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学衍义补 - 第 31 页/共 184 页
吕祖谦曰：“关市之赋待王之膳服，则膳服虽不会要，不出关市之赋而已。”
臣按：太府之职兼总内外二府，凡货贿入太府而其物则仍分置于内外焉，遇有用度则有司于此请受而太府颁之，其颁之也以九赋之材给九式之用，稽其事合其式，然后随其所赋以待之，随其所用以给之，至岁之终则计其一岁之中凡取于九赋而收之于官、合于九式而用之于人者而总会之焉。诚以国家货贿出于民而藏于官，固非一人之所能致，亦非一日之所能积也，是以赋之于民也必有定制而用之于官也必有定式，有此式则用此赋，则事无废而用不阙矣，苟非先有以待之，则临时何所取具哉？
玉府（主藏金玉器用）掌王之金玉、玩好、兵器凡良（善也）货贿之藏，凡王之献（谓有献于宾客）金玉、兵器、文织良货贿之物，受而藏之，凡王之好赐共其货贿。
内府（主藏在内者）掌受九贡、九赋、九功之货贿、良兵、良器以待邦之大用，凡四方之币献之金玉、齿革、兵器凡良货贿入焉。
外府（主藏在外者）掌邦布之入出（布，泉也）以共百物，而待邦之用凡有法者（无法不可用），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。
李觏曰：“玉府、内府之职掌天子器用、财贿、燕私之物及受贡献以备赏赐，此帑藏之在宫中，官职之最私亵者，然而为冢宰之属，列大府之下，与凡治藏之官不异者，何也？盖王者无外，以天下为家，尺地莫非其土，一民莫非其子，财物之在海内如在橐中，况于贡赋之入，何彼我之云哉？汉汤沐邑为私奉养，不领于经费，灵帝西园万金聚为私藏，皆衰乱之俗，非先王之法也。惟周公皆入于太府，则司书之要贰、司会之钩考而废置诛赏之政行焉，如此，则用安得不节，财安得不聚？若以御府禁钱捐之亲幸之手、省闼之中，外人弗睹，法制所不行，校比所不及，则伤财害民非细事也。”
臣按：成周之制，内府在内，所供者乃邦之用；外府在外，所供者乃王及后世子衣服之用。内外交相稽考，用之于外者取之于内，用之于内者取之于外，此宫中、府中共为一体，而内外之情通而不至于相隔绝，外有所费内无不知，内有所费外无不知，或者深宫之中燕好之私欲有所妄费，恐外人知而或至于中止也，亦有之矣。此古人之深意，后世所以不及欤？
司会（会，大计也）掌邦之六典（即大宰所掌治典以下六者）、八法（即官属以下八者）、八则（即祭祀以下八者）之贰（副也），以逆邦国、都鄙、官府之治，以九贡之法致邦国之财用，以九赋之法令田野之财用，以九功之法令民职之财用，以九式之法均节邦之财用。掌国之官府、郊野、县都之百物财用凡在书（纪载为书）契（合验为契）版（具人民之数）图（画土地之形）者之贰（副也），以逆群吏之治而听其会计，以参互考日成，以月要考月成，以岁会考岁成，以周知四国之治，以诏王及冢宰废置。
