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学衍义补 - 第 29 页/共 184 页
唐陆贽曰：“地力之生物有大数，人力之成物有大限，取之有度、用之有节则常足，取之无度、用之无节则常不足。生物之丰败由天，用物之多少由人，是以先王立程，量入为出，虽遇菑难下无困穷，理化既衰则乃反是。桀用天下而不足，汤用七十里而有余，是乃用之盈虚在于节与不节耳，不节则虽盈必竭，能节则虽虚必盈。”
臣按：陆贽进言于其君所谓节之一言，诚万世人君制用丰财之要道也。节与不节是盖君德修否之验，府库盈虚之由，生民休戚之本，国家治乱之基。贽既即此言告其君于前，复即卫文公、汉文帝、唐太宗三君始由艰窘而终获丰福，以著其能节则虽虚必盈之效，以为其君劝；秦始皇、汉武帝、隋炀帝三君始由丰厚而终以蹙丧，以著其不能节则虽盈必竭之效，以为其君戒。其末又曰：“秦隋不悟而遂灭，汉武中悔而获存，乃知惩与不惩、觉与不觉，其于得失相远，复有存灭之殊，安可不思、安可不惧？”是又开其君以迁善改过之机也。吁！后世之英君谊主，有志于保民生、寿国脉者，当以节之一言佩服于心，而以贽所引之六君节与不节者以为劝戒而是思是惧，则宗社之灵长、生灵之安养实有赖焉。
苏轼曰：“为国有三计，有万世之计，有一时之计，有不终月之计。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，以三十年之通计则可以九年无饥也，岁之所入足用而有余，是以九年之蓄常闲而无用，卒有水旱之变、盗贼之忧，则官可以自办而民不知。如此者，天不能使之菑，地不能使之贫，盗贼不能使之困，此万世之计也。而其不能者，一岁之入才足以为一岁之出，天下之产仅足以供天下之用，其平居虽不至于虐取其民，而有急则不免于厚赋，故其国可静而不可动、可逸而不可劳，此亦一时之计也。至于最下而无谋者，量出以为入，用之不给则取之益多，天下晏然无大患难而尽用衰世苟且之法，不知有急则将何以加之，此所谓不终月之计也。”
臣按：古今制国用之大略，苏轼此言尽之矣。人君承祖宗之统，为生灵之主，有土地为之产财，有黎庶为之生财，有臣工为之理财，当夫国家无事之时，豫为国家先事之具，以为万世之计可也。不幸所入才足以为出，所产仅足以为用，吾则痛加抑损、力为撙节，可已则已，非不得已必已可用则用，非必当用不用，不耗其财于无益之事，不费其财于无用之地，不施其财于无功之人。如此，则所以为国计者非但不为不终月之计，而所谓一时之计者方且经之营之，寸积铢累，朝斯夕斯，由小而致大，积少而成多，日计不足，月计有余，岁复一岁，积三年而有一年之储，由九年而致三年，由三十年而致十年，由是而致夫百千万年以为子孙无穷之计。所谓天不能菑、地不能贫、人不能困之者，岂不信其必然哉。
苏辙曰：“方今之计莫如丰财，然所谓丰财者非求财而益之也，去事之所以害财者而已。使事之害财者未去，虽求财而益之，财愈不足；使事之害财者尽去，虽不求丰财然而求财之不丰，亦不可得也。事之害财者三，一曰冗吏、二曰冗兵、三曰冗费，三冗既去，天下之财得以日生而无害，百姓充足，府库盈溢，人君所为无不成、所欲无不如意矣。”
