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学衍义补 - 第 35 页/共 184 页
唐宪宗时，令商贾至京师委钱诸路进奏院及诸军诸使，富家以轻装趋四方，合券乃取之，号“飞钱”。
臣按：此楮法所繇起也。然委钱而合券以取而钱，与券犹是二物，非若今之钞，即以钞为钱而用之也。
宋太祖时，许商人入钱左藏库以诸州钱给之，而商旅先经三司投牒乃输于库。所繇司计，一缗私刻钱二十。寻置便钱务。
臣按：此即唐人飞钱之法。此法今世亦可行之，但恐奉行者于民之给受有停滞之币、于钱之出入有减换之弊耳。
真宗时，张咏镇蜀患蜀人铁钱重不便贸易，设质剂之法，一交一缗以三年为一界而换之，六十五年为二十二界，谓之“交子”。富民十六户主之，其后富民人赀稍衰，不能偿所负，争讼数起。
寇咸守蜀，乞禁交子。转运使薛田、张若谷议废交子则贸易不便，请官为置务，禁民私造，诏从其请，置益州交子务。
吕祖谦曰：“益州置交子，此一时举偏救弊之政，亦非钱布经久可行之制。交子行于蜀则可，于他利害大段不同，何故？蜀用铁钱，行旅赍持不便，交子之法出于民之所自为，托之于官，所以可行。今则铜钱稍轻，行旅非不可以挟持，欲行楮币，铜钱却便、楮券不便，昔者之便，今日之不便。”
臣按：自古之币皆以金若铜，未有用他物者，用楮为币始于此。且楮之造始于汉，三代以来未有也，其初用之以代木简竹册以书字，唐王玙乃用为假钱焚以事神，噫，孰知至是真以代铜钱而为行使之币哉？作俑者寇咸而成之者薛田、张若谷，以无用之物易有用之物，遂使蔡伦之智与太公之法并行于天下后世，噫，可叹也哉！
天圣中，界以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缗为额，至神宗时改交子务为钱引务。
臣按：交子每三年一换谓之界，更换之际，新旧相易，上下相关，不免劳扰，我朝钞法一定而不更，可谓便矣。
神宗朝，皮公弼言：“交子之法，以方寸之纸飞钱致远，然不积钱以为本，亦不能以空文行。”
臣按：宋朝交会皆是用官钱为本，至金、元之钞始取料于民，不复以钱为本矣。
高宗绍兴三十年，户部侍郎钱端礼被旨造会子，内外流转，其合发官钱并许兑会子，输左藏库。
臣按：宋朝交子至是更名会子，不特此也，又谓之钱引，又谓之关子，又谓之关会，其实一而已矣。考夫唐之飞钱，合券特以通商贾之厚赍贸易者，盖执券以取钱，而非以券为钱也。宋自真宗以后蜀始有交子，高宗以后东南始有会子，而始直以纸为钱矣。
高宗论交子之弊曰：“如沈该称提之说，但官中常有百万缗，遇交子减价自买之，即无弊矣。”
戴埴曰：“钱与楮犹权衡也，有轻重则有低昂，分毫之力不与焉。盖钱与楮皆本无用，可以贸有用之物则人用之，使如古所谓粟易械器、械器易粟，有无可以相易，则何资于钱？如古所谓治田百亩，岁用千五百之类，小大粗足，则何资于楮？自物货难于阜通，于是假圜法以流转，故言钱则曰平准，所以见有是钱必有是物而后可准平也，钱多易得则物价贵踊，此汉唐以后议论也。自商贾惮于般挈，于是利交子之兑换，故言楮则曰称提，所以见有是楮必有是钱以称提之也，楮多易得则金钱贵重，此宋绍兴以后议论也。平准、称提皆以权衡取义，而低昂有在于重轻明矣。陆贽谓钱多则轻，必作法以敛之；赵开谓楮多则轻，必用钱以收之。今日病在楮多不在钱少，如欲钱与楮俱多则物益重矣，且未有楮之时，诸物皆贱，楮愈多则物愈贵，计以实钱犹增一倍。盖古贸通有无止钱耳，钱难得则以物售钱而钱重，钱易得则以钱售物而钱轻，复添楮以佐钱，则为贸通之用者，愈多而物愈贵。古人惟重本政，谷粟、桑麻及诸食用物本也，钱末也，楮又末之末。柳宗元言平衡曰‘增之铢两则俯，反是则仰’，此秤提大术也。”