刘彝曰：“司会，职财计者也，而必先掌六典、八法、八则之贰以逆邦国、都鄙、官府之治者，圣人以为职会计，以进身者不顾国政之是非、不度民情之弊疚，惟利是积则或伤于仁，惟节是求则或害于义，故礼乐衰微，黎民困弱，则非所以存国之体也。于是择中大夫之贤，取其道德猷为亚于冢宰而才于列卿者以司计会，是故必知六典、八法、八则之本，然后施九贡、九赋、九功、九式之法，知其治之本而不失之，则财用可致而不害乎王之所以皇建其极于天下者矣。故冢宰施其法于上者也，司会察其法于下者也，则有伤于国、有蠹于民，盖得以卷舒裁成王道焉。然后参互以考日成，以月要考月成，以岁会考岁成，防吏之奸欺非以戕吾民也。不明乎是者，则务刻削于民，国利虽赢而下增弊疚，蠹于王体，非所以建大中也。以周知四国之治者，谓八州诸侯之国，礼乐刑政能致中和于其民者必周知之，则岁会虽不足而其法有可旌者焉，岁会虽赢而其治有可废者焉，故以诏王及冢宰废置者，以治为本也，其财用之奸弊则其下吏当之。呜呼，盛哉其制治之方也，财足以周天下之用而治不失其本焉。”
臣按：成周设司会之官以职财计，而必先之掌六典、八法、八则者何？盖六典、八法、八则皆大宰佐王之职，六典治邦国者也，八法治官府者也，八则治都鄙者也，必先知六典、八法、八则之本，然后可以施九贡、九赋、九功、九式之法，苟不知其本而徒施其法，则取之不应其式，供之不以其正，用之不合其礼，何所折衷哉？是故大宰总其法于上，司会察其法于下，有所施用于邦国、有所施用于官府、有所施用于都鄙皆必合于六典、八法、八则之典礼，然后致之令之均节之，使财足以周天下之用而用之各得其宜焉。
司书（会计簿书）掌邦之六典、八法、八则、九职、九正（即九职、九赋）、九事（即九式）、邦中之版、土地之图，以周知入出百物（或入而藏，或出而用）以叙其财、受其币，使入于职币。
林之奇曰：“司书目九贡、九赋为九正，而《书》称文王以庶邦惟正之供，盖古之王者必正经赋以足经用，而未见其有无名横敛焉。”
臣按：司会掌钩考、司书掌书记，二者之职交相参互，以此所掌稽彼所录，多寡虚实昭然矣。所以然者，盖以国家之大、用度之伙，其出入之数必为籍以纪之、设官以稽之，所以防有司之奸欺也。
职内掌邦之赋（赋是九赋、九贡等总名）入，辨（别也）其财用之物而执其总（总要簿书）以贰（副也）官府、都鄙之财入之数，以逆邦国之赋用。
职岁掌邦之赋出，以贰官府、都鄙之财出赐之数，以待会计而考之（或出以给用，或用以赐予）。
职币掌式法以敛官府、都鄙，与凡用邦财者之币，振掌事者之余财，皆辨其物（知其色类善恶）而奠（定也）其录（籍也）以书揭之，以诏上之小用赐予（上有小可用度及赐予），岁终则会其出。
黄庶曰：“周公设官，理财者居其半。财用之数，验之以书契、督之以要成、证之以贰令、考之以参互、制之以式法，辨之有类、执之有总，小数之则乘，大数之则会，职岁所叙、职币所振，虽余财而加肃焉。”
臣按：职内以掌邦之赋入，职岁以掌邦之赋出，而职币又以振掌事者之余财也。夫财之入而藏也既有官以主其数，及其出而用也亦有官以主其数，至于既用之余又有官以振举之。谓之振者兴起之谓也，盖掌事者所用有余财，既不复用则干没矣，故振兴之以为他用，则财无沈滞者焉。吁，先王之世吝惜民财以为国计，无或弃之物，此所以无不足之用也。
廪人（主藏米之官）掌九谷之数（九谷，黍、稷、稻、粱、秫、苽、麻、麦、豆也）以待国之匪（分也）颁（赐也）、赒赐（赒给赐予）、稍食（禄廪），以岁之上下（上谓丰年，下谓歉岁）数邦用以知足否（足与不足），以诏谷用，以治年之凶丰。凡万民之食（以民数计度所食之数）食者，人四釜上也（六斗四升曰鳷，每人一日食谷四鳷，则年之上也），人三釜中也（年之中），人二釜下也（年之下），若食不能人二釜则令邦移民就谷（移民之不足以就谷之有余），诏王杀（减省）邦用（凶年邦用宜从减省）。凡邦有会同、师役之事则治其粮与其食（行道曰粮，止居曰食）。