臣按：苏辙论丰财之道，去其害财者而已。害财之事有三，所谓吏之冗员、兵之冗食，其中节目虽多，然大要有定，名有常数，除其繁冗而存其切要，害斯去已。惟所谓费之冗杂者，则途辙孔多，窠臼不一，横恩滥赐之溢出，修饰缮造之泛兴，祷祈游玩之纷举，不当用而用，不可予而予。三害之中冗费之害尤大，必不得已而去之，吏、兵无全去之理，惟费之冗者则可权其缓急轻重而去之焉。凡所谓冗者，有与无皆可之谓也，事之至于可以有可以无，吾宁无之而不有焉，则不至害吾财矣。
曾巩曰：“用财有节，则天下虽贫其富易致也；用财无节，则天下虽富其贫亦易致也。汉、唐之始，天下之用尝屈矣，文帝、太宗能用财有节，故公私有余而致天下之富焉；汉唐之盛时，天下之用尝裕矣，武帝、明皇不能节以制度，故公私耗竭而致天下之贫焉。且以宋景德、皇祐、治平校之，景德户七百三十万、垦田一百七十万顷，皇祐户一千九十万、垦田二百二十五万顷，治平户一千二百九十万、垦田四百三十万顷；天下岁入，皇祐、治平皆一亿万以上，岁费亦一亿万以上，景德官一万余员，皇祐二万余员，治平二万四千员，皇祐官数一倍于景德，治平则三倍之矣，其余用财之端皆倍可知也。诚诏有司按寻载籍而讲求其故，使凡入官之多门、用财之多端皆可考而知之，然后各议其可罢者罢之、可损者损之，使其所费皆如景德之数，则所省者盖半矣。则又以类而推之，天下之费有约于旧而浮于今者、有约于今而浮于旧者，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，其约者必求其所以约之由而从之，如是而力行，以岁入一亿万以上计之，所省者十之三则岁有余财三万万，以三十年之通计之，当有余财九亿万，可以为十五年之蓄矣。”
臣按：曾巩此议以宋真宗、仁宗、英宗三朝校之以见其财赋出入之数，乞诏有司按寻载籍讲求三朝所以费用其财者，考知其数，即今比旧，罢其所可罢、损其所当损，从其约而杜其浮，其议卓然可行，顾人君肯用与否耳。臣尝因其言而疏以为今日当行之要务，窃惟我朝疆宇比宋为广，而百年以来无甚钜费，凡宋所谓郊赉、岁币、祠禄皆无之，其最费者宗禄、养兵、荫子耳，然荫子止于武职，文臣亦无几焉。臣考诸司职掌，洪武中人民一千六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户、垦田八百四十九万六千五百二十三顷、税粮二千九百四十四万石，户口之数校之宋虽略相当，而今日垦田则过之远矣，所入既多而所费比之又少，是宜国家储积数倍于宋焉。请自今为始，乞命有心计臣僚稽考洪武、永乐、宣德、正统以来户口、垦田及钱粮、金银、绢帛之数，每岁出入比今孰多孰少，然后即其见在据其岁之所入以计其岁之所出，该用几何、余积几何，以定今日出入之数，庶几晓然知祖宗之故实、府库之虚实而不敢轻费焉。臣又观巩告其君有曰：“前世于凋弊之时犹能易贫而为富，今吾以全盛之势，用财有节，其所省者一则吾之一也，其所省者二则吾之二也，前世之所难吾之所易，不论可知也。”吁，宋之时入少而出多，其臣犹责其君以为非难，况今日之全盛庶富非宋可比，在圣君为之又何难哉？巩所谓“其浮者必求所以浮之自而杜之，其约者必求所以约之由而从之”，与夫苏轼所谓“去之甚易而无损，存之甚难而无益”，是二人之言诚人君去冗费、足国用之正论要法也，伏惟圣心加察，又何难而不易哉？
