唐范乾九集。四子谓《庄子》、《文子》、《列子》、《亢仓子》。其意以为黄、老之道,内足以修身,外足以治国者。分为二十门。
※《元真子外篇》三卷
陈氏曰:唐隐士金华张志和撰。唐《元真》十二卷,今才三卷,非全书也。既曰《外篇》,则必有《内篇》矣。志和事迹,详见余所集《碑传》。《庄子十论》一卷
陈氏曰:题李士表撰。未详何人。
●卷二百十二 经籍考三十九
○子(法家 名家 墨家 纵横家)
《汉 艺文志》:法家者流,出於理官,信赏必罚,以辅礼制。《易》曰“先王以明罚敕法”,此其所长也。及刻者为之,则无教化,去仁恩,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,至於残害至亲,伤恩厚薄。
《汉志》:十家,二百一十七篇。
《隋志》:六部,合七十二卷。
《唐志》:十五家,十五部,一百六十六卷(尹知章以下不著二家,二十五卷)。
《宋三朝志》:七部,六十七卷。
《宋两朝志》:三部,二十六篇。
《宋中兴志》:四家,四部,五十卷。
※《管子》二十四卷
晁氏曰:刘向所定,凡九十六篇,今亡十篇。世称齐管仲撰。杜佑《指略》序云:“唐房元龄注。其书载管仲将没,对桓公之语,疑後人续之。而注颇浅陋,恐非元龄,或云尹知章也。”管仲九合诸侯,以尊王室,而三归反坫,僭拟邦君,是以孔子许其仁,而陋其不知礼,义者以故谓仲但知治人而不知治己。予读仲书,见其谨政令,通商贾,均力役,尽地利,既为富强又颇以礼义廉耻化其国俗。如《心术》、《白心》之篇,亦尝侧闻正心诚意之道。其能一正天下,致君为五伯之盛,宜矣。其以泰侈闻者,盖非不知之,罪在於志意易满,不能躬行而已。孔子云尔者,大抵古人多以不行礼为不知礼,陈司败讥昭公之言亦如此。然则其为书固无不善也,後之欲治者庶几之,犹可以制四夷而安中国,学者何可忽哉!因为是正其文字而辩其音训云。
东坡苏氏曰:尝读《周官》司马法,得军旅什伍之数。其後读管夷吾书,又得管子所以变周之制。盖王者之兵出於不得已,而非以求胜敌也,故其为法,要以不可收而已。至於桓、文,非决胜无以定霸,故其法在必胜。繁而曲者,所以为不可败也;简而直者,所以为必胜也。
水心叶氏曰:《管子》非一人之笔,亦非一时之书,莫知谁所为。以其言毛嫱、西施、吴王好剑推之,当是春秋末年。又“持满定倾,不为人客”等,亦种、蠡所遵用也。其时固有师传,而汉初学者讲习尤著,贾谊、晁错以为经本,故司马迁谓“读管氏书,详哉其言之也”。篇目次第,最为整比,乃汉世行书。至成、哀,向、歆论定群籍,古文大盛,学者虽疑信未明,而管氏、申、韩由此稍绌矣。然自昔相承,直云此是齐桓、管仲相与谋议唯诺之辞。余每惜晋人集诸葛亮事,而今不存。使管子施设果传於世,士之浅心既不能至周、孔之津涯,随其才分亦足与立,则管仲所亲尝经纪者,岂不足为之标指哉?惟夫山林处士,妄意窥测,借以自名,王术始变;而後世信之,转相疏剔,幽蹊曲径,遂与道绝。而此书方为申、韩之先驱,鞅、斯之初觉。民罹其祸,而不蒙其福也。哀哉!又曰:管氏书独盐为後人所遵,言其利者无不祖管仲,使之蒙垢万世,甚可恨也!《左传》载晏子言“海之盐蜃,祈望守之”,以为衰微之苛敛,陈氏因为厚施,谋取齐,而齐卒以此亡。然则管仲所得,齐以之伯,则晏子安得非之?孔子以小器卑管仲,责其大者可也,使其果猥琐为市人不肯为之术,孔子亦不暇责矣。故《管子》之尤谬妄者,无甚於《轻重》诸篇。
高氏《子略》曰:先王之制,其盛极於周。后稷、公刘、太王、王季、文、武、成、康、周公之所以创周者,非一人之力,一日之勤,经营之难,积累之素,况又有出於唐、虞、夏、商之旧者。及其衰也,一夫之谋,一时之利,足以销靡破凿,变徙划蚀,而迄无馀脉。吁!一何易耶!九合之力,一霸之图,於齐何有也,使天下一於兵而忘其为农,天下一於利而忘其为义。孰非利也,而乃攻之以贪,骋之以诈;孰非兵也,而乃趋之以便,行之以巧。一切先王之所以经制天下者,烟散风靡,无一可传。呜呼,仲其不仁也哉!而况井田既坏,概量既立,而商鞅之毒益滋矣。封建既隳,《诗》、《书》既燎,而李斯之祸益惨矣。ム谁之咎耶?汉、唐之君,贪功苟利,兵穷而用之无法,民削而诛之无度,又有出於管仲、鞅、斯之所不为者。岂无一士之智,一议之精,区区有心於复古而卒不可复行?盖三代之法甚坏而扫地久矣!坏三代之法,其一出於管仲乎!
周氏《涉笔》曰:《管子》一书,杂说所丛。予尝爱其统理道理名法处过於馀子,然他篇自语道论法,如《内业》、《法禁》诸篇,又偏不相丽。虽然观物必於其聚,《文子》、《淮南》徒聚众词,虽成一家,无所收采,《管子》聚其意者也。粹羽错色,纯玉声,时有可味者焉。
陈氏曰:按《汉志》,《管子》八十六篇,列於道家。《隋》、《唐志》著之法家之首。今篇数与《汉志》合,而卷视《隋》、《唐》为多。《管子》似非法家,而世皆称管、商,岂以其标术用心之同故邪?然以为道家则不类。今从《隋》、《唐志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