臣按：成周设廪人之职，以岁之丰歉计国之用度，知其足与不足之数以告之于上，年适丰虽粒米狼戾不使侈于有余，年适凶虽饥馑荐臻不使苦于不足，所以然者，以有治之之法豫为之防也。然其所以专为之计、豫为之治者，必以民食为本。盖君以养民为职，人君所以储财、积谷，凡以为民而已，所谓匪颁、赒赐、稍食，岂直为己哉？故必于一岁之中、逐郡之内，因其年岁之上下计其民数之多寡，每口月食其谷几何、每年口食其数几何，若其数不足夫下年之食，则令移民之不足以就粟之有余，具其数、原其故以诏告于王，曰凶年邦用不足，凡事皆宜从减省。然臣于是知三代盛王设官分职、积财备用，无非以为民也，后世之所储峙者专以为宫禁之用、官府之用、兵卫之用、边鄙之用，而所以为民者，特于此数用之外而别有所谓常平、义社之仓，仅千百之一二耳。吁，先王之所重后世之所轻，先王之所后后世之所先，民何幸而生三代之时哉。
仓人掌粟入之藏，辨九谷之物以待邦用，若谷不足则止余法用（止，杀也。止余法用者，谓法式所当用者有不足则杀之，待有余财而后用之），有余则藏之以待凶而颁之。
郑玄曰：“九谷尽藏焉，以粟为主。”吴澂曰：“廪主藏，仓主散也。”
臣按：成周之时设为仓廪之官，廪人掌九谷之数，仓人辨九谷之物。所谓谷者凡有九焉，入则掌其数，出则辨其物，数之入也不一，物之出也不同，后世所谓谷者不过三四品而已，江南止于一稻，江以北有粟、有麦、有豆三者，然豆、麦止于京储，外郡亦少焉。夫古之所储非止一谷，盖古人因其土宜杂种百谷以备旱潦，谷有多种，随其所成熟而取舍多寡焉，非若后世各以一谷为赋，他谷虽狼戾不取也，是以取之于民者专，而聚之于官者恒不足。臣愚以为，今日之取于民者，除江南岁运实京仓者外，凡北方之赋无问粟、麦、黍、豆之类，随年所有皆用为粮，一以时价为准，原额输粟者估以时直，如粟直六百文、豆直三百则以二石准一石焉，他皆放此，每年支散先其易腐者，亦准粟价而给之以或多或寡，诸谷之中惟粟为耐久，地窖藏之可逾十年（隋人于洛口穿窖三千三百，窖容八千，此古人窖粟之验），宜别设仓储之，必待杂谷尽绝然后发之。若其廪人之职，择武臣中之家计优足者授之，盖久其任，武臣不计资考故也。万一臣言有可采者，乞下有司参酌行之，是亦便民足国之一得也。臣尝因是而通考《周礼》一书，诚周公致太平之典也，其间理财之法居多，而其制用之柄则付之大臣，有太宰以制其出，有司徒以制其入，而其官属之置于太宰者尤为详焉，有职内以会其入，有职岁以会其出，有职币以会其余，而其大要则总之以司会则掌之以司书，其所以参校钩稽之者，日有日要、月有月成、岁有岁会。若夫司徒之属，则又有所谓泉府、廪人、舍人、仓人者焉，或以分其财守，或以取其财用，岂古昔圣君贤辅固屑屑然为是不惮烦哉？盖以财之有无，国之贫富、民之休戚、兵之强弱、世之治乱系焉，是固人君治世之大用而大臣经国之要务也，原其所以经治之大要有三焉，生财有道、取财有义、用财有礼而已，先儒谓自其系之九两（一曰牧，二曰长，三曰师，四曰儒，五曰宗，六曰主，七曰吏，八曰友，九曰薮）以定其业，任之九职（一曰三农，二曰园圃，三曰虞衡，四曰薮牧，五曰百工，六曰商贾，七曰嫔妇，八曰臣妾，九曰闲民转移执事）以厚其生，虽无常职者犹使之转移执事以食其力，凡此皆生其财者也。财足矣然后制九赋之法以取之，轻重多寡、内外远近皆酌以为中制而无一毫之过焉，而又制为九式之法以用之，自祭祀、宾客以至好用又从而均节之焉。