以上总论理财之道。臣按：人君为治莫要于制国用，而国之所以为用者财也，财生于天、产于地、成于人，所以制其用者君也。君制其用虽以为国，实以为民，是故君不足则取之民，民不足则取之君，上下通融，交相为用，时敛散、通有无，盖以一人而制其用，非专用之以奉一人也。是以古之仁君知其为天守财也，为民聚财也，凡有所用度非为天、非为民决不敢轻有所费，其有所费也必以为百神之享，必以为万民之安，不敢毫厘以为己私也。是何也？天生五材，民并用之，君特为民理之耳，非君所得而私有也。苟认以为己物而私用之，不知天生之有限、民力之孔艰，积之百年而不足，散之一日而无余，日消月耗，一旦驯致于府库空虚、国计匮乏，求之于官官无储峙，求之于民民无盖藏，于是之时，凡百谋为皆不遂矣，君位何所恃以为安，国家何所资以为治哉？譬则人之处家焉凡百居处，食用之物、公私营为之事，苟有钱皆可以致也，惟无钱焉则一事不可成、一物不可得，当夫平宁之时尚可借贷以支吾，一旦有水旱盗贼之变则为沟中瘠矣。家、国一理，但有小大耳，然民非一家，吾家虽乏犹可求之于比邻，若夫国之乏绝，藏之官者既虚，取之民者又竭，其将求之何所邪？人君当无事之日而兴念及此，其尚兢兢焉戒谨，介介焉吝惜，而不轻用天下之财，如此，则国计不亏、邦本益固，下之人有家给人足之乐，上之人有安富尊荣之休，凡百所为无不如意，朝廷无不可为之事，海宇无不得所之人矣。《大学》以理财为平天下之要道，臣观于此而益信。伏惟圣明万几之暇留神《大学》之书而玩味夫絜矩之一言，臣不胜大愿。
以上总论理财之道（下）
卷二二
▲贡赋之常
《禹贡》：冀州，厥赋惟上上错（上上，第一等。错，杂也。谓杂出第二等也）；兖州，厥赋贞（贞，正也。赋以最薄者为正），厥贡漆丝（兖地宜漆宜桑），厥篚（竹器，盛布帛者）织文（锦绮之属）；青州，厥赋中上（第四等），厥贡盐絺（细葛），海物惟错（非一种也）；徐州，厥赋中中（第五等），厥贡惟土五色（五方之土以为土封），夏翟（染雉羽为五色）、孤桐（以为琴瑟材）、浮磬（石露水滨可为磬者）、蠙珠（珠为服饰）暨（及也）鱼（用祭祀），厥篚玄纤缟（玄，赤黑色。纤、缟皆缯）；扬州，厥赋下上上错（第七等杂出第六等），厥贡惟金三品（金、银、铜），瑶琨（玉石）、筿簜（竹可为矢及管者）、齿革（可以成车甲）、羽毛（可以为旌旄），惟木（可以备栋宇），岛夷卉服（今木绵），厥篚织贝（木绵之精好者），厥包（裹也）橘柚（小曰橘，大曰柚），锡贡（待锡命而后贡）；荆州，厥赋上下（第三等），厥贡羽毛、齿革，惟金三品，杶、干、栝、柏（三木名），砺、砥（皆磨石）、砮（石砮）、丹（砂也），惟箘簵（竹也）、楛（木名，可为矢），包匦（匣）菁茅（供缩酒者），厥篚玄纁（绛色币也）、玑（珠不圆者）、组（绶类）；豫州，厥赋错上中（第二等杂出第一等），厥贡漆、枲、絺、鸑，厥篚纤、纩（细绵）；梁州，厥赋下中三错（第八等杂出第七等、九等），厥贡纮（玉磬）、铁（柔铁）、银（白银）、镂（刚铁）、砮（石砮）、磬（石磬）、熊、罴、狐、狸、织皮（四兽之皮及毳毛可织为罽者）；雍州，厥赋中下（第六等），厥贡球琳（美玉）、琅玕（石之似珠者）。
蔡沈曰：“上之所取谓之赋，下之所供谓之贡。是篇有贡有赋而独以贡名篇者，孟子曰‘夏后氏五十而贡，贡者较数岁之中以为常’，则贡又夏后氏田赋之总名。”
臣按：国家之用度皆取于民，而取民之大纲曰赋、曰贡而已。二者之制在唐虞已有之，至夏后氏之世始详焉，盖以禹未治水之前地犹未平，物之生者未繁，田之辟者未尽，至是水土既平，始可以任土作贡，分田定税焉。九州各有赋有贡，凡赋诸侯以供其国用者也，凡贡诸侯以献于天子者也。大禹成功之后，条陈九州所有以为定法，孔子删《书》特载之于《夏书》之首，以示法天下，俾后世之有土有民者，取民之制视此为准焉。凡外此而别为名目，如后世之进奉、和买、劝借之类，皆非中正之道、天下经常之制也。（此兼言贡赋）
