栾城集 - 第 105 页/共 114 页
昔予游庐山,见隐者焉,为予言性命之理曰:“性犹日也,身犹月也。”予疑而诘也。则曰:“人始有性而已,性之所寓为身。天始有日而已,日之所寓为月。日出于东。方其出也,物咸赖焉。有目者以视,有手者以执,有足者以履,至于山石草木亦非日不遂。及其入也,天下黯然,无物不废,然日则未始有变也。惟其所寓,则有盈阙。一盈一阙者,月也。惟性亦然,出生入死,出而生者,未尝增也。入而死者,未尝耗也,性一而已。惟其所寓,则有死生。一生一死者身也。虽有生死,然而死此生彼,未尝息也。身与月皆然,古之治术者知之,故日出于卯,谓之命,月之所在,谓之身,日入地中,虽未尝变,而不为世用,复出于东,然后物无不睹,非命而何?月不自明,由日以为明。以日之远近,为月之盈阙,非身而何?此术也,而合于道。世之治术者,知其说不知其所以说也。”予异其言而志之久矣。筑室于斯,辟其东南为小轩。轩之前廓然无障,几与天际。每月之望,开户以须月之至。月入吾轩,则吾坐于轩上,与之徘徊而不去。一夕举酒延客,道隐者之语,客漫不喻曰:“吾尝治术矣,初不闻是说也。”予为之反复其理,客徐悟曰:“唯唯。”因志其言于壁。
【坟院记】
旌善广福禅院者,先公文安府君赠司徒坟侧精舍也。先公既壮而力学,晚而以德行文学名于世。夫人程氏,追封蜀国太夫人,生而志节不群,好读书,通古今,知其治乱得失之故。有二子,长曰轼,季则辙也。方其少时,先公、先夫人皆曰:“吾尝有志兹世。今老矣,二子其尚成吾志乎?”辙兄弟虽少而仕,亦流落不偶,年几五十,乃始得还朝。兄气刚寡合,已入复出。辙碌碌无能轻重,五年而至尚书右丞,与闻国政,以故事得于坟侧建刹度僧,以荐先福。坟之东西四里许,有故伽蓝,陵阜相拱揖,松竹深茂。相传唐中和中,任氏兄弟所舍也。辙以请于朝,改赐今榜,时元六年也。既三年,兄弟皆罪废,南迁海上。又六年,蒙思北归,兄至毗陵,以病没。辙中止颍川,不能归。又五年,前执政以黜去者,皆夺坟上刹。又二年,上哀矜旧臣,手诏复还畀之。坟之西南十余步有泉焉,广深不及寻,昼夜瀵涌,清冽而甘,冬不涸,夏不溢。自辙南迁,而水日耗,至夺刹遂竭。父老来告,辙惕焉。疑获谴于幽明,徨不知所为。而手诏适至,泉亦氵翁然而复。山中人皆曰:“诏书乃与天通耶?”辙闻之,溯阙而拜,以膺上赐。久之,乃为之记,使世子孙知兹刹废兴所自,以无忘朝廷之德。政和二年壬辰九月乙卯朔六日庚申,中奉大夫、护军、栾城县开国伯、赐紫金鱼袋苏辙记。
●栾城应诏集卷一
◆进论五首
【夏论】
圣人之道,苟可以安于天下,不求夫为异也。尧舜传之贤,而禹传之子。天下以为禹无圣人而传之,而后授之其子孙也。夫圣人之于天下,不从其所安而为之,而求异夫天下之人,何其用心之浅邪?昔者汤有伊尹,武王有周公。而周公,文王之子,武王之弟也。汤之太甲,武之成王,皆可以为天下,而汤不能与其臣,武王不以与其弟,诚以为其子之才,不至于乱天下者,则无事乎授之他人而以为异也。而天下之人,何独疑夫禹载?今夫人之爱其子,是天下之通义也。有得焉而思以予其子孙,人情之所皆然也。圣人以是为不可易,故从而听之,使之父子相继而无相乱。以至于尧,尧举天下而授之舜,舜得尧之天下而又授之禹。举天下而授之人,此圣人之所以大过人,而天下后世之所不能也。天下后世之所不能,而圣人独为之,岂以为异哉!夫天下之人不能皆贤而有异人焉,为异而震之,则天下皆将喜其名而失其真,故夫尧舜之传贤者,是不得已而然也。使尧之丹朱,舜之商均,仅可以守天下,而尧肯传之舜,舜肯传之禹,以为异而疑天下哉?然则禹之不以天下授益,非以益为不足受也。使天下复有禹,而愚知禹不以天下授之矣,何者?启足以为天下故也。启为天下,而益为之佐,是益不失为伊尹、周公,而其功犹可以及天下也。盖圣人之不喜异也如此。昔者尝闻之:鲁人之法,赎人者受金于府。子贡赎人而不受赏,夫子叹曰:“嗟夫!使鲁之不复赎人者,赐也。”夫赎人而不以为功,此君子之所以异于众人者,而其弊乃至于不赎。是故圣人不喜为异,以其有时而穷也。闵子终三年之丧,见于夫子,援琴而歌,戚戚而不乐,作而曰:“先王制礼,弗敢过也。”子夏终三年之丧,见于夫子,取琴而鼓之,其乐ぅぅ然,作而曰:“先王制礼,不敢不及也。”而夫子皆以为贤。由此观之,圣人之行,岂求胜夫天下人哉,亦有所守而已矣。
【商论】
