考信录 - 第 8 页/共 77 页
“导河积石，至於龙门；南至於华阴；东至於柱；又东至於孟津；东过洛，至於大亻丕；北过洚水，至於大陆；又北播为九河，同为逆河，入於海。”（同上）
【存参】“禹以为河所从来者高，水湍悍，难以行平地，数为败，乃酾二渠以引其河，北载之高地，过洚水，至於大陆，播为九河，同为迎河，入於勃海。”（《汉书沟洫志》）
△评《沟洫志》语
按：禹酾二渠之文不见於《经》；郑渔仲谓“自秦时河决，始有二流”者，说近是。然所谓“水湍悍难行平地，乃北载之高地”者，则殊得其事实。故列之於存参。
△大陆在北泊之北
颜师古云：“洚水在信都；大陆在钜鹿。”盖钜鹿有广阿泽，孙炎以为大陆，故师古云然。然广阿泽即今北泊，信都即今冀州：冀州在钜鹿北，正承泊水下流，则是河过洚水反在大陆之下，於《经》文为倒置，师古之说非也。《蔡传》於降水亦云：“今信都县枯洚渠也。”於大陆则云：“信洚之北，四无山阜，旷然平地”。是矣。然谓“隋改昭庆为大陆县，唐割鹿城置陆浑县，以邢、赵、深三州为大陆者得之”，不知昭庆（即今隆平）鹿城（即今束鹿）虽与钜鹿分隶三州，而实同临广阿一泽，故《地理今释》云：“广阿泽，跨今直隶保定府束鹿县，顺德府钜鹿县，正定府隆平县、宁晋县（二县今并分隶赵州）、深州（今直隶两司）”。则是其地仍即孙炎所指，未尝在信洚北，蔡氏之说亦非也。盖其误在洚水。河之所受数十百川，然所纪者独洛与洚，而济、沁、淇、漳、滹沱、桑乾不与焉，则洚必非小水明矣。今西山、、滏、沙、氵交诸水皆入於泊，漳之故道亦穿泊行，自泊以外更无馀水可指以为洚者。由此言之，则洚水非枯洚，乃泊水也。孟子曰：“洚水者，洪水也。”洚之得名，盖取茫无津涯之义。今泊水浩渺环数百里，正与洚之名义相符；而“高平曰陆”，亦未闻有以之名泽者。由此言之，则泊水乃洚水，非大陆也。洚水既在泊，则大陆必在泊北；以其相近也，故後人因以其名名之，犹今人之呼为宁晋泊，非谓泊之遂为宁晋也。盖河自大亻丕而北，距西山仅百里，渐北渐斜而东，距山渐远而又有南北二泊直其地，皆不可谓之“大陆”；过泊而北，然後平原迤逦亘数百里。然则大陆当在二泊以北，两淀以南，以其西山东河，南泊北淀，而中地广且平，故云大陆；不得如颜、蔡之说也。
△九河、逆河非西山诸水
钱氏（名字未审）云：“班固以滹沱为徒骇，盖禹时黄河北流，西山诸水皆东注入河，滹沱其一也。九河，即恒山以东诸水。逆河，即易水；与河合流而东，故曰‘同为逆河’。”余按：章首既云“导河”，则“至”也者河至之也，“过”也者河过之也，“为”也者亦河为之也。“播”也者，布也；布也者，分之义也。由合而分则曰“播为九河”；由分而合则曰“同为逆河”。若别有九河、逆河则当曰“过九河”、“过逆河”，不当曰“播为九河”、“同为逆河”矣。漳、汾、渭、洛诸水皆入於河，亦可曰河播为漳、汾、渭、洛，同为漳、汾、渭、洛乎！逆河云者，盖因海潮西来，河水东去，两水相迎而名，故《汉志》谓之“迎河”。今天津三岔口以下水正如是；不得以易水当之也。至於《汉志》以滹沱为徒骇，言之不详；然窃揆其意，似以滹沱所流即徒骇之故道，非以徒骇、滹沱为一水也。盖九河、徒骇最北，而滹沱在河西，必由徒骇入河明甚；其後九河上游虽沙，而滹沱之流不能改，必仍由徒骇入河以达海，故谓汉之滹沱即古徒骇之故道耳。犹曹操遏淇水以入白沟，而《水经》云：“淇水东过内黄县南，为白沟”。非谓内黄以上之淇皆古之白沟也。遂以滹沱为古徒骇，误矣！况并其南之八河而悉以为西山之水乎！且西山诸水皆不出冀州境，禹何得反记之於兖州邪！此说至为可笑，然学问之士亦有信之者，故略摘其谬如右云。
○禹下
“れ冢导漾，东流为汉；又东为沧浪之水；过三ㄛ，至於大别；南入於江；东汇泽为彭蠡；东为北江，入於海。岷山导江，东别为沱；又东至於澧；过九江，至於东陵；东迤北会於汇；东为中江，入於海。”（《书禹贡》）
【存参】“彭泽县：《禹贡》彭蠡泽在西。”（《汉书地理志》）
△彭蠡非鄱阳