五百里甸服（畿甸之地）。百里赋纳总（禾本全），二百里纳铚（禾半稿），三百里纳秸（半稿去皮），服（总结上皆有服役之事），四百里粟（纳谷），五百里米。
朱熹曰：“甸，治田也。畿内天子之田，其民主为天子治田事，故谓之甸服。近粗而远精，畿内专言田赋者，畿内不封诸侯，故田赋入于天子。”
蔡沈曰：“内百里为最近，故并禾本总赋；之外百里次之，只刈禾半槁纳也；外百里又次之，去槁粗皮纳也；外百里为远，去其穗而纳谷；外百里为尤远，去其谷而纳米，盖量其地之远近而为纳赋之轻重、精粗也。”
马端临曰：“《禹贡》八州皆有贡物而冀州独无之，甸服有米粟之输而余四服俱无之，说者以为王畿之外八州俱以田赋，所当供者市易所贡之物，故不输粟，然则土贡即租税也。”
臣按：虞夏之世天子之田止于畿甸，所谓五百里，四方相距各千里也。田赋之入止于米粟，近地则并其本槁取焉，盖米以食人，槁以饲马，无非以为国用也。然其取之也，因其地之远近各有轻重之等、精粗之异，非若后世一概取之，无所分别焉。
鲁宣公十五年，初税亩。
公羊高曰：“讥始履亩而税也。古者什一而籍，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，多乎什一大桀、小桀，寡乎什一大貉、小貉，什一行而颂声作矣。”臣按：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一言，诚万世取民之定制。
孟子曰：“夏后氏五十而贡，殷人七十而助，周人百亩而彻，其实皆什一也。”
朱熹曰：“夏时一夫受田五十亩，而每夫计其五亩之入以为贡。商人始为井田之制，以六百三十亩之地画为九区，区七十亩，中为公田，其外八家各授一区，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复税其私田。周时一夫授田百亩，乡遂用贡法，十夫有沟，都鄙用助法，八家同井，耕则通力而作，收则计亩而分，故谓之彻。其实皆什一者，贡法皆以十分之一为常数，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，周制则公田百亩中以二十亩为庐舍，一夫所耕公田实计十亩，通私田百亩为十一分而取其一，盖又轻于十一矣。窃料商制亦当似此，而以十四亩为庐舍，一夫实耕公田七亩，是亦不过什一也。”
哀公问于有若曰：“年饥，用不足，如之何？”有若对曰：“盍彻乎。”曰：“二吾犹不足，如之何其彻也？”对曰：“百姓足，君孰与不足？百姓不足，君孰与足？”
朱熹曰：“民富则君不至独贫，民贫则君不能独富，有若深言君民一体之意，以止公之厚敛，为人上者所宜深念也。”
杨时曰：“仁政必自经界始，经界正而后井田均、谷禄平，而军国之须皆量是以为出焉。故一彻而百度举矣，上下宁忧不足乎？以二犹不足而教之彻，疑若迂矣，然什一天下之中正，多则桀、寡则貉，不可改也。后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图，故征敛无艺、费出无经而上下困矣，又恶知盍彻之当务而不为迂乎？”
哀公又问于孔子，孔子曰：“薄赋敛则人富。”公曰：“若是，则寡人贫矣。”对曰：“岂弟君子，民之父母，未见子富而父贫也。”