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,而周之世三十有七;商之既衰而复兴者五王,而周之既衰而复兴者宣王一人而已。盖商之多贤君,宜若其世之过于周,而反不如;周之贤君不如商之多,而其久于商者乃数百岁也。此二者所以使天下之人疑焉而不知其故也。盖常以为周公之治天下,务为文章繁缛之礼,以和柔驯扰天下刚强之民,故其道本于尊尊而亲亲,贵老而慈幼,使民之父子相爱而兄弟相悦,以无犯上难制之气,行其至柔之道,以揉天下之戾心,而去其刚毅勇果之政,故其享天下至久。而诸侯内侵,京师不振,卒于废为至弱之国。何者?优柔和易之道,可以为久,而不可以为强也。若夫商人之所以为天下者,不可复见矣。窃常求之于《诗》《书》之间,见夫《诗》之宽缓而和柔,《书》之委曲而繁重者,举皆周也。而商人之诗,骏发而严厉,其书简洁而明肃,以为商人之风俗,盖在乎此矣。夫惟天下之有刚强不屈之俗也,故其后世有以自振于衰微。然至于其败也,一散而不可复止。故夫物之强者易以折,而柔忍者可以久存。柔者可以久存,而常困于不胜;强者易以折,而其未也,乃可以有所立。且此非圣人之罪也,物莫不有所短。方其盛也,长用而短伏;及其衰也,长伏而短见。夫圣人惟能就其所长而用之也。是故当其盛时,天下惟其长之知,而不知其短之所在。及其后世用之不当,其长日已消亡,而短日出。故夫能久者,常不能强,能以自奋者,常不能久。此商人之所以不长,而周之所以不振也。呜呼!圣人之虑天下亦有所就而已,盖不能使之无敝也。使之能久而不能强,能以自奋而不能以及远,此二者存乎其后世之贤与不贤也。故太公封于齐,尊贤而尚功。周公曰:“后世必有篡夺之臣。”周公治鲁,亲亲而尊尊。太公曰:“后世浸衰矣。”夫尊贤尚功,则近于强;亲亲尊尊,则近于弱,终于齐有田氏之祸,而鲁人困于盟主之令。盖商之政近于齐,而周公之所以治周者,其所以治鲁也。故齐强而鲁弱,鲁未亡而齐亡也。
【周论】
《传》云:“夏之政尚忠,商之政尚质,周之政尚文。”而仲尼亦云:“周监于二代,郁郁乎文哉!吾从周。”予读《诗》、《书》,历观唐虞,至于商周。盖尝以为自生民以来,天下未尝一日而不趋于文也。文之为言,犹曰万物各得其理云尔。父子君臣之间、兄弟夫妇之际,此文之所由起也。昔者生民之初,父子无义,君臣无礼,兄弟不相爱,夫妇不相保,天下纷然而淆乱,忿斗而相苦。文理不著,而人伦不明,生不相养,死不相葬,天下之人,举皆戚然,有所不宁于其心。然后反而求其所安,属其父子而列其君臣,联其兄弟而正其夫妇。至于虞夏之世,乃益去其鄙野之制。然犹以天子之尊而饭土留,啜土,土阶三尺,茆茨而不翦。至于周而后大备,其粗始于父子之际,而其精布于天下,其用甚广而无穷。盖其当时莫不自以为文于前世,而其后之人乃更以质也。是故祭祀之礼,陈其笾豆,列其鼎俎,备其醪醴,俯伏以荐思,其饮食醉饱之乐而不可见也。于是灌用郁鬯,藉用白茆,既沃而莫之见,以为神缩之也。体魄降于地,魂气升于天,恍惚诞谩,而不知其所由处,声音气臭之类,恐不能得当也。于是终祭于屋漏,绎祭于礻方,以为人子之心无所不至也。荐之以滋味,重之以脍炙,恐鬼神之不屑也;荐之以血毛,重之以体荐,恐父祖之不吾安也。于是先黍稷,而后稻梁,先大羹而后庶羞,以为不敢忘礼,亦不敢忘爱也。丁宁反复,优游而不忍去,以为可以尽人子之心,而人子之心亦可以少安矣。故凡世之所谓文者,皆所以安夫人之所不安。而人之所安者,事之所当然也。仲尼区区于衰周之末,收先王之遗文,而与曾子推论礼之所难处,至于毫厘纤悉之际,盖以为王道之盛其文理当极于此焉耳。及周之亡,无下大坏,强凌弱,众暴寡,而后世乃以为用文之弊。夫自唐虞以至于商,渐而入于文。至于周,而文极于天下。当唐虞、夏商之世,盖将求周之文,而其势有所未至,非有所谓质与忠也。自周而下,天下习于文,非文则无以安天下之所不足,此其势然也。今夫冠婚丧葬而不为之礼,墓祭而不庙,室祭而无所,仁人君子有所不安于其中而曰不文,以从唐虞、夏商之质。夫唐虞、夏商之质,盖将以求周之文而未至者,非所以为法也。
【六国论】
愚读六国世家,窃怪天下之诸侯,以五倍之地、十倍之众,发愤西向,以攻山西千里之秦,而不免于灭亡,常为之深思远虑,以为必有可以自安之计。盖未尝不咎其当时之士虑患之疏而见利之浅,且不知天下之势也。夫秦之所与诸侯争天下者,不在齐、楚、燕、赵也,而在韩、魏。秦之有韩、魏,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。韩、魏塞秦之冲,而蔽山东之诸侯,故夫天下之所重者,莫如韩、魏也。昔者范睢用于秦而收韩,商鞅用于秦而收魏。昭王未得韩、魏之心,而出兵以攻齐之刚寿,而范睢以为忧。然则秦之所忌者,可以见矣。秦之用兵于燕、赵,秦之危事也。