此文“彭蠡”，说者以为鄱阳。朱子谓番阳在江南，非汉水所汇（文与《蔡传》略同，故不备载），乃从郑氏渔仲之说，以“东汇泽为彭蠡；东为北江，入於海”十三字为衍文。後又以衍文为未安，遂断以为《禹贡》之误。蔡氏作《传》，复申其说，略云：“番阳在江之南，去汉水入江之处已七百馀里，所蓄之水则合饶、信、徽、抚等州（今江西诸府及江南之徽州府）之流，非自汉入而为汇者。又其入江之处，石山峙立，水道狭甚，不应汉水入江之後七百馀里乃横截而南入於番阳，又横截而北流为北江。且既在大江南，於《经》宜曰南汇，不应曰‘东汇’；宜曰南会於汇，不应曰‘北会於汇’；宜曰北为北江，不应曰‘东为北江’。以今地望参校，绝为反戾。意当时龙门、九河等处，禹亲历而身督之；若江、淮则地偏水急，不待疏凿固已通行，或分遣官属往视亦可。况洞庭、彭蠡之间，乃三苗所居；彼方负其险阻，顽不即工，官属之往者亦未必遽敢深入。是以但知彭蠡之为泽而不知其非汉水所汇也。以此致误，谓之为‘汇’，谓之‘北江’，无足怪者。”余按：番阳非汉所汇明甚：前人委曲迁就，殊无别白；朱子乃亲察山川之形势以证其误，而蔡氏之辨复指画详明如是，可谓精核也已。顾吾独异朱子与蔡氏既知其误，乃不疑以番阳为彭蠡者之误，而反以《经》为误，为大不可解也！导汉文云“东汇泽为彭蠡”，故导江承之曰“北会於汇”；若无“东汇”之文，则所谓“北会於汇”者何汇也？导汉文云“东为北江”，故导江承之曰“东为中江”；若无“北江”之文，则谓之“中江”者何因也？汉、江、济、淮皆入於海，故文次於导河；渭、洛皆入於河，故又次於济、淮；若导汉之文至入江而止，则当次於渭、洛之後，不当反在导江之前也。且文之衍必与上下之文乖剌，而此十三言者，承上开下，文相属，意相贯，乌得谓之衍乎！《禹贡》所记，治河为多，其次即莫若江、汉，而淮、济皆略焉；於梁言岷、れ之艺，於荆言江、汉之朝宗，於扬言彭蠡之潴，三江之入，详矣，即沱、潜、云、梦亦江、汉之水耳；三州之文言江、汉者大半焉，则禹之致力於江、汉者不少矣，乌得谓之“不待疏凿固已通行”乎！孟子曰：“禹八年於外，三过其门而不入。”禹之治水劳且久如是，必无以江、汉大川而不亲往，但遣官属之理；若禹八年之胼手胝足止为一河而馀皆不暇往，亦浅之乎视禹矣！禹治水时，三苗窜已久矣；“顽弗即工”者未革其旧俗耳，非负固不服也。（禹无征苗之事，说见《唐虞治定篇》中）果负固不服，舜安能“分北”之？窜之则从，分之则从，独治水之天使不敢一涉其境，岂理也哉！且以禹之圣，所辟官属必贤，果未亲历其地，必不强不知以为知；度禹亦必不至受人之欺而妄载之策也。由是言之，《经》固非衍而亦不容有误，其所以不合者乃以番阳为彭蠡者误也。盖汉之汇而为彭蠡，犹济之溢而为荥也。《春秋传》云：“潘党逐魏，及荥泽，见六麋，射一麋以顾献。”郑氏云：“荥，今塞为平地，其民犹以荥泽呼之。”是荥在春秋时已通车马，至两汉时遂为田畴矣。盖此二地本卑，又近汉、济入江、河之处，是以潴此二泽；日久沙高，遂成平陆。彭蠡与荥一耳，何独异焉！梁山泊在宋时回环号八百里，今仅数百年，已坦然平地，况数千年以前之薮泽乎！由是言之，《经》之彭蠡自别一地，自在江北，为汉水之所汇，而今亡耳，非番阳也。惟其在江北也，故导汉曰“东汇”，不曰南汇，导江曰“北会於汇”，不曰南会於汇。惟其在江北也，故不待横截而南而已汇为彭蠡，不待横截而北而已流为北江。《禹贡》所云，无一语之不符，无一字之可疑矣！岂惟《禹贡》为然，《汉书地理志》豫章郡（即今江西全省）彭泽县下注云：“《禹贡》彭蠡泽在西。”番阳在彭泽南而云“在西”，则彭蠡自别一地，非番阳明矣。又云：“水入湖汉者八，入大江者一。”不以彭蠡称番阳而称为湖汉，则番阳自名湖汉，非即彭蠡又明矣。且不云有彭蠡泽，而云“彭蠡泽在西”，似彭蠡原不在县境中者；不直云彭蠡泽在西，而云“《禹贡》彭蠡泽在西”，又似彭蠡已塞，但其地尚约略可指，如人之呼荥泽者然。盖江虽东流，然常斜迤而北，故江南亦称江东，江北亦称江西：彭泽临江而县，则视上游江之北岸为西，故以为“在西”耳。然则班氏但因县之得名由於彭蠡，故注其地所在，非谓彭蠡必在彭泽境也。因彭泽之无彭蠡，遂南移之番阳，失之远矣！朱子乃云“《汉志》不知湖汉之即为《彭蠡》而两言之”，岂知彭蠡自在江北，湖汉原非彭蠡；不但《禹贡》不误，即《汉志》亦不误，乃後人以为番阳者误耳。又按《春秋传》云：“楚师还自徐，吴人败诸豫章”，“吴伐楚，舍舟於淮，自豫章与楚夹汉。”徐、淮皆在郢之东北，而汉之豫章乃在郢东南千数百里，去汉水远甚，故杜氏注云：“此豫章皆当在江北淮水南，盖後徙在江南豫章。”然则不但彭蠡在江北，即豫章亦本江北地名也。晋之渡江也，於淮汉之南侨置雍、豫、徐、兖诸州以处其民。豫章彭泽之在江南盖亦类此，如《传》所称“迁郢於若阝”然者；不得以彭泽县在江南，遂谓彭蠡亦当在江南也。以数千年之後地名水道改易之馀，沿讹踵谬而据之以断古书之是非，诚未可轻言也。此与三江之说皆无关於大义，然据《注》驳《经》，其端不可不杜，故备论之如此。说并见《唐虞体国经野篇扬州条》下。