臣按：先儒谓有若请鲁哀公行彻法，欲其节用以厚民也。盖国家之财皆出于民，君之所用者皆民之所供也，君能节用则薄取而有余，民之富即君之富也，侈用则尽取而不足，民既贫矣，君孰与守其富哉？有若所谓“百姓足，君孰与不足？百姓不足，君孰与足”，孔子所谓“岂弟君子，民之父母，未见子富而父贫”，斯二言也最为亲切着明，九重之上念兹在兹，以示教于千万世之圣子神孙，则千万世之生灵不胜幸甚。
魏文侯时，租赋增倍于常，或有贺者，文侯曰：“今户口不加而租赋岁倍，此由课多也。夫贪其赋税不爱人，是虞人反裘而负薪也，徒惜其毛，而不知皮尽而毛无所傅。”
臣按：魏文侯一国之诸侯，疆域有限而用度孔多，尚知课多之害于民，而设为皮毛之喻，况万乘之尊而富有四海之大者乎？
秦舍地而税人，收大半之赋，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，犹未足以赡其欲也。二世承之不变，海内溃叛。
臣按：致乱之道多矣，而尤莫甚于厚敛。自三代以来，皆因地而取税，至秦始舍地而税人；皆十分而取其一，至秦始十分而取其五行。如是之政，则民之贫者何以为生哉？贫无以为生则不爱其死，是趣民而使之溃叛也。
汉兴，天下既定，高祖约法省禁，轻田租，什五而税一，量吏禄、度官用以赋于民。文帝十二年，诏赐天下民租之半。
臣按：汉文帝在位再赐天下半租，其后也遂除之而不收者十余年，当是时岂一切无所用度哉？兹盖文帝恭俭节用，国有余蓄之明效也。夫文帝承高祖之后，事事仰成，稍加节约自有赢余，固无甚难者。我圣祖得国之初，凡事草创，无所因仍，然而免租之诏无岁不下，其视汉文益数焉，岂非难哉？今即御制文集考之，洪武二年二月免租之诏凡三焉，其一谓中原之民久困兵残，免山东、北平、燕南、河东、山西、河南、秦陇夏、秋二税，山东二年，其余一年；其二谓创业之初取办应天、太平、镇江、宁国四郡，免其租一年；其三谓建都金陵，以太平、镇江、宁国、广德为京师之翼，其应天、太平、镇江、宁国再免一年，其广德及滁州、和州、无为州亦与免一年。洪武三年三月，又诏免应天以至无为州等七郡，徽州、池州、庐州、金华、严州、衢州、处州、广信、饶州九郡及山东、河南二布政司一年。不宁惟是，四年五月又有免两浙、江西之诏，五年十月有免应天等五府之诏，九年二月有免山东、陕右之诏，十一年八月有免太平等六州、宜兴等四县之诏，十二年有全免北平之诏，至十有三年，乃下诏曰：“荷上天眷佑，君主华夷十有三年，仓廪盈、府库充，今民力未苏，凡天下今年夏税、秋粮尽蠲免之。”呜呼，我圣祖革命建极之初，正创制立度之始，事事未备，凡宫室、禁卫、官署、城池、藩府与夫坛壝、学校、礼乐、器用，一一皆当创置，矧干戈甫定之余，人民疲困之极，列屯坐食，仰给者众，分官置吏，禄食者多所费，比于承平之世奚翅千万，尚有余赀以资用度，而免租之诏无岁无之，此我圣祖所以结人心、凝天命而培千万年不拔之基，端有在于此也。矧今承列圣重熙累洽之后，垂拱仰成，百度修举，不必更有作为，一切事功略加省节，自然有余。伏愿圣明在上，法汉文之俭德，体圣祖之仁心，慎乃俭德，惟怀永图，使国计常足而有余蓄，时令有司计国储之多寡，因岁事之登耗，屡下宽征之诏，以苏农民之困，所以固结人心者在是，所以培殖国本者在是，宗社生灵不胜大幸。
十三年诏曰：“农，天下之本，务莫大焉。今廑（古勤字）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，是谓本末者无以异也，其于劝农之道未备，其除田之租税。”