越韩过魏而攻人之国都,燕、赵拒之于前,而韩、魏乘之于后,此危道也。而秦之攻燕、赵,未尝有韩、魏之忧,则韩、魏之附秦故也。夫韩、魏,诸侯之障,而使秦人得出入于其间,此岂知天下之势邪?委区区之韩、魏,以当强虎狼之秦,彼安得不折而入于秦哉!韩、魏折而入于秦,然后秦人得通其兵于东诸侯,而使天下遍受其祸。夫韩、魏不能独当秦,而天下之诸侯籍之以蔽其西,故莫如厚韩亲魏以摈秦。秦人不敢逾韩、魏以窥齐、楚、燕、赵之国,而齐、楚、燕、赵之国,因得以自完于其间矣。以四无事之国,佐当寇之韩、魏,使韩、魏无东顾之忧,而为天下出身以当秦兵。以二国委秦,而四国休息于内,以阴助其急。若此,可以应夫无穷,彼秦者将何为哉?不知出此,而乃贪疆埸尺寸之利,背盟败约,以自相屠灭,秦兵未出,而天下诸侯已自困矣。至使秦人得间其隙,以取其国,可不悲哉!
【秦论】
秦人居诸侯之地,而有万乘之志,侵辱六国,斩伐天下,不数十年之间,而得志于海内。至其后世,再传而遂亡。刘季起于匹夫,斩艾豪杰,蹙秦诛楚,以有天下。而其子孙,数十世而不绝。盖秦、汉之事,其所以起者不同,而其所以取之者无以相远也。然刘、项奋臂于闾阎之中,率天下蜂起之兵西向以攻秦,无一成之聚,一夫之众,驱罢弊适戍之人,以求所非望,得之则生,失之则死。以匹夫而图天下,其势不得不疾战以趋利,是以冒万死求一生而不顾。今秦拥千里之地,而乘累世之业,虽闭关而守之,畜威养兵,拊循士民,而诸侯谁敢谋秦?观天下之衅,而后出兵以乘其弊,天下夫谁敢抗。而惠文、武昭之君,乃以万乘之资,而用匹夫,所以图天下之势,疾战而不顾其后,此宜其能以取天下,而亦能以亡之也。夫刘、项之势,天下皆非吾有,起于草莽之中,因乱而争之,故虽驰天下之人,以争一旦之命,而民犹有待于戡定,以息肩于此。故以疾战定天下,天下既安,而下无背叛之志。若夫六国之际,诸侯各有分地,而秦乃欲以力征,强服四海,不爱先王之遗黎,第为子孙之谋,而竭其力以争邻国之利,六国虽灭,而秦民之心已散矣。故秦之所以谋天下者,匹夫特起之势,而非所以承祖宗之业以求其不失者也。昔者尝闻之:周人之兴数百年,而后至于文、武。文、武之际,三分天下而有其二,然商之诸侯犹有所未服,纣之众,未可以不击而自解也。故以文、武之贤,退而修德,以待其自溃。诚以为后稷、公刘、太王、王季勤劳不懈,而后能至于此,故其发之不可轻,而用之有时也。嗟夫!秦人举累世之资,一用而不复惜,其先王之泽,已竭于取天下,而尚欲求以为国,亦已惑矣。
●栾城应诏集卷二
◆进论五首
【汉论】
古之圣人,制为君臣之分,天子以其一身,立乎天下之上,安受天下之奉己而不辞。天下之人,奇才壮士,争出其力,自尽于天子之下,而无所逃遁。此二者何为如此也?天下之事,固其贤者为之也。仁人君子尽心以制天下之事,而无所不成;武夫猛士竭其力以翦天下之暴乱,而无所不定。此其类非不智且勇也,然而不得其君,则其心常鳃鳃然,旷四海而不能以自安,功成事业立,缺然反顾,而莫之能受。是以天下之贤才,其才虽足以取之,而常喜天下之有贤君者,利其有以受之也。盖古之人君,收天下之英雄,而不失其心,故天下皆争归之也。而英雄之士,因其君之资,以用力于天下,功成求得,而不敢为背叛之操。故上下相守,而可以至于无穷。惟其君臣相戾,而不能以相用,君以为无事乎其臣,臣以为无事乎其君,君无所用,以至于天下之不亲,臣无以用之,以至于茕茕而无所底丽,而天下始大乱矣。且彼不知夫天下之意也,天下之人,皆人臣也,而谁能以相从?惟其因天子之权而用之,是以虽其比肩之人,而莫敢抗。彼见天下之莫吾抗也,则以为天下之畏我,而不知己之戴君之威而行也。故或狃天下之畏己,而反以求去其君。其君既去,而天下之人,孰畏而不为变哉?昔者西汉之衰,王莽窃取其人君之权而执之,以求取其天下。方其执之而未取也,天下不知其将取之,是以俯首而奉其所为。何者?天下之心,犹以为汉役之也。至于天下在莽,而其英雄之士,遂起而共攻之,不数年,而莽以大败。何者?天下不服无汉之王莽也。其后东汉之乱,献帝奔走于草莽之中,曹操出之以为帝王。当是之时,天下已无汉矣,而唯曹氏之为听。然天下之英雄,犹以为名,皆起而争之,终曹公之身,而不能以自安。犹幸其当时之人,皆知汉之天下已去,而操收之也,是以心服曹氏而安为之臣。故孔子曰:“天下有道,礼乐征伐自天子出。天下无道,礼乐征伐自诸侯出。自诸侯出,盖十世希不失矣。自大夫出,五世希不失矣。陪臣执国命,三世希不失矣。”盖天下之情,居下而干其上之政者,以为己之享其利也,而不知天下之争心皆将嚣然而不平。是以其素所服者愈狭,则其失之也愈速。何则?其不平者众也。故曰:“禄之去公室五世矣,政在大夫四世矣,而三桓之子孙微矣。”呜呼!公室既微,则三桓之子孙,天下之所谓宜盛者也,而终以衰弱而不振,则夫君臣之分可知也已。
