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学衍义补 - 第 36 页/共 184 页
臣按：官不可与民为市，非但卖盐一事也。大抵立法以便民为本，苟民自便，何必官为？韩愈所谓求利未得，敛怨已多，主国计者宜以斯言为戒。
北魏时，于河东盐池立官司以收税利。孝明即位，罢其禁与百姓共之。
甄琛曰：“《周礼》山林川泽有虞衡之官为之厉禁，盖取之以时，不使戕贼，虽置有司，实为民守之也。夫一家之长必惠养子孙，天下之君必惠养兆民，未有为民父母而吝其酰盐，富有群生而榷其一物者也。立官鄣护盐池而取其利，是专奉口腹而不及四体也，天子富有四海，何患于贫？宜弛禁与民共之。”
元勰曰：“圣人敛山泽之货以宽田畴之赋，收关市之税以助什一之储，取此与彼，皆非为身，所谓资天地之产、惠天地之民。盐池之禁，积而散之以济国用，非专为供大官之用。”
臣按：宋儒胡寅折衷琛、勰之言而断之曰：“盐之为物，天地自然之利，所以养人也。尽捐之民则纵末作、资游惰，尽属之官则夺民日用，而公室有近宝之害，琛、勰之言皆未得中道也。官为厉禁，俾民取之而裁入其税，则政平而害息矣。繇是观之，盐之为利，禁之不可也，不禁之亦不可也，要必于可禁不可禁之间，随地立法，因时制宜，必使下不至于伤民，上不至于损官，民用足而国用不亏，斯得之矣。”
唐刘晏为盐铁使，晏以为因民所急而税之则国用足，于是上盐法轻重之宜。其始至也盐利岁才四十万缗，其后乃至六百余万缗，天下之赋，盐居其半，宫闱服御、军饷、百官禄俸皆仰给焉。
臣按：天生一世之物以供一世之用，人用一世之物必成一世之事，物各异用而用之各有所宜。汉以大司农掌天下之钱谷以给百官禄俸、军国馈饷，而山泽之利则掌之少府而以私奉养焉。唐至中叶兵起，流庸未复，税赋不足，凡天下所谓军饷、禄俸皆仰给于盐，天下之赋，盐居其半。呜呼，天地生物止于此数，人力有限而用度无穷，自非剥削灶户、折阅商贾，何以得盐利如此之多哉？当是之时，所征于民税赋不知何在，而专仰给于一盐如此，若以为兵起民贫，然农民皆贫而灶户独富乎？刘晏虽曰善于理财，然知利国之为利而不知利民之为大利，知专于取利而可以得利，而不知薄于取利而可以大得利也。
宋雍熙以后，以用兵乏馈饷，令商人输刍粟塞下，增其直，令江淮、荆湖给以颗末盐。端拱二年，置折中仓，听商人输粟京师，优其直，给江淮盐。
臣按：此后世召商中盐之始。盖以折中粮草以赡边兵，中纳金银以实官库，无起倩丁夫之扰，无冒涉水陆之虞，官得用而民不告劳，商得利而民不淡食，是诚实边足用之良法也。我朝于天下产盐之地设转运司者六、提举司者七，每岁盐课各有定额，行盐各有地方，不许越界，每引以二百斤为袋，带耗五斤，凡遇开中盐粮，量所在米价贵贱及道路远近、险易定立则例，出榜召商中纳。祖宗以来，盐司每岁收贮岁课存积在官，客商执引照支，各有次第，谓之常股盐。近因边储急用，增直召商中纳，不依资次，人到即与支给，谓之存积盐。存积既兴，常股遂鲜，支者日多而积者日少，遂使今日之存积亦无以异于前日之常股，商贾待日久而支出难，其利微矣。幸而边方无事，储峙有余，万一有警，未必全得其济。臣请于将弊之际、未事之先，因时制宜，补偏救弊，不识可乎。