胡寅曰：“汉至文帝时封国渐众，诸侯王自食其地，王府所入寡矣。又与匈奴和亲，岁致金缯，后数为边患，天子亲将出击，复因河决有筑塞劳费，大司农财用宜不充益矣。而文帝在位十二年即赐民半租，次年遂除之，然则何以足用乎？盖文帝恭俭，百金之费亦不苟用，宫阃是效，流传国都，莫有奢侈之习，如之何不富？其财盖不可胜用矣。然后知导谀逢恶者纳君于荒淫，取之尽锱铢，用之如泥沙，至于财竭下畔而上亡，其罪可胜诛哉？”
臣按：秦、汉之际，其所以兴亡者非止一端，大要在得民心与失民心而已，秦取民大半之赋，汉则十五而取一，其后乃尽除之焉。盖财者民之心，得其财则失其心，苟得民心，吾虽不得其财而其所得者乃万倍于财焉。呜呼，有天下国家者其尚鉴秦、汉之所以得失以为取舍哉！
昭帝元凤二年，令三辅、太常郡得以菽粟当赋。
臣按：以菽粟当赋谓听以菽粟当钱物也，盖粟生于地，非一日所能致，钱出于人力，可旬月间而办也。自古识治体者恒重粟而轻钱，盖以钱可无而粟不可无故也，后世以钱物代租赋，可谓失轻重之宜、违缓急之序矣。故为国家长久之计者，宁以菽粟当钱物，使其腐于仓庾之中，备之于无用，不肯以钱物当菽粟，恐一旦天为之灾，地无所出，金银布帛不可以充饥，坐而待毙也。
唐初，始定租庸调之法，以人丁为本。一曰租，丁男一人授田百亩，但岁纳租粟二石；二曰调，每丁随乡土所出，岁输绢或绫絁共二丈、绵三两，输布者麻三斤；三曰庸，每丁定役二十日，不役则日为绢三尺。
臣按：自古中国布缕之征惟丝枲、二者而已，今世则又加以木绵焉。唐人调法，民丁岁输绢绫絁及绵、输布及麻，是时未有木绵也。宋林勋作《政本书》，匹妇之贡亦惟绢与绵，非蚕乡则贡布、麻。《元史》种植之制，丁岁种桑枣杂果，亦不及木绵，则是元以前未始以为贡赋也。考之《禹贡》“扬州岛夷卉”，服注以为织贝，则虞时已有之，岛夷时或以充贡，中国未有也。故《周礼》以九职任民，嫔妇惟治蚕枲而无木绵焉。中国有之，其在宋元之世乎（元初孟祺作《农桑辑要》云：木绵种于陕右，行之其他州郡，多以土地不宜为解。近世陶九成作《辍耕录》，亦云闽广多种木绵，纺缉为布，松江民因谋树艺，觅种于彼）。盖自古中国所以为衣者丝、麻、葛、褐四者而已，汉、唐之世远夷虽以木绵入贡，中国未有其种，民未以为服，官未以为调，宋、元之间始传其种入中国，关、陕、闽、广首得其利。盖此物出外夷，闽、广海通舶商，关、陕壤接西域故也。然是时犹未以为征赋，故宋、元史《食货志》皆不载，至我朝其种乃遍布于天下，地无南北皆宜之，人无贫富皆赖之，其利视丝、枲盖百倍焉，臣故表出之使天下后世知卉服之利始盛于今代。
代宗始以亩定税而敛以夏、秋。
德宗时，杨炎为相，遂作两税法，夏输无过六月，秋输无过十一月，以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为定而均收之。
陆贽曰：“租庸调之法宗本前哲之规模，参考历代之利害，有田则有租，有家则有调，有身则有庸，法制均一，下不困而上用足。两税之法，每州各取大历中一年科率，钱谷数最多者定为两税额，惟以资产为宗，不以丁身为本，资产少者税轻，多者税重。”
吕祖谦曰：“田制虽商鞅乱之于战国，而租税犹有历代之典制，惟两税之法立，古制然后扫地。”
马端临曰：“随田之在民者税之而不复问其多寡，始于商鞅；随民之有田者税之而不复视其下中，始于杨炎。三代井田之良法坏于鞅，唐租庸调之良法坏于炎，二人之事君子所羞称，而后之为国者莫不一遵其法，或变之则反至于烦扰无稽而官与民俱受其病，则以古今异宜故也。”