【三国论】
天下皆怯而独勇,则勇者胜;皆暗而独智,则智者胜。勇而遇勇,则勇者不足恃也;智而遇智,则智者不足用也。夫唯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,是以天下之难蜂起而难平。盖尝闻之,古者英雄之君,其遇智勇也,以不智不勇,而后真智大勇乃可得而见也。悲夫!世之英雄,其处于世,亦有幸不幸邪。汉高祖、唐太宗,是以智勇独过天下而得之者也;曹公、孙、刘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。以智攻智,以勇击勇,此譬如两虎相ㄏ,齿牙气力,无以相胜,其势足以相扰,而不足以相毙。当此之时,惜乎无有以汉高帝之事制之者也。昔者项籍乘百战百胜之威,而执诸侯之柄,咄嗟叱咤,奋其暴怒,西向以逆高祖,其势飘忽震荡如风雨之至。天下之人,以为遂无汉矣。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,横塞其冲,徘徊而不进,其顽钝椎鲁,足以为笑于天下,而卒能摧折项氏而待其死,此其故何也?夫人之勇力,用而不已,则必有所耗竭;而其智虑久而无成,则亦必有所倦怠而不举。彼欲就其所长以制我于一时,而我闭而拒之,使之失其所求,逡巡求去而不能去,而项籍固已败矣。今夫曹公、孙权、刘备,此三人者,皆知以其才相取,而未知以不才取人也。世之言者曰:孙不知曹,而刘不如孙。刘备唯智短而勇不足,故有所不若于二人者,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胜,则亦已惑矣。盖刘备之才,近似于高祖,而不知所以用之之术。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,其道有三焉耳:先据势胜之地,以示天下之形;广收信、越出奇之将,以自辅其所不逮;有果锐刚猛之气而不用,以深折项籍猖狂之势。此三事者,三国之君,其才皆无有能行之者。独一刘备近之而未至,其中犹有翘然自喜之心,欲为椎鲁而不能纯,欲为果锐而不能达,二者交战于中,而未有所定。是故所为而不成,所欲而不遂。弃天下而入巴蜀,则非地也;用诸葛孔明治国之才,而当纷纭征伐之冲,则非将也;不忍忿忿之心,犯其所短,而自将以攻人,则是其气不足尚也。嗟夫!方其奔走于二袁之间,困于吕布而狼狈于荆州,百败而其志不折,不可谓无高祖之风矣,而终不知所以自用之方。夫古之英雄,唯汉高帝为不可及也夫。
【晋论】
御天下有道,休之以安,动之以劳,使之安居而能勤,逸处而能忧,其君子周旅揖让不失其节,而能耕田射驭,以自致其力,平居习为勉强而去其惰傲,历精而日坚,勤劳而日强,冠冕佩玉之人而不惮执天下之大劳。夫是以天下之事,举皆无足为者,而天下之匹夫,亦无以求胜其上。何者?天下之乱,盖尝起于上之所惮而不敢为,天下之小人,知其上之有所惮而不敢为,则有以乘其间而致其上之所难。夫其上之所难者,岂非死伤战斗之患,匹夫之所轻而士大夫之所不忍以其身试之者邪?彼以死伤战斗之患邀我,而我不能应,则无怪乎天下之至于乱也。故夫君子之于天下,不见其所畏,求使其所畏之不见,是故事有所不辞,而劳苦有所不惮。昔者晋室之败,非天下之无君子也。其君子皆有好善之心,高谈揖让,泊然冲虚,而无慷慨感激之操,大言无当,不适于用,而畏兵革之事。天下之英雄,知其所忌而窃乘之,是以颠沛陨越,而不能以自存。且夫刘聪、石勒、王敦、祖约,此其奸诈雄武,亦一世之豪也。譬如山林之人,生于草木之间,大风烈日之所咻,而霜雪饥馑之所劳苦,其筋力骨节之所尝试者,亦已至矣。而使王衍、王导之伦,清谈而当其冲,此譬如千金之家,居于高堂之上,食肉饮酒,不习寒暑之劳,而欲以之捍御山林之勇夫,而求其成功,此固奸雄之所乐攻而无难者也。是以虽有贤人君子之才,而无益于世;虽有尽忠致命之意,而不救于患难。此其病起于自处太高,而不习天下之辱事,故富而不能劳,贵而不能治。盖古之君子,其治天下,为其甚劳而不失其高;食其甚美而不弃其粝。使匹夫小人,不知所以用其勇,而其上不失为君子。至于后世,为其甚劳而不知以自复,而为秦之强;食其甚美而无以自实,而为晋之败。夫甚劳者,固非所以为安;而甚美者,亦非所以自固。此其所以丧天下之故也哉!