“导氵允水，东流为济；入於河，溢为荥；东出於陶丘北；又东至於菏；又东北会於汶；又北东入於海。导淮自桐柏；东会於泗、沂；东入於海。”（《书禹贡》）
“导渭自鸟鼠同穴；东会於澧；又东会於泾；又东过漆、沮，入於河。导洛自熊耳；东北会於涧、；又东会於伊；又东北入於河。”（同上）
△导水次第有五
导水凡九章，其次第有五。弱水、黑水在九州之上游，故先之。中原之水患，河为大，故次河，自河以南，水莫大於江、汉，故次江、汉。河以南，江、汉以北，惟济、淮皆独入於海，故次济、淮。雍水多归於渭，豫水半归於洛，然皆附河以入於海，故以渭、洛终之。先汉於江，先济於淮，先弱水於黑水，先北而後南也。先渭於洛，先上而後下也、
【附论】“孟子曰：‘禹之治水，水之道也。’”“孟子曰：‘禹之行水也，行其所无事也。’”（并《孟子》）
△“行所无事”之义
按：孟子以“行所无事”称禹，後世论治水者往往以为当任水所自趋，非也。水之决，情形各不同，或疏或塞，当审其全局之高下而权衡之，不得以一时一地之决为断也。若但任其决而不治，在决之地或可无事，在下流之受害者事乃不可胜言矣。所谓行其所无事者，正以能审地势高下之宜，当任则任，当改则改，当疏则疏，当塞则塞，顺其自然而己无所与焉，是之谓行所无事耳；非任水之所自趋也。果任水所自趋，何赖有禹；孟子何以有“疏、瀹、决、排”之文乎！世於此多未及，故附论之。
此以上，并记禹导水之事。
“禹曰：‘洪水滔天，浩浩怀山襄陵，下民昏垫。予乘四载，随山刊木；暨益奏庶鲜食。予决九川距四海，畎浍距川；暨稷播奏庶艰食鲜食，懋迁有无化居。民乃粒，万邦作。’”（《书益稷》）
△先导山而後导水
按：“随山刊木”，即《禹贡》之导山事也；“决川距海”，即《禹贡》之导水事也。而随山暨益同功，决川暨稷同功，则是导山既毕然後导水，显然两事无疑也。盖洪水之患，山居者多，故先随山而导之，使高田之害先除，然後循水而导之，使平田之害尽去；而不先导山亦无以察地势之高卑而蓄泄之。潜心玩之，犹可见禹致功之次第云。
【备览】“陆行乘车；水行乘船；泥行乘橇；山行乘辇。”（《史记夏本纪》）
【附论】“禹思天下有溺者，由己溺之也。稷思天下有饥者，由己饥之也。是以如是其急也。”（《孟子》）
“‘娶於涂山，辛壬癸甲，启呱呱而泣，予弗子。惟荒度土功，弼成五服，至於五千；州十有二师；外薄四海，咸建五长，各迪有功。’”（《书益稷》）
“禹八年於外，三过其门而不入。”（《孟子》）
【附论】“天王使刘定公劳赵孟於颖，馆於雒。刘子曰：‘美哉禹功，明德远矣！微禹，吾其鱼乎？吾与子弁冕端委以治民临诸侯，禹之力也。’”（《左传》昭公元年）
△禹以前无水道
禹治水事，世人多不详考；因见“尧有九年之水”之语，遂谓尧时偶然有水而禹治之，非也。上古之时本无水道，此乃开辟以来积渐之水，日积日多，遂至“怀山”而“襄陵”耳。至禹，然後相视地形高卑，疏为水道，使皆流入於海，由是地皆涸出，人有宁居。孟子尝言之矣，曰：“当尧之时，天下犹未平，洪水横流，滥於天下。”曰：“禹掘地而注诸海。”然则今之水道皆自禹始有之，禹以前固无所谓水道也。故定公曰：“微禹，吾其鱼乎？”春秋之时去古未远，故当时人人皆知之；今则知之者鲜矣。学者详加考核，庶知禹之为功大也！
【补】“舜荐禹於天。十有七年，舜崩。三年之丧毕，禹避舜之子於阳城。天下之民从之，若尧崩之後不从尧之子而从舜也。”（《孟子》）
【备览】“禹立，而举皋陶荐之，且授政焉；而皋陶卒。封皋陶之後於英、六，或在许；而後举益，任之政。”（《史记夏本纪》）
△辨始乱之说