夫有道以生财，有义以取财，有礼以用财，然后有以服天下，则诸侯莫敢不来享而邦国之用可得而制矣，故九贡又次之。由是观之，则知《周礼》经制之法非义不取而所取者皆合乎天理之正，非礼不用而所用者不为乎一己之私，以义为利、以礼制欲，万世安民生、裕国用之常经大道诚不出乎是书。若王莽假之以祸天下，王安石窃之以促国脉，皆《周礼》之罪人也。孔子曰“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”，王通亦曰“如有用我，执此以往”，后世君子有志于为国为民者宜究心焉。
《诗》曰（《小雅甫田》之篇）：倬（明貌）彼甫（大也）田，岁取十千（万亩之入也）。我取其陈（旧粟也），食我农人，自古有年（丰年也）。
朱熹曰：“诗言于此大田岁取万亩之入以为禄食，及其积之久而有余，则又存其新而散其旧以食农人，补不足助不给也。盖以自古有年，是以陈陈相因，所积如此，然其用之之节又合宜而有序如此，所以粟虽甚多而无红腐不可食之患也。”
谢枋得曰：“民生于三代之前其命制乎君，民生于三代之后其命制乎天，吾求其所以制命之道矣。取民常少与民常多，敛散得宜，丰凶有备，新者方收入廪，陈者即取以食农人，补不足、助不给皆取其陈者也，从古以来岂无水旱霜蝗，吾民常如有年者，上之人敛散得其道也。”
臣按：《甫田》之诗虽是述公卿有田禄者力于农事以奉祭祀之意，章首五句实有以见夫成周盛时取民之义而用民之仁，用之既合其宜，散之又有其序，上有以致天之常稔，下不至弃物于无用。谢枋得所谓“三代以上制民之命在君，三代以下制民之命在天”尤为切至，人君受天命以为生民主，乌可付民命于天而不思所以制之于己哉？制之以己者奈何？盖民以食为命，资货以生，足其食用，则是延其生命也。
白圭曰：“吾欲二十而取一，何如？”孟子曰：“子之道，貉道也（貉，北方夷狄之国名）。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、小貉也，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、小桀也。”
朱熹曰：“什一而税，尧舜之道也。多则桀、寡则貉，今欲重轻之，则是小貉、小桀而已。”
胡宏曰：“《易》曰节以制度，必先言中正以通。盖尧舜之道中正而已，重之轻之皆非中也，可行于夷狄不可通于天下，可行于一时不可通行于万世。”
臣按：上之取于下固不可太过，亦不可不及，观孟子此言，则知人君过取于民固非中正之道，而寡取之亦不得为中正也。虽然与其过也宁不及，苟国家无事、仓廪充刃，或时下诏减除，若汉文帝之三十税一、尽除田租，君子亦不以为非也。
孟子曰：“有布缕之征、粟米之征、力役之征，君子用其一缓其二，用其二（一时并用二端也）而民有殍，用其三（一时并用三端也）而父子离。”
尹焞曰：“民为邦本，取之无度则其国危矣。”
朱熹曰：“征赋之法岁有常数，然布缕取之于夏、粟米取之于秋、力役取之于冬，当各以其时，若并取之则民力有所不堪矣，今两税三限之法亦此意也。”
臣按：自古征取于民者其目有二、其限有三，唐有两税、宋有三限亦此意，但其名虽同于古而其实则异尔。我朝夏税以五月望开仓而七月终齐足，秋粮以十月朔开仓而十二月终齐足，盖得古人期限之意，惟所谓力役之征则无定制亦无定限焉。夫汉承秦制，有丁口之赋，唐有家调，民不役者计日出绢，宋有身丁绢及丁盐等钱，我朝皆无之，惟所谓户口食盐钞，盖计日出钱而偿之以盐，非空取也。但有司失于奉行，近日征钞如旧而民得盐食者盖鲜矣，陆贽所谓此时弊非法弊也，振举之则民受实惠矣。