【七代论】
英雄之士,能因天下之势而遂成之。天下之势,未有可以必成者也,而英雄之士,常因其隙而入于其间,坚忍而不变,是以天下之势遂成而不可解。自晋以下,天下何其纷纷也。强者不能以相吞,而弱者不能以相服,其德不足以相君臣,而其兵不足以相吞灭。天下大乱,离而为南北,北又离而为东西,其君臣又自相篡取而为七代,至于隋而后合而为一。盖其间百有余年之中,其贤君名臣累累而出者,不为少矣。然而南不能渡河以有北之民;而北不能过江以侵南之地。岂其百年之间。南无间之足乘,而北无隙之要入哉?盖亦其势之有所不可者也。七代之际,天下尝有变矣。宋取之晋,齐取之宋,梁取之齐,陈取之梁,而周、齐取之后魏。此五衅者,兵交而不解,内乱而无救,其间非小也,而其四邻拱手远望,而莫敢入。盖其取之者,诚有以待之,而不可以乘其仓卒也。嗟夫!北方之人,其力不足以并南,而南方之势,又固不可以争衡于中国,则七代之际,天下将不可合邪?尝试论之。姚泓、宋武之际,天下将合之际也。姚兴既死,而秦地大乱。武帝举江南之兵长驱以攻秦,兵不劳而关中定。此天下之一时也。及夫刘穆之死,关中未安,席不及暖,兵不及息,而奔走以防江南之乱,留孺子孱将,以抗四方强悍之虏,则天下之势已遂去矣。且此惟不能因天下之势而遂成之也,则夫天下之势亦随去之而已矣。且夫孙权、曹操之事,足以见矣。曹操之不能过江以攻孙权,力有所未足也。而孙权终莫肯求逞于中国,盖其志将以侥幸乎北方之大乱,然后奋而乘其弊,而非以为其地之足以抗衡于中原也。嗟夫!使武帝既入关,因而居之,以镇抚其人民,南漕江淮之资,西引巴汉之粟,而内因关中之盛,厉兵秣马,以问四方之罪戾。当此之时,天下可以指麾而遂定矣,而何江南之足以蒂芥夫吾心哉!然而其事则不可以不察也,其心将有所取乎晋,而恐夫人之反之于南,是以其心忧惧颠倒,而不见天下之势。孔子曰:“无欲速,无见小利。欲速则不达,见小利则大事不成。”故夫有可以取天下之势而不顾,以求移其君,而遂失之者,宋武之罪也。
【隋论】
人之于物,听其自附,而信其自去,则人重而物轻。人重而物轻,则物之附人也坚。物之所以去人,分裂四出而不可禁者,物重而人轻也。古之圣人,其取天下,非其驱而来之也;其守天下,非其劫而留之也。使天下自附,不得已而为之长,吾不役天下之利,而天下自至。夫是以去就之权在君,而不在民,是之谓人重而物轻。且夫吾之于人,己求而得之,则不若使之求我而后从之;己守而固之,则不若使之不忍去我,而后与之。故夫智者或可与取天下矣,而不可与守天下。守天下则必有大度者也。何者?非有大度之人,则常恐天下之去我,而以术留天下。以术留天下,而天下始去之矣。昔者三代之君,享国长远,后世莫能及。然而亡国之暴,未有如秦、隋之速,二世而亡者也。秦、隋之亡,其弊果安在哉?自周失其政,诸侯用事,而秦独得山西之地,不过千里。韩、魏压其冲,楚胁其肩,燕、赵伺其北,而齐掉其东。秦人被甲持兵,七世而不得解,寸攘尺取,至始皇然后合而为一。秦见其取天下若此其难也,而以为不急持之,则后世且复割裂以为敌国。是以销名城,杀豪杰,铸锋镝,以绝天下之望。其所以准备而固守之者甚密如此,然而海内愁苦无聊,莫有不忍去之意。是以陈胜、项籍因民之不服,长呼起兵,而山泽皆应。由此观之,岂非其重失天下而防之太过之弊欤?今夫隋文之世,其亦见天下之久不定,而重失其定也。盖自东晋以来,刘聪、石勒、慕容、苻坚、姚兴、赫连之徒,纷纷而起者,不可胜数。至于元氏,并吞灭取,略已尽矣,而南方未服。元氏自分而为周、齐。周并齐而授之隋。隋文取梁灭陈,而后天下为一。彼亦见天下之久不定也,是以全得天下之众,而恐其失之;享天下之乐,而惧其不久;立于万民之上,而常有猜防不安之心,以为举世之人,皆有曩者英雄割据之怀,制为严法峻令,以杜天下之变。谋臣旧将,诛灭略尽,独死于杨素之手,以及于大故。终于炀帝之际,天下大乱,涂地而莫之救。由此观之,则夫隋之所以亡者,无以异于秦也。悲夫!古之圣人,修德以来天下,天下之所为去就者,莫不在我,故其视失天下甚轻。夫惟视失天下甚轻,是故其心舒缓,而其为政也宽。宽者生于无忧,而惨急者生于无聊耳。昔尝闻之,周之兴,太王避狄于岐,豳之人民扶老携幼,而归之岐山之下,累累而不绝,丧失其旧国,而卒以大兴。及观秦、隋,唯不忍失之而至于亡,然后知圣人之为是宽缓不速之行者,乃其所以深取天下者也。
●栾城应诏集卷三
◆进论五首
【唐论】