《吕览》云：“尧治天下，伯成子高立为诸侯。尧授舜，舜授禹，伯成子高辞诸侯而耕。禹往见之，问曰：‘何也？’伯成子高曰：‘当尧之时，未赏而民劝，未罚而民畏。今赏罚甚数而民争利，德自此衰，利自此作，後世之乱自此始。’”余按：禹之德或尚逊於尧、舜，若其道则未有异也。禹所行者即尧、舜之政，初未尝有所变革，而何为遂至於生乱乎？洪水之灾，非禹莫能治之；禹之功大矣，而反谓禹始乱，岂不谬哉！盖杨氏之徒为黄、老之说者皆好援古而非今，故造为此言，借唐、虞以毁三代；吕氏之客无知而妄采之耳，此事虽至无理，然亦有信之者，故不可以不辨。
△辨泣问罪人之说
《说苑》云：“禹出见罪人，下车泣而问之。左右曰：‘君王何为痛之至於此也？’禹曰：‘尧、舜之人皆以尧、舜之心为心；今寡人为君，百姓各自以其心为心，是以痛之也。’”余按：此亦後人推度圣人爱民之心以为言者，其意则善而不必实有是事也。至禹自谓不如尧、舜，禹之存心固应如是，若论者遂以是为优劣则固矣！且其言亦浅俗。故今不录。
【补】“禹恶旨酒而好善言。”（《孟子》）
“仪狄作酒，禹饮而甘之，遂疏仪狄而绝旨酒。”（《战国策》）
按：此虽见於《国策》，然与《孟子》之言合，当非误引。故从传记之例。
“禹闻善言则拜。”（《孟子》）
△辨县钟鼓磬铎之说
《淮南子》云：“禹县钟、鼓、磬、铎，置召，以待四方之士。为幡曰：‘教导寡人以道者击鼓；喻以义者击钟；告以事者振铎；语以忧者击磬；有狱讼者摇召。’”余按：此皆形容圣人好善之诚，非真有此事也。後世君门万里，下情不能上达，於是设鼓以防壅蔽；当禹之时，君与民如一身，谁能阻之，而尚赖於钟鼓之县乎！齐威王之求言也，令初下而群臣进谏，门庭若市，何况於禹！且其文殊浅弱，非虞、夏时语，而道义与事亦不得分为三，其为後人形容之语甚明。故今不录。
“禹合诸侯於涂山，执玉帛者万国。”（《左传》哀公七年）
△辨戮防风氏之说
《鲁语》云：“吴伐越，堕会稽，获骨焉，节专车。吴子使来好聘，且问之仲尼曰：‘敢问骨何为大？’仲尼曰：‘昔禹致群神於会稽之山，防风氏後至，禹杀而戮之，其骨节专车：此为大矣’（云云）”余按：四凶之罪大矣，然尧、舜所以处之者不过流放；今防风氏但後至耳，遽杀而戳之，禹亦残忍矣哉！防风氏者，人邪？神邪？人也，则与“致群神”之言不相蒙；神也，又安得有骨乎！且定公十二年，孔子已去鲁卫矣，而吴栖越於会稽乃在哀之元年，孔子在陈之时；然则不但禹必无戮防风之事，即孔子亦初不得有答吴使之言也，此乃好谈神怪而不考其实者之所为，故不载。
【备览】“十年，禹东巡狩，至於会稽而崩。”（《史记夏本纪》）
△禹崩年与崩地
按：孟子称禹荐益七年而崩，而此篇谓禹立而荐皋陶，皋陶卒，乃荐益，凡立十年而崩，则与孟子之文约略相符，其年或有所据。惟崩於会稽，未见其必然；恐系战国之时传流之误，如舜之崩於苍梧者然。但会稽，扬州地，尚非苍梧之比。姑存之。
【附论】“吴公子札来聘，见舞《大夏》者，曰：‘美哉！勤而不德，非禹其谁能修之！’”（《左传》襄公二十九年）
【附论】“子曰：‘禹，吾无间然矣！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；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；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。禹，吾无间然矣！’”（《论语泰伯篇》）
○附：皋陶
“曰若稽古，皋陶曰：‘允迪厥德，谟明弼谐。’禹曰：‘俞，如何？’皋陶曰，‘都，慎厥身修思永，叙九族，庶明励翼，迩可远在兹。’禹拜昌言曰：‘俞！’”（《书皋陶谟》）
“皋陶曰：‘都，在知人，在安民。’禹曰：‘吁，咸若时，惟帝其难之！知人则哲，能官人；安民则惠，黎民怀之。能哲而惠，何忧乎兜！何迁乎有苗，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！’皋陶曰：‘都，亦行有九德，亦言其人有德。乃言曰，载采采。’”（同上）
“禹曰：‘何？’皋陶曰：‘宽而栗，柔而立，愿而恭，乱而敬，扰而毅，直而温，简而廉，刚而塞，强而义。彰厥有常，吉哉！日宣三德，夙夜浚明有家。日严祗敬六德，亮采有邦。翕受敷施，九德咸事，俊在官，百僚师师，百工惟时，抚於五辰，庶绩其凝。无教逸欲有邦；兢兢业业，一日二日万几；无旷庶官，天工人其代之。天叙有典，敕我五典五哉！天秩有礼，自我五礼有庸哉！同寅协恭和衷哉！天命有德，五服五章哉！天讨有罪，五刑五用哉！政事，懋哉！懋哉！天聪明，自我民聪明；天明畏，自我民明威。达於上下，敬哉有土！’”（同上）