臣按：称提之说犹所谓平准也，平准以币权货之低昂，而称提则以钱权楮之通塞。今世钞法遇有不行，亦可准此称提之法，出内帑钱以收之则流行矣。
绍兴末年，会子行未有两淮、湖广之分，乾道初，户部侍郎林安宅乞别给会子印付淮南州军行使，不得越至他路。
马端临曰：“置会子之初意非即以会为钱，盖以茶盐钞引之属视之（今中盐犹有仓钞）而暂以权钱耳。然钞引则所直者重而会子则止于一贯，下至三百、二百钞，引只令商人凭以取茶盐，必须分路，会子则公私买卖支给无往而不用，且自一贯造至二百，则是明以代见钱矣。又况以尺楮而代数斤之铜，赍轻用重，千里之远、数万之缗，一夫之力克日可到，则何必川自川、淮自淮、湖自湖而使后来或废或用，号令反复，民听疑惑哉？”
臣按：宋朝会子始有川引，其后又有淮会、湖会。呜呼！交会之设，以虚易实、以假博真，固非圣人以至诚治天下之意，而况又拘其地以限之，惟欲足吾用，不复顾义之可否与民之有无，三代以前无此事也。
金循宋四川交子法，置交钞，自一贯至十贯五等谓之大钞，自一百至七百五等谓之小钞，以七年为限，纳旧易新。其后罢七年厘革之限，字有昏者方换之（交钞之制，外为阑，作花纹其上，衡书贯，例左书号、右书料，其外篆书曰“伪造者斩，告捕者赏”，衡阑下书中都交钞库准尚书、户部文移及纳钱换钞、纳钞换钱等官司，四围画龙鹤为饰）。
臣按：楮币在唐谓之券，在宋谓之交、会，而钞之名则始于此，今世钞式盖权舆于兹云。考宋之交、会，南渡后取纸于徽池，犹是别用纸为之，而印文书字于其上，金元之钞则是以桑皮就造为钞而印以字纹也。
元世祖始造交钞，以丝为本，每银五十两易丝钞一千两，诸物之直并从丝例。其后又造中统元宝钞，以十计者四等、以百计者三等、以贯计者二等，每一贯同交钞一两，两贯同白银一两。元宝交钞行之既久，物重钞轻。
臣按：元交钞之制，银五十两易钞千两，是银一两直钞二十两也，中统元宝钞两贯同白银一两，其所直银亦与交钞同焉。
至正十年，诏曰：“世祖颁行中统交钞，以钱为文，厥后造至元宝钞，以一当五，名曰子母相权，而钱实未用。历岁滋久，钞法偏虚，物价腾踊，民用匮乏，其以中统、交钞一贯文省权铜钱一千文，准至元宝钞一贯，仍铸至正通宝钱与历代铜钱并用，以实钞法。”十一年又铸至正通宝钱，印造交钞，令民间通用。行之未久，物价腾踊，价逾十倍，既而海内大乱，京师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可得。
臣按：天生物以养人，付利权于人君，俾权其轻重以便利天下之人，非用之以为一人之私奉也。人君不能权其轻重，致物货之偏废，固已失上天付畀之意矣，况设为阴谋潜夺之术，以无用之物而致有用之财以为私利哉？甚非天意矣。自宋人为交、会而金元承之以为钞，所谓钞者，所费之直不过三五钱而以售人千钱之物。呜呼，世间之物虽生于天地，然皆必资以人力而后能成其用，其体有大小精粗，其功力有浅深，其价有多少，直而至于千钱，其体非大则精，必非一日之功所成也，乃以方尺之楮直三五钱者而售之，可不可乎？下之人有以计取人如是者，上之人不能禁之，固已失上之职矣，况上之人自为之哉？民初受其欺，继而畏其威，不得已而黾勉从之，行之既久，天定人胜，终莫之行，非徒不得千钱之息，并与其所费三五钱之本而失之，且因之以失人心、亏国用而致乱亡之祸如元人者，可鉴也已。然则钞法终不可行哉？曰何不可行，执其可行不可行之两端而用其中，斯可行矣。何者？