天下之变,常伏于其所偏重而不举之处,故内重则为内快,外重则为外患。古者聚兵京师,外无强臣,天下之事,皆制于内。当此之时,谓之内重。内重之弊,奸臣内擅而外无所忌,匹夫横行于四海而莫之能禁。其乱不起于左右之大臣,则生于山林小民之英雄。故夫天下之重,不可使专在内也。古者诸侯大国,或数百里,兵足以战,食足以守,而其权足以生杀,然后能使四夷、盗贼之患不至于内,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,而内患不作。当此之时,谓之外重。外重之弊,诸侯拥兵,而内无以制。由此观之,则天下之重,固不可使在内,而亦不可使在外也。自周之衰,齐、晋、秦、楚,绵地千里,内不胜于其外,以至于灭亡而不救。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于此也,于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关中,夷灭其城池,杀戮其豪杰,使天下之命皆制于天子。然至于二世之时,陈胜、吴广大呼起兵,而郡县之吏,熟视而走,无敢谁何。赵高擅权于内,颐指如意,虽李斯为相,备五刑而死于道路。其子李由守三川,拥山河之固,而不敢校也。此二患者,皆始于外之不足而无有以制之也。至于汉兴,惩秦孤立之弊,乃大封侯王。而高帝之世,反者九起,其遗孽余烈,至于文、景而为淮南、济北、吴、楚之乱。于是武帝分裂诸侯,以惩大国之祸,而其后百年之间,王莽遂得以奋其志于天下,而刘氏子孙无复龃龉。魏晋之世,乃益侵削诸侯,四方微弱,不复为乱,而朝廷之权臣、山林之匹夫,常为天下之大患。此数君者,其所以制其内外轻重之际,皆有以自取其乱而莫之或知也。夫天下之重,在内则为内忧,在外则为外患。而秦汉之间,不求其势之本末,而更相惩戒,以就一偏之利,故其祸循环无穷而不可解也。且夫天子之于天下,非如妇人孺子之爱其所有也。得天下而谨守之,不忍以分于人,此匹夫之所谓智也,而不知其无成者,未始不自不分始。故夫圣人将有所大定于天下,非外之有权臣,则不足以镇之也。而后世之君,乃欲去其爪牙,翦其股肱,而责其成功,亦已过矣。愚尝以为天下之势,内无重,则无以威外之强臣,外无重,则无以服内之大臣而绝奸民之心。此二者,其势相持而后成,而不可一轻者也。昔唐太宗既平天下,分四方之地,尽以沿边为节度府,而范阳、朔方之军,皆带甲十万,上足以制夷狄之难,下足以备匹夫之乱,内足以禁大臣之变。而其将帅之臣常不至于叛者,内有重兵之势,以预制之也。贞观之际,天下之兵八百余府,而在关中者五百,举天下之众,而后能当关中之半。然而朝廷之臣亦不至于乘间衅以邀大利者,外有节度之权以破其心也。故外之节度,有周之诸侯外重之势,而易置从命,得以择其贤不肖之才。是以人君无征伐之劳,而天下无世臣暴虐之患。内之府兵,有秦之关中内重之势,而左右谨饬,莫敢为不义之行。是以上无逼夺之危,下无诛绝之祸。盖周之诸侯,内无府兵之威,故陷于逆乱而不能自止。秦之关中,外无节度之援,故胁于大臣而不能以自立。有周秦之利,而无周秦之害,形格势禁,内之不敢为变,而外之不敢为乱,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。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,猥以成败之遗踪而论计之得失,徒见开元之后,强兵之将皆为天下之大患,而遂以太宗之制为猖狂不审之计。夫论天下,论其胜败之形,以定其法制之得失,则不若穷其所由胜败之处。盖天宝之际,府兵四出,萃于范阳,而德宗之世,禁兵皆戍赵、魏,是以禄山、朱Г得至于京师,而莫之能禁,一乱涂地。终于昭宗,而天下卒无宁岁。内之强臣,虽有辅国、元振、守澄、士良之徒,而卒不能制唐之命,诛王涯,杀贾饣束,自以为威震四方,然刘从谏为之一言,而震慑自敛,不敢复顾。其后崔昌遐倚朱温之兵以诛宦官,去天下之监军,而无一人敢与抗者。由此观之,唐之衰,其弊在于外重,而外重之弊,起于府兵之在外,非所谓制之失,而后世之不用也。
【五代论】