“皋陶曰：‘朕言惠，可底行。”禹曰：‘俞，乃言可绩。”皋陶曰：‘予未有知，思日赞赞襄哉！’”（同上）
【附录】“臧文仲闻六与蓼灭，曰：‘皋陶、庭坚，不祀忽诸！”（《左传》文公五年）
△庭坚非皋陶字
《春秋》文公十八年传，高阳氏才子八人，有曰“庭坚”者，杜氏注云：“庭坚，即皋陶字。”余按：文五年《传》，楚成大心灭六，公子燮灭蓼，臧文仲曰：“皋陶、庭坚，不祀忽诸！”乃似六、蓼两国之祖一为皋陶，一为庭坚者。不知杜氏别有所据邪？若即因此文而合之，则未有以见其必然也。《史记夏本纪》云：“皋陶之後封於英、六”，亦不言蓼，则似六乃皋陶之後而蓼乃庭坚之後者。《正义》因杜氏之说，遂谓英即蓼，亦恐未然也。且尧、舜、禹，天子也，而《尚书》皆称其名，是唐、虞之时未有字也；九官惟伯夷似字，然舜亦称之为“伯”，是唐、虞之时名字未分，伯夷即其名也，皋陶何以独有字乎？《典》、《谟》之称皋陶多矣，帝称之，同朝之臣称之，史臣称之，皆以皋陶，乃至後世之诗人称之，儒者称之，亦同词焉，从未有一人称为庭坚者，何所见而知庭坚之为皋陶乎？故今阙之。
●卷二
○启
【补】“禹荐益於天。七年，禹崩。三年之丧毕，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阴。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，曰：‘吾君之子也！’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，曰：‘吾君之子也！’”（《孟子》）
【附论】“孔子曰：‘唐、虞禅，夏后、殷、周继，其义一也。’”（同上）
【附论】“万章问曰：‘人有言，至於禹而德衰不传於贤而传於子，有诸？’孟子曰：‘否，不然也！天与贤则与贤；天与子则与子。丹朱之不肖，舜之子亦不肖；舜之相尧，禹之相舜也，历年多，施泽於民久。启贤，能敬承继禹之道；益之相禹也，历年少，施泽於民未久。舜、禹、益相去久远，其子之贤不肖，皆天也，非人之所能为也。莫之为而为者，天也；莫之致而至者，命也。’”（同上）
△禹无家天下之心
世之论者皆云：“二帝官天下，三王家天下。”唐韩子《对禹问》云：“尧、舜之传贤也，欲天下之得其所也；禹之传子也，忧後世争之之乱也。”又云：“舜如尧，尧传之；禹如舜，舜传之。得其人而传之者，尧、舜也；无其人，虑其患而不传者，禹也。”又云：“传之人则争，未前定也；传之子则不争，前定也。前定虽不当贤，犹可以守法；不前定而不遇贤，则争且乱、”余按：韩子之说，以後世之时势论之则当矣，遂以此为古圣人之心事则非也。《经》、《传》之文多以尧、舜并称，而禹常舆皋陶、稷、契同举；《书》合尧、舜事为一《典》，而禹舆皋陶皆有《谟》：禹之德未必遂与尧、舜齐也。益与禹同在九官之列，佐禹“烈山泽”，“奏鲜食”以成大功：益之德亦未必远下於禹也。然则益之视禹恐亦当如禹之视舜。（刚案：“亦当”疑“不当”之误）今因尧、舜、禹之相继为天子而益不得与，遂谓禹为其人而益非其人，其毋乃以成败立论也哉！舜之命禹也，禹让之於稷、契、皋陶：益亦稷、契伦也，度禹之心亦必不以己为其人而益非其人也。且禹果虑其争则尤不可传子。何者？唐、虞之天下非一姓之天下也，而禹独欲传之子，天下必有议其私者矣。不见吴光之弑僚乎？故传子之不争，论谒则可，若至夷末，兄终弟及已三世矣，传弟则不争而传子则必争，此理甚易见也，禹安得以传子为忧後世也哉！若虑益再传而致争，则启之再传亦何尝不争也！羿、浇之祸，民生涂炭，王嗣流离，使益再传而得贤者，或未必遂至是；即不然，亦不过如是止耳，安见传贤之不若传子乎！曰：然则禹何以传之启？抑禹传之益而启夺之耶！曰：孟子言之是已。“天与贤则与贤，天与子则与子”，禹固未尝传之启，亦未尝传之益也。盖自唐、虞以前，天下诸侯皆自择有德之人而归之，天子不能以天下传之一人也：不惟无传子者，亦并无传贤者。独尧以天下多难，故让位於舜而使治之；非尧虑身後之争天下而传之舜以绝觊觎也。（说已详前《唐虞考信录》中）尧之初意原非传舜，故舜亦未尝以传禹；禹之不传人何怪焉。