上古之世以珠玉为上币、黄金为中币、刀布为下币，中古之世周立圜法，亦兼以黄金、布帛二者为言，虽以王莽亦作金银、龟贝、钱布之品，后世专用铜楮二者为币而不准以金银，是以用之者无权，而行之既久不能以无弊，故其立法之始未尝不善，然皆以不善终之，古今一律也。本朝制铜钱、宝钞相兼行使，百年于兹，未之改也，然行之既久，意外弊生，钱之弊在于伪、钞之弊在于多。革伪钱之策，臣既陈于前矣，所以通行钞法者，臣请稽古三币之法，以银为上币、钞为中币、钱为下币，以中下二币为公私通用之具，而一准上币以权之焉。盖自国初以来有银禁，恐其或阂钱钞也，而钱之用不出于闽、广，宣德、正统以后，钱始用于西北，自天顺、成化以来，钞之用益微矣。必欲如宝钞属镪之形，每一贯准钱一千、银一两以复初制之旧，非用严刑不可也。然严刑非世所宜有，夫以法治民之形，可行于一时，不若以理服民之心，可施于悠久也。盖本天之理，制事之义，以为民之利，因时立法，随时以处中，圣贤制事之权也。窃以为今日制用之法，莫若以银与钱钞相权而行，每银一分易钱十文，新制之钞每贯易钱十文，四角完全未中折者每贯易钱五文，中折者三文，昏烂而有一贯字者一文，通诏天下以为定制而严立擅自加减之罪，虽物生有丰歉、货直有贵贱，而银与钱钞交易之数一定而永不易，行之百世，通之万方。如此，则官籍可稽而无那移之弊，民志不惑而无欺绐之患，商出途、贾居市皆无折阅之亏矣。既定此制之后，钱多则出钞以收钱，钞多则出钱以收钞，银之用非十两以上禁不许以交易，银之成色以火试，白者为准，宝钞、铜钱通行上下而一权之以银，足国便民之法盖亦庶几焉。臣愚私见如此，盖因其可行不可行之两端，量度以取中而取裁于上，非敢自以为是而辄变成法也，可行与否，请询之众论而断以圣心。
以上铜楮之币（下）
卷二八
▲山泽之利（上）
《禹贡》：海、岱惟青州，厥贡盐絺。
臣按：盐之名著于经始此，然是时以下贡上以资食用而已，未以为利也。《洪范》：初一曰五行，一曰水，水曰润下作咸。
吕祖谦曰：“此盐之根源。五行之气无所不在，水周流于天地之间，润下之性亦无所不在，其味作咸，凝结为盐，亦无所不在。种类品目甚多，世所共知者有三，如出于海、出于井、出于池三种之外，又有出于地者、出于山者、出于木石者，大抵盐生民之日用不可一日阙者，所以天地之间无处不有也。”
臣按：盐之在天地间无处无有，故生民之食用亦无日可无也。惟其无处无有故其为利也博，惟其无日可无故其为用也广，利博而用广，故有国者于常赋之外首以此为富国之术焉。
《周礼》：盐人（主共盐者）掌盐之政令以共百事之盐，祭祀共其苦盐（谓不练治者）、散盐（煮水为之者），宾客共其形盐（形象如虎者）、散盐，王之膳羞共饴盐（盐之饴者，今戎盐），后及世子亦如之。
刘彝曰：“盐之所产不同，有刮于地而得者，有风其水而成者，有熬其波而出者，有汲于井而为者，有积于卤而结者。故刮地之盐苦而以共祭祀者，取其成于自然，与夫玄酒、明水不异也；熬波之盐散取其治洽四海，能致远物，故以奉先焉；宾客共形盐，盐为虎形以共食啖，示服猛也，又副之散盐者，致远物以怀诸侯也；饴盐风其水而成者，产于土中，其味甘焉。”
臣按：周时设官以掌盐之政令，惟以共祭祀宾客及王后世子膳羞之用而已，其土之所生产、民之所采用、商贾之所贸易，上之人固未尝立官以禁之，设法以敛之也。
齐桓公问管仲何以为国，管仲曰：“海王之国（海王者，言其负海之利而王其业），谨正（音征）盐纻（策也），十口之家十人食盐，百口之家百人食盐，计其钟釜而给之。”于是说桓公伐菹（枯草也）薪煮海水为盐，令北海之众无得聚庸（功也）而煮盐。