昔者商周之兴,始于稷、Ι,而至于汤、武,凡数百年之间,而后得志于天下。其成功甚难,而享天下之利至缓也。然桀、纣既灭,收天下,朝诸侯,自处于天子之尊,而下无不服之志,诛一匹夫,而天下遂定,盖其用力亦甚易而无劳也。至于秦汉之际,其英雄豪杰之士,逐天下之利惟恐不及,而开天下之衅惟恐其后之也。奋臂于大泽,而天下之士云合响应,转战终日,而辟地千里。其取天下,若此其无难也。然天下已定,君臣之分既明,分裂海内,以王诸将,将以传之无穷,百世而不变。而数岁之间,功臣大国反者如猬毛而起。是何其取之之易而守之之难也?若夫五代干戈之际,其事虽不足道,然观其帝王起于匹夫,鞭笞海内,战胜攻取,而自梁以来,不及百年,天下五禅,远者不过数十年,其智虑曾不足以及其后世,此亦甚可怪也。盖尝闻之,梁之亡,其父子兄弟自相屠灭,虐用其民,而天下叛;周之亡,适遭圣人之兴,而不能以自立。此二者君子之所不疑于其间也。而后唐之庄宗、明宗与晋、汉之高祖,皆以英武特异之姿,据天下太半之地,及其子孙材力智勇亦皆有以过人者,然终以败乱而不可解,此其势必有以自取之也。盖唐、汉之乱,始于功臣,而晋之乱,始于戎狄,皆其以易取天下之过也。庄宗之乱,晋高祖以兵趋夷门,而后天下定于明宗;后唐之亡,匈奴破张达之兵,而后天下定于晋;匈奴之祸,周太祖发南征之议,而后天下定于汉。故唐灭于晋,晋乱于匈奴,而汉亡于周。盖功臣负其创业之勋,而匈奴恃其驱除之劳,以要天子。听之则不可以久安,而诛之则足以召天下之乱,动一功臣,天下遂并起而轧之矣。故唐夺晋高祖之权而亡,晋绝匈奴之和亲而灭,汉诛杨、史肇而周人不服,以及于祸。彼其初,无功臣,无匈奴,则不兴;而功臣、匈奴卒起而灭之。故古之圣人,有可以取天下之资而不用,有可以乘天下之势而不顾,抚循其民,以待天下之自至。此非以为苟仁而已矣,诚以为天下之不可以易取也。欲求天下而求之于易,故凡事之可以就天下者,无所不为也。无所不为而就天下,天下既安而不之改,则非长久之计也。改之而不顾,此必有以忤天下之心者矣。昔者晋献公既没,公子重耳在翟,里克杀奚齐、卓子而召重耳。重耳不敢入。秦伯使公子絷往吊,且告以晋国之乱,将有所立于公子。重耳再拜而辞,亦不敢当也。至于夷吾,闻召而起,以汾阳之田百万命里克,以负蔡之田七十万命丕郑,而奉秦以河外列城五。及其既入,而背内外之赂,杀里克、丕郑而发兵以绝秦,兵败身虏,不复其国。而后文公徐起而收之,大臣援之于内,而秦、楚推之于外,既反而霸于诸侯。唯其不求入,而人入之,无赂于内外,而其势可以自入。此所以反国而无后忧也。其后刘季起于丰沛之间,从天下武勇之士入关,以诛暴秦,降子婴。当此之时,功冠诸侯,其势遂可以至于帝王。此皆沛公之所自为,而诸将不与也。然至追项籍于固陵,兵败,而诸将不至,乃捐数千里之地以与韩信、彭越,而此两人卒负其功,背叛而不可制。故夫取天下不可以侥幸于一时之利。侥幸于一时之利,则必将有百岁不已之患。此所谓不及远也。
【周公论】
伊尹既立太甲,不明而放诸桐,天下不以为不义。武王既没,成王幼,周公摄天子之位,朝诸侯于明堂,而召公不说,管叔、蔡叔咸叛,天下几至于不救。二者此其故何也?太甲既立矣,而不足以治天下,则夫伊尹犹有以辞于后世也。盖周公之事,其迹无以异于伊尹,然天下之人举皆疑而不信,此无足怪也。何者?天下未知夫成王之不明,而周公摄,则是周公未有以服天下之心而强摄焉,以为之上也。且夫伊尹之摄其事,则有所不得已而然尔。太甲虽废,而伊尹未敢有所复立,以召天下之乱,故宁以己摄焉,而待夫太甲之悔,是以天下无疑乎其心。今夫周公之际,其势未至于不得已也。使成王拱手以居天下之上,而周公为之佐,以成王之名号于天下,而辅之以周公,此所谓其势之未至于不得已者矣。而周公不居,则夫天下之谤,周公之所自取也。然愚以为不然,挟天子以令天下,此诸葛孔明之事耳,而周公岂不足以知之?盖夫人臣惟无执天子之权,人臣而执天子之权,则必有忠于其心,而后可以自免于难。何者?人臣而用天子之事,此天子之所忌也。以一人之身,上为天子之所忌,而下为左右之大臣从而媒孽其短,此古之忠臣所以尽心而不免于祸,而世之奸雄之士所以动其无君之心而不顾者也。使成王用事于天下,而周公制其予夺之柄,则愚恐成王有所不平于其心,而管、蔡之徒乘其隙而间之,以至于乱也。使成王有天子之虚名,而不得制天下之政,则愚恐周公有所不忍于其志,赧然其有不安之心也。是以宁取而摄之,使成王无与乎其间,以破天下谗慝之谋,而绝其争权之心,是以其后虽有管、蔡之忧,而天下不摇。使其当时立于群臣之间,方其危疑扰攘而未决也,则愚恐周公之祸,非居东之所能免,而管、蔡得志于天下,成王将遂不立也。呜呼!其思之远哉!