臣惟今日之盐最得利多，而济国用者莫如两淮，盖两淮居两京之间，行盐地方比他运司为多，而皆民物繁庶之地，刘晏掌国计，天下之赋盐居其半，盖全资此地也。书生过虑，以为盐之利固大，而盐之害亦不小，利在于承平之时，而害生于中微之后，以前日之利较之后日之害，害尤甚于利焉，何者？天子以天下为家，兼水陆以为富，陆地所生之物盖居水泽什之七八，而生民所资以生者米谷、布帛之类，不止一物而盐特其中食味之一耳，其为利盖亦无几，而历代以来咸仰之以为国计边储，不可一日阙焉。呜呼，天下之事有利必有害，吾有天下之大尚资盐以为利，则彼无寸尺之土、隔宿之储者，见利所在，岂能禁遏之使其不趣赴哉？禁遏之不止则为之严刑，刑愈严而害愈甚，唐之黄巢、王仙芝，元之张士诚辈，皆贩盐之徒也，臣有一见，可以弭异日之害、救前日之弊而足今日之用，敢具以闻。窃惟召商中盐之法，惟可行于边方无粟之地，盖其地素无储蓄而所产之谷粟不多，不能不资他方输运以给者，故须待商贾以中纳焉，若夫其地之粟自足以供其地之用，不假辇运于他方者，官府可行臣向所陈边地设立常平司市籴之策（见“市籴之令”修）。盖客商以数斗之谷而易吾一引之盐，是本一而息七八也，今吾预于未用之先，自行市籴所得之粟，比所中纳者岂不倍蓰哉？虽然，此其流耳，若推厥本源，莫若行汉人官给牢盆之法，任民自煮而不征其入，豫令灶户，将欲煎湅先于该管官司告知，官给以券，然后举火，其所煮之盆定为尺寸，每盆煮盐以一引为则（或以二引、三引），皆为一定之数，不许多寡，其盆皆官为之铸，款识以监造官吏、工作姓名，非官给者不许用也。给券之时，每引先取举火钱若干，量天时之晴潦、菹薪之贵贱、市价之多寡以定其数，听其自煮自卖，煮而不闻官者有罪，若夫商贾赴场买盐之后，令其具数以告官司，官给钞引付之执照，俾于各该行盐地方发卖，过界者没入之。给钞之际，每引取工墨钱百文（或三十、五十）以为公费，所得盐钱贮于运司，每岁具数申户部，以待分派各边转运常平司收籴米粟，以实边储。此法既行，不必追征于灶户也，不必中纳于商贾也，不必官自卖也，不必官自煮也，非惟国家得今日自然之利，亦可以销他日未然之害矣。傥以臣言为可采，乞先行于两淮，俟其果有征验，以渐推行于两浙、山东、河间焉，若夫河东之池盐、川滇之井盐、福建之晒盐，或仍其旧，或别为处置，又在随时斟酌云。或曰此法果行，则前日之中纳、听支之客商焉得盐而给之？臣请借运粮回船转般沧盐至扬州偿之，既足之后然后行臣此法，无不可者。沧淮转般通融之法，臣别具其策于后。
宋初，盐钞未行，是时于建安军置盐仓（在真州），乃令真州发运，是时李沆为发运使，运米转入其仓，空船回皆载盐散于江浙、湖广诸路，各得盐资船运而民力宽。
林干曰：“宋朝淮钞未行，置仓建安，江浙、湖广以船运米而入真州，真州因船回盐而散江浙、湖广，此之发盐得船为便，彼之回船得盐为利。”