以上经制之义（上）
卷二四
▲经制之义（下）
汉贾山作《至言》曰：“昔者周盖千八百国，以九州之民养千八百国之君，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，什一而藉，君有余财、民有余力而颂声作。秦始皇以千八百国之民自养，力罢（读曰疲）不能胜其役，财尽不能胜其求，一君之身耳，所以自养者，驰骋弋猎之虞，天下弗能供也。”
臣按：天以天下之民之力、之财奉一人以为君，非私之也，将赖之以治之、教之、养之也。为人君者受天下之奉，乃殚其力、竭其财以自养其一身而不恤民焉，岂天立君之意哉？秦始皇以千八百国之民自养而为驰骋田猎之娱，至于力罢财尽而不能供，违天甚矣，虽欲不亡，得乎？
贾谊言于文帝曰：“《管子》曰‘仓廪实而知礼节’，民不足而可治者，自古及今未之尝闻。古之人曰‘一夫不耕或受之饥，一女不织或受之寒’，生之有时而用之无度，则物力必屈（尽也），古之治天下至纤（细也）至悉，故其蓄积足恃。今悖本而趋末，食者甚众，生之者甚少，而縻（音靡，散也）之者甚多，天下财产何得不蹶（倾竭也）？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，公私之积犹可哀痛（言无储积），失时不雨，民且狼顾，岁恶不入，请卖爵子（卖爵级及子），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，国胡以相恤，卒然边境有急，数十百万之众，国胡以馈之？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，苟粟多而财有余，何为而不成？以攻则取，以守则固，以战则胜，怀敌附远，何招而不至。今驱民而归之农，皆著（与着同）于本，使天下各食其力，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，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。”
臣按：贾谊告文帝，大要言为国以足民为本，而欲民之足必先足国，国之所以足者蓄积足恃也，国家粟多而财有余，则蓄积足以恃矣。是以水旱不足虞，军旅不足忧，守固而战胜，怀敌而附远，所为无不成矣。所以然者，莫急于驱末技游食之民而归之南亩以务农，使天下无不耕之夫、不织之女耳。夫然则人乐其所而知礼节矣。文帝感其言，躬耕以劝百姓，节俭以为天下先，卒致海内富庶，黎民醇厚，几致刑措，三代以下称恭俭宽仁之君必归焉，有以也夫。
汉制，大司农，卿一人，掌诸钱谷金帛、诸货币。郡国四时上月旦，见钱谷簿其逋（欠也）未毕，各具别之，边郡诸官请调度者皆为报给，损多益寡，取相给足。丞一人，主帑藏。少府，卿一人，掌中服御诸物衣服宝货珍膳之属，凡山泽陂池之税名曰禁钱皆属焉。后汉始以属司农。水衡都尉，主上林苑，后汉省之，并其职于少府。