吕祖谦曰：“三代之时，盐虽入贡与民共之，未尝有禁法，自管仲相桓公，当时始兴盐纻以夺民利，自此后盐禁始开。”
马端临曰：“《周礼》所建山泽之官虽多，然大概不过掌其政令之厉禁，不在于征榷取财也，至管夷吾相齐，负山海之利，始有盐铁之征。观其论盐则虽少男少女所食皆欲计之，苛碎甚矣，其言曰：‘先王塞人之养（利也），隘其利途，故予之在君，夺之在君，贫之在君，富之在君。’又曰：‘夫人予则喜、夺则怒，先王见（去声）予之形而不见夺之理，故民可爱而洽于上也。’其意不过巧为之法，阴夺民利而尽取之，桑、孔之为有自来矣。”
臣按：此万世禁盐利国之始。呜呼，天生物以养人，人君为之厉禁，使彼此适均而无欺陵攘夺之患，人人皆富而不贫，不夺彼而予此也，而管夷吾之为法，乃欲塞人之利而隘其所繇之途，其实夺之，示之以予之之形而阴为夺之之计，是乃伯者功利之习，见利而不见义，知有人欲而不知有天理，乃先王之罪人也。凡其所以巧为之法皆归之先王，而曰先王知其然，岂非厚诬也哉？后世言利之徒祖其说以聚敛，遂贻千万世生灵无穷之祸。
董仲舒曰：“汉承秦法，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。”
马端临曰：“史既言高祖省赋而复言盐铁之赋仍秦者，盖当时封国至多，山泽之利在诸侯王国者，皆循秦法取之以自丰，非县官经费所榷也。”
臣按：三代之取民者贡赋而已，而山海之利方其盛时未有焉，至末世乃或有之，然亦不过一二而已，秦人乃至二十倍于古。呜呼，天生物以利民而君夺之以为己利，加一二且不可，况二十倍之乎？汉人虽不用此以为经费，然纵诸侯王国取之而不禁制，其与己之自取无以异也。
汉武帝时，孔仅、东郭咸阳言愿募民因官器作鬻盐，官子牢（廪食也）盆（煮盐之器），敢私鬻盐者釱（足钳也）左趾。
孝昭时，令郡国举贤良文学之士，问以民所疾苦，皆对曰愿罢盐铁官，无与天下争利。桑弘羊难（诘也）以为此国家大业，所以制四夷，安边足用之本，盐铁之利，佐百姓之急、奉军旅之费，不可废也。
孝元时，尝罢盐铁官，三年而复之。
吕祖谦曰：“汉兴，除山泽之禁，到武帝时，孔仅、桑弘羊祖管仲之法，盐始禁榷。至昭帝之世，召贤良文学论民疾苦，请罢盐铁，又桑弘羊反复论难，所以盐榷不能废，元帝虽暂罢之，卒以用度不足复建。自此之后，虽盐法有宽有急，然禁榷与古今相为终始，以此知天下利源不可开，一开不可复塞，其作俑于管仲，计近功浅效，夺民利以开盐禁，自此天下之盐皆入禁榷矣。”
臣按：盐？虽始于齐，然未设官也，置盐官始于此。呜呼，天地生物以养人，君为之禁，使人不得擅其私而公共之可也，乃立官以专之、严法以禁之、尽利以取之，固非天地生物之意，亦岂上天立君之意哉？彼齐之为国，壤地狭而用度广，因其地负山海而税其近利，昔人固已议其巧为之法，阴夺民利，况有四海之大者，租赋遍天下，其所以资国用者利亦多端，岂颛颛在于一盐哉？昭帝时，贤良文学之士谓文帝无盐铁之利而民富，当今有之而民困乏，可见国之富贫在乎上之奢俭，而不系于盐之有无也。
明帝时，尚书张林言：“盐，食之急，虽贵，人不得不须，官可自鬻。”诏诸尚书通议，朱晖等言：“盐利归官，则人贫怨，非明主所宜行。”
韩愈曰：“所在百姓贫多富少，除城郭之外，少有见钱籴盐，多用杂物博易，盐商利归于己，无物不取，或从赊贷约以时熟填还，用此取济，两得利便。若令吏坐铺自粜，利不关己，罪则加身，不得见钱恐失官利，必不敢粜。变法之后，百姓贫者无从得盐而食矣，求利未得，敛怨已多，自然坐失盐利常数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