故舜以禹为相，舜之事毕矣；禹以益为相，禹之事亦毕矣，禹崩之後，天下之归於益与归於启，禹不得过而问之也。天下不归於益，亦不归於启，而别归於有德之诸侯，禹亦不得过而问之也。何者？上古之天子原无以天下传之人之事也。自羲、农、黄帝以来，皆若是而已矣。（神农、黄帝皆无传子之事，说详《上古考信录》中）若谓禹必传之一人然後为忧後世，则包羲、黄帝、颛顼岂皆不忧後世者乎！後人但见商、周以来天子世世相继，遂以之例虞、夏，而以为天子之後必当更以天下授之一人，不传於贤则传於子。以启之继禹而王也，故遂以为禹传之启，於是乎有“德衰”之讥；不则以为禹传之益而启夺之，於是乎有“杀益”之谤；不则又以为禹阳传之益而阴传之启，於是乎有“以启人为吏”之诬。即能尊信圣人如韩子者，亦但以为忧後世之争故传之启而已。其说虽不同，而其失圣人之真则一也。且启继禹而王，亦仅一世止耳。太康失国，相居帝丘，夏已降同於诸侯矣；有过之难，厥祀遂殄。会羿、浞淫暴，民不归心，而少康能布其德以收夏众，是以天下复归於夏。藉令少康仅属中材，或虽有茂德而先有圣人者出，灭羿、以安天下，则少康不得复中兴矣。是故，少康之兴，禹之所不料也。禹何尝有家天下之心哉！又幸而杼“能帅禹”，天下归於夏者先後四世，其间干天位者皆以恶终为天下笑，於是天下之人耳濡目染，安於夏政，若天下乃夏之故物者，虽庸主抚之而诸侯皆惩於羿、而不敢生心，然後夏遂家天下耳。由是言之，夏之家天下，天也，非禹也。故孟子曰：“莫之为而为者，天也；莫之致而至者，命也。”非但禹无家天下之心，纵使有之，而唐、虞禅让之天下，禹亦安能独取而畀之於子孙，至四百馀年也哉！及至有商继世而王，已有成迹，而又有伊尹之辅政，太甲之自艾，故复循夏故辙。其後甫衰而即有贤圣之君出而振之，由是遂家天下六百馀年。至周，遂为一定之例而不可变。然则三代之家天下，其端萌於启，其事遂於少康、杼，而其局定於商之贤圣六七君，与禹初无涉也。故凡论唐、虞、三代之事者，惟孟子得其梗概。盖孟子之智足以知圣人，而又幸生秦火以前，古书未尽散失，得以考而知之，固非後人所当轻议也。韩子乃不之信而信流俗之言，以为禹传之启；又以圣人不私其子，复为前定不争之说以曲全之，过矣！嗟乎，孟子，亚圣也，韩子，大儒也，孟子之言犹不能取信於韩子，况以余之愚陋，乃独排世儒之论而推阐孟子之说，其亦可谓不量力矣！说并详前《尧舜》及後《少康篇》中。
“大战於甘，乃召六卿。王曰：‘嗟，六事之人，予誓告汝！有扈氏威侮五行，怠弃三正，天用剿绝其命；今予惟恭行天之罚。左不攻於左，汝不恭命。右不攻於右，汝不恭命。御非其马之正，汝不恭命。用命，赏於祖。不用命，戮於社；予则孥戮汝。’”（《书甘誓》）
【备览】“有扈氏不服，启伐之，大战於甘，将战，作《甘誓》。遂灭有扈氏；天下咸朝。”（《史记夏本纪》）
【补】“夏启有钧台之享。”（《左传》昭公四年）
【附录】“戒之用休；董之用威；劝之以九歌，勿使坏。”（《逸夏书》，见《左传》文公七年）
△辨《伪尚书》引缺语
《伪古文尚书大禹谟》以“戒之用休”四语为禹之言於舜世者。其文云：“禹曰：‘於，帝念哉！德惟善政；政在养民。水、火、金、木、土、谷，惟修；正德、利用、厚生，惟和。九功惟叙；九叙惟歌。戒之用休；董之用威；劝之以九歌，俾勿坏。’”余按：《左传》却缺所引《书》文止此四语，而自以己意释之，曰：“九功之德，皆可歌也，谓之九歌。六府三事，谓之九功。水、火、金、木、土、谷，谓之六府。正德、利用、厚生，谓之三事。”然则《尚书》原文必无“水、火，”、“正德”等语明矣。余弟迈《笔谈》云：“今《大禹谟》明系掇拾却缺之语，後世尽为所欺。不知《书》果说明，却缺又何必费解；却缺何不全引《书》文，而乃隐其词而详解之乎？”又按：《左传》引此文，以为《夏书》。《离骚》云：“启《九辨》与《九歌》兮。太康娱以自纵。”则是《九辨》、《九歌》皆作於启之世，不但非禹之言，亦必不在舜之时矣。今《楚辞》中亦有《九辨》、《九歌》，然则《九辩》、《九歌》乃古乐章之名而楚人拟为之，如晋、唐人之拟汉乐府也。故今附录於此。
【附录】“古之人迪惟有夏，乃有室大竞，吁俊尊上帝。迪知忱恂於九德之行，乃敢告教厥後曰：‘拜手稽首後矣。’曰：‘宅乃事，宅乃牧，宅乃淮，兹惟後矣。谋面用丕训德，则乃宅人，兹乃三宅无义民。’”（《书立政》）