臣按：毋将隆言于哀帝曰：“国家武备、缮治、造作皆度大司农钱，大司农钱自乘舆不以给共（音贡）养，共养、劳赐壹出少府。”盖不以本藏给末用，不以民力供浮费，别公私、示正路也。应劭注《汉书》谓县官公作当仰司农，今出水衡钱以为异政。由是观之，在大司农者国家之公用也，在少府、水衡者人主之私蓄也。公用所储乃田赋之常数，非军国之需则不用；私蓄所具乃山泽之余利，虽燕好之私亦可用焉。其制虽异于周，然出入之际有所分别，不至混用而泛费，有国家者诚循汉此制以财用之司分为内外二府，外府贮常赋所入，如秋粮、夏税及折粮、银钞、绢帛之属以待军国之用，岁终计其用度之余别为贮处，以备水旱兵火不测之需；内府则贮凡天下坑冶、赃罚、门摊之属以待宫室、衣车、赐予、燕好之费，岁终则计其有余者别储，以备他年之不足，及外府或有不给则以济之。夫外府有不足则可取之于内，内府则常为撙节，使不至于不足，虽有不足亦不可取之于外，何则？军国之需决不可无，奉养之具可以有可以无故也。九重之上诚念财赋虽聚而易散，有所私奉必权其轻重缓急而用舍之，每留赢余以备匮乏，断不可以军国之储以为私奉之用。昔人有言恭俭贤主常捐内帑以济军国之用，故民裕而其国昌；淫侈僻王至靡外府以供耳目之娱，故财匮而其民怨，伏惟圣明裁择。
汉高祖时，张苍为计相。
唐制，度支郎中掌天下租赋物产丰约之宜、道涂之利，岁计所出而支调之。德宗时，以吏部尚书刘晏判度支。
宋沿五代之制，置三司使以总国计，号曰“计省”，位亚执政，目为计相，恩数与参、枢同。
臣按：《大学》以用人理财为平天下之要道，前代称辅弼之臣曰宰相、会计之臣曰计相，同以相称，一以用人，一以理财，皆所以相佐其君以奔驰天下者也。自汉初有计相，唐户部属有度支，其后以大臣判之，宋有三司使，皆是计相之职。本朝罢宰相而以户部掌天下户口、田土、钱粮，然散属诸司，兼厘众务，事多端而职不专，臣请如古计相制，于户部卿、佐之外添设尚书一员专总国计，凡内外仓库之储、远近漕挽之宜咸在所司，稽岁计之出入，审物产之丰约，权货币之轻重，敛散支，调通融，干转一切，付之久其任而责成功，凡国家有所用度悉倚办之，仍行天下有司月终申物价之贵贱、岁杪报年谷之登耗，俾其豫知会本部卿、佐，定议以闻而为之备。
隋文帝开皇十二年，有司上言库仓皆满，帝乃诏曰：“既富而教，方知廉耻，宁积于人，无藏府库。”乃蠲河北、河东今年田租三分减一、兵减半，功调全免。炀帝即位，户口益多，府库盈溢，其后征伐、巡游不息，百姓怨叛，以至于亡。
臣按：马端临谓古今称国计之富者莫如隋，然考之史传未见其有以为富国之术也。隋承周后，凡周人酒榷、盐铁、市征之类一切罢之，所仰止赋税而已，然自开皇三年以来屡减田租、给复百姓，其于赋税甚阔略也，然帝即位之初即建新都、平江左，营缮征伐未尝废也。史称帝于赏赐有功并无所爱，赏平陈功费帛三百万，又未尝啬于用财也，史求其所以致殷富而不可得，则以为帝躬履俭约，六宫服浣濯之衣，乘舆供御有故敝者随令补用，非燕飨不过一肉，有司常以布袋贮干姜，姜袋进香以为费用大加谴责。夫然后知大《易》所谓“节以制度，不伤财，不害民”，孟子所谓“贤君必恭俭礼下，取于民有制”者，信利国之良规而非迂阔之谈也。彼谈孔孟而行管商者乃曰苟善理财虽以天下自奉不为过，而其党遂倡为丰亨豫大，惟王不会之说，饰六艺、文奸言以误人国家。呜呼，文帝以俭约致富庶，炀帝以奢侈致乱亡，其明效大验，彰彰若是，王安石乃敢肆为异说以欺世主、误天下，其万世之罪人欤，有天下国家者尚其鉴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