臣按：马端临又言赋税必视田亩乃古今不易之法，三代之贡助彻亦只是视田而赋之，未尝别有户口之赋。盖授人以田而未尝别有户赋者三代也，不授人以田而轻其户赋者两汉也，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户赋，田之授否不常而赋之重者已不可复轻，遂至重为民病，则自魏至唐之中叶是也。自两税之法行而此弊革矣，岂可以其出于杨炎而少之乎？由马氏斯言观之，则是两税之法实得古人取民之意，后世徒以陆贽之言而非之，贽之言盖不欲苟变当时之法，故极言其法之弊耳。臣窃以谓，土地万世而不变，丁口有时而盛衰，定税以丁稽考为难，定税以亩检核为易，两税以资产为宗未必全非也，但立法之初谓两税之外不许分毫科率，然兵兴费广不能不于税外别有征求耳，此时之弊非法之弊也。自唐立此法之后至今行之，遂为百世不易之制。我朝稽古定制，以天下之垦田定天下之赋税，因其地宜立为等则，征之以夏者谓之税、征之以秋者谓之粮，岁有定额、家有常数，非若唐人遇有百役之费先度其数而赋于人也；随其田之宽狭取其税之多寡，非若唐人以一年之科率最多者以为额也；其额数则具于黄籍，总于户部，其征输期限则责之藩服州县，非若唐人别设两税使以总之也。若夫丁口之税百无取焉，惟逐户编为里甲，十年一度轮差，其余年分官司有所营为，随时起集佣倩，事已即休，所谓绢布之调无有也，不役之绢无有也。其法一定而可守其额百世而不亏，吏不能以为奸，民不至于重困，陆贽所谓其取法也远、其立意也深、其敛财也均、其成人也固、其裁规也简、其备患也周，此六言者我祖宗取民之制真足以当之矣，彼租庸调法乌可与同日语哉？
宪宗时，李渤上言：“臣过渭南，闻长源乡旧四百户，今才百余户，阌乡县旧三千户，今才千户，其他州县大率相似。迹其所以然，皆由以逃户税摊于比邻，致驱迫俱逃。此皆聚敛之徒剥下媚上，惟思竭泽不虑无鱼，乞降诏书绝摊逃之弊，尽逃户之产税不足者乞免之，计不数年，人皆复于农矣。”
臣按：《吕氏春秋》曰：“竭泽而渔，岂不得鱼？明年无鱼。”李渤所谓惟思竭泽不虑无鱼，其言盖本诸此。盖以取税于民如取鱼于泽也，泽以养鱼必常有所养斯常有所生，苟取具目前，竭其所养之所、空其所生之物则一取尽矣，后何所继乎？后世取民大率似此而摊税之害尤毒，非徒一竭而已，且将竭之至再至三而无已焉，不至水脉枯而鱼种绝不止也，何则？中人一家之产仅足以供一户之税，遇有水旱疾厉不免举贷逋欠，况使代他人倍出乎？试以一里论之，一里百户，一岁之中一户惟出一户税可也，假令今年逃二十户，乃以二十户税摊于八十户中，是四户而出五户税也；明年逃三十户，又以三十户税摊于七十户中，是五户而出七户税也；又明年逃五十户，又以五十户税摊于五十户中，是一户而出二户税也。逃而去者遗下之数日增，存而居者摊与之数日积，存者不堪，又相率以俱逃，一岁加于一岁，积压日甚，小民何以堪哉？非但民不可以为生而国亦不可以为国矣。为今之计奈何？曰李渤谓尽逃户之产税不足者免之，是固然矣，然民虽去而产则存，宜斟酌具为常法。每岁十月以后，诏布政司委官一员于所分守之地亲临州县，俾官吏、里胥各具本县、本里民数逃去开除者若干、移来新收者若干，其民虽逃其产安在，明白详悉开具，即所收以补所除，究其产以求其税，若人果散亡、产无踪迹，具以上闻，核实除免，如李渤所言，绝摊逃之弊。如此，则民生既安，国用亦足矣。（以上赋税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