【附录】“昔夏之方有德也，远方图物贡金，九物铸鼎象物，百物而为之备，使民神奸。故民人川泽山林，不逢不若；螭魅罔两，莫能逢之。用能协於上下，以承天休。”（《左传》宣公三年）
△九鼎未必禹铸
按：《立政篇》“有室大竞”，不言何王之时，则非专指禹可知也。九鼎之铸，世皆以为禹事；然《传》既不称禹，而禹在位不久，恐亦未暇及此，或启或少康未可知也。故今附录於启之後，亦阙疑之义尔。又按：《传》文“远方”以下十有二字，《注》以四字为句，以“贡金九牧”为九州之牧贡金，於文理殊未协。且九州不必皆产金，安得九牧皆贡金乎！余谓当以六字为句：远方之国图物贡金，而九州之牧铸鼎象物，庶於文理为顺。
【备览】“夏后启崩，子太康立。”（《史记夏本纪》）
○夏中衰之世（夏裔太康仲康相）
【补】“启《九辨》与《九歌》兮，太康娱以自纵。”（《楚词》）
【备览】“太康失国，昆弟五人须於洛，作《五子之歌》。”（《史记夏本纪》）
△辨《伪书五子之歌》
按：世所传《伪尚书五子之歌》，其语多采之《春秋传》。若《春秋传》所无者，则皆词意浅陋，不类三代时语。至“郁陶予心”两句，采之《孟子》，尤失万章之意。其为後世浅人之所伪，显然可见。故今不采。
【备览】“太康崩，弟中康立。”（同上）
【存疑】“义、和湎淫，废时乱日；胤往征之，作《胤征》。”（同上。《书序》文同）
△引崔语辨《伪书胤征》
《伪古文尚书胤征篇》首云：“惟仲康肇位四海，胤侯命掌六师。羲、和废厥职，酒荒於厥邑；胤侯承王命徂征。”後儒多疑荒酒罪小，不足加以六师，於是曲为之解：或谓羲、和忠於夏，羿假仲康之命征之；或谓羲、和党於羿，仲康藉荒酒之罪除之。金氏《通鉴前编》因之为说曰：“仲康继立於外，命胤侯掌六师，其规模举措固已有大过人者。羲、和不共王职而归於有穷者，是以有徂征之师。君子是以知仲康之能自振，而胤侯之为王室倚重矣。”余按：此篇系《伪古文尚书》，本不足信；就令可信，而其文言但言废职荒酒，则忠於夏与党於羿均无可征。止据我之猜度，定古人之功罪，可乎！且羲、和党於羿，仲康安能征之！仲康在内，则权不在己，征之，羿必沮之；在外，则国势微弱，征之，羿必救之。仲康无如羿何，又安能如党羿者何！盖此篇本因《书序》之言而附会之者，後人递加附会，遂至以无为有，凭空造一羲、和罪案，诬矣！余弟迈《讷庵笔谈》尝辨此篇之谬，今录於左。
【《讷庵笔谈》一则】“《书序》云：‘羲、和湎淫，废时乱日；胤往征之，作《胤征》。’《古文》本此而作，其事深为可疑。盖《古文》不足信，而《书序》亦未敢以为然也。《尧典》有羲仲、和仲、羲叔、和叔之文，羲、和非一人也。今云‘羲和湎淫’，又云‘羲和废厥职’，一人乎？非一人乎？可疑一也。《尧典》‘乃命羲、和，钦若昊天’，盖羲伯、和伯也。羲伯、和伯在国都，而仲、叔宅於四方，此湎淫之羲、和必在国都者，在国都何用以六师征之乎？《胤征》巧为之辞曰：‘酒荒於厥邑’。即在其采邑而未尝据地拒命，则亦无事於张皇六师也。可疑二也。湎淫之罪，昏迷之愆，废之可矣，刑之可矣，何用兴师动众乎？可疑三也。不曰‘胤侯往征之’，而曰‘胤往征之’，胤似人名，非国名也。不曰‘王命胤往征之’，而曰‘胤往征之’，胤征未必出於王命也。可疑四也。《书序》无仲康字，不著其时，《史记》谓当帝中康时。《唐志》以为日食在仲康之五年。《经世书》以为征羲、和在仲康之元年。然夏代未必止仲康时日食，而篇中仲康不足以为据也。可疑五也。苏氏以为羲、和贰於羿，忠於夏，羿假仲康命，命胤侯征之者，固未必然，蔡氏谓以《经》考之，羲、和盖党羿恶，仲康畏羿之强，不敢正其罪而诛之，止责其废厥职，荒厥邑；今《经》中亦全不见此意，则亦工於猜疑者耳。说仲康者，有河北河南之异。此时仲康不知实在何地：在安邑，则号令未必能自己出；在太康，则羲、和党羿，自在安邑，恐非仲康之力所能及也。可疑六也。陈氏大猷曲说羲、和所以当征之故，至云：‘葛伯不祀，不过其身自得罪於祖宗，而汤以为始征。学者不疑汤之征葛，而疑胤侯之征羲、和者，过也。’此说亦殊愦愦。即果如所言，义、和之罪过於葛伯，而汤於葛为敌国，仲康於羲、和为天子，其理势同乎否乎？且谓‘葛伯不祀，汤始征之’者，《书序》之陋也。观孟子所言，汤非以不祀征葛也，为其杀童子而征之也。陈氏未读《孟子》，不足与辨也！”