臣按：此宋朝转般之法，似于今日亦可行者。今两京之间运道所经凡三，运司淮盐在南、沧盐在北，山东之盐居其中，往时会通之河未开，水陆分隔，各自通商给民，今则一水可通，惟今三处之盐价直各有低昂，中纳各有等则，而惟淮盐之价最高，殆居其倍，山东之盐抵河颇远，而沧盐近河而价最廉。臣请行宋人转般之法，遇有官军运粮空船南回，道经沧州，每船量给与官盐，每引量给脚价，俾其运至扬州河下，官为建仓于两岸，委官照数收贮，原数不亏，然后给与脚钱，少有亏损即与折算。如此，则官得倍称之息，军得顺回之利，积盐既多，乃令通算累年客商所中常股、存积等盐共该若干，依次给与见盐，不出一二年间支给完足，然后行臣向所陈官给牢盆民自煎煮之策。此后又乞于河间沿海一带出盐去处，不分民丁、灶户皆许其私煮，既已成盐，具数赴官告卖，量为定价，给与见钱，阴雨之时则或加或倍，有私卖及买者皆抵以私盐之罪，其钱乞于内帑豫借，待成效之后算还。年年存积，岁岁转股，积之既多，遇有急用，即出榜定直，召商于所用之地，或上粮刍，或输金帛，付以执照，定以仓分，俾其亲诣其所即给以见盐，于行盐地方发卖。如此，比之旧法当得倍利，非惟得以足今日之用，亦可以销他日之患。草茅偏见，未必可行，姑述之以俟。
陕西、河东颗盐，旧法官自般运置务拘卖，兵部员外郎范祥始为钞法，令商人就边郡入钱售钞请盐，任其私卖得钱以实塞下，省数十郡般运之费。
臣按：盐钞之名始此。大抵今日禁榷之利，其大者在于盐，盐非一种，其最资国用者惟是末盐与颗盐耳。末盐出于海，海非一处；颗盐出于池，池惟解州有之。盖海盐出于人，必煎熬烹湅而后成，解盐出于天，畦垄既成，决水以灌，必俟南风起然后结成焉。出于人者，岁额不足可以增补，出于天者，岁额或有不足，则将取之何所哉？是以开中解盐与海盐异，海盐非一所，此不足则取之彼，可以通融辏补，解盐惟一，池不幸而岁多霖雨，风不自南则岁颗不及额矣。窃闻近年以来商贾中纳解盐之数已逾十年，岁额守支待次，至十数年一遇兵荒，官府有所措置，召商中纳，患其折阅，多不肯应。为今之计，莫若行下有司，通行查算盐课，见存者若干、商贾待支者若干，计其所有之数，果不足以给其所支，即令商人据时估价，每引若干，官通计之总该若干，限以三年之内于海盐（或井盐）存积多余之处估以时价，以见盐偿之，如解盐一引三钱、海盐一引六钱，即以一引当二引，他皆仿此。如此，不出数年解盐有余积而商贾通利矣，不然，则是朝廷开官府、设官吏专为商贾聚利以偿债，旧欠多而新入少，终无已时。况且解池切近西北二边，于用为急，异时国用有阙，边储不足，当于何所取给哉？（以上言盐）
以上山泽之利（上）
卷二九
▲山泽之利（下）
唐德宗时，赵赞议税茶以为常平本钱，然军用广，所税亦随尽，亦莫能充本储。及出奉天，乃悼悔下诏亟罢之。贞元九年，从张滂请，初税茶。凡出茶州县及商人要路，每十税一，以所得税钱别贮，若诸州水旱以此钱代其赋税。然税无虚岁，遭水旱处亦未尝以税茶钱拯赡。
胡寅曰：“茶者生人之所日用也，其急甚于酒，然王钅共、刘晏之辈皆置而不征，犹为忠厚。夫天地生物凡以养人，取之不可悉也，张滂税茶则悉矣。凡言利者，未尝不假托美名以奉人主私欲，滂以税茶钱代水旱田租是也，既以立额则后莫肯蠲，非惟不蠲，从而增广其数、严峻其法者有之矣。”
臣按：茶之有税始此。昔者三代盛时，山泽之利皆以予民，秦汉以来始夺民之利而有盐铁之赋，盖其初意恐豪强之专其利，或借此以叛乱，非专以利国也，其后则以利国矣。然盐铁之为用，民食淡则不能下咽，民徒手则不能断物以成器，是不可一日阙焉者也，于是而榷之，已非王政，矧茶之为物，民之日用不可无，非可以他物代之，胡亦榷以为利焉。呜呼，民资五谷以为食，所以下食者盐而消其食者茶也，既以税其食而又税其所下食之具，及其所消食者亦税之，民亦不幸而生于唐宋之世哉。
穆宗时王播为盐铁使，增天下茶税，率百钱增五十。及播为相，置榷使自领之。
李玨曰：“榷茶起于养兵，今边境无虞而厚敛伤民，不可一也；茗饮人之所资重，赋税则价必增，贫弱益困，不可二也；山泽之饶，其出不赀，论税以售，多为利，价腾踊则市者稀，不可三也。”
臣按：茶有税始于赵赞，然寻即亟罢，张滂所得其利尚微，至王播增税而又置使以榷茶，遂为天下生民无穷之害。
宋太祖乾德二年，诏在京、建州、汉阳、蕲口各置榷货务。五年，始禁私卖。
开宝七年，有司以湖南新茶异于常岁，请高其价以鬻之，太祖曰：“茶则善矣，无乃重困吾民乎？”即诏第复旧制，勿增价直。
臣按：宋太祖此言蔼然，仁民爱物之心溢于言外，可以为万世帝王法。
陈恕为三司使，将立茶法，召茶商数十人俾条利害，第为三等，副使宋太初曰：“吾视上等之说，利取太深，此可行于商贾，不可行于朝廷，下等固灭裂无取，惟中等之说公私皆济，吾裁损之可以经久。”行之数年，公用足而民富实。
臣按：宋太初此言可以为人臣司国计者之法，所谓“可行之商贾，不可行之朝廷”，此一言非但为茶法也。繇是推之，则汉人之平准、宋人之市易，其是非不待辩而明矣。
仁宗初，建茶务岁造大小龙凤茶，始于丁谓而成于蔡襄。欧阳修曰：“君谟（蔡襄字）士人也，何至作此事。”
臣按：宋人造作有二类，曰片、曰散，片茶蒸造成片者，散茶则既蒸而研合以诸香以为饼，所谓大小龙团是也。龙团之造始于丁谓而成于蔡襄，谓小人不足道也，襄士人而亦为此，欧阳修所以为之叹邪。苏轼曰：“武夷溪边粟粒芽，今年斗品充官茶，吾君所乏岂此物，致养口体何陋邪！”读之令人深省。
神宗熙宁七年，干当公事李杞入蜀，经画买茶于秦凤、熙河博马，王韶又言“西人颇以善马至边，所嗜惟茶”。
自熙丰来，旧博马皆以粗茶，乾道末始以细茶遗之，成都利州路十一州产茶二千一百二万斤，茶马司所收大较若此。
臣按：后世以茶易马事始见于此。盖自唐世回纥入贡已以马易茶，则西北之人嗜茶有自来矣，盖西北多嗜乳酪，乳酪滞膈而茶性通利，能荡涤之故也。是则茶之为物，虽不用于三代而用于唐，然非独中国用之，而外夷亦莫不用焉。宋人始置茶马司，本朝捐茶利予民而不利其入，凡前代所谓榷务、贴射、交引、茶繇诸种名色今皆无之，惟于四川置茶马司一、陕西置茶马司四，间于关津要害置数批验茶引所而已，及每年遣行人赍榜于行茶地方张挂，俾民知禁，又于西蕃入贡为之禁限，每人许其顺带有定数。所以然者非为私奉，盖欲资外国之马以为边境之备焉耳，其视前代夺民生日用之资以为国家经费之用，岂不天渊哉？圣世仁民之泽大矣，生斯世而为斯民者，乌可不知所自。
侍御史刘挚言蜀地榷茶之害：“园户有逃以免者，有投死以免者，而其害犹及邻伍，欲伐茶则有禁，欲增植则加市，故其俗论谓地非生茶也，实生祸也。”
知彭州吕陶言：“川陕西路所出茶货北方、东南诸处十不及一，诸路既许通商，两川却为禁地，且如解州有盐池，民间煎者乃是私盐，晋州有矾山，民间炼者乃是私矾，今蜀州茶园乃百姓己物，显与解盐、晋矾事体不同。”
臣按：产茶之地江南最多，今日皆无榷法，独于川陕禁法颇严，盖为市马故也。夫以中国无用之茶而易外国有用之马，虽曰取茶于民，然因是可以得马以为民卫，其视山东、河南养马之役固已轻矣，然恩泽既厚，怨讟易生，天下皆无而己独有之，民愚不能反己，况其地素贫而易变，伏惟当世司国计者宜有以调停而优待之，俾两得其便，一方之人不胜幸甚。
元世祖至元十七年，置榷茶都转运司于江州，总江淮、荆南、福广之税，其茶有末茶、有叶茶。
臣按：茶之名始见于王褒《僮约》而盛着于陆羽《茶经》，唐宋以来遂为人家日用一日不可无之物。然唐宋用茶皆为细末制为饼片，临用而辗之，唐卢仝诗所谓“首阅月团”、宋范仲淹诗所谓“辗畔尘飞”者是也，《元志》犹有末茶之说，今世惟闽广间用末茶而叶茶之用遍于中国，而外夷亦然，世不复知有末茶矣。（已上言茶）
《周礼》：丱（故猛反）人掌金玉锡石之地而为之厉禁以守之，若以时取之则物其地，图而授之，巡其禁令。
臣按：丱之言矿也，金锡未成器曰矿。物其地，视其土色以别其所产也。图而授之，使取矿者知所得也。巡其禁令，防人之窃取也。
《管子》曰：今铁官之数，曰一女必有一针、一刀若（若犹然后）其事立，耕者必有一耒、一耜、一铫（太锄也）若其事立，行服连（连，辇也，人所挽者）轺（居玉反，大车驾马者）者必有一斤、一锯、一锥、一凿若其事立，不尔而成事者，天下无有。
臣按：自古商利者言盐必与铁俱，盖以盐者民食之不可无，铁者民用之不可阙，计口食盐则盐日以销，然生者又继取用无已，若夫铁之为用，则成一器之用，或以终身，不然亦或致岁月之久，非盐之可比也。言利之徒乃以铁并盐而言，至其设官也亦兼以盐铁为名，其轻重不伦矣。呜呼，米、盐民所食者既因以取利，刀针、耒耜之类民所用以为衣食者，又且不免焉，三代取民之法，岂有是哉？
汉武帝从盐铁丞孔仅、东郭咸阳言，置铁官凡四十郡郡，不出铁者置小铁官，使属所在县，敢有私铸铁器者，釱右趾、没入其器物。
马廷鸾曰：“孔仅、咸阳所言前之属少府者，其利微，今改属大农，则其利尽，此聚敛之臣饰说以盖其私也。管仲之盐铁其大法税之而已，盐虽官尝自煮以权取时利，亦非久行，铁则官未尝冶铸也，与桑、孔之法异矣。”
臣按：汉置铁官四十郡，不出铁处又置小铁官，则是鼓铸之官几遍天下，而民间之一刀一针、一斤一锯皆有税焉。呜呼，天子富有万方，赋税、贡献之入奚趐亿兆，而取之民也琐屑如是哉？我朝惟于出铁之处谪徒治冶，又多捐之于民不取焉，一何仁厚之至哉。（以上言铁）
汉武帝铸黄金为麟趾、蹄。
苏轼曰：“王莽败时，省中黄金六十万斤，陈平以四万斤间楚，董卓剉坞金亦多，其余三五十斤者不可胜数。近世金不以斤计，虽人主未有以百金与人者，何古多而今少也？”
叶梦得曰：“汉时赐臣下黄金每百斤二百斤，少亦三十斤，虽燕王刘泽以诸侯赐田，生金亦二百斤，梁孝王死有金四十余万斤，盖币轻故米贱金多也。”
臣按：昔人有言汉武帝置铁官遍于天下，未闻有犯金之禁，铁至贱也而榷之析秋毫，金至贵也而用之如泥沙，然则国家之征利无资于金也。《货殖传》所载蜀卓氏、山东程郑辈之富，皆言其擅铁冶之利，而未闻有藏金之事，上下之间好尚如此，盖犹有古人不贵难得之货之遗意云。呜呼，金之为物可以从革以为器用，好大喜功之君如汉武帝者犹不之好，则夫金、元以来所谓宝石者，何足尚哉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