【老聃论】
上善与人言者,因其人之言而为之言,则天下之为辩者服矣。与其里人言,而曰“吾父以为不然”,则谁肯信以为尔父之是是?故不若与之论其曲直,虽楚人可以与秦人言之而无害。故夫天下之所为多言,以排夫异端而终以不明者,唯不务其是非利害,而以父屈人也。夫圣人之所为尊于天下,为其知夫理之所在也。而周公、仲尼之所为信于天下,以其弟子而知之也。故非其弟子,则天下有不知周公之为周公,而仲尼之为仲尼者矣。是故老聃、庄周其为说不可以周、孔辩也。何者?彼且以为周、孔之不足信也。夫圣人之于言,譬如规矩之于方圆尔。天下之人信规矩之于方圆,而以规矩辩天下之不方不圆,则不若求其至方极圆,以阴合于规矩。使规而有不圆,矩而有不方,亦无害于吾说。若此,则其易以折天下之异论。昔者天下之士,其老聃、庄周与夫佛之道者,皆未尝得其要也。老聃之说曰:“去仁义,绝礼乐,而后天下安。”而吾之说曰:“仁义礼乐,天下之所待以治安者。”佛之说曰:“弃父绝子,不为夫妇,放鸡豚,食菜菇,而后万物遂。”而吾之说曰:“父子夫妇,食鸡豚,而遂万物之性。”夫彼用以其说,而吾亦以吾说。彼之不吾信,如吾之不彼信也。盖天下之不从,莫急于未信而强劫之。故夫仁以安人,而行之以义,节之以礼,而播之以乐,守之以君臣,而维之以父子兄弟,食肉而饮酒,此明于孔子者之所知也。而欲以谕其所不知之人,而曰:“孔子则然。”嗟夫,难哉!愚则不然,曰:天下之道,唯其辩之而无穷,攻之而无间;辩之而有穷,攻之而有间,则是不足以为道。果孔子而有穷也,亦将舍而他之。惟其无穷,是以知其为道而无疑。盖天下有能平其心而观焉,而不牵夫仲尼、老聃之名,而后可与语此也。
【老聃论下】
天下之道,惟其辨之而无穷,攻之而无间。辩之而有穷,攻之而有间,则是不足以为道。昔者六国之际,处士横议,以荧惑天下。杨氏“为我”,而墨氏“兼爱”。凡天下之有以君臣父子之亲而不相顾者,举皆归于杨子;而道路之人皆可以为父兄子弟者,举皆归于墨子也。夫天下之人,不可以绝其相属之亲而合其无故之欢,此其势然矣。故老聃、庄周知夫天下之不从也,而起而承之。以为“兼爱”、“为我”之不足以收天下,是以不为“为我”,不为“兼爱”,而处乎“兼爱”、“为我”之际。此其意以为,不“兼爱”则天下讥其无亲,不“为我”则天下议其为人。故两无所适处,而泛泛焉浮游其间,而我皆无所与,以为是足以自免而逃天下之是非矣。夫天下之人,惟是其所是,而非其所非,是以其说可得而考其终。今夫老、庄无所是非,而其终归于无有,此其思之亦已详矣。杨氏之“为我”,墨氏之“兼爱”,此其为道莫不有所执也。故“为我”者,为“兼爱”之所诋;而“兼爱”者,为“为我”之所毁。是二者,其地皆不可居也。然而得其间而固守之,则可以杜天下之异端而绝其口。盖古之圣人,惟其得而居之,是以天下之大服,而其道遂传于后世。今老聃、庄周不得由其大道,而见其隙,窃入于其间,而执其机,是以其论纵横坚固而不可破也。且夫天下之事,安可以一说治也。彼二子者,欲一之以“兼爱”,继之以“为我”,故其说有时焉而遂穷。夫惟圣人能处于其间而制其当,然“兼爱”、“为我”亦莫弃也,而能用之以无失乎道,处天下之纷纭而不失其当,故曰:“伯夷、叔齐不降其志,不辱其身;而柳下惠、少连降志而辱身。言中伦,行中虑,虞仲夷逸隐居放言,身中清,废中权,我则异于是,无可无不可。”夫无可无不可,此老聃、庄周之所以为辩也,而仲尼亦云。则夫老聃、庄周,其思之不可以为不深矣。盖尝闻之,圣人之道,处于可、不可之际,而遂从而实之,是以其说万变而不可穷。老聃、庄周从而虚之,是以其说汗漫而不可诘。今将以求夫仲尼、老聃之是非者,惟能知虚实之可用与否而已矣。盖天下固有物也,有物而物相遭,则固亦有事矣。是故圣人从其有而制其御有之道,以治其有实之事,则天下夫亦何事之不可为?而区区焉求其有以纳之于无,则其用力不已甚劳矣哉!夫老聃、庄周则亦常自知其穷矣,夫其穷者何也?不若从其有而有之之为易也。故曰:“常无欲以观其妙。”而又曰:“常有欲以观其徼。”既曰:“无之以为用。”而又曰:“有之以为利。”而至于佛者,则亦曰:“断灭。”而又曰:“无断无灭。”夫既曰无矣,而又恐无之反以为穷。既曰:“断灭”矣,而又恐断灭之适以为累。则夫其情可以见矣。仲尼有言曰:“君子之中庸也,君子而时中;小人之中庸也,小人而无忌惮也。”夫老聃、庄周其亦近于中庸而无忌惮者哉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