按：《书序》之文往往失《经》本意，固不敢谓然，而《伪胤征》之文亦未必尽《书序》之意；《笔谈》所论备矣。且古者六师皆六卿分掌之，《甘誓》所记甚明；至春秋时犹然。自《周官》（今谓之《周礼》）始谓司马掌六师，而《伪书周官篇》因之；春秋以前无是言也。果夏时书，安得有是语哉！故今《伪书》及《前编》之语概不载，而列《史记》所采《书序》之文於存疑。
【备览】“中康崩，子相立。”（同上）
【补】“昔有过浇杀斟灌，以伐斟，灭夏后相。”（《左传》哀公元年）
【备考】“卫迁於帝丘，卜曰三百年。卫成公梦康叔曰：‘相夺予享！’公命祀相。宁武子不可，曰：‘鬼神非其族类，不歆其祀。杞、曾阝何事！相之不享於此久矣，非卫之罪也。’”（《左传》僖公三十一年）
△辨羿立仲康与分河而治之说
太康失国之事，《史记》不载其详。《伪孔传》云：“羿废太康，而立其弟仲康为天子。”《正义》云：“以羿距太康於河，於时必废之也。《传》云：‘羿因夏民以代夏政。’则羿於其後篡天子之位。仲康不能杀羿，必是羿握其权。知仲康之立是羿立之矣。”由是叙古史者皆谓羿相仲康而握其柄，如莽之於婴，操、懿之於献帝、齐王然者。金仁山《通鉴前编》驳之云：“自唐、虞以来，都於冀州，而冀自有牧，非天子自治，则甸服之地跨河南北也。薛氏谓今拱州太康县即太康故城，而《传》亦称相居帝丘，然则太康为羿所拒，不能济河，而更都南夏，以传仲康；迄於後相，皆在兖、豫之境，古大河之东南。羿据冀方，因夏民以代夏政，称帝夷羿，寒浞代之，皆在冀州之境，大河之北。至浞灭相，而夏统始中断。”又云：“《传》称羿代夏政，号‘帝夷羿’，岂立仲康而为之臣者！仲康虽立国於外，然‘肇位四海’，诸侯之尊夏固自若也。”余按：古之所谓篡者，夺也；德不足服天下而以力强夺之之谓篡，非有若後世之阳奉其名而阴操其柄，待其势固而後移其社稷，若曹操、司马懿狐媚窃国者之所为也。况当唐、虞之後，夏有天下仅及二世，原不以继为常；羿既力能夺夏之国，正不必奉仲康以号令於民也。且仲康既在故国，相何以又在帝丘；羿既篡仲康於故国，浇何以又灭相於帝丘哉！此盖作《伪传》者习於魏、晋之事，而以今例古，以为亦然耳，《前编》之辨是也。然谓分河南北而治，诸侯尊夏自若，则仍惑於伪书之说而不免乖谬於事理。何者？王畿虽或跨河而南，然《禹贡》冀州不言贡，而豫州之文无异於他州，故《逸书》云：“维彼陶唐，有此冀方”，是王畿之在河南者固无多也。仲康、後相流离播迁之馀，微弱不振，安能朝诸侯，有天下哉！平王之东也，天下安於周者已十馀世，然朝觐者不过晋、郑近畿诸侯，亦仅羁縻之耳。齐、晋迭霸，天下始知尊王，犹但以空名相维系，号令不能行也。况夏有天下未久，太康失道即与朱均无异，而安能使诸侯戴之如故乎！且使诸侯果仍服属於夏而羿但有冀州之地，则以天下之力不难恢复一州，何以听其坐大而卒为其所灭？以羿之强，方且并夏而逐其君，乃於诸侯之百里五十里者听其朝觐於夏而不问，此亦事之必不然者也。盖夏之失国以德衰，羿之并夏以力强。以力争者必蚕食以岁月，其取冀方也盖非一日之故，渐渍吞噬，而夏乃避於河外，迁於帝丘，日浸微弱，卒至於相而灭於浞。然当时亦必有二三强大诸侯，若商、相土者，能坐镇一方而不事羿，以故羿之力不能及远，而夏得苟安於帝丘耳。乌有所谓分河而治，尊夏自若者哉！太康之时，去天子不相继之时仅二百年，去异姓相继为天子之时仅数十年，是以天下诸侯畏羿者自事羿，亲夏者自附夏，而稍远者则各自保其土；不得以汉、晋之事例夏初也。故《伪传》、《前编》之说概不采。说并见前条下。
○干位夷羿寒浞
【补】“昔有夏之方衰也，後羿自Θ迁於穷石，因夏民以代夏政。恃其射也，不修民事而淫於原兽。弃武罗、伯因、熊髡、ζ圉而用寒浞。寒浞，伯明氏之谗子弟也。伯明後寒弃之，夷羿收之；信而使之以为己相。”（《左传》襄公四年）
“羿善射。”（《论语宪问篇》）
【存参】“羿焉跸日？乌焉解羽？（《楚词》）
【补】“浞行媚於内而施赂於外，愚弄其民而虞羿於田，树之诈慝以取其国家。外内咸服，羿犹不悛。将归自田，家众杀而亨之，以食其子。其子不忍食诸，死於穷门。靡奔有鬲氏。”（《左传》襄公四年）
“逢蒙学射於羿，尽羿之道；思天下惟羿为愈己，於是杀羿。”（《孟子》）
【附论】“孟子曰：‘是亦羿有罪焉。’公明仪曰：‘宜若无罪焉。’曰，‘薄乎云尔，恶